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斯佳吃了一惊，戈托夫齐茨家里的电话又没人接。难道真的没人给他打电话吗？她坐在这儿已经第三个钟头了——电话铃连一次也没响过。 
　　她带了一些照片来，带了整整一摞，其中，还有“格兰特”私家侦探所同仁的照片。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久久端详过这些照片，然后充满自信地从中取出两张来。 
　　“喏，就是这两个家伙近来总在跟踪我。其他人没在这里面。” 
　　“‘其他人’是什么意思？”娜斯佳不解地问，“他们一共有几个人？” 
　　“四个，这里只有两个。” 
　　“您没弄错，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 
　　“不会错的，”戈托夫齐茨冷冷地说，“最初常常出现在我眼前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人，只是后来这两个家伙才出现。您为什么不信我的话呢？您为什么认为肯定是我弄错了呢？我对人的外貌有很强的记忆力。您是不是以为我是个疯子，所以，我说的每一句话您都要反复掂量十次以上呢？要是正常人您准会一听就信。” 
　　“或是根本就不信，”娜斯佳反驳道，“您用不着生气。我不怀疑您说的是实话，但在这种情况下仅仅这样是不够的。我此刻需要的不是真相，而是真理。” 
　　“您知不知道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呢？”心理医师挑起了眉头。 
　　“差别巨大。应当说，能看出此中差别的不光是我，还有整个世界哲学。真相，这是您的感觉和观点。当您不是在说谎，当您说话真诚时，您说的就是真相。但却根本没必要要求这种真与真实现实相符。真理则是实际存在的状况。您或许干脆就不知道它，或是理解得不正确，也可以自愿陷入迷误之中。您要明白，我没有理由怀疑您的真诚。但我却有理由怀疑您会不会犯错误。” 
　　娜斯佳当然是在撒谎。她有理由怀疑死者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丈夫的真诚，而且，她的怀疑有充分的理由！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她突然问道，“您的电话为什么不响？” 
　　戈托夫齐茨的脸变得煞白，双手十指拧绞在一起，抖抖索索地握紧了。 
　　“没人打呗。这有什么不寻常的吗？您不会把这也当做是刑事犯罪吧？” 
　　“他怎么会这么想？”娜斯佳想，“很平常的问题。您家里有什么地方不大干净吧，戈托夫齐茨先生。” 
　　“只是我得打电话给办公室，我还以为，说不定您的电话坏了呢。因此我才问的，”她抚慰地说道，“这么说电话是好的？” 
　　“是的。” 
　　“我能用一下吗？” 
　　出现了一段尴尬的停顿。戈托夫齐茨眼望着别处，随后，又将目光转向娜斯佳。 
　　“您是对的，我把电话掐了。如果您想打，我这就接上。” 
　　“为什么要掐了呢？” 
　　“我不想跟任何人谈话。” 
　　“可要知道早上我给您打过电话，电话是通的。”她说。 
　　“在您来之前我又掐断了。可您干吗总这么盯着我？”他又发火了，“我是个正常人，我知道警察局随时会找我的。如果我不去接电话，您便会以为我躲起来了，兴许还会断定，万一是我把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给杀死的，或无论怎样和这事有牵连。可是，只要您在这里，我可以放任自己不去接电话，您应当理解……我很难过。我的妻子死了。我无法同任何人交流，这有什么不对吗？您到底怀疑我什么？” 
　　他提高嗓门，疾速而又愤激地又说了一大通。娜斯佳一边听他说，一边想：“不，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问题不在于您难不难受。问题在于您是在害怕。怕得要命。而使您害怕的究竟是什么呢？这才是我想知道的。一个刚刚悲惨地失去了妻子的人，往往会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搞得痛不欲生，以致其他情感全部迟钝了。而您呢，尊敬的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一切都是‘恰恰相反’：不知什么东西居然会令您如此恐惧，以致您都没有精力为您的妻子悲伤了。除此之外您居然还对我怀疑您感到惊讶。我要是处在您的位置会比您更持重一些的。” 
