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盛夏的一天，一位身体敦实的年轻人拄着乌木手杖从莫斯科一所医院的两扇厚重的橡木门里走了出来。他穿着空军弗伦奇式翻领上衣，散着军裤的裤腿，浅蓝色的领章上有三个上尉衔标志的小方块。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女人把他送了出来，像上次世界大战中女护士戴的那种红十字头巾给她那善良可爱的脸上增添了几分庄严的神情。他们在门口的平台处停了下来。飞行员摘下揉皱的、退了色的飞行帽，笨拙地把护士的手举到唇边吻了一下，而护士却用双手捧住了他的头，吻了吻他。然后他就一瘸一拐地、快速走下台阶，头也不回，穿过医院长长的建筑物顺着河滨的柏油路走了出去。
　　身着蓝色、黄色、棕色睡衣的伤员们从窗口向他挥动着手、手杖和拐杖，他们喊着什么，劝告着什么，祝他旅途顺利。他也向他们挥着手，但是可以看得出，他想尽快离开这座高大的灰色建筑物，于是他转过身去，背对着窗口，以便掩饰那激动的心情。他轻轻地拄着拐杖，迅速地，用一种奇特的、笔直的、跳跃式的步伐走着。如果不是他每迈一步都要发出轻微的吱吱声，谁也想不到这位身材匀称、结实、敏捷的人被截去了双脚。
　　阿列克谢·密列西耶夫出院以后就被派往位于莫斯科郊区的空军疗养院进行彻底的治疗。斯特鲁契柯夫少校也要到那里去。疗养院派汽车来接他们。但是密列西耶夫对医院的领导说，他在莫斯科有亲戚，一定要去看看他们。于是，他把背包留给了斯特鲁契柯夫，就徒步离开了医院，他答应晚上乘电气火车回疗养院。
　　其实，他在莫斯科并没有亲戚。只是他非常想看一看首都，迫不及待地想试一试自己独立行走的能力，想在与他毫不相干的喧闹的人群里挤一挤。他给安纽塔打了电话，请求她——如果可以的话——在十二点左右和他见上一面。在哪儿呢？唉，到底在什么地方呢？……那就在普希金纪念碑旁，怎么样……这不，他现在就一个人顺着河堤走着，在花岗石堤岸之间流淌着的雄伟的大河在阳光下闪耀着鳞片似的细碎涟漪。他贪婪地用整个胸膛呼吸着这夏日温暖的、散发着某种非常熟悉的、令人愉快的、带甜味的空气。
　　周围的一切多么美好啊！
　　他觉得所有的女性都很漂亮，树木青翠夺目。空气是那样清新，令人陶醉，使人感到像喝醉了酒似的头脑发晕；空气又是那样透明，以致失去了远近的概念，似乎只要伸出手就能摸到这些古老的。从未见过其真面目的克里姆林宫城墙的墙垛，摸到伊凡大帝钟楼的圆顶，摸到那个横跨水面的弧线形巨大舒缓的桥拱。城里飘浮的那种令人陶醉的、微甜的气味使人想起了孩提时代。这种气味是从哪儿来的？心为什么这样激动地跳着？为什么回忆中的母亲不是瘦小的老妇人，而是年轻、高大、长着一头秀发的妇女？他不是一次也没有同她到过莫斯科吗？
　　迄今为止，密列西耶夫只是从报纸和杂志的照片上，从书本上，从那些来过莫斯科的人的讲述中，从午夜沉睡的寂静里敲响的古老音乐钟的悠长的钟声里，从收音机里那喧闹而响亮的进行曲中来认识首都的。而现在，宽广而美丽的首都就展现在他的面前，只是在夏季耀眼的烈日照射下显得有些疲倦。
　　阿列克谢沿着克里姆林宫旁边空旷的河堤向前走去，在凉爽的花岗石护墙旁小憩，看了看那在墙脚下发出拍击声的为一层彩色薄膜所覆盖的灰蒙蒙的河水，然后慢慢地走上红场。菩提树花开了。在柏油路和广场中间，被修剪得很平整的树冠上盛开着一片片素雅而芬芳的黄花，一群蜜蜂忙忙碌碌地嗡嗡叫着，既不理会过往汽车的嘟嘟声，有轨电车的呼嗑声和咯吱声，也不理会发烫的柏油路上颤抖的、散发着石油味的热气。
