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
　　文学的作用在于向别人展示作家自己所看待的世界。这部小说的一个人物曾经这样认为：“为什么不动笔创作一部时间与地点明确、而且具有一定意义的小说呢？叙述一个当今的故事，读者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忧虑，发现自己的问题，既不去揭示什么，也不去鼓动什么，仅仅作为一个见证。”这个人物这样思忖着。
　　看来，这就是这部小说的作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本人的文学创作思想，至少是她在《名士风流》这部小说中的创作思想，因而，她随手拈来放在了小说的主人公之一、著名作家亨利的身上，而她自己在这部小说里，正是要叙述一个对她来说完全是属于“当今”的故事，再现一幅“时间与地点明确”的当今世界的图景，描写一批在当今这个时代活动着的特定人群。小说发表于1954年，所写的不过是刚刚过去的一个时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到结束后不久的那些岁月。具体来说，是从1944年巴黎解放，经1945年攻克柏林、原子弹毁灭了广岛直到马歇尔计划在欧洲实行、冷战日趋激烈这短短的三四年。活动于其中的那个特定的人群，则是巴黎的一批名士闻人、知识精英、声名显赫的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广为人知的小说家与剧作家、著名的记者、有影响的报刊主笔、在本专业中成绩卓著的医生，等等。这样一类人物，本是作者本人与她的终身伴侣让—保尔·萨特所熟悉的同类，是他们自己所属于的那个社会圈子，有的人物甚至就有他们自身的某些成分。总而言之，西蒙娜·德·波伏娃在这部小说里是要展示自己的时代、自己的阶层以及她与萨特的精神境界、精神历程。
　　1944年的圣诞节，一批左派知识精英聚集在一起欢度抗敌胜利后的第一个节日，准备迎接世界的新时期与自己生活的新阶段，对未来怀着殷切的希望。然而，他们却马上锐利地感受到了战争所造成的创伤是那样沉重和难以愈合，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满目凄凉的国度：战争的废墟、死者的公墓、肮脏破烂的街道、物质生活贫困、冬天靠烧废纸团取暖、没有巧克力、没有像样的葡萄酒，巴黎这座“骄傲地屹立在世界中心的城市已经毁灭”，原来充满自信的法国人这时发现，自己已沦为五等小国的“无足轻重的子民”。整个欧洲也是一片阴暗，在葡萄牙，还存在着战前的独裁政权，在西班牙，法西斯势力几乎原封不动。到处是贫富对立，下层人民生活在牲畜般的状态下。更为严峻的是，当世界还没有从战争的黑暗中完全走出来的时候，新的矛盾、新的危机、新的阴影又迅速来到，笼罩在世界上空：美苏的对抗与争夺、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它像一朵巨大的阴云决定着欧洲与美洲的气候，在法国的现实生活里带来了新的挑战、新的摩擦、新的困扰。这不是人们所期待的充满了希望的时期，“任何地方都再也不存在希望，无论在法国还是其他地方”，正如一个人物所感叹的：“这战后，实在是没劲！”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名士风流》中所展示出来的就是这样一幅战后世界图景。
　　在这样一个灰暗凄凉的时期里，这批知识精英感受着、思考着、选择着、行动着、奋斗着，但又无一不在现实生活面前感到困顿与迷茫。
　　迪布勒伊名声响亮，早已是知名的作家与思想家，被视为一代人的精神领袖和引路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开始，他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反抗纳粹德国的斗争，成为了一个社会活动家与政治家，但也是从那时起，他的作家生涯就告一段落。战后，他将如何自我选择？是重新作为一个作家获得自己存在的意义，还是在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国内外政治大格局中去坚持自己的政治道路？他选择了后者，致力于组织一个与法国共产党联合但又要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左派，而当他牺牲了作家的生涯成功地组织起“革命解放联合会”这样一个独立的左派组织时，他在那个无情的大政治格局中就受到了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沉重压力，完全陷入不能自己、无能为力的尴尬局面，由此，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在迷茫困顿中得出了“无所作为”的结论。与此同时，他的家庭又面临着支离破碎的局面：女儿的难以挽救的精神危机与年轻妻子在感情生活中的巨大危险。
