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斯佳认为像德米特里·扎哈洛夫这样的人，都是些百无禁忌之徒。这种人，你很难令他们生气动怒，但他们一旦坚信自己正确，那么，说服或改变他们，则比惹他们生气更难。他们最重要的特征是彻底地无拘束，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不易受伤害。而对自己行为是否得当，也不那么自信。 
　　扎哈洛夫是干保安的，他毫不掩饰地承认这份收入不菲的工作使他感到无聊，也正是因此他才一再坚持要给娜斯佳提供帮助。毫无疑问，娜斯佳的确需要帮助，这无可争议，但她对季姆卡这一份持续不衰的男性关爱总是心存警惕。这倒不是因为她讨厌季姆卡，相反，季姆卡很优秀也很讨人喜欢，但所有这一切于娜斯佳又有何用呢…… 
　　尽管如此，对他的帮助，她还是接受了。对“格兰特”私人侦探所只造访一次就够了。对她的造访，那里的人并不高兴，而且今后永远也不会高兴的。好在季姆卡善于用自己的语言与他们交谈，所以，他在那里得到理解的机会，也并不是没有。 
　　国家杜马议员尤丽娅·戈托夫齐茨被杀案成了娜斯佳的精神包袱，她不擅于也不喜欢分析政治案件，所以，她对由尤拉·科罗特科夫负责这方面工作感到由衷高兴。而她自己则着手调查另一种推测，即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是因为组织了对其丈夫的跟踪而被杀的。按照这一推测，被调查的杀手发现了跟踪者并发现了他们的指使人。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即要想得知订约人的名字，就只有或是通过那些跟踪者，或是通过侦探事务所的头儿。而德米特里·扎哈洛夫向娜斯佳保证在这方面他可以做点工作。 
　　这样，在就这一推测进行的调查中，属于娜斯佳分管的工作，便是对“格兰特”侦探所提交给女雇主戈托夫齐茨所提报告中列出的人员进行核查。假如这一推测属实，那么这些人当中一定有人发现了跟踪并对此极为不快，可是，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娜斯佳桌上各种文件和证明的数量越来越多，可还是一点眉目也没有，从与侦探所签约一直到女雇主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被害，其丈夫会见和接触的人是极为有限的。他很少出门，在他与之有接触的人名单里，绝大多数是来找他这位心理分析医生看病的。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的患者形形色色，谁都不像凶手，可又对其中任何人都难以打保票。人就是人，他们都有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有各自的怪异之处（谁没有怪异？），有各自的爱与恨（同样，谁又没有爱与恨？），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其中每个人都不像罪犯，但每一个人又都在同等程度上有可能成为罪犯。深入调查每一个人是毫无意义的，假如整个彼得罗夫卡上上下下全都齐心协力调查这件惟一的谋杀案，那当然另当别论了，可像现在这样…… 
　　戈尔杰耶夫上校对自己的下属并无亲疏之分。所以，如果他对谁比较容忍，也决不是因为与之特别亲近，而是出于对生活的正确认识。在他就任处长之初，他就深知，像奴隶一样被动盲从地工作是最没效益的。如果一个人主观上不想做事，即使工作态度极其认真诚恳，他也永远难以把事情做好，因为强制性会扼杀人的想像力和直觉的。而没有了想像力和直觉，你就不是一个大师，而只是一个匠人。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没让娜斯佳参加女议员戈托夫齐茨谋杀案侦破小组。既然反正不会有结果，何必折腾人呢？此外，上校寄希望于娜斯佳的自觉性，而且，和以往一样，这次他又估计对了。他认识娜斯佳已多年，长期以来他已经把她琢磨透了，因此，几乎总是能准确地预知她的行为。 
　　“能不能让我来悄悄调查一下私人侦探这一方案？”她问。 
　　“可以，”戈尔杰耶夫点了点头，“但不是悄悄的，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游击习气，它除了害处以外就只能制造一大堆误会。你去和科罗特科夫说一说，让他向格梅里亚提个建议，由他来调查这一方案，而由你来具体实施。一般说别人的工作我是不会去掺和的，特别是床第之事，但你得告诉我：你确实觉得这一方案值得调查，还是因为扎哈洛夫？” 
　　娜斯佳脸红了。科洛布克是从哪儿知道的？这差不多是五年前的事了，况且就只那么一次。在那以后她和季马再也没有相遇过。 
　　“你脸红什么？”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惊奇地说，“你还想瞒我，是吧？调查法国佬那会儿，扎哈洛夫眼睛死盯着你，就连瞎子都能看得出来。瞧他看你那眼神儿，怕不是垂涎三尺吧！你别以为我老了就不再是男人了。这种事，我一眼就能瞧得出来，我的嗅觉还是很灵敏的。我想，或许是他，非常乐于有机会与你再度相处，而既是这样，所以也就特意引起你对这一方案的兴趣，因为离开他你是无法对付这个难题的。是吧？你的老领导说得对不对？” 
　　“不对。”娜斯佳坚决地回答道，“可要是一般地说，也对。扎哈洛夫确实是在追求我，但第一，他根本不是认真的；第二，想要引起我对某一方案的兴趣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采用什么方式都不可能。哪怕他在我脚下堆满昂贵的鲜花也不可能。我或是有兴趣，或是没兴趣，在这个问题上，哪怕多么漂亮的王子也无济干事。” 
　　“嚯，我的天呐，咱们的女警察独立性可真强啊！”处长噗嗤一声笑了。“我看的确已经不再流鼻涕了，无论怎样，开始会动脑子了。” 
　　“我正在努力。”娜斯佳笑了笑。 
　　“好吧，继续努力吧。”戈尔杰耶夫说。 
