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然可以收您母亲住院，要是您坚持要她住院的话，不过她只能躺在走廊里，而且无人照料。” 
　　医生给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检查完后，洗净擦干了手。接受一位70岁的中风病人住院？主任医师会解雇她，而且不给退休金。医院早已住满了病人，而且设备陈旧、医师不足，病房塞满了，超过标准一倍。谁也不会容许放进一个不可能康复、要住很久的瘫痪病人住进来的。 
　　“那我该怎么办呢？”图尔宾一面递给女医生披风，一面不知所措地问道。 
　　“要是您自己不能护理，就雇一个助理护士。”女医生漠不关心地说。 
　　“可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该怎么护理瘫痪病人呀！”他绝望地说。 
　　女医生开始可怜他了。这么漂亮的年轻小伙子，一下子被瘫痪的母亲给拴住了。但是她没法帮他。 
　　“您知道，我负责的病区里有许多这样的病人。您要是愿意的话，我告诉您他们的住址和电话号码。您跟他们联系一下，他们会给您介绍经验。护士每天来打针，我隔两天到你们家来一次。别忘记一天量两次血压。别失望。只是一开始挺可怕，然后一切会正常起来。您会习惯的，会学会照料病人。这是实话，我向您保证。我工作十年了，这种情况我见得多啦。” 
　　他送走女医生后关上门，回到房里。母亲睁着眼睛躺着，动也不动，肤色蜡黄。他坐到窗旁的圈椅里，一下子呆住了。 
　　他和马拉特在银色松林会面后赶回家来时，母亲正在做饭。 
　　“妈妈，你先停两分钟，我要问你件事儿。” 
　　他确实相信，这只是两分钟的事儿。他问，母亲答，或许还要给他看看他从未想过，也从未想问起的什么材料。他的出生证明中“父亲”一栏中写着：“尼古拉耶夫·维克多·费奥德罗维奇”，母亲有一次也告诉他说，图尔宾这个姓是个很有名望的姓氏，所以她希望儿子也用他那贵族曾外祖父和建筑师外祖父使用的姓。这种说法从未引起过瓦列里的怀疑。的确，图尔宾这个姓比那个尼古拉耶夫好些，姓尼古拉耶夫的人数不胜数，一个班上就有两个。 
　　“儿子，你问吧，”韦罗尼卡笑了笑说，沾满面粉的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坐到了凳子上。 
　　“你再告诉我一次，我父亲是什么人？” 
　　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黯然失色。这逃不过儿子的眼睛。 
　　“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这样的问题？出什么事了吗？” 
　　“是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鼓起勇气。 
　　“今天有人告诉我，我父亲是停尸间的卫生员，因奸尸而被关过监狱。你如果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以后我就再也不问这个问题了。” 
　　图尔宾娜面如土色。 
　　“谁跟你说的？谁胆敢这样说？” 
　　“妈妈，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真的不是。” 
　　“他找到你了？跟你说话了？” 
　　“谁？谁该找到我？跟我说话？回答我呀，你倒是说呀。” 
　　“你父亲，这个下流家伙。是他对你说的？” 
　　“这么说，这是真的了。”瓦列里闭着眼睛，背靠着墙低沉地说。 
　　于是母亲把一切都讲给他听。讲了她怎么发现了死去邻居腐烂了的尸体；停尸间卫生员帕维尔怎么让她喝伏特加酒，好有勇气帮他，因为没有别人想干；讲了他怎么又回来了，两人一块儿喝酒，怎么留下在她家过夜，早晨起来她怎么把他赶了出去。甚至当她发现他偷了她那只祖传的十分名贵的戒指，也没去找他，没向民警局告发他，尽管她很清楚，在哪儿能找到他。她感到羞愧，感到恶心。她恨她自己。 