　　亨利也是一个早已成名的作家，既是迪布勒伊的朋友，也是他在事业中志同道合的合作者。他在战后现实面前的困惑感与迷茫感较迪布勒伊更为突出，不论是在他个人感情生活方面、在他的文学创作方面，还是在他的社会政治活动方面都是如此。与他共同生活了多年的波尔对他那种自作多情的爱，已使他深感腻烦与束缚，甚至一心要放弃舒适的家庭生活去换取单身汉清苦的自由，但这个简单的愿望竟那样难以实现。在创作上，他决心在原来成功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写一部适于战后时代的“欢快的小说”。然而，这样一部小说他却迟迟写不出来。在社会活动与事业上所遇到的矛盾与压力则更为严重，他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一家卓有声誉的报纸，在迪布勒伊的坚持下，放弃了中间偏左的立场，进一步左倾，成为了“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机关报，由此，却带来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后果：原来的读者群的丢失、经费的困难、左右两方面的压力、资助者的要挟，在这种困窘的境况中，他疲于奔命。
　　安娜，迪布勒伊的妻子，一位出色的精神分析大夫，她似乎是一个持恒宁静的化身，不论现实世界发生多大的变故，她仍然在职业与家庭的正常轨道上习惯地运行，是尽职的专家，是爱丈夫、操持家务的主妇，是关心女儿的慈母。然而，在战后的这个时期里，她身上却产生了与原来生活完全反向的自我个性觉醒，产生了作为一个长期与年长的丈夫缺少肉体之爱的成熟妇女的本能要求，因而有了两次外遇，特别是第二次外遇，震撼了她整个的身心，几乎使她脱离自己长期以来的生活轨道与心理轨道，几乎摧毁了她往常生活的全部支撑点，最后，还几乎使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樊尚，报社里一个充满了活力的编辑兼记者，左派知识界中的愤怒青年，他怀着战争时期积累难消的仇恨，像一头盲目的愤怒的野兽一样乱闯，对那些他认为在战时有附敌行为的人进行恐怖的暗杀惩处活动，自以为是在主持正义，但同时老要提心吊胆地躲避法律的追究。
　　朗贝尔，报社里又一个青年编辑兼记者，他颇具才华，也有上进心与正义感，但他老一副“困惑的面孔”，对自己想做的一切都没有把握，顾虑重重，犹疑不决，需要别人帮他作出决断，在复杂的现实中，他终于不由自主地迷失了方向。
　　纳迪娜，迪布勒伊与安娜的女儿，她曾经有过纯真的少女时代，但战争在她心灵上造成的创伤使她变成了一个毫无生活目标的人。她像一只迷航的船在人生海面上漂荡，从这个学科转到另一种职业，从这一个男人的床上转到另一个男人的床上；更令人忧虑的是她那看起来似乎已经无药可救的精神危机：她玩世不恭，对任何有价值的事物都采取嘲讽的态度，对任何有意义的事物都拒不承认。
　　这是战后法国困顿迷茫的一代，他们几乎都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无所适从，只不过有的人自觉意识到了这一点，有的人还没有完全自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基本的事实是：在战后这个时期里，“要做的事情何其多，可又有多少人不知做点什么为好”，即使有人知道应该去干什么，但不是在干毫无意义的事，就是自己看不出所干的事有什么意义。而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困顿的时代与世界里，自己的境况与前景将会怎样，个人的命运将怎样，谁也不能预料。这一批在抗德时期曾风流一时的知识精英的迷茫感与迷茫状态是如此深重，以致全书是以“谁知道呢”、“谁知道呢”这两个迷茫色彩十足的疑问句作为结束。
