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这一事件有多么可悲，但是对于奥列格的同事们来说，他的牺牲是意料之中的，尽管他们因此十分悲痛。调查一个为西亚某民族主义恐怖组织工作的团伙，必须对终老天年非常乐观，奥列格正好干的是这一行。 
　　联邦安全局的同事们是最后一批赶到爆炸地点的。大概是因为没有当即确认死者身份，直到过了大约四十分钟，扑灭大火之后才查明铁壳车库属于谁。这段时间内，在出事地点集结了相当多的民警分局工作人员、消防队员和医生，还有一些无孔不入的记者也赶到了。一群夜猫子！ 
　　查明遇难者的身份后，民警分局工作人员通知了联邦安全局值班员。值班员派来一个小组，经过短暂的争执，热斯杰罗夫的同事们把事情接了过去。不过，争执纯粹是名义上的，民警分局愿意并且欣然交出了尸体，显然如释重负。 
　　亚历山大·塔什科夫少校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怀疑奥列格·热斯杰罗夫之死是由来去无踪没有露面的阿亚克斯领导的“喀山帮”干的。已经掌握了一些名字，但是这对于逮捕和破案还远远不够。管他谁知道些什么名字。不是那个时代了，今天需要证据，尽可能多一些，更可靠一些。仅仅一种无形的知识已经不能使任何人满意了。况且，在揭露阿亚克斯本人之前，急躁行事是危险的。抓捕六个小喽罗，漏掉一个大头头，是一招蠢上加笨的败笔，等于虎归山林，鲸回汪洋。再想找到他可就有如大海捞针了。 
　　有一段时间耗在询问人们上，结果查明，谁也没看见爆炸装置是怎么放进铁壳里去的。因为是在夜间，守规矩的人早就睡觉了。于是塔什科夫少校给自己提了一个又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现在？不是三天之前，也不是一星期之后，偏偏在现在杀害了热斯杰罗夫上尉？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谋杀的诱因大概是某种事件，奥列格的某种行动。看来，应该仔细地重新检查一遍他最近两周调查阿亚克斯团伙的所有行动。 
　　然而，糟糕的是，热斯杰罗夫上尉的纪律性从来就不突出，为此不止一次受到上级的批评。他一意孤行，固执己见，最不好的是经常“忘记”向领导报告各种“无关紧要的细节”。这种“忘性”同一意孤行和固执己见（越是骂他、吩咐他一定要做，他偏偏越是想不做）以及促使奥列格幻想一个人独立进行一次辉煌侦查的虚荣心的后果一样。在调查阿亚克斯团伙的过程中，他认真负责地报送有关团伙成员的情报，但是又顽固地规避回答他这些情报的来源问题。“你还要求我向你掰着手指头列举自己的间谍活动。”他嘲弄地回答领导整个“喀山帮”调查工作的塔什科夫。因此，谁也不知道热斯杰罗夫同伊利娜有接触，更不知道“喀山帮”在她的家里租用房间。 
　　这样一来，塔什科夫绝对不是只花两个小时，甚至也不止两天，才最终找到热斯杰罗夫最近每天都去吃晚饭的“格洛利亚”餐厅。存衣室的大叔很熟悉奥列格，当时就说，与其说他是来吃晚饭，不如说他是来找洗碗工兼清洁工伊罗奇卡。那在哪里能找到伊罗奇卡？不用找，她9点钟之前自己会来。 
　　她果真来了。看上她一眼，亚历山大就开始怀疑他的路子对不对。又瘦又矮，一点也不漂亮，衣着寒酸，而且还是个清洁工。奥列格能从她的身上找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犯罪组织是不会接纳像她这样的人进入自己的圈子的，那里没有她的立足之地。莫非上尉和她有过露水之欢？不，也不像。塔什科夫同热斯杰罗夫的妻子薇罗奇卡认识，他反复掂量，还是认为贫穷寒微的洗碗工无论哪方面的条件都不能同这位光艳靓丽的美女竞争。难道弄错了？不会，存衣室大叔说得很肯定，奥列格每天晚上都到这里来并且同这个邋邋遢遢的姑娘一道离去。或者老大爷弄混了，到这里来的是另一个奥列格？ 
　　等了一些时候，塔什科夫随意走近邋遢姑娘洗盘子的地方。他猜想，眼前这个忙碌的舞台就是奥列格同这个姑娘认识的场所。 
　　“您好。”塔什科夫从背后看着她，礼貌地打了个招呼。 
　　“你好。”洗碗工嘟哝了一句，没有转过身来，“有什么事？” 
　　“您叫伊拉吗？伊拉·捷列辛娜？” 
　　“是的，是我。” 
　　“我需要同您谈一谈。” 
　　姑娘转过身来，用出乎意料细心敏锐的目光看了塔什科夫一眼。 
　　“谈什么？” 
　　“谈您。” 
　　“我还凑合。”她不屑地看他一眼，重新转过身去擦洗铁锅。 
　　“难道您对谈谈自己不感兴趣吗？”塔什科夫假装吃惊地说，“您甚至也不问问，我想对您说什么吗？” 
　　“关于我，您对我说不出一点有意思的话来。”伊拉回答，“不用您说我也全知道。您走吧，公民，别来打扰我，没有看见我有多少活要干嘛？” 
　　“我还想同您谈谈奥列格。” 
　　姑娘愣住了，塔什科夫看见她的后背突然绷紧了。但是她还是没有转过身来。看不出这个邋遢的姑娘竟然如此镇静！ 
　　“您要谈他什么？”她终于平静地开口了。 
