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特·福莱斯特医生正在特洛伊医生的地下办公室里干活，忽然接到卡明斯医生秘书打来的要招见她的电话，不禁感到一阵欣慰。凯特对老特洛伊已产生了好感，也极佩服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但就她内心感受而言，她仍喜欢直接治病救人，而不愿意从事有关医疗有效性的统计研究。她心里暗暗希望，随着施托伊弗桑特葬礼的结束以及她接受电视采访所引起的不满情绪的消失，卡明斯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将意味着院长已打算重新恢复她做一名住院医的合法资格。
　　她步入院长办公室时，卡明斯正站着等着她的到来。
　　“卡明斯大夫……”
　　他不答话，表情分明压抑着一股怒气。他手里攥着几页纸。凯特瞥了一眼，立刻就认出了纽约县验尸官办公室的大印。
　　“你可以坐下来读读这个，”卡明斯说。
　　凯特接过报告，小心翼翼地捏在手里，坐下后便读起来。还没读完第一段，她便惊异地抬头看向卡明斯。卡明斯手指报告，命令她继续读下去。
　　“……子宫外孕，”凯特不可思议地读着。“造成她左输卵管破裂……”
　　“导致大面积内出血……和死亡”，卡明斯为她念完了那句话。“你要是回过头来重新看一遍她的病历，就会发现所有迹象和症状都与宫外孕破裂相符。”
　　“她的症状和迹象也代表其他十几种疾病的特征，”凯特说。“再说我也给她做了盆腔检查。”
　　“可你显然没有看出病源，”卡明斯气愤地说。
　　“布里斯科也做了盆腔检查，也没发现什么，”凯特答道。
　　“可这个诊断你是应该能做出的。要是那样，而且立刻就采取必要的手术疗法，那个女孩就死不了。那个混账记者盖伦特曾说：‘如果连有钱人都得不到较好的治疗，普通老百姓会是什么样的境况？’不幸的是，在老百姓眼里，你的失误恰恰证明了他的话是正确的。”
　　“她两次否认有性关系……”凯特试图做出解释。
　　“你应该能觉出她在撒谎。”
　　“我觉出来了，所以才做了验尿怀孕检查。结果是阴性！”
　　“根据这份报告，你的化验结果无疑有错，”卡明斯说。“我们本来还有避免吃治疗不当官司的可能，这份报告使我们的希望破灭了。它将是审判中的关键性证据。这还不算你在州委员会面前做听证时他们会发现什么过错呢。”
　　凯特摩掌了几页报告，茫然地将其递回去，争辩说：“那种怀孕化验我曾做过近上百次。”
　　“福莱斯特，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很遗憾，当然，我们还会继续尽力支持你，”卡明斯说。然而他的神色却是极度的孤独无望，这使凯特想起一位医学院教授对她说的一句话：“当一个人说他将尽力而为的时候，他已看到了注定失败的命运。”
　　验尸官的报告令凯特坐立不安，于是她没有返回地下办公室，而是匆忙穿过医院迷宫般的地下通道，径直回到急诊科。
　　她走进曾治疗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C病房。她打开那天夜里克罗宁打开的壁橱，从中取出她给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做过化验的怀孕检查器械。她一下拿出好几个类似的，仔细查看每一个盒子上的到期标记。
　　1993年12月30日之前使用。
　　离过期日还有一年的时间。对盒子里的化验药品没有怀疑的理由。可验尸官的报告分明证明她做的化验结果产生了误导性的错误。不仅误导，而且还致命。难道她出了错？有时阴性结果并不准确，但比例极小，难道偏偏被她赶上了？满腹狐疑的凯特又回到地下办公室。她发现在她桌上的电脑打印资料旁边放着一张纸条。纸条是特洛伊吃午饭之前留下的。
　　给你的律师打电话。急事。
　　凯特听见话筒另一端不耐烦的声音：“我是凡·克里夫。”显然，克里夫正在准备着什么法律文件。但一听到凯特的声音，他立即来了情绪。“大夫，咱俩得见一面，就在今晚，而且见面的时间需要很长。因为我刚看到一份验尸官的解剖报告。”
　　“我也看到了，”凯特说。
　　“那么你就会明白，我需要你为我澄清几个问题。一定要有说服力。我并不愿意麻烦你跑很远的路来华尔街，尤其在晚上。但你最好今晚六点钟以前赶到我办公室。”
　　凡·克里夫紧迫的口气使凯特兴奋起来，于是同样干脆他说：“六点钟，凡·克里夫先生。不见不散！”
　　斯考特·凡·克里夫让凯特在自己办公桌前的椅子上舒适地坐定，便开始发问，他问她喝不喝热咖啡，凯特谢绝，但她觉得他认为她应该喝点什么，以便能熬过他们即将进行的艰苦工作。