　　他们的迷茫困顿，与其说来自战后法国的衰颓与萧条，不如说来自现实世界的复杂。这种复杂性既存在于国际形势中，也存在于国内状态里。在国际形势方面，当他们在1944年欢庆即将完全实现的胜利时，曾热情洋溢地欢呼过“美利坚万岁”，也真诚地举杯“为苏联的健康干杯”，而今他们却亲眼看见了美国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在欧洲支持那些残存的法西斯独裁政权，使那些地方的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不得解放；亲眼看见了美国如何成为欧洲的统治者，美国的势力如何咄咄逼人地伸入法国的现实社会、甚至干预他们自己的事业领域，利用他们的困难，对他们苦心经营的报纸进行要挟。另一方面，被他们视为人类希望的苏联，却又被揭露出存在着集中营与劳役制度，这也是他们作为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在感情上不能接受的。如何看待世界的这两大现实的真相，已经构成了他们认知能力上的巨大负担，而这两大力量的摩擦、对抗与斗争及其对法国现实生活的直接影响，对他们来说更是巨大的尖锐的挑战。在国内状况方面，同样也存在着两大势力，戴高乐派与法共的对立、《费加罗报》与《人道报》的对立，这种对立不时提出尖锐的问题，要求人们作出明确的回答，而这些问题又无一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很难作出绝对的截然的答案。与此同时，他们深感过去在反抗德国占领的时期，人群中的敌与友、善与恶都是一清二楚、一目了然的，但在战后的年代，这种简单的截然的划分已经不适用了。现实生活中的人有了复杂的分化与变化，很多人似乎是处于一种临界的、模棱两可的状态。塞泽纳克这个抗战时期英武的青年战友因为吸毒而沦落成为了密探，他是否还曾有光荣的过去？是否本来就是一个恶棍？萨玛泽尔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游击英雄，而今身上发散出政客的气息，成为了左派的对手；特拉利奥是个实力雄厚的大资产者，但却资助并参与了左派《希望报》的事业而又一直试图改变它的方向；著名的作家斯克利亚西纳是他们熟稔的朋友，但他亲美反苏的言行又不时与他们发生冲突；拉舒姆与拉福利都是法共在知识界的代表人物，和他们有时像朋友有时又像仇敌；即使是朱利安与勒诺瓦这两个早年从超现实主义到超人运动一直志同道合的朋友，如今也各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并由此而反目成仇。这就是西蒙娜·德·波伏娃笔下的各种派别和各种倾向的名士杂然混迹、互相为邻、互相制约、互相矛盾、互相撞击的错综复杂的现实社会境况，这种境况是严峻的国内外形势的具体化。正是这种严峻的形势使得一代知识精英感到迷茫。
　　但他们在这使自己深感迷茫的社会环境中之所以陷入了困顿，却又既不是由于他们落伍于时代、站在逆时代潮流的立场上、缺乏理想与激情，也不是由于他们行动上的消极与无力。恰巧相反，他们一直是满怀着进步的理想与革命的激情，一直在奋斗着，不甘于碌碌无为，不甘于放弃自己的职责，甚至宁可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迪布勒伊为了组织一个独立的左派与法共进行联合行动，不惜放弃了写作；为了使这个左派组织具有实际内容，又不惜使用了劝说、施压等各种手段使自己的好友与跟随者亨利就范，献出了他心爱的《希望报》；他全身心地不知疲倦地进行各种政治社会活动，制定纲领、参加集会、撰写文章、进行磋商、接待追随者，等等；在两大势力、两大阵营对峙的复杂形势下，他要求自己所有一切言论行动都严格以不损害苏联与共产党为准则，为此，他又牺牲了与亨利的友谊；而后来，为了继续为理想而奋斗、为了筹办新的刊物，他又抛弃前嫌，主动与亨利修好；尽管读者经常见他是在书房里伏案，但他却是一个坚持自己的方向、不断行动的人物，用亨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永远“朝自己的方向冲去”的人物，是一个“将不断地超越自己、超越别人，直到生命终结”的人物。同样，亨利也是一个既有进步理想又有积极行动的人物，他在社会政治倾向上一直是迪布勒伊的最亲密的追随者和合作者，几乎就是迪布勒伊的影子。