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地方非常闷热。尽管六月的天气非常炎热，但是窗户还是关闭着，尤其是所有的窗户从上到下都挡着整齐的白色窗帘，显然为了屋中所发生的事不被外人察觉。不过，这里什么奇怪的事都没发生。平常的房间，好像是大学里课堂讨论用的大教室。在教室里有五个人，大家像一个人似的，都穿着深绿色的迷彩服和高高系带的皮鞋。所有这一切很像某个省院校的气氛，黄色的办公桌，坐了很久已经破了的吱吱响的椅子，发疯似的六月的苍蝇撞在低低的天棚上。确实，和大学不同的是，听课者什么都没记录，因为他们甚至连笔记本和自来水钢笔都没有。
　　讲台上走下来一位讲师，个子不高，一个干瘦的老头。白头发上分着整齐的缝，穿着一件很朴素的西服，但很明显是订做的，就像八十年代初很流行的那种西装，旧式的时髦的吱吱响的皮鞋，不是很自然健康的排红面色。所有这一切使人觉得很像一位不会得罪任何人的退休老人，那种很有成就的老学者，莫斯科近郊百分之六的蔬菜和块根植物的行家。
　　但是讲师所说的话一点都不符合他那安宁的外表，他的言词是那样的可怕，那样的骇人听闻，但老人讲述的却是那样的平静，那样的宽容，就仿佛和科罗拉多州的骗子在交流着斗争经验。
　　“你们的个人情况我都清楚：你们所有的人都曾经打死过人，或多或少都是职业的关系。今后你们还会那样去杀人。你们杀人杀得很内行，很机灵，而且会不露痕迹，弄混结果，或把破案人引向错误的一方。简单地说，就是把杀人的结果表现得与自己无关。因为科学是非常复杂的，因此，你们要注意听，并且牢记：我提醒一句，记录是绝对不允许的。”老人咳嗽一下，环视了一下五个听课者，很认真地继续说道：“所有杀人命案都可以归结为六种形式：第一种，不幸的意外伤亡；第二种，自杀；第三种，死无音信；第四种，自然死亡；第五种，不小心中毒而死；最后一种，自己死亡。我们现在就从最复杂的一种死亡开始讲起，即不幸的意外死亡。”
　　马克西姆·涅恰耶夫在“秘密暴力机构”基地已经三天了。
　　他在研究被里亚宾那简单地称为“专业活动理论”。一天六个小时，即教室里的三大节课。并且把课程的名称叫做：“中央情报局”、“MU－6飞机”，或者“莫斯科的碳酸钠”、“现代百万保险条件下的破坏活动的基础”、“在极其异常条件下的生存”、“电子计算机橇锁的理论和实践”、“侦察活动”、“潜在死亡行动的模式”、“犯罪侦察学”、“相面术”、“烟火制造术”、“应用麻醉学”、“专门联系方法”。
　　这里特别重视电子计算机课程：破译电码、网络盗窃、借助于内行挑选的病毒破坏材料基地；据这门课的专家证实，在现代信息机构中，专业活动没有电子计算机知识是不行的。
　　所有课程都是附有大片摘录的教学材料片。这么说吧，就是为了更有直观性和更好地掌握材料。记录什么东西是绝对禁止的，因此，听到的、看见的应当详细记在头脑中，并且牢记一辈子。
　　“我们没有考试。”里亚宾那在上完一上午课后，冷静地说，“只有惟—一次关于‘在极其异常条件下的生存’这一内容的考察。你们如同工兵，每天都应该经受考试，而且要设置各种异常情况……”
　　话又说回来，他可以不再说下去，因为柳特已经非常清楚，把他从“红色地带”召回来，决不是为了这类劝人为善的座谈，这种座谈只有地带的“老兄”才喜欢，莫非是为了“用自己的劳动洗刷犯罪的耻辱”？“用纯洁的良心去争取自由”？确实，专业培训的最终目的像从前一样仍然是一个无人得知的秘密。
　　除了涅恰耶夫之外，来上课的还有四个人。课程的设置要求学员之间不能以任何方式交流，一个人一个人地进教室，出教室也是一个人一个人地。不可以向讲课教师提问，也不可相互之间提任何问题，问任何姓名、任何教育法，以及任何有关健康、集体的感受，等等。柳特甚至不想弄清楚其他人的个人情况，因为这也是不可能的。住宿是事先预备好的小房间，食物是用马车每天分别送到各个房间。这很像刑侦隔离室的那种类似“农舍”的单人房间。上完课之后，小屋的门立即就从里面锁上，房间的主人变戍了俘虏。洗脸盆、马桶、床、慢帐、专门挑选的文学书籍，还有淡蓝色防弹玻璃的小窗户——这就是整个一个有身份人的全套用品。当然，超现代的电子计算机多少可以弥补这种孤独，然而IBM 计算机放在那里，不是为了玩游戏或者用因特网给网上情人写信，除了用它做专业练习之外，其他情况下都不允许使用电子计算机。
