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也用不着乘坐当地土着人的客车去旅行。我将有一辆里摩辛大轿车可以送我去上学，可我也将永远生活在悔恨之中，悔恨我的所作所为，我所获得的一切，悔恨我所抛弃的一切，好坏都一样，让我感到悔恨。那辆熟悉的客车，那位我曾经和他开过玩笑的客车司机，那些坐在行李架上的孩子们，还有我那沙沥的家庭，那沙沥家庭里的令人讨厌的家伙，和它那出奇的确静。
　　他正在对我说话。他说他厌恶巴黎的生活，厌恶那些可爱的巴黎姑娘，那些婚礼，那些炸弹，啊啦啦，还有那古波尔和罗丹特咖啡馆，我还是更喜欢罗丹特咖啡馆，那些夜总会。这些都是他所度过的那两年“精彩”的生活。她聚精会神听着他那长篇大论中有关他家财富的情况，其实他要是能说出家里一共有多少个百万也就用不着罗嗦半天了。他继续讲下去。他的生母已经去世，他是一个独生子，眼下只剩下掌握金钱的父亲。可您知道父亲是个什么人，他被他那根鸦片烟枪整整住了十年，他整天对着湄公河，躺在他那行军床上管理他的财富。她说明白他的意思。
　　后来将是他这位父亲拒绝他的儿子和沙沥镇上这位白人小娼妓的婚事。
　　当他在渡船的舷栏和这位白人姑娘攀谈之前，这个形象就开始形成了，当他从那辆黑色的里摩辛轿车走出来的时候，当他向她靠近的时候，她就感觉出来了，就知道他害怕了。
　　从那最初一刹那开始，她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已经明白他已经受她的支配。纵然不是他，就是换一个别的男人，当爱会降临的时候，也同样会任由她摆布。她同时也知道事情的另外一面，从今以后，令她身不由己的时刻也可能已经到来，她将无法摆脱自己应尽的某些义务。那一天她也晓得，这种事千万不能让妈妈或者哥哥有任何觉察。当她一坐进那辆黑色的里摩辛轿车里的时候，她完全意识到这是她有生以来头一次，并且也将是终身脱离自己家庭的开始。从今以后，家里人再也不应该过问她可能遭遇的一切。就让人们从他们手里把她抢走，伤害她，糟蹋她，所有这些他们都再也不应该知道。无论是妈妈还是哥哥，他们全都不应该知道。从此以后，这将是他们的命运。这些念头已经足够使她在这辆黑色的里摩辛轿车里伤心落泪。
　　从此以后，小姑娘就将开始和这个男人打交道，这是头一个，就是那个在渡船上出现的男人。
　　事情很快就在星期四那天发生了。他每天都到中学接她，并把她送到寄宿学校去。后来有一次，在一个星期四下午，他特地来到寄宿学校把她带到那辆黑色的轿车里。
　　这是在堤岸。这里和那些把中国城和西贡市中心联接起来的林荫大道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些美国式的宽阔马路上，有轨电车、人力车、大客车来回穿梭，好不热闹。这时已是午后时分，时间还早。她逃避了寄宿学校的姑娘们强制性的午后散步活动。
　　这是坐落在城里南面的一个单间的房子。房子很现代化，家具都是一些摩登的款式，不过看来似乎是匆忙布置起来的。他说：我没有好好选择一下家具。房间里光线相当暗淡，但她没有叫他打开百叶窗。她并没有意识到一种能够确切形容的感情，既不情愿也不反感，也许这就意味着某种欲念。当他头天晚上邀请她到这里来的时候，她就立刻满口答应了。她终于来到了这个她应该来的地方。她似乎有点害怕。因为看来事情不仅必须跟她所期待的一致，而且还必须和她自己的具体情况相吻合才行。她很留意当时的环境，留意那光线，那城里的嘈杂声，因为整个房间都被包围在这些嘈杂的声音之中。而他，他正在那里发抖。首先他看着她，似乎要等她开口。可是她一言未发。于是他也就不再动了。他并没有去脱掉她的衣服，他只是对她说他爱她爱得发疯，他说话时声音压得很底。然后他便缄默不语。她没有回答他的话。她满可以对他说她并不爱他，可她什么也没说。突然间，她顿时意识到他并不了解她，并且将永远了解不了她，因为他浅于世故，也不懂得去绕那么多圈子把她抓住，这一点他将永远也办不到。只有她才能懂得这一切。只有她心里是明白的。她与他虽素不相识，毫无了解，可她却顿时恍悟：就在渡船上，她对他早已有好感。她喜欢他，事情只取决她自己了。
　　她对他说：最好您还是别爱我。那怕您喜欢我也罢，我愿意您能象平常和别的女人在一起时那样随便。他十分离奇地看着她。他问：您所希望的就是这些吗？她说是。他开始感到难过，在这间屋子里，这是头一次，在这一点上他再也不撒谎了。他对她说，他已经知道她将永远不会爱他。开始她说她不知道。后来她就让他说下去。
　　他说他很孤独，因为他爱她，所以这种孤独感对他来说就更残酷。她对他说，她也是一样感到孤独。她并没有说出为什么。他说：您一直跟着我来到这个地方，要是换任何另外一个人，您大概也能照样跟着他。她回答说她无法知道，因为她从来还没有跟过任何男人到房间里去。她对他说，她并不愿意他老跟她说话，她希望他能象在当他和别的女人单独在他的房间里一样。她求他能够这样对待她。
　　他脱下了她的连衣裙，接着就是她那条白棉布的小叁角裤，然后把她赤身裸体地抱到床上。他背朝着她哭了起来。这时她轻轻地把他拉过来，开始脱他的衣服。她闭着眼睛，慢条斯理地替他脱。他想动手帮她一下，可她不让，她要自己来。她说她愿意自己动手。终于，他的衣服也被脱光了。当她要求他的时候，他轻轻地把身子靠过来，似乎是为了不惊动她。
　　那皮肤给人一种特殊的温柔的感觉。他的身躯瘦弱颀长，没有力气，没有肌肉，他可能得过病，可能正处在康复时期，他没有胡子，没有男子的确概，他很虚弱，他似乎正因某种凌辱的折磨而忍受其痛苦。她没有看着他，只是抚摸着他。他在呻吟，他在哭泣。他在忍受着他那令人憎恨的情爱的折磨。他几乎是哭着和她在一起尽兴的……她觉得她似乎被慢慢地举了起来，腾云驾雾，被带到一个极乐的世界……大海，没有形状，只是因为它无可比拟。
　　也许早在那渡船上，这个形象就已经预感到此时这一瞬间的情景。
　　有一次我突然感到那个穿着补丁长袜了的女人的形象在情人的房间里闪过。我似乎感到和她的女儿一样在这种场合里出现过，其实儿子们都已经知道妈妈年轻时那段罗曼史。而女儿，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将永远不会在一起谈论他们所知道的，并且使他们疏远她的这件事，这是妈妈年轻的一件关键的、最后的风流事。妈妈不懂得什么是享受。