他充满了朝气蓬勃的活力，在战后复杂的境况里居然颇有所为，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与报刊主笔，他对葡萄牙独裁政权、对马达加斯加人权问题的揭露，都是十分有力的。作为一个作家，他努力坚持自己的文学创作，在困顿的境况中也颇有成绩，而他的那种顾全大局的革命感情，则从他克服了思想矛盾、把自己创办的《希望报》献给了“革命解放联合会”一事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如果他与迪布勒伊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没有迪布勒伊那样强烈的党派精神与自觉的阵营意识，因此，他在如何对待苏联存在集中营与劳役制度的问题上才与迪布勒伊分道扬镳。
　　像这样的知识精英似乎不该陷入困顿与失败，但事实上，他们的困顿很严重，他们的失败很彻底。迪布勒伊全心全意为之奋斗的独立的左派组织完全瓦解了。亨利的《希望报》也被右派夺走了，他还由于在私生活上落入了若赛特这个妙龄美女的陷阱，竟做出了违反他一贯的诚实正直品德的错事，为附敌分子提供了伪证，差一点身败名裂。而迪布勒伊与亨利团结在他们自己身边的一个有为的班子，也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安娜心不在巴黎，三番两次飞往美国与情夫欢聚，她在私情中的失意使她感到自己的生活不再有任何意义，险些走上了自杀的绝路；朗贝尔在困顿中奔突了一阵子后，几经犹疑与矛盾，终于投向右翼，并公开撰文“反戈一击”；塞泽纳克可耻地死去；樊尚成为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恐怖分子；萨玛泽尔也投靠了戴高乐派。经过这样一个从奋斗、困顿到失败的过程，迪布勒伊与亨利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艰苦努力完全无济于事，自己想要有所作为而注定了将无所作为，“我们又回到了零点”。那么，“怎么会落到这一步呢？”他们的困顿与失败究竟来自哪里？迪布勒伊自己写书进行了总结，他终于认识到了，“法国已经沦为一个五等的小民族”，在战后的世界上，“斗争在苏联与美国之间展开，我们完全被排斥在外”，而他们这一批左派知识分子却天真地“想要保持独立”、“抵抗两个阵营”，其结果必然“无能为力”，他们的“革命解放联合会”也就“注定是要灭亡”的了。
　　通过迪布勒伊对失败的总结，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小说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政治斗争中的道路与作用的问题。知识分子在阶级、党派、阵营对峙的条件下能保持独立与自由吗？能作为超然的中间力量发挥作用吗？能作为绝对真理、抽象真理的化身被社会现实认可吗？能开辟出第三条道路通往理想社会吗？这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极富有意义的问题。西蒙娜·德·波伏娃让她的一代精英怀着这样一个善良愿望与天真幻想投入严峻的现实社会，让他们碰壁，让他们感到尴尬、陷入困顿，从而作出了否定的答案。这一批企图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独立路线的知识分子，无一不尝到了这种独立路线带给他们的苦果。朗贝尔这样抱怨说：“对于左派来说，我过分反共，对于右派来说，我过分亲共。”“独立左派”的领袖迪布勒伊虽然一再明确表明与法共的区别，但却被右派当作“危险的共产党人”而加以中伤与攻击，虽然他主观上要与法共采取联合行动并且决不作任何有损社会主义国家的事情，但却受到来自左的方面的种种批判：“与共产党争夺群众，分化左派力量”、“把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陈旧的道德标准混为一谈”、“是华尔街的走卒”，等等。亨利比迪布勒伊更强烈、更彻底地保持自己的独立与自由，因而他所受到的事实的教训也更为严酷。