　　暂时只是理论课程，然而这又是怎样一种理论呢？教师教给学员所有涉及到专业训练的一切：消灭肉体的行动，而这种行动永远都不会被揭露；还可以学到哈克尔式的工艺，即用一种完全不伤人的物质制作爆炸物，就像在商店中所卖的“日用化学品”
　　那样；还学了制作和使用听力装置的方法、监视和秘密活动的基础理论、快速阅读法、脸部化装术、应用医学、药物麻醉术、有毒物质和放射性元素对人体的影响，等等。
　　当然，许多类似的课程马克西姆在学当侦察员时，在克格勃红旗高等学校二系时也学过。但那时的课程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和“卡勒基地”的课程相比拟，无论是内容，还是它充实的程度，都无法相比。
　　那种很严肃的实践课暂时还没上过。每天早晨在体育馆进行体育锻炼，训练实战性的一对一的交锋，有时在射击场进行定期射击训练，有时早晚各两个小时用于射击，而且使用世界上所有部队和特工机关所使用的任何武器：从美国的M －16自动步枪到国产的手枪，从带支架的机枪到超现代化的带有激光瞄准器的管，总之，用一切教育方法把军校学员变成真正的狙击手。
　　马克西姆抬起了头，对着太阳眯起眼睛，注意地看了一眼讲课者。毫无疑问，他在哪儿曾经看见过这个表面从不得罪人的老人。像老人这样的人可不简单，他们讲课是按课时领取报酬的。
　　像老人这种人是精心挑选出来专门培训实现危险目标的专家。有意思的是，这位极其优秀的老人在什么地方并且是怎么有机会把他那可怕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的呢？在他的良心中又有几个人呢？
　　老人甜甜地笑了一下，仿佛谈话谈到某种非常可爱的东西，他继续轻轻地、心平气和地哼了一哼。
　　“好吧！让我们来看第一种形式：不幸的意外死亡。最典型的情景就是在所谓的‘冒险地带’：大楼的上层，电梯的通风道，任何地上的、地下的、空中的和水上的交通，家用电器，露天的水库。”
　　柳特一动不动地坐着，他只要听到一次，那些话将永远牢记在他的记忆中。他的眼睛注意地，几乎一眨不眨地看着老人，只是在讲课快结束的时候才想起在哪儿见过他。那是一九八四年，马克西姆在“塔楼”二年级学习的时候，这个人给学员们讲过课，领导曾派他作为苏联秘密间谍头子到一个较近的东方国家去活动。他好像在侦察一系里担任过系主任……
　　但是，要知道这个情报机关第一总局现在已归属于单独的一个机构，并改名为俄罗斯最高情报总局。
　　现在派遣如此强大的威严的俄罗斯特工机关去反对谁呢？
　　去压制几乎已经完全席卷俄罗斯刑事犯罪那可怕的新浪潮？局势就是这样：黑手党威胁俄罗斯国家的基础，如果几年之后宪法将被盗贼的法典所取代，这不会使大多数人感到震惊，而会很快使那些人高兴起来。
　　但要知道，已经建立了“第十三处”，它是用反宪法方式为维护宪法准则而建立的专门机构，可是草案却成了一纸空文。
　　那么，为什么？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他不得不站在谁的立场去作战呢？更重要的是，他去反对谁呢？
　　无论是在‘专业活动理论课’上，还是在课后，这些问题使柳持无法安静下来。
　　医院的病房很大。在病房里有个很大的木床，就像那种至尊的国王在上面睡觉的大床，防弹窗户上那别具风格的百叶窗，墙中间摆放着电视机、录像机和两个冰箱，冰箱的门是透明的，透过小门的玻璃可以看见美味食品，这些食品的名称就连一般公民也未必能准确说出来。
　　床的旁边放着一个小桌子，一共是两层令人难猜的医疗仪器，不透明闪光的示波屏，显示着令人费解的抛物线绿点，电子计算机监视器上不断变换着病人身体的状态。
　　躺在这个病房的人一定是绝对的君主制时代富有的法国国王，因为在他的脸上就可以看出财富和权力两个字，尽管他脸色苍白，浑身是那种病态的浮肿。
　　“国家，就是我。”柳多维克们中的一个人曾经说过。
　　现在的生活主人们，尽管他们不得不在事先商量好，如何分割全俄罗斯的财富（这样一来，自然限制了全俄罗斯的偷盗集团）。但他们还是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国家，就是我们。”
　　如果这样的人有国家高级官员的地位……
