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拉怀孕了，十五岁的未婚妈妈，男朋友打了她
　　莱拉的名字再次突然出现是在五月末的时候，是在第一次孕期检查的病人名单中。我很惊讶，随之又失望起来。我猜她从来没有服用我给她的那包避孕药片——那是什么时候来着，三月份下旬？我想知道这个孩子的父亲是不是莱拉那个二十八岁的恋人，她住在汽车里的男友。我怀疑莱拉是不是从来不交好运。
　　星期四从中午到下午五点，我们给那些因为其他原因导致高危妊娠的孕妇作检查：有人患有糖尿病，有人怀了双胞胎或者三胞胎，有人染上毒瘾或者是正在用美沙酮①作治疗，还有人血压偏高，血小板出了问题，要不就是因为那个笼统的问题，“社会环境不好”。三十五岁以上的妇女怀的婴儿患先天畸形的风险将会更大。十几岁的少女也一样，她们同样是易感人群，有更大的几率产生早产或者死胎。我们这里年纪最大的孕妇是四十七岁，最年轻的是十二岁，尽管有一次也曾经遇到过一个十岁的。
　　诊所外面，医院的地勤人员正在忙着施肥耙地，脏兮兮的半融化的积雪已经消失在泥土中。阵亡将士纪念日之后，医院的花园将开满黄色和粉红色的花，我也可以在午饭时候去附近的墓地走走。但是现在我想做的就是回到家中，坐在阳台上。我对自己说，今天我已经因为春倦症而不堪重负，没法再处理莱拉了，或许也是有些不情愿面对她。为什么当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不能够走进她的心灵？
　　当我走进诊室的时候，莱拉叫了起来：“哦，嗨，是你。”我想我是受到了隆重的欢迎。
　　“还记得我吗？”她问。
　　“我当然记得。你好吗，莱拉？”接下来将是我讨厌的部分，爱恨交织的部分。
　　莱拉咧嘴笑了，我觉得她从没有这么开心地笑过，她说：“我怀孕了。棒极了，不是吗？”
　　是的。一方面，我喜欢看女人们第一次听到她们的小宝宝的怦怦心跳而激动得大叫；我喜欢看见准妈妈们为了她们尚未出世的孩子而戒掉烟酒；我喜欢看见孕妇的肚子一周周大起来，直到我可以为她们摸出肚子中婴儿的轮廓，她们能想像出宝宝纤小的手指和脚趾的模样。另一方面，我也见过很多把怀孕当作消遣的小女孩，就像是在拿洋娃娃玩。逐渐膨胀的腹部使她们行动迟缓、萎靡不振。降临人世的小家伙们是赤裸着的，并不完美，还贪得无厌。她们把宝宝抛到一边，给他们支起奶瓶，然后就让他们在电视机前的婴儿椅上打瞌睡，不管不问了。
　　诊所里很冷，空气潮湿，空调刚刚才开始工作，莱拉的腿上全是鸡皮疙瘩。她的右眼睛周围有一圈青紫色的淤伤，我还看见她的脸颊上有一块蹭脱了皮，露出了里面鲜红的肉。当护士递给我莱拉的表格时，她悄悄说道：“看上去好像有人把她打了。”
　　“现在我和我的女友住在一起。”莱拉说话的时候她的的确确在看着我。
　　“那太好了，不用再住在汽车里了！”听到她这么说，我真是长舒了一口气。我问她男朋友对她怀孕持何态度。
　　“他可是打心眼儿里高兴。他已经有了一个男孩，所以他希望这是个女孩。如果是个女孩我就给她取名叫蒂夫妮·雷。”
　　“蒂夫妮。这名字真不错，莱拉。”我停顿了一下，“你的男朋友还有一个孩子？”
　　“是啊，泰勒。他，差不多三岁吧。”莱拉把搭拉到眼前的红头发拨开。带着一丝迷惑，我注意到，她艳俗的大耳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与开心果冰激凌①一样颜色的水晶耳钉——我觉得屋子里的温度对莱拉再合适不过了。正是莺飞草长、含苞待放的季节。我感到此刻的莱拉，因为心中充满了爱和美好憧憬而容光焕发。
　　她说她在攒钱，计划和她的男朋友买一间公寓，他叫查尔斯。当我问他现在住在哪里时，莱拉的神色又黯淡下来，同时，她快速地躲开了我的目光。
　　“他住在家里，跟她妈妈一起。”——很快，我就明白了，同住在那里的还有他的儿子泰勒、泰勒的妈妈——就是他过去的女朋友。查尔斯的妈妈觉得莱拉是那种出身贫寒的南方白人，所以当她得知莱拉怀孕之后，她怂恿他的儿子从汽车里搬到她那里住。他的前女友和泰勒也搬了进来，她们串通一气挑唆查尔斯抛弃莱拉。他把莱拉丢到了城市避难所，然后一走了之。但是那个避难所不收容怀孕妇女，于是，莱拉拼尽全力走到了家政服务中心并且缠住了一个社工。那个社工给她找到了另一个也是十几岁的女孩，她在一家餐馆的楼上有一个两间房的公寓。莱拉搬了进去，并且很快喜欢上了这个女孩。