　　等到他正义的怒气宣泄完并且平静下来以后，娜斯佳再次打开封套，把相片摊在桌上。 
　　“让我们再瞧一瞧，或许您能回想起除那两人以外的什么人来。”娜斯佳说。 
　　戈托夫齐茨抿着嘴唇，但没吭声。他一张张翻检着照片，否定地摇了摇头。 
　　“不，再也认不出什么人来了。喂，您怎么，难道这两个还不够？您还想要我做什么？您有他们的照片，这就是说，您认得他们，知道他们的名字和住址。那您就去吧，把他们都逮住问问，他们为什么要跟踪我，还有谁参与了这件事？” 
　　娜斯佳叹了口气，把相片整理好又放回封套内。 
　　“问题在于，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我已经跟这两个人谈过话了。他们承认他们的确盯过您的梢，但却不知道有谁也参与了这件事。所以我才不得不得出结论，那就是您弄错了，当然，这结论不会使您宽心的。” 
　　“也就是说……” 
　　“跟踪您的就只是这两个家伙，再没别人，其他的一切都是您的错觉。” 
　　“不，不是错觉！”戈托夫齐茨再次提高了嗓门，“不要把我当傻瓜！我看得很清楚，记得也很清楚。他们的照片不在这里面，但有过这些人。您听清楚了吗？有过！有过！我的神智完全清醒！” 
　　他腾地一下站了起来，随后又同样腾地一下坐了下去，就好像他的双腿突然瘫痪了似的。此刻，他用一双可怜巴巴、惶惶不安的眼睛望着娜斯佳，那眼神酷似一条不知主人因何打它的狗似的，但这条狗却懂得：主人既然打它，那就是说，它犯了错，因为主人永远是正确的。 
　　“如果不是这样呢？”他的声音降低到了咕哝的地步，“我的神智已经不清了吗？我疯了？我产生错觉了？” 
　　娜斯佳一声不吭地观察着他。这是怎么回事？是在努力做戏吗？还是这位心理医师真的“晕了头”？要是一个正常人，兴许早就会问，“那两个家伙”到底给刑侦科的侦查员说什么了，他们为什么要跟踪，总之，他们是些什么人；而这位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呢，看样子，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感兴趣的，是自己的恐惧和他心理健康的状况。 
　　“他们是什么人？”他到底想起问了，“他们对您说什么了？” 
　　“说了好多有意思的话，”娜斯佳一笑，“您是否知道您的生活方式令您的夫人很不安吗？” 
　　戈托夫齐茨的脸色顿时变作土灰色，眼睛刹那间更深陷在眼眶里，尽管他的样子即使不这样也够难看的了。 
　　“您为什么说这个？什么生活方式？”他嘟囔道。 
　　“您的生活方式，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不大喜欢，她雇了一个私家侦探，专门盯你的梢。” 
　　“这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完全可能。喏，这不是照片吗，上面就有您认出来的那两个家伙。您不是认得他俩吗，认得吗？” 
　　戈托夫齐茨默默地点了下头，眼睛痴痴呆呆地目不转睛地望着娜斯佳。 
　　“这些人在一个私人侦探事务所工作，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和这家事务所签了合约。她想知道您到哪儿去了，跟谁交往，您的熟人都是些什么人，现在，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您得回答我的问题：您的妻子怎么会对您产生这么不良的念头呢？她能怀疑您什么呢？是什么引起她的警觉的呢？” 
　　“我不知道。” 
　　他几乎是喊出了这句话，随后便一动不动地望着屋里的某个角落。 
　　“您的话我不信，”他即刻又恢复了平静，说，“这是您臆造的，因为您总得怀疑我点什么。这全是您使的花招，心理陷阱及其他所有不道德的诽谤。您应当为此而害羞的。我失去了夫人，而您却说她的坏话，企图引我上钩。可耻。” 