　　我真不知道还会出血。他问我疼不疼，我说不疼，他说他真幸福。
　　他把血擦了，给我洗干净。我看着他。当他泰然自若地走过来时，又一次产生强烈的欲望，我不知道我怎么能有这股勇气去违背妈妈对我的禁忌，而且是如此情愿，如此坚决。真不明白我是如何落到“一条胡同走到底”的境地的。
　　我们双目相视。他搂着我。他问我为什么会来这里。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就象是一项义务。这是我们头一次谈起话来。我对他诉说我那两位哥哥的生活情况。我还说我们没有钱。一无所有。他认识我那个大哥。他曾经在镇上的烟馆里见过他。我说我这个大哥尽偷妈妈的东西去抽鸦片烟，他还偷过佣人的钱，有时候烟馆的老板还上门来向妈妈讨债。我还向他说起那些修筑海堤的事。我说我妈妈快死了，她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我还说母亲死在临头肯定和我今天发生的事有关联。
　　我发现我喜欢他。
　　他可怜我，我说不，我并不可怜，除了我母亲，谁也不可怜。他对我说：你之所以来，那是因为我有钱。我说我喜欢他，同时也喜欢他的钱，而且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这辆汽车里头，已经在这些金钱当中，所以我真不可能知道，如果他不是个有钱人的话，我又该会怎样对待他。他说：我真想把你带走，和你一起远走高飞。我说在妈妈还没有被折磨死之前，我还不能离开她。他说看来他绝对绝对没有这份福气，但他仍然将会给我钱，叫我不用担心。他又重新躺下来。我们又重新沉默不语。
　　城里的嘈杂声很历害。在我的记忆中，它就象一总电影的音响放得过高，震耳欲聋。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房间里非常暗淡，我们没有作声，整个屋子都处在城里那些无休止的吵闹声的包围之中，似乎是一辆开进城里的火车。窗户上没有安上玻璃，只有窗帘和百叶窗片。透过窗帘可以看到在阳光下从人行道上走过去的人影。这里整天总是人山人海。窗帘上的影子被百叶窗的叶片划成一道道规则的条纹。那些木屐的哒哒的响声令人头昏脑胀，人们的说话声尖锐刺耳，中国话本身就是一种叫嚷的语言，就象我一直所想象的一样，是一种沙漠里的语言，这真是一种令人难于置信的奇怪的语言。外面正是傍晚时分，因为从外面的喧哗声和过路人那些越来越嘈杂的吵闹声中就可以分辨出来。这是一座习惯于夜间沸腾的城市。此时此刻，太阳已经下山，夜幕已经降临。
　　这扇带着木条的百叶窗和这块棉布的窗帘把这张床同城市分隔开来。没有任何坚硬的物质把我们同其他人分隔开来。他们，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而我们，我们却可以觉察到他们的某些东西，听到他们全部的声音，看出他们的一些踪影，就象汽笛发出的声嘶力竭的、忧郁的、没有回响的叫声。
　　焦糖的味道一直传到屋里来，还有炒花生、广味的稀粥、烤肉、草药、茉莉花、尘土、烧香、木炭火等等一类东西的味道。在这里，木炭火可以被装在篮子里运来运去，沿街叫卖。城市的味道也就是乡村的味道，森林的味道。
　　我忽然看见他在漆黑的浴室里。他坐着，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酒，抽着烟。
　　他说我刚才睡着了，他冲了个澡。其实我刚觉得有点睡意。他在一张矮桌子上面点亮了一盏灯。
　　这是一位风月场上的老手，我突然间想起他来，他该经常到这个房间里来，他该有过许多攀柳折花的生活，这是一个胆小如鼠的男人，为了消除内心的恐慌，他只好沉溺于情欲之中。我对他说我想他一定有许多女人，最好我也是这些女人当中的一个。我们互相看着。他明白我刚才说的意思。突然间他眼神变了，变得非常虚假，仿佛被一种痛苦、死亡所缚。
　　我叫他来，叫他必须来找我。他来了。他身上有一股英国香烟的味儿，还有高级香水和蜂蜜的确味，再加上他皮肤兼有桑丝、榨丝和金子的味道，所以他真叫人动情。我向他表示我对他的情欲。他没有动。他和我说话，他说早在那天过河的时候他就知道，知道我在交上第一个情人之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说我将会热衷于情欲，他还说他已经知道我一定会把他给骗了，就象我将会欺骗所有跟着我的男人一样。他说至于他，他早已成了不幸的代名词。我很高兴听到所有他对我吐露的这些真情，并且对他说出我的这种心情。他突然变得粗鲁起来，他的感情极端冲动，他朝着我扑过来，吮着我那少女的乳房，他大声叫喊、咒骂。我闭着双眼，承受着那过份强烈的动作。我想：他真老练，这是他的家常便饭，他的生活就是性爱，仅此而已。他那双手熟练、神奇、十全十美。我真幸运，很明显，这一行当如同他的职业，他能够本能地知道该干些什么，该说些什么。他拿我当做一个妓女，一只破鞋，他对我说我是他唯一的爱情，而这当然是他所应该说的，因为当你任凭他胡言乱语、为所欲为，当你身不由已、任其随意摆弄，竭尽百般猥亵之能事的时候，他会觉得什么都是精华，没有糟粕，所有的糟粕都被掩盖起来，在那情欲的推动下，全都迸入洪流之中流走了。
　　城里的嘈杂声是如此地逼近，以至于可以听到他们摩擦着百叶窗上的木板条的声音。听到这种声音仿佛觉得他们就要走进房间里来。就在这种噪音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往之中，我在这里，在这里抚摸着他的身子。大海，汇总在一起的无边无际的大海，时而远去，时而归来。……。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递给我。接着，他贴着我的嘴，轻声地和我说话。
　　我也和他低声耳语。
　　因为他不习惯吹捧自己，我便奉承他；因为他也没有意识到他身上有一种典雅过人的风度，我便对他直言起来。
　　此刻夜幕已经降临。他说我将终身铭记着这个下午，甚至当我忘掉他的面孔、他的名字的时候。我问他是否还能回忆起这间屋子。他对我说：那你就好好看看吧。我看了一下。我说这幢房子很普通，和别处一样。他说是的，是这样，到处的房子都是这个样?
