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完成局长交给她的任务，娜斯佳在伊戈尔·列斯尼科夫没露面以前，一直没回家。伊戈尔看上去疲惫不堪，面有土色，眼窝深陷。娜斯佳知道，伊戈尔的孩子得了重病，所以他脸色如此之差并不奇怪。 
　　“你怎么还赖着不走？”伊戈尔在走廊里从娜斯佳身边经过时，连看都没看她一眼，顺口问道。 
　　“我在等你。”她很诚实地回答。 
　　“干吗？” 
　　“得跟你谈谈戈托夫齐茨的事。好像并非一切顺利，对了，伊戈列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格梅里亚想把我弄到他的组里去。我在抵制，可科洛布克却认为我在阴影里躲得够长的了。” 
　　“那又怎么了？”他漠不关心地问了一句，继续向前走，还是没有看她一眼。 
　　“我想问问你：他很招人讨厌吗？” 
　　“谁？格梅里亚？那倒不是，你能忍受得了。” 
　　“伊戈尔，我可不是在和你开玩笑。我和格梅里亚一起搞过阿丽娜·瓦兹尼斯被杀案。那时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男人很正常。可我确实也清楚地记得，你不喜欢他。你甚至说过一些什么话，说你不相信他。所以我想问问你，你的这些意见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 
　　“全都是认真的。” 
　　“你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谈话？”娜斯佳火了，“你干吗从牙缝里往外挤词儿，好像我是大街上的乞丐，在向你乞求施舍似的。” 
　　列斯尼科夫在走廊中间停住，很感兴趣地看了她一眼。 
　　“你复活了是吗？居然有这么大的激情。原先整天就像一条炖熟了的鱼似的。” 
　　“不是炖熟的鱼，而是晒干的。”娜斯佳微笑着反驳说。 
　　“我知道。但是如果把晒干的鱼好好炖一炖，就正好和你一样了。阿霞，对不起，我现在时间很紧。” 
　　他又沿着走廊快步走起来，但娜斯佳跟定了他。 
　　“请等等，伊戈尔！再说两句话，这对我很重要。” 
　　“好吧，不过我得先打个电话。” 
　　“到我那里去吧，”她建议说，“我的办公室比较近，我给你冲杯咖啡，正好我的电水壶开着呢。” 
　　列斯尼科夫默默走着，点了点头，拐进了娜斯佳的门。一进办公室，他就抓起了电话筒。娜斯佳边倒咖啡，边不时地听他在电话里说什么。尽管她很清楚，一般说这么做不礼貌。但她有必要完成戈尔杰耶夫交待的任务，可伊戈尔显然没兴致进行一场诚恳的谈话，所以，她必须尽快了解他的心情，以便找到接近这位不善言谈的同事的途径。从他的谈话中可以明白，值班大夫给他儿子看过病，但也说不出什么令人信服的建议，只是要他找血液病方面的专家去看一看。 
　　当列斯尼科夫放下话筒后，她说：“伊戈尔，或许你该找一下科洛布克。” 
　　“为什么？” 
　　“让他把你从格梅里亚的组里调出来，然后，你请两星期的假，去管孩子。这样会更好些。” 
　　“对谁更好些？”伊戈尔干涩地问。 
　　“对大家都好，首先是对你的妻子和儿子。而案子并不受影响，反正你现在也不能算正常工作人员，你的心思不在这里。” 
　　“是不是对格梅里亚也更好些？” 
　　娜斯佳浑身一震，他是从哪儿得知探长要把他从组里调走的？或许他并不知道，只不过是感到别人对他不够友好并希望摆脱他罢了。 
　　“你干吗总责怪他？”她尽量语气平和地说，“你自己刚才不是也说过，他这人并不招人讨厌么。你还说就是我也能够忍受他。你喝咖啡，要不该凉了。” 
　　列斯尼科夫默默拿起杯子，喝了几口，然后把杯子放到桌上，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纸。 
　　“给，你读读。” 
　　“这是什么？” 
　　“你先读读。” 
　　娜斯佳打开这张纸，上面有用普通字模打字机打的两行字：“你的探长已经被收买很久了，如果想侦破议员被杀案，一句话也不要信他。” 
　　她把这张纸整齐地折好并放到桌上。 
　　“那现在你想说什么？这张纸你收到很久了吗？” 
　　“一星期以前。” 
