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第三频道若干次播出预告，声称盖伦特主持的关于纽约市卫生保健系列节目将出现一位令人惊奇的客人。上下午时分，预告变得更加具体和撩人。五点钟的预告说，“将实况采访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指责害死了他女儿的那个医生。”
　　这一消息比闲言碎语还要灵验，旋即在市立医院传开。六点不到，卡明斯院长办公室对此已有所耳闻。院长立即吩咐秘书呼叫凯特·福莱斯特，劝她不要上电视。但她已经离开了医院。卡明斯毫无办法，只得在电视上收看她的采访。
　　盖伦特的摄制组已在街道对面布置起来，凡不直接照顾病人的医院人员都推开窗子，观看着楼底下的行动。盖伦特亲自指挥着两架摄影机，吩咐着拍摄角度。
　　“用一号摄影机开始，推出医院全景。然后移动，直至我进入画面。这时二号机切入推出我的特写镜头。等我说完开场白后，镜头推移，把那位女医生放进去。剩下的时间一律是双人特写镜头，直到我说结束语时再拍我一人。”
　　吩咐完他立刻掉转过身，与凯特撞了个满怀。他退后一步对摄制组喊道：“我的天！伙计们，赶紧清场！”然后扭头对凯特说：“我说，小姐，我们要在这儿搞电视现场拍摄，请马上离开！”
　　“你是盖伦特先生？”
　　“对，对，现在可没功夫签字。”
　　“我是福莱斯特医生，”凯特说。
　　“你？你就是大名远扬的福莱斯特医生？我以为只有在电视肥皂剧里才能见到这么漂亮的金发女医生呢。见到你很高兴。”他上下打量了她一番，兀自摇头不相信地笑着。“我们说几个问题，以便你对回答可以稍有准备。”
　　“好吧，”凯特说。
　　“我的系列节目叫‘这是你的生命：你在纽约一家市立医院的幸存率有多高’，今天的采访是节目的一部分，这你知道吧？”
　　“没人比我更清楚，”凯特说。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在电视里抱怨这家医院对他女儿治疗不当，导致她死亡。我一上来先说这个，然后你就可发表你的看法。接着我问几个问题，都与这家医院和其他医院急诊科的医疗状况有关。你怎么回答都行。这个采访随意性很强。但要不停他讲，电视新闻绝没有时间让你停顿。惟一有权在电视新闻中稍做停顿的是美国总统。”
　　“我本来就不想停，”凯特说，决心充分利用盖伦特给予她的每一秒钟。
　　“好吧。看着播音室的新闻，做好准备，一旦得到提示我们就开始！”
　　盖伦特注视着卡车后向监视器上的头条新闻，过了一会儿出来站在凯特身边。他让她站好，身后正好是医院大楼。他手持麦克风，打起精神等待着信号。操作一号摄影机的女人向他发出提示，盖伦特进入角色。
　　“我是雷蒙·盖伦特。在这儿，你可以看到我背后的市立医院。我们仍在继续我们的调查性系列节目‘这是你的生命’。你的医疗保健有保障吗？条件好不好？今晚跟我在一起的是凯特·福莱斯特医生。”
　　他用空着的手将凯特拉入电视镜头。
　　“昨天晚上看过我们节目的人一定知道，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指责的那个人就是这位福莱斯特医生。他说他十九岁的女儿克劳迪亚死在这家医院的急诊科里，福莱斯特医生负有责任。今晚福莱斯特医生出面是为了针对施托伊弗桑特先生对她的指责发表看法，是不是大夫？”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对我本人和这所医院的谴责既不真实也毫无根据。我们按照最佳的治疗方案，为他女儿尽了最大的努力。”
　　“可她还是死了，是不是，大夫？”
　　“是的。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在这所现代化医院里呆了九个小时，治疗时用的是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但却丧失了生命，怎么会没人知道为什么呢？”盖伦特问，与其说在获得信息，不如说在发表评论。
　　“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症状和迹象都不完整，没法让一位内科大夫做出确诊，”凯特解释说。
　　“这么大个医院，竟没有一个医生能确诊？”盖伦特问。
　　“值班的是我，我无法做出诊断。而且其他医生在同样的情况下恐怕也无法确诊，”凯特答道。
　　“你有没有请其他经验更丰富的医生会诊？”盖伦特问。“你只是一个人治疗的吗？”
　　“我请过一个医生，外科大夫。”
　　“他叫什么？”
　　“布里斯科大夫，埃里克·布里斯科大夫。”
　　“布里斯科大夫怎么说？”盖伦特问。
　　“跟我一样，他也没有足够的根据做出诊断。主要是症状不明显，化验报告不全。”
　　“但是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病得不轻，几个小时就死了。”盖伦特像是斗牛场里的斗牛士，一点点地刺激凯特，想让她发起最后致命的冲击。
　　“病人的脉搏较快，腹部膨胀，”凯特解释说，“但这没有反映出她真实的病症。”
　　“她有疼痛感吗？”盖伦特问。