　　当时甚至很少有这种特别舒适的环境。确实，表现出的这种舒适几乎任何时候也不会带来内部的舒适，并且和病房的这位居住者有很大关系。
　　病人是一个高高的个子、白头发、仪表堂堂男人，他小心地把患痛风的脚放在摆着电热器的地板上，用脚掌摸索着软鞋。现在，当第一次危机过去之后，他感觉自己好多了。可是，他投入“俄罗斯性亢进剂”生产的那些钱怎么办？这一主要问题直到现在仍使他不得安宁。但今天这事就要有结果了，因为五分钟之前警备队用机动电话汇报说，那位决策人就要到这里来。
　　门吱的响了一声，住在这个病房的那个人抬起了眼睛，强装出笑容，穿着旧的西服，自由党戴的那种领带，从前时髦的那种金边眼镜，而他那生硬的仿佛看透一切的目光，却使那位久等的拜访者瑟缩不已。无论是二十年前当他在苏共中央机关时，还是十年前，当他坐到第一部长的位置时，甚至现在，当他处在克里j g 姆林宫权力的顶峰之一时，这种眼光都使他有这种感觉。
　　“啊！检察官……”病人脸上的笑容很不自然，略有克制，接着，他立刻收起笑容，说道：“这太令人感动了……”
　　检察官轻轻走到床边，小心地坐在床沿上，把白大褂的前襟拉平，装模作样地握了一下官员的手。
　　谈话开头很简短，大都是通常的寒暄套语：“身体怎样？”“主治教授说些什么？”“我们什么时候能在单位看见你？”诸如此类的问题。回答也是习以为常的：“谢谢你来看我，亲爱的朋友，只有你才记得我。”“感谢上帝，略有好转。”“我不在，大概这些下流的东西把工作全扔了。”对检察官和他的交谈者这类人来说，那种外交礼仪简直令人难堪。
　　豪华病房的病人嘟囔着什么，皱着眉头，有点警觉地看了一下对方，这个可怕的人决不是为了外交上的礼貌才光临到他这里问寒问暖，也决不是来表演自己的快乐！
　　检察官提完所有应该提出的问题，等待着猜测的答案，沉默了一会儿，当地捕捉到官员的目光时，立刻就转入正题：“很遗憾，暂时还没有任何线索，我们正在工作。”
　　“外交部说什么？”这位克里姆林宫上层官僚的脸立刻阴沉下来。
　　“他们正在研究波兰人。”检察官简短而含糊地回答。
　　“还需要很久吗？”问题提得特别刻薄，特别逼人，带金丝边眼镜的人忧郁地看了一眼交谈者头上的某个方向。
　　“有许多种方案，所有方案都要考虑，毫无疑问，以后还会有许多必然的困难，我们不能这样随随便便地命令他们……”
　　“但是，要知道你……应该在检察院坚持这一点！为什么没立案侦察？”病人仿佛又抓心脏了，就像不久前在他家书房那次一样，“所有的人你都没有跟踪侦察……”
　　官员终于控制住了自己。为此他付出了不少努力。他的目光是那样的奇怪、神秘，但交谈者至少明白了他指的是什么。
　　“你怎么？真的认为我拿走了钱？”检察官终于破译出谈话密码，澄清了必要的事实，“你说错了，这和我没任何关系。一亿美金，好像，这很多……但……”
　　他没来得及说完，病人更加激动地打断了他的话：“我认识你二十五年了！我们经历了多少共同的变化：苏共中央的垮台，联盟的崩溃，所有这些叛乱、改革，整个这个过程，我都了解你是个极为诚实的人。要知道你任何时候……”
　　官员没有说完，但检察官非常清楚地指的是什么。作为检察官，他多年脐身于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层。他是自己人，他是创建现代俄罗斯的元老之一，而且他没有任何背叛行为。
　　“一亿美金这是很大的数目，太大了，它不可能一块块地分散，不可能没有任何痕迹就失踪了，我的组织，世界各个大银行正在寻找这些钱的痕迹。我想很快许多问题都会澄清，并且这也会消除人们对我的盲目怀疑。”检察官掩饰着笑容，悄悄地把手伸到西服上衣侧面的兜里，这样，好像想证实在谈话中拥有某种小的，但至少是必须的证据。“而后来，无论是你，还是你在内务部、克里姆林宫、杜马里的人都开始便找感兴趣，为什么我要失去名誉呢？为什么要使这么多尊敬的人反对自己呢？由此我又能赢得什么呢？这正像给脏孩子讲童话的那位老爷爷说的那样，我是你在经济改革方面的评论员，答应我的就已经够了。这已少了……就自己……”客人悲伤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就突然中断了。当然，他可以不再继续说下去。官员很清楚地指的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给自己找这么多麻烦呢？”
