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金卡和刑吏》反映了本世纪三十年代欧洲一次巨大的经济危机如何波及到捷克农村，致使大批小商人破产、农民受剥削和贫困的情景。
　　有那么几天，军训遇到了困难。我们几乎是逆流而行。军旗已在对岸寻找我们了。河水要能冻成冰就好了，那我们就不会感到它又宽又长，像离圣诞节还有两年似的。完全没有冬天的景象，只有弥漫的浓雾，完全像是从水里升腾起来的一种瘴气，它会使人全身酸疼，引起伤风感冒。要说老天爷也是长了眼睛的，他大慈大悲，知道人们已经没有取暖的东西了，要是他还送来严寒，那岂不是这里冻死一个，那里冻死一双吗。干吗要引起人们这多的不满和怒喊呢。何况这种浓雾对痨病还是大有裨益的，比如让你一个劲地咳，咳呀、咳呀，咳得你不能再咳了，那大伙儿也就会非常高兴，因为安宁有了。只不过你个人算是倒了霉，但谁也不会去为一个痨病者的死亡大喊大叫的。
　　我们队伍也就这么稀稀拉拉地朝前赶，汗湿透了全身。好不容易才进到一个村子，那里全是些黄色、蓝色的矮平房。村里的人像是死绝了，没有一个人出来欢迎我们，谁也不理我们。大姑娘对丘八微笑送秋波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了啊，只是在歌曲里还能听到，而在现实生活中连孩子们都不屑于瞧我们一眼。
　　我们在村里较空旷一点的地方扎营，恰好在一个小饭铺的前面。这倒是个好机会，我说，咱们干吗要把钱留在口袋里呀，它不会给我们变出个火炉来的，倒不如去饭铺里暖和暖和。于是我们去了。真倒霉，门钉得死死的，我们捶了几下也没个回音，真想把它砸开。一想，何必呢，外面都这么潮湿阴冷，里面也不会暖和到哪里去。
　　嗨，反正已经发了稍息令，用不着急忙赶回去，呆在广场上干瞪眼，去挨饿受冻？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可想？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小饭铺的旁边不远处，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店，门上写着：概不赊帐。
　　真是，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任何时候也没有人给我们赊帐，何况我们本身就是债主，我们还等待分期付款呢。可我们还得卖苦力，还得忍饥挨饿。现在我们就饿着。我们只是要点面包、咸肉之类的东西就行了。
　　我们去开小店的门，响起了铃铛声。一些商店的老板通常都喜欢到工厂去订做自己铺子要挂的铃铛，从不把订做的铃铛转卖给别人——如果我是个瞎子，像刚才这种响声，那我准知道，我是来到了一个杂货铺，那我也可能像奶奶和父亲他们那个时候一样，只买一个铜板的块糖。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铃铛声，好像只响了一半，而不是它的全部响声，像是谁偷走了它的半个芯，它没有使出自己全部的能耐，它的那个实芯像是丢了，不管怎么说，听起来它是缺少了点什么。
　　“大娘，”我说，“我们来要点咸肉。”
　　我没瞧见她人，可是我知道，她准是坐在那边黑洞洞的某个地方，灰白的头发，动作敏捷，眼睛机灵，在柜台后面来回不停地打转，能照管到整个店堂。果然不错，她是坐在那边，可她的头发却更加灰白，脸色发青，很不灵活，她发话了：“咸肉？我们没有。”
　　“那么香肠，大娘，”我说得更加委婉。
　　“香肠？我们没有。”
　　“喏，大娘，”我说，“大批的可能没有，品种也不会那么齐全，哪能同饭馆的菜单相比呢，吃完了正餐，还来点甜点心。只给我们来半个长面包就够了。”
　　我这个人总喜欢开个玩笑或弄个恶作剧之类的事，可一想，过一会儿就得出发，肚子还饿得咕噜咕噜作响。
　　“这样吧，大娘，我们还要赶路，空着肚子怎好行军呢，您是不是让我们进厨房里去看看？”
　　“你们去吧，”她说，并随手将门推开，“去吧，那里也不会有的。”
　　我去了。看来是没有。
　　门被一条粗汉带上了。
　　“我们想来要点面包，”我解释说。
　　”赊帐不行，”那条大汉斩钉截铁地提高了嗓门说。
　　“我们不赊帐，我们有现钱。”
　　“可我们没有。”
　　“那我们可以给你们。”
　　“我们又拿什么呢，”
　　“拿杂货铺的某些东西，拿……”