　　啊，莫斯科，原来你就是这个样子！
　　阿列克谢在医院养了四个月之后，深深沉醉于莫斯科的夏日美景中，以至于没有马上发觉，首都也被上了军装，而且——正如飞行员所说——处于一级戒备状态，也就是说它随时可以去迎战敌人。桥畔一条宽广的街道已被圆木做成的、填满沙子的巨大丑陋的街垒堵住了；桥头上耸立着一些正方形的、四面有枪眼的水泥碉堡，它们就像被孩子遗忘在桌上的积木。红场四周灰色平坦的地面上，楼房、草坪和林荫道都涂抹上了五颜六色的油彩。高尔基大街上商店的橱窗都被护板钉死了，填满了沙子。胡同里设置了用钢轨焊接的，生了锈的棱形拒马，也像是被任性的孩子散落和遗弃的玩具。所有这一切对于一个从前线回来的，一点也不了解莫斯科的军人来说倒并不十分显眼。令人惊奇的只是一些楼房和墙壁上稀奇古怪的、色彩很像未来派画家作品的怪诞的绘画。《塔斯之窗》①也从栅栏上和橱窗里注视着过往的行人，好像是从马雅可夫斯基诗集②上跳到大街上来似的。
　　①塔斯是苏联国家电讯社的简称。
　　②1919至1922年马雅可夫斯基在“罗斯塔（即后来的塔斯）之窗”工作，张贴他自己作的宣传画、标语和短诗。
　　密列西耶夫沿着高尔基大街向上走着，他的假脚不时发出吱吱声。他已经相当累了，艰难地拄着手杖，但他还是好奇地用眼睛寻找着弹坑、伤痕，被炮弹击毁的楼房，露出来的塌陷地和打碎的窗户。他驻守在最西部一个军用机场的时候，几乎每夜都能听到德国轰炸机一个梯队接着一个梯队地从窑洞上空向东方飞去。远处一个气浪还没有停下来，另一个气浪又冲了过来，有时整个晚上空气都嗡嗡作响。飞行员们都知道；德国电子正向莫斯科飞去。他们想象着那里现在的局面是怎样地混乱不堪。
　　现在，密列西耶夫一边参观战时的莫斯科，一边用眼睛搜寻着炮轰的痕迹，找了好久，但是一点也没有找到。柏油路面平坦如常，楼房像未受骚扰的队伍似地位立着，甚至连窗户上的玻璃——虽然都用纸条贴成网状，个别例外——但是都是完好的。战场已经近在咫尺，这一点从居民们焦急不安的脸上就一目了然了。居民当中有一半是军人，他们穿着沾满灰尘的靴子，军用衬衫已经浸透了汗水，紧贴在身上，肩上背着那时称为“背包”的行囊。突然，一辆长长的卡车从胡同里冲到撒满阳光的街道上，车身布满灰尘，挡泥板给撞瘪了，驾驶室的玻璃也给射穿了。满身是土的战士们披着飘拂不定的风雨衣，坐在摇摇晃晃的木头车厢上，饶有兴趣地四下张望着。车队向前行驶着，超过无轨电车、小汽车、有轨电车，好像一个活生生的提示：敌人就在这儿，就在附近。密列西耶夫久久仁立着，目送着车队离去。要是能跳上这辆布满灰尘的卡车，傍晚不就到了前线，回到可爱的机场了吗？他想着他和捷葛加连科一起住过的那个窑洞，想着安置在枞木支架上的板床，想着树脂、针叶以及洞顶上用压扁的炮弹筒做的油灯散发出的刺鼻气味，想着每天早晨马达加热时发出的吼声和日夜都在头顶鸣响的松涛。这个窑洞就是一个安静而舒适的、真正的家。唉，最好快点回到那里去，回到那片因为土地的潮湿、泥泞和蚊子不断的嘤嘤叫声而被飞行员们诅咒的沼泽地去！