　　今天我又见到他的面孔，我又记起他的名字。我还见到那粉刷过的白墙，那块对着炉子的平纹布窗帘，那另外一扇通着另一个房间的拱形的门，并且通向一个露天花园——里面的花木全都因为炎热而枯死——周围是蓝色的栏杆围墙，就象沙沥城里那幢向着湄公河的有阳台的大别墅一样。
　　这是一个苦恼的、破灭的地方。他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想我妈妈，如果她知道事情真相的话，那她一定会把我杀了。我看他正在尽力想个词，然后他说他懂妈妈将会说什么，他学着说：干这种缺德事！他说如果我们能成婚的话，他就不能接受这种看法。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骄傲地为自己辩解。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们彼此笑了一下。我问他是否对我们现在的这种忧伤感到习惯。他说那是因为我们在白天做爱的缘故，而且是在一天中温度最高的时候进行的。他说事情过后总是很难受的。他笑了笑，他说：不管彼此是否有感情，事情过后总是很难受的。他说这种难受到了晚上就会过去，一到夜里马上就会好受了。我对他说这并不只是因为在白天，我说他弄错了，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正处在一种我所期待的忧愁之中，而这种忧愁纯粹是来自我自己本身。我说我向来就是一个忧郁的人，甚至从我的这种忧郁，可以认得出来，是和从前的忧郁一样，由于这种忧郁和我是如此成为一种，我几乎可以给它起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名字。可今天，我对他说，这种忧郁却成为一种福气，就象每当妈妈在她那空虚的生活中大声吼叫的时候对我所说的倒霉的福气。我对他说：我不十分理解妈妈说这话的意思，但是我知道这间屋子正是我所盼望的地方。我一口气说下去，不期待他的表示。我说妈妈曾大声责骂那些她认为是上帝派来的使者。她大声疾呼永远也不要等待什么，无论是哪一个人，或是哪个政权，无论是什么上帝，统统都不要对他们有所期待。他听着我说，两眼一直盯着我，只要我开口，他就看着我的嘴，我赤裸着身子，他抚摸着我，也许根本就没听我说话。我说对我个人的处境，我并不感到不幸。我对他诉说，我们全家只靠着妈妈的工资，生活非常困难，甚至连吃饭、穿衣都成问题。我越说越难过。他说：你们是怎么过来的？我对他说我们常常在外面，因为贫穷，连家都弄得支离破碎，我们常在外面浪荡，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全家都是一些下流放荡的人。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会在这里跟着他。他俯在我身上。我们就这样呆着不动。在外面一片都市的喧闹声中呻吟。开始我们还听见外面的嘈声，后来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他在我身上的一阵亲吻不由得使我伤心流泪。看来亲吻可以给人以安慰。我在家里从来不哭。可是一天，在这间屋子里，泪水既安慰了过去，也安慰着未来。我对他说我迟早会和母亲分离，并且迟早也将会失去他的爱。我哭着。他把头贴在我身上，一看见我哭，他也哭了起来。我跟他说，在我童年时候，妈妈的不幸成了我梦中的主题。只要做梦就是妈妈，从来也没有梦见过圣诞树。有时梦见她受苦难被活活地剥了皮，有时梦见她在荒漠中喃喃自语，她或者在寻找食物，在没完没了地诉说她自己——玛丽-勒格朗.德鲁拜斯——的遭遇，她诉说她的无辜，她的简朴，她的希望。
　　透过那扇百叶窗看出夜幕降临了。嘈杂声又喧闹起来，变得更加响亮、刺耳。淡红色的路灯亮了起来。
　　我们从屋里出来。我又重新戴上那顶饰着黑色绸带的男帽，穿上那双金丝皮鞋，涂上深红色的口红，穿着一身绸料连衣裙。我衰老了。我突然间意识到这一点。他看出来了，于是说你累啦。
　　人行道上，嘈杂的人群熙熙攘攘，络绎不绝，有的慢条斯理，有的匆匆忙忙。我们只好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这人流象是一群无主的、惹人讨厌的狗，又如一班漫无目的的叫化子东窜西溜。这就是中国的人群。这种人群就是在今天繁荣的景象中也仍然可以看到。他们那种喜欢结伙成群走路的习惯，从来不慌不忙，挤身在那嘈杂的人群中却似乎旁若无人，似乎没有幸福，没有忧伤，也无好奇之心，只知道走路，看不出他们要上哪，只是这儿走走，那儿逛逛，他们孤零零地在人群中，可从来却不感到孤独。
　　我们来到一家有楼座的中国饭馆，它占了整个建筑物，就象百货商店那么大，里面有许多单间，临街都有阳台或露台。从这些建筑物里传出来的声音在欧洲是不可思议的。首先是餐厅顾客要菜的叫喊声，然后是厨师的高声附和声。在这种高级馆子里，席间本应该是没有人说话的。平台上有中国乐队。我们来到最安静的一层，这是专门供欧洲人就餐的楼层，其实菜单也都一样，只不过这里不那么大声吆喝罢了。这里安有电风扇，墙壁上还有厚厚的隔音板。
　　我问起他关于他的父亲是怎样发财致富的。他说一谈到金钱，他就觉得没劲，不过我坚持要他说说，他也乐意就他所知的情况跟我叙说。他说最初父亲在堤岸为当地人修建了许多单间住宅，一共建了叁百套。当时有几条街都属于父亲的资产。他操着一口巴黎音的法语，只是语调稍为生硬一点，他一谈起金钱的事自然大方，毫不拘束。他接着说，父亲本来有许多房子，后来都被卖掉，为的是在堤岸城南重新卖地盖房，就连沙沥的水稻田也都被卖掉。我对他提出一些有关流行病的问题。我说由于闹鼠疫，我见过有几条单身住宅的街道全被隔离起来，连房子的门窗都被钉死封住。他说这里瘟疫比较少，因为这里灭鼠运动要比乡下搞得好。他忽然向我吹起那些小单间房子的确点来。说什么它们的确钱要比普通房子低得多，要比那些分散的房子更适合当地人的需要，因为这里的居民喜欢生活在一起，尤其是这些穷苦的居民更是这样，他们都是从乡下来的，所以也喜欢在外面，甚至在街上生活。不应该去破坏穷人的生活习惯。他父亲正好刚刚盖了许多带着临街有骑楼的房子，形成一条条防雨的长廊。这一来，街道就显得更加明亮，更加讨人喜欢。人们喜欢在长廊下面度过白天。逢上天气很热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在那里睡觉。我说我也很喜欢在外面长廊里生活，当我小的时候，在屋外睡觉还成了我的理想。我突然间感到有点疼痛。不过很轻微，刚刚能感觉得出来。这是因为心脏的跳动稍有不同，因为他刚刚给我留下的伤口，就是他，这个正在和我说话的人，这个今天下午在我身上寻欢作乐的人。我再也听不见他说什么，我再也没有听他说话。他看出来了，把话收住了。我叫他再说下去。我又重新开始听。他说他很想念巴黎。他觉得我和那些巴黎人很不相同，我远不如她们热情。我说那档房子的生意不见得就能赚那么多钱。他再也没回答我的问题。
　　在我们相处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一直谈论各方面的话题，但从来不谈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共同的前途是从来也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我们从不谈前途问题。我们只谈论一些类似新闻的消息，似懂非懂，胡扯一通。
　　我对他说他在法国的那段生活对他来说肯定是富有诱惑力的，他同意我的观点。他说他在巴黎什么都买：女人、知识和思想。他比我大十二岁，这一点使他有点担心受怕。我听着他的诉说，说他如何上过当，说他如何爱我，等等，这一切都带有一种既习惯而又真挚的戏剧性。
　　我对他说我将把他介绍给我家里的人，他一听马上就想跑掉，我笑了。