　　遵照科洛布克的吩咐，她跟尤拉·科罗特科夫谈妥了，尤拉嚷嚷了一通，说什么撒谎固然不漂亮，而把别人的功劳算到自己头上就更不漂亮了。可万一根据娜斯佳方案所进行的调查有了积极结果了呢？所有的表扬和奖励会给谁？会给他，科罗特科夫，因为是他构想并提议对这一有成功希望的方案进行调查，随后又成功地组织实施了调查。 
　　“你算了吧，尤里克，”娜斯佳劝他，“我可没有这种虚荣心。” 
　　“可我有良心。”他还是固执己见。 
　　可他到底还是作了让步。 
　　侦查员格梅里亚对这一方案比怀疑更甚：“政治家被杀通常是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他生气地对科罗特科夫说，“而女议员戈托夫齐茨就是一位政治家。所以，首先要调查她在议会里因为税收问题而与人的冲突。至于那些私人侦探，你不妨在业余时间搞些调查。都明白了吧？” 
　　科罗特科夫并未因此失去信心，因为他和娜斯佳不一样，对上司的语调毫不在意，也不怕引起别人的不满。他是一位普通的四十岁上下的刑警，他首先想到的是破案，而不是谁拿斜眼看他了，或是哪句话说得不合适了。最重要的是，格梅里亚已被告知，现在他可以采取任何行动，而不必担心别人指责他擅自行动和游击习气了。 
　　昨天晚上，星期六，娜斯佳还曾甜蜜地幻想明天要睡他个昏天黑地。也就是一直睡到十点，如果走运的话甚至可以睡到十一点。她仍然鼓不起勇气和阿列克赛谈，没有丈夫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对其往事而滋生的不自在感和羞耻感不知怎么竟渐渐淡化了，好像一切本就该如此：她孤身一人生活着，而列什卡则在莫斯科郊外，在茹科夫斯基街。这样倒好。这样倒更符合习惯。她有时甚至会产生一种胆怯的想法，想把所拥有的一切统统抛开，什么也不改变，什么也不必跟列沙说，既不道歉，更不解释。如果到最后他还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同她分手的话，那也好，事情本该如此。就其天性，她生来就不适合于家庭生活。而刑警局这种工作，就其自身而言，也与正常的家庭关系相对立。 
　　但幻想和通常一样，照例无法实现，星期六晚上十点半左右，扎托齐尼将军打来了电话。 
　　“戈托夫齐茨案怎么样了？”他问，“你有什么可以向我汇报的吗？” 
　　“不太多，”娜斯佳道，“只是一些个人印象。” 
　　“而我也没有太多的要求，”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笑着说道，“其余的一切没有您我也了解得到。明天见。” 
　　他既没问，也没求，他这是在下命令。“为什么我要甘愿忍受来自他的这一切呢？”娜斯佳不住地问自己。可实际上，任何人，甚至就连心爱的丈夫也不能如此粗鲁随便地逼迫她星期天早上六点钟就起床，可扎托齐尼却不然，对他来说，只需随便说上一句——“明天见”——就够了。她尽可以恨得直咬牙，尽可以嗔怪地请求他把见面时间不要定为七点，而是定为哪怕是九点也好（而，毫无疑问，她得到的只能是拒绝，因为扎托齐尼将军的习惯并没有改变），她尽可以诅咒世上的一切，但她还是不能不天不亮就起床，然后去伊兹麦洛夫公园。 
　　周六到周日之夜，总的来说娜斯佳过得还算平静，只是不知怎么有点迷迷糊糊。好像也没有感到烦躁，可也未能好好休息。临睡前她洗了个热水澡，想暖和并放松一下，给房间里通了通风，服了三片缬草酊，然后就钻进了清洁干爽的被窝里。她把两个枕头叠在一起，用暖和的被子把自己包裹严实，蜷成一团，这时她才发现，自己出于习惯躺在了沙发床的边缘，尽管现在就只她一个人，睡的地方足够宽敞的。她舒舒服服地往床中央挪了挪，可她非但没入睡，反而毫无来由地开始逐项罗列没有丈夫的所有好处和不好处来。最主要的不利事实是使阿列克赛受了委屈，因此再不想和她共同生活了。当然，这是她的过错，有错的就只是她，她本不该那么做。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该欺负别人，如果他不是罪有应得的话。娜斯佳绞尽脑汁想呀想，再也找不出一个负面因素了，这让她感到有点可怕。她一个人住一套房子，可以不开口，不和任何人交谈。当她在心里希望丈夫沉默时，她希望的难道不就是这个吗？是的，现在已经实现了。再不必因耽搁下班未能及时打电话通知丈夫而解释和道歉了。再不必在自己不想吃饭、一点食物也不想下咽时，强迫自己吃下列什卡做的晚饭。想来想去，全都是好处，真是个大傻瓜，干吗当初要听从别人的劝说而愣要嫁人呢？真不该嫁人啊。 
　　她气恼地翻了个身，感到身边空荡荡的有点不太习惯，她沮丧地想：“一个人睡觉真是太滋润了。地方有的是。要不然的话，列什卡总是把我往墙上挤。真好笑，我这么生气是冲谁呀？冲自己，不会冲别人。反正再也没有人可以惹我生气了。” 
　　她带着这个念头睡着了，过一段时间又醒了，并对自己感到吃惊。怎么会只有一个缺点呢？这根本不可能。大概她确实是累了，跟往常一样，一连串长长的节日后一周，是非常沉重的，所以脑子不太好使了，于是才会列出这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来。应该把一切从头好好想想，或许那样一来，着重点分布会和现在完全不同。 
　　她在黑暗中微笑了一下，又开始列举阿列克赛不在身边的好处和缺点。但结果让她沮丧极了，因为和刚才的一模一样。“我还是休息不够。”娜斯佳沮丧地想，“满脑子都是一些荒谬的念头，一锅粥似的。我还是再睡会儿，然后再试试。” 
　　可第三次尝试也未能给她带来任何新结果。一夜就这么过去了：只睡了一个或一个半小时，然后是反复衡量好处和不足，接下来又睡了一小会儿，如此这般。早晨六点起床后，娜斯佳对过去这一夜很不满意，觉得收效甚微。既没有好好地休息，也没有产生什么合适的想法。精神压抑、无精打采的她来到伊兹麦格夫公园和扎托齐尼将军见面。 
　　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是由马克西姆陪着来的。尽管他俩都穿着同样的红色运动服，但从远处看，仍然还是觉得他们不像父子俩。娜斯佳每次都对他们父子俩长得绝对不一样而惊奇。将军本人瘦瘦的，个子不高，一双虎目炯炯有神，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而马克西姆则长得很壮实，宽宽的肩膀，不久前刚刚减过肥，一年前还是胖乎乎的，显得有点笨拙，深棕色的眼睛，表情严肃得可怕，极少表现出对人的亲切与和蔼。 