　　阿列克谢勉勉强强走到普希金纪念碑前。路上他休息了好几次，用手拄着拐杖，装出浏览陈列在日用工业品商店橱窗里落满灰尘的某些小玩艺的样子。他是那么高兴地坐下——不，不是坐下来，而是倒在高纪念碑不远的一条暖和的、被太阳晒热的绿色长凳上，一倒下就伸直他那酸痛、肿胀、被皮带磨破了的双腿。他虽然很累，但情绪却非常好。这个晴朗的日子多好啊！无垠的天空从远处伫立着女人石雕像的房屋的角塔上空延伸开去。轻柔的和风顺着林荫道吹来了菩提树清新馥郁的花香。有轨电车打着铃，叮当作响。一群面色苍白、身体瘦弱的莫斯科儿童欢笑着，他们正聚精会神地在纪念碑基座旁边刨着温暖的、掺着灰士的沙子。再稍远点的林荫道深处，在绳子围栏外面有两位身着漂亮军用衬衫、面颊绯红的少女，她们负责看守一个巨大的银光闪闪的雪茄烟形气球。在密列西耶夫看来，这个战争的标志并不像莫斯科天空的守夜者①，倒像一只从动物园里逃出来的、身躯庞大、性情温和的野兽，此刻正在鲜花盛开的林荫道的阴凉处打盹儿。
　　①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许多城市夜里把无数的气球升到空中，形成一个障碍网，防止敌人的夜袭。
　　密列西耶夫眯缝着眼睛，抬起笑脸迎着太阳。
　　起初飞行员并没有引起这群孩子们的注意。他们让人想起四十二号病房窗台上的小麻雀。在他们快乐的唧唧喳喳的说话声中，阿列克谢全身心感受着阳光温暖的爱抚和街道上喧闹的气氛。但是这时一个光着脚的小男孩从同伴那里跑了出来，被飞行员伸直的腿绊了一下，摔倒在沙土上。
　　转眼间他那圆圆的脸蛋变成了要哭的苦脸，接着他脸上露出了一种迷惑不解的表情，尔后又转变为真正的恐惧。那孩子大叫一声，害怕地看了看阿列克谢，就跑到一边去了。于是，一大群孩子都聚集在他的身旁，惊恐不安地唧唧喳喳说了好久，不时斜过眼来看一下飞行员。后来这群孩子开始提心吊胆地、缓慢地走了过来。
　　阿列克谢正全神贯注地想着心事，他并没有留意这一切。当他发现孩子们十分惊诧、害怕地看着他的时候，他才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维塔明，你总是瞎说！飞行员就是飞行员，还是上尉呢。”一个面色苍白、身体瘦弱的十岁左右的孩子严肃地说。
　　“我没有瞎说。我敢发誓，以少先队的名誉保证——是木头的！我跟你们说：不是真的，是木头的。”圆脸的维塔明申辩道。
　　密列西耶夫的心仿佛被针刺了一下。他马上觉得这一天不再是那么晴朗，不再是那么愉快了。他抬起眼睛看了看孩子们，孩子们在他的目光扫视下边向后退边继续盯着他的脚。被激怒了的维塔明挑衅似地逼近那个瘦小的孩子说：
　　“喂，你要我去问吗？你以为我不敢吗？那我们打赌好了！”
　　他突然从那群孩子中间走了出来，小心翼翼地挪着脚步，像那只被叫做“冲锋枪手”的麻雀一样，随时准备跑掉，他开始侧着身子走近密列西耶夫。
　　“上尉叔叔……”他就像赛跑选手起跑前站在起跑线上那样浑身紧张地说，“叔叔，您的脚是什么样的——是真的，还是木头的？您是残废吗？”
　　这时，他——这个像小麻雀似的小男孩，发现飞行员的栗色眼睛里溢满了泪水。如果密列西耶夫跳起来对他吼着，挥动着那根样子特别、镌刻了金字的手杖向他冲过去，那也不会对他产生这样深刻的印象。小男孩不是用头脑——不，而是以他那麻雀一样幼小的心灵感觉到，他在说“残废”这个词时给这位皮肤黝黑的军人带来多么大的痛苦啊！他默默地回到了鸦雀无声的伙伴中间，同他的伙伴们一起悄悄地消失了，好像融化在这散发着蜂蜜气味和晒热的马路上的沥青气味的炎热而芬芳的空气里似的。