　　可是，过了两个月，她发现了怀孕的征兆。她不是马上发现的，以为是更年期过早开始了。她没生育过，在此之前从未和男人上过床，月经本来就没有规律。不过老是头疼，爱打盹，她只好去看医生。医生确诊她怀了孕，已经七八个星期了。她不用说也知道有多长时间了，因为自己算得出来。 
　　正在这个时候，她被叫到院长办公室，郑重通知她，作为一名党员，一个积极参加院里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她被推荐去捷克斯洛伐克交流经验，为期两个月。那是1967年，出国只有最幸运的人和最善于钻营的人才有份儿。所以，韦罗尼卡慌乱起来。她不能拒绝。过两个星期就得动身。她急忙去找一位妇科医生、一位和她无所不谈的老熟人，想在这两个星期之内堕胎。但是她运气不好，那位熟人正休假。她又急忙去住处的妇女保健所，要求转诊。人家要她交了化验单以后才给开转诊单。拿到转诊单，到了医院才知道，堕胎得排队，她只能排到12天之后。可是离动身去捷克斯洛伐克总共只剩下七天了。她要求、恳求、哭诉，说马上要出国两个月，必须赶在动身之前做手术……科主任鄙夷地把转诊单扔了回来，唠叨说什么，有时间到国外旅行，可没时间跟不出国的人一起排队。当然，韦罗尼卡可以找学院的同事，求他们托人情随便找个什么医院，哪怕是最蹩脚的医院，但是……42岁了，孤单一人，党员，清白的名声。她无脸去求情。 
　　她怀着孕去了捷克斯洛伐克，两个月回国后，为时已晚。四个半月的身孕谁也不敢给她堕胎。 
　　她屈服了，甚至开始为能有一个孩子而高兴。可脑子里那可怕的一天情景总是抹不掉。那天她喝了多少？白天喝了一瓶伏特加，晚上帕维尔来了，俩人又喝了一瓶。帕维尔又喝了多少！她模模糊糊记得，他俩一块儿喝掉那瓶以后，她又开过一瓶，她自己没再喝，可帕维尔喝了。 
　　她在专业文献里看到了有关酒鬼父母生下畸形儿的记述，不过她还是决定找专家咨询一下。关于她自己的事，她当然对谁也不说，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关心装成纯粹是出于职业的兴趣，对耳鼻喉出现什么样的变态可能是父母嗜酒的后果很关心。专家给她作了详尽的解释，出示了石膏模型、酒精浸泡保存的畸形儿，既有从母亲肚子里取出的，也有生下来的。她毛骨悚然，每到夜里就做恶梦。可她肚子里的孩子却一天天长大，已经开始微微动弹了…… 
　　儿子生了下来，韦罗尼卡专注而恐慌不安地望着儿子，竭力寻找畸形或缺陷的征兆。然而瓦列里很健康，而且漂亮得出奇，长着一头浓浓的黑发，一双深蓝色的眼睛。从诞生那一刻起她就明白了，孩子像帕维尔，像得出奇。于是她便开始祈祷，但愿仅仅限于外表相像。 
　　一发现有一点儿不健康的征兆，她便没完没了地领着儿子找大夫检查，花大笔的钱购买食品，想方设法让儿子吃最新、最有益健康的东西，不管价钱多贵。她非常注意让夏季的休假过得尽善尽美。她担心儿子遗传方面有问题，想方设法让他的生活方式健康，以在某种程度上消除可能产生的遗传性疾病。她觉得对儿子有罪，她跟一个喝醉酒的男人怀上他时，自己也喝醉了。这个男人是她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遇见的，除了名字和工作地点外，她对他一无所知。谁知道这个男人有什么病，他父母怎样。她的精神痛苦有时简直无法形容。有时她竟然想找帕维尔问问他的健康状况，但每次都克制住了。她不能见他，更不能让他知道有了孩子。 
　　有一阵子，她的痛苦减轻了些。瓦列里16岁了，在学校里成绩优异，并且身上没发现任何严重变态的征兆。韦罗尼卡看着儿子那匀称的体形，漂亮的面孔，每星期自豪地在那写满五分的小记分册里签字时，她如释重负地想，也许一切都顺利地过去了。但是，她高兴了还不到一年。一天，她在街上遇到帕维尔，跟他只谈了几分钟就明白，一切比她期待的要糟得多。要是帕维尔没说谎的话，他有严重的性心理变态，开始表现为下体裸露癖，后来表现为恋尸欲。她望着孩子的父亲，知道他没说谎。 
　　帕维尔向她要钱。于是韦罗尼卡和儿子开始搬来搬去。接着，又有了新的担心：要是突然帕维尔想把秘密告诉儿子怎么办？ 
