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有时会坚持认为自恋是所有女人的基本态度；但是，把这一概念推得太广会破坏它的本义，如拉·罗什富科破坏自我主义概念的本义那样。实际上自恋是认同的既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被看做绝对目的，主体从自身遁入其中。在女人身上还会遇到许多其他态度（可信的或不可信的），其中一些我们已研究过了。但的确是处境使得女人较男人更容易转向自我，把爱献给她自己。
　　所有的爱都需要主体和客体这种二元性。女人集中沿着两条路线被引人自恋。作为主体她有受挫感；她还在很小的时候就缺乏alterego［第二自我]，这种自我在男孩子身上就是他的阴茎；后来她的攻击性性欲始终未得到满足。更为重要的是，不许她从事男性活动。她忙忙碌碌，但又什么也没有做；她没有因为承担妻子、母亲和主妇的功能而被承认是一个人。男人的现实性表现在他建房，他代木，他治病；但女人却不能通过设计和目标实现自我，她只能从她人身的内在性去寻找她的现实性。玛丽·巴什基尔切夫模仿西哀士（Sieyes）的口吻写道：
　　“我是什么？什么也不是。我想成为什么？什么都想。”许多女人正因为什么也不是才愁眉不展，只对她们的自我感兴趣，把自我膨胀到混同于一切的地步。玛丽·巴什基尔切夫还说：
　　“我是我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男人在采取行动时必定要估量他自己。女人却由于无能和隔绝，既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无法对她自己进行估量；她之所以自认为最重要，是因为没有一样重要东西是她可以接近的。
　　如果她因此能够把她自己奉献给她的欲望，那是因为她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客体。她所受的教育促使她把自己认同于她整个的身体，青春期则把这一身体揭示为被动的、令人满意的；它和绸缎或天鹅绒一样，是她可以触摸的，而且也是她能以情人的目光注视的。女人在单独得到的快感中，可以把自己分成男性主体和女性客体；所以，达尔比兹的病人伊雷娜会对自己说：“我要爱我自己”，或者更热情地说：“我要和我自己性交”，或者突然说：“我要让我自己怀孕”。当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写“没有一个人能看到我的双臂和身体，看到这清新和年轻的一切，这真是太可惜了”这段话的时候，她也既是主体又是客体。
　　事实上，让一个人的自我真的成为他者而又让他有意识地承认自己是客体，这是不可能的。这种二元性纯属梦想。孩子把这种梦想物化在布娃娃里面；她通过布娃娃，能够比通过她自己的身体更具体地看到她自己，因为她和布娃娃实际上是相互分离的。这种为了在自我与自我之间进行深情对话而成为两个“我”的要求，例如被安娜·德·诺阿耶夫人表现在她的《我的一生》中：
　　我爱布娃娃，我认为它们和我一样是活着的：除非它们被羊毛和天鹅绒裹好，否则我在被窝里会一直睡不晚……我梦想我真的会有纯粹的双重孤独……这种对成为整体、成为双重自我的需要，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哦，在我那梦幻般的温柔成为辛酸眼泪的牺牲品的那些悲剧性时刻，我是多么希望我身边会有另一个小安娜用她的胳膊搂着我的脖子，安慰我，理解我啊！……在后来的生活中，我发现她就在我心中，于是我紧紧抓住她不放；像我希望的那样，她给我的帮助不是表现在安慰上，而是表现在勇气上。
　　少女抛开了她的布娃娃。但是女人在整个一生中都会发现，镜子的魔力对她先是努力投射自己、后是达到自我认同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精神分析学家奥托·兰克阐明了镜子同神话，以及同梦幻般的双我（duoble）之间的关系。映像尤其在女人那里是被认同于自我的。漂亮的外貌，对于男性意味着超越；对于女性则意味着被动的内在性；只有后者才会想引起别人的密切注意，因而才可能被那一动不动的银色捕兽器给捉住。男人觉得并希望自己是主动的，是主体，他不是通过固定不变的映像去观察自己；它对他几乎没有吸引力，因为在男人看来他的身体不是欲望的客体；而女人却知道自己是客体，并且使自己成为客体，所以她相信通过镜子她确实能够看到她自己。作为一个被动的既定事实，这种反映，和她本人一样，也是一种物；当她确实渴望女性肉体（她的肉体）的时候，她会通过自己的仰慕和欲望，赋予她在镜子中所看到的特质以生命。德·诺阿耶夫人在这方面很了解自己，她向我们吐露说：
