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奔跑着登上船梯，我紧跟着他；他凭倚在舷墙上，脑袋四处乱转。
　　“瞧，多么美啊！天地交融在水中。”
　　辽阔的星空下，辛辛那提灯光闪烁，我们在灯火上滑行。我们静静地坐着，久久地凝望着霓虹灯招牌渐渐暗淡、消失。刘易斯紧紧地把我搂在他的怀里。
　　“别提我从来就不相信这一切。”他说道。
　　“哪一切？”
　　“爱与被爱。”
　　“那您相信什么？”
　　“一间固定的卧室，按时的三餐饭和一夜共枕的女人：平平安安。我总以为不应过分要求，以为所有人永远都是孤独的。可出现了您！”
　　我们的头上方一只高音喇叭在播着数字：原来游客们在玩“宾戈牌”①。他们一个个年纪都那么大，我不禁感到自己年轻了一半。我芳龄二十，正在享爱着我的初恋，这次旅行也是我平生的第一次旅行。刘易斯吻着我的头发、眼睛和嘴巴：
　　
　　①原文为bingo，一种用纸牌搭成方块的赌博。
　　“下去吧，您乐意吗？”
　　“您完全知道我从不说不字。”
　　“可我多么喜欢听到您说一声‘好’。您说得是那么亲切！”
　　“好。”我说，“好。”
　　只消说声“好”，这是多么快乐啊。我用自己那已经衰竭的生命，用自己那已经不再鲜艳的身体，为我所钟爱的男子创造幸福。这是多么幸福啊！
　　我们度过六天的时间，沿着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每次中途停靠，我们便避开其他船客，在闷热、昏暗的城中一直走得直喘粗气。其他时间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书，或迎着太阳躺在甲板上抽烟，什么事儿都不做。每天是同一的水色、草色，每天是同一的水声、机器声。可我们喜欢这一个清晨复生出一个又一个清晨，一个夜晚复生出一个又一个夜晚。
　　一切对我们都那么完美，这就是幸福。我们欢欢喜喜地离船上岸。新奥尔良，我们俩都熟悉，可它对刘易斯和对我并不是一座同样的城市。他向我展示了十五年前他沿街叫卖过香皂的拥挤不堪的城市，躺在里面用偷来的香蕉填肚子的码头仓库和心脏怦怦直跳、欲火中烧而两手空空经过的烟花柳巷。有时，他仿佛叹息那一身贫穷、愤世嫉俗的岁月，留恋那欲壑难填的亢奋时刻。可是，当我领他光顾法国高级船员餐厅，当他作为游客趾高气扬地出没在那些酒吧和内院时，他喜气洋洋，仿佛在与命运作游戏。他从未乘过飞机，整个旅途中，他一直鼻子贴着舷窗，对着云彩微笑。
　　我也同样欣喜。多么令人愉快的新鲜环境啊！当恒星开始在太空旋转，当大地焕然一新，此时此刻，仿佛人也换了新颜。过去对我来说，尤卡坦只不过是用蝇头小字印在地图集上的一个并无实体的地名而已；没有任何东西把我与它联系在一起，哪怕是一种欲望、一个形象，可如今我亲眼发现了它。飞机骤然变得沉重起来，向地面俯冲下去，我发现一块灰绿色的毛茸茸的荒原从苍穹的一端一直伸向另一端，云彩的阴影处形成了数个黑沉沉的大湖。我在一条凸凹不平的公路上行驶，路边的田野遍地都是蓝色的龙舌兰。遥远处，田野的上方不时呈现出平顶金凤花那刺眼的火红色。我们沿着一条小街向前，街边是土墙茅草房，阳光灼热。我们把行李全都留在了旅社的大厅，那儿就像是一座繁茂而腐败的暖房，许多玫瑰色的火烈鸟挺着一只腿在里面歇息。我们遂又出发。白花花的广场上，一些身着白衣的男人顶着草帽在油光闪亮的树阴下做着梦。我重又看到了多莱多和阿维拉的天际和岑寂；在大西洋的这一端与西班牙重逢，此时的心情比暗自惊叹“我来到了尤卡坦”时还更加令人惊愕。
