在居住处安窃听器是监视技术中的劳斯——莱斯。
　　从非正式的观察到系统侦查，再到发展线人，最后到监听电话线路，这几个步骤中在房间里安装窃听器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监视层次。这就像执法机关永远无法进入罪犯的头脑去看一看整个事件的过程及人物，就有组绢的犯罪来讲，高级窃听可能是制止疾病的最厉害的的药，至少也是改变生病过程的药物。
　　但是厉害的药物需要谨慎使用。美国司法部六对潜人公民家中的隐秘的麦克风，窃听关于财产的私人谈话这类行为采取十分保守的态度。关于在某人家中安窃听器的道德及宪法问题可以写上几整本书，但最终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它们之间的清楚的分界线在哪里，一方而人极及保证隐私权，另一方面是政府保护公民不受犯罪侵扰的责任，答案因人及时间而异——像其他事情一样，司法思想也有时尚c要想在住宅内安装窃听器而得到法庭的认可，有几件事是确定的。首先，除有理由的怀疑之外必经有“可能性原因”。就是说，在行为事实之前，罪犯确有可能在目标住宅内计划犯罪行为。
　　这种可能性原因可以透过线人或直接监视得出，也可通过参考其他窃听得出。必须有无懈可周的事实。仅仅说某个人儿犯罪背景或者说保罗·卡斯特兰诺是甘比诺犯罪家族的头儿并不充分，每个人都知道这点。
　　其次，审查第三条款所要求的宣誓书必须用正式而毫无错误法律用语表达。这是生活中的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对联邦调查局侦探来说不得不面对它，然后文件要经过一系列毫不留情的审查，首先是联邦调查局决部，然后是司法部，有时甚至是司法部长本人。可以预见复审辩护律师也同样会毫不留情，因为他们在无休止地进行寻找漏洞的工作，必然要竭力否决宣誓书，从而否决窃听，不承认证据。
　　最后，由于已存窃听器甚至还没安放之前就已遭阻止的先例，这或许是由于执法机关无心地泄露去或者是在各特政机构中有组织犯罪地下组织安插了“鼹鼠”，申请监视的准备工作必须秘密进行。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当对斯塔滕岛上的白宫进行窃听——一个月球探侧器，是的，一个可能的月球探测器——看起来有真正可能性时，卡斯特兰诺调查的整个进程都改变了。破坏活动不再是随意而荒诞的，那只不过是弄出巨大的声响看看谁先退却。
　　布鲁克林——昆斯居住区再了听不到工作之余关于安迪·库林斯如体被托米·阿格罗逐出来或乔·奥布赖恩如保拉住乔治·雷米尼在镜头前微笑之类的闲谈了。现在信息是基于需要，谨慎是本质。
　　诚然，与甘比诺家族成员的接触仍在继续，但目的却与原来恰恰相反。起初，是想使暴徒认为他们的行动要比实际多；而现在的目的却是使暴徒相信他们的行动比实际少。让甘比诺家族以为联邦调查局还在摸索，很盲目，将有助于转移其注意力，而联邦调查局的焦点前所未有地集中在一个目标——用卡斯特兰在自己房子里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话抓住他。
　　目标进一步明确以后，执行小组进行了调整。
　　那些不直接参予卡斯特兰诺专案的成员，甚至那些在甘比诺专家小队富有经验的人员都对窃听斯塔滕岛计划毫无所知。让他们知道对谁也没有好处。
　　排除人员后，第三监视的几名情报收集员建立了亲密合作关系，乔·奥布赖恩复制的“遇难者行动”计划，让他自己都感到惊讶的是，他对这一工作从不感到厌倦，整日的正常任务使他每晚都和政府助理律师詹姆斯·哈蒙呆在一起，哈蒙是纽约东区打击有组织犯罪力量的成员，帮助乔度过准备宣誓书的难关。安迪·库林斯通过乔·加洛及“本垒打”调查，找到甘比诺组织上上下下的线索，发现一系列指向“教父”或“教皇”的线索，这有助于找出可能性原因。头儿布鲁斯·莫不再发了习惯性的沉闷的笑声，而以几乎不出声的低语欢迎每一条新信息。
　　弗兰克·斯佩罗（就是在这位侦探的公司乔·奥布赖恩第一次见到教父）监视卡斯特兰诺的家，记录来访者，跟踪汽车，为那些声名显赫的可疑的进出房子的暴徒建立一个流动表。同他的伙伴马蒂·特里科里克一起，斯佩罗得出一个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能否认的结论：保罗·卡斯特兰诺的托特山宅实际上是全美黑手党的司令部及神经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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