　　“直到现在你还保持沉默。你是不是疯了？为什么不向科洛布克汇报？” 
　　“因为我不喜欢匿名信。在跑到上司那里去报告之前，自己要先琢磨一下，并且搞清楚你自己是否相信这封匿名信。另外，去找科洛布克又有什么意义？一切都符合规律，有人杀害了女议员戈托夫齐茨，并希望这一犯罪行为不被揭穿，但别的人却不希望如此。如果格梅里亚被收买了的话，即使我到领导那儿报告了，也还是搞不清楚。就凭这封匿名信是搞不倒探长的。而如果这是诬陷的话，那么鲍里斯·维达利耶维奇就会平白无故遇到麻烦。” 
　　“这东西是怎么到你手里的？” 
　　“有人把它投到了信箱里，连信封都没有，是我妻子连报纸一块取回来的。” 
　　“也许这不是给你的？”尽管娜斯佳很清楚，这封信肯定就是要给伊戈尔的，但明知没有希望的她仍抱着侥幸心理问了一句。如果希望是邻居家的某个人，甚至是旁边楼里住的某个人也在刑警局工作，而且也在侦查另外某一位议员被杀案，而这封信投错了信箱的话，这种希望将是很愚蠢的。现在无论谁手里也没有其他什么议员被害案，这一点娜斯佳知道得很清楚。侦破类似罪案的工作是在严格监控之下进行的，其中某一件案子连刑警局的人都不知道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伊戈尔很生硬地回答说，“你不是想问戈托夫齐茨的事吗？” 
　　娜斯佳未能马上明白他问的是什么。关于戈托夫齐茨的那句话，其实不过是一个小鱼饵，为的是使列斯尼科夫能开口谈话，而实际上她感兴趣的完全是别的东西。 
　　“等等，关于他的事情以后再说，你确信格梅里亚没有收到同样的纸条吗？” 
　　“格梅里亚？我不明白。” 
　　“伊戈尔，我们生活在普遍公开性时代已经很久了，你没有忘记这一点吧？如果世上确有一个真心希望能侦破议员被杀案的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偷着给你这封信？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做法。一个人得到了探长被买通的消息，如果他不希望案件的调查和侦破过程受到妨害的话，他就会在桌子旁坐下，给内务部、总检察院、最高法院和新闻界写信。他会踏破各机关的门槛，他会到处大喊大叫，说出自己的怀疑，大量接受新闻界采访。现在人们都这么做。可如果他写匿名信，那么他或者是精神病，或者是傻瓜，或者是想造成侦破小组工作的分歧。在第一、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都不可能信任他。如果是前两种情况，他可能只写一封匿名信，就是这一封。但是在第三种情况下，他有百分之百的可能会写同样的信给格梅里亚、给尤里卡·科罗特科夫，或者给随便哪个人。他需要在你们之间造成彼此的不信任。对这封信，你不该沉默这么长时间，否则的话，早已把一切都弄清楚了。” 
　　伊戈尔沉默着，很显然，他在想着其他什么事情，当你的孩子得了重病，还管他什么议员谋杀案？就连探长被收买的问题也相形见绌了…… 
　　“我把这封信拿走，”娜斯佳坚决地说，“你什么也不用担心。我只请求你，不要在格梅里亚面前表露你的不信任。你要记住，他可能对你也不信任。” 
　　“可是我请你不要参与，”伊戈尔冷冷地说，“对探长的态度，这是每一个警探个人的事情。劳驾，请你做事有点分寸。” 
　　娜斯佳很惊讶地听着列斯尼科夫的话，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是的，伊戈尔总是那么孤僻，和同事们也不特别交流，很少有笑容，一般来说就如同哲学上讲的“自在之物”一样。他完全不像尤拉·科罗特科夫。后者就像火药一样，马上就能爆炸，而且立刻就会跑到娜斯佳这儿来讲种种新闻，有好的，也有坏的。此外，他已如此习惯于和卡敏斯卡娅讨论所有问题，以至于毫不顾忌地就给她往家里打电话，也不管是早晨五点还是夜里两点。而伊戈尔在处里和谁都不接近，和所有的人都很友好并保持同等距离，对别人的请求从不拒绝，而自己几乎从来不求别人帮忙。 
　　“好了，对不起，”娜斯佳很尴尬地说，“我并不想干预你和格梅里亚个人之间的关系，你是不是要我对谁都不要讲这封信的事？” 