　　“您好，娜斯佳姑姑。”马克西姆嘟囔着说。他和娜斯佳一样，都属于典型“夜猫子”，不喜欢起早，但和娜斯佳不同，他还没学会如何克服因早起而产生的不快。 
　　“你们干吗？”娜斯佳很惊奇，“又在锻炼身体吗？” 
　　“是啊，”将军点了点头，“马克西姆开始状态不佳了。去年高考前，他每天还锻炼，可现在上了大学后变懒了，觉得最可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可以游手好闲了。昨天我让他做俯卧撑，结果并不乐观，他只做了二十五个就完蛋了。这样能有什么用？” 
　　“那您自己能做多少个呢？”娜斯佳感兴趣地问。 
　　“我嘛，阿娜斯塔霞，每天三百个，所以，我为我的儿子感到羞耻。我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不应该对他放任自流，但最主要的是及时察觉。马克西姆，开始锻炼吧，我和阿娜斯塔霞在你旁边遛一遛。” 
　　小伙子无奈地挥了挥手，深吸了一口气，慢步跑向林荫深处。 
　　“您太严厉了，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娜斯佳摇了摇头，“您十八岁的时候大概也就勉强能做二十五个吧。” 
　　“连十个都坚持不下来。”将军笑了，“我小时候长得最小、最瘦，总是挨邻居孩子们的打，他们经常抢我的夹肉面包，抢大人给的看电影、买冰淇淋的零钱。等我到了十八岁，那时候对体形并不看重。那是60年代中期，当时，要想成为现代的时髦人物，得熟读好多诗和吟游诗人的歌，得出外旅行，得在篝火旁弹吉他唱歌，得去彼得堡看白夜，得有成为地质学家的理想。您不会记得这些的，您当时大概也就只有五六岁吧？” 
　　“是的。这些事儿我是不知道，但从父母嘴里听了不少。” 
　　他们顺着马克西姆跑步的方向沿着林荫路默默走了一段。娜斯佳并不想说话，所以扎托齐尼不急着提问她反倒很高兴。看样子今天天气暖和、阳光灿烂，公园里的空气也很湿润、芬芳。娜斯佳想，要不是自己总这么忙，又具有这么一种发自天性的病态的懒惰的话，她本可以从生活中得到许多小乐趣的，喏，比方说，早晨在郁郁葱葱的林荫道上散步，享受清晨凉爽清新的空气。每次休息日早起和伊万散步，她都气恼得恨不得要掉泪，但后来又每次都对他能把她拖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感到高兴。 
　　将军的声音打断了她安详惬意的逻思。 
　　“身体不要前倾，马克西姆！双肩放松！对，就这样，好样的。怎么样？阿娜斯塔霞，我等着听汇报呢。你对戈托夫齐茨印象如何？” 
　　“印象很复杂，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可对我说的话，您得宽容一点，要给以理解。他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妻子死了，所以他目前的行动和以前的他相比有点不太正常，而这是十分自然的。他现在很消沉，也很抑郁。据我观察，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基本上不出家门。应该看到，只有工作才能使他摆脱这种抑郁状态，这也正是他的可敬之处。他热爱自己的工作，与这份工作休戚与共、息息相关。这或许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惟一剩下的东西了。他死死地抓住它，就像抓住一个使他能不致沉没在苦海中的救生圈一样。” 
　　“他有一个儿子，他对儿子的事讲得多吗？”将军问。 
　　“一般不说。有一次我问起他的这个孩子，他说，儿子在英国学习，住在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亲戚家里。他没叫儿子参加葬礼，怕孩子受到伤害。就这些，再就一句话也不说了。怎么，他儿子有什么问题吗？您听到别的什么消息了？” 
　　“没有，没有，我得到的信息和您一样。关于孩子，戈托夫齐茨并未撒谎，一切正如他对你所说的那样。可能他认为儿子已经彻底脱离家了。孩子将在英国上学，中学毕业上一所有名望的大学，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有钱，足够支付儿子受教育的费用。既是这样，指望小戈托夫齐茨居然想要回到俄罗斯是可笑的。戈托夫齐茨呆在这儿干吗？没有妻子，没有孩子，剩下的就只有他的职业。对不起，我打断您了。请继续说下去。” 
　　“作为一个有一技之长的人，他很想给人留下好印象，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搞清楚了。确实，妻子死后，对他来说工作摆到了首位，所以，他非常希望能被接受到您这里来工作，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继续当个体开业的心理分析医生的话，就意味着他还得呆在作为诊室的自己家中这个封闭的圈子里。而他希望能改变环境。当然，他也可以到哪个诊所、研究所或是什么中心去工作，比如去戒毒中心或者自杀未遂者疗养中心什么的，这类五花八门的中心莫斯科多的是。但也许他对到内务部工作更感兴趣，这个地方更吸引人，也更有前途。我认为这些情况对他有利。” 
　　“好。还有什么情况对他有利？您也知道光有工作愿望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能力。” 
　　“是啊……”娜斯佳犹豫了一下，“我毕竟不是精神病专家，因此，对他的职业水准，未必能给一个足够可靠的评价。我曾和他谈过我自己的一些问题，可以这么跟您说，他非常迅速而又准确地做了分析。别的精神病专家通常决不可能像他这么快这么自信地做出诊断，这是另一个问题。一般神经科医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作出诊断，而病人头一次应诊就作诊断的事是从未有过的。而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却毫不犹豫，一开口就说我得的是神经官能症。起初我对此有点警觉，但后来我找到了答案。” 
