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超出他们父辈的成就，另一种人永远留在家长的阴影下，第一种人把家族的名声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与生俱来的权力，他通过自己豪放性格的支配或是提高或是玷污这名声，第二种人把这名声当作一斗砖样的重负承担着，应该说，这名声并未与他融为一体。他抬起它，或勇敢地背上，或是在它的得压下渐渐消沉，但这名声从来不真正属于他。
　　托米·甘比诺，卡洛的儿子，说句公道话，就属于第二种人。从表面上看，他和父亲惊人地相像——同样瘦瘦的身材，长长的脸，杜兰特式的鼻子，黯淡无光的黑眼睛，这对眼睛似乎每传一代就要相互靠近1毫米，但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甘比诺“教父”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个大人物，他的残忍无情充满传奇色彩，他的诡谲狡诈富于神话气息，甚至他的错误都是不朽的。他是个难以匹敌的人，而托米从未真正尝试着效仿他。他生优优柔寡断，仅仅是一个懦弱、没有决断力的家族头目。对于他的叔叔保罗·卡斯特兰诺介入甘比诺家簇的君主地位，他看来不仅满意，而且是大大地松一口气。
　　托米·甘比诺并不想使自己的生活远离家族纽带。他对备亲关系的感觉比大多数人都要强，因为他的父母是嫡亲的表兄妹。另外，在一种颇具中世纪帝王制造和平姿态的怀旧意义安排下，他娶的是托马斯·卢切斯的女儿，卢切斯后来成了这个奉行竞争机制的犯罪家族的首领，并且一直统领着这个家族。
　　但是如果说家族纽带阻碍了托米·甘比诺真正成为他自己，那么伴随着血亲关系纽带而来的特权则给了他相当可以的补偿。甘比诺“教父”已远不止是个百万富翁，他租用的房屋包括两栋正面用赤袍色砂石建造的楼房，坐落在第5大街街旁一个非常时髦的街区里，阿尔·帕西诺就住在街对面，作为“通用卡车公司”的服装运输业主，甘比诺享有所有在传统的黑手党暴徒王国内的待遇，同时，从他所在的位置上，他可以把握整个服装交易中的家族利益。
　　然而，在1983年春天，那睦利益有点混乱了。5月6日黄昏，甘比诺拜访保罗·卡斯特兰诺，和他讨论这些问题。
　　“所以我对他说，保罗，我说，嘿，等一会儿，吉米，就等一会儿，你的人退休了能连续三年每年得5万美元。乔·盖洛，他走出去的时候身上只有13美分，我说，这哪还有什么公平可言。”
　　“是啊，”卡斯特兰诺说，“公平在哪儿，我看不出来。”
　　“那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托米·比洛蒂说，他的声音突然吱吱尖叫起来。像一支吹跑了调的竖笛，“真该死。”
　　“然后就是汽车的事”，甘比诺继续说：“我说奥吉应该有辆车，他们说不行。我说吉米就有辆车，那是他妈的怎么回事？他们说奥吉的工作根本就用不着汽车。我说：“这‘根本不’是他妈的什么意思？难道我们改了规矩？到底什么是重要的？”这时候他们就开始哭穷说收入的钱不够。”
　　“有多少收入？”教父问。
　　“保守数字，”托米·甘比诺说，“估计是60O家店铺每月5O元。”
　　“3万。”经洛蒂插嘴说，冒失得像个在班级里总要第一个举手的聪明儿。
　　坐在里士满路的小阁楼里，乔·奥赖恩在一张黄色小纸片上写算式。你不得不承认黑手掌徒在这一点上确实高明——他们的语法糟糕透顶，他们说不出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在哪儿，不知道水的化学符号是什么，也不知道黑斯廷斯战役（1O66年1O 月英格兰国王哈罗德二世与诺曼底公爵之间的战争——译者注）是在哪一年打的，但是他们能迅速而精确地算了钱数。
　　“那么钱都到哪儿去了？”卡斯特兰诺说。
　　“嗯，有吉米，还有他的车。有奥吉，尼尔也得了一份，还有克莱门泽的抚血金。”
　　“好吧，”卡斯特兰诺说，“如果我们要付点钱的话，我们也只付给自己。”