　　“咱们乘一辆那种式样的小马车吧。”刘易斯说。
　　广场的一角停着一排靠背硬邦邦的黑色马车。刘易斯唤醒了一位车夫，我们坐上了狭窄的长条凳。刘易斯哈哈大笑：“我们现在去哪儿？您，您知道吗？”
　　“告诉车夫，让他带着我们兜风，然后再去邮局，我等着信呢。”
　　刘易斯在加利福尼亚学了几个西班牙词。他对车夫咕噜了几句，马儿遂小步疾行起来。我们越过了一条条豪华而又破败的大街；风雨和贫困侵蚀了卡斯蒂利亚永久性建筑风格的别墅；花园锈迹斑斑的铁栅栏后，一尊尊雕塑在渐渐剥落，红、紫、蓝色纷呈的繁花在半裸的树底下挣扎；墙头上，一排巨大的黑鸟在窥伺着。到处都感到死亡的气息。我高兴地又来到了印第安人集市边，骄阳炙烤的遮篷下挤满了生机勃勃的人群。
　　“等我五分钟。”我对刘易斯说。
　　他坐在一级石阶上，我走进了邮局。有一封罗贝尔的来信；我连忙拆开。他正在修订那部书的最后校样，并为《警觉》撰写一篇文章，那是一篇政论文。对。我是对的，用不着多担心。他尽管怀疑政治与写作，可还没有到彻底放弃的地步。他说巴黎天气阴暗。我把信放进了小包，走出邮局。巴黎是多么遥远！这里的天空是多么湛蓝！我挽起刘易斯的胳膊：“一切都很好。”
　　我们挤着穿过遮篷下的人群。这儿有卖水果的，卖鱼的，卖凉鞋的，也有卖棉织品的。女人们穿着绣花长裙，我喜欢她们那油光闪亮的发辫和没有丝毫表情的脸庞，印第安孩童们经常咧着嘴儿大笑，露出两排牙齿。我们坐进了一家弥漫着海鲜味的小酒店，侍者用啤酒桶给我们送上了一种冒着泡沫的黑啤酒。小酒店里尽是男人，而且全都是年轻小伙子，他们说笑个不停。
　　“他们看样子很幸福，这些印第安人。”我说。
　　刘易斯一耸肩膀：“谈何容易。那个小意大利国也一样，当你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去散步，那儿的人们一个个也都显得幸福。”
　　“确实如此。”我说，“必须贴近去看。”
　　“我在等待着您的那段时间也是这么想的。”刘易斯说，“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洋溢着节日的欢快气氛，因为旅游本来就是欢快的事情。可我肯定他们并不欢快。”他吐出了一粒橄榄核：“当人们作为游客四处走马观花时，那就什么都看不真切。”
　　我朝刘易斯莞尔一笑：“咱们买一幢小房子吧。我们俩都睡吊床，我给您做硬玉米饼，咱们一起学着说印第安话。”
　　“我十分乐意。”刘易斯说。
　　“啊！”我叹息道，“可一个人得拥有多少个生命呀。”
　　刘易斯看了看我：“您应付得并不那么糟糕。”他微笑着说。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似乎觉得您设法拥有了两个生命。”
　　热血涌上我的双颊。刘易斯的话对我并不抱有敌意，可也不那么饱含深情。是因为巴黎的那封来信？我猛然感觉到并非就我一人挂念着我们这段私情：他也在挂念，只不过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而已。我暗自在说：我回来了，我总会回来的。可他也许在心底说道：她总又要离去的。如何回答他？我无言以答，忐忑不安地说道：
　　“刘易斯，我们永远都不会成为敌人的，对吗？”
　　“敌人？谁可能会是您的敌人？”
　　他一副明显的惊愕神色。我随口说出的这几个字确实笨拙。他朝我微微一笑，我也朝他微微一笑。突然我感到恐惧：说不定哪一天我会因为胆敢去爱却又不献出自己的整个生命而受到惩罚呢？