　　帕维尔嘲弄她，勒索她的钱财，侮辱她，折磨她，她都忍受了。可现在瓦列里长大了，又添了一层恐惧：这次她是担心孙子孙女儿会是畸形儿，许多疾病是隔代遗传的。儿女生下来可能健康没毛病，可是孙子孙女儿得为祖父祖母的罪过受到惩罚。 
　　当瓦列里生活中出现了埃利娅·巴尔托什时，韦罗尼卡惊恐地想到，要是帕维尔得知儿子将娶一个富有人家的女儿为妻，他就会不满足于她千方百计从家庭开支中挤出来给他的那点儿可怜的施舍。但是，她却毫无办法：她总不能搬到帕维尔家去住，拉住他的手，监视他走的每一步吧。走在路上，她总是警觉地环顾四周，寻找那个眼睛浮肿的家伙，担心斯米季延科会偷偷地走近瓦列里。一天，一个挺不错的年轻人马拉特·拉特舍夫来找她。马拉特因为埃利娅十分苦恼。韦罗尼卡非常高兴有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她指望他俩能够阻止这桩婚事，但他们一无所获。于是，登记那天，她请求马拉特用车把她送到婚姻登记处，因为她担心帕维尔会来。他这个人一点儿良心也没有，很可能到婚姻登记处来，那可要出大丑了…… 
　　听完母亲一席话，瓦列里终于明白，他永远也别想回去找埃利娅了。跟儿子谈话的那天夜里，韦罗尼卡就开始感觉不舒服。瓦列里叫了急救车，但医生还没来到，老太太就中风瘫痪了。现在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新娘没了，还要照管瘫痪了的母亲，真不知道以后还会怎样。昨天早晨他还和埃利娅一起躺在银色松林的沙滩上，那时他觉得生活即使不十分美好，也是完全可以心满意足的。过了仅仅一天，现在他觉得，这一切都不是他的了。他来到另一个世界，一个生病、打针、给病人倒便盆、防止褥疮的世界里……顷刻之间一切都完了。 
　　处理未婚夫妻和已登记成为夫妇的名单花掉的时间远比娜斯佳预料的要多。 
　　安东·舍夫佐夫自告奋勇来帮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做些帮工活儿。娜斯佳很乐意地同意了，因为打印出来的名单是一卷一卷的，工作起来十分困难，纸老是卷起来，从手里滑脱。他们把纸卷剪成相当于从娜斯佳的那间屋子的房门到窗户的距离那么长，把它们铺开摊在地板上，两头用几本沉重的百科全书压住。 
　　“我们来寻找一个超过40岁、递交了结婚申请却没结成婚的女人。”娜斯佳解释说，“电脑给我输出人名。你呢，在名单里找这个人的资料。任务清楚了吗？” 
　　安东点点头，在一个观看纸条最方便的地方跪了下来。 
　　“开始。季坚科和马茨科娃。” 
　　过了两分钟，安东在名单里找到了他们的名字。 
　　“马茨科娃，1973年生。” 
　　“不是。伊万诺夫和科鲁格利科娃。” 
　　“科鲁格利科娃也是个年轻的。1970年生。” 
　　“乌格列赫利则和谢罗巴巴。” 
　　“谢罗巴巴，加琳娜·米哈伊洛夫娜，1953年生。” 
　　“好极了！现在看一看，她是不是结婚了？” 
　　安东看着那一张张打印出来的长长的名单，找了很久。 
　　“有了。她一年之后嫁给了一个叫达维多夫的。” 
　　“这个格鲁吉亚人没咬住钩。”娜斯佳沉思着评论说，“往下。阿里斯托夫和卢基切娃……” 
　　奇斯佳科夫到茹科夫斯基市①去了。他得跟他那个准备学位答辩的研究生见面，所以娜斯佳直到饿得胃里隐隐作痛才想起要吃午饭。他们找到了三位年过四十，由于某种原因没举行婚礼的女子。 
　　 
　　①莫斯科州的一个城市，在莫斯科东南。——译者注 
　　“现在吃点儿饭，然后咱们去找这几位妇女。”她这样决定。 
　　这一次他们运气不好。三位妇女中他们只“活捉住”一位。另外两位不在莫斯科。一个在国外一个什么地方休假，另一位出差了。他们“抓住”的那位没举行婚礼的女子愉快地微笑着告诉他们，有人请她帮助一位好人，跟他订婚，这样那个人便可以从机关里分到一套两间的住房。可是，就在递交申请和登记之间这段时间里，未婚夫工作的那个单位更换了领导，他一下子被提到一个很高的职位，而且无条件提供了住房，已无必要搞假婚了。 
　　晚上7点左右，安东用车把娜斯佳送了回家。 