　　“不，保罗，”甘比诺说，“因为区别在于现在有一部分钱用来和中国帮打仗了。”
　　听到这儿，乔·赖恩和安迪·库林斯互相做了个鬼脸，然后又集中了注意力。这是一个新角度，至少在它关涉到“制衣行业协会”方面——虽然实际上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各方面来看，民族冲突越来越经常被人提起。在中国帮和意大利暴徒间似乎存在有一种特殊的、几乎是情场上的那种憎恨。这种相互憎恨之所以生根，是因为“小意大利”和唐人街在卡纳尔街上接壤。中国帮传统上停留在南边，意大利帮在北边，不需要有刺的铁丝网表示这里是两个国家处于骚动的休战状态中的前线阵地。说起来早在1975年之前中国帮挺而走险越过了这条边界线，而意大利人，出于骄傲的缘故，不愿意被这些该死的黄种人抓祝因为这事关黑换党和唐人帮的面子，这就不属于竞争了。黑手党是第一流水准的，是政府第二。而中国帮会中的成员则被大多数人想像成几个瘦弱的恶棍，吸手卷的香烟，内衣脑兮兮的，在茶馆后面玩麻将赌博，从穿着俗丽纱宠的外国胖老太婆那儿买一点鸦片。
　　但是近来，中国帮已经像所中国社团一样，在人数和经济势力上都在扩展。而意大利的财产和人数都趋于萧条。在穆尔贝里大街上的合法中国买卖，在服装区的中国诈骗势力——对于西西里人的自负都是沉重的一击，而且这二者都令人痛苦地清晰预示着未来的趋势。从台湾和香港来的钱让人气馁，纽市小规模商业势力结构中民族的转换很有戏剧性而且仍在继续进行。
　　“你对中国人要态度强硬一点。”托米·比洛蒂自作聪明地建议说：“他们骨子里是软的，是装出来的勇敢，你应该把那些皮包骨头的蠢驴推到一把椅子上，把手指头一直伸到他们的脸上，把他们那该死的筷子从我们的盘子边拿开，你这小黄崽子，明白了吗？”
　　“没那么简单，甘比诺说，“这不只是那边几条街的事，这关涉到生意，我们和谁做买卖？用我们自己人，很好，那样我们就要有一捆犹太人了。好，严格地在生意原则上，我们控制他们。但是你以为那儿会忠诚吗？得了吧。店里的中国人会越来越多，多到一定程度，他们就要对我们无法无天了，而且会迅速发展。那们你的协就算完了。你可以和它吻别的。”
　　“和这上吻别吧，你这黄皮肤杂种。”托米·比洛蒂说。库林斯和奥而赖恩试图想像出他说时伴随的手势，是仅仅竖起中指呢，还是整个粗短的前臂都猛地伸了表示挑衅？
　　“那么，你要对我说那儿的人要吃亏？”教父问。
　　“现在，不会，双方坐下来，已经在做调解。但这很费钱。保罗。租金涨了。我要告诉你是的是你应当留心余下的自己那份。”
　　“好的。”卡斯特兰诺说，“那么让我确定一下我们在那儿的利益，我们是不是占三分之一所有的都占三分之一，还是有什么别的？”
　　“嗯，确切地说还那么简单。”托米·甘比诺说“那儿有三家作合作伙伴。不错，你拿三分之一‘四边’吉诺维斯家族拿三分之一，还有——”“还有格里，”托米·洛蒂插嘴说：“格里·兰拿三分之一。”格里·兰是科伦博家族副首领根纳罗·兰盖拉的绰号。
　　“对，甘比诺说：“现在，在工作上，都占三分之一。你们让你们的人进来，他们让他们的人进来。
　　但在钱上不是绝对平等。”
　　“为什么不是？”比洛蒂问。
　　“我正要告诉你们，他们是怎么说的。”甘比诺说，“他们，他们的人已经在那儿干了3O年，他们一直都很卖力，一直都有所作为，一直都拼命苦干。我们——嗯，我不是对乔·盖洛·吹毛求疵，你别误解我的意思，但是事实上，他只在每五偶尔来一趟整理一下支票，公此而已。当他在那儿的时候，好，他们不能把了推开。但当他退休了——”保罗·卡斯特兰诺打断了他的话，听来突然像个不耐烦的教官。解释是为《华尔街日报》准备的，他只要最后结果，“那么钱到底是他妈的怎么回事，托米？”
　　甘比诺看来有点紧张了。“他们的人每周拿650美元还有一辆车，我们的人拿450美元没有车。”
　　现在，到5月6日为止，乔·奥赖恩和安迪·库林斯听巨头保罗的谈话已经听了很多，知道他很少提高声音说话，此刻，他的声音就提高了。至少开始时的声音很高，看来似乎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出于怀疑。