　　我们在旅馆用晚餐时，我们身边一侧挺立着一只玫瑰色的火烈鸟。梅里达旅行社给我们派了一位矮个子墨西哥人，刘易斯听他说话很不耐烦。我更是无心去听，一个劲地在心底自问：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我们从不谈论未来，刘易斯也从不向我提出什么问题。我也许应该向他提问。可不管怎么说，早在一年前我就把自己要说的心里话向他全部倾吐了，再也没有新的话要补充。再说，言语是危险的，有可能搅乱一切。必须享受这份爱；当这份爱经历过一段漫长的时光之后，再谈也不太迟。
　　“夫人不能乘公共汽车去奇琴伊察。”矮个子墨西哥人说道，接着朝我咧嘴一笑：“小车全天都供你们使用，可送你们参观遗迹，汽车司机可为你们导游。”
　　“我们讨厌导游，喜欢随意徒步行走。”刘易斯说。
　　“玛雅旅馆可为旅行社的顾客提供优惠服务。”
　　“我们下榻维多利亚旅馆。”我说。
　　“不行，维多利亚是一家土著人旅店。”他说道，可他自己就是土著人。
　　看我们不答腔，他恶心地微笑着弓了弓腰：“你们这一天准会过得十分难受！”
　　实际上，我们乘坐的公共汽车第二天晚上就抵达了奇琴伊察，车上十分舒适。当我们路过充斥着美国人嘈杂声的玛雅旅馆花园时，我们不禁为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感到自豪。“您听听他们！”刘易斯对我说，“我到墨西哥来总不是为了见美国人吧！”
　　他手提一只小旅行包，我们沿着一条泥路信步走去。一棵棵大树遮天蔽日，树上流下滴滴清水。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一股强烈的腐殖土、烂树叶和枯花味熏得我透不过气来。昏暗之中一只只闪动着大眼睛的猫在奔跑，可却看不见它们的身躯。我指着那一只只不见躯体的眼睛：“这是些什么东西？”
　　“是黄萤。在伊利诺伊也有。只要在玻璃灯罩里放进五只，就相当亮，可以照明读书。”
　　“那倒挺有用的！”我说，“我什么也看不见。您肯定还有一家旅馆吗？”
　　“当然肯定！”
　　我开始起了疑心。看不见一座房屋，听不到一点声息。我们终于听到了西班牙人的讲话声，朦胧间隐约可见一堵墙壁，没有一点儿亮光。刘易斯推开一道栅栏，可我们不敢向前迈步。猪在嗷嗷乱叫，鸡在咕哒咕哒鸣个不停，不知什么地方还响着一片蛤蟆的齐奏声。我喃喃地说：“这是个危险的地方。”
　　刘易斯喊叫道：“这里是家旅社吗？”
　　一阵话声过后，一支蜡烛忽闪忽闪的，接着出现了亮光。我们走进了客栈的院子，一位男子彬彬有礼地对我们微笑。他用西班牙语说了一阵。“他请求原谅，出现了供电故障。”刘易斯说道，“客房是有的。”
　　房间的一侧朝着院子，另一侧对着丛林。整个房间没有一点儿装饰，可铺着洁白的床单，挂着白白的蚊帐。午餐时给我们送上了硬玉米饼，吃了直沾牙齿，另加紫色的小豆，一只瘦巴巴的鸡，调味汁呛得喉咙眼直冒火。餐厅里装饰着从集市买来的瓷器和彩色石印画片。一张年历画上，一些半裸的印第安人身上插着羽毛，正在古竞技场上玩篮球。一位墨西哥人坐在院子的板凳上，身边围着猪和鸡，正在弹奏吉他。
　　“芝加哥多么遥远啊！”我说道，“还有巴黎。一切都是多么遥远啊！”
　　“对，现在我们真的开始旅行了。”刘易斯声音激动地说。
　　我紧握他的手。此时此刻，我十分清楚他脑子里装着什么：吉他声，蛤蟆声，还有我。我谛听着蛤蟆的鸣叫，谛听着吉他的弹奏，整个儿完全属于了他。对他，对我，对我们俩来说，除了我们俩，世间的一切全都不复存在。