　　他只能通过滑稽可笑的模仿来表达他的感情。我发现他并没有勇气去反抗他的父亲，以达到爱我、娶我、把我带走的目的。他常常伤心流泪，因为他找不到能够凌驾于害怕之上的力量来爱我。他的英雄气概表现在他对我的爱可对他父亲的金钱，他则奴颜婢膝，俯身屈首。
　　当我一谈起我的哥哥，他就会立即害怕起来而原形毕露。他原先以为我周围的人都在等待着他的求婚。可他现在知道，他在我家人的眼里已经失去希望，而且对这么一家庭来说，他只能越输越惨，最后终将连我也得失掉。
　　他说他曾经去巴黎一所商业学校念，不过他总算说了实话，他在那里根本什么也没有学到，一事无成，弄得父亲只好断绝对他的接济，并且给他寄去一张回程的确票，使他无可奈何，被迫离开法国。这一来，铸成他的悲剧，因为他还没有学完这所商业学校的课程。他说他打算在这里通过函授课学完这一专业。
　　他是在堤岸的大饭店里开始同我的家人会面的。当时妈妈和两个哥哥都到西贡来，我对他说应该趁此机会请他们上最大的中国饭馆，因为他们没见过这些大世面，他们从来也没有上过大饭馆吃过饭。
　　晚餐总是按同样的方式进行的。我那两个哥哥只顾狼吞虎咽，从来顾不上跟他说话。甚至连看他一眼都没功夫。要是他们懂得对他以礼相待的话，那他们早就该学有所成，并且会懂得如何顺从社会生活中这些最基本法则。晚餐上，只有妈妈一个人说话。不过她的话也不多，主要是在开始的时候，说一些关于菜肴太贵的话，接着，也就缄默不语。至于他，头两次的时候，他鼓起勇气，企图谈谈他在巴黎的光辉业绩，但是枉然。他也仿佛没话可说，或者说了他们仿佛也没有听见。他的企图也只好消失在沉默之中。我那两个哥哥仍在那里继续大口大口地吃，他们的那种贪婪的神态，我似乎从来也没见过。
　　他付了帐，把钱放在茶托里。大家都瞧着他。我记得头一次他付了七十七个皮阿斯特。当时我妈妈几乎要狂笑出来。大家起身走出饭馆。没人说谢谢，谁也没吭一声。对这么一顿丰盛的晚饭，他们从没向他道个谢，也不向他问个好，不说再见，也不问他怎么样，从来彼此一句话都没有。
　　我那两个哥哥从来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对他们来说，似乎他是不存在的，无足轻重，无法被他们所感觉，他们对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是因为他此刻正拜倒在我的裙下，有求于我，而且他们可以断定，我是不会爱他的，那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可以忍受我的任何压力，只要这桩情爱不至于告吹就行。此外，还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而不是一个白种人。大哥之所以默不作声，无视我的情人的存在的做法正是来自这种信念，他的行为就是我们的楷模。因此，面对着我的情人，我们全家都学着哥的样子。我也一样，在他们面前，我也不能和他说话。当着我家人的面，我永远也不该和他说话在，除了偶然替他们传个话之外。比如说，吃完晚饭以后，我那两个哥对我说他们想去“泉水”舞厅喝酒和跳舞。首先他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而我，我不应该，按照我大哥的逻辑，我不应该重复他刚才所说的，不能说第二遍，如果说了这将是不对的，我必将遭到我情人的埋怨。于是他终于回答我。他低声细语，以示亲密，他说他还想能单独和我相处一小会。他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为了谢绝方才的请求。这时我又只好佯装没有听清楚，似乎这又增加了一个隐藏着的危险，似乎他说这个话的用意是想扩大事态，非难一下哥哥。既然如此，我还是不理为好。可是他还没完，接着又对我说——他还真有这个胆量说——看你们的妈妈已经很疲倦了，你们应该留着照顾她。诚然，妈妈每当在堤岸的中国饭馆吃完丰盛的晚餐之后就难免感到困倦。我并不敢多搭话。这时我听见哥哥的声音，他说了一句很短的话，尖刻、明了。妈妈立即夸起他来：我这叁个孩子就数他会说话。话音一落，我哥哥就等待着。大家都停下来；我看出我的情人的胆怯，二哥也同样害怕。他再也顶不住了。于是我们上“泉水”舞厅去。妈妈也跟着上“泉水”舞厅，她将去“泉水”舞厅打盹。
　　在我哥哥面前，他只好佯装正经。其实，他依然是我的情人，只不过此时此刻对于我来说他什么身份也不是罢了。他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人。而我的情欲也必须屈从大哥的威严，是他否定了我的情人。每当我同时看见大哥和情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无法忍受。在我大哥面前，他成了一个不可告人的无耻之辈，我们的关系也成了一种应该隐瞒的羞耻。我不能反抗大哥这些无声的命令，要是我的小哥哥，我满可以和他顶撞一番。对于我的情人，我从感情上是无法克制自己的。今天当我一提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就会重新看到大哥在和我的情人一起吃饭时那张虚伪的面孔和他那心不在焉的神态，他常常望着别处，若有所思。然而，从他那轻轻咬着牙关的神态中可以看得出来，他正在因为玩弄那种卑鄙的行为而感到烦恼和不安。他总觉得沾我的情人之光上高级馆子馆饱吃一顿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回忆之中，那猎人之夜的情景又历历在目。耳边响起一阵刺耳的警报声，一阵儿童的喊叫声。
　　在“泉水”舞厅里也一样，谁也没有和他说句话。
　　大家各要了一杯马爹利。我那两个哥哥一饮而尽，接着又要了第二杯。我和妈妈把自己的酒都让给了他们。这哥俩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他们不但仍然不和他说话，反倒说起风凉话来。尤其是二哥。他埋怨这个地方太令人愁闷，说这里没有舞女。的确，“泉水”舞厅这个地方除了周末之外，平常顾客很少。我和二哥跳起舞来。我也和我的情人跳舞，但是我从来也不和我大哥跳舞，因为我意识到某种危险，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担心一直在阻挠着我，这种危险在于他对任何人都可能施展这种不吉利的引诱，也在于我们身体的接近。
　　我们兄妹长得非常相似，尤其是脸部更象得出奇。
　　那位堤岸的华人正在和我说话，他的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他说：我到底怎么得罪了他们呢？我叫他不必为此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总是这个样子，就连我们一家人之间也是如此，无论何时何地，我们一直就是这样过日子。
　　当我们在他那单间宿舍里相会的时候，我就会向他解释。我对他说，我大哥的这种粗暴、冷淡、盛气凌人的作风都是冲着我们的事而来的。他本能的反应就是杀人，就是毁坏生活，支配生活，蔑视别人，赶走别人，让别人受苦受难。我叫他不必担心害怕，说他不会冒什么风险。因为大哥唯一害怕的人就是我，他在我面前自然会出奇的胆怯。
　　从来就没有说过你好，晚安，新年好。从来也没说过声谢谢。从来就不交谈，从来就不需要交谈。全都呆在那里，默默无言，人远情疏。这是一家铁石心肠的人，僵化透顶而无任何接近可能的人。每天我们都企图伤害对方，甚至互相残杀。我们之间不仅不说一句话，就连相互看一眼也没有。即使迎面碰上，彼此也视而不见。谁要是瞟谁一眼，那就意味着会有好奇之心而有失身份。因此，相互不屑一顾。交谈这个词在我们之间已经不复存在了。我想在这里最恰当的词莫过于“厚颜无耻”和“狂妄自大”。整个集体，无论算不算家庭，对我们来说都是可憎、可耻的。我们全都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耻辱。这就是我们兄妹叁个共同历史中最根本的因素，因为我们都是这位善良的、被社会所杀害的母亲的孩子。我们站在这个曾经迫使妈妈沦入绝境地的社会的一边。由于人们对我们这位如此和蔼、自信的妈妈的所作所为，使我们憎恨生活，也憎恨我们自己。