　　我对我的聪明天赋很少感到自负，它们的优势是无可置疑的；但我对我在那面常用的镜子里的映像，却很自负……只有身体的快感才能完全满足我的灵魂。
　　“身体的快感”这个词用在这里是含糊且不妥当的。使灵魂得到满足的是这一事实：当思想将不得不去证明自身的存在时，被注视的面容的存在却已是既定事实，因而是无可置疑的。未来的一切皆被浓缩在那一块儿光明之中，镜框里集中了整个宇宙；在这狭小的范围之外，事物是无序的浑沌；世界变成了这面镜子，里面有个光辉形象，即唯一者的形象。每个沉迷于自身的女人都在统治着时间和空间，因而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她有得到男人和幸运，名声和快乐的种种权利。玛丽·巴什基尔切夫是如此醉心于自己的美丽，以至她希望能把它固定在永远不朽的大理石里面；当她写下面这些话时，她希望自己是不朽的：
　　当我回家脱光衣服时，我的裸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仿佛我以前从未见过它似的。我必须给自己塑个雕像，但怎么塑呢？除非我结婚，否则这几乎不可能。在我变丑、完全玷污它之前，有绝对必要这样做……必须找个丈夫，只有这样才能把这雕像塑成。
　　塞西尔·索雷尔这样描写自己准备去约会：
　　我站在镜子面前。我会更美的。我拼命地流着那雄狮鬃毛似的头发。梳子进出火花。我的头是太阳，周围是金色的光辉。
　　我还想起一个年轻女人，她是我有一天早上在咖啡厅见到的；她手上拿着一朵玫瑰，样子似乎有点陶醉；她用嘴唇贴着镜子，好像在饮她的映像，她还微笑地嘟囔着：“真可爱，我简直太可爱了！”自恋者既是祭司也是偶像，她带着荣耀的光环翱翔，穿过这永恒的王国，云端下面芸芸众生在仰慕地跪拜着；她是裹挟在自我关注里面的上帝。“我爱我自己，我就是我的上帝！”梅耶罗夫斯基夫人说。要变成上帝，就必须完成en-soi［自在]和pour-soi［自为]这无法实现的综合；当一个人认为他可以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时，这真可谓是快活、得意和充实的特别时刻。少女若是从镜子所映出的五官中看到了美、欲望、爱情和幸福，便会有意识地倍受鼓舞并予以相信，便会在她的一生中都追求那令人眩目的启示所带来的希望。即使一个女人不算太美，她也会看到她心灵的特殊财富洒遍了容貌，这足以令她深深陶醉。“她不可能因为美而受人仰慕，但是她有某种理想的魅力……”
　　即使不那么幸运的人有时能从镜子中享受到极大的喜悦，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仅仅作为一个肉体存在物，就足以令她们感到激动；这正如和男人在一起时，单是年轻女性的丰满肉体就足以令她们感到吃惊；而且由于觉得自己是单个的主体，她们还能够（虽然有点自欺欺人）忍受自己的特殊素质，具有个人魅力；她们将在容貌或身体中发现某种优美的、古怪的或有趣的特征。她们只是由于觉得自己是女人，才相信自己很美。
　　而且镜子并非是获得双我的唯一手段，尽管它是极其讨人喜欢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尝试通过内心对话造出两个自我。女人白天大多数时间都是独自干着讨厌的家务活儿，她有空闲通过想像树立特定的形象；她就像少女似的梦想未来；由于被封闭在漫无止境的现在，她重温自己的历史；她修改历史的方式竟然是引入美学原则，在她没死之前就把她的偶然生命变成了一种命运。
　　女人比男人留恋童年的往事：“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她们还记得，她们在父母的保护下是独立的，未来展现在她们面前；如今她们可不那么安全，作为仆人或物件被束缚于现在；她们曾打算征服世界，眼下却陷入一般性之中，成为千千万万个妻子和主妇中的一个。