　　整个夜里，蛤蟆的歌声不断潜入我们的房间；清晨，千万只小鸟在啁啾鸣唱。当我们步入古城墙时，惟见我们俩人。刘易斯向神殿跑去，我小步跟随着他。此时，我的心里比初到尤卡坦时还更慌乱。至此，对我来说，古代一直与地中海相混淆。在古卫城上，在古广场上，我曾毫不惊诧地凝视着我自己的历史，可这儿的一切无法将奇琴伊察与我的历史联系起来。八天前，这座用鲜血染红的石块筑成的巨大几何形神殿，我连它的名字都不知道。可现在，它就高高地耸立在这里，默默无声，以其整齐的建筑和狂热的雕塑沉重地压迫着大地。一座座神殿，一座座祭坛，印在年历画上的竞技场，千柱集市场，接着又是一座座神殿，殿角整饬分明，浮雕神奇荒唐。我用目光搜索着刘易斯，瞥见他高高地挺立在大金字塔尖。他挥着手，显得很小很小。石阶陡峭，我瞧也不瞧自己的双脚一眼，两只眼睛直盯着刘易斯，一步步拾阶而上。
　　“我们在什么地方？”我问道。
　　“我也在自问呢。”
　　越过古城墙，可见一片无边无际的绿色丛林，丛林间点缀着金凤花的火红色。没有一块农田。我问道：“可他们在哪里种玉米呀？”
　　“学校到底教您什么了？”刘易斯以自负的口吻说道：“播种季节，他们烧掉一块丛林；收获后，树木很快便又长起，再也看不到被烧的痕迹。”
　　“您从哪儿得知的？”
　　“噢！我生来就知道。”
　　我哈哈大笑起来。“您撒谎！您是从哪本书上学来的，肯定是昨晚趁我睡着时读的书。不然，您昨天在车上就会对我说的。”
　　他一副笨拙的神态：“可这还是挺有意思的，哪怕一些琐碎小事，您总能揭穿我。对，我昨天晚上在旅店找到一本书，我想对您炫耀炫耀。”
　　“那就对我炫耀吧。您还知道些什么？”
　　“玉米自己生长。农民一年用不了劳动几个星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时间建造了这么多的神殿。”他突然口气激烈地补充道：“您设想一下那种生活！啃着玉米饼，搬运大石块，头顶着这种太阳！日复一日地吃饭、流汗，流汗、吃饭！人类作出的牺牲，不仅仅如此，这还不算是最悲惨的。想想那千百万不幸的人们，军阀和教士把他们当作牛马来使唤！这是为什么？是出于愚蠢的虚荣！”
　　他充满敌意地凝视着这些金字塔。过去，它们一座座全都伸向苍穹，如今在我们眼里却好似重压着大地。我并没有因为他愤怒而愤怒，也许是因为我从来就不屑为了填饱肚子而去流血流汗，也许是因为这所有的灾难已经早已属于过去。但是，我已经不能像十年前那样毫无感慨地陷入对这一死灭的美的静观之中。这一为了其建筑而牺牲了多少人性命的文明并没有留下什么；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残酷，更令我愤慨的是它的贫乏。如今只有一小撮考古学家和美学家对这些遗迹感兴趣，游客们也是不由自主地一个学着一个将它们摄入自己的照相机镜头。
　　“我们下去怎么样？”我问道。
　　“怎么下去？”
　　支撑着平台的基墙仿佛是四条垂直的线，其中一堵墙饰着光与影，谁也想不到可在上面落脚。刘易斯哈哈笑了起来：“我从来没有跟您说过只要离开地面两米高我就晕得可怕吧？我不知不觉地登上了顶部，可再也没办法下去了。”
　　“怎么也得下！”
　　刘易斯朝平台中央退去：
　　“不行。”
　　他重又微微一笑：“十年前在洛杉矶我饿得要死，我找到了一份工作，给一家工厂烟囱的顶部抹灰泥。别人用一只筐子把我吊了上去，我在上面整整呆了三个小时，怎么也没有勇气从里面爬出来。他们只得再把我放下来，我又两手空空走了。后来两天，我可一点儿东西也没有吃到。您相信吧！”