虽然他从来都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虽然他主观上要求自己在苏联集中营问题上从严格核实与调查事实出发，要求自己做到公正不偏，虽然他在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中力求带有善意，力求分清主次，做到准确而有分寸，但文章一发表就得到了各式各样的右派、反动派与保守资产者的喝彩，由此，他身不由己地被来自右翼的社会浪潮卷了过去，几乎成了这个他从不屑于为伍的右派社会中的一员，几乎整个沉沦下去。事实上，他在政治上、道德上也的确产生了他过去难以想象的污点，只是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变化，迅速回头转向，才免于自己进一步的沦落。小说人物所有的这些状态与变化，都是西蒙娜·德·波伏娃作为“既不去揭示什么，也不去鼓动什么”、“仅仅作为一个见证”而展示出来的，但实际上其中却蕴含着一种真理，那就是社会阶级斗争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存在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在这种历史必然性面前，这些左倾知识分子要求独立自由的路线，只可能落得悲剧的下场。迪布勒伊与亨利正是“历史必然性的无可指责的受害者”。这是西蒙娜·德·波伏娃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也是它的主要思想意义。
　　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西蒙娜·德·波伏娃让她的左派知识分子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承认了法国知识分子在现实世界里的无能为力、在社会斗争中的无足轻重之后，又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从零开始。他们又准备创办一家周刊，发挥自己的作用；他们又握住了共产党伸过来的手，开始进行一次争取民主的联合行动。迪布勒伊为了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又满怀热情到外地去进行活动，发表演说；亨利也放弃了逃避法国现实到意大利去过隐逸生活的计划，又重新投入了工作；纳迪娜终于从她的玩世不恭与虚无主义中解脱了出来；安娜也从绝望的道路上回过头来，企图到生活中去寻求新的意义。小说就这样在积极的基调中结束了，这种积极的基调与光明的结尾，与其说是现实生活本身带来的，不如说是人物的精神状态所带来的；与其说是人物精神状态中对未来很有把握的信心所带来的，不如说是人物精神上不计前景与成败而坚定不移地自我选择的意志所带来的。虽然小说结束时的现实比小说开始时的现实显然要更严峻、更充满了新世界大战将要爆发的可怕的阴影，它仍带给人物以深重的迷茫感，但人物的精神却经过了困顿的历程，有了新的认识而决心开始第二回合的搏击，进行了第二轮的自我选择，一个新的层次的自我选择，更有思想准备、更有经验、更为坚韧的自我选择。“自由选择并不是绝对自由的，而要受客观境况条件的限制”，我记得1981年我在巴黎访问西蒙娜·德·波伏娃的时候，她对我讲过这样一个观点。在这部小说里，我们就看到了这一观点的形象表现，但与此同时，虽然境况是严峻的、令人困顿的，我们仍可以看到小说中人物行为的这一轨迹：困顿——自我选择——困顿——再自我选择。这种自我选择的不息精神，正是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哲学主张，是人的存在价值的体现，是真正英雄主义的源泉。在萨特著名的存在主义哲理剧《苍蝇》里，俄瑞斯忒斯虽然眼见自己面前的道路是没有尽头的、看不见希望的，深知自己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将永远有“苍蝇”的追逐，但他毅然作出了选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迪布勒伊与亨利无疑与《苍蝇》中的英雄主人公有些相像，他们在严峻的现实世界中、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下，明知自己作为法国知识分子的无能为力、无足轻重，但仍然保持自己的存在价值观，重视自己的职责，也毅然地选择了一条见不到前途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堪称20世纪的“俄瑞斯忒斯”，他们身上也有着一定程度的英雄主义色彩。也正是出于对这个意义的理解，我建议这部小说的译者将书名译为《名士风流》。