　　“按你知道的方式去做吧！但是不要指望我采取任何行动。我不喜欢格梅里亚，仅此而已。我也不会去调查这封信的事，没有它我自己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 
　　在回家的路上，她还未能摆脱与列斯尼科夫谈话后产生的不愉快的感觉。他对匿名信的反应是不同寻常的，而且是不正确的、非专业性的。别的不说，就这一点她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伊戈尔会是这样。“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你这只母鸡！”她突然对自己恶狠狠地说了这么一句，“你来评论他的专业水平，你算老几啊？你是全俄最主要的侦探吗？伊戈尔曾两次获得总局最佳警探称号，可你呢？最好想想你自己所表现出的专业技能吧！远的不讲，就拿去年一月份来说吧。本应当坐下来把一切都冷静地想一想，权衡一下，可是却冒冒失失地怀疑继父。戈托夫齐茨是对的，别人的痛苦我们都能够轻易排解。可当事情涉及到你自己，脑子就完全不好使了。伊戈尔孩子病了，而且看来病得很重，他的脑子里只有这么一件事。谁能谴责他呢？周围的人都在大嚷大叫，说警察局不破案，大概以为在警察局里工作的绝对都是些机器人，他们没有灵魂、神经、家庭问题和疾病。认为我们的全部意志都应当用于寻找罪犯，用于猜测刑事犯罪的秘密。而这或许也对，确实应当如此。可大自然并不如此安排，我们不是机器人，而是活生生的人，所以我们根本不能总是集中精力搞案子，因为我们的思想还被人类其他种种问题所干扰，因为我们跟所有人完全一样，也会生病、感到痛苦、发神经、爱上别人、结婚、离婚、为亲近的人和朋友送葬，在不知什么时候发工资前清点那几个戈比，而且还得听妻子完全在理的数落，说什么孩子的鞋已经穿破了，他需要新皮鞋，可我们却没钱买。我们和所有人一样，无人使我们普通日常生活及其所有的负担减轻，也正因如此我们也会经常犯错误，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却想不通，来不及做必须做的事情。有没有必要为此而责怪我们？能否为此而原谅我们？我不知道……” 
　　家对娜斯佳突然显得空空荡荡、冰冷而又孤独。长期以来曾迫使她竭力沉默寡言、孤独自处的精神痛苦已然消失了，就好像随着季马·托哈洛夫的被杀，连这种折磨人的、迟钝的痛苦也一并被杀死了，现在，娜斯佳特别希望列沙能在她身旁，他是那么温暖可亲、值得依赖。“可万一他不回来呢？”一个疯狂的念头闪了一下，“而且是永远都不回来呢？和我的婚姻生活仅仅过了两年他就明白，这种生活不是他理想的那种。当初我们过单身生活时一周只能见一次面，那时的一切和现在全然不同，所以我们才能保持关系达二十年之久。天呐，我们一起生活居然这么久了，想起来都可怕！一切是从九年级开始的，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我才十五岁，而现在已经差不多三十七岁了。我希望他回来。没有他我心里不好受。今天是我们第二个结婚纪念日，我忙于自己的事，现在刚刚想起来。有趣的是列什卡也忘了，要不就是他虽然记得，却因为我没有向他表示祝贺而生气了呢？” 
　　她一边切面包准备做三明治，一边想着是不是现在就给阿列克赛住的茹科夫斯基街打个电话。她不是求他回来，只是想了解一下他父亲现在身体怎么样了。她把一块厚厚的小牛肉香肠夹进面包里，抹上一层软奶酪，气恼地自言自语道：“有点像幼儿园的把戏。我给你打电话，又好像不是为了你，也就是说，好像是给你打，又好像是为了了解父亲的情况，因为我们吵了架。‘好像’这个词儿挺有意思，今天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说话时，差不多每隔一个词就重复一遍这个词儿，就好像某些人爱说的‘饼’这个词。这个词儿是从哪儿来的呢？” 
　　她把已经做好的三明治放到桌上，拿起了话筒。 
　　“列什卡，是我。爸爸怎么样？” 
　　“情况不好。谢谢你，”丈夫回答得很简短，“你现在怎么样？” 
　　“我也不很好，”娜斯佳承认说，“可也许比你父亲还好一些。他怎么样了？” 