　　“您会眩晕，真怪！”我说，“您见识那么广，什么都经历过，我以为您胆子大着呢！”我向石阶走去：“有一家子美国人正准备上来，我们下去吧！”
　　“您不害怕。”
　　“我害怕。”
　　“那就让我在您前面走。”刘易斯说。
　　我们手牵着手，侧着身子往下走，当我们来到底部时，浑身尽是冷汗。一位导游正在给一组游客介绍玛雅精魂之奥秘。我喃喃地说：“旅游多有意思啊！”
　　“对，是很有意思！”刘易斯说道。他拉着我：“咱们回去喝一杯。”
　　下午天气酷热，我们在客房门前的吊床上打了个盹。过了一会儿，像是条件反射似的，我突然好奇心十足，朝森林扭过头去。
　　“我多么想到那林中去转一圈。”我说道。
　　“为什么就不行呢？”刘易斯说。
　　我们突然置身于丛林湿漉漉的岑寂之中，没有一个游客；一些红蚂蚁驮着尖尖的草根成群结队地朝着无形的大本营行进；一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一群群蝴蝶马上四处飞开，有粉红色的、蓝色的、绿色的、还有黄色的；藤中的积水一滴滴落到我们身上。遥远处，在小径的尽头，不时可见一座座神秘的荒冢，无论是神殿，还是宫殿，早已成为废墟，无不葬身于乱石之中；有的被掘了一半，可荒草已把它们整个儿淹没。
　　“好似谁也没有来过这儿。”我说。
　　“对。”刘易斯毫无热情地说。
　　“瞧那小径的尽头，是一座大神殿。”
　　“对。”刘易斯又哼了一声。
　　这是一座十分宏伟的神殿。金色的蜥蜴在碎石中暖着身子；雕塑已经面目全非，惟有一条巨龙露着狰狞的面目。我指着龙对刘易斯说：
　　“您看见了？”
　　“我看见了。”刘易斯说道，脸上仍然死气沉沉。
　　他突然飞起一脚，朝龙头踢去。
　　“您在干什么呀？”
　　“踢了它一脚。”刘易斯说。
　　“为什么？”
　　“我讨厌它瞧着我的那副样子。”刘易斯在一块崖石上坐了下来，我问道：“您不愿围着神殿转转？”
　　“您自个儿去吧。”
　　我围着神殿转了一圈，可我心不在焉，只见到一块石头垒着一块石头，没有任何意义。我回到刘易斯身边，他一动不动，脸上那般茫然，仿佛已经脱离了自己。
　　“您看够了吗？”他问道。
　　“您想回去了？”
　　“如果您已经看够了的话。”
　　“看够了。”我说，“咱们回去吧。”
　　夜幕降临了。最早飞出的黄萤已经隐约可见。我焦虑不安地暗自在想，总的说来我对刘易斯还很不了解。他是多么憨直、诚挚，以致我觉得他有点儿傻！可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当他飞起那一脚时，样子并不善良。他眩晕，这又意味着什么？我们默默地行走着，他在想谁呢？
　　“您在想谁呢？”我问道。
　　“我在想芝加哥的家。我离家时灯没有关，路人准会以为里面有人，可根本就没有人。”
　　他声音中隐含着凄楚。
　　“您为在这儿呆着感到遗憾吗？”我问道。
　　他淡淡一笑：“我真在这儿吗？真有意思，您就像是个孩子，一切在您看来都是真实的，可这一切我觉得像是一个梦：一个被另一个人梦见的梦。”
　　“可这明明是您，是我。”我说道。
　　刘易斯没有答腔。我们走出了丛林，天已全黑。天上，古老的星座乱七八糟地横陈在散乱的新星之间。一瞥见客栈的灯光，刘易斯微微一笑：“终于到了！我刚才感到自己失落了！”
　　“失落了？”
　　“那些遗迹是多么古老！太古老了！”
　　“我倒十分喜欢失落的感觉。”我说。
　　“我可不喜欢。我过去失落的时间太久了，以为再也无法寻回失去的自我。而今我无论如何再也不能重蹈覆辙。”