　　“您遇见他很久了吗？” 
　　“关您什么事？您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的上司。” 
　　“他保卫的就是您，是吗？” 
　　塔什科夫不知怎么回答了。原来，捷列辛娜并不知道奥列格在哪里工作。他都对她唱些什么曲啊？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能把真相告诉她吗，还是摆脱这个话题以免引起她的疑心？ 
　　“不是保卫我本人，不过他是我的部下。”亚历山大模棱两可、含糊其辞地回答，“那么，您能回答我的问题吗？” 
　　“为什么？”伊拉仍然冷淡地说，“我走什么运，应该回答您的问题？” 
　　“我来解释，走什么运。奥列格失踪了。我们找了他一个星期也没有找到他，所以我想查清楚，什么人，在哪里，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看见过他，现在明白了？” 
　　捷列辛娜丢下手中的大锅小锅，整个身子转向他，垂下两只湿漉漉的手。 
　　“怎么会失踪呢？”她软弱无力地再问一遍，“到哪里去了？” 
　　“要是我知道到哪里去了，我就不会来找您了。”塔什科夫微笑着说。 
　　“他上星期五在这里来着，后来我再没有看见他。我以为他工作忙，或者是病了。一点没有担心。” 
　　“上星期五是什么意思？请说确切一点。几点来，几点离开，到哪里去了？” 
　　“跟平时一样，10点刚过的时候来的，12点左右同我一起离开的。” 
　　“你们一起去哪里了？” 
　　“去我家里。” 
　　“他总是在您下班后送您，并且到您的家里去吗？” 
　　“不，不是每次，只是有时。经常是送我到楼门口就分手。” 
　　“这有多长时间？” 
　　“不长。” 
　　“请更确切一些。”塔什科夫又一次请求。 
　　“您干嘛刨根问底！”伊拉突然发怒了，“既然他失踪了，那你们去找啊，他跑到哪里去了，不要来找我打听，我们才认识几天。” 
　　“这一点非常重要，伊利娜，我请求您回答。”他温和但是坚定地说。 
　　“别把我弄迷糊了！”她提高了嗓门，“似乎要是我们认识一年，他就往我右边走了；要是一年半，他就往我左边走了。他从我这里回家去了，您听清楚了吗？当时我就知道，我感觉到了，他被牵连到什么事情里去了。也算是我的私人警卫。好像是诚实的人需要警卫。诚实的人钱总是不多，他们没有警卫也能过。而需要警卫的人却是些罪犯、强盗、歹徒之类。完了，公民，谈话结束。我不知道，您的这个奥列格藏在哪里。您快走吧。要是找到他，就请转告他，不许再靠近我。” 
　　塔什科夫看见，她差一点就要哭，但是忍住了。就是嘛，好样的！简直令人称奇。在我们这个动荡的年代，这样的姑娘上哪里去找？不许靠近！真有你的！一个真正的无产者，除了身上的锁链，她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因此谁也不怕，什么也不怕，无所畏惧。她知道从她这里没有什么可拿的。她大概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瞧她的小脸多么苍白。 
　　他没有再说一个字，悄悄走到走廊，同看存衣室的大叔打个招呼，就钻进停在餐馆门外的汽车里。让姑娘稍微冷静一下，考虑考虑，她自己会说出奥列格充当私人警卫，陷进某个犯罪粪坑，因此被迫藏在什么地方躲避公愤等等所有见不得人的事情。让她说服自己相信，奥列格不是个好人，不值得同情。然后，塔什科夫再来找她并且告诉她，奥列格牺牲了，实际上他是在联邦安全局工作。亚历山大根据经验知道，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的愤怒不公正的时候，会有一种强烈的羞愤感，并且希望立即赎罪。在这种心态下往往会说出许多令人感兴趣的事情来，会努力满足对话人的愿望，往往因此而不太斟酌自己的言辞。 
　　一切算计都很正确，但是不知为什么没有奏效。夜里12点钟，捷列辛娜走出“格洛利亚”，沿街向十字路口方向走去，塔什科夫打着发动机，越过姑娘，刹住车，下车迎面向她站着。 
　　“伊拉，您应该知道真相，”他低声说，“我开始不想告诉您，但后来想了想，这样不对，就回来了。您不应该把奥列格往坏处想，他不是私人警卫。” 
　　“就是说，您说了假话。”伊拉冷笑道。 
　　“不，我隐瞒真相是为了工作。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么说，他是民警分局的人，是吗？” 
　　不知道为什么，塔什科夫满以为她会大吃一惊，对他的话作出更力强烈的反应。不，伊拉根本不是这样。她的声音平静，语调和缓。 
　　“不完全是。我和他在一起工作。您自己明白，这不能到处张扬。所以，我们这些人都不说自己的真实身份。我也对认识的姑娘们自称私人保镖。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并不重要。伊拉，奥列格牺牲了。” 