　　“是吗？什么答案？” 
　　“对他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让您喜欢，您是他将来的雇主。他又不傻，他知道得很清楚，我一定会把同他见面时的印象报告给您的。他所想的当然不是您个人，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况且他并不认识您，他所想的，是那些能决定是否邀请他到内务部工作的人。和其他不在司法部门工作的公民一样，戈托夫齐茨分辨不清，在内务部机关里，哪些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哪些是基层工作人员；也分不清楚什么侦探、特警；谁是长官，谁是巡逻兵。对他来说，我们这些人都一样，全是一样的警察。而且，戈托夫齐茨肯定就连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市刑警局的高级警探，也就是我，会跟部里有组织犯罪局的局长，也就是您，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所以，他真诚地想要给我留下好印象，以为我和您是一个单位的，彼此认识，所以您笃定会跟我谈到他的情况，并征求我的意见。正因为这样，他才急着给我下诊断，以此表明他能非常轻松而又迅速地分析别人的灵魂。就好像魔术师在惊异的观众眼皮底下，从帽子里变兔子一样。” 
　　“对不起，难道他就不怕这种匆匆忙忙就下诊断的做法会让我们对他的职业水准产生怀疑吗？”扎托齐尼有点怀疑地问，“要不就是他把我们大家都当做没文化的白痴，搞不清神经科医生一般不会在第一次应诊就下诊断这种常识？” 
　　“您看，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我不是已经请求您保持宽容了嘛。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推理完全正常。他看出我在讲自己病症时没有骗他，这就是说，我确实有这类病。这么一来难道不是说，我，一个警察局少校、刑警局高级侦探居然跑来跟您说，根据一位有经验的专家的意见，我得了神经官能症？我当然不会这么做。关于神经官能症，就是对我严刑拷打，我也会保持沉默的，因为这对一个警察来说，是不适合的。而我要跟您说的是，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是一个非常好的专家，仅此而已，而对于他那个可爱的小把戏，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知道。” 
　　“那么您呐？要知道，您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魔术、是骗局。为什么他就不怕您对此作出应有的判断，并给戈托夫齐茨教授一个不敢恭维的鉴定呢？” 
　　“我？”娜斯佳哈哈笑了，“瞧您说的！谁见了我会相信我知道什么是神经官能症呢？您看，我像一只灰鼠，连两个和一个半都分不清，整个一个什么都不懂，我也不会满世界去张扬，说我曾听过一个国内著名专家讲授精神分析课。且在大学学了整整一年的司法精神病学。跟您说实话，我的这个病就是不向戈托夫齐茨咨询我也了解得很清楚，我只不过是想验证一下，顺便也测试一下他罢了。” 
　　“关于这些病症，您并不愿意对我讲，我这么理解没错吧？” 
　　娜斯佳突然停住了脚步。但扎托齐尼却仍然慢慢地向前走，甚至连头都不回。娜斯佳定了定神，快走几步，赶上了他。 
　　“怎么回事？为什么您这么不喜欢我这个问题？” 
　　“问题提得很没有分寸。”她冒失地把刚想到的第一句话说了出来。 
　　“很好，”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笑了笑说，“这样一来，您就让我得其所哉了。您想必这样想：不要探究我的心理，扎托齐尼，没有你我也能对付。你算老几啊，凭什么我要把自己的不幸跟你说呢？对吧？” 
　　“不，”她手足无措的同时也有些气恼，“不是这么回事。去年冬天，您就清楚地向我表明，您不是一个我可以向他诉苦的对象。而对我来说，一件事向我重复两次实无必要，一般说，我这个人还算通情达理。” 
　　“您可不算通情达理，您是很好记仇的，”将军纠正她说，“远的不说，就说那个冬天吧，我不是已经跟您解释过，我当时的所作所为是迫不得已嘛，是为了服从整个行动的利益，而那次行动，是针对您的局长梅里尼克的么。可您却不认为有必要原谅我，生了气，而且直到现在还气鼓鼓的。这不对，阿娜斯塔霞。你得学会原谅朋友。但是，既然您还没有学会这些，那我们还是回到戈托夫齐茨案上来吧。从您严谨的表述可以断定，您应该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谈到。” 
　　“是的，”她承认，“我所说的有关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一切，应当在其状态得到极大改善的情况下来理解。我想，在正常状态下他确实是个好专家，并且会有助于情报分析室的工作。而他想要凭匆匆忙忙给我下诊断来博得好感的可笑的做法，只能说明在目前情况下他的判断力确实很成问题。” 
　　“就是说，您预计在他因妻子之死而产生的抑郁状态过后……” 
　　“我指的是别的，”娜斯佳打断了他，“问题并不在抑郁状态，而在于恐惧感。对此应该受到责怪的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怎么回事？”扎托齐尼不慌不忙地问，“是不是你们和侦探怀疑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这一下把这个倒霉的精神病专家给吓坏了？”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对他一直很小心，态度很温和。可那些负责检查戈托夫齐茨是否可靠的人太笨。对外监视组恐怕连一个干练的专业人员也没有。反正他们的行动非常拙劣粗暴，以致就连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也能当下就把他们的形象描绘下来，试想，一个总是感到自己正在受监视的人，他自然会脱离常规。得知自己正在被跟踪，而又不知道是谁以及为什么——就连敌人你也未必会喜欢给他这样的消遣。” 