　　“好吧！”凡·克里夫说着沉进他自己的坐椅里。这句被平时说滥了的一个词儿突然有如一声号角，预示战斗即将打响。“大夫，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验尸官报告的内容。”
　　“而且还有人劝说他等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葬礼结束后再宣布报告结果，个中原因我们也能猜出，”凯特说。
　　“这样就不会引起丑闻。但凡对施托伊弗桑特十分了解的人也明白另一个事实：一场官司是打定了。而且在州委员会采取行动之前你肯定会被指控。从他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的角度看，你不仅害死了他女儿——”
　　凯特接过他的话茬儿：“我还在公众面前玷辱了施托伊弗桑特家族的名声。”
　　“所以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凡·克里夫口气沉重地说。“大夫，我们知道，对于验尸官得出的结论，我们不能持有异议。这便要求我们要针对你为什么没能发现病症而做出解释。”
　　“宫外孕本来就不易发现，”凯特说。
　　凡·克里夫没理会她的话，接着说：“不管难不难发现，我们必须向医疗界和老百姓证明，你所做的完全达到了治疗标准。无论在法庭或在听证会上，都经得住法律上的考验。”
　　“事实就是达到了治疗标准！”凯特说。
　　“那你怎么没有查出她的病？”凡·克里夫问。
　　“埃里克·布里斯科也没有查出，”凯特说。
　　“这不是理由。再说施托伊弗桑特的起诉对象也不是布里斯科，而是你，是你所做的一切，你对病情有没有看出来。因此我要了解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和为什么那样做。其中还包括你在治疗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期间脑子里的一切活动。”
　　“我不知从哪儿说起。”
　　“从头说起。从一开始见到她的时候。”
　　“其实我先见到的是病人的妈妈。”
　　“她妈妈放到后面再说，”凡·克里夫说。“先说你第一眼见到患者的情景。什么也别漏。哪些细节重要或不重要由我来判断。”
　　凯特尽可能详细地开始叙述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病情治疗过程。她要求做的血液化验，她所观察到的迹象。有两次她停下来问：“我说得是不是太详细和太复杂了？”
　　“没有，接着讲，”凡·克里夫说，时不时地做些笔记。
　　凯特于是继续讲得很详细，并说：“这些都写在了病人的病历上。我把一切步骤都记下来了。”
　　“大夫，在开庭或听证会上，他们不会让你拿病人的病历照本宣科。你得用自己的话做见证。接着说。”
　　凯特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全部描述完后，凡·克里夫说：“刚开始时，你说你先见到的是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然后才是她女儿。”
　　“是的。”
　　“你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
　　“很显然母女俩之间有磨擦。有一种紧张的矛盾，不过这我是后来才明白的，那时已太晚了。”
　　“什么事情？”凡·克里夫问。
　　“事情结束时，克劳迪亚死了以后，一些人听见她妈妈说：‘他会怪我的……他会怪我的……’”
　　“这句话什么意思？”凡·克里夫问。
　　“当时我觉得在那种悲伤的时刻她这样说很奇怪。但自从我对施托伊弗桑特有了许多了解之后，我现在明白了他妻子对他简直是惧怕得不得了。”
　　“她怕他会因他们女儿之死而怪罪她？”
　　“这也是我刚一见到她，她十分担忧的原因，”凯特解释道，“她女儿搬出了家，自己单过，很可能是违背了她父亲的意愿。”
　　“所以施托伊弗桑特责怪他妻子，怪她没管住他们的女儿，”凡·克里夫猜测说。
　　“我觉得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之所以说话时有顾虑，就是这个冲突在作怪。”
　　“她要是毫无顾虑的话，你觉得她说出来的话与她实际所说的会有何不同？”凡·克里夫问。
　　“她性生活很频繁。这样讲对我的诊断肯定会有帮助。另外她也许还会说她吸毒。”
　　“我们姑且认为她吸毒，但却对你撒了谎。为了有效地为你辩护，我得具体地知道吸毒对她病情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这取决于她使用毒品的种类，”凯特说。“可卡因、天使尘、大麻、普克……”
