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起身，“您说得有理，我得走了。您真的就不愿意去？”“噢！不！我没有任何欲望去和斯克利亚西纳谈论政治，你嘛，他也许会饶了你。”
　　“但愿如此。”我说。
　　在罗贝尔闭门写作的那段时间，我经常没有他陪伴而独自外出。可今天夜里，当我突然陷身于寒冷与黑暗的包围之中，真后悔，不该接受斯克利亚西纳的邀请。噢！我理解自己，我看到的总是那些熟悉的面孔，对此，我已感到几分厌倦。朋友，我对他们太了解了，整整四年里我们肩并肩生活在一起，这给人以温暖。可如今，我们那亲密的劲儿已经冷却，散发着无益于人的霉味，我终于抵挡不住新的诱惑，让步了。可我们有什么可谈的？我也一样，绝无心思去谈论政治。一跨入里茨酒吧的门厅，我停下了步子，对着一面镜子，细细地审视了自己一番。要做到衣着寒酸却又不失高雅，本该经常注意拾掇拾掇，可是我却宁肯不屑一顾。身穿这件旧大衣，脚套这双木底鞋，我这副模样可真不佳。要是在好朋友的眼里，我无论怎样都还是我。可斯克利亚西纳来自美国，那儿的女人个个都那么喜爱打扮，他准会发现我这双木鞋的。我心里不禁想：“我不该这么随便。”
　　当然，斯克利亚西纳笑容可掬，不会流露出内心真实的想法。他吻了吻我的手，这是我讨厌的事情，手比面孔还更裸露，有人那么紧贴着去打量，让我好不别扭。
　　“您喝点什么？”他问道，“来杯马提尼酒？”
　　“就喝杯马提尼酒吧。”
　　酒吧里挤满了美国军官和衣着时髦的女人，热气、烟味和呛人的金酒味很快渗入我的脑袋。我为呆在这里感到乐滋滋的。斯克利亚西纳在美国度过了四个春秋。那是一个伟大开放的国度，在那里，泉井喷射的是果汁和冰激凌。我贪婪地向他询问这一切，他很乐意地一一解答，我慢慢喝着第二杯马提尼酒。接着，我们到了一家小饭馆用晚餐，我毫无顾忌地把血红的牛肉和奶油白菜往肚子里填。这一次，轮到斯克利亚西纳向我提问了：要回答他那一个个过分细致的提问，确实困难。每当我设法重新品尝过去的日子里那天天如此的滋味——在那因宵禁令而门扉紧闭的屋子里弥漫的汤味，以及当罗贝尔开秘密会议迟迟不归的时候，我内心笼罩的那种沉寂——他便不由分说地打断我的思路，他听得十分入神，人们仿佛感到词语在他的心底进行漫长的跋涉。可是，人们说话只能为了他，而不能为了自己。他打听一些实用的情况，诸如怎样设法制作假证件？如何印刷《希望报》？如何散发报纸？他也要求了解总体状况，我们是在怎样的精神氛围中生活？我竭力满足他，可难以如愿，我所说的不是比他想象的更糟糕，就是不如他设想的那么难以忍受。虽然真正的灾难并没有降临到我的头上，可却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烦忧，怎么对他讲述迪埃戈的死呢？那词语太悲怆，我难以启齿，那词语也太无情，他不会往肚子里装。那个过去，我无论如何也不愿重新经历；然而时过境迁，它竟然渐渐地显出了一种淡淡的温馨。我理解朗贝尔为何在这和平的岁月中产生厌倦，这种和平使我们重新获得了生命，但却不赋予我们生活的理由。当我在小饭馆的门口再次面临那种寒冷与黑暗时，不禁回想起昔日我们是多么骄傲地向它们挑战。可如今，我需要光明，需要温暖，我渴望某种别的东西。斯克利亚西纳没有任何挑衅的意思，又开始滔滔不绝地对别人大加抨击，我希望他很快改变话题。他愤怒地指责戴高乐的莫斯科之行。
　　“严重的是，”他以谴责的口吻对我说道，“整个国家似乎对此都表示赞同。瞧瞧佩隆和迪布勒伊，他们都是些正派人，可却与共产党人携手并进，这对了解底细的人来说，真是一种无名的痛苦。”
　　“罗贝尔可没有跟共产党人一块儿走。”我安慰他说，“他试图创立一个独立运动。”
　　“他跟我谈过，可他明确表示决不采取反对斯大林分子的行动。独立于他们，而又不反对他们！”斯克利亚西纳沮丧地说。
　　“您总不希望他反共吧，瞧眼下的局势！”我说。
　　斯克利亚西纳神情严肃地望着我：“您读过我的书《红色的天堂》吗？”
　　“当然。”
　　“那么，您该有个大致的看法，当我们将欧洲作为礼物拱手奉送给斯大林之时，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命运。”
　　“绝对不可能那样做。”我说。
　　“事实恰恰如此。”
　　“不对！必须赢得与反动派斗争的胜利，倘若左派开始分裂，那就完了。”
　　“左派！”斯克利亚西纳讥讽地说，继又专横地一挥手：“啊！咱们别谈政治了，我害怕与女人谈论政治。”
　　“又不是我挑起的。”我说。