　　“这么说，”娜斯佳满意地在心里评述道，“此刻您已经能想起妻子被杀的事了。您想问题可不算快哟。接下来的一切就该按通常的公式进行了吧：‘我是那么的不幸，而您却用讯问来纠缠我。’这些我懂，这种场面我经历了245次了。这一步是无可挑剔的，心理上绝无破绽。倒是那个提出这样问题的人应该感到可耻。只不过大家各以自己的方式对付这种羞耻感，因此摆脱此类情境的方式也各有不同。对我来说要简单得多，我没有心，有的只是石头；不懂仁慈，彻头彻尾卑下。所以，我在此类境况下不会感到羞耻的。或许会有些尴尬，但这我马马虎虎也能对付得过去。” 
　　“我可不是在跟您说坏话，”娜斯佳温和地反驳道，“说的只是实际罢了。喏，这就是您夫人与事务所签协议的副本，您可以看一看。我敢向您保证，这一切无论如何也不会加罪于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她做的事，没有什么不好和不体面的。所以，您的谴责我不能接受。” 
　　戈托夫齐茨抓起他面前桌上的协议副本读了起来。他读了好久，娜斯佳看出，他并不想拖延时间，只是费力地试图读懂每句话和每个词而已。他很难聚精会神地读下去。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他终于读完协议，把它放在一边，问，“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雇了私家侦探跟踪我，是吗？” 
　　“谢天谢地！”娜斯佳从心底发出一声感叹，“终于明白了。” 
　　“完全正确。”她肯定道。 
　　“为什么？她想打听什么？”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还指望您本人能告诉我呢。除您以外，谁还能知道呢。” 
　　“可我并不知道呀！” 
　　“而我更是这样。”她耸耸肩。 
　　“他们跟踪我很久了吗？” 
　　“从协议签字之日起。” 
　　“啊哈，是呀，当然是的。”戈托夫齐茨也醒悟过来，他瞥了一眼协议的第一页，那上面写着日期。 
　　又是一阵沉默。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在想什么。 
　　“那么其他那些人呢？”他突然问。 
　　“哪些人？” 
　　“就是我以前见过的那些。如果协议可信的话，那么，私家侦探是从4月18号开始盯我梢的。可另外两个人早在那之前我就见过。这么说，不是他们一伙的？”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上次我和您不是已经谈过，那两个人也许是想入室偷您东西的家伙吗？可现在我打算取消这种想法了。” 
　　“为什么？您不再信任我了吧？” 
　　“怎么不信任呢，”娜斯佳暗想，“准确地说，我还没开始呢。” 
　　“我这就给您解释，请您认真听听我说的。上次我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即那几个贼看上了您的住宅，于是就跟踪您，以便能选择动手的适当时机，他们动手了，却未得手，由于他们没来得及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于是便继续盯梢，好再试一次。对不对？” 
　　“对。我们正是这样断定的。”戈托夫齐茨点头道。 
　　“可现在我们才弄清楚，在窃案之后跟踪您的不是小偷，而是您夫人雇来的私家侦探……” 
　　她打住话头，等待戈托夫齐茨的反应。他是努力继续按逻辑进行推理呢，还是会装模作样，似乎他什么都不明白，等待娜斯佳表述意见，他指望她的观点对他来说并不危险。戈托夫齐茨走的是第二步棋，而这使她更加怀疑了。 
　　“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他问道。 
　　“结论是小偷根本不想再次清查您的住宅，而这只能有两种解释。” 
　　“哪两种解释？” 
　　他的目光再次流露出紧张慌乱的表情。 
　　“第一，他们不想这么干，因为两次针对同一个目标既愚蠢又危险。第二，他们不需要再次行动，因为第一次已经足够了。” 
　　“怎么会呢？您想说什么？为什么够了呢？” 
　　“因为他们找到了要找的东西。” 
　　“可我什么都没丢呀！我告诉您上千次了！告诉您和伊戈尔·瓦连金诺维奇。我什么都没丢！” 
　　“您是说了上千次，而我们也听了上千次了。可这什么也改变不了，事实总归是事实，无论如何应当解释它。让我们来尝试一下，而您或许会理解我为什么怀疑的。让我们从第一种设想开始：初次行窃未能得手，小偷没偷您任何东西，但放弃了第二次尝试。可为什么呢？” 