　　查尔斯偶尔也蹭到莱拉这里睡，她知道他也同时跟泰勒的妈妈睡。在她的产科检查表格上面，我看到莱拉在第十五个问题，“孩子的父亲是否负责？”后面打了勾；在第十六个问题，“还有其他人会供养孩子吗？”后面也打了勾：莱拉在编造一个虚假的家庭。
　　我仍能很好地回忆起莱拉的病史，于是我们重又回顾了一遍。是的，她嘟囔道，她的最后一次月经是在三月十七号，没什么异常。
　　“还记得吗？”她问，“我上次来看你的时候应该快要来月经了，但是打那以后再没来过。”我点点头。
　　“那么你四月份没有来月经。这样的话你应该是……”我转动孕期计算盘，将“末次月经时间”的箭头指向３月１７日，“预产期”的箭头就指向了１２月２２日。“到现在，怀孕大约十周，预产期是１２月２２日。过几个星期我们会做一个超声波检查，这样就可以知道你的确切孕周了。那时候我们再进一步确定预产期。”
　　我抬眼看她。莱拉正在摆弄着衣服的下摆。“是圣诞节吧？”她说。
　　“也许吧。那样就太好了！”我尽量让自己声音听起来很有热情。
　　我想起来她有抑郁症病史，并且曾几度试图自杀，她还长期滥用药物，断断续续地在外漂泊，无家可归。她烟瘾很大，曾经涉足过毒品。她和她的父亲很少有联系，跟她的母亲则
　　是一点也没有，他的男朋友肯定也没有可靠的经济来源。她只有十五岁，满打满算，到孩子出生时她也不到十六岁。
　　我真想狠狠地摇醒莱拉，冲她喊：“见鬼，你究竟在做什么？”但是，我没有。我只是问：“你敢肯定吗？在你心里，这个孩子就是你现在想要的吗？”问题没有得到回答，就像检查台上悬挂着的纸风铃，在空中慢慢转动。
　　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态度漫不经心，例行公事般；但是莱拉看起来却很惊骇而且十分生气。
　　“什么？你是说我应该流产或者是放弃我的孩子？”
　　“我问你，只是为了确认你真的想要这个孩子，不是因为你觉得，如果你这样做你男朋友会更加爱你；也不是因为他告诉你，他想要一个孩子；更不是因为你觉得，你生了这个孩子，他就会离开泰勒的妈妈而回到你身边。”
　　“他怎么想关我屁事，”她说，“这是我的孩子。”莱拉抬起下巴，好像一下子长大了五岁。我觉得我自己一下子老了。
　　“好吧，莱拉。我们诊所有一个社工。她在这儿帮着打扫房间、买东西、看小孩，能给你可能需要的所有帮助。还有一个少年指导活动。”从莱拉呆钝的表情中可以看出，我已经失去了她的信任。我在她的表格上作了记录，等她下一次来的时候让麦格医生给她诊断。然后我们继续作检查。
　　莱拉的肋骨在她的后背上凸起，就像田间的犁垄，我的手指在上面仿佛是在爬梯子。我听见她怦怦的心跳，这将她的紧张暴露无遗。我看见了她脸颊上的玫瑰色红斑。
　　“耶稣啊，”在我检查她乳房的时候，她说，“不要杀了我。”
　　莱拉翻了翻眼睛。我感觉这个充满敌意的反应意味着我们的关系更进了一步。
　　她的腹部依然平坦，一如她冷漠的表情。脑海中，我想像着她的腹部一天天变大，与下面那个动个不停的小宝宝一起成长。我怀疑莱拉到底知不知道她要干什么。我指着她身上从肚脐眼到耻骨那条淡淡的痕迹。“妊娠纹。”我说，它是怀孕特有的标志，因怀孕期间荷尔蒙刺激皮肤的黑素细胞——产生黑色素的细胞——而造成。尽管分娩后一定会褪色，但会在腹部留下永不消退的烙印。莱拉抬起头来看了看。她指了指她的乳头，那里也呈现出同样的棕黑色。随着孕周的增加，她的乳房将逐渐隆起。蓝色的羽状静脉将从皮肤表皮下显现出来，就像精巧的纹身一样装饰着乳房。随着准备哺乳的乳腺导管的发育，颜色不断加深的乳头将日渐丰满。
　　我告诉莱拉如果听婴儿胎音的话，现在还为时过早，但是从第十二周开始我们将在每次检查的时候听胎音。
　　我开始准备给她做盆腔检查。
　　“我还得再做这个检查吗？我讨厌这个。”她皱着脸噘起嘴。
　　我用了最小号的阴道窥器。这一次，她没有紧紧地把双腿夹在一起，除了大声地叹气，她很配合。“我只是为了宝宝才做这个检查的。”她对我说。
　　不大一会儿，我们就检查完了。
　　“没那么糟，对吗？”
　　莱拉向后撑着坐起来，好像准备逃走。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还没有解决。