　　“奥列格……出什么事了？”她不明白，“您说什么？” 
　　“牺牲了。就在他离开您回到家门口时。因此我来找您问问：奥列格在牺牲之前的几个小时中都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话，想着什么事？您是最后一个看见他活着的人。所以您应当帮助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她平淡地说，“还好，您告诉了我，要不我还一直等着他……” 
　　她转过身走开了。塔什科夫怎么也没有料到谈话会是这个结果。没有喊，没有闹，没有流眼泪，没有捶胸顿足，没有上气不接下气地急着讲述情人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甚至也不问在这种情形下完全料得到的问题。什么都没有，只是转过身就走了。 
　　亚历山大断定，这种表现很可能是得到消息之后的精神压抑造成的。好吧，早晨之前让她去，先回办公室，尽量通过昼夜问讯服务搜集有关这个姑娘的情况，哪怕有一点点也行，早晨再来找她继续接着谈话。我们寄希望于早晨，趁她刚刚清醒过来，而他又掌握了一些与她有关的材料，谈话将会更加具体见效。 
　　萨沙·塔什科夫还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了什么是钱。不光知道钱是圆圆的金属硬币、是窸窣作响的花花纸片，可以换来冰激凌、玩具或者电影票，而是懂得其丑恶可憎的一面，特别是对于小孩子。当母亲抛弃他和父亲，到列宁格勒去嫁了一个新丈夫——一位著名作家，他的书一版再版，印量很大，人们立即对小男孩解释，为了更多的钱可以背叛最亲近的人——自己的儿子。父亲离婚以后，被迫换了工作。他曾经在莫斯科一个体育协会当教练，但是妻子离他而去之后他就不能参加集训和比赛了：儿子没有人管。作为教练，父亲的收入并不少，如果算上他带的队里有不少国际比赛获胜者，可想而知，离婚之前的家庭生活总的说来并不拮据：每次获胜后，教练都有丰厚的奖金或者别的奖励，像宿舍（比如，培养一名奥运会冠军）、优先购买汽车的机会（在世界锦标赛上夺冠）。为了不使萨沙沦为无人照管的孩子，他不得不告别这一切。父亲受的是专门教育——体育学院，他一直想当教练，从青年时代起就为从事这一职业做准备，现在到哪里去找用武之地——他一筹莫展。只好到中学去当体育教师，钱，说实在的，挣得很少，不过，不用离开莫斯科。而且萨沙也在这所中学上学，就在慈爱的父亲的眼皮底下。 
　　父亲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是个异常招人喜欢的男子汉，不仅有大力士的体型和漂亮的脸型，而且很有魅力，女士们对他的青睐经久不衰。在这个女性居多的教师群体中，除他之外还有一位男性是上了年纪的物理教师，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立即处于了受关注的中心，因为他不仅相貌英俊，相当年轻（离婚时他刚满34岁），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结婚。就是说，拥有婚姻自由。他的选择余地很大，学校里年轻的未婚女教师不少，于是他很快同一位英语教师坠入了情网。尽管尼古拉·塔什科夫一生从事体育和教练工作，一般说来不太懂得感情，然而他在性情上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他已经开始幻想同年轻美貌的“英国姑娘”结婚，把她娶进自己的家里，他们早晨将一同起床，两人一起去学校，放学时还是这样双双回家。他同妻子都是教师，在同一钟点上班，这意味着他们会有共同的兴趣和共同的事业，共同的同事和朋友，他们有谈不完的话题，他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感到彼此乏味，他们将是一个理想的、模范的家庭，他们将一起养育亲爱的儿子。但是幻想归幻想，因为“英国姑娘”很快就把一切都算计好了，周密细致，各得其所，谢天谢地，幸亏及时，就是说不是在结婚之后，而是早在结婚之前。她考虑的是，科利亚同她结婚之后，立即返回教练岗位，开始重新挣他来到学校后就失去了的大钱。他要再培养出一对奥运会冠军，挣一套全新的大房子，然后他们要买一辆崭新的汽车。要不，看着现在这套房子和这辆车，太可怕，太憋气了……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尽管生性浪漫，听半个字就能理解这些意思。因此，有远见的“英国姑娘”轻柔地抚摸着自己的未婚夫赤裸的肌肉、结实的后背时，没有来得及把自己声调甜蜜婉转的独白说完，她的话刚说到一半时，塔什科夫打断了躺在被窝里的夫人，默默地穿上衣服走了。第二天，他向校长交上了一份辞职申请。他在离家更近的另一所中学为自己找到了工作，把萨沙也转了过去。小男孩当时只有10岁，一天往返几次独立在路上做剧烈运动，对他来说还太小。这理由完全正当。虽然大家都很清楚，年轻漂亮的体育教师为什么离去。 