　　“什么为什么？您刚才还说两次偷窃同一所住宅既愚蠢又危险呀。这不是您说的话吗？我没有弄错吧？” 
　　“这是我说的话，”娜斯佳同意道，“我问您，为什么小偷什么都没拿？您的金钱和珠宝就放在很容易拿到的地方，要想找到它们并不需要费任何事。您不会对我说这帮小偷没经验吧？” 
　　“嗯，差不多吧。”戈托夫齐茨极不情愿地说。 
　　“而我要回答您的是，没有经验的小偷绝不会如此细心地为偷窃做准备，并预先侦查其牺牲品的起居规律的。既然他们还曾盯过您的梢，这就是说，他们是认真的，而认真的小偷是不会找不到金钱以及您太太的首饰及其文件的，如果他们想要偷的恰好就是这些东西的话，而这并不复杂。因此，假如我们想要让第一种设想正确的话，那我们就得承认，盗窃流产了，罪犯一无所获，可……” 
　　“什么？”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惊恐地问。 
　　“可他们并没有监视您。让我们讨论一下第二种设想。我们假设罪犯预先做了充分准备，事先跟踪您，而且，很有可能也跟踪过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他们溜进您的住宅，拿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他们什么都没偷，”他执拗地说，“我全都检查过了。什么都没丢失。”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亲爱的，”娜斯佳差不多是温柔地说道，“您倒是想想看，我和您所能得出的结论，不是第一种，就是第二种。要不就是根本没人跟踪您，您在这个问题上弄误会了；要不您还是丢了什么东西，而究竟是什么，您不愿意告诉我。不可能有第三种情况。您就是再怎么坚持，跟踪和盗窃不果这两件事，无论如何也联系不到一起。缺乏逻辑关联。” 
　　“我不会错的。我的确记得，住宅被盗前有人跟踪过我。” 
　　“那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妨假设，偷盗得手了。我们没有别的结论。” 
　　“可应该有一个！”心理医师又吼了起来，“应该有一个结论的！我知道有人跟踪过我，也知道我什么也没丢！你们找吧，你们去想吧，归根到底，你们是警察。”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请您说话公正一点。是的，我们是警察，而受害人——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我们只能从您的话里得知。您要我相信，在住宅被盗前有人跟踪过您，还要我相信，他们没偷走您任何东西。我必须以您说的为依据，可我没有一幅产生关联的画面。因此我必须认为，或是您在被跟踪这件事上弄错了，或是您在住宅被盗问题上说了谎。从您对我所说的话里，没法组成一段关联紧密而又合情合理的情节。假使您能为我提供一种可以把这两件事实整合到一起的解释，我愿意接受它，并尽我最大力量来检验它。您能提供这种解释吗？” 
　　“我？不能。我什么都不明白。可我的确知道我说的是实话。您应当相信我。” 
　　“应当相信，”娜斯佳心里说道，“多么没意义的一句话呀。为什么一个人非得相信某个人呢？一个人应当关心受他赡养的人，得履行自己的承诺，归还自己的义务。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可要相信呢？谁都不应相信任何人。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这却是最流行最常用的一句话。说不定这是一句类似于有魔力的咒语的一句话。你应该相信我，这就是了，不需要任何解释和说明。一旦屈服在这句话的魔力下，一个人就会以为自己真的应该相信他人了。” 
　　与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冗长谈话把她折磨得筋疲力尽。娜斯佳最无法容忍的，是缺乏逻辑关联，因此，她累得够呛。如果你不得不对某人掰着指头去解释什么的话，那为什么对事实所做的这种或那种解释，不能令她满意呢。一切都有因果，一切都应有意义。哪怕那意义不寻常、不大习惯、不符合传统、完全独特也罢，但也应该有呀。一旦没有意义，就得或是寻求对事实的歪曲，换句话说，即寻求谎言，或是怪自己笨好了。 