　　“有，但疼的不很强烈，没有透露出她病情的严重程度。”
　　“大夫，到底疼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预示一个早上还活蹦乱跳的十九岁少女到了晚上就会死亡呢？”盖伦特问。“这你怎么才能确定呢？我相信观众希望了解这一点，尤其是那些身上现在也有疼痛而不知上哪儿去就医的人。”
　　凯特看出盖伦特想挪揄她，便决定不给他机会。
　　“盖伦特先生，在这儿解释治疗上的细节不是地方，再说你也没给我那么多时间。”
　　“好吧，大夫。”盖伦特好像准备结束采访，然后佯装又突然迸出一个想法。“大夫，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你说你没法对施托伊弗桑特姑娘确诊，但却用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对她治疗……”
　　凯特抢白说：“我没那么说，是你说的！”
　　“难道你想对观众说，你对她连治都没冶？”盖伦待问。
　　“我们当然对她进行了治疗！”凯特说。
　　“对没有确诊的病你怎么治？面对所有疑难疾病，莫非你们市立医院的医生有神奇药丸不成？”盖伦特问，微微冲镜头得意地一笑。
　　“在确诊之前，所能做的只有给病人退烧，注射点滴以防脱水。其次是进行所有你认为可以帮你做出正确诊断的化验，”凯特自信地解释道。
　　“退烧，注射点滴，”盖伦特重复道。“这比说一句‘吃两片阿斯匹林，早上再给我打电话’好不到哪儿去。况且不幸的是，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到早上就死了。”
　　“我们对她的脉搏、呼吸、体温和血压的监测一直没有间断过，”凯特说。“根本没有迹象——”
　　“你是不是想对观众说，虽然病人已临近死亡，却没有任何迹象？”盖伦特问。
　　“你得明白当时的情况……”
　　“我是在努力了解，大夫，相信我，我在尽力了解，”盖伦特话带奚落地说。
　　“一个医生要就两个方面做出判断：她自己的观察和病人对他的陈述。有时病人对他的陈述未必真实，”凯特指出。
　　“你是说想看病的病人对可能能治好他的病的医生撒谎？”
　　“病人对医生撒谎的事屡见不鲜。如关于他们的性交习惯及做法，如他们是否吸毒。假如一个病人吸毒，他的症状和迹象就会被掩盖或歪曲。他的疼痛也会减轻，整体情况也不像实际上那么危急。”
　　“大夫，你是否想告诉观众，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是个吸毒成瘾、生活放荡的年轻女人？”
　　“盖伦特先生，别歪曲我的话！我的意思是存在着许多需要澄清的可能性，找希望尸体解剖能证实一切，”凯特说。
　　盖伦特觉得他已从对方那里套出了一些可引起争议的话语，其他晚间新闻节目亦可以引用，便决定对采访进行煞尾。
　　“大夫，由于时间快到，让我为观众总结一下。十九岁的少女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被送进这家医院的急诊科，由你负责治疗。你为她治疗了九个小时——”
　　“同时还治疗了大量其他病人，”凯特插了一句。
　　“是的，没错，同时还治疗了大量其他病人。但你治疗她的时间是九个小时。一直没有确诊。采取了一些无关痛痒的措施，这些措施显然跟喝碗鸡汤的效果差不多，因为九个小时后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就命归黄泉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凡对她能采取的治疗手段都采取了！”凯特说。
　　“那她怎么会死？”盖伦特直言不讳地问。
　　“很不幸，没人知道答案。不过我说过，验尸官可以查出原因。”
　　“大夫，你常这样做吗？”盖伦特问。
　　“常做什么？”凯特正如盖伦特期待的那样不解地问。
　　“依靠验尸官为你确诊？”盖伦特问，斜眼朝镜头一瞥。不待凯特答复，他接着说：“这是在市立医院进行报导的雷蒙·盖伦特，现在请继续收看播音室的新闻。”
　　“难堪？”卡明斯医生冲电话里喊道。“简直是丢脸！她让我们医院处于完全被动挨打的局面。上帝，真应该阻止她！”
　　电话的另一端是特朗布尔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莱昂内尔·特朗布尔正坐在他巨大的写字台后面，朝他的年轻属下斯考特·凡·克里夫摇着头，电话里情绪激昂的医院院长没完没了地在大放厥词，最后，特朗布尔终于抓住了一个插话的机会。
　　“哈维……哈维……我希望你不要考虑采取过激的行动，”特朗布尔提醒对方。
　　“福莱斯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为什么要给那个斜眼记者机会，指出施托伊弗桑特姑娘是死在我们医院的？福莱斯特非要这样铤而走险，也应首先考虑考虑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后果！”
　　“哈维，不消说，如果有人扬言要毁掉你的前程，你也会反击的，”特朗布尔说。