　　“但是谁，谁能拿走呢？谁策划的这一切？”对方浮肿的面颊透出病态的青色。“为什么？要知道一切都是算计好的。一切都考虑到了！怎么会有这种结果呢？”
　　检察官一开始就把谈话安排得使官员处于明显的被动局面。检察官有意识地没把话说完。为了给这两种想法的解释提供理由，他遮遮掩掩地用好多虚线标出了题目，好像因为遗忘而混淆了两个人都知道的事实，为此不得不时常改正。仿佛他突然毫无理由地去了人烟稀少的防御阵地，暴露了后勤部队，招来议论者的攻击。
　　客人明显地激起了官员过分的坦诚。这一点太明显了，但是病人没有发觉这个诡计，因为他没有想到这一点。
　　终于，好像有人打断了他的话，因为从有窟窿的口袋里掉出来一批名单，记载着投资于“俄罗斯性亢进剂”生产的那些受人尊敬的人的姓名、职务等，一些缩写词跳出来了，如：内务部、司法部、财政部，预计的投资数目也展现出来了。
　　检察官注意地听着，一次也没打断对方。当对方已无力讲话而沉默的时候，他用掩饰得非常巧妙的那种激情说道：“我答应作……我将竭尽全力去做我能做的一切，将在最短的时间内收回投资，你和所有人都将得到百倍的补偿，正如事先协商的那样。别难过，别着急，好好养病，养足力气。想想自己，一切都会平安无事。请你记住主要的一点：俄罗斯需要你，我们大家需要你，我是作为你最亲近、最真诚的朋友，才这样对你说的。”
　　“我已认识你二十五年了……我们经历了多少共同的事情啊：苏共中央的垮台，联盟的崩溃，所有的叛乱、改革，整个的过程，我了解你是一个极诚实的人……你任何时候……”
　　检察官正了正鼻梁上的老式时髦均金丝边眼镜，又往下按了按放在桌子上的一个小型录音机，它顺从地停下了。
　　今天和前几天的区别在于今天天气很好，甚至可以说特别好。谁能想到身居要职的高级官员能够招供，供出所有人？当然，检察官了解大部分投资者，许多人他已清到了，但现在，克里姆林宫官员录在磁带上的供词已得到实质性的证明。
　　带金丝边眼镜的那个人笑了一下，但笑得有点神经质，酸酸的。原来，在高层警察的圈子里的罪犯要比整个莫斯科各个派别多得多。
　　“香蕉共和国……黑手党国家，”检察官嘟嚷着说，“是的，‘克里姆林宫的犯罪团伙’，这是很严重的，太值得注意了！”
　　是的，在这所专门医院里的所见所闻甚至使他，这种消息灵通的、能沉住气的人都变得惊慌失措。
　　“婊子……”书房的主人伤心地说，“需要组织专门机构对付这些人……”
　　检察官细细的手指放在了录音机的键子上，听到轻轻一弹的声音，于是，扬声器里又重新响起了声音：“但是谁，谁能拿走呢？谁策划的这一切？为什么？要知道一切都算计好了，一切都考虑好了，甚至连小事都考虑进去了？怎么能是这种结果呢？”
　　检察官把谈话听完之后，从录音机里取出微型盒式磁带，并把它藏到了保险柜里。这之后，地拨了一个只有他一个人熟悉的电话号码，用尖溜溜并很郑重的声音对着话筒说：“里亚宾娜？是的，是我。加紧检查所有欧洲的大银行，看着钱是否到那里去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警察局施加压力，让他们加紧做瓦列尼克的工作。这家伙应该知道许多东西……
　　第三，继续寻找娜塔利娅·那依琴柯。第四，始终和华沙保持联系，什么？你建议把苏霍伊抓起来？做这件事是不值得的。“在打电话人的声音里突然听到了一种浑浊的语调，”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他呢？况且，没有钱。不！在任何情况下也不需要他。“检察官从桌子上拿起”防蚀金笔“，开始在空白的、有国徽的表格上画上某种令人费解的图案。看起来，他是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
　　“而我们那位年轻朋友柳特怎么样了？成绩怎么样了您说很好。
　　加快训练科目，我马上就需要他，移动电话就放在政府的‘直升机’旁。”
　　检察官吸完了烟，沉思地看了一眼窗外，看着古老的克里姆林宫那红褐色的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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