　　“你过了三天才想起问这事吗？”齐斯加科夫说，“算啦，我们别抠这些小节了。昨天把他送进了医院。妈妈今天夜里在那里守着。如果明天早晨不恶化，就要做手术。” 
　　“需要我吗？要我干点什么，我都能完成。列沙，别生我的气了，我是个十足的大笨蛋，但我现在懂事了。愿意要我去吗？” 
　　“你能有什么用啊？”他笑了，“你连汤都不会煮。” 
　　“我可以在医院里值班，好让你和妈妈休息一下。我可以去弄药，可以搞到最紧缺的药。列什卡，不要拒绝我，你过去可是总能原谅我的。” 
　　“阿霞，为什么说这个？”他有些懊恼地回答，“我没有生你的气，我有其他的难题。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来，但这并不一定需要，我们完全可以胜任。” 
　　“我要去，”她很坚决地说，“明天手术的事定下来以后，给我打电话好吗？” 
　　“好吧，我给你打电话。你向萨沙和达申卡表示祝贺了吗？还是又忘了？” 
　　嗨，上帝啊！她把哥哥的事完全忘记了。他们是同一天举行的婚礼。是特意凑到一起的，所以今天萨沙和达莎也是结婚两周年。 
　　“我明白了，”阿列克赛非常准确地解读出了停顿在她语气中的意义，“就是说，你忘了。赶紧打个电话，现在还不晚。他们在家里，半个小时以前我和他们通过话。” 
　　“对不起，列申卡，我整个都晕头转向了。”她嘟嘟囔囔地说，“我向你表示祝贺，我亲爱的。你该不会以为，已没什么值得祝贺的了？” 
　　“不要说傻话。我非常爱你。但是爱一个人和同她一起过日子，这不是一码事，这一点你比我更清楚。” 
　　“你不想再同我一起生活了吗？” 
　　“这是你不想，或者说是你不能。” 
　　“我可以和你一起生活。而且我也希望能和你一起生活。把爸爸的事情料理完以后，请你回来吧！你回来吗？” 
　　“我还能跑哪里去？”齐斯加科夫笑了，“说真的，我不敢保证很快就回去。” 
　　“我等你。你只要保证回来。” 
　　“好了，躺下睡觉吧，已经很晚了。别忘了给萨沙打个电话。” 
　　当然了，她会打电话的，会向哥哥和他迷人的妻子达申卡表示祝贺的，她还要吃自己做的很简单的二明治，洗个澡，然后躺下睡觉。不能说生活中一切都美好，但有难题和麻烦也很普通、很正常。列什卡会回来，这是最主要的。其余的一切都在其次。要学会区分生活中主要和次要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可为什么人们都是在很晚的时候，在已经犯过或做过所有可以想象和难以想象的错误和蠢事之后，才能认识到这一点呢？ 
　　弗拉季斯拉夫·斯塔索夫下班回家后，吃过晚饭，正准备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他的第一个妻子马格利特打来了电话。他一接完电话，就动作飞快地穿起了衣服。 
　　“出了什么事？”塔姬雅娜看着正匆忙收拾的丈夫，有些不解地问。 
　　“莉丽娅有点奇怪，冲着墙不停地哭，出了什么事也不讲，丽达已经和她折腾了三个小时，也不管用，我到她们那里去一下。” 
　　“当然，你去吧。”塔姬雅娜点点头说。 
　　斯塔索夫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儿、十岁的莉丽娅是一个很安静、懂事理的小姑娘，她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读书，而且是不加选择地读，几乎从来不哭。歇斯底里地闹腾三个小时（当然，如果马格利特没有习惯地加以夸张的话），在她来说简直是不寻常到让人害怕了。侦探工作的经验告诉塔姬雅娜，或许是发生了某种最不愉快的事：性狂躁者惊吓了她，而她又不好意思对大人讲。这种事发生的可能性非常之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如果周围的人处置不当，马上就会产生可怕的后果，比如心理挫伤和将来个人生活的扭曲。斯塔索夫自己也见过这样的事情。塔姬雅娜知道一年半以前，他就和娜斯佳·卡敏斯卡娅一起调查过著名电影明星阿丽娜·瓦兹尼斯被害案。瓦兹尼斯的生活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专门诱骗、奸污那些不敢跟大人诉说自己恐惧的小女孩的恶棍而走上歧途的。送走了丈夫，她拿了一本书躺到床上，但思绪总是从书上的文字跑到公务上来，尽管严格地说公务已经结束了。她再不用去上班，并且可以放松一下了。但关于女巫师伊涅萨被害案的一些想法还是常常钻到她脑子里来。 