　　“没错！可她非要选择这样的反击方式不可吗？”卡明斯问。“这意味着灾难，莱昂内尔，对我们医院是个灭顶之灾！”
　　“不见得，”特朗布尔说。
　　“不见得？”院长诧异地问。
　　“她留给电视观众的印象是什么？也许是一个医生在一次治疗上的失误。并不代表你的医院和你的全体员工。只是一个医生，一个女医生而已。单纯从公共形象的角度看，并不像你想像的那么不可收拾，”特朗布尔安抚地说。
　　卡明斯的心情稍有些平息，说：“我得盯着特洛伊，看看急诊科的业绩如何，如果跟我预料的一样令人满意，我也要上电视。就在我办公室里接受采访。像施托伊弗桑特似的正襟危坐。我要冷静、理智、有实有据地把我们的业绩公之于众。”
　　“再给那个——你管他叫什么来着？——斜眼儿记者的节目添油加醋？”特朗布尔不以为然地说。“那样行不通。你要想和施托伊弗桑特斗，留着劲到法庭上使。不过坦白地讲，我到是盼望着他的律师能和我们的保险公司见面。要是诉状还没写他们就能把此事私了啦，那我将再满意不过了。”
　　“那是，”卡明斯悲戚地说，“就算是私了，我们付出的治疗不当保险费还不得高得上天！”
　　“那也值得。否则这桩案子的破坏性将不可估量，哈维！十九岁就送了命，六十年七十年的未来生活被剥夺了。假如我们被逼上法庭，陪审团立马就能做出不利于我们的判决。如果可能，现在就解决。”
　　“福莱斯特怎么办？”卡明斯问。
　　“除了限制她的职责外，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确保所有病人的安全，你应立即停止她的一切临床工作。”
　　对烦躁不安的院长劝慰了一番后，特朗布尔放下电话，看向斯考特·凡·克里夫，后者在分机上听到了刚才的全部谈话。
　　特朗布尔此刻雷霆大作，将内心的真实情感爆发出来。“我以为你告诉了那个女人，让她闭上嘴！”
　　“我是对她说了。可被别人指责谋杀太让她难以忍受，无法保持沉默。”
　　“凡·克里夫，坦率地说，我从不相信女人在情感上是坚强的，可以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获取成功，也许你们年轻人能接受这种观点。”
　　斯考特·凡·克里夫婉转地说：“我曾在法庭上给玛丽·劳拉当过助手，她就很强，锋芒毕露。”
　　“这个么，”特朗布尔表示同意，“劳拉是个例外。所以我才任命她为诉讼部的头。然而其他女人……”他悲伤地摇摇头。思忖了片刻，他又承认：“本公司还有一两个颇为能干的女人，但总体来讲——”
　　斯考特没等特朗布尔高谈阔论他的大男子主义偏见，便说：“我得找福莱斯特医生谈谈，立刻就谈。”
　　凯特·福莱斯特刚锁上公寓的大门，屋里的电话铃就响了。她估计是卡明斯院长或任何一个想对她的采访进行一番驳斥的人打来的，于是赶紧冲进屋，准备为自己辩解。
　　“大夫，”她听上去声音有点熟，认出是斯考特·凡·克里夫律师。“我刚在电视上收看了对你的采访，我——”
　　“你反对我这样做，”凯特抢先说了出来。
　　凡·克里夫没有直接与她争辩，他问：“大夫，我能不能问问你，一个病人不听你的劝告你怎么办？”
　　“有些病人拒绝住院。我们让他们在出院单上签字。我们管这叫‘擅自出院’。”
　　“在法律上我们也有同样的做法。但有权签字的是律师。”
　　“你是不是想说不当我辩护律师了？”凯特问。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不按我的吩咐行事，我的存在就毫无意义。那样你还不如找一个尊重其建议的律师，”凡·克里夫说。
　　“我的决定与你无关，只牵扯到我自己。我不能容忍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对我进行恶意的污蔑，而仅仅因为他有势力我就得保持沉默。说我骄傲也好，自尊心太强也好，我就是不能容忍！”凯特说。
　　凡·克里夫晓得，与这样一个怒火中烧、原则性强的女人相争是无济于事的。于是他问：“大夫，有没有这种情况，医生告诉病人在二十四小时或几天之内禁食某种食物？或在抽血和验尿之前不要吃早饭？”
　　“当然有，”凯特认可。
　　“我所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在我们尚未搞清施托伊弗桑特在法律上要搞什么名堂之前，不要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再说一遍，不要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
　　“你是让我忍气吞声？”凯特逼问。
　　“不，恨他，骂他，讨厌他。把他的名字写上一千遍再把纸烧了。照他的模样做个布娃娃，在上面扎针。但万万不要——”
　　凯特接过话茬儿：“我明白了。公开场合不要提他。”
　　“对，医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要学着理顺律师和当事人的关系。怎么样？”
　　沉默了良久后，凯特说：“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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