　　“这倒是，”他出人意料地严肃说道，“我请求原谅。”
　　我们又回到里茨酒吧坐下，斯克利亚西纳要了两杯威士忌。这酒味让我高兴，因为这是一种新味道。斯克利亚西纳的价值就在于我对他还不熟悉。这个夜晚突如其来，因而散发着昔日那种充满青春气息的芬芳。往昔，夜晚的聚会并不一一雷同，晚会上，常与陌生人相遇，他们说的话往往出人意料，有时还发生一些新鲜的事情。五年来，在世界上，在法国，在巴黎，在别人的身上发生了多少事情，可是就轮不到我的头上。难道从今之后，我再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呆在这里真怪。”我说。
　　“怎么怪？”
　　“这热气，这威士忌，这声音，这军装……”
　　斯克利亚西纳环顾四周：“我不喜欢这个地方，他们在这里给我征用了一个房间，因为我是一家法美合办的杂志的记者。”他淡淡一笑，“万幸的是，这里的生活费用马上就要贵得让我无法再呆下去，我将被迫离去。”
　　“您就不能不落到被迫的地步才走？”
　　“不能。正因为如此，我觉得金钱很腐蚀人。”一束喜悦的光芒使他的脸庞变得年轻了：“我一旦有钱，就尽快花掉它。”
　　“这不是维克多·斯克利亚西纳吗？”一个眼睛十分和蔼的秃顶小老头走到了我们的桌旁。
　　“是的。”从斯克利亚西纳的双眼我看到了几分怀疑，同时又发现某种希望。
　　“您认不出我了？自维也纳一别，我老多了。我是马纳斯·哥德曼。我自己许了愿，万一能与您相遇，一定要向您致谢：谢谢您的书。”
　　“马纳斯·哥德曼！当然认识！”斯克利亚西纳热情地说，“您现在法国生活？”
　　“自1935年以来一直都在。我在古尔斯集中营呆了一年，后来侥幸逃脱……”他说话的声音比他的目光更加温和，温和得近乎死气沉沉。“我不想打扰您，我能与《棕发女郎维也纳》的作者握手感到荣幸。”
　　“我能再次与您相见感到高兴。”斯克利亚西纳说。
　　矮小的奥地利人已经轻轻地离去，走出玻璃门，消失在一位美国军官的身后。斯克利亚西纳目送着他，突然说道：
　　“又是一次失败！”
　　“一次失败？”
　　“我本该让他坐下，跟他谈谈，他需要某种东西，可我不知他的住址，我的又没有给他。”斯克利亚西纳的话声中含着恼怒。
　　“若他想再见您，他一定会到这儿找您的。”
　　“他一定不敢。我该先开口询问他，这本来又不是难事！在古尔斯呆了一年，我猜想那整整四年里，他一直东藏西躲。他年纪跟我差不多，可看去像个老头。他肯定渴望某种东西，可我让他走了。”
　　“他并没有显出失望的神色，也许他真的只是想向您道谢。”
　　“这是他给自己找的借口。”斯克利亚西纳一口气把酒喝了个精光：“张口请他坐一坐，这是多么容易的事，一想起本可以办到但却不去办的事，心里真憋气！什么机会都白白放过了！没有思想、没有冲动，不像过去那么开放，而是紧闭心扉。最大的罪孽莫过于此：疏忽罪。”他极为内疚地兀自讲着，没有容我插话，“那四年里，我一直待在美国，吃得好，穿得暖，平平安安。”
　　“您那时无法留在这边。”我说。
　　“我也可以藏起来嘛。”
　　“我不知这又有何用。”
　　“当我的朋友们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时，我寓居维也纳。当另一些战友在维也纳惨遭褐衫党徒的杀害时，我又来到了巴黎。而当巴黎被侵占期间，我又去了纽约。问题的关键是要探清如此苟活着是否有什么意义。”
　　斯克利亚西纳的声调触动了我的心，我们也一样，每当我们想起被流放的人们，心里就感到耻辱：我们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可我们没有分担足够的苦难。
　　“有难不能同当，仿佛成了罪人。”我又补充道：“感到自己有罪，真让人难受。”
　　突然，斯克利亚西纳显出一副隐秘、默契的神情，朝我微微一笑：“这要看具体情况。”
　　我一时细细察看着这副狡黠而又痛苦的面孔：“您是想指某些可以免得我们遭受良心责备的内疚心理。”
　　他反过来打量着我：“您可真不蠢。一般来说，我不喜欢聪明的女人，也许是因为她们还不够精明吧。于是她们想表现自己，叽叽喳喳说个不休，可实际上什么也不懂。与您初次见面时让我吃惊的是，您那种始终保持缄默的姿态。”
　　我莞尔一笑：“我可没有多少选择余地。”
　　“迪布勒伊、佩隆和我，我们都讲得很多。您神态安详地倾听着……”
　　“您知道，”我说，“听别人说话是我的职业。”
　　“这不错，可那神态不同。”他点了点头：“您肯定是一个十分出色的精神分析大夫，要是我年轻十岁，我准交给您医治。”