　　斯塔索夫在半夜两点左右才回来，一副心绪不宁、气咻咻的样子。 
　　“你干吗还不睡觉？”他看见塔娅雅娜跟原来一样拿着书躺着，于是问道。 
　　“在等你。莉丽娅到底怎么了？” 
　　“真是荒唐透顶。”他一边从头上将毛衣和背心一古脑拽下来，一边怒冲冲地说，“她楞是认为我和你生了儿子以后，就不会再喜欢她了。她的脑子里从哪儿来的这些愚蠢的想法？她可是一个很理智的小姑娘，读了那么多的书。当初，她还希望我和你快点结婚，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塔姬雅娜笑了笑，“她比专业媒婆还要严厉，不停地跟我们絮叨，说什么成年人应该成婚而生活在一起。” 
　　“就是啊，可现在她却伤心了，说我将喜欢即将出生的儿子而忘掉她。我对她又是解释，又是劝说，还做了保证。她倒是不哭了，但好像还是不相信我，也没安静下来。而丽特卡也火上浇油，整个一个没脑子。” 
　　斯塔索夫爬上床，拽毯子盖上，并且闭上了眼睛。 
　　“好了，塔纽莎，关灯睡觉吧，明天再说。” 
　　几分钟以后，就听到了他均匀的呼吸声。弗拉季斯拉夫即使在激动不安和着急上火时也能很快入睡，而塔姬雅娜却很长时间翻来覆去睡不着。她下意识地把手放到肚子上，心里想，如果她不是所有的时间都坐在家里，对孩子是否会有害。已经快要睡着的时候，她终于还是判定对孩子不会有害。人们常说，以适当的速度步行对孕妇是有益的。 
　　一早，上班去的斯塔索夫刚走，伊拉奇卡就说： 
　　“塔姬雅娜，我全准备好了，有午饭和晚饭。没我你能应付过来吗？” 
　　“应付得了，这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塔姬雅娜笑着说，“你是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吧？” 
　　“是啊。”伊琳娜简短地回答道。她披上短大衣，拆开一只装着件新连袜裤的塑料袋。 
　　“去很久吗？” 
　　“一整天吧。很晚才回来。丹，你瞧，这件连袜裤对这身白衣服来说是不是太暗了？” 
　　塔姬雅娜仔细瞧了瞧亲戚那两条绷着轻薄织物的修长的腿。 
　　“我看很好。喂，把裙子穿上。” 
　　伊拉从柜子里拽出一条雪白的薄皮裙，穿上了。 
　　“挺合适，”塔姬雅娜点点头，“你打算和谁过一天呀？是个新的追求者吗？” 
　　“得，他还没那么新，您认识他已经一星期了。” 
　　“是嘛，这可真的不短了，”塔姬雅挪摇着头说，“他怎么能直到现在都没有招你厌烦呀？” 
　　“我自己也不知道，”伊拉夸张地叹了口气，“您看，这条绿围巾配这套白衣服合适吗？要不还是这条艳粉的好？” 
　　“伊拉奇卡，别逗我了，随便哪条都行。” 
　　这边伊拉在忙活着准备赴约，那边塔姬雅娜静静坐在餐桌旁，不去打扰如此庄重的过程。伊拉在塔姬雅娜脸上亲了一下，告了别，对午饭和晚饭最后又叮嘱了一遍后，飞快地跑出门去。塔姬雅娜也悄悄地收拾着准备出门，她始终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在促使她出门的，但她一直都为英娜·帕施科娃被杀案毫无进展而感到很不痛快。为此她应做些什么。说句实话，她也不知道究竟该做些什么。 
　　走出家门，她不慌不忙地朝地铁走去，尽管这段路很远。离车站太远是新建住宅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不过今天塔姬雅娜并没为此而恼火，春日温暖的阳光令她心情舒畅，况且，伊拉奇卡终于找到了心上人，她也从此有了自己的牛活。每次想到一个姑娘家整天为亲戚家忙忙叨叨做家务，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没有人追求，甚至连一个女朋友都没有，塔姬雅娜就感到很不自在，很不轻松。 