　　“我们继续干吗？”她开车门准备下去时，他问。 
　　“要是您不累的话。不过我真不好意思剥削您了。” 
　　“娜斯佳，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他一边锁车门，一边责怪地说。 
　　回到家里，她又坐到电脑前，舍夫佐夫坐到地板上打印出来的名单中间。 
　　“日丹诺夫和科霍姆斯卡娅。” 
　　“1968年生。” 
　　“罗日诺夫和奥格涅娃。” 
　　“1970年生。” 
　　“马拉霍夫和尼基京娜。” 
　　“1955年生。” 
　　“看看登记。” 
　　“是的，有。她嫁给了格里亚多维。” 
　　“斯洛博金和库津娜。” 
　　“1975年生。” 
　　到晚上10点钟，他俩看字母和数字看得眼都花了。 
　　“得了，安东，回家去吧。我可把您累坏了。” 
　　“咱们改称‘你’，怎么样？”他像土耳其人似地坐在地板上说道，“苦役般的劳动能使人们关系更密切。” 
　　“好吧，”她表示同意，“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反正是我把你累坏了。” 
　　“我走后你就躺下睡觉吗？” 
　　“当然不，我还要继续找。” 
　　“那我也留下来。” 
　　“可是太晚了……” 
　　“娜斯佳，什么太晚？太晚，那是说姑娘得一个人在漆黑的街上走回家。可我是男人，而且开着汽车。等你自己也精疲力竭的时候我再走。” 
　　“那你就得永远在这儿住下了，”她笑了笑，“我只有死掉的时候才会精疲力竭。好吧，那就再晚一点儿。斯塔赫耶夫和波利扬斯卡娅。” 
　　“1963年。” 
　　“西波夫和捷里亚特尼科娃……” 
　　拉里莎觉得，她的膀胱马上就要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炸裂开来。她已无法再忍受了。 
　　“我得上厕所。”她痛苦地说。 
　　他一声不响走出房间，取来一只便器。 
　　“当着你的面我不行……领我去卫生间。” 
　　她两眼涌出泪水。难道还得忍受这种屈辱？ 
　　“要么就这样尿，要么就别尿，”折磨她的人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句，把便器塞到她屁股下面，“真找了个好时候难为情。” 
　　她一只手仍被手铐铐在暖气片上，另一只手被捆在身上，简直动弹不得。 
　　“我得脱下裤衩……我不能就这样……” 
　　他弯下腰，猛地一下撕下了她那条透明的小裤衩。 
　　“来吧，我扭过脸去。” 
　　拉里莎闭上两眼，她真想一死了事。他平静地、毫无嫌恶的样子从她身下取走便器。 
　　我的天哪，她这是碰上了什么倒霉事呀！她想起了谢尔盖两个朋友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他们一定会知道谢尔盖在哪儿。起初，她想把这事告诉那个折磨她的人，可是突然想到，那样的话不仅仅是她，连谢尔盖也会落到这个疯子手里。他是疯了，这很明显。他会杀死谢尔盖的，而在杀死之前，他会严刑拷打他。不，她要努力阻止他这样做。她要尽可能坚持住，她要想办法挽救谢尔盖不受这个可怕的躁狂家伙的伤害。 
　　“怎么，想起什么人来了吗？” 
　　“还没有。” 
　　取走便器后，他就没打算再给她穿上裤衩。所以现在拉里莎便赤裸裸地躺在地上。她发现，折磨她的那个人时不时地看看她那双裸露的大腿和长满金黄色细毛的阴部。也许用这个能使他变得温和些？她不惜搭上自己的身体，只要能够稍微减轻一点她遭遇的苦难。不过主要的是为了救谢尔盖。 
　　她顾不得浑身疼痛，用力把两条腿稍稍分开，使自己看起来更有诱惑力。那个男人看她的次数多了起来，眼睛盯在她身上的时间也更长了。拉里莎又变换了个姿势，忍不住痛得呻吟一声——屁股上和两条大腿上被踢得没有一块完好的地方。 
　　“你干吗转来转去？”他不满地问道，“想起什么了吗？” 
　　“还没有。” 
　　“两条腿为什么分开？想性交吗？” 
　　“跟像你这样的男人？那当然。”她竭力想诱人地笑一笑，可结果却是一个佯笑、苦笑。“你与众不同，这么强壮，这么叫人想入非非。随便哪个女孩儿跟你都会感到幸福……” 