　　他声音中充满着挑衅，我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威胁。“有时要善于失去自己，”我说，“如果不冒险，就一无所获。”
　　“我宁愿一无所有也不愿去冒风险。”刘易斯以不容置辩的口吻说道。
　　我理解他，他历尽了多少艰难才获取了这一点安宁，自然要不惜一切地加以维护。然而，他却是多么不顾一切地爱我。难道他会因此而感到后悔吗？
　　“您刚才踢那一脚，是因为您感到失落的缘故吗？”我问道。
　　“不是。我不喜欢那种动物。”
　　“您当时显得可真像个凶神恶煞。”
　　“我就是这副样子。”刘易斯说。
　　“跟我可不这样。”
　　他莞尔一笑：“跟您很难那样。去年我试过一次，您马上哭了。”
　　我们走进了属于我们俩的房间，我问道：“刘易斯，您不责怪我吧？”
　　“责怪什么？”他问道。
　　“我不知道。什么都责怪，也什么都不责怪。责怪我拥有两个生命。”
　　“要是您只拥有一个，那就不会在这儿了。”刘易斯说。
　　我不安地看着他：
　　“您责怪我？”
　　“不。”刘易斯答道，“我不责怪您。”他把我紧紧地贴在他身上：“我要您。”
　　他猛地掀起蚊帐，把我扔到床上。当我们一丝不挂紧贴着身子时，他声音快活地说道：
　　“这是我们最美妙的旅行！”
　　他神色一亮，再也不感到失落了。只要在我的身上，他怎么都舒服。我内心的不安也荡然无存。我们在对方的怀抱里所获得的安宁与欢乐会比任何一切都要强大。
　　四处闲逛，周游世界，以亲眼目睹不复存在的和与您无关的一切，这是一种十分不光彩的行动。对此我与刘易斯都持同样看法，但尽管如此，旅行仍然给了我们莫大的乐趣。在乌斯马尔，正值星期天，印第安人在神殿的阴影处打开了野餐用的食品篓子；我们跟着一帮身着长裙的女人，手扶着铁索登上早已被损坏的石阶。两天后，我们飞越了饱饮雨水的丛林；飞机高高地升上天空，再也没有下降；是腾起的地面前来迎接我们，它献给了我们一个静卧于绿色丛中的蓝色大湖和一座平整四方如小学生作业本的都市：危地马拉。城中，贫困破旧的街道，两边尽是低矮的长条房屋，集市场上倒是一片欢腾，农妇们赤裸着双脚，衣衫褴褛，头顶着一篓篓鲜花和水果。安提瓜旅店的花园里，一簇簇红花、紫花和蓝花垂挂在树枝上，遮没了墙壁。大雨疯狂地倾泻，雨点又密又热，一只被缚的鹦鹉啼叫着在架子上上蹦下跳。在阿蒂特兰湖畔，我们睡在一座带有游廊的平房里，四周生长着高高的石竹；一艘游轮把我们送到了圣地亚哥，缠着红色头巾妇人摇晃着怀里的婴儿，婴儿们全都用圆圆的兜帽从头到肩罩得严严实实。在一个星期四，我们闯进了奇奇斯特南戈①集市场。广场上到处支着遮篷，摆着货摊；身着绣花紧身上衣和闪色花裙的妇人们在卖着各式各样的东西，有粮食、面粉、面包、干果、肉禽，也有陶器、提兜、腰带、凉鞋，还有数公里长的面料，那呈彩绘玻璃和陶瓷色彩的颜色是多么漂亮，连刘易斯也兴高采烈地动手去摸。
　　
　　①游览胜地，位于危地马拉城西北部，因其殖民时期的建筑与丰富多彩的印第安人集市场而著称。
　　“买下这块红面料吧！”他说，“要么这种有小鸟图案的绿面料。”
　　“等等。”我说道，“什么都得看一看。”
　　这种种神奇的珍品中最令人赞叹的，要算有些农妇身上穿着的那种古色古香的“绘绣衫”②。刘易斯指着一件这种古式绣花衫让我看，只见淡蓝色、红色、淡金色柔和地融为一体。我说：“要是卖的话，这我倒想买一件。”
　　
　　②原文为“huipils”，此处为试译。
　　刘易斯打量着这位拖着长发辫的印第安老太婆：
　　“她说不定真卖。”
　　“我不敢开口问她，再说讲什么语？”