　　她在“卢比扬卡”站下了车，沿米亚尼茨卡娅街朝花园环形道走去。这就是女魔法师伊涅萨，也就是英娜·帕施科娃，曾经住过的那栋楼，她曾在那里接待她的顾客，最后被人杀害。楼门上的金属护板上有一些小按钮，以前可能是门铃，不过早就坏了。塔姬雅娜不清楚，她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进大门的时候，她不经意地朝信箱瞟了一眼，突然发现墙上贴着一张启事，上面用手写体写道：“谁丢了钥匙，请来14号房找。” 
　　“我就去这家，”她想道，“如果一个人拾到一把地下掉的钥匙，不是把它扔在原地，而是拿回家，随后又不嫌麻烦地贴出启事来，那么找这人准没错。因为他不像我们城里大多数人那样对周围的事漠不关心，而是希望对自己的邻居多少有些了解。” 
　　14号住宅的门开了，出来一位圆脸老太太，面容很慈善，接着传出尖细的小孩声音。很明显，女主人是一位老奶奶，在家照顾孙子。 
　　“您找谁？”老太太疑惑地皱起了眉。 
　　“我是为钥匙而来。” 
　　“终于有人来找钥匙了！要不它就一直放在我这儿，没一个人问。喏，给你。” 
　　老太太笑起来，递给塔姬雅娜挂在钥匙环上的两把钥匙。 
　　“是您的？” 
　　“对不起，”塔姬雅娜接过钥匙说道，“我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我确实对这串钥匙感兴趣，不过它不是我的。” 
　　“是这样啊！”老太太的脸立马拉了下来，“那把钥匙还给我。快点呀，看着我干吗？要是大家都来要的话，我们这个楼里还不被偷光了。看着你蛮体面一个人，竟然干这样的事，不觉得羞耻吗？快把钥匙还给我，否则我要报警了！” 
　　“不必了，我就是警察局的。这是我的证件。我负责调查您的邻居被杀一案。” 
　　“哦，天哪！” 
　　老太太吓得连忙往后退，一直退到门厅里，用一只手捂住嘴。 
　　“实在对不起！上帝保佑，我这老糊涂都说了些什么呀！您役生气吧！” 
　　“没有！要是大家都像您这么警惕，我们的麻烦就少多了！怎样称呼您？” 
　　“芭琳娜·彼得罗芙娜。” 
　　“我叫塔姬雅娜·格利戈里耶芙娜。芭琳娜·彼得罗芙娜，我们可以稍稍谈谈吗？”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您请进。怎么，那起凶杀案至今还没破吗？” 
　　“很遗憾，没有。” 
　　塔姬雅娜跟着女主人走进一间宽敞的房间。芭琳娜·彼得罗芙娜的房子和伊涅萨的一样，都是一居室的，只是房间稍大些。两个五六岁的小孩儿正围着屋子中间的圆桌跑来跑去，不时发出刺耳的的尖叫声。起初塔姬雅娜以为是自己的错觉，后来才看清楚，这两个孩子确实是对双胞胎，而且连衣服也一模一样。 
　　“维佳，沃娃，快到厨房去，那儿牛奶和饼干已经准备好了。记着，不准尖叫！我和这个阿姨有话要谈。”芭琳娜·彼得罗芙娜命令道。 
　　“您管起他们来似乎很轻松，”塔姬雅娜说道，“很少有孩子奶奶只说一遍就听的。” 
　　“这是我的重孙。”芭琳娜·彼得罗芙娜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说，“他们之所以听话，是我带孙子时练出来的本领。我的孙子像别家的一样，也是不听奶奶的话，他们是被我惯大的。所以我就在想，究竟错在哪里。这样，我和重孙说话就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总的来说，他们都是好孩子，他们不光听我的，父母的话他们也听。不知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谚语：第一个孩子是你最后一个玩具，第一个孙子才是你的第一个孩子。我的情况就是如此。我在抚养我的孩子时，什么也没学会。那会儿还年轻，傻乎乎的。等孙子生下来的时候，才知道去教育他们。但我自己也知道，方法不对。什么事都不可能第一次就做对的。而等重孙出生以后，我已经有经验了，也变聪明了。您快请坐，您这样站着一定很累吧。怀孕几个月了？” 
　　“快七个月了。” 
　　“干吗还要工作呀？”女主人叹了口气，“一点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您这要是干些舒服、轻松点的活还行，可你是和杀人犯呀、小偷之类的人打交道。您不怕吗？” 