　　小说中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人物的爱情故事，特别是安娜的婚外私情故事。除了政治社会活动与个人事业外，爱情就要算这一批知识精英生活中的主要乐趣了。亨利的生活中，像走马灯似地走过好几个女性：波尔、纳迪娜、若赛特，最后又是纳迪娜；纳迪娜的生活中更是充满了男人，从美国军官到亨利，到朗贝尔，等等；安娜则一再到美国去叙私情，小说后半部分几乎一半以上的篇幅是写她这一场婚外恋。应该说，小说中的这些人物都是性开放主义者，他们对性爱的那种无所谓的自由随便的态度着实令人惊讶。亨利作为一个有“家室”的男人，可以在报社众目睽睽下公开带着纳迪娜到葡萄牙去旅行，而且还得到了自己的“配偶”波尔的同意，他与若赛特的关系不仅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而且在大庭广众的社交场合也毫无避讳。纳迪娜与每一个男人的关系也都是公开的，她自己、她的父母以及她的友人谈到她与不同男人的性关系时，就像谈普通家常一样。而对安娜一再赴美国会情人，她的亲友竟无一人有所在意。总之，在这部小说里，两性关系成为了普通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与异性做一次爱几乎像与朋友上酒吧喝一杯威士忌一样普通，它不受社会规范、家庭关系的约束，既不存在当事人自己受贞操、节守、义务等观念的煎熬，也没有旁人以嫉妒来干扰。在两性关系上，如果说性开放与传统的性观念的淡化是这些人物的第一种作风的话，那么他们的第二种作风则是经常以性欲之爱作为目的。在这里，几乎每个人物在考虑自己与异性的关系时，首先想到的、集中想到的往往是“做爱”、“上床”，亨利与纳迪娜、若赛特自不待言，即使是安娜这一个正派的有身分的严肃的有夫之妇也是如此。尽管她与右翼作家斯克利亚西纳在政治观点与社会观点上相左，有时还话不投机，但第一次与他在酒店会面时就发生了肉体关系。她在美国之行中，一直就怀着找一个情夫的意图，为此，她主动地与菲利普、刘易斯两个男子联系，与菲利普联系不成时，她竟感受到“肉体上的失望”，于是才转向了刘易斯，并跑到芝加哥去会见他。早在与刘易斯成为互相熟悉的朋友之前，她就预想着“跟刘易斯睡觉”了，只是当她与刘易斯第一次发生了肉体关系、性感全面复苏、“重新又拥有了乳房、肚子、性器官，重新又拥有了肉体”、“全然变成了另一个人”之后，她才在情爱上补了一课：感情上进入了充满柔情、缠绵悱恻的真正恋爱。
　　《名士风流》中两性关系的这种图景与特色，固然是法国社会现实生活中自由放任的男女关系的写照，但也与西蒙娜·德·波伏娃在两性关系上的思想体系有关。西蒙娜·德·波伏娃本人是西方当代女权主义的先驱，早以其观点新颖大胆的专着《第二性》（1949年）闻名于世。在这部著作中，她论述了“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女人是被动地变成女人”的这一中心思想，揭示了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中，男人是如何利用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优势地位，制造出关于女人的种种神话，强制妇女接受下来而永远处于从属的“女人”的地位，书中宣扬了“男人们自己作主，女人们也自己作主”的平等理想。在性问题上则批判了“把理应建立在自发感情冲动基础上的交流变成了权利与义务”的婚姻制度，认为“要求被社会与道德的实际利益拴在一起的夫妻终生都能互相给予对方以肉体快乐是绝顶荒谬的”。《名士风流》出版于《第二性》五年之后，正是本着她在《第二性》中的思想观点，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名士风流》中以赞许的态度描写了亨利对自己的“家室”波尔的腻烦与他的性自由；带着怜悯的感情描写了波尔如何死抱住关于女人的神话不放，在女人的从属地位上建立起对自己的虚幻理想，因而“误入歧途”，最后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她还以平等的原则，对称地安排了两个与男人（亨利）一样也享受着性自由的女人：安娜与纳迪娜。安娜身上那种非从属性的、非传统规范的思想特点，从她在酒店里与斯克利亚西纳的那一场对话就已经表露得很清楚，当这个俄裔美籍作家单刀直入问她是否会有外遇时，她宣告自己“完全是自由的”，也宣告自己的丈夫也是“完全自由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在以她的《第二性》的观点描写着这些主人公的时候，还没有忘记安排了他们周围的人们与环境是如何认可与容忍了两性关系中的这种独立与自由。