　　女人为她所成为的那种人感到遗憾，想在自己身上重新发现那个业已消失的孩子，甚至想让那个孩子重视。所以她竭力希望她的情趣、想法和情感能破天荒地保持新鲜性，甚至能保持某种奇特的蔑视世界的因素：“你是了解我的”；“我是多么好玩”；“我周围必须有花儿”；等等。她的脸色特殊，她有自己喜欢的音乐家，有独特的信仰和迷信，颇在一般人之上。她的独特个性表现在她的衣服和她的“内心”上；她形成的双我往往很粗糙，但有时她所塑造出来的明确人物也可以扮演女人的生活角色。许多女人从文学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身上看到了自己已经被塑造成：“她可真像我呀！”这种认同可能被美丽浪漫的人物所促成，也可能被殉道的女主人公所促成。一个女人可能会顽固地想成为我们时代多愁善感女士的化身，也可能想成为失意妻子的化身：“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女人了。”斯特克尔就这样谈到属于此种类型的一个病人：“她在扮演悲剧性角色时得到了快感。”
　　这类女人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她们觉得被人误解了；周围的人们没有认识到她们的特殊素质；她们把别人所表现出的这种无知或冷淡，解释成这些人认为她们心中藏有秘密。实际上，她们许多人的心里确实一直埋藏着童年或青年时的某些事件，这些事件对她们的生活十分重要；她们知道，她们的正式传记不会和她们真正的生活经历混在一起。但自恋女人所扮演的女主角往往只是想像出来的，因为这样的女人在现实生活中缺乏自我实现；赋予她以个性的并不是具体的世界，而是一种隐秘的本原，一种有如燃素的模糊“力量”或“德性”。女人相信她所扮演的女主角是存在的，但她若是想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就会如挣扎的神经病患者那样，狠狠地忏悔无形的罪过。两者都有归结为空洞信念的“秘密”，这是她们内心深处的一把钥匙，可以解开她们的情感和行动之谜，并为它们进行辩护。正是由于她们十分缺乏意志以及由于她们的惰性，才产生了这种在神经病患者身上所存在的幻觉；而且正是由于女人无法表达自己，她才认为在她心里也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神秘。有关神秘女人的著名神话鼓励了这种信念，反过来又为这种信念所进一步证实。
　　由于有难以被人理解的巨大财富，女人认为她和悲剧性英雄一样，需要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命运。她的整个生活都被美化，变成了一部神圣的戏剧。她穿着精心挑选出来的长袍站着时，既是身着法衣的祭司，又是由忠诚的双手所装饰的、并为她的信徒们的崇拜所提供的～尊偶像。她的家变成了对她顶礼膜拜的神殿。自恋女人将像关心她的服装那样关心对她加以烘托的家具和装饰品。
　　当女人在同伴面前展示自己或纵情于情人的怀抱时，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她是维纳斯，把美貌作为财富赋予了世界。这不是她自己，而是美的化身，当塞西尔·索雷尔打碎罩在比伯漫画上的玻璃时，她要捍卫的也正是这美的化身；我们从她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到，她的整个一生都在号召凡人俗子崇尚艺术。伊莎多拉·邓肯的情况也是如此，她在《我的生平》中这样描写她自己：
　　我在表演之后，穿着紧身外衣，头戴玫瑰花，是多么可爱。为什么不该有这种可爱！……一个整天用脑子工作的男人……为什么不该投入这美丽双臂的拥抱中，去抚慰他的痛苦，去追求美的、忘怀一切的那段时光？
　　自恋者的慷慨给她带来了好处，因为她从别人的眼睛比从镜子更可以看到她的双我被荣耀的光环围绕着。她若是无法找到彬彬有礼的观众，便会向忏悔神父、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敞开心扉；她也会向看手相者和算命先生讨教。“倒不是因为我相信他们，”一个电影小明星说，“而是因为我喜欢让人对我谈论我自己！”她把自己的一切全都告诉给她的朋友；她想让她的情人变成听众，这种渴望比想让其他任何人当听众的渴望更急切。女人一旦陷入情网，的确很快就会忘掉她的自我；但许多女人无法有真正的爱恰恰是由于她们根本未忘掉自己。