　　我们继续溜达。一些妇人用手揉着玉米面团，一只只锅里装着一种黄色的荤杂烩，正在火上慢慢地煮着；有几家人正在吃饭。广场的两侧，一边一座白色的教堂，两条石阶直通教堂的入口处。石阶上，一些打扮得像轻歌剧中斗牛士似的汉子在摇晃着香炉。我们透过烟雾向大教堂走去，浓浓的焚香使我回想起我那虔诚的童年时代。
　　“我们有权进去吗？”我问道。
　　“他们能对我们怎么样？”刘易斯反问道。
　　我们进了教堂，我马上被一股馥郁的香味熏得喘不过气来。里边没有椅子，也没有跪凳，不见任何座位。一块石板地面设着烛坛，闪烁着红红的烛光；印第安人相互传递着玉米粒，一边叽哩咕噜地祈祷着。祭坛上陈放着一具木乃伊，上面覆盖着锦缎和鲜花；正对面，是一个高大的耶稣，浑身是血，一脸痛楚的样子，身上挂满了沉甸甸的织品和首饰。
　　“要能听懂他们说什么就好了！”刘易斯说道。
　　他看着一位跛脚老人在为一些跪着的妇人祝福。我拉了拉他的胳膊：“出去。这焚香味熏得我头疼。”
　　当我们走出教堂，刘易斯对我说：
　　“瞧，我并不认为这些印第安人都很幸福。他们衣着欢快，可他们本身并不快活。”
　　我们买了腰带、凉鞋和面料。那位身着令人赞叹的绘绣衫的老太婆还呆在原地，可我不敢开口问她。在广场的咖啡一食品杂货店里，几个印第安汉子正围着一张桌子在喝酒，他们的妻子都坐在各自丈夫的脚下。我们要了一些玉米饼，跑堂的给我们送上了食盐和绿色的小柠檬。两个印第安小伙子跌跌撞撞地在他们中间又蹦又跳。他们好像一点也不会玩乐，这样子叫我看了心碎。外面，商贩已开始收拾货摊。他们把陶器垒成构造复杂的一摞摞，背在身后；还有的额头上缠着一根皮带用以固定头上顶着的东西，一溜小跑地离去。
　　“看看这种样子！”刘易斯说，“他们全把自己当作了牛马。”
　　“我猜想他们太穷了，买不起驴子。”
　　“我想也是。可他们如此贫穷，却显得那么心平气和。他们最气人的就是这点。我们回去怎么样？”他接着问道。
　　“回去吧。”
　　我们回到旅馆，可他在大门口便离开了我：“我忘了买香烟。马上就来。”
　　我们房间的壁炉火烧得旺旺的。这座小太阳城所处的地势比法国海拔最高的村镇的地势还更高，夜里很可能变凉。我躺在火苗前，火苗子发出一股喷香的树脂味。这间房子很让我喜欢：粉红色的泥灰墙和色彩纷呈的地毯。我想起了刘易斯，我为能独处五分钟感到高兴，因为这可以使我有机会思念他。显而易见，秀丽的风光不合刘易斯的口味。让他看一看神殿、风景、集市场，他总是很快就看错了对象。他看到的是人。怎样才应该算是一个人，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作为一个人，他首先应该不安于天命，要具有自己的愿望，并要为实现自己的愿望而斗争。他本人十分知足，可他激烈反对被别人剥夺一切。他的小说中隐含着某种交织着柔情与残酷的古怪情感，因为他既痛恨压迫者，几乎又同样憎恨过分安于天命的受压迫者。对所有那些至少企图从文学、艺术、毒品，甚至罪恶中寻找个人出路的人们，他都抱有同情，尤其是对那些企图从幸福之中寻求个人慰藉的人。他真正钦佩的是伟大的革命者。他并不比我更有政治头脑；可他深深地爱戴斯大林、毛泽东、铁托。美国的共产党人在他眼里都是糊涂虫和胆小鬼，可我猜想若在法国，他准成了共产党员，至少会去争取。我朝房门扭过头去。他为何还不回来？我渐渐焦虑不安起来。最后，他终于回来了，胳膊里夹着一包东西。
　　“您到底干什么去了？”我问道。
　　“我负有一项特殊使命。”
　　“谁赋予的？”
　　“我自己。”
　　“您完成了吗？”
　　“当然。”