　　昨天下班时她就打定主意，现在到了最后为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被杀案做点儿什么的时候了。当然，不能说对于这件罪案，我们还什么都没做，不，不能这么说。米沙·多岑科认真清理了演播组的财务，不分昼夜地或是守在奥斯坦基诺①，或是呆在位于和平街区某处一幢用途不明的大楼里——“素面朝天”节目在此租了几间房，他们的摄影棚也在那里面。与此同时，另一位同事——科利亚·谢卢亚诺夫——调查了死者的社交圈，试图搞清他们（除剧组的主要工作外）还从事过什么商务活动，而这活动是否就是导致他们被杀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同事尤拉·科罗特科夫调查了出事那天所有曾把车停在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旁边的白色“日古利”七型车的车主。他检验了一种完全有可能的推断，并证明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错误：即爆炸装置只不过被放错了车而已。看起来，一切与节目编导维佳汽车爆炸有关的调查，即使她娜斯佳不在，也都在进行，可乌兰诺夫却令她不安。乌兰诺夫变了，而这是可以理解和可以解释的。可他显然不是“在朝那一方向”变。而且，就连“素面朝天”这一节目本身也变了。 
　　 
　　①　奥斯坦基诺——俄罗斯中央电视台所在地的俄文缩写名称。 
　　昨天，她刚跨进门坎，就听见丈夫激动的声音： 
　　“阿霞，你不在家真可惜呀！电视上刚播放一场马戏，真棒，能让你疯狂。幸好我及时想到了，也只来得及录下下半部分了。” 
　　她对电视上播的什么马戏根本就没有任何兴趣，她不想和阿列克赛说话，总之她什么都不想。可她知道自己不该这样，应该把握住自己，要有礼貌。因此，她恭敬地问： 
　　“电视播什么了？” 
　　“你都无法想象！有个节目叫‘素面朝天’。你可能不知道，这节目通常是你不在家时放的。” 
　　“我知道这个节目，”娜斯佳打断他的话说道，她立刻警觉起来，“那里播什么了？” 
　　“哟？”阿列克赛疑惑地看了妻子一眼，“你是从哪儿来？怎么，你在班上看电视了，没有抓嗜血狂人？” 
　　“列申卡，所有解释都搁在以后。节目怎么啦？顺便说说，你看这个节目我倒是一点都不奇怪。” 
　　“一直都在看，”齐斯加科夫说，“只要手头没事儿的话，我是必定看的。” 
　　“真的？这节目可不是什么闹剧。” 
　　“那又怎么样？我在用它休养身心，一边看一边想。幸好在我们这个蝇营狗苟、勾心斗角的生活里，还有一种善良正派的东西。可是近来这节目完全变了。喏，你瞧，今天乌兰诺夫先生的表现就十分特别。特邀嘉宾里有一位鉴赏家，以前很有名，声名远播，近几年差不多快被人们忘记了。看样子，他想让广大居民阶层能想起他来，所以，也挤进这个节目里去了。乌兰诺夫像上帝打扮乌龟似的把他给装扮了一番。阿霞，你真该看一看、听一听这个！想不想看我录下的那部分？” 
　　“想。” 
　　“那就先吃饭，然后一块儿看。我也再享受一下。” 
　　“不，”娜斯佳坚决地说，“先看后吃饭。” 
　　阿列克赛惊讶地望了她一眼。 
　　“你这么强烈的兴趣是从哪儿来的？处里怎么样，又出刑事案件了？” 
　　“比这还厉害，两具尸体，节目编导和记者。所以，我们得先看节目。今天，凡是跟这个节目有关的一切，我都有兴趣。” 
　　“可我饿了！”列沙生气地说，“我还没吃饭，像傻瓜似的等你。” 
　　“对不起，亲爱的。” 
　　娜斯佳和解地一笑，把脸贴在丈夫肩膀上说。 
　　“那我们还是先看节目吧，吃饭时再讨论。” 
　　接下来能进行讨论这一点，使列沙妥协了，于是，他听话地打开了录像机。倒带子时，娜斯佳不无惊恐地想到自己是不是已经开始操纵齐斯加科夫了。她很少和他谈论工作上的事儿，而近几个星期以来，几乎根本什么都不说，列什卡为了能跟她聊半小时天，情愿牺牲一切。我多么自私呀！她知道许多女人正是如此这般使用性这一武器来对付丈夫的，丈夫表现好她们就让他上身；而如果想要为了什么缘故而处罚他，便不让他亲近自己的肉体。她本人对这种做法一直都很反感，可且慢，连你自己也开始如法炮制了呀。为了让列什卡打起精神，答应要和他讨论一番。她多么没心肝，这就是问题的实质！科洛布克·戈尔杰耶夫说得对，她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了。 