　　但是对10岁的萨沙，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原原本本地向他解释了一切。他没有编谎话来贬低自己，也没有用不信任男孩子理解原则上复杂的事物的能力来贬低儿子。 
　　“我以为，阿拉·谢尔盖耶芙娜是爱我和你，因此想成为我的妻子并且代替你的妈妈。原来她是想让我重新去当教练挣大钱，好供她随心所欲地花销。我不认为尊敬尤其是热爱一个准备出卖自己换取金钱的女人是可能的。你理解我吗，儿子？” 
　　“我理解。”萨沙严肃地点点头，“阿拉·谢尔盖耶芙娜是个同我妈妈一样的女人，是吗？” 
　　“嗯，差不多。”父亲笑了。 
　　这是大塔什科夫喜欢的字眼，连崇拜他的小塔什科夫的许多性格特点和习惯，包括这个“嗯，差不多”都是向他学的。 
　　等到萨沙长大了一些，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常向他重复说：“商品一金钱关系之所以叫商品一金钱关系，是因为需要用钱、也只能用钱买到商品，也就是买到靠某人的劳动创造的东西。但是用钱买感情，可耻而且不值。但是更不值更可耻的是出卖自己的感情换取金钱。” 
　　萨沙的功课学得很好。但是后来发生了意外。钱掉到了他和父亲的头上。而且不是小钱，是大钱。开始他们得到消息说，母亲同作家新丈夫在一次火车事故中遇难了。几个月之后，公证人找到他们解释说，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塔什科夫是著名文学家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鲍加托夫惟一的继承人，在最近的五十年内（根据著作权法）拥有他的作品的专有权。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企图提出抗议并对公证人解释说，发生了令人遗憾的错误，小塔什科夫当时已经19岁，不是已故作家的亲属，这位作家一定有其他的亲属，其中包括原配婚姻的孩子。公证人全然不理睬这些话，回答说，这是被继承人的意愿。他的原配婚姻确实有一个女儿，但是他同她由于政治原因，已经宣布脱离关系，她做了持不同政见的事，而第二个妻子就是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塔什科夫的母亲、他非常爱她，这些年来深受良心的谴责和折磨，因为他让她失去了孩子，撇下他没有母亲呵护。所有这些当然纯粹是胡说。塔什科夫父子非常清楚，要是笔墨大师深受折磨，他就不会娶那个把8岁的儿子丢给丈夫抚养的母亲当妻子。大概，不如说，是做母亲的良心发现，所以她劝说富有的丈夫写下了对被她抛弃的儿子有利的遗嘱。 
　　“行吧，死者的意愿是神圣的。”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叹了口气，“我们不能违背它。” 
　　他们接受了继承权。等到萨沙放假和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休假的机会，父子俩到了彼得堡。清理了作家的财产、存款，以及著作出版合同。他们很快弄明白，他们得到的遗产比这些更多。作家的书一版再版，而他在漫长的一生中写了不少书。总之，是一位真正的经典作家。况且，由于当时存在社会主义阵营，该阵营的每个成员国都认为有义务用本国文字出版“俄罗斯老大哥”的文学经典著作。因此书的印刷量简直难以数计。办清手续之后，塔什科夫父子回到莫斯科。接连几天处于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之中，后来他们进行了第一次，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作家的钱为题目的谈话。 
　　“我们无权动这些钱。”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坚定地说，“但是既然死者希望这些钱归你所有，就随他去吧。我向公证人咨询过你能不能拒绝这些遗产，他说可以，但是那样就会在认为自己有权得到遗产的人们中间引起争夺纠纷。所以我想了想，我们的行为不应该挑起人们争夺吵闹。我说得对吗，儿子？” 
　　“您说得对，爸爸。”亚历山大表示赞同。 
　　“那么我又想，我们接受这笔财产，但是不要为自己动用它。我们是两个年富力强的男子汉，上天没有亏待我们的身体，也没有亏待我们的头脑，我们应当自食其力，否则我们就不能自尊。不过我们将保管这笔财产，让它增值，让他的书出版，谁想出都可以，出多少都可以。我们将用钱干一些既重要又需要的事情，但是我再说一遍，不是为了自己私人的需要。” 
　　“用于幼儿园和医院？”萨沙猜道。 