　　她们宁愿有一个大舞台，也不愿有一个属于个人的斗室。所以社会对她们才是重要的；她们需要有在注视着她们的眼睛，需要有在倾听着她们的耳朵；作为角色，她们需要有最大限度的观众。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在描写她的房间时公开表示：“当人们走进来发现我在写作时，我就是这样在舞台上。”她接着写道：“我已经决定把舞台好好布置一番。我要建造一个比萨拉的还要好的房子，还要有一个更大的工作室。”
　　至于德·诺阿耶夫人，她则写道：“过去我就喜欢现在我仍然喜欢又宽敞又热闹的地方……
　　而且我常常由于能够有许多客人，而确实原谅了朋友们，他们担心来这么多人会打扰我，我真诚地表示：我不喜欢对着空位于表演。”
　　衣服和谈话将使女性的表演爱好得到很大满足，但是有抱负的自恋者还希望她的自我表现方式能够不那么寻常并富于变化。尤其是，她往往会让她的生活变成博得大众喝彩的表演，很认真的在舞台上一直呆下去。德·史达尔夫人在《科林娜》一书中详细叙述了当她合著竖琴朗诵诗歌时，是怎样令一大群意大利人神魂颠倒的。她在瑞士科皮特别墅所最喜欢的消遣之一，就是朗读悲剧角色的对白；她和菲德拉一样，喜欢向自己的一个又一个情人发表热情的声明，装扮成希波里特。若是环境允许，任何事情都不会像公开献身于剧场那样，使自恋者得到极大的满足。“剧场，”乔吉特·勒布朗说，“给我带来了我久久所追求的东西：赞美的理由。今天它对我来说仿佛是对行动的滑稽模仿；它对暴躁的脾气是重要的。”
　　她的表达方式是惊人的。由于缺乏行动，女人发明了行动的替代物；对于某些人，剧场是一种有利的替代，况且女演员能够指向各种目标。演出对于有些人是谋生的手段，只不过是一种职业而已；对于另外一些人，它则可以带来用以达到风流目的的名声；而对于其他的人，它还可以带来她们自恋的胜利。较为伟大的女演员——瑞琪、杜丝——是一些真正的艺术家，她们通过自己所创造的角色超越了自我；但是三流演员则与此相反，她对自己要完成什么并不关心，只是去关心反映在她身上的荣耀；她首先想强调她自己的重要性。执着的自恋者，由于缺乏献身的能力，将会受到艺术的局限，犹如将会受到爱情的局限。
　　这种缺憾将会对她的全部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任何道路只要能够带来名声都会对她有诱惑力，但她永远不会全心会意地献身于任何一条道路。绘画、雕刻和文学，全都是要求进行艰苦的基础训练和付出个人努力的学科；许多女人都试过它们，但很快就放弃了，除非受到某种积极的创作欲望的驱使；而且许多可以坚持下来的人，实际上只不过是装模作样而已。
　　她们固然在画架前度过了几小时，但她们太爱自己了，以至对绘画不可能有真正的爱，于是到头来只能是个失败者。当一个女人，能像德·史达尔夫人和德·诺阿耶夫人那样，成功地拿出好作品的时候，实际上她并没有把心思专门放在自我崇拜上；但是如瘟疫一般折磨大多数女作家的缺憾之一，是在毒化她们真诚的、限制并削弱她们地位的自爱。
　　然而，对自己的优越地位深信不疑的许多女人，却无法让这种地位在世界面前表现出来；
　　于是她们只能把为她们的优点所感动的某个男人当做中介，来实现自己的野心。这样的女人将不会借助于自由设计去瞄向她自己的价值；她希望把现成价值附在自我身上，所以她转向有影响和名望的男人，希望认同于他们，成为灵感、诗神和埃吉丽亚。梅布尔·道奇卢汉与劳伦斯的关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她希望“能诱导他的思想，迫使他的思想拿出一些作品”；
　　她需要他的洞察力，他的丰富想像力；她在让他写作时感受到了一种主动性，一种对她无事可做之悲哀的补偿。她想让劳伦斯通过她去征服，去赢得她在陶斯的利益。同样，乔吉特·勒布朗也希望能够成为海特林克的“食粮和火焰”；不过她还希望在他的书上能出现她的名字。
　　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去讨论野心勃勃的女人，是如何利用男人去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但要讨论女人是如何受到旨在取得重要地位的主观欲望的激发的，这种欲望没有客观目的，仅仅热衷于窃取别人的超越性。她们永远不会成功，但却善于向自己隐瞒失败，善于让自己相信她们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她们知道自己是可爱的、令人满意的、值得赞美的，所以她们信心十足，相信自己会被别人爱，会被别人渴望和赞美。