　　荧屏上出现了乌兰诺夫那张脸，他正向一位客人提某个例行问题，而那客人，娜斯佳马上认出来也想起来了。是的，此人真的一度名声赫赫，举国皆知，他举办的“演唱会”有数千名观众参加，自诩说治愈了数百名病人，夸口说他能使“肯听他话”的人几乎百分之百健康。她刚看了两分钟就明白演播室究竟出了什么事，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治病人只想诉说他如何治病以及他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功。乌兰诺夫则本着“素面朝天”的传统，竭力想向观众展示他的嘉宾在全人类——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层面上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是多么聪明而又有教养，他的趣味和嗜好，他的性格和习惯如何。他根本就不为自己对面那人提供帮助，帮他发挥与主题十分有关的话，而且，只要稍有可能，便把话题转到另一个方面，提出一些治病人根本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原来，治病人主要只在童年和青年时代读过书，他没有自己喜欢的作家，对音乐和戏剧同样没有什么爱好。既没有酷爱的消遣之道，也没有趣味盎然的闲暇可言。的确，正如治病人所说，他根本就没有业余时间读书、上剧院，他完全献身于病人和患者，但主持人细腻而刻薄的对白当下就令观众想到，自己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一个既无教养，而且，就连世界观的基础也不具备的人来掌握呢。总之，乌兰诺夫把一个从前的全民宠儿变成了一个大字不识的江湖骗子。可以看出，主持人对现场直播是有过一番准备的。他提了许多问题，涉及到治病者对各种科学和伪科学学派（其中包括外国学派）的看法，而被问的回答，只是一大堆有关因果报应、宇宙能量和灵魂的含含糊糊、词不达意的议论而已。显然，这位嘉宾非但根本不读文艺书，而且也不读专业文献，实际上，他对医生、生物学和化学一无所知。但是，那嘉宾本人对此却丝毫也未察觉，反而对自己十分满意，脸上不时浮现出得意的笑容。 
　　这一场面的确十分滑稽，但娜斯佳对观察乌兰诺夫更感兴趣，而不是那位土头呆脑的治病人。今天他更不像以前她从电视上看到的、预先摄制并被播放过的节目中的那位乌兰诺夫。而且，他也不像他首次以直播方式主持节目时的他本人。这次他表情平淡、冷淡而又陌生，似乎是在居高临下地看着电视制片人如何想要使他更体面一些。今天他身上似乎有一种疯狂的决心苏醒了，想要把嘉宾彻底消灭，跺进烂泥，向公众展示他是多么愚蠢而野蛮。“他疯了！”娜斯佳自语道，“假如他今后还这样的话，这节目马上就得完蛋，因为再也找不到甘愿被当众判处死刑的自愿者了。他们怎么居然允许他这样？” 
　　“喂，怎么样？”齐斯加科夫等录像带放完后，快活地问道，“这场面不错吧？” 
　　“太漂亮”，娜斯佳道，“只是很危险，也没意义。” 
　　“为什么？如今国家实行民主了，大众传媒工具可以为所欲为了。走，快去厨房，我都要饿晕了。” 
　　两人飞快地热了饭，在随后的几分钟内，一声不吭、津津有味地吞咽着菜花。 
　　“列什，你好像跟我讲过，我记得，你在美国时，曾几次被人邀请上电视。” 
　　“是啊。”他点头道。 
　　“转播还是直播？” 
　　“有转播也有直播。使你感兴趣的是什么？” 
　　“主持人的表现。我想知道，主持人的表现在直播和转播时有什么不同。” 
　　“阿霞，主持人的表现不取决于此，而取决于嘉宾和规定。喏，当然还有节目的理念。如果整个节目是丑闻性的和揭露性的，那主持人就总是委婉而又带挑衅性的，他应当使他的客人成为反面主角，因此，他的提问会非常之快，不让客人有时间想一想，会抓住客人的话柄，借机发挥。曲解客人说的所有的话，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节目究竟是直播还是转播，对他来说不具有任何意义。他在以上两种场合下都是会这么做的。” 
　　“对你也是这样？” 
　　“差不多吧。所有主持人都想使我显得像是一个稍稍有些怪的天才，在俄国不受重视和承认，但又没有足够的勇气迈出坚决的一步，跟自己可恶的祖国斩断联系，从而跨进一个普遍幸福的美好国度。我只要刚开口说我在俄国早就获得了承认，得到了院士资格，有自己的科学学派，领导着一个庞大的实验室，他们就装作没听见，立刻打断我的话，问我，我在美国做一次两小时的讲座所得到的酬金，要在俄国，我得工作几年才能挣到。真的，讨厌之极。” 