　　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他马上跳了起来。站在他面前的是安纽塔。他马上就认出了她，虽然她本人实际上并不像相片上那样好看。她的脸色苍白、疲倦，身穿军用衬衫和皮靴，一顶半旧的船形帽像一张饼似地扣在她的头发上，一副准军人的打扮。但是她那淡绿色的、凸出的眼睛是那么明亮，那么单纯地望着密列西耶夫，流露出友爱的目光，使他觉得这位素不相识的姑娘早就是熟人了，好像他们是在一个院子里长大似的。
　　他们沉默了片刻，相互琢磨着。
　　“我想象中的您，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那是什么样子呢？”密列西耶夫觉得他没有力量驱散脸上那种不自然的微笑。
　　“是这样的……怎么说呢……是一位有英雄气魄的、身材高大的，对了，不是体格强壮的，长着这样的下颏，叼着烟斗，一定要叼着烟斗……葛里沙给我写了那么多关于您的事……”
　　“提到您的葛里沙——那才是真正的英雄！”阿列克谢打断了她的话，说道。他看到姑娘的脸上露出了高兴的神气就继续往下说，一面强调着“您的”，“您那位”：“您的葛里沙才是真正的人。我算什么，可是他，您的葛里沙，他，大概，一点也没对您讲他自己的事吧……”
　　“您知道，阿辽沙……可以叫您阿辽沙吗？我已经习惯了他信上对您这样的称呼……您在莫斯科再没有别的事了吗？是不是？到我那儿去吧！我已经值完班了，我有整整二十四小时的空闲时间。走吧！我有伏特加。您喜欢喝伏特加吗？我请您喝。”
　　突然，从记忆深处的某个地方斯特鲁契柯夫少校调皮的脸正看着阿列克谢，给他递眼色，好像在说，你看，她一个人生活，还有伏特加，哈哈！但是斯特鲁契柯夫太丢人了，现在阿列克谢不再相信他了。到晚上还有好长时间，他们沿着林荫道漫步，像真正的老朋友似地愉快交谈着。当他谈到战争刚刚开始葛沃兹捷夫就遭受了如此巨大的不幸时，姑娘咬着嘴唇，强忍着不哭出来。他看了感到很高兴。当阿列克谢描述他的军事历险时，她那淡绿色的眼睛闪闪发光。她真为他感到骄傲！她又是那样满脸羞涩地询问着他的一个又一个最新的详细情况！而当她讲到葛沃兹捷夫忽然毫无理由地把他的取款单寄给她时，她又是多么生气啊！他为什么这么突然地就跑开了？既不说一声，也不留下一张便条，一个地址。是军事秘密吗？可是一个人不告而别，后来又一封信都不写，这究竟是什么军事秘密呢？
　　“顺便问一下，为什么您在电话里一个劲儿地说他在留胡子呢？”安纽塔审视地看着阿列克谢，问道。
　　“这个么，我只是瞎说，小事一桩。”密列西耶夫想回避这个问题。
　　“不行，不行，您一定要讲！您不说我是不会放过您的。难道这也是军事秘密吗？”
　　“这是什么军事秘密！这只不过是我们的教授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给他……开的药方，好让姑娘们……让一个姑娘更喜欢他。”
　　“噢，是这么回事，现在我全明白了。原来是——这——样！”
　　安纽塔的脸色仿佛立刻变得晦暗起来，苍老了许多。那双微微凸出的淡绿色的眼睛里的光芒似乎也消失了。她那苍白的面容、额头和眼角上的像针脚似的细碎的皱纹突然变得更加明显了。阿列克谢觉得，她整个人——身上穿着旧军用衬衫，深褐色的、光滑的头发上戴着一顶退了色的船形帽——变得疲惫不堪。只有她那红润、鲜艳的小嘴和嘴唇上面的几乎看不见的茸毛以及一颗小黑痣显示出她还很年轻，恐怕还不满二十岁。