　　他把那包东西扔给了我，我撕开包装纸，一片青蓝呈现在我的眼前：是一件令人赞叹的绘绣衫。
　　“这相当脏！”刘易斯说。
　　我心醉神迷地用手抚摸着那熟巧、多变的绣花图案：“美极了。您怎么弄到手的？”
　　“我把旅馆的看门人一起叫去了，是他给谈成的。开始要她卖那一件破绣衫，那老太婆怎么也听不进，可后来提出用一件新的换，她便答应了。看她那神气，好像觉得我是个傻瓜。只是弄到手后，我不得不请看门人喝一杯，他马上缠着我再也不松手，一定要去纽约找生财之道。”
　　我勾着刘易斯的脖子：“您对我为什么这么好？”
　　“我跟您说过我不好。我这人十分自私。原因嘛，是因为您是我的一小部分。”他把我抱得更紧了。“您是多么温柔可爱。”
　　啊！在这激动得透不过气来的温柔时刻，我们的躯体可真帮了我们的大忙。我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他的肉体为何会这么熟悉而又如此销魂呢？突然间，他的温柔灼烫着我的皮肤和骨骼。我们滚落在地毯上，躺在噼啪作响的火苗前。
　　“安娜！您知道我多么爱您吗？尽管我很少跟您说，可您也知道吧？”
　　“我知道。您也知道，对吗？”
　　“我知道。”
　　我们的衣服在房间里丢得到处都是。
　　“我为什么对您欲望这么强烈？”刘易斯问道。
　　“因为我也那么强烈地需要您。”
　　他就在地毯上占有了我，接着又在床上与我再次做爱。我久久地躺在他的胳肢窝里。
　　“我多么喜欢贴在您身上？”
　　“我多么喜欢您贴着我。”
　　过了片刻，刘易斯支着一只胳膊抬起身子：
　　“我喉咙发干。您不是吗？”
　　“我很想喝一杯。”
　　他拿起电话，要了两杯威士忌。我穿上了晨衣，他套上了那件白色的旧浴衣。
　　“这破衣服您早该扔了。”我说。
　　他紧紧地裹着浴衣：
　　“决不扔！我等待着它离开我呢。”
　　他毫不吝啬，可他就恨扔东西，尤其是他的那些旧衣烂裳。来人给我们送上了威士忌。我们坐在炉旁。外面，天开始下起雨来。这里每天夜里都下着雨。
　　“我多快活！”我说。
　　“我也是。”刘易斯说。他用胳膊搂着我的肩膀：“安娜！留在我身边吧。”
　　我激动得喉咙眼里突然喘不过气来：“刘易斯！您知道我多么愿意留下！我多么愿意啊！可是我不能！”
　　“为什么？”
　　“去年就跟您解释过了。”
　　我一口气喝光了杯中的酒，昔日的种种恐惧与害怕突然间朝我袭来。无论在德丽莎俱乐部，还是在梅里达、奇琴伊察，或在其他地方，我都有过这般恐惧，可都很快抑制住了。我早就预感到这一点。他总有一天会对我说：留下吧。而我却不得不说：不行。到那时将会怎样呢？去年，若我失去刘易斯，我还能从中解脱出来，可如今要失去他，那就等于被活活埋葬。
　　“您结过婚。”他说，“可您可以离婚。我们也可以不结婚，但可以生活在一起。”他朝我俯过身子：“您是我的妻子，我独一无二的妻子。”
　　泪水涌上我的眼眶，“我爱您。”我说，“您知道我是多么爱您。可像我这般年纪不可能把过去的整个生活随便抛弃：为时太晚了。我们相见恨晚啊。”
　　“对我来说可不晚。”他说。
　　“您真这么认为？”我问道，“若我请您来巴黎定居，您会来吗？”
　　“我不会说法语。”刘易斯连忙说。
　　我莞尔一笑：“这可以学。巴黎的生活不会比芝加哥昂贵，再说就一架打字机，也太容易带走了。您来吗？”
　　刘易斯的脸色阴沉了下来：“我在巴黎无法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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