　　“那你怎么还同意上电视呢？好吧，头一次是你不知道实情如何，可后来你满可以拒绝嘛。是不是？” 
　　“原则上说是可以的。但我没拒绝。” 
　　“为什么？” 
　　“第一，每次都心存侥幸，或许这次不一样，我不过是不走运才碰到上次那位主持人，而这次话题和上次不同。” 
　　“第二呢？” 
　　“第二，请我举办讲座的那所大学的董事会，也与这些节目利害攸关，这一点他们已经毫不含糊地暗示给我了。在他们那里，大学之间也有类似的竞争心理，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要让别的大学知道，我是为他们办讲座来的。我是不会拒绝我的雇主的，现在回答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对电视访谈这么有兴趣？” 
　　娜斯佳把碟子放进贝壳形托盘，把碗和糖、一大托盘饼干、一盒袋装橙茶摆上了桌。她一声不吭，竭力想要聚精会神，整理一下心中模糊的感受，好形成多少有因果关联的语句，但说出口来还是不理想。 
　　“你知道么，列希克，使我不安的是乌兰诺夫。这节目变得面目全非了，因为它的主持人变化太大。我弄不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的两位同事突然死亡令他心里发生了震动，还是他本人与凶杀案有牵连呢。” 
　　“阿霞，你忘记还有第三种解释，可实际上是第一种方案，因为它最重要。那就是钱，也许，乌兰诺夫的观点和节目的头儿们观点不同，而现在他有机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而且，凭这个他能挣到钱。” 
　　“请你解释一下！”娜斯佳刹那间忘掉茶已经凉了。 
　　“你不常看这个节目，所以，你没注意到这个节目的广告部分。而我却可以十分准确地告诉你，近几天中，广告部分明显增加了。如果说以前节目开始前的广告不足1分钟，那么现在广告的第一个部分将近有两分半钟。这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这很平常，”她拖长声音道，“这就是说，观众对这个节目的暴露性语调反感了呗。” 
　　“而且反应很大，”阿列克赛应和道，“你习惯于用莫斯科的尺度来衡量一切，因此你觉得‘素面朝天’根本没人看，除了领退休金者和家庭主妇外。你的根据是大量上班族6点以前还在班上，而7点以前是在路上，但这只是对莫斯科和彼得堡而言。可在外地，上班族在路上根本不需要花费那么多时间，而且工作时间也不都是从9点到6点，大多数人的作息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能跨钟点看这个节目。而且，在莫斯科的茹科夫斯基区，这个节目很受欢迎，而这个区差不多就是整个莫斯科了。在我们那所学院里，每天的话题都不外乎乌兰诺夫和他的例行嘉宾。人们讲述片中成功的对白，哈哈大笑，赞叹不已。就连从前根本没听说过有这么个节目的人，也开始看这个节目了。于是广告商当下就明白，这个节目观众的数量急剧上升。而这，就会有效果。登广告的事是由该频道一个专门部门分管的，而乌兰诺夫和他的演播组，作为一个流行节目的作者和制作人，他们当然也能‘抽点’份子钱。” 
　　“可如果他以后就这么表现的话，谁会到他这儿搞直播呀。人们就不怕吗？” 
　　“噢，上帝与你同在，”列沙哈哈一笑，“你自己不是已经给我说过上千次了，为什么犯罪现象总是无法杜绝。因为每个罪犯都知道得很清楚，他所做的事是错误的，但他却相信或至少是抱有侥幸心理：自己是不会被抓住的。而在这种事上也同样如此。每个人都有可能知道乌兰诺夫对其节目的特邀嘉宾是怎么办的，但与此同时他却深信，在他这儿不会发生类似的事，他会比主持人本人及以前所有嘉宾都更聪明的。那帮人绝对是一帮蠢货，智力有限，才气一般，而他呀——你就瞧好吧！他会给所有人都露一手的，也会给我们这些电视观众露一手的。他们的思维过程再简单不过了，实话对你说吧。” 