　　妈妈并没有预料到她的失望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说的主要是指那些男孩子，那些儿子们。不过，纵然她已经预见到了，那她能够对她自己的身世保持缄默吗？能佯装她的音容，她的目光和她的母爱吗？不会的，对她来说，她早该自杀，早该解散这个难以相处的家庭。早该让老大和那两个兄妹彻底分开。可她并没有这样做。她是如此粗心，她是如此轻率，她是如此不负责任。她向来就是如此。她已经不在人世。我们叁个对她的爱超过一般的母子情。就凭这一点，她本来就不应该对我们守口如瓶，隐瞒、撒谎。尽管我们兄妹叁个性格特点，可我们对她都有着同样的一颗儿女之心。
　　这段历史是漫长的，它整整持续了七年。开始时我十岁，然后我十二岁。然后我十叁岁。然后十四岁、十五岁。然后十六岁、十七岁。
　　母亲经历了这些年代，整整七年。而最后她的希望终于破灭了，理想终于被抛弃了，就连阻挡海水的雄心壮志也被抛弃了。我们在阳台间的阴凉处望着对面的暹罗山，尽管烈日当空，阳台间里则常暗淡，几乎一片漆黑。小哥哥死于1942年12月日本占领时期。1931年，在我通过第二次中学会考之后我就离开了西贡。在这十年当中，他只给我写过一封信。到底是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他那封信写得很得体，信是重新誊写的，没有错误，书法也很讲究。他在信中告诉我他们都很好，妈妈的学校也搞得很顺利。这是一封写满两页纸的长信。我还能认出他小时候的笔迹。他还告诉我他有一套房子，一辆汽车，还告诉我汽车的牌名。他说他又重新打起台球，说他很好，一切都顺利，还说他如何地喜欢我，紧紧地拥抱我。他没有谈到战争，也没有谈到我们的大哥。
　　每当我提起我那两个哥哥的时候，我总是把他们看作一个整体，就象妈妈那样，她也总是这么做的。我说：我那些哥哥，她在外边也这么说：我那些儿子。她总是爱用一些难听的话来形容她那两个儿子的力气如何之大。至于他们的外表长相，她却从不细谈，她不说老大要比老二强壮得多，她只是说老大和她那些北方农民兄弟一样强壮。她为她的儿子气壮如牛感到骄傲，就象她往日为她那膀壮腰圆的兄弟感到骄傲一样。和大儿子一样，她也瞧不起那些身体虚弱的人。对于我这位堤岸的情人，她和我哥唱着一个调子。我不想把他们那些言语写出来，因为那些挖苦的话犹如沙漠里腐烂的尸体一样叫人恶心。我说：我那些哥，那是因为从前我就是那么说的。只是到了后来我才改了口，因为那时候我的小哥已经长大成人，并且也成了一个受虐待的人。
　　在我们这个家里，不仅从来不过任何节日，从来没有见过一棵圣诞树，没有一条绣花的手绢，也没有摆过一束花；甚至连一个入土的祖宗也没有，既没有一座坟墓，也没有任何一个值得怀念的人。唯独只有她自己。大哥后来成为杀人犯。小哥哥则就死在空虚大哥的手里。而我却远走高飞，总算逃脱出来。直到她死的时候，只有大哥跟着她。在那个时候，妈妈因为我那个堤岸的形象——我的情人而暴跳如雷。她对在堤岸发生的一切毫无所知。但是，我看出她在窥探我，我知道她早已有所怀疑。她了解她的女儿，她发现不久以来这个孩子神态失常，看来似乎变得有点持重，引入注目，说起话来也比往常更加慢条斯理，过去她对什么都感到好奇，而如今却变成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连眼神也都变了。她已经成了她母亲不幸的旁观者，仿佛她正在步母亲的的后尘。这一切给妈妈的生活带来了突然的不安，因为她的女儿正冒着最大的危险，她将永远嫁不出去，永远无法在社会中立足，面对着这个社会，她将一无所有，毫无希望，孤单寂寞。妈妈大喊大叫地向我扑过来，她把我关在房间里，用拳头捶我，打我耳光，剥光我的衣服，凑近来闻我的身子，闻我的内衣，她说她发现我身上有那个中国人的香水味，她还迫近我，看我的内衣裤上是否有可疑的污迹。然后她便大声嚎叫，好叫全城都能听到她的声音，说什么她的女儿是个婊子，她将把她赶出家门，说她恨不得看我立即暴死，还说再也没有谁会要我，说我臭不要脸，连狗也不如。她一边哭，一边说养这么个女儿有什么用，还不如趁早把她赶出家门，名得弄脏这块地方。
　　我大哥正呆在关着我的这间屋子的墙后。
　　大哥在那里替妈妈帮腔，他对她说这个孩子该打。他的声音低沉、亲切、温柔，他对她说无论如何必须弄清事情的真相，不能让这个丫头误入歧途，不能让妈妈灰心失望。妈妈使尽全身力气抽打着我。二哥嚷着叫妈妈别管我。二哥跑到花园里去，他躲起来，他害怕我会被打死，他害怕，他总是害怕这个陌生人——我们的大哥。小哥的害怕使妈妈平息了怒气。她为她生活中的灾祸和她那有失体面的女儿面哭泣。我也和她一道哭起来。我发誓在我生活中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就连一个亲吻也没有过。我说：你想我怎么能够和一个中国人，怎么会和一个长得又丑、又娇弱的中国人干出这种事？我知道大哥正靠在门外，他在那里听着，她知道妈妈在干什么，他知道妹妹正光着身子挨打，他希望妈妈能继续打下去，直到打出毛病。妈妈并不知道大哥这一阴险、毒辣的用心。
　　那时我们都还很小。大哥和小哥哥往往无缘无故地打起来，经常是哥哥对弟弟说了一句：滚开，别在这里碍事！说着就动手打起来。他们只顾互相打，谁也不吭一声，只听见他们喘气、喊疼、还有那拳头的闷响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妈妈总是用一种大喊大叫的歌剧般的嗓门来给这战斗的场面伴奏。
　　他们都一样善动肝火，而这种肝火也只有在兄弟之间、姐妹之间或父母之间才能看到。大哥不在家里家外随心所欲、作恶欺人就感到难受。而小哥哥则因为目睹大哥这惊恐怖行径无能为力而苦恼。
　　当他们互相的时候，我们既担心小哥会被打死，同样也担心大哥会被杀掉。妈妈常说，他们在一起总是打架，从来也没有一起玩过，从来也不在一起聊聊天。他们唯一共同之处，就是他们有同一个妈妈，尤其是有同一个妹妹，不过那也只是血统相同而已。
　　我想妈妈也只有在提起大哥时才说：我的孩子。有时候她也这样叫他。而对其他两个孩子，她总说：那两个最小的。
　　家里的这些事，我们在外面什么也不说，我们首先学会对我们生活中最要紧的事——贫穷——保持缄默。还有，对其他的一切也一样保持缄默。那些最初的秘密，这个词显得有点言过其实，那就是我们兄妹的情人，我们那些在村外的幽会，最初是在西贡的街头，后来在客轮上、火车上，尔后则无处不去。
　　傍晚时分，尤其是在旱季，妈妈突然心血来潮，她叫人把屋子上上下下彻底洗刷一遍，她说这是为了干净，为了凉爽。我们的房子就建在土堤上，和园子隔开，使它免遭毒蛇、蚊子、红蚂蚁、湄公河的水患以及季风带来的水患的袭击。由于房子地势较高，所以大扫除时可以用大桶水、大桶水地冲洗，可以让它象园子一样全都泡在水里。水顺着台阶往下流，流进了院子、灌进了厨房。那些小男仆特别高兴，我们和他们在一起嬉戏，大家互相泼水，然后我们用马赛的肥皂洗刷地面。大家都光着脚丫，妈妈也光着脚丫。妈妈笑啦。这个时候我们怎么闹她都不会反对。整座房子香气扑鼻，它有一股被暴雨冲刷过的湿泥土所散发的那种清香气味，这股泥土的气味一旦和马赛肥皂的气味，和纯正、正派的气味，和那衬衣的味道、母亲的味道，和母亲那纯朴、宽宏的味道掺杂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香味。水一直流到小道上。男仆的家属都来了，连他们的客人也来了，邻居白人的孩子也来了。看着满屋子家具横七竖八、杂乱无章，妈妈非常高兴。有时妈妈会格外高兴，每当她忘掉苦恼的时刻，每当她清洗屋子的时候，那就是她最幸福的时刻。妈妈走进客厅，弹起钢琴，她只会弹那首早先在师范学校学过的、如今还背得出来的曲子。她唱着歌。有时甚至边弹边唱。她站起来，一面唱、一面跳。房子突然象一个池塘，一块河边的田地，一片水滩，一个沙滩。而我们才感到高兴。