　　“给您分析分析，这对您有吸引力吗？”
　　“现在为时已晚。一个成熟的人，是个利用自己的缺陷与恶癖自我塑造的人，人们可以毁灭他，但却不能医治他。”
　　“这要看什么病。”
　　“有益的惟有一种：保持自我，绝对的自我。”
　　他的面孔突然由于一种几乎难以令人忍受的坦诚而变得温和起来，他话声中那份给人以信任感的凄楚潜入我的心底。我冲动地说道：“比您病重的还有。”
　　“怎么回事？”
　　“有些人，你一见到他们，不禁会自问他们怎么能够自我承受，人们暗自思忖，这些人除非痴呆，不然肯定会对自己感到恐怖，而您并不给人造成这种印象。”
　　斯克利亚西纳的面容仍然那么严肃：“您就从不对自己感到恐怖？”
　　“从不。”我嫣然一笑：“可我与自我很少发生关系。”
　　“正因为如此，您才那么让人感到心宁。”斯克利亚西纳说，“我们一见面，我马上就发现您这一点：您一副很有教养的少女的乖模样，让大人们尽管放心交谈。”
　　“我的姑娘都十八了。”我说。
　　“这不说明任何问题。再说，我向来无法忍受少女。可是一位宛若少女的妇人，那就迷人了。”他细细打量了我一番，继续说道：
　　“真有意思，在您的生活阶层里，所有女人都是很开放的。就您而言，人们也会揣摩您是否欺骗过您的夫君。”
　　“欺骗！多么可怕的字眼！罗贝尔和我都是自由的，我们互相从不瞒着什么。”
　　“可您从来没有滥用过这种自由？”
　　我有些尴尬地说：“只要有机会。”为了掩饰窘态，我一口饮尽了杯中的马提尼酒。这种机会不是很多，在这一方面，我与罗贝尔迥然不同。他认为在酒吧随便找个漂亮的女人，跟她度过一小时，这很正常。可是我，我绝对不会答应把不能当朋友结交的男人当作情夫，我对友情的要求是严格的。这五年里，我一直毫无遗憾地过着清白的日子，我想我还会永远这么生活下去。作为一个女人，我的生活已经完结，这很自然，有多少东西都已经毁灭了，永远……
　　斯克利亚西纳默默无声地端详着我：
　　“不管怎么说，我敢打赌在您这一辈子没有过多少男人。”
　　“正是。”我说。
　　“为什么？”
　　“找不着。”
　　“要是找不着，那是因为您压根儿没有找。”
　　“对所有人来说，我都是迪布勒伊的夫人或安娜·迪布勒伊大夫，这只能赢得尊敬。”
　　他笑呵呵地说：“我并不那么想尊敬您。”
　　出现了一阵沉寂。我开口说道：
　　“为什么一个自由的女人就非得跟天底下所有的男人睡觉？”
　　他严肃地看了看我：“要是一个您对他有几分好感的男人开门见山，提出要您跟他过夜，您会干吗？”
　　“这要看情况。”
　　“看什么情况？”
　　“看他，看我，看具体环境。”
　　“就假设我现在向您提出这个要求。”
　　“我不知道。”
　　我早就猜透了他的用心所在，可我还是一时不知所措，乱了方寸。
　　“我向您提出要求：同意还是不同意？”
　　“您也太快了。”我说。
　　“我讨厌装模作样，向一位女人献殷勤，对他自己和对她都掉价。我并不以为您会喜欢故作风雅的调情话。”
　　“不喜欢。可在作出一项决定之前，我喜欢先考虑一番。”
　　“那您就考虑考虑吧。”
　　他又要了两杯威士忌。不，我不想跟他睡觉，不想跟任何别的男人睡觉。我的躯体早就沉睡在一种自私的麻木状态，我会以怎样的堕落行为去打扰它的安宁？再说，这似乎绝不可能。纳迪娜那么轻而易举地委身于陌生男子，对此，我常常瞠目结舌，在我这孤寂的肉体和我身边独自饮酒的男人中间，并不存在任何联系。想象自己一丝不挂地躺在他裸露的怀中，就像假设那躺着的就是我的老母亲一样荒谬。我说：
　　“等看看这晚上相聚的情况如何再说。”
　　“真荒唐。”他说，“脑子里总缠绕着这个问题，您怎能指望我们谈论政治或精神分析？您完全应该知道您将要作出何种决定，赶紧明说吧。”
　　他如此迫不及待，这清楚地向我表明了不管怎么说，我还不像我的老母亲。应该相信，至少在这一个小时之内，我是令人渴望的，因为他就渴望得到我。纳迪娜常常说她上床就像上饭桌一样无所谓，也许她说得有理。她责备我总戴着冰冷的山羊皮手套去接触生活，果真如此吗？若我脱掉这手套，将会发生什么事？倘若今晚不脱去，从今往后还会脱去吗？“我的生命已经完结。”我充满理智地对自己说，可是，与理智唱对台戏的是我尚有多少个春秋要打发。
　　我突然说道：“行，那就是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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