　　“嗯，差不多。” 
　　从那之后过去了十五年，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塔什科夫现在已经34岁，正是当年他们家只剩下父子俩相依为命时他父亲的年纪。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当时一直没有回去干教练工作。出现了中断，他在中学里过了将近十年，他的训练方法无可救药地落后了，也已经忘记了。现在他年过六十，但是他仍然像运动员一样身材挺直，着装精神，在他毕业的那所体育学院工作。岁月惟一的标志是头发差不多全掉光了，但是过早谢顶是塔什科夫家的遗传，连才34岁的亚历山大，头顶脱发面积也明显超过了有发面积。 
　　至于作家的遗产，在头八年，即1989年的前一年，各种出版的盈利经常人到账上，相应的利息也有增长。但是后来，在改革进程中，社会主义经典作家迅速地被遗忘，谁也不需要他，财源就断了。由于当时亚历山大已经进入联邦安全局工作，因此塔什科夫一家提前知道财政即将剧变的消息，得以预谋对策，以使作家的遗产不至于血本无归。虽说他们自己不需要用这笔钱干什么，而且父亲和儿子都习惯了堂堂正正做人，譬如做事就要做得一丝不苟，决不能马马虎虎。他们把所有的钱从账上提出来兑成黄金，又过了几年，当外汇和银行账户形势在一定程度上明朗之后，把黄金换成美元，找一家确实不会过热的银行开启外汇账户。这种银行尽管利率低一些，但是信誉比较高。 
　　亚历山大好几次竭力找到值得使用作家遗产的项目，建议向某种效益好的基金会缴费，或者把钱转交给急需用钱的残疾人。但是父亲的反应让他吃惊。 
　　“你能肯定这些钱一定会用到你选定的项目上吗？你能保证这些钱不会在半道上被偷走吗？” 
　　当然，小塔什科夫保证不了。他已经是克格勃——联邦安全局的基干军官，比其他许多人更清楚甚至从最可靠的账上花钱的难易。 
　　有时亚历山大从电视上听到呼吁捐钱帮助给这个人那个人治病，然而父亲连这样安排遗产的企图也根除了。 
　　“你亲眼见过这个人吗？”他严肃地说，“你能向我用脑袋担保，他真的有病，需要用钱治疗，不是狡猾缺德地向轻信怜悯的同胞敲诈的方式吗？” 
　　是啊，先是妻子，然后又是精明的“小英国佬”阿拉·谢尔盖耶芙娜的经历，让他有一种病态的疑心。 
　　“等机会吧，不到你内心开始感到痛苦时，不到你发现心神不宁时，暂且不要做什么事情。当你感到你的内心老是痛苦——这时候你才找到了一件你应该花出这笔钱的事情。完全不明白，你的心为什么开始哭泣，是怜悯无家可归的小猫小狗，还是害怕新的病毒大流行。在第一种情况下，你为无家可归的动物建一处栖身的窝。在第二种情况下，你就捐钱研制或者购买新疫苗。但无论如何，必须是你感到你不能不做这件事情，这就是你需要的那个机遇。然而有意去找花钱的机遇是愚蠢的，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喜悦。” 
　　亚历山大34岁仍然未婚，因为爱情换金钱的经验给他留下了太深的痕迹。他有过很多姑娘或者女人，早秃是他外貌上惟一的缺陷。但是当他用“遗产”来考验在他看来适合当妻子的女友时，每一次都看见贪婪的眼光。在知道遗产之后，她们的情感变得更加热烈、更加细致，而说出来的话语则更加热情，更加露骨。他却立即觉得寒心、乏味甚至反感。人们为什么如此喜爱不是自己挣来的金钱呢？他理解，非常理解那些人，舍不得花靠多年来日复一日辛勤劳动所得的每一个戈比，甚至这些人表现出来的令人厌恶的吝啬和贪婪也没有让他生气，虽然他自己并不是守财奴，喜欢给别人送礼物，出手大方。但是他完全不能理解，为了得到别人积攒的钱，怎么能不顾世界上的一切，不顾脸面、亲情、人格和良心。即使自己已经在世上活了34岁，当上了科长干到了少校，他对此仍然不能理解。就是说，他仅仅从纯理论上懂得这种事情在人世间随处可见，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可是真正面对具体的人和事时，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不能。不能就是不能。 
　　这天夜里，她躺在床上完全不能入睡。当然，躺在床上可以让白天过度疲劳的身体得到休息，但是精神却很兴奋，一遍又一遍回想起妹妹和奥列格。为什么如此突然？为什么这两个人会同时离她而去？他们两个人谁都没有错。娜塔莎被绑架，奥列格遭谋杀。为什么命运要让她承受一个又一个打击，不让她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让她有喘息的机会？这不公平，不能这样，她也是个活生生的人，她也有感情也有喜怒哀乐。或许，上苍俯视着她，以为她既然这样勤奋努力，不知疲倦，是不是她的内心里除了肌肉和筋骨别无其他，空白一片？伊拉不相信上帝，也怀疑根本就没有上帝。当然，有的只是人人都清清楚楚知道的东西。 