　　“普克？”凡·克里夫问。
　　“就是普克丹，”凯特解释说。“不同的毒品有不同的效果。可卡因对不同的人还会产生五花八门的反应，有的觉得飘飘欲仙，有的心脏会完全停止跳动，当即死亡。”
　　“毒品对宫外孕有何影响？”凡·克里夫问。“它在什么情况下会导致你误诊？”
　　“这得对正常怀孕和宫外孕的区别加以了解。”
　　“慢慢解释，别着急。我明白这一点对我十分重要，”凡·克里夫说。
　　“宫外孕的症状和正常怀孕的不一样。比如正常怀孕时，子宫明显增大，但宫外孕却不明显。正常怀孕的子宫颈会变色，宫外孕就不一定。子宫颈可能会变得十分敏感，一触即痛。但其他几种疾病也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可能还能发现一块敏感区。”
　　“可能发现……”凡·克里夫说。“为什么说‘可能’？”
　　“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感觉到，”凯特解释道。“这次我和布里斯科就没发现明显的迹象。”
　　凡·克里夫将所说的事实拼凑到一起。“这么说来，要是你的病人是个否认自己性生活活跃的年轻女子——”
　　“而且还否认月经已停止，”凯特加上一句。
　　“如果医生触摸时未察觉明显的触痛区，子宫只是稍有些增大，子宫颈未变色，疼痛感因吸毒而变得减轻或消失——这一切就会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凡·克里夫总结说。
　　“所有症状和迹象都表明是病毒性肠胃感染，其他一切都不明显，在此情况下，任何医生都不会作出怀孕的诊断，更不用说宫外孕了。”
　　“但事实的确是宫外孕，”凡·克里夫郁悒地说。“吸毒对这个病人还会有什么其他影响吗？”
　　“可能会让她变得无精打采，反应迟钝，没法回答我的问题，但过一阵儿又会很亢奋。此外还可能引起恶心。”
　　“她的恶心会不会是麻醉剂引起的？”
　　“或是吃了什么东西，这跟她刚开始的症状很相符，恶心、呕吐、拉肚子，”凯特说。
　　“这么说恶心也不能具体表明是哪种病的症状？”
　　“没错。”
　　“她呈现出的每一个迹象都不大对劲，但又不显得很严重，以致让人判断不出具体的病症。但她还是因大面积内出血死了。难道大出血还没有一些征兆吗？”
　　“这可以反映在她的血球容量计上，”凯特说。
　　“血球容量计？什么意思？”
　　“就是总的血球计算，告诉你红血球的总量，”凯特解释说。
　　“这怎么计算？”
　　“化验室从血液的血浆中分离出红血球。然后用红血球与剩下的血浆进行对比，判断血液中红血球的百分比。一个正常女人应该在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之间。”
　　“那天晚上克劳迪亚的血球容量是多少？”凡·克里夫问。
　　“我记得是三十一。”
　　“那么她显然在正常范围之内，”凡·克里夫推断。
　　“但后来证明这是一种假象，”凯特说。
　　“怎么讲？”凡·克里夫急切地问，变得有点烦躁不安起来。
　　凯特解释道：“她到医院时说恶心、呕吐和腹泻，这说明她可能脱水。所以克罗宁给她注射了点滴。”
　　“这个措施是正确的吗？”凡·克里夫问。凯特点点头，“那什么地方不对劲呢？”
　　“一个病人要是脱水，她的红血球看上去比实际要高。”
　　凡·克里夫听得蒙头转向，问：“大夫，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脱水消耗掉血液中的水分，从而导致血浆容量下降，这便使红血球数量显得比实际要高。”
　　凡·克里夫似乎开始明白，说：“也就是说由于她大出血红血球应该降低，但因为脱水的缘故，却使红血球显得很正常。”
　　“可以给你打满分，”凯特说。
　　“天哪，这实在是医学中令人颇为费解的奥妙。只要遗漏或忽略一个环节，就不可能抓住事情的本质，”凡·克里夫略有所悟地说。
　　“正如一个医生没掌握全部事实之前不能确诊一样，”凯特说。
　　凡·克里夫把黄色笔记本往旁边一推，起身在他的小办公室里踱起步来。倏地，他朝凯特转过身。
　　“有一个事实可以使其他细节都变得清晰起来，甚至可使一些失去的环节成为不必要。就是那个怀孕化验。”
　　“是的，”凯特忧郁地表示同意。“那个怀孕化验。”
　　“为什么你的结果是阴性的，而验尸官却找到了怀孕的根据？”凡·克里夫问。
　　“任何一个医学化验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凯特说。
　　凡·克里夫边想边大声说：“不久我就得走进法庭或州委员会的听证会，我的辩辞是：‘我的当事人福莱斯特医生所采取的一切步骤都没错，但不准确的化验结果迷惑了她的诊断，因为任何医疗化验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这个说法不能说服人。”