　　这些幻觉可以导致真正的神经错乱，克莱朗博不无道理地认为，色情狂是一种“职业病”；
　　要感到自己是女人，就要感到自己是一个理想的客体，感到自己是被人渴望和爱的。耐人寻味的是，有被爱幻觉的病人十有八九是女人。十分清楚，她们在想像中的情人身上，所要求的是对她们自恋的神化。她们希望赋予自恋以无可置疑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可以由诸如神父、医生、律师或任何上流男人来赋予。他的行为揭示了一个绝对真理，这就是他所想像的情妇。
　　要超过所有其他不可抗拒的、且有许多优秀品质的女人。
　　色情狂的出现可能与各种精神变态有关，但是其内容永远是一样的。患者因被一个杰出男人所爱而洋洋得意，容光焕发；这个男人（完全出乎她的意料）突然被她的勉力所迷住，他表达感情的方式是间接的，然而又是急切的。这种关系有时停留在空想的层面上，有时则具有性欲的性质；但其主要特征是，这个著名的有力量的半神，比女人更深地陷入了情网，而且其表现情欲的方式是古怪的、暧昧的。在精神病学家报告的许多实例中，下面所摘录的实例十分典型。一个48岁的女人这样忏悔说：
　　这里要涉及到尊敬的埃契尔先生，他从前是议员，现在是律师团成员。我1920年就认识他了，但在我知道他是谁之前，我一直远远地观察他这个强有力的人物；这使我浑身打冷战……是的，这是个感情事件，我们俩都感觉到了：我们的目光相碰了。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了他，他也是一样……不管怎样，反正是他先表白自己的，这是快到1922年底的事；他总是想单独见我；有一天他起身向我走来，继续那次谈话。我突然领悟到那感情的波涛……他说他有些事要让我知道。他文质彬彬地献上了各种殷勤，让我认识到我们的感觉是相互的……有一次，他摆脱了一个和他在一起的男人，只是为了和我单独在一起。他总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他告诉我他是个单身……他守着我的窗户望着。他让教区乐队从我家门口游行过去。我真假。我应当对他的求爱有所反应……他认定我会拒绝他，于是他采取了行动；他应当早些坦白地说出来；他对我进行了报复。他认为我对B．有感情，于是很嫉妒……他为了伤害我，对着我的照片诅咒——因而令我烦恼不已。
　　这种神经错乱，事实上很容易变成迫害幻觉，甚至在正常情况下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过程。
　　自恋者认为，要承认别人并不钟情于她是不可能的；如果她已证实自己未受到崇拜，她会立刻认为自己是可恨的。她把一切批评都归之于嫉妒或怨恨。她的挫折都是由罪恶阴谋造成的，从而她更加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举足轻重的。她很容易滑入狂妄自大或其反面，即滑入迫害幻觉。她由于成为她自己的宇宙中心，由于对其他宇宙一无所知，她变成了世界的绝对中心。
　　但是，表演自恋这部喜剧只能以牺牲现实为代价，想像中的角色要有想像中的观众来崇拜。一个迷恋于自我的女人完全失去了对真实世界的控制，她不关心与他人建立任何真实的关系。假如德·史达尔夫人能够预见到她的“崇拜者”晚上写在笔记本上的那些热嘲冷讽，她就木会那么热情地朗诵《费德尔》。但是自恋者拒绝承认，人们除了能看到她的自我表现，还可能看到她的其他方面，而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她总是在自我关注，却还是缺乏自我判断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她很容易变得荒唐可笑的原因。她总是只顾自己说话，不再听别人讲；而且她总是一开口就要说到她自己。
　　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写道：“这使我觉得很有趣。我没有同他谈话，我在表演，而且我觉得在有鉴赏力的观众面前，我非常善于像个孩子似的操着怪腔怪调和装模作样。”