　　“真是没用的东西，”扎托齐尼气忿地骂道，“你告诉我这一点很好。明天一早我就打电话给‘对外监视组’的头头。为了使谈话更具体，我要拿走他们那儿所有负责对戈托夫齐茨进行检查的人的照片，让那个头儿用手指把那些跟踪过他的人指出来。这对那些不好好工作的人是个教训，怎么，戈托夫齐茨吓得够呛？” 
　　“那您以为会怎么样？当然吓得够呛了。他是一个普通人，从未有过任何犯罪记录。我可以跟您说得更多一点：他断定自己准是发疯了。当一个人知道任何人也不可能去跟踪他时，他又能有什么想法呢？他什么也没偷，没杀死任何人，跟刑事犯罪团伙连边都沾不上。所以，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断定自己患了迫害狂症。比这更糟的是：有人撬开他家门，溜进他家里，却什么都没偷。这对您来说难道不说明什么吗？” 
　　“您认为这也是我们的人干的？” 
　　“我敢肯定。既然他们负责对他进行检查，那他们完全有可能想要翻一翻他的文件。于是就翻了。可此人如今已吓得魂不附体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因为既不能对他讲实情，又想不出能让人接受的解释。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这一切还要持续多久啊？我们这儿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实施高级专业培训？” 
　　“或许得等到您，阿挪斯塔霞，当了内务部长以后吧，”扎托齐尼笑了笑说，“不能实现的事就不要去幻想。只要我们的国库还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我们这个部门的情况就不会有改变。我们必须忍耐并与现实妥协。” 
　　他们坐在一根倒木上，看着马克西姆。他时而在单杠上做引体向上，时而做几个俯卧撑。娜斯佳默默地抽着烟，想着心事，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手里拿着秒表注视着儿子。 
　　“我们可不可以重拾去年冬天的话题呢？”他突然问道。 
　　娜斯佳正陷入沉思中，以至于没马上弄明白他的话。 
　　“回到哪个话题？”她不解地问。 
　　“就是您调工作的事。” 
　　“谢谢，”她微微一笑，“可我现在已经不想调了。正如通常说的那样，勺子在吃饭时才显得重要，送红鸡蛋也要赶在复活节，凡事都有个时限。戈尔杰耶夫回来了，我也就再没有更多的要求了。” 
　　“那您就准备一直戴着少校肩章呆到退休了？” 
　　“啊，您是说这个……有什么办法呢，看来只能这样了。继父认为我应该试试报考高级警官学院的研究生院，答辩后留校任教或搞研究，这样就极有可能晋升上校。” 
　　“那您对这一计划怎么看呢？” 
　　“老实说，不太喜欢。我绝不想当老师。至于科研嘛……还凑合，科研很有趣也很有益，可您知道吗，科研工作者我可已经看够了，他们的科研探索，除了欺凌和侮辱外，什么都得不到。我可不想处于他们的地位。” 
　　“但为了肩章上的星星，屈辱也是可以忍受的。”将军眼睛望着别处说道。 
　　“您这么认为？” 
　　“我知道是这样。” 
　　“无论如何，我不能这么做，也不想。肩章上的星星，这是你们男孩子们的玩意儿，而对姑娘们来说，名誉更重要。不管为了什么星星我也不会去忍受欺凌，忍受侮辱。” 
　　“要是您把这类虚荣统统抛开呢？”将军问，“如果我给您一份非常好也非常有意思的工作，您会去吗？” 
　　“需要抛弃戈尔杰耶夫和小伙子们吗？为什么？” 
　　“为了肩章上的星星，为了它们这些可爱的胎痣。到我这儿干一段，您就能得到中校军衔，如果不喜欢干了，再回市刑警局。我保证，到时候只要您一要求，我就放您走。我现在需要一名优秀的分析专家。” 
　　“如果您需要我，就不会放我走了，”娜斯佳笑了，“您在糊弄小傻瓜。” 
　　“我们可以订个君子协定，”扎托齐尼笑呵呵地反驳说，“除了您以外，我再找一个聪明点的人，您用一年的时间教会他干分析工作，给自己培养好接班人——然后您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获得自由，到市里与犯罪作斗争的战场上去驰骋了。” 
　　“老实说，我为什么不愿意呢？”娜斯佳在心里问自己道，“伊万所提建议正是我以前梦寐以求的。我可以单搞分析工作，再不必因为自己只是偶尔才做点纯刑警工作而且并未尽全力而有负疚感，也不需要在任何人面前替自己辩解，不需要忍受刑警局楼道里别人的斜眼，也不用听别人在背后议论，说什么戈尔杰耶夫为自己的情妇创造了温室般的条件。作为上司的伊万并不比科洛布克差。当然他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扎托齐尼是个很严厉、很冷峻甚至有些残酷的人，他对我也不会有所宽纵，而且我根本也不需要他对我宽纵，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聪明人，而且无疑很正派。我干吗非要死死咬住这个位置不放呢？我已经当了快五年的少校了，要是搞得好的话，一年前就应该得到中校军衔了。但问题并不在于我特别需要这些肩章，而在于，其他长官和同事往往就是根据这些肩章，确切地说，就是根据这些肩章的及时更换来评价我的头脑的呀。一直停留在少校级别上吗？得，准是傻蛋，准是个百无一用之人，再不就是你个人问题方面准有些不正常吧。那好吧，就让我们看一看你个人问题方面有什么问题吧！啊！原来是这样，因为与犯罪团伙有联系而被停职并受审。爱德华·杰尼索夫就是卡敏斯卡娅的一个朋友。而如果档案上什么都没查出来的话，那又怎么样，档案里无记载的，其中可能的原因还少吗。而事实上她肯定有污点，被揭穿过，所以才没给她晋级，才没给她照例该得的军衔。” 
　　“让我考虑一下，”娜斯佳郑重地回答，“这个建议出乎我的意料，我没准备，不能马上答复。” 