　　“我想做B超证实化验结果，”凯特争辩说，“但当时没有能胜任的技师。你必须了解我们在急诊科工作的条件。马不停蹄无休止的干活，拥挤的空间，检查室短缺，有时只能在走廊里让病人躺在担架上治疗。进来的病人接连不断，医生的时间永远不够，我们对每一个病人都是尽力而为的。”
　　“福莱斯特大夫，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刚才承认了什么？”凡·克里夫指责的态度俨然是原告律师。
　　“承认？”凯特迷惘地问。
　　“你实际上在说，由于医院的条件，你没能很好地治疗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
　　“不对，我对她进行了认真的治疗！”凯特反驳说。
　　“你对她是‘尽力而为’，”凡·克里夫说。“这等于说不是最好的治疗，甚至连比较好的治疗都够不上。只是在困难条件下你尽力而为罢了。‘困难条件’成为不了无故死亡的借口。大夫，保险公司能在这场治疗不当官司中为你辩护，你该感谢你的幸运星座。”
　　“可听证会以及我的前程呢？凡·克里夫先生，我花了八年学医，两年做实习医生，为行医生涯做准备，这是我惟一的追求目标。我在中学还是个孩子时，就主动去当地医院帮忙，梦想着当一名医生，治病救人。总不能就……我是说，他们总不能……”蓦地，凯特又换了一副坚定的口吻，说：“我绝不允许他们毁掉我的前程！”
　　“我会尽力帮你的，”凡·克里夫安慰她说。但又坦诚地补了一句：“但我不能许诺，大夫。”
　　凯特·福莱斯特走进特朗布尔律师事务所时，满怀希望他们能保护她，不致让一场官司将她的前程毁于一旦。然而离开时恐惧的心理反而更加剧了。
　　斯考特·凡·克里夫目送她离去，内心里的感受比向她说出来的还要惴惴不安。她面部坚定的表情对他震动很大，透着她一生献身于医学的坚韧信念。然而正是这一信念反倒加剧了他的担忧。
　　我决不能让此事上法庭，他暗忖。也决不能让听证会开成。肯定能想出什么办法，阻止上述两种可能性的发生。一定有办法，他暗自对自己说。一定有某种达到满意结果的办法，如果运气好的话。
　　最后他又不得不承认，面对这样一个后果严重的案子来说，实在不能仅凭运气，因为它又脆弱又难以琢磨。
　　当晚他很晚才离开办公室，仍搜肠刮肚地思索着解决办法。
　　有件事他是明白无误的。他绝对喜欢与一个像凯特·福莱斯特这样迷人和有信念的年轻女人约会，但并不是以律师的身份。
　　斯考特·凡·克里夫住在东区六十街的一栋褐色沙石房子的三层。出租车已开到房子门口，斯考特却对司机说：“去市立医院。”
　　“市立医院？”司机愤愤地掉过头来。“那得穿过中央公园，在西区呢。”
　　“我知道。市立医院！”
　　“嘿，老兄，你突然病了还是怎么着？”司机问。“近处有好多医院呢。”
　　“我没病，好奇。”
　　“没病，好奇？”司机不耐烦地学舌，“好吧，好奇先生。乘客永远是上帝。就算是个疯子也是上帝，市立医院。”
　　十分钟后，出租车停在了市立医院急诊科的门口。
　　“我几分钟就出来，能不能等我一下，”斯考特说。
　　“我说，好奇先生，你最好现在付钱。如果你溜进去，保不准能不能活着出来。尤其是栽在那个女医生手里。她的事儿我可听说过。”
　　斯考特一时怒起，想回敬他几句，但却什么也没说。他付了车钱，付小费时比平时少给了点儿，然后走进急诊科。
　　他在前台等了一会儿，见一位护士正与一位歇斯底里的母亲和她生病的孩子周旋。他从护士身边溜过去，步入走廊。她看见靠墙的担架车上躺着两个病人。一个吊着点滴瓶正在输液，另一个疼痛地扭曲着身体，不住呻吟着。走廊里嘈杂声一片，孩子的哭声、父母用各种语言进行的争吵声、护士和医辅人员索要各种器械的喊叫声、两名值夜班医生的吩咐声，纷乱刺耳地交织在一起。
　　他从每一间敞开的检查和治疗室门前走过。每一间里面都有人。有些病人在等着看病，有些则正接受治疗。护士们从每个房间里出出进进，查看着病人的情况。
　　等到斯考特·凡·克里夫被保安托尔森撞上，被强行勒令离开时，他已证实了他当事人对他说的话。夜里的急诊科不亚于一座疯人院，只不过是有些秩序的疯人院罢了。多数病人的确得到了良好的治疗，或是被送回家，或是安全地转送到其他科室，这一切似乎是个奇迹。
　　凯特·福莱斯特医生并未因袒护自己的行为而夸大其辞。然而即使如此，斯考特·凡·克里夫仍暂时想不出任何法律上的战略，以避免打官司或举行听证会，从而消除福莱斯特被吊销从医执照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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