　　“不怕，”塔姬雅娜老老实实地回答道，“不过您说的也对，这种工作对要做妈妈的人确实不利。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芭琳娜·彼得罗芙娜，您知道英娜吗？” 
　　“谁不知道她？整栋楼里的人都知道她。她是个魔法师，有很多人来找她。” 
　　“您本人去过吗？” 
　　“没有，没有，上帝保佑。”芭琳娜·彼得罗芙娜赶紧一个劲地摇手，似乎在极力摆脱一种不洁净的力量。 
　　“为什么？您不相信她的法术？” 
　　“不信，”女主人坚决地回答道，“我在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家庭里长大，从来不去教堂，也不信上帝。既然没有上帝，自然也就没有魔鬼。我不相信那些神话，我忠实地信仰共产主义，不相信什么法术。难道您相信吗？” 
　　“不，我也不信，”塔姬雅娜笑道，“不过您自己不是也说，有很多人到她那儿去吗？不可能他们都不对吧。或许，真的有也不一定。您去过英娜的家吗？” 
　　“就一次。当时我还不知道她是干这行的。她刚搬来时，我作为邻居去看了看。那会儿我们这个单元正打算安防盗门铃，这样小流氓们就不能在楼道里乱窜。我去她那儿收钱。她给了我钱，也没请我进屋去，我也就没多问。” 
　　“以后再没去过吗？” 
　　“没有。” 
　　“你觉得她的房间舒服吗？” 
　　“舒服什么呀！东西堆得乱七八糟。我说过，她刚搬来。又不爱和人打交道，要是在楼梯里或者楼门口碰见你，也不打招呼，而是看着你，似乎要把你看透，然后接着走她的路。” 
　　“把你看透。”现在塔姬雅娜想起了对帕施科娃住的这栋楼的侦查报告。14号的女主人没有比别的被调查人多说什么，只是用了一句“把你看透”。楼里所有的居民都知道，伊涅萨称自己为魔法师，但谁也没去求过她，跟她关系也不近。其实，何止是不近，有的人只是见过她，有的人则只知道名字。没有一个人跟她有共同的熟人，谁也不去她那儿做客。 
　　“芭琳娜·彼得罗芙娜，您在哪儿捡到的这串钥匙？” 
　　“钥匙吗……”女主人惊奇地重复着，不明白怎么这么快转到另一个话题上来了。“对了，您把钥匙给我。也许，它的主人还会来的。” 
　　“不会来了。那么您是在哪儿捡到它的？” 
　　“它掉在了门边上，那时还有雪。我看见它是雪化了以后。湿湿的、脏乎乎的……没人拾它。我在隔壁几栋楼里也贴了启事，我想也有可能是别的楼里的人路过时掉在这儿的。你为什么认为不会有人来要了呢？” 
　　“因为这是伊涅萨的。” 
　　“您说什么？” 
　　芭琳娜·彼得罗芙娜的脸因害怕而变了形，似乎与死者的钥匙有关联就像和血腥尸体有关一样。 
　　“噢，天哪！”她大声号啕起来，“我保存着死去的女魔法师的东西！老天保佑，千万别有什么不幸发生！” 
　　塔姬雅娜觉得很可笑，刚才这个可爱善良的女人还信誓旦旦地表明自己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无神论者，不相信任何神秘的力量，而现在知道钥匙是女魔法师的后竟像个孩子似的吓得六神无主。 
　　“不会有不幸的，您不必担心。您也不知道是谁的，”塔姬雅娜安慰她，“我现在把钥匙拿走，您这儿就一切如旧了。您准确地告诉我，您什么时候捡到的？” 
　　“是什么时候……”芭琳娜·彼得罗芙娜皱着眉头想，“似乎是四月初，对，就是四月初，雪才刚化完。” 
　　也就是说，确实在四月初。为什么侦查员对此一无所知呢？一发现伊涅萨的尸体，就对全楼进行了调查。而这远远早于化雪。 
　　“您能给我指一下钥匙当时在哪儿吗？” 
　　“可以，好像是在……”芭琳娜·彼得罗芙娜紧锁眉头思考起来，“大约在四月初……对！就是在四月初，当时雪刚化完。” 
　　“这下我明白了，确实是在四月初。但是为什么侦查员对这一无所知呢？尸体一被发现就对全楼进行了搜查，而这是雪化以前很久的事了。” 
　　“您能否给我指一下当时钥匙在什么地方吗？” 
　　“当然可以，这我记着呢，就在一出门朝左拐，一个垃圾箱旁边。唉，算了，我还是指给你看吧。维佳！沃娃！”她喊道。 
　　门缝里立马露出两张小脸，脸上糊满了巧克力，可能是往饼干上抹的时候蹭上去的。 