　　“考虑一下吧，”扎托齐尼同意了，“我不会催您的。” 
　　一小时后，娜斯佳回了家。经过这段散步以后，她情绪饱满，精力充沛，甚至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这种感觉是过去所没有的。由于血管问题，她总感到有些虚弱，经常头晕，还发生过因闷热而昏迷的情况。她笑眯眯地哼着小曲，开始愉快地打扫房间。同时自己也有点奇怪，被丈夫抛弃，工作也不顺利，可还在唱歌并对生活充满欢欣。这可不是好兆头，真的不是好兆头。 
　　当她已经吸完尘，正准备完成擦窗户的英雄壮举时，电话铃响了，是季马·扎哈洛夫打来的。 
　　“你在干什么？”他笑嘻嘻地问。 
　　“在做家务。” 
　　“你还要干很久吗？” 
　　“就看想不想干了。我可以马上结束，也可以一直干到晚上。干吗，有事吗？” 
　　“想求你允许我到你家坐坐。得好好谈谈。” 
　　“那你就求吧。”娜斯佳答应了。 
　　“我请求。” 
　　“我允许了。你可开车来，本该如此。”她故作宽厚地答应着，并且哈哈笑了起来。 
　　大约过了四十分钟以后，季马手捧一只大蛋糕来了。 
　　“谢谢。”娜斯佳一边道谢，一边接过这个带有鲜艳图案的大盒子。 
　　“这不是送你的，而是要送给成为你丈夫的那位非凡的幸运教授的。”扎哈洛夫一边脱鞋，一边回答。 
　　“那只能扫你的兴了，教授不在家。” 
　　“可他总归会回来的吧？” 
　　“恐怕不回来了。” 
　　“那是为什么？”德米特里注意地看了她一眼，“你们怎么了？吵架了？不过，对不起，这不关我事。” 
　　“这确实不关你的事，”娜斯佳说，“因此我把这个蛋糕拿到厨房，烧壶茶，我们可以痛痛快快品尝这块甜点精品。” 
　　“等等。” 
　　季马拉住娜斯佳的手，让她转身面对自己。 
　　“我再重复一遍，我不是要干预别人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们确实是吵架了，那么我最好还是离开这里。” 
　　“你不是要和我谈谈吗？”娜斯佳有些讥讽地提醒他。 
　　“谈话即使是在大街上也无妨。对这种事情我太清楚不过了，事情往往是这样，丈夫和妻子吵架而出走，过后当他回来时，发现自己家里有别的男人。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这个男人是谁，是亲戚、同事、邻居，还是儿时的朋友，都无济于事。我自已经历过这种事儿，所以一清二楚。处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想不这么想——婊子！我刚出门，她就已经勾搭上了别人，难怪总埋怨我，寻找同情。她甚至可能是有意找碴儿和我吵架，好把我赶走——的男人还没有生出来呢。总之，阿霞，哪怕你的教授回来的可能性只有一丁点，我想我还是走。我们还是开车找个什么地方，哪怕是到索柯尔尼克公园，到那儿去散散步，谈一谈呢。” 
　　“他是不会回来的，”娜斯佳小声说，“而且我也再不想谈这件事了。你就干脆相信我好了：他是不会回来的。” 
　　“怎么，有这么严重吗？”季马同情地问。 
　　“我已经说过：不再谈这件事了。”娜斯佳恼怒地重复了一遍，“我们去厨房吧，我把茶烧上。” 
　　她对不得不向季马讲与丈夫吵架的事感到有些不快，可是不知怎么话就说到那儿了，不讲也不行，否则就得撒谎。本来可以编个谎，比如说他出差了。但娜斯佳确信，即使是最无害的谎言也能把人置于极为尴尬的境地。比如说，万一此时有人给阿列克赛打电话，那么就不得不当着扎哈洛夫的面，告诉打电话的人，说阿列克赛在茹科夫斯基街。或者还有其他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妈妈和继父突然来了。这样的事他们碰到过，尽管次数很少。但是要知道，这类不易发生因而不被人注意的事情往往就会在最不恰当的时候发生。 
　　“这么说，你这是在守活寡了。”德米特里说。他环顾了一下厨房，在餐桌旁比较舒适的位置坐下，“你们经常这样吗？” 
　　“这是第一次，”娜斯佳叹了口气说，“季马，我已求过你不要再提此事了。” 
　　“可是，阿娜斯塔霞，和你在一起真是太难了。不管说什么、问什么，总是要碰到你禁止讨论的话题范围。不能提到丈夫，不许讲我们浪漫的过去，不能涉及性。可是你让我们说什么？” 
　　“可以说说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她笑了，“关于她可以随便说，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地说。” 
　　“好吧，那我们就谈谈尤丽娅。我在‘格兰特’侦探所里稍稍刺探了一下，那里有一个小伙子我很不喜欢。” 
　　“是谁？” 
　　“问题就在这儿，正如同《黑桃皇后》中小有名气的格尔曼所唱的，我不知道他姓甚名谁。” 
　　“既然如此，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你可以去打听吗？” 
　　“阿霞，事情没那么简单。我在这个侦探所里已经出现得太频繁了，那儿本应没我什么事。如果我判断正确的话，这个小伙子已经明白我伸长鼻子到那儿是冲他去的。也就是说，我再不能到那儿去了。我没必要给你讲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每个侦探都能凭心灵感觉得到什么时候该从他所侦查的团伙中开溜。这是一种感觉，仅此而已。总之，情况就是这样。今天我想从远处把这个小伙子指给你，以后你用自己的方式和手段去查他吧。而我要溜到一边，否则就只能坏事。” 
　　“好吧，”娜斯佳同意了，“你把他指给我。可是他怎么让你这么不喜欢呢？” 
　　“我完全是偶然地发现他在翻侦探所主任的卡片。平时只有帕什卡才能接近这些卡片，你大概能记得他，我们去过他那里，就是那个令人讨厌的一头金发的家伙。” 
　　“我记得。”她点了点头，往怀子里倒着咖啡。 