　　“真的？” 
　　他好奇地看了看她。 
　　“你不撒谎？” 
　　“真的。” 
　　“现在咱们就来检验一下。” 
　　他朝她嘲笑地看着，解开了裤子。 
　　“怎么样？没改变主意吗？这么说你将有幸和我性交？咱们来瞧瞧。” 
　　他一本正经地脱下长裤和游泳裤，用力一击把她两条腿分开，在两腿之间跪了下来。 
　　“我最后一次问你。以后可别说是我强奸了你。” 
　　拉里莎感到恐惧，但她勇敢地咧开嘴笑了笑。 
　　“瞧你说的，是我自己要求的。” 
　　“既然这样，那好吧。” 
　　他突然弯下身，用手掌捂住了她的嘴…… 
　　他站起身来，穿好衣裤，坐到那张圈椅上。他把圈椅转了一下，让他和他的牺牲品面对着面。 
　　“你身上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他仿佛思索着说，“你身体构造跟所有女人一样。你也像所有女人一样，认为你两条大腿之间有个无价之宝，可以买到一切。不知为什么，所有女人都这么想，是谁给你们灌输了这种糊涂想法？” 
　　拉里莎几乎绝望了。一切都完全不像她期望的那样，结果反倒更糟。他甚至没强奸她，只不过是占有了她，像是占有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那样。而且她对他没有什么可指责的，的确是她自己要他做的。他并没有强迫她。 
　　“你那个谢尔盖大概对你说过，床上功夫没人比得过你，你就相信了。” 
　　“没有，他没这样说过。” 
　　拉里莎想，好吧，性引诱不成，咱们就试试跟你唠唠，让你散散心。随便怎样，只要别打我。昨天，因为事情来得突然，因为疼痛和害怕，她完全张惶失措了，可是今天她已经能集中思想了。她知道自己的这个缺点，每逢发生点什么意外，她便马上张惶失措，脑子就不灵了。过一段时间她便能平静下来思考问题，虽然常常为时过晚，已经做了一大堆蠢事。 
　　“那么，他对你说了些什么？”折磨她的人感兴趣地问道。 
　　“他说，他对我依依不舍。他跟我在一起感到很温暖，感到很放心。我俩很早就认识。” 
　　“你说说。”他要求道。 
　　这也会使他感兴趣？拉里莎很惊奇。但她还是讲起她跟谢尔盖·阿尔秋欣那久远而又令人不快的故事来。讲这些倒未必能得到这个躁狂家伙的怜悯，但是也许能够稍微分分他的神…… 
　　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住在同一幢楼里，上同一所学校，只是谢尔盖比她大五岁。她13岁那年，跟八个小伙子到一个地下室去“听音乐”，被那八个小伙子给强奸了。那天傍晚，谢尔盖在离家不远处的一个小公园里找到号啕大哭、衣衫破烂的拉里莎。她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咱们去民警局报案，”听完拉里莎讲的事后，他毅然说道，“会找到他们的。” 
　　“不，决不！”她摇了摇头，又大哭起来，“是我自己不好，这之前就有人对我说过地下室的事。” 
　　“既然有人提醒过，你干吗还去呢？” 
　　“我以为，我不会出这种事儿的。” 
　　她用鼻子大声吸了一下气。 
　　“那好吧，别难过，”谢尔盖像监护人似地拍了拍她的肩说，“这个地方是受不到任何保护的。用不着哭，谁知道你一生中还会有几个男人？数都数不清的。” 
　　“你说什么！出了这种事，还有哪个小伙子愿意碰我……” 
　　“你这个小傻瓜！”阿尔秋欣哈哈大笑，“谁会知道！你身上又没写着。” 
　　“反正一样。我现在是个脏女人……哎，谢尔盖，我以后还怎么活呢！” 
　　她把脸埋在他那宽阔的胸前，又号啕大哭起来。 
　　“该怎么活就怎么活，你放心吧。过一个星期，你就会忘记这些家伙的。除了咱俩，谁也不知道你的不幸。再说，也不会知道。” 
　　他领她回到他家，给她拿来了针线，让她把衣服上明显的破洞缝好。倒用不着太费事，因为拉里莎父母疗养去了，她和曾祖母留在家里，曾祖母年纪大了，眼睛看不清。 
　　这一夜之后，拉里莎觉得，她爱上了这个18岁的谢尔盖·阿尔秋欣。她心中怀着炽烈的感情，精心保护着他，甚至不愿意让别人看他一眼。谢尔盖的目光也越来越炽热，让人感到心里暖洋洋的。 