　　正是那两个最小的孩子——小妹妹和小哥哥——首先乐极生悲，想起不愉快的往事，于是立即收起笑容，向那暮色苍茫的园子中走去。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当我们用清水洗房的时候，大哥并没有在永隆，当时他住在我们在法国的保护人——洛特-加龙省的一位乡村神甫家里。
　　大哥偶然也有笑的时候，可他从没有象我们一样笑得那么欢。我把什么都忘记啦，我忘了谈起这个，我和小哥哥都是爱笑的孩子，我们常常笑得喘不过气来。
　　战争和童年给我留下了同样灰色的记忆。我把战争时期和大哥在家里的统治混淆在一起。这也许是因为小哥哥就死在烽火连天的时刻：他的心脏，就象我上面所说过的已经停止跳动。我相信，在战争期间，哥哥一直没再见过弟弟。对他来说，弟弟的死活再也没有了解的必要。我觉得这场战争就象他本人一样，四处漫延，无孔不入。偷窃、毒害，无处不在，一切都和它搀和、搅混在一起，它存在于躯体中，存在于心灵里，醒时可见，梦里萦绕，就在那块令人爱慕的领土上，它时时刻刻无不为热衷于侵占孩子、弱者以及被征服的人民躯干而苦恼，这一切全都是因为邪恶就在那里，在家家户户之中，残害生灵。
　　我们又回到他那单身的住处。我们相亲相爱，难分难舍。
　　我有时并不回寄宿学校，而在他身边过夜。我不大愿意躺在他那热扑扑的确里睡觉，只是和他同屋就寝、同床入梦。有时我也逃学。夜里，我们上城里的馆子吃饭。他给我洗澡、给我化妆、给我穿衣服，他喜欢我。我是他生活中最喜爱的女人。他总是害怕我另有外遇而整天担心受怕。而我对这种事情从来就不在乎。也无惧怕。他之所以担心吊胆，还因为他意识到，我不仅是一个白人姑娘，而且我年纪太轻，万一泄露天机，那他将锒铛入狱。我是守口如瓶，并打算继续向妈妈、专项是大哥撒谎。我嘲笑他胆小如鼠。我对他说我们家穷得很，妈妈根本就打不起官司，再说过去她也打过不小官司，可全都一败涂地。无论是为了那本土地册，还是抗议行政当局或地方总督，甚至反对现行法律，她无不一一以失败告终，她不懂得吸取教训，叫她心平气和地等待、再等待，她办不到，她大声疾呼，那也不过是白费唇舌，枉费心机。对我们的事，她也将会如此而已，全然不必担心害怕。
　　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是一个美国人，我好象记得她是从波士顿来的。她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十分明亮，总是那样炯炯有神。那是1943年的事。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是一个红颜刚谢的金发女郎，长相相当俊俏，她常常露出一丝转瞬即逝的微笑。我突然想起她说话时那种和她寻细尖嗓子不大协调的低沉的声音。她也已经四十五岁了。她住在十六区，就是在阿尔木桥附近。她的寓所就在塞纳河岸边一幢楼房的最高一层。我们常常到她家里吃饭；冬天吃晚餐，夏天吃午餐。饭菜都是从巴黎一流的馆子订来的。菜色总是相当体面不过份量不算多，只是勉强够吃。我们向来只能在她家里才能见到她，从没有在外面见过。有时候，她家里也来一个马拉尔梅式的诗人，可经常也有一两个，甚至叁个文人，不过他们往往只来一次就再也不见露面了。我一直弄不清楚她是从什么地方邀请来这班人，在什么地方认识他们的也搞不明白到底她为什么要邀请他们来。这班文人，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一个，既没有读过，也没有听别人说过他们的作品。用饭的时间并不长。大家谈了许多关于战争的事，那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事，时间是1942年终末，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听得多，打听的也多，就是很少说话。竟然有这么多的事她都不知道，她常常为此感到惊奇，她笑了。一吃完饭，她就起身告辞，因为听她说，她还有事要做。她从来也不说到底她在忙什么。每当我们人数较我的时候，在她走了以后，我们继续在那里呆上一两个钟头。她常对我们说：你们想呆多久就呆多久。在她不在的时候，谁也不议论她。其实我想谁也广议论不了她。因为实际上谁也不了解她。我告辞回家，心里总有种似乎白天做了场噩梦的滋味，好象是在陌生人家里呆了几个钟头，那些客人也都如此，彼此都不认识，似乎都在那里消磨时间，得过且过，没有任何人情或其他方面的动作。到了那里就象穿越了第叁国国界，又好象是乘火车旅行，或者是在医院的候诊室里，在旅馆或在广场。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在那向着塞纳河的宽阔的平台上进午餐，并且在占满整个屋顶的花园里喝咖啡。那里还有一个游泳池，可谁也没下去游泳。大家举目眺望巴黎，那空荡荡的大街，还有河流和小巷。在那些行人稀少的街巷里，卡特莱兰花绽开着绚丽的花朵。我常常看着这位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几乎是随时都盯着她，弄得她有点不好意思，但我却无法移开视线。我之所以盯着她，目的是想看到这位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她总在这里而不去别处？为什么她要从如此遥远的波士顿来到这里？为什么她是如此富有？为什么人们对她竟然一无所知，丝毫不了解她的任何底细？为什么她总要似乎是迫于无奈地接待这些客人？为什么在她那深邃的眼睛里有某种死亡的微粒？为什么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所有的裙子都似乎缺少一点令人说不出来的东西，使得这些裙子仿佛不完全是她自己的，仿佛要是这些裙子穿在别人身上也会有同样的效果。这些裙子颜色都不鲜艳，端庄正统，非常浅淡，甚至是白色的，好象严冬里穿起雪白的夏装一样。
　　还有一位名叫贝蒂.费尔南代兹的。每当女人的形象在记忆中回荡的时候，男人的形象永远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挤进来。贝蒂.费尔南代兹也是一个外国女人。一提起她的名字，她就仿佛展现在你的眼前，你看，她正漫步在巴黎街头，她是个近视眼，看东西总要凑得很近很近。她常常眯起双眼，以便看得更清楚，当她向你问好的时候，手总是轻轻一握，你好！身体好吗？如此而已。现在她早已去世了。也许已经有叁十个年头了。我还记得她那潇洒文雅的风度，现在想把她的风度忘掉已经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损坏她那完美的形象，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年代里，无论是寒冷还是饥饿，无论是德国的失败还是那罪孽的彻底暴露，这一切都将永远无损于她。她永远凌驾于历史之上而出现在巴黎街头，尽管这段历史是可怕的。她的双眼炯炯有神。她穿着一身玫瑰色的旧裙子，头上戴着一顶沾满尘土的遮阳帽，步行在阳光下的马路上。她身村颀长，苗条，仿佛是一幅中国的水墨画，又象是一尊雕刻出来的艺术品。街上行人都不禁驻足观看，都为这位低头前行的确国女郎的美丽姿容感到惊讶。真是一位绝代佳人。人们从来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大家只是估计她来自外乡，来自异邦。她很漂亮，她的美貌?