　　莫斯科常有这种情况，你在一条宽阔的街道一幢幢漂亮的楼房的庇荫下走着走着，然后一拐弯，向前走上十来步——你面前就是一座古老的、两侧外凸的陷在地下的小房子，小窗上的玻璃由于年久失修而变得灰暗无光。安纽塔就住在这样的小房子里。他们沿着一条狭窄拥挤，散发着猫屎和煤油气味的小楼梯走上了二楼。姑娘用钥匙开了门。他们跨过放在门中间阴凉处的粮袋和坛坛罐罐，走进了一间漆黑的空空的厨房，穿过厨房，走进了一条堆满和挂满东西的小走廊，然后来到一扇小门前。一个干瘦的老太婆从对面的门里探出身来。
　　“安娜·达尼洛夫娜，那里有您一封信。”她说道，用好奇的眼神看了一下这对年轻人，就回屋了。
　　安纽塔的父亲是一位大学教师。她的父母跟学校一起撤退到后方去了。两个小房间交给她照管，房子拥挤不堪，塞满了套着麻布外套的老式家具，简直像个家具店。从家具上、旧的毛织门帘上、发黄的窗帘上、油画和石板画上，以及钢琴上的小像和小花瓶上，散发出一股潮湿的气味，呈现一片荒芜的景象。
　　“请您原谅，我也处于战时状态，住在工作单位。每天从医院直接到学校去，而到这里来，只是顺便看看。”安纽塔红着脸说，随后急忙把桌上所有的垃圾连同桌布一起扯了下来。
　　她出去了一下，回来后铺上了桌布，把桌布的边抹平。
　　“即使能抽空回家，也是累得筋疲力尽，常常是一坐到沙发上，衣服都来不及脱，就睡着了。哪有工夫收拾房间呢！”
　　过了几分钟电茶壶已经吱吱地响了。桌于上老式的、四周已经磨损的、式样漂亮的茶杯闪着光。粗瓷板上放着切得像花瓣似的黑面包片，糖缸的缸底依稀可见捻得很细很细的白砂糖。茶壶用上个世纪编织的、带绒球的套一子盖着。茶已经沏好了，散发出诱人的香味，让人想起战前的时光。桌于中间那瓶原封不动的酒在两只细细的高脚杯的映衬下泛着淡蓝色的光。
　　密列西耶夫坐在一张很深的大鹅绒的安乐椅里。绿色的天鹅绒椅面上钻出许多纤维，连仔细钉在坐垫和椅背上的用绒线纺的长条毛毯也盖不住。不过，这张椅子坐上去非常舒适，它非常巧妙而亲切地从四面把人搂抱着，以至阿列克谢马上就懒洋洋地坐到了上面，舒服地伸直了他那麻痹、发烫的腿。
　　安组塔在他身旁的一张小凳子上坐了下来，像一个小姑娘似地抬头望着他，又向他打听起葛沃兹捷夫的事。后来，她突然想起来了，骂了自己一句，又开始忙碌起来，把阿列克谢拉到桌前。
　　“也许，您肯于一杯吗？葛里沙说过，坦克手们，噢，当然还有飞行员……”
　　她把高脚杯推到他面前。伏特加在穿过室内的明亮的阳光里闪着淡蓝色的光。酒精的气味使人想起了遥远的林中机场，想起了指挥员的食堂，想起了午饭发“定额燃料①”时那快乐的喧闹声。他发现另外一个酒杯空着，就问：
　　①指酒。
　　“您呢？”
　　“我不会喝酒。”去纽塔简短地说。
　　“如果为他，为葛里沙喝呢？”
　　姑娘莞尔一笑，默默地给自己斟了一杯。她握着酒杯的细腰，若有所思地跟阿列克谢碰了杯。
　　“为他的成功干杯！”她毅然地说，迅速把一杯酒倒进了嘴里，但是她马上呛了一下，咳嗽起来，满脸通红，好容易才喘过气来。
　　由于很久没有喝酒了，密列西耶夫觉得，伏特加直冲向他的脑袋，全身感到温暖和宁静。他又斟了一杯。安纽塔坚决地摇了摇头。
　　“不行，不行，我不会喝酒，您已经看见了。”
　　“要是为了我的成功呢？”阿列克谢问道，“安纽塔，您要知道，我是多么渴望成功啊！”
　　姑娘非常严肃地看着他，端起酒杯，亲切地朝他点点头，轻轻地握了握他的胳膊肘，又喝了一杯。她又喘不上气了，好容易才咳出声来。