　　她太着眼于自己了，以至看不到任何事物；她对别人的认识只限于在他们身上看到和她的相似之处；任何与她自己的情况，与她自己的经历无密切关系的事情，都在她的认识范围之外。她喜欢大大扩大她的体验；她希望去经历爱的陶醉与折磨，经历做母亲。友谊、孤独、流泪与欢笑的纯粹欢乐；但由于她根本不可能献身，她的感情是虚构出来的。无疑伊莎多拉·邓肯在孩子死去时流下的眼泪是真实的，但当她希望以盛大的富有戏剧性的葬礼，把孩子的骨灰抛进大海时，她却只是一个演员；而且人们在读到《我的生平》中引起她的悲哀的这一段落时，不可能无动于衷：
　　我感到了自己身体的温暖。我朝下看着我那赤裸着的双腿——把它们给伸开。我柔软的乳房，我柔软的双肩从未死气沉沉，至今仍在柔波中起伏，我认识到12年来我已经疲倦了，这胸口老是在隐隐作痛，我面前这双手有着悲哀的印记，当我独自一人时，这两只眼睛几乎没有干过。
　　少女从自我崇拜中能够提取面对令人忧虑的未来的勇气，但是她必须很快越过这一阶段，否则未来就会向她关闭。女人若是把情人禁锢在两个人的内在性当中，就会注定让他和她自己一起去死；自恋者若是认同于她想像中的双我，就会毁掉她自己。她的往事是不会变化的，她的行为是定型的；她空话连篇，她反复表演那逐渐失去全部内容的动作，因此女人写的许多日记和自传都是贫乏的；由于完全专注于她自己，一无所为的女人使自己变得毫无价值，只好膜拜虚无。
　　她的不幸在于，尽管并不真诚，她还是意识到了这种空虚。在个人和她的双我之间不可能有真实的关系，因为这种双我是不存在的。自恋者将会遭受重大的挫折。她不可能把她自己作为一个整体来正视，无法保持她的pour-soi-en-soi［既是自为又是自在]的幻觉。和每个人的隔绝一样，她的隔绝也仿佛是意外发生的并且是可悲的遗弃。而这就是除非她改变，她只能不安地从她自己逃向人群、逃向谈话、逃向他人的原因。要是有人以为她摆脱了依附性，以为她把她自己作为所考虑的最高目标加以选择，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她使自己注定处于极为彻底的奴隶地位。她不是坚持她的独立性，而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受世界和其他有意识的人之害的客体。
　　困难不仅仅在于她的身体和面容是日渐衰老的肉体，而且从实际观点来看，装饰这个偶像，为它打下根基，为它建造神殿，也是一项奢侈的事业。我们已经看到，为了让她的形象有如大理石般永远不朽，玛丽·巴什基尔切夫不得不和有钱人结婚。男人的财富对支付金首饰、熏香和没药的费用会有帮助，伊莎多拉·邓肯和塞西尔·索雷尔把这些东西放在她们宝座的周围。既然女人的命运掌握在男人手中，她衡量成功的标准，一般就是她网络到自己队伍中的男人的数量和价值。但是这里相互性仍在开始起作用；这个祈祷螳螂想把男性变成她的工具，但她并未因此从他那里获得解放，因为她要牢牢地抓住他，就必须取悦于他。美国女人虽然也想成为男人的偶像，实际上却是她的崇拜者的奴隶；她只有通过男人，才能得以打扮、生活和呼吸，并且只是为了他们，才去这样做的。
　　实际上，自恋者和高级妓女一样是依附的。如果说她避开了单个男人的专制，那么她却接受了公众舆论。她和他人的关系不含有交换的相互性，因为，假如她想承认别人的自由评价，而同时又承认这种评价是一种通过活动要达到的目的，那么她便会不再是一个自恋者。
　　她的态度的矛盾之处在于这个事实：她既要求世界给予价值，又认为这个世界毫无价值可言，因为她认为只有她自己的见解才有价值。他人的认可是神秘而任性的非人力量，任何想得到这种认可的人都必须通过魔力。自恋者尽管表面上傲慢，实际上仍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并不稳固；这也是为什么她烦躁不安、过于敏感、爱发脾气、时刻警惕的原因；她的虚荣心是无法满足的。她越老越是追求赞美和成功，越是怀疑她的周围阴谋四伏；她精神失常，鬼迷心窍，藏人不真诚的黑暗之中，终于在四周筑起了精神错乱和妄想症的围墙。有一种说法特别适用于她：“发现生活的人将失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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