　　贝蒂·费尔南代兹不但接待客人，而且也有她的“接待日”。有时我也去赴约。有一次，我在里还见到了德里厄.拉罗歇尔，此人明显患了傲慢症，他沉默寡言，为了不显得屈尊受请，他用假嗓子、用一种类似翻译的语言说话，吞吞吐吐、极不自然。可能当时还有布拉齐亚克，不过我已经记不清了，真是后悔莫及。萨特是从来不上那个地方去的。当时还有许多蒙帕纳斯的诗人，可惜我也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当时没有德国人。我们不谈论政治，只谈论文学。拉蒙.费尔南代兹高谈阔论巴尔扎克。我们常可以听他说个通宵达旦。他对巴尔扎克真正伟大之处谈不出半点，几乎忘得精光，而所谈的实际上也是十有九虚。他并没有提供多少有关巴尔扎克的情况，只是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谈论巴尔扎克就象谈论他自己的的经历一样，相传他本人曾一度试图成为巴尔扎克其人。拉蒙.费尔南代兹具有崇高的谦恭精神，甚至在他的学问中也充满着这种精神。当他在利用他的知识的时候，他便带着这种固有的坦白态度，从不立足于自我表现。他是一个诚恳的人，如果您有幸能在街上或在咖啡馆里碰见他，确实是一件高兴的事。他同样也会很高兴见到您，并且说真的，他的确乐于向您致意。你的身体好吗？这句话是按英语的句式说出来的，句子中间没有逗号，并且带着一阵笑声。须知这笑里藏刀，不怀好意。对这么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可逃脱的灾难，“抵抗运动”、“法德合作”，还有挨饿、受冻、迫害与耻辱等等，能付之一笑了事么？
　　她，贝蒂.费尔南代兹，她也只会谈论人，谈论那些她在街上看见的，或者是她所认识的人，谈论他们的身体健康如何。谈论商店货柜里还剩下什么可以卖的东西，还有什么增加牛奶和鱼类的配给供应，缓和供应短缺以及解决人们挨冻受饿的措施等等。对生活她向来了解得细致入微，在这方面她一贯表示对人的友好和关怀，既真挚，又温情。费尔南代兹一家人都是“合作者”。贝蒂.费尔南代兹曾经看着德国占领下那些空无一人的街道，看着巴黎，看着广场上那些芬芳吐艳的卡特莱兰花。她和另外一个女人玛丽-克洛德.卡彭特一模一样。她们都有“接待日”。
　　他用他那辆豪华的黑色轿车把她送回寄宿学校去。为了背人耳目，他把车停在离校门梢远的地方。此时已是茫茫夜色。她一走下车就跑了起来，连回个头也没有。一走进大门，她就看到宽阔的操场上仍然灯火辉煌。当她刚在走廊露面的时候，她就发现她正在那里等着她，她已经显得非常不安，笔直地站在那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她问她：你上哪儿去了？她说：我没有回来睡觉。她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而埃莱娜·拉戈内尔也没有追问下去。她摘下那顶玫瑰色的帽子，然后把辫子松开，打算上床睡觉。今天你连学校也没去吧？是没有去。埃莱娜说他们已经给我们学校来过电话，所以她才知道她逃学了，还叫她必须找总学监去。有许多姑娘呆在操场上黑暗的角落里，她们全都穿着白色的衣服。树上挂着一些特大灯泡。有些教室仍然是灯火通明。有的学生还在学习，有的则呆在教室里聊天，打扑克牌，或者唱歌。学校没有给学生规定睡觉的时间，因为白天实在太热，所以夜里就随便一些，学生们和那些年轻的女舍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在这所国立寄宿学校里，我们俩是唯一的白人姑娘。这里有不少混血儿，其中大多数都是被她们的父亲所抛弃的，这些父亲都是一些士兵、水手，或者是海关、村镇、公共工程等部门的小职员。他们多半是来自公共救济处。这里还有几个“四分之一混血姑娘”。根据埃莱娜·拉戈尔内的猜想，法国政府将把这些姑娘培养成为医院护士，或者孤儿院、麻风病院、精神病院的女监护。埃莱娜·拉戈内尔还认为有些姑娘将被送到霍乱和鼠疫患者的检疫站去工作。这就是埃莱娜·拉戈内尔所相信的，所以她哭起来，因为这些工作没有一个是她愿意干的，她常常说她无论如何要从这所寄宿学校逃出去。我去见那位值班女舍监，她也是一个年轻的混血女人。她很注意埃莱娜和我的行动，她说：您没有上中学去上课，昨天夜里也没有回这里来睡觉，我们只好通知您的母亲。我对她说我没有别的办法，但是从今天起，我将尽量每天回到寄宿学校睡觉，我还说这件事没有必要跟我母亲说。年轻的女舍监看着我，微笑地看着我。
　　后来我又重新开始原先那种生活。事先我也给妈妈打过招呼，她特意来到寄宿学校找女校长，请求她晚上让我自由活动，不要硬性规定我归校的时间，同时也要求她不必强求我参加寄宿生的假日散步。她说；我这个孩子自由惯了，如果不给她自由，她就会跑掉，就连我这个当妈妈的，对她也毫无办法可想。我就得让她自由。
　　女校长允许我象住旅馆一样住在她的寄宿学校里。
　　很快，我的手上就带上一枚订婚的钻石戒指。那些女舍监也就不再给我提意见了。人们原先以为我根本就没有和人订婚，可是这颗钻石价值昂贵，谁也不会怀疑它不是真货，而正是这颗送给年轻姑娘的贵重的钻石戒指使得谁也无话可说。
　　我回到埃莱娜·拉戈内尔身边。她正躺在一条长椅子上哭泣，因为她以为我马上就要离开寄宿学校。我坐在长椅上。埃莱娜·拉戈内尔躺在我身边，她那柔美的身躯在华丽的连衣裙里面自由自在，着实令我倾心。我从没有见过象她那样美的胸脯。我从没有碰过它。埃莱娜·拉戈内尔还是一个不懂得害羞的姑娘，她不知道什么叫害羞，她竟然能一丝不挂，光着身子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上帝赋予人间最美的事物，莫过于埃菜娜·拉戈内尔的身躯，那真是不可言状的美。她的身村和她那一对挂在胸部而又似乎欲脱离胸部的乳房显得十分对称。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她那丰满的乳房更富有魅力，她的乳峰丰满外凸，仿佛令人垂手可得。在如此夺目的光辉面前，连小哥那苦力般的身躯也不免黯然失色。男人的躯体总是显得干瘪、内秀。可他们的体形却经久不衷，这和埃莱娜·拉戈内尔大不一样，她的形态无法长期保持，只不过一朵季节花，不久便会叶落花谢。埃莱娜·拉戈内尔来自大叻高原。她的父亲是镇上的官员。不久前她正好在学期中间来到这里。她胆怯害怕，常常愿意呆在你的身旁不言不语，或是哭泣流泪。她有一种山里人特有的暗红的肤色，因此人们很容易认出她来，因为这里所有的孩子都由于贫血和天气酷热而脸色苍白、发青。埃莱娜·拉戈内尔不上中学课程，她不知道上学，也不懂得学习，她什么也记不住。她在寄宿学校里读小学的课程，而上这些课根本毫无用处。她依偎着我哭了起来，我抚摸着她的头发和她的双手，我对她说，我将跟她一起留在寄宿学校里。埃莱娜并不知道自己长得非常漂亮。她的父母也不知道要把她培养成个什么样的人材，他们只想尽快把她嫁出去，埃莱娜可以随意找到任何一个未婚夫，可她并不想去找，因为她不想结婚，她一心想跟着妈妈回国去。最后，她还是按着妈妈的愿望嫁人了。她要比这个头戴小丑帽、脚穿金丝鞋的我长得更加漂亮，但我要比她更加成熟，更加接近结婚的年龄。当然埃莱娜·拉戈内尔也满可以出嫁，可以配偶成婚，只是她什么也不懂，你可以吓唬她，可以给她解释会使她害怕的一切，可以叫她呆在那里，乖乖地等着。
　　埃莱娜·拉戈内尔还不懂得我所懂的一切。然而她已经是个十七岁的大姑娘了。就如我所猜想一样，我所知道的，她永远也不会知道。
　　埃莱娜·拉戈内尔的躯体沉甸甸的，天真无邪，她的皮肤就象某种水果的表面一样光滑柔嫩，而这种柔嫩很快就将会感觉不出来，只能让你产生少许的幻觉。埃莱娜·拉戈内尔令人产生杀她的念头，令人做起亲手杀她的美梦。她身上虽然有一副象似精白面粉的形象，可她自己却无所感觉，这些东西将赐给玩弄它们的那双手，赐给吸吮它们的那张嘴，而她却不把它们记在心上，也不了解它们，更不了解它们那神奇的威力。我真想吮埃莱娜·拉戈内尔的奶，就象他在中国城那间房子里吮我的奶一样，我每天晚上都到那里去，去那里加深我对上帝的认识。我对她那宛如精白面粉的酥胸贪婪无厌。我真想把她带到我每天晚上所去的地方去，让他和她在一起，我将可以通过她获得一种彻底的享受，然后我死也甘心。