　　“什么事？”双胞胎齐声说道。 
　　“我现在要和这个阿姨出去整整十分钟。我不在，你们别怕，也别胡闹。有问题吗？” 
　　“没……有！”小男孩们又齐声答道。 
　　芭琳娜·彼得罗芙娜披上披肩打开了门。 
　　“我们走吧。”塔姬雅娜说。 
　　两人一起走下楼。出了门，芭琳娜·彼得罗芙娜朝右拐，走了大约两三米停了下来。“原来我们这儿的垃圾箱就在这儿，谁把它收走了？它碍着谁了？我在这儿住了这么久，垃圾箱就一直放在这儿。现在莫斯科正为举行周年纪念在整顿秩序，这个垃圾箱就不见了。其实正好弄反了，我觉得，越是整顿秩序，越应该每隔十米放一个垃圾箱，对不？这样谁要想扔东西，一眼就可以看见该往哪儿扔。要不怎么办？孩子们吃了冰淇淋，会把脏脏的纸往口袋里塞吗？肯定是顺手就扔在人行道上，因为没有别的地儿扔。然后你就看吧，这个城市会脏成什么样！” 
　　“垃圾箱早就被收走了吗？”塔姬雅娜仔细查看了芭琳娜·彼得罗芙娜指的地方，顿时来了兴趣。“不，大约是两星期前。我捡钥匙那会儿还在。” 
　　“好了，芭琳娜·彼得罗芙娜，谢谢您。您快回家去吧，家里孩子没人管，别惹出什么事来。”老太太笑了起来，“这两个孩子不会惹事的，我的孙子们倒是一刻也不能离人，离了人，他们准会把什么东西打碎或者弄坏。而我的重孙已经被我教训出来了。他们牢牢记住：如果太祖母波莉雅说‘不行’，就是不行。他们不敢顶嘴。我在抚养孙子时明白了一条最主要的规则。” 
　　“什么规则？”塔姬雅娜饶有兴趣地问道。她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太太了。 
　　“应该从小就教给孩子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行’，这是两个神圣的字眼。如果我说可以玩，可以闹，那你想玩多久玩多久，想跑哪儿跑哪儿。我什么话也不会说。但是如果我说‘不行’，就是说，对谁也不纵容，对谁也不例外。如果不允许不洗手吃饭，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允许，包括他们的父母、爷爷奶奶，也包括我——曾祖母在内。只要小孩子有一次看见大家都不允许，而有人例外，那一切都是白搭。以后你的话他一句也不会听的。” 
　　告别了芭琳娜·彼得罗芙娜，塔姬雅娜朝地铁走去，边走边想着发生过的事。她一眼就认出了那是帕施科娃的钥匙，甚至不需要拿去试一试，跟她门上的锁是否配套。那串钥匙有特征：帕施科娃家有两个铁门，都是用意大利产的防盗锁锁的。当邻居叫警察来的时候，两道门都是锁着的，确切点说是没有用钥匙锁死，只是关着。凶手不需要用钥匙锁门。但他们需要用钥匙来开门。 
　　不，不是这样的……凶手想了个狡猾的办法配了一副钥匙，这样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进入房里对女主人行凶。或者是本打算入室行窃，没料到伊涅萨在家，于是盗窃就发展成了行凶。可以这样设想。在这种情况下罪犯还会想着把钥匙挂在钥匙串上吗？不会的。真是愚蠢至极。 
　　另一种情况就是，罪犯钻进房内虐待女主人，走的时候顺便拿走了她的另一副钥匙，刚出门就把它扔了。那他为什么要拿它呢？也是愚蠢的想法。 
　　第三种情况：罪犯没有钥匙，帕施科娃自己放他进去的。接下来，就和第二种情况一样了：拿走了第二副钥匙然后扔掉。但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这副钥匙是第二副，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在死者家中门边的小柜子上有一副一模一样的钥匙穿在一个一模一样的钥匙环上，不同的是，那副上多了一把信箱钥匙。小柜子上还有伊涅萨的车和车库的钥匙。看来，她习惯丁把钥匙放在那地方。 
　　这副钥匙究竟是怎么被拿走的？是谁拿走了？为什么又把它扔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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