　　“这么说，你认为，从前这个节目还通过别的方式捞钱来着？”娜斯佳若有所思地说。她即刻又自言自语地回答道，“是啊，显然，事情正是这样。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在时，他们曾有别的生活来源，而如今他俩一死，这一来源同样也要长期存在下去，而乌兰诺夫为了能持续航行下去，不得不走一条陈腐的老路，那就是揭露丑闻和展览‘黄色’。得，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该节目广告时间的需求量明显增加了。列沙，列什？” 
　　“什么？” 
　　“为什么人都喜欢读到或是听到有关别人的坏话，诸如他们是罪犯、受贿者、贪赃枉法之徒以及他们有罪或哪怕是愚蠢呢？这一点我永远也弄不明白。可要知道，大量的大众传媒工具就是靠着这种心理才得以兴旺发达的。印刷物全登载一些不可思议的胡编乱造之作，讲述血腥谋杀、吃人生番、系列强奸、外星人、预言家——而人们会入迷地吸收这类信息。一份每页都讲述什么人受贿或滥用职权的杂志，销量会达到最高程度。我不否认这些事也该写，可人们为什么喜欢读这些东西甚于世上的一切呢？这我可就弄不明白。” 
　　“你也不会弄明白的，”丈夫笑着说，“你不具备那种素质。快喝茶，已经凉透了。有关丑闻欲，我和你下次再谈。” 
　　“为什么不现在谈？” 
　　“因为现在已经晚了，该睡觉了。” 
　　“不，列沙。”娜斯佳拖长的声音里含着埋怨。 
　　她很想和他再聊一会儿，最近一段时期以来，这还是头一次，聊天非但不令她感到沉重，反而感到有趣。她感到大脑里有什么东西变得稍微清晰一些了，接下来的推理和逻辑结构的大致轮廓已经开始显现了。她多么愚蠢啊！要知道从前也一直都是这样，和列什卡聊天，有助于她思考、回忆什么，构造新的猜想。她怎么会把这个给忘了呢？ 
　　“不能‘不，列沙’了，该睡觉了，”齐斯加科夫严厉地说，“在你犯困之前，你还是先看一下表吧。我不知道明天你怎么样，我可是4点半就得起床。确切地说，不是明天，已经该说今天了。” 
　　“为什么你要起那么早？”娜斯佳吓了一跳，“出什么事了？” 
　　“一位著名数学泰斗要从尼德兰来，而我作为接待方代表得有所表示，亲自到舍梅季耶夫机场迎接。此外，阿霞，我要提醒你，这位教授是来参加国际会议的，而不是单单为了喝几口水的。” 
　　“这有什么含义吗？” 
　　“这意味着要开国际会议了，在莫斯科城外一家膳宿旅馆进行，今后一星期内我不在家。所以，你下班回家就别想有热饭吃了。” 
　　“这太可怕了，”娜斯佳开玩笑道，她笨拙地想要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我会饿死的，而你呢，又得在我的葬礼上花费一笔钱了。” 
　　“你死不了的。良好情绪会支持你的。我看得出来，我的在场使你如何恼火。这不，这一礼拜你可以好好歇口气了。” 
　　她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二十二年，他们共同生活了已经二十二年了。从十五岁起，从九年级开始，今年两人已经年满三十七岁了。确切地说，列什卡已经三十六岁了，而她呢，还要再过两个月才是生日。在这二十二年当中，齐斯佳加夫已经学会绝对无误地猜透她的内心。她为什么要让他生气呢？要知道列什卡什么错也没有呀。而且，除她本人以外，谁都没有错呀。 
　　“列沙……”她明白，必须慢慢地寻词觅句，好消除紧张感。 
　　“睡吧，睡吧。过一礼拜后再谈。”齐斯加科夫疲倦地说。 
　　娜斯佳此刻才发现他脸上的表情是多么倦怠。多少日子以来他一直被疑心和不知情折磨着，他很想搞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而她却一味搪塞，回避解释，一言不发，即使说话，也无助于消除疑心，消除忧虑，减轻内心的痛苦。 
　　但这一切都属于昨天。躺下入睡前她心情很沉重，感到自己对丈夫是有过错的，但她却无法战胜自己，向他彻底说清，在他不在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不能，就是这样，早晨起来时，她已下定决心彻底调查一下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乌兰诺夫和应邀参加“素面朝天”节目的那些嘉宾。因此，等她一结束对戈托夫齐茨的访问后，立即坐上近郊电车，动身去找那位不巧与不可预料的乌兰诺夫进行直播的电影制片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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