　　夏天过去了。11月里，阿尔秋欣要去部队服役。那件事以后，他们有时在街上或院子里相遇，拉里莎怕羞却又很温柔地朝他微笑，他诡秘地向她使个眼色。有几次拉里莎看见他和几个姑娘在一起，忌妒像毒刺似的穿透了她那颗小小的心。 
　　两年后他复员回来，拉里莎才明白，她爱他爱得更深了。这两年里她一直在思念他，盼望着他归来。看见她长成大人、变得漂亮了，他一定会爱上她。可是，当她再次见到他时，可真是难受极了，心脏几乎都停止了跳动。这两年里，她对他的爱越来越炽烈，现在一见到谢尔盖，她差点儿昏了过去，她爱他爱得要命。 
　　他回来一个月后的某一天，又在那个小公园里遇见了她。她坐在两年多以前坐的那条长凳上。仿佛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坐在这儿等待他似的。 
　　“过得怎么样？”他在她身旁坐下，快活地问道。 
　　“我爱你，”她控制不住自己，一口气说了出来，一双深不可测的大眼睛直盯着他。 
　　“哈，瞧你！” 
　　他掏出香烟，点着吸了起来。 
　　“你多大？16吧？” 
　　“现在还是15。” 
　　“已经恋爱了？”他面带嘲弄地微微一笑。 
　　“不是已经，而是爱了整整两年了！” 
　　这两年里她受尽了煎熬，已经不感觉不好意思了。已经无所谓了。 
　　谢尔盖冷笑一声，野心勃勃地上下打量了一下她那圆圆的已完全是女人的身段。她毕竟不是少女了…… 
　　“好吧，要是你爱我，咱们就走。” 
　　他紧紧握住她的一只手，领她去了他的一个朋友家，那个朋友到外地去了，把住房钥匙留给了他。 
　　从那天起，拉里莎·萨梅金娜仿佛成了谢尔盖·阿尔秋欣的一条狗，对他忠心耿耿。他却根本没把这个九年级的女学生当回事儿，当着她的面跟别的女孩子调情，领女孩子回家，带她们去彼得堡看“白夜”，去海边，还去什么地方喝伏特加。她痛苦极了，吃不下，睡不着，根本没有心思学习。谢尔盖一召唤；她立刻飞快地跑到他身边，容光焕发，感觉幸福极了。她已经完全无条件地属于他了。 
　　也真怪，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深情依然如故。谢尔盖虽然还跟别的女人鬼混，但已不那么明目张胆了。拉里莎长成大人了，所以他怜悯她。只是怜悯而已，因为他在她面前从不感到羞愧。要不他怎么会老实告诉她说他强奸了一个少女呢？而且不光是告诉，还要她证明他当时不在现场。 
　　……折磨拉里莎的那个人细心地听她讲述，一次也没打断她的话，只是偶尔提一两个问题，所以，一瞬间她竟然认为，他有点儿同情她了。她想，或许他也有过不幸的爱情，因此变得疯狂了。要是跟他好好地谈，也许他会变得善良些、温和些，不再打她了。 
　　“你爱这么个败类不觉得恶心吗？” 
　　拉里莎没料到他会提这个问题。为什么折磨她的人会认为谢尔盖是个败类？难道她说过他什么坏话吗？难道她抱怨过他吗？ 
　　“他不是败类，”她反驳说，“他非常好。” 
　　“好什么，是他奸污了你。那时你才15岁，这可是刑事犯罪。你怎么，不明白？” 
　　“可是我爱他，”拉里莎急忙为自己的情人辩护，“是我自己愿意的，他没有强奸我。不许这么说他。” 
　　“你爱他，”他轻蔑地撇了撇嘴，“你那谢尔盖一点儿也瞧不起你，可你却说什么‘我爱他’。他才瞧不起你的爱和你的那些感受呢。瞧，他急着找女人，就去强奸了他遇见的一个姑娘，尽管你成天着急地等着他。再说，你自己也一点儿不比他强。他强奸了那个姑娘，把她打得要死，可你却包庇他，欺骗侦查人员。你跟她一样是个女人，难道你就不同情她？假如你是她，会怎么样。” 
　　“我也有过跟她一样的遭遇，”拉里莎轻声说，“我说过的。” 
　　“哎，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你是因为愚蠢而受害，是你自己的过失。可她有什么过错？她的过错就是碰上了你的男朋友？你别拿自己跟她相比，你这条淫荡的母狗。你也是像你的那个野汉子那样的下贱货。他侮辱你，嘲弄你，可你却逆来顺受，这说明你哪一点儿也不比他强。恶有恶报，活该。” 