　　“帕什卡给我看了这些卡片，并且告诉我，那里记载着侦探所和雇主签署的所有合同的情况。因为侦探这一行的原则就是要绝对保密，‘格兰特’每个具体办事员都只知道他所承担工作的雇佣合同的情况。各种谣传都是禁止的，我指的是议论别人的事情。只有帕什卡能接触到这些卡片。除他之外，别人都没钥匙。而他自己的办公室他并未特别加锁，所有的秘密文件都放在铁皮保险柜中，这些卡片也放在那里。其他东西都是公开的，供大家查阅。就算他外出一整天，他也从来不关门。而且当所有房间都不空闲的情况下，甚至还允许别人用他的办公室接待客户。简言之，我昨天在事先没有通知而且没有任何事由的情况下去了那里，好像是正巧路过而想起上次把打火机忘在了帕沙的桌子上吧。我来到主任办公室，尽量不惹人注意地悄悄推开门，却看到了‘出乎意外’系列组画中非常美妙的一幅。小伙子吓得要死，脸都白了。而我却像所有模范话剧院的大演员一样，不好意思地道了歉，说着有关打火机的谎话，并很快在桌子上找到了打火机，然后马上就开溜了，以免打草惊蛇。我装作没有什么特殊的发现，而实际上打开的卡片盒就在那人身边放着。因此，我既不能向别人打听他的名字，也不能在那里等帕沙。不能再惊吓这小伙子了，你明白吗？如果我在较显眼的时候再出现在侦探所，他就会惊恐异常，怕我把这事告诉帕沙，怕我问他拿卡片盒干了什么勾当。” 
　　“这我明白。” 
　　蛋糕很新鲜也很柔软，所以，娜斯佳费了很长时间，希望在她所有的刀于中，能选一把比较锋利的。可是她家里现有最锋利的刀子还是不够快。她刚一动刀，蛋糕表面浇的糖皮马上就出现裂缝，切出的块很不均匀。 
　　“对不起。”她一边把一块切好的蛋糕放到季马的盘子里，一边道歉，“我的水平就这样。” 
　　“算了。”他宽厚地笑了笑说，“反正到肚子里都揉成一团了。但是一般来说，从你家里这些怪物似的刀子来看，你这个主妇可不怎么样。真不知道你丈夫怎么容忍你的。” 
　　“这不已经不再容忍了？”娜斯佳突然恼怒地顶了他一句，“我已经一再请你不要触及关于我丈夫的话题。” 
　　“天啊；你现在根本就不让人说话！”扎哈洛夫生气了，“我不是说你丈夫，而是说你的这些刀子。怎么着，难道连刀子也成禁区了？” 
　　“对不起。” 
　　娜斯佳把身子背过去一会儿，好像在橱柜里找着什么。当她重在桌子旁坐下时，脸色已经恢复了平静。 
　　“你怎么这么容易激动？”季马一边把一块不小的蛋糕送到嘴里，一边问，“是不是因为很难过？” 
　　“我并不容易激动，也不是因为难过。”她干巴巴地回答，“让我们谈点高兴的事吧！” 
　　“好吧。”扎哈洛大很痛快地回答，“大概为了减轻压力，你需要背叛自己的教授吧？” 
　　“季马，住嘴！”娜斯佳用半开玩笑的声音恐吓说，同时示威似的用手拿起了刀子。 
　　“不，我是很认真的。你想想，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主意，而且人选马上就有，像我这样一个非常乐于建功立业的人愿意为你效劳。” 
　　娜斯佳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季马，你真是不可救药。这件事你究竟要说多久？不要再劝我，反正我是不会答应的。” 
　　“为什么？” 
　　他问话的时候完全是一副认真的样子，用一双明亮的蓝眼睛望着她，眼神里荡漾着温柔的笑意，好像湖泊中漫游的鱼儿一样。 
　　“娜斯坚卡，为什么？”他又问一遍，“难道我的建议不好吗？我觉得很好，这个建议非常好。它可以便人幸福、自由，可以使人摆脱痛苦和死亡的恐惧。” 
　　她没有料到谈话基调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有点不知所措地沉默着。扎哈洛夫站起身，绕过桌子，到娜斯佳面前俯下身，温柔地吻着她的唇。在最初的一刻，她也回应了他，随即猛地闪开。 
　　“扎哈洛夫，不要乘人之危，这很卑鄙。” 
　　“什么卑鄙？”他没明白。 
　　“趁一个女人和丈夫闹纠纷的时候，把她弄到床上。我现在可以迎合你，可之后我会觉得自己令人憎恶。” 
　　他慢慢退了回去，在座位上坐下。 
　　“娜斯坚卡，真诚的感情只要它是真诚的，就不可能是卑鄙的。而我是非常真诚地希望拥有你。如果你愿意接受我，以后你也没有什么可责备自己的。” 
　　“我不会接受你。”她直视着他的眼睛说，“永远也不会，忘掉这件事吧。” 
　　“永远也不会。”他滑稽地笑着模仿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件事，因为它是我糊里糊涂、乱七八糟的生活中留下的最亮丽的印象之一。如果你今天断然拒绝我的话，那么让我们去看看那个过分好奇的私人侦探去吧。现在已经是一点半了，我知道在三点钟左右他应该在哪里出现。” 
　　“你怎么知道的？” 
　　“都得告诉你？我就不可以有点小小的职业秘密吗？” 
　　“随你的便。” 
　　娜斯佳松了一口气，也用戏谑的语调回答，她很庆幸他们终于躲过了这个危险的话题。她当时曾经想答应他，如此地想答应他，以致差一点就要用手指捂住嘴，以免说出过后会使她后悔的话来。这种欲望不是生理意义上的，而是源于头脑中，源于已经数月未使她放松的精神压力，源于希望能使她自己摆脱对一切事情都冷淡和漠不关心状态的强烈愿望。但她还是坚持住了，尽管她不能肯定这么做是否正确。 
　　洗完了茶杯和盘子，她很快收拾完了桌子。 
　　“我准备好了，走吧！” 
　　她很奇怪，因为他们到的地方，正是“格兰特”侦探所所在的那个地区。 
　　“你认为他星期天会来上班吗？”娜斯佳怀疑地问。 
　　“娜斯坚卡，私人侦探和国家警探的工作没什么两样，这一点你可以相信我。很遗憾，就是在休息日生活也不会停止，被调查的对象也还是会去一些地方，做一些事情，侦探也不得不和他们见面，不得不跟踪他们，更不用说与那些并不总是能够在正常工作日到侦探所来的雇主们见面了。” 
　　“可他肯定会来吗？”她继续追问。 
　　“希望如此。算了，不再折磨你了。昨天早晨我和帕沙讲了我如何不走运，把打火机忘在了他的办公室里的事。他对我说，一般来讲，我随时可以来他这儿，因为他的办公室总是开着的；但如果我想见到他，那就最好在星期天3至5点之间来。这时候他会召集自己的所有手下，给他们发薪水，现在你明白了吧？” 
　　“明白了。”娜斯佳顺从地重复了一遍。 
　　德米特里驾车驶进院子后把车停好。 
　　“全侦探所的人都已经认识我的车了。”他解释说，“把车停在这里，然后我们步行。离他们集中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所以我们还可以先熟悉一下环境，选个合适的观察点。对了，我看这个门洞就不错，比较暗，从大街上看不见里边站着的人。” 