　　“我在做什么呀？！我值了整整一昼夜的班，还喝酒？这都是为了您，阿辽沙。您看……葛里沙给我写了那么多关于您的事……我非常、非常希望您成功！而且您会成功的，一定会。您听到了吗？一定会！”说着，她笑了起来，发出清脆的声音，“您怎么不吃东西？吃面包吧！不要客气，我还有呢。这是昨天的面包，今天的那份我还没有去领。”她微笑着把放面包片的瓷板推到他面前。面包片切得很薄，呈花瓣状，像干酪似的。“您倒是吃呀，吃呀，真是个怪人，不然您会醉的，那我拿您怎么办呢？”
　　阿列克谢推开放着花瓣状面包片的瓷板，直盯着安纽塔那淡绿色的眼睛和她那丰满的、娇艳的小嘴。
　　“要是我现在吻您一下，您会怎么样？”他用低沉的声音问道。
　　她马上清醒了，惊恐地望着他，不过不是愤怒地，不，而是探寻地、失望地望着他，就像一个人正在看着一块一分钟之前还在远处闪闪发光类似宝石的，实为碎玻璃片那样。
　　“我一定会把您赶出去，并写信给葛里沙，说他认错了人。”她冷淡地说，重新固执地把面包推给他，“吃点东西吧，您醉了。”
　　密列西耶夫眉开眼笑地说：
　　“这样做才对，就为这我也要谢谢您，懂事的姑娘！我以全体红军的名义谢谢您！我会写信给葛里沙，说他看人看得准。”
　　他们一直谈到三点多钟，直到斜射进屋里的、飘着灰尘的明亮光线开始爬上墙壁。到上火车的时候了。阿列克谢忧郁地从舒服的绿色安乐椅上站起来。他的弗沦奇式上衣沾了一小块纤维。安纽塔出来送他。他们手挽着手走着，他休息了一会儿之后走得那样自信，以致姑娘不由得想道：“这是真的吗？葛里沙是不是在开玩笑，说他的朋友没有脚？”安纽塔给阿列克谢讲了后撤医院的情况，她现在在那里同一些医学院的学生做着伤员的分类工作。她讲道，他们的工作很艰苦，因为每天都从南方运来几列车的伤员。她还讲道，这些伤员实在是太伟大了，他们是多么顽强地忍受着痛苦。说到一半时，她突然打断了自己的话，问道：
　　“葛里沙在留胡子，您说这话是认真的吗？”她沉默了一会儿，思索着，然后轻声补充道：“我全明白了。我对您就像对爸爸那样说实话：刚开始的时候看着他那些伤疤确实感到沉重。不，不是沉重——不是这个词，而是有点可怕……怎么说呢，不，也不是可怕——也不是这个词……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您理解我吗？这也许不太好……可有什么办法呢！他要逃走，要离开我——怪人，天啊，多么奇怪的人！如果您要写信给他的话，您就写，他这样做让我非常、非常地难受。”
　　车站宽敞的大厅里几乎没有普通旅客，里面全是军人，有的忙着做自己的事，有的默默地坐在靠墙的凳子上，有的坐在自己的背包上，有的蹲着，有的坐在地板上，他们都焦急不安，脸色忧郁，好像在想着同一件事。以前同西欧的主要联系都是通过这条铁路连接的。现在西行路线在离莫斯科大约八十公里的地方被敌人切断了，所以城外的交通线被分割成互不相通的短短的一段一段。现在行驶的只有开往前线的列车，军人们坐大约两个小时的火车就可以从首都直接到达他们驻守在那里的师团的第二梯队。电气火车每隔半小时就向站台输送一群住在城外的工人和带着牛奶、浆果、蘑菇和蔬菜的农民。他们的喧闹声如浪潮般一下子吞没了车站，但他们立刻又拥向了广场，于是车站里又剩下清一色的前线战士。
　　在中央大厅挂着一幅巨大的、一直顶到天花板的苏德战线图。一位身着军装、面颊圆润绯红的姑娘站在小梯子上，手里拿着苏联情报局发布的最新战报，用大头钉在地图上钉着标明战线的细绳。