　　何止是反映了作者本人的政治态度、哲学思想与男女观而已，《名士风流》实际上在相当的程度上带有自传的性质。早年，萨特曾在一家咖啡馆里建议西蒙娜·德·波伏娃：“至少你应该把你自己融入你所写的东西里去。”在《名士风流》中，西蒙娜·德·波伏娃按此办理比在她任何其他作品里都更为明显，因为她立意要写的是法国战后左派知识分子群的生活，而她与萨特正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群的中心。于是，在她这部小说里，萨特与她以及他们周围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影子就不可避免地要不时闪现，正如纳迪娜对亨利所说的那样：“你小说中足足有五十处与爸爸或你完全吻合。”在迪布勒伊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萨特的成分：萨特在战后法国思想界的泰斗地位、他对青年一代的巨大影响、他身边团结了一批思想左倾的知识分子，这几乎与小说中迪布勒伊的地位完全一样；萨特50年代起从写作生活较多地转向社会政治活动，他1945年创办《现代》杂志并吸收西蒙娜·德·波伏娃参加编辑工作，与迪布勒伊处理写作与社会活动的关系，在亲人的协助下办《警觉》杂志的工作情况也很相像；萨特1948年创建中间偏左的“革命民主联盟”以及联盟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难以立足、最后解体了的经历，几乎是照搬到了迪布勒伊的身上；萨特从50年代初开始在政治上亲近苏联、与法共关系密切、与加缪在苏联集中营问题上进行论战时坚持党派精神与阵营意识，后又投入反对冷战、争取和平的斗争，与迪布勒伊所走过的道路也基本吻合；甚至萨特1952年与加缪论战后中断了两人的友谊一事，也变成了小说中迪布勒伊与亨利决裂的情节。在亨利的身上，则既有萨特的成分，也有加缪的影子，西蒙娜·德·波伏娃一方面把萨特内心中的矛盾，把他在政治上要坚持左倾而同时又要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复杂心情，把他顾全大局、服从整体的态度，把他在加入共产党问题上的思索以及他在与女性交往上独立自由的作风，都放在了亨利的身上；另一方面，又把加缪在苏联集中营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与所采取的行为，移植到亨利的经历中去。至于安娜，则明显地凝聚了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心理感受，安娜与美国作家刘易斯的爱情故事，就是西蒙娜·德·波伏娃从1947年到1950年与美国作家纳尔逊·奥尔格伦之恋的艺术加工与艺术升华。
　　由此可见，小说的两大部分——知识分子群体所生活的战后法国社会现实的状态与一个妇女所感受的爱情经历——都具有作家本人深厚的生活基础，这就保证了作品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与真切细腻的心理内容。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曾经提到要写作出《战争与和平》与《克莱芙王妃》那样的作品，看来，西蒙娜·德·波伏娃是以《战争与和平》为楷模来处理她小说的第一大内容，即描写战后的法国现实社会与知识阶层的状况，而以《克莱芙王妃》的方式来处理她小说的第二大内容，即刻画安娜的爱情心理。我不敢说《名士风流》在文学史上将享有《战争与和平》或《克莱芙王妃》那样的地位，但我可以说，《名士风流》的确实现了《战争与和平》与《克莱芙王妃》式的结合，仅就此而言，它出版的当年（1954年）就荣获了龚古尔文学奖，即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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