　　她不爱奥列格，甚至就没有爱上他，只不过是感激他的同情，感激他每天晚上都来等她，让她在“格洛利亚”的工作人员眼里变成了一个有人追求的正常的姑娘；感激他有时上楼到她的房间里去，让她忘记简陋的衣着和脸上讨厌的丘疹；感激他张罗着要带她去看大夫甚至打算支付治疗费用，如果需要的话；感激在深夜的大街上短短的漫步中富有人情味的谈话；感激他不说大话也没有许诺什么，只是每天晚上都来说说话，尽管不多。伊拉也非常可怜他，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年轻、漂亮、善良的人，很快就要有孩子……她可怜奥列格的妻子，虽然她连她叫什么都不知道。 
　　突然，她的心里一激灵。今天到“格洛利亚”来的这个家伙是什么人？要知道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说。万一他说谎呢？要是奥列格根本没有牺牲呢？他不过是为了向她打听什么，所以才编了一通奥列格的话。也许，他是绑架娜塔莎的那些人派来的呢？要知道就是这个人……他叫什么……他昨天一大早跑来警告她，可能有陌生人要来盘问她，天哪，可是这个男人到底叫什么名字？！ 
　　由于对自己恼火，伊拉差一点没有放声大哭。随后她想起来，他给了她一张有电话号码的卡片。她把它塞到哪儿去了？大概是口袋里，再没有别的地方好放，她出门扫街时不带手提包，因为什么也没有，她费劲地从薄薄的旧被子（还是她小时候妈妈给她盖的那床被子，现在她把好被子都给了房客，让他们铺床用）里爬出来，拉开灯，抓过她早晨出门时穿的风衣。谢天谢地，卡片找到了。这不，是科罗特科夫·尤拉·维克多罗维奇，卡敏斯卡娅·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电话号码都是五位数，有意思，半夜里能打其中的哪一个电话呢？要知道会闹得很不方便，把全家人都吵醒。不错，他亲口说过，白天黑夜任何时候都可以打电话，不必客气。话可是说得轻巧……而且她要在半夜里打电话也不太容易，电话挂在过道里的墙上，拉不到房间里来，伊拉不想让房客们听见说话。之所以不想，原因很多。房客看好她的宿舍是因为这里安静，也完全没有必要让他们听见他们的女主人半夜里给民警分局打电话。此外，这位科罗特科夫还特别交代不要扩散娜塔莎被绑架的事情。如果她一旦必须用电话说什么……到街边的自动电话亭去，行不行？说是自动电话亭，然而打电话要有磁卡，深更半夜的，到哪里去换磁卡，而且要五百卢布，可以买一个长面包带几块方火腿了。 
　　只好等到早晨。伊拉又在床上辗转反侧了一个小时，后来拉亮了灯。不，她不能等到早晨。科罗特科夫说的，立即打电话，白天，黑夜，任何时候。这是他的工作，他知道他说的话。既然说要这么做，那就必须这么做，这样做才对。为了案子，为了娜塔莎，他亲口说的，“娜塔莎的安全在我和您的手里，取决于我和您的行为，看我们能不能尽快找到她把她解救出来”。抛开那些礼节，她应该给他打电话，名正言顺。 
　　伊拉踮着脚走进过道。正是早晨4点钟，大家都在酣睡的时候。没有开灯，她划着一根火柴，照亮写在卡片上的电话号码，取下话筒，用手摸着拨了第一个号码，对方马上就取下了话筒，答话的是一个睡意未消的男子。 
　　“是尤拉·维克多罗维奇吗？”她用勉强可闻的声音对着话筒说，井用手捂住话筒，让声音不至传得太远。 
　　他听不清楚。 
　　“喂！”接电话的男子有些生气了。 
　　“尤拉·维克多罗维奇。”她稍稍大声了点。 
　　“是我。”他的回音已经平和了一些，显然是听见了。 
　　“我是伊拉·捷列辛娜。” 
　　“发生了什么事情？您说话不方便吗？”科罗特科夫立即就猜测到了。 
　　“是的。”她小声说。 
　　“您是在家里打电话吗？” 
　　“是的。” 
　　“有人来找你了？” 
　　“是的。” 
　　“什么时候？今天？” 
　　“是的。” 
　　“白天还是晚上？” 
　　“晚上。” 
　　“您早晨5点钟上班吗？” 
　　“是的。” 
　　“4点45分我在您那幢楼的顶层等您，在顶间门口，您再对我细说。都听明白了吗？” 
　　“好的。”伊拉轻松地回答。 
　　回到房间，她又躺在床上，不过没有关灯，反正过半个小时就该起床了，还睡什么觉。瞧，他根本不为她早晨4点钟给他打电话生气。就是说，她做得完全正确。他过四十五分钟到她这里来，她全都告诉他，他也会给她出主意该怎么办。她没有权利自作主张，因为事关娜特卡，就是娜塔申卡，她的妹妹，她毫无行为能力，不能保护自己。伊拉很有自知之明，她的文化程度很低，只上过正规中学七年级，还是凑凑合合上的，寄宿学校的那几年不能算，寄宿学校算是什么学习啊，简直是一个笑话！成天酗酒，滥交，老是互相偷东西，也偷工作人员的。那里甚至连做家庭作业的地方也没有。老师也是一群窝囊废。大概在寄宿学校工作不受人尊敬，到那里去的都是些百无一用的人。他们以为，如果孩子们——一群孤儿，那么他们用不着好的学识。于是，她，伊拉·捷列辛娜非常清楚，她没有权利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有工作的人，他们上过学，受过专门教育，有经验。如果他们说怎么做正确、怎么做不正确，她一定得听他们的话。他们不会让人做坏事。 