　　“那我们就站在这儿吧，如果你确信我们需要的人一定会路过这儿的话。”她认可了。 
　　“他不会走过这里，他们都开着车。不幸的是，他的车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可是从这里可以看见有人看守的那个停车场，他们通常都把自己的车停在那里。他现在就在那里，看见了吗？” 
　　为了能看见停车的地方，娜斯佳不得不从门洞里向大街上迈了一步。随后她摇了摇头。 
　　“太远了，我看不清楚他的脸。” 
　　“你视力不好吗？” 
　　“还没到这个程度，但已经不像雄鹰的眼睛了，而更像已经三十六岁而且经常用电脑的女人的眼睛了。” 
　　“那么我们找一个近一点的地方吧。那边有个小公园，也挺合适的，有很多灌木和小树，有藏身的地方。” 
　　他们出了门洞，向停车场方向走去。可随即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从拐角飞驶出一辆汽车，赶上他们后略微放慢了速度，接着传来几声干涩的枪响。汽车随即加快速度疾驶而去，而季马·扎哈洛夫躺在了人行道上，他当即就死了。 
　　娜斯佳回到家里已经半夜了。警察局里长时间的谈话、解释，值班警探的讯问以及在这种情况下通常要做的事情都过去了。她疲倦极了。本来这一天开始时是那么美好…… 
　　她在过道里脱下鞋子，光着脚走进厨房，想喝点咖啡。那个装着蛋糕的鲜艳的大盒子一下子进入她的视野。季姆卡，季姆卡……他是那么想把她放到床上，而她还耻笑他说：“你真是不可救药。”根本没当回事。 
　　“我向你提的这个建议很好，非常好。它可以使人摆脱痛苦和死亡的恐惧，可以使人幸福、自由。” 
　　他现在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或者说曾经有过。可能正是因此他才一再希望能和她做爱。可痛苦呢？他有过痛苦吗？她对他的了解是如此之少。 
　　“当时我答应他就好了。”娜斯佳突然想道，“当时应该答应和他上床。那样的话，我们就哪里也不会去了，而他就能活下来。现在我开始觉得他是预感到了什么。我本来已经感觉到他希望留在这里，哪儿也不想去。可是我和往常一样，只为自己着想，只担心恐怕自己事过之后会很尴尬，会厌恶自己，只想到背叛与自己吵架的丈夫很卑鄙。天啊，我们有时候脑子里会涌现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念头呀，经常是那些老套子，却都以为这些东西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可过后就会发现，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恰恰是人的生命，为了保护人的生命无论牺牲什么都可以。对季马·扎哈洛夫的死，我和凶手几乎一样有罪。人的暴死是凶手及其牺牲者生命时刻的交叉，而正是我将季马带到了这个交叉点上。”她回想起他那双亮亮的荡漾着呼之欲出的温柔笑意的蓝眼睛，不由得悲痛地放声痛哭起来。 
　　大概过去了15分钟以后，她用凉水冲了一下脸，用毛巾把有些红肿的脸擦干，有点奇怪地审视起自己来。恐惧感已经没有了，攫住自己喉咙并且阻碍与丈夫和父母谈话的那种恐惧感已经不存在了。所有这一切原来都是如此微不足道和毫无意义。她突然才明白过来，置季马于死地的那颗子弹没有碰到自己真是个奇迹。她也差一点死去。真正具有意义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她还活着。对死亡的恐惧，这是惟一不可轻视的东西。而其他的一切都是胡闹，都是一些自认为美妙的无用的东西。 
　　娜斯佳看了看表，已经是12点20分，很晚了。但最后她还是决定，有些东西是重要的，而有些东西是次要的，是可以忽视、可以不考虑的。在目前情况下，礼仪就无需顾虑，这完全是可以原谅的。 
　　她毅然拨通了齐斯加科夫在茹科夫斯基的电话。好久没有人接，可能都已经入睡了。但终于听到了阿列克赛睡意朦胧的声声。 
　　“喂，请讲话。” 
　　“列沙，你快来吧，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 
　　“你拿定主意了？”他一下子睡意全消，从他的声音中可以听出有几分讥讽的意味。 
　　“我拿定主声了。我全想清楚了，列什卡。我是个十足的大傻瓜。这样的事以后不会再发生了，真的。你能回来吗？” 
　　“暂时不行。父亲病了，我在这里还得呆一阵儿。看来，你良好的愿望只能再等等了。你没事吧？” 
　　“是的，也就是说没什么事，也就是说……这很复杂。列沙，算了，以后再说吧。对不起，把你吵醒了。晚安！” 
　　“祝你走运！”他语调平静地回答。 
　　“你还想要什么？”娜斯佳恨恨地对自己说，“你当时是那么高兴，你只剩一个人了，下班后可以不同任何人说话，也不必再向任何人汇报自己的所作所为。你甚至觉得一个人睡比和列沙在一起还舒适。你对嫁人的决定是否正确表示怀疑，认为自己天生不适于过家庭生活。你欺负了列沙，他离家走了，你那么长时间也没有给他打电话，没有尝试让他回来，你自己并未作出一丝一毫努力，以使你们的关系和解，使你们的生活回到正常轨道上来。而今天，一个差点就成为你情夫的人在你的眼前被人杀死，这才使你摆脱了眼前的迷雾，你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立刻就给丈夫打电话。在这段时间里，你甚至没想到去关心一下，他生活得怎么样，他过得如何，是否健康？也不一定非要请他回来，因为他已经讲好了条件：当你还没成熟到可以交谈之前，他是不会回来的。但是，你能不能仅仅打一下电话呢？当然能。可是你却没有打。所以你就罪有应得了。你不要以为忠诚可靠的列什卡只要听到你的第一声哨响，就会像驯顺的狗一样向你跑来。没有这样的事。” 
　　她向窗子走去，在窗前站住，用双手抱紧肩膀，试图压制住那可恶的全身性战栗。如果阿列克赛知道，保持对他忠诚的努力，是以一条生命为代价才换来的，真不知他会怎么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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