　　“我爱他，”她声音轻得刚能听见，“我已不能自拔。我曾试着离开他，但我做不到。他使我着魔。” 
　　她仍然想用她的坦率和真诚呼唤起他身上哪怕一点点儿人性。但是，折磨她的那个人越来越被激怒，两眼闪着凶光，双唇发白。拉里莎明白，她失算了，事情完全不像她想的那样。 
　　“怎么能爱他那个臭山羊！”他几乎喊着说，“人家都是用头脑去爱，可你，你是怎么爱的？你完全是用另一个地方去爱的。你想救他吗？你骗我说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该求谁。你在撒谎，你这个肮脏的女人！” 
　　他跳起身来，又给她嘴里塞了一块破布，用橡皮膏贴住。拉里莎闭上了眼睛。他马上又要打她了。天哪，这可怎么忍受…… 
　　“你想用女色收买我？你以为我心软了？你一无所获，你这条母狗。”他一边说着，一边有节奏地踢她，虽说用力不大，却踢得她生疼。 
　　她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咕嘟咕嘟声，两眼又淌出了泪水。她被捆绑着赤裸裸地躺在地上，一筹莫展，只盼着一件事：死。 
　　娜斯佳和安东已检查了一多半，主要是一些年龄在23岁到25岁之间的年轻妇女。那些年龄大一些的，他们一一找到住址，询问为什么没有举行婚礼。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因为车祸，新郎住进了医院长期治疗；有的因为失节、背叛、愚蠢的口角；有的因为父母干涉；有的因为利欲熏心，等等。但这些妇女中没有一个稍稍有点儿像安东·舍夫佐夫在婚姻登记处拍下照片的那个女人，其次，没有一个女人给人以精神不正常的印象。 
　　他们回到娜斯佳家里，又继续检查起名单来。 
　　“亚采连科和杜比宁娜。” 
　　“杜比宁娜，1974年生。” 
　　“纳罗兹尼科夫和奥斯特里科娃。” 
　　“也是年轻的，1972年。” 
　　“利万采夫和阿列科。” 
　　“阿列科？” 
　　安东从铺在地上的名单上抬起头来。 
　　“娜斯佳，你还是把病毒输进了电脑。” 
　　“你根据什么这么说？有什么不对头吗？” 
　　“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已登记结婚的人名单中见过这两个名字。这个姓很少见，我好几次在这个姓上碰到困难。” 
　　“也许她嫁给了另一个人。请你检查一下。” 
　　安东跪在地上顺着长长的纸条爬着，仔细地查看那些小小的字母。 
　　“我记得很清楚，见过利万采夫和阿列科的名字。他们跑到哪儿去了？有过的呀……啊，在这儿。一点儿不错，利万采夫和阿列科。1993年4月登记结婚。” 
　　“见鬼，难道真的是病毒？” 
　　娜斯佳可真灰心了。要是数据库和程序真的遭到破坏，电脑输出的姓名完全不对，那么一切就都得从头另做。更糟糕的是，得用手工操作。靠眼看嘴念来对照两个名单。那得干上一年。 
　　突然，她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根据程序，电脑应该给她输出那些未出现两次的姓名，也就是说，不是两个数据库里都有的新婚夫妇的姓名。他们的根据是，如果新郎新娘递交了申请书，可是没有登记结婚，那他们的姓名就可以出现。可是，也可能正好相反：他们没递交申请，却登记结婚了。当然，这是不允许的，但是有了贿赂，什么事儿办不成？这毕竟不是常有的事。一定得检查一下。也许电脑里什么病毒也没有，可以安心地继续工作。 
　　“安东，赶快在递交申请书的名单里找一找这对新人。如果名单中没有他们的名字，那么一切正常，电脑没感染病毒。” 
　　舍夫佐夫又在地上顺著名单爬了起来。 
　　“有，”他惊奇地抬起头来说道，“利万采夫和阿列科，在1992年10月递交的申请。” 
　　“这么说，还是有病毒。”娜斯佳沉重地叹了口气，“这么多工作全白费了。真叫人懊丧！好吧，咱们到厨房去，休息一下，然后一切再重新开始，用手工操作。我没能让计算机操作规程适应侦破犯罪。” 