　　地图底部的细绳急剧地向在移动，形成了一个尖角。德国人在南方进攻了，他们攻破了伊酋姆——巴尔文柯夫的大门。他们第六军的战线以钝角的楔形攻势推进到了国土的腹部，又延伸到了顿河河套的蓝色血管处。姑娘把细绳钉得紧靠着顿河。紧贴在旁边的伏尔加河像一条粗壮的动脉一样蜿蜒曲折，河上方的斯大林格勒用大圆圈画着，它上面的卡梅欣用一个小点标着。很明显，紧贴着顿河的敌人的楔形正向着这条主要的水动脉推进，而巨离伏尔加河和那座历史名城不远了。姑娘高高站在小梯子上，下面的一大群人都怀着压抑的心情默默地看着她那双胖乎乎的钉大头钉的手。
　　“胡乱瞎闯，狗东西……瞧，简直是横冲直撞！”一个年轻的士兵痛心地自言自语说。他满脸是汗，穿着一件还没有皱褶的崭新的军大衣，看上去很不合体。
　　一个削瘦的、长着灰白胡子，戴着油迹斑斑的制帽的铁路工人，低下头忧郁地看着那位战上，说道：
　　“胡乱瞎闯？那你为什么让他闯入，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要是你总是躲开他，向后退，他自然就要瞎闯。都是些什么战士！瞧，都让人家闯到伏尔加母亲河身上了！”在他的语气中满含着痛苦和悲愤，好像是在责备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的儿子似的。
　　战士负疚地向四周看了看，拉了拉肩上崭新的军大衣，从人群里钻了出去。
　　“是啊，打得相当激烈，”有人叹了一口气，痛苦地摇了摇头，“唉！唉！”
　　“为什么要骂他？……他哪儿错了？他们牺牲得还少吗？这么多的兵力压过来，几乎是整个欧洲的兵力开着坦克压了过来。你不妨试试，看看是否能抵挡住。”一个穿着帆布风衣的老人替战十辩护道。从外表上看，他不是乡村教师就是医生。“如果好好想一想，我们能活着，而且自由自在地呆在莫斯科，都是他们的功劳，我们都应该拜倒在这位战士的脚下。德国人在几周之内就用坦克踏平了多少国家！而我们打了一年多了——都没有什么事，现在还在打，已经打死了他们那么多人。他，就是那位战士，全世界都应该拜倒在他的脚下，你们还说他‘退却”
　　“我知道，我知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再说我了！理智是知道的，可是心很痛，简直要碎了。”铁路工人忧郁地说，“因为法西斯还在践踏我们的国土，在破坏我们的房屋……”
　　“他在那里吗？”安纽塔用手指着南方问道。
　　“在那里。她也在那里。”阿列克谢答道。
　　在伏尔加河淡蓝色的河套旁，也就是在斯大林格勒的上方，他看到一个写着“卡梅欣”的小圆圈。对于密列西耶夫来说，这不是普通的地图上的圆点。它意味着：绿色的小城；草木丛生的郊区街道；灰蒙蒙的光滑的叶子沙沙作响的杨树；尘土的气味；菜园栅栏后面的茵香味和芹菜味；好像是被胡乱扔在又干又黑的粘土上和枯叶丛里的带条纹的圆西瓜；散发着强烈的艾蒿味的草原和风；宽广的、波光粼粼的平静的河面；身材苗条、长着灰色眼睛、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姑娘；还有白发苍苍的、忙忙碌碌的、孤独无助的母亲……
　　“她们也在那里。”他又说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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