　　在保罗·卡斯特兰诺的世界是一条如地球引力般基本的法则被侵犯了。“你在对我说他们的人他妈的你我拿的钱多？”
　　“是啊，”甘比诺说，听来因为从自己狭小的胸膛里吐露出这一可怕的实情而如释重负，“是啊，是埃”“真他妈的见鬼了！”教父说。
　　“耶稣基督。”比洛蒂嘟哝着。
　　“嗯，在我看来，”卡斯特兰诺说，火气一点一点地越来越旺，监听的侦探们以前还从没听过分了这样。“如果是平分三份，就是平分三份。别找什么扯谈的借口，看，我们得了三分之一的工作，我要三分之一的钱，三分之一的工作和三分之一的责任。我要所有一切的三分这一，懂了吗？那应该是我的，我要它，去他妈的中国人，去他妈犹太人，去他妈的该死的乡下佬，我们想多吃多占。我们的协会才应该得到那些利益。”
　　他看来已经完全忘了“制衣行业协会”和纽约的服装丁人和制造商有什么关系了。
　　“听我说，保罗”，托米·甘比诺愉快地说：“让我说几句。这是件让人费脑筋的事，是吧？我知道你很心烦，我理解，但是我得说你这么做要相起公愤了。你想要什么，你能得到。你有这种权力。那么和你格里·兰、吉米·布郎（詹姆斯·克莱门泽）坐下来商谈。你坚持要你的利益，而且现在你的势力大。
　　你会赢，但是你能赢得什么？也许你会惹出大麻烦来。也许格里会说：“嘿，等一会，保罗——如果这儿你要三等分的话，那为什么在建筑业睥憎爱分明2OO万以上的项目都归你，比如自动装置？”那样你就得和那帮该死的家伙争论。我要说的是，也许你在冒险因小失大。”
　　但是教父在他认为是原则性问题上不是那么容易被说服的。“大，小谁他妈规定的？我就要我那三分之一。格罗莉娅，给我拿几片阿斯匹林。现在我那一份哪儿？你是怎么对他们说的？”
　　对于这个问题，甘比诺开始闪烁其词，推卸责任，美国任何一个中级经理都会认他这篇出色的托辞骄傲。“我……我告诉他们我认为这不公平。我说了那么多，保罗。你知道，我从来不走中间路线。
　　但是我说，“看，我要和我叔叔说这些。这在规矩，我得照章办事，”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我到这儿来，你知道，我不是放弃责任，我只是来想得到一些指示。你可以对我说：“托米，随它去。”或是‘托米，拿起你的枪。’我只想问问你是否要采取进一步措施？”
　　“谁要通心粉？”格罗莉娅·奥拉特问。伴随着这一问题的是一阵很响的叮当声——听来好像这女仆，正以军事化方式，用一只木勺敲着宣布到了吃饭时间。奥布赖思想像她在厨房中走过，像敲敲一样敲着炊具。
　　“乔·盖洛说什么？”教父问。
　　“有腊肠吗？”托米·比洛蒂问。
　　“我星期一去见他。”甘心诺说。
　　“有的，托米欣（先）生，火热，甜甜的。”
　　“听来像是某个我认识的人。”卡斯特兰诺说。
　　他的只众像执行任务一样大笑起来。
　　然后是一阵尼亚加拉大瀑布一样的声响，那一定是格罗莉娅正往大通心粉锅里装满水。这阵像瀑布一样的噪音淹没了谈话的声音大约有一分多钟，当它停止时，对于“制衣行业协会”的讨论要么已经做了总结要么搁置下来，当语句重新变得清晰时，谈话内容已是很轻松，更私人化，更适合晚餐时间的气氛，托米·甘比诺，一位专横父亲的懦弱的儿子，正对他一生的经历做简短的描述。
　　“我，”我说，“我从没有机会说‘嗯，我要做点我想做的事。’我做事总要为我家里的人，为我的儿女，为我的父亲，为我的母亲，事实上，总是如此，甚至当我说话的时候也总是如此，它怎么会影响其他人呢？
　　我希望有你那样独立的个性，保罗，我一辈子，我活到50多岁，也找不到一个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让别人见鬼去的地方，你知道，我不是对你发牢骚。我很高兴你有那种力量，那种特权，你把这权力，运用得相当不错。上帝保佑你，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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