　　她给安东沏了一壶新茶，自己倒了一杯速溶咖啡。情绪被破坏了，难过得真想大哭一场。 
　　“顺便问一句，他俩为什么拖了这么久？”舍夫佐夫咬了一口娜斯佳做的夹肉面包片，思考着问道。 
　　“你说什么？”她没听明白。 
　　“他们10月里递交的申请书，却是4月里登记的。半年。拖这么长的时间的情况可很少见，最多的不过三个月。” 
　　“你大概弄混了，”娜斯佳疲倦地摆了摆手说，“眼睛累了，注意力分散了，看错了行。” 
　　“不，”安东显得很着急，“我根本不累。绝不会弄混。” 
　　“再倒几点茶吗？” 
　　“不！你怎么，不相信我？” 
　　“听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娜斯佳对他的急躁感到奇怪，“几月结婚是次要的，主要的还是姓。” 
　　“不，我不愿意你认为我弄错了。走，咱们去检查一下。” 
　　“你坐着嘛，咱们来得及检查的。” 
　　“不，现在就去，”他犟起来，“我想亲自证实，我没错。” 
　　娜斯佳叹了口气，站起身来，慢慢地朝房间走去。安东像个孩子似的想恢复自己在娜斯佳心目中的形象并证明他也像娜斯佳一样是个不知疲倦的人的愿望使她感觉很可笑。 
　　“瞧这儿，利万采夫和阿列科，这里是1992年，而这里却是1993年。瞧，我一点儿也没错。” 
　　“你干吗老围着这个日期转？”娜斯佳心不在焉地回答他说。此刻她只在考虑，该怎么修理电脑，明天廖沙从茹科夫斯基市回来知道了这事儿会说些什么……“说不定，他们请求改期了，什么原因都有可能。给他们安排在一月里，可也许他俩中的一个生了病，也许亲人中有什么人去世了，也许赶上了长时间出差。但重要的是，他们终究结了婚。” 
　　“娜斯佳，”安东喊了一声，他的声音有点儿奇怪，“娜斯佳，这不是那个阿列科。” 
　　“不是那个，是哪个？” 
　　他仍然跪在地上，头低垂在名单上。 
　　“真是胡闹，”他嘟哝说，“康斯坦丁·利万采夫1992年10月递交了跟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阿列科结婚的登记申请书，可是过了半年，1993年4月，跟伊琳娜·维塔利耶夫娜·阿列科登记结了婚。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娜斯佳跳起身来，跪到他身旁。 
　　“我明白了，他不知什么原因没跟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结婚。可是他递交过跟伊琳娜·维塔利耶夫娜结婚的申请书吗？” 
　　两个人趴在地上看起名单来，很快找到了他们1993年1月递交申请书的记录。 
　　娜斯佳直起身子，用手指揉搓着酸痛的脊背。 
　　“真是一场有趣的电影，”她喃喃地说，“一位34岁的利万采夫公民，准备娶当时已48岁的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阿列科为妻。婚礼订在12月或1月里举行。但不知为什么没办成。这位急性子的利万采夫公民于1月里递交了申请书，4月里跟25岁的伊琳娜·维塔利耶夫娜·阿列科结了婚。这会不会是那个被抛弃了的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的女儿？如果是的话，那……” 
　　她急忙抓起电话，拨了科罗特科夫的号码。他不在，但找到了谢卢亚诺夫。 
　　“尼古拉，赶快给我找到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阿列科和伊琳娜·维塔利耶夫娜·阿列克的住址。” 
　　“干什么？” 
　　“以后告诉你，快查询地址，我马上穿衣服。” 
　　“怎么，你没穿衣服吗？”谢卢亚诺夫照例开玩笑说，“你一丝不挂站着，把电话紧贴在你那裸露的漂亮的胸前？” 
　　“我打死你。”娜斯佳扔下了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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