　　4点45分，伊拉跑步登上顶层。科罗特科夫正站在顶间门口抽烟。由于激动，她语无伦次地告诉他，昨天有个陌生男人到“格洛利亚”来找过她。 
　　“奥列格是谁？”科罗特夫这时插嘴问。 
　　“是个熟人。” 
　　“早就认识吗？” 
　　“不，大约两个星期。” 
　　“他是谁？干什么工作？” 
　　“他说他是私人保镖。可是昨天这个家伙暗示，好像是在机关里。他说谎，是吗？” 
　　“奥列格姓什么？” 
　　“我不知道。”她有些慌神了。 
　　这段时间来，她第一次突然意识到，真的不知道他的姓。他自己没有说，她也没有问。不知怎么也没有想到过要问，再说，她问他的姓干什么？跟他又没有什么牵扯。 
　　“但是他那一辆什么小汽车，您知道吗？” 
　　“不，”她摇摇头，“红色的，外国牌子。我搞不清楚。” 
　　奥列格开一辆红色外国车，在机关里工作，不过这有问题。特征豪华，有五分之一就够了，不会弄错的。 
　　“但是他多大岁数，这您总该知道吧？” 
　　“岁数……大约30岁，可能还小一点。对，他还说过，他的妻子正怀孕，六个月了。” 
　　不错。是奥列格·热斯杰罗夫，联邦安全局上尉。红色“大众”。29岁。有个怀孕的妻子。明白了，为什么昨天这位来客大驾光临。侦查谋杀案。好吧，侦查吧，没什么可怕的。当然，虽然是同时进行，可以互不干扰。 
　　“伊拉，他没有骗您。您的奥列格真的牺牲了。我非常遗憾。有人在他的车库里放了爆炸装置。一星期前，星期五与星期六相交的半夜间。昨天访问您的人多半还会再来，而且很快。您不必怕他，他们想侦破奥列格被害案，因此想弄清楚他在最后几天，特别是牺牲之前几个小时的行踪。这很正常。我们侦破杀人案时也总是这样做。不过，为防万一，我给您提几条建议：第一，请他出示证件，并且尽量准确记住证件上的字。别不好意思细看证件，不要急于还他，需要看多久就看多久。如果他对此不高兴，这是他的问题，不是您的。第二，不要对他说不真实的话。如果有什么不想说就别说。只是着在上帝面上不要虚构情节。戳穿假话最容易，但是往后，甚至没有一点过错的人也会开始不快，除了骗一次而已。如果谈到您的妹妹，最好不要复杂化。同奥列格的事情您也不必要隐瞒，他来找您，到您的家里呆一会就走了。把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如果这个人来电话，同他谈完话之后，立即找我或者卡敏斯卡娅，您有电话。” 
　　“要是又不得不在半夜里打电话呢？我很难为情，这么早吵醒您，让您起床……” 
　　“打吧。您一切都做得很对。您知道吗，我们的工作中经常有难堪的时候。一位遭到强奸或者殴打的姑娘坐在我们面前哭泣，而我们却不能找到罪犯，这时候我们就感到难堪，甚至十分难堪。其他的事情都好说。” 
　　他看看表，轻轻地推一下伊拉，让她下楼去。“行了，快去吧，要不您上班要迟到了。” 
　　昨天的陌生人来到时，正好是伊拉把扫把放进杂品屋的时候。开始那一刻，她有一种神不守舍的感觉，命运似乎有意嘲弄她，让她两次经历同样的情景。先是失去了娜塔莎，接着奥列格又消失了。昨天这个人来找她，同她开始谈话又是这样，就像不久前奥列格一样。今天来找她是在这一时刻，又跟两天前科罗特科夫来的时候一样，莫非她的灵魂出窍了？ 
　　“早晨好。”他愉快地打招呼说，“又是我。” 
　　“我看见了，”伊拉拉着脸回答，“还有什么事？” 
　　“还是那件事，谈谈。” 
　　“我没有工夫。” 
　　“但是您干完活了。您刚开始清扫，我就在观察您了。现在您的活全都干完了，正是谈话的时候。” 
　　“我还得去擦那幢楼的楼梯。”她固执地说，眼皮都不抬。 
　　“让楼梯等着。伊利娜·列昂尼多芙娜，我同您谈的问题更要紧。” 
　　“噢，连伊利娜·列昂尼多芙娜都叫上了！”她的脸上挂出了轻蔑的怪相，“请问您尊姓大名？”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可以只叫我萨沙。” 
　　“您有证件吗？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 
　　“一定有。”他笑了笑，但是没有掏证件给伊拉看的意思。 
　　“我要看看证件。一定。”她模仿他的口气说，“否则免开尊口。” 
　　他默默地把证件递给她，于是伊拉按照科罗特科夫教她的那样，认真地从第一个字母读到最后一个。塔什科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少校，科长。她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才把证件还给本人。 
　　“好吧，我们谈谈，既然您觉得非谈不可。”她宽厚地同意了，“不过，不能太久，我的工作满满的。” 
　　“请您回想一下，奥列格对您说没说过什么，譬如他白天怎么过，干什么，同什么人约会等等。” 
　　“他不向我报告。” 