　　“那么，莱拉，你一只眼睛青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了。既然其他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差不多做完，莱拉也很放松，我可以抽出时间问这个问题了。对于莱拉而言，这也许是最主要的问题。
　　她做了个鬼脸，双脚互相踢踏着。“冰箱门。”
　　“冰箱门？”
　　“是啊，我的室友从来也不给它除霜，所以它就关不上了。我试着想把它使劲撞上，但是它又弹开了，正好打中我，”——她转过来指着她的眼睛，还有脸颊上破的那处玫瑰红斑——“看这儿。”
　　我内心深处有个微弱的声音在说，是的，她又给我编故事，但是，我不是也曾经有过那样一个冰箱吗？当我和大学时代就成为我男友的丈夫离婚之后，我一个人带着我们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生活。他们的父亲带走了汽车、相机和一半的嫁妆搬到了西部。我则在我儿子出生的当地医院做了一名夜班兼职助理护士。我没办法上班，因为我没有钱供汽车的首付，而且也没有足够的钱租房子，于是我贴广告征到了一个室友。我和她共用一个卧室，她的儿子和我的孩子们住在一个房间里。我们一起申请救济，一起报名参加护士学校。我的一个朋友联保为我申请了贷款，我买了一辆旧的灰色大众甲壳虫汽车，它没有后座，但是能装很多人。
　　几周之后，我的申请被接受了，像莱拉一样，我成了一个靠社会福利生活的年轻女人，一个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单身母亲。我得到了可以用来支付一半房租的支票，一本购买食物的优惠券，并且在我上护士学校期间找人看孩子所花的费用也得到了三分之一的补贴。我签署了一项协议，许诺毕业之后我将在当地的非营利性医院全职工作五年。如果我没有履约，协议规定，我将要偿还州政府给我的全部资助。然而，它没办法帮我找到孩子的父亲要求抚养费。因为他住得太远了，我请不起跨州的律师。
　　我从那时起牢牢记住两件事情。一个是该死的冰箱。由于结冰的缘故它好像能在一夜之间膨胀起来，又是解冻又是用螺丝刀撬，要想把冰箱门关上得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另外一个是（驾车）快速通道的银行出纳员。当我和我的室友把我们的救济支票递给她，她会从头到尾地彻底审查我们。“今天没有现金，”我们对站在原本应该是后座的大众汽车后车厢板上的孩子们说，那三个努力让自己站稳的淡黄色头发的小家伙还在盼望着好消息。
　　我又看了看莱拉那颜色已经变浅的伤处，她正在康复的太阳穴。
　　“查尔斯或者其他什么人这些天找过你麻烦吗？”
　　她盯着前方，目光笔直，好像聋了一样。莱拉，沉默不语了。我知道病人们即便是在最好的状况下一次也只能接受这么多。每当我过分接近她们的痛苦根源时，她们就扭过头去，好像走错了房间。她们后背僵硬，话语和沉默之间的不和谐成为像静电一样的东西，在空气中迸出火花。有时候我会进一步追问，重复我的问题，直到她们不再控制，让眼泪决堤，然后我们就可以讨论帮助解决问题的方法。然而今天不行。
　　“你说想让我什么时候再来？”莱拉问道。
　　“两周后。这是妇女避难所的热线电话号码。以备万一。”我把它写在纸条上，她把它塞进牛仔裤。我已经学会除了电话号码不写任何东西。这样的话，当她们的男朋友发现这张纸条并问“这是什么”的时候，女人可以想怎么回答就怎么回答。莱拉也许会对查尔斯说实话：“是诊所的护士给我的。如果我有问题就可以打电话给她。”
　　她双脚轻敲着地面，食指缠弄着已在发根显出金黄色的红头发。她比上次来的时候重了几磅，除了那只受伤的眼睛，我觉得她看上去显得比以前更轻松。有时候我能帮助病人改变命运；但更多的时候，命运掌握在她们自己手里。
　　我希望莱拉能有一个健康的宝宝。我希望她吃得好，喝足够的牛奶，不要又抑郁得吸毒或者滥用药物。我希望她该死的男朋友离她远点。我希望她不要和她的新室友打架然后又去露宿街头。我希望她需要帮助的时候能给我们打电话。我希望她不要从人间蒸发。
　　“不要忘了服用维生素，”我提醒她，却找不到能帮助莱拉把握她自己人生的合适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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