　　我爱慕拉戈内尔如同爱我那堤岸的情人一样，我把他们看成是一样诱人的血肉，只不过拉内尔的肤色更加明亮，更加洁白无瑕。她的每一个举动，每滴眼泪，每个缺点，每一处无知，都可以使他的形象反复展现。埃莱娜·拉戈内尔就是这个可怜男人的妻子，这个堤岸的、中国的难以理解的男人。埃莱娜·拉戈内尔也是属于中国。
　　我没有忘记埃莱娜·拉戈内尔。我没有忘记这个可怜的男人。自从我动身回国以后，自从我和他分手以后，整整两我没有接近过任何一个别的男人。而这种神秘的忠诚应该是属于我自己的。
　　我当时还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因为那是我栖身的地方，除此之处，别无他处。就在这个冷漠无情，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我最深深地相信我自己，我有我自己最基本的抱负，那就是将来我一定要从事写作。
　　我在堤岸情人单身宿舍里渡过的那些时光，曾经给这块灰暗的灰暗的地方带来了短暂的欢快。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地方，是和死神咫尺相邻的地方，是暴力、痛苦、失望、蒙受耻辱的地方。这就是我那堤岸的委身之处。它在大河的彼岸。然而有朝一日，我将会渡过大河去寻找新的归宿。
　　我不知道埃莱娜·拉戈内尔后来的情况，也不知道她现在是否还活着。是她第一个离开了寄宿学校，比我动身回法国早得多。那时是她妈妈要她回到大叻去。我好象记得是让她回去结婚，因为她可能碰上一个刚从大城市来的人。也许我弄错了，我把我想象的和埃莱娜·拉戈内尔奉母亲之命被迫回国一事混淆在一起。
　　让我也向你们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事情是这样的：为了抽鸦片烟，我大哥偷了佣人的钱，还偷了妈妈的钱。他翻箱倒柜，又偷又赌。父亲临死前在那名叫“两海之间”的地方买下了一座房子。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家产。由于他在赌场连连失利，妈妈只好把房子卖掉替他还债。可这也不够。永远没有够的时候。当我还很小的时候，他就企图把我卖给古波尔咖啡馆的顾客。正是为了他，妈妈才有心思活下去，为了他能够吃饱、睡暖，为了他还能听得见呼唤他的名字。妈妈省吃俭用，用了十年的积蓄替他在安布瓦兹附近买下一块地产。可这块地产一宵之间就被他抵押出去。妈妈只好支付利息。从我说过的那片林场砍下来的木头也都被他一宵之间输个精光。他还偷窃我这位快死的妈妈的钱。他是一个专门翻箱倒柜的家贼，他嗅觉灵敏，善于搜索，无论是成堆的布料还是细小的藏物都难逃厄运。他还偷过亲戚的东西，什么首饰、食品等等，一偷就是一大堆。他还偷过杜阿姨、男仆人和我小哥哥的东西。至于我，他自然也没有少偷。他差点没把自己的妈妈也给卖掉。当妈妈刚刚断气而尸骨未寒的时候，他便急急忙忙把公证人请来，假惺惺地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他最善于逢场作戏，此时此刻他如丧考妣。公证人说这份遗嘱无效，因为死者过于偏袒她的长子的利益而损害我的权益。差别之大，令人觉得可笑。我必须当机立断，或接受，或拒绝。我表示接受：我签了字。我终于接受了这份遗嘱。大哥两眼低垂，说了一声谢谢。他呜咽地哭起来。他可能由于在南方当过法奸与敌人合作而遭当局追捕，他再也不知道哪里能有藏身之处。他终于跑到我家里来避风。我一直也不很清楚其中的底细，可他毕竟避开了一次危险。也许他曾经出卖过一些人，出卖过一些犹太人，这些事他都可能干得出来。每当他杀了人之后，或者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他总是显得十分温顺、亲热。当时我丈夫还被关在集中营里，大哥还表示同情他。他在我家里住了叁天。我忘记了他的老毛病，所以每当出门的时候，我什么东西都没有锁起来。当时我把用自己的配给证买下来的白糖和大米储存起来，以便等我丈夫回来时可以食用。他到处搜查，随意取走我的东西。他还翻弄我卧室里的小衣柜。他终于找到他可以下手的东西。他把我全部的积蓄五万法郎统统拿走，分文不留。他带着赃物离开了我的公寓。后来当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并没有和他清算这笔老账，这对他来说实在太丢脸了，我真不好意思开这个口。在他登到那张伪造的遗嘱之后，为了换得一口面包，他竟然把那座冒牌的路易十四城堡也给卖掉了。这笔买卖也象那份遗嘱一样，也是弄虚作假，鱼目混珠。自从母亲死后，他就孤零零地一个人，他在世上没有一个朋友。他从来就没有交过朋友，他在蒙帕斯曾经有过几个女人在他手下“干活”，有时他并不叫这些女人干活，至少开始的时候不叫她们干活，有些时候也雇用一些男人，不过这班男人往往还得向他倒贴钱。他孑然一身，生活在极端孤独之中，尤其是他的晚年过得更加凄凉。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坏蛋，他的动作是微不足到的。他让他周围的人感到害怕，只此而已。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丧失了他那真正的王国。他还不是一个强盗，只是一个家里的二流子，一只翻箱倒柜的家鼠，一个赤手空拳的杀人犯。但他从不感到绝望。既然所有的坏蛋都能活着，他也照样能活下去，他没有果敢之处，整天担心受怕，惶惶不可终日。自从母亲死了以后，他就过着一种古怪的生活。在图尔，他只认识咖啡馆里的侍者，拿他们做为他了解情况的“渠道”，那班酒气熏天的常客则是他在咖啡馆后厅打牌的陪客。他亦步亦趋，开始效仿他们，他拼命地喝酒，两眼充血红肿，嘴巴歪斜，模样凶狠。他在图尔已经一无所有。当他把两处地产变卖抵债之后，两袖清风，空空如也。他在母亲租下的那间家具贮藏室里住了整整一年。他睡了整整一年的扶手椅。多亏当时房东开恩，允许他进屋栖身，使他能得在那里呆了一年。后来，房东终于下逐客令，把他拒之门外。
　　在这一年期间，他何尝不想赎回他那块已经典押出去的地产，他把母亲留在家具贮藏室里的家具一件一件地输光了，还铜制佛象，铜制器皿，后来连床、衣柜和床单也都拿出去当赌注。最后终于全被输光，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之外，一无所有。孑身一人，孤苦零丁。在这一年里，谁也不愿意收留他。他给巴黎的一个表兄弟写信求援。终于在马尔赛普市弄到一个勤杂员的房间。这位五十开外的老光棍总算谋得有生以来第一个职业，领到有生以来头一份工资。他是海运保险公司的勤杂员。我想他在那里足足干了十五年。他进了医院，但没死在那里，而死在自己的家里。
　　妈妈从不对谁说过这个孩子的不是。她从不抱怨自己的儿子。她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这个偷鸡摸狗、翻箱倒柜的人。这种母爱简直就是一种罪过。他一直隐瞒这种罪恶的母爱。如此母爱着实令人费解，对任何不了解她的儿子的人来说，就是当着上帝的面也无法解释。关于她的儿子，她总是喜欢谈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本来在我们兄妹叁个当中该数他最聪明、最赋有“美感”，最精明能干，并且还是一个最爱他母亲的人。总而言之，他可算是最了解她了。她说，我真没想到一个男孩子竟然能够如此敏感，如此富有深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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