　　她决定尽可能干巴简洁些。这个塔什科夫暂时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也没有对不起她，但是她已经不喜欢他了，伊拉说不清是为什么。也许就因为他活着，而奥列格牺牲了。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呢？什么时候遇上的？” 
　　“这关您什么事？”她无精打采地责问他，此时她关心娜塔莎更胜于奥列格。反正已经帮不上他了。可是娜特卡…… 
　　“伊利娜·列昂尼多芙娜，我求您帮帮我。奥列格是我的同志，我同他在一起工作，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出谋杀他的人。可是您同我说话的口气，就像我是您个人的对头或者我借了您的钱赖账不还似的。” 
　　她有点尴尬，不过很快就过去了。 
　　“好吧，对不起。”伊拉平静地说。 
　　“那么说说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真的，他们谈了些什么？因为从“格洛利亚”走到家门口的那十几分钟，他们并不是一声不响的，而且假如他不上楼进屋，他们还要在门洞口站上十来分钟，也不是一声不响。可是要想回忆起来，似乎又什么都没有谈，或者……无论怎么奇怪，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基本上是在谈她，谈伊拉的事情。谈她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谈他的母亲，她的房客。其他再没有谈过什么。她马上想起科罗特科夫的告诫，谈话尽量不要涉及娜塔莎。因此，回答得尽量简短而又诚恳（顾及科罗特科夫提出的上述限制）。 
　　“谈过我，还谈过我的房客。” 
　　“谈过房客？”塔什科夫吃惊地扬起眉毛。 
　　“是啊。我出租房间。怎么，不可以吗？”伊拉挑战地问。 
　　“不是，可以。房客都有些什么？” 
　　“没有什么。普通的房客。” 
　　“那关于他们您对奥列格说了些什么？” 
　　开始她甚至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只知道认真诚挚地向塔什科夫一五一十地叙说，奥列格问她什么，她如何回答他。塔什科夫听着听着，眼光变得越来越严厉，脸部越来越紧张，而且不时打断她，为了更准确而插问时嗓音也变得断断续续。突然，一个猜想刺痛了她，她觉得像一根铁条扎进她的身上，越扎越深。奥列格和这个塔什科夫对她的房客感兴趣。不是对寡言少语的会计员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而恰恰是对穆萨、沙米尔、伊里亚斯和他们的朋友们。这么说来，奥列格要找的是他们，而根本不是她，伊拉？他同她上床，他说他根本不嫌弃她脸上的丘疹都是假装。他自己……他是在工作，搜集情报，真卑鄙！而她，这个傻瓜，居然相信了，被感动了。噢，她让他想起了妈妈。他想做件善事，为她预约了医生。卑鄙。 
　　“您怎么了，伊利娜·列昂尼多芙娜？”塔什科夫担心地问，“您不舒服吗？” 
　　“我很好。”她呆滞地回答，“我无论什么时候都比奥列格好。难道你们从来不厌倦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像我这样轻信的傻瓜吗？你们装出一副情怀热烈的样子，求我带你们回家做客，介绍你们同房客认识。因为你们需要找房客，是吗？天哪，为什么谁想利用我就利用我？我是一个人，你们明明知道，我也是个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不是一块用完了就可以扔进污水坑的木头。您怎么不说话？”她自己也没发觉怎么叫喊起来了。“我说得对，是吗？奥列格来找我就是为了伊里亚斯和他那一伙人吧？我再也不告诉您任何事情了！我不会帮助您寻找杀害他的凶手。这个凶手做了一件好事，使世界上少了一个口是心非的下流胚。您要明白，奥列格立了一功，在街上他收留了一个不幸的流浪女，给她温暖，让她吃饱，而她缠上了他。一个满身虱子的便宜货！臭狗屎！” 
　　“小声些，伊拉，小声些。” 
　　塔什科夫温存地扶住她的肩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干净的手帕擦去她脸上如雨流淌的泪水。 
　　“您哭吧，哭一下你会轻松一些。过一会儿我们再谈。” 
　　她哽咽着，试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是却不由自主、无所顾忌地放声大哭起来，把脸埋在他宽厚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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