　　拿什么？拿什么？我环视了一下整个店堂，这就明白了，刚才杂货铺的铃铛为什么响起来好像是缺了半个芯似的，原来盛着琳琅满目、香味扑鼻的各种杂货的货架、口袋以及一格一格的抽屉全都空出来了。现在这间屋子显得倒不算太黑，我的眼睛能见量又大了些，一眼望去，这店堂空荡荡的。
　　“大娘，”我惊奇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娘不语，倒是那条粗汉答话了。他说人们唱着一首可怕的歌子，还说人们总想骂人。村里的情况糟糕得很。已经有两年没活干了，树林的灌木丛也已有两年不见长出什么新树来，饥饿的樵夫只好改行去给他人篆刻墓碑，得点钱还不够偿还新近的债务；信贷失灵，苛捐杂税加重。而我们还想在这里买些什么，还说给他们钞票，这不是找上门来挨骂嘛。
　　只见一些空麻袋奇怪地拖曳着，货架也是七歪八倒的，只在靠近柜台的一个货架上还有两打蜡烛、几包磨刀石和几捆鞭子，就这些东西。这条粗汉将一大口唾沫吐到一块木板上，那板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赊帐——无望中的一点希望吧，然后他用自己那只宽大的手将唾沫搓掉，擦净了用粉笔记下来的这一年里的所有赊帐，顿时，就像是的鼻子发酸，于是鼻涕眼泪一下子弄湿了这块木板，接着只见一只鞋子飞了出去，那木板被踢了一个底朝天，只见背面写着：杂货铺两打蜡烛，几包磨刀石，几捆鞭子……突然一种恐惧向我袭来，我把一个克郎紧紧地攥在手里，放进口袋的深处，转身向门口走去。
　　当我们感到十分尴尬、极为可怕的时候，列金卡来了。
　　我真觉得，她是来搭救我们的，是来把我们从一种令人不快、可说是某种狂乱的、被浓雾深深地罩住的境地里解救出来。小小的列金卡，鼻涕还未擦干净呢，头上扎着她妈妈的头巾，显得特别活泼愉快，就像是刚参加过一个春光明媚的花园舞会才回到家里来似的。
　　“你们带我去吗？”她问，圆瞪着双眼。
　　倘若是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这样发问，我想，你一定会闭上眼睛，定一定神，然后会说出一个“不”字来的。而当一个八岁的小姑娘，如此信任地来问你，我看你一点也不会含糊、躲躲闪闪；更不会把帽子拉下来将脸盖住，或用手捂住耳朵。列金卡只有八岁。
　　“我们带你去，”我说，“你知道我们会带你去的。那你想上哪儿去呀？”
　　“到城里去。”
　　“那我们就带你上城里去吧。你想到城里去干什么呢？”
　　“买东西，”她说。她这句话把所有在这个空荡荡的店堂里的人都逗乐了。
　　“好呀，把整个百货大楼都给搬来吧。”
　　连那个有点奇怪的大汉也都笑自己小女儿的天真。白发苍苍的老大娘用手擦了擦十字架。
　　列金卡要去买东西。列金卡她有钱。列金卡她还是个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孩子，一旦她稍大些，她就会知道当前的情景有多可怕。打今年春天起，她就梦想着谁能给她一点钱，她就把这个空空荡荡的店堂布置一番，好好地过一个圣诞节。从春天起她就做着这个梦。就是穷人家的孩子，一旦得到一个铜板，也会立刻拿去买块糕饼或一根棒棒糖的。而列金卡偶尔也能得到一个铜板，可她并不为不能去糖果铺而觉着遗憾、不快，相反，她一有了点钱，立刻径直地朝那个早已无人去捡蛋的鸡窝奔去，那儿有她用自己最后的雪花膏瓶盛着的宝藏，也就是她的保险柜。
　　“打春天起就开始了，列金卡，那你的钱一定攒得不少大约有那么半秒钟的时间，她对我们还有所怀疑。可我们却大饱了眼福，我们大伙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想看个究竟。列金卡十分严肃地抽出了她的左手，只见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小包被紧紧地攥在她手里。当她打开这个小包的时候，还环视了一番，看我们中有否见钱就眼红的人，而后她将钱摆在柜台上，叠成一垛一垛的。二十、三十、六十个赫勒，一个、两个、三个、八个、三十八个克郎。
　　“全部财产。列金卡，买什么？”
　　买核桃、买糖果，给父亲买双袜子，项目开了一大串，差不多比二十个赫勒排成一排还要长。
　　二十个赫勒为一垛地摆在柜台上，然后这几垛用来买袜子，那一个克郎买糖果。硬币碰着柜台的硬木面发出当啷声，这时杂货铺的铃铛声响了。
　　一位身着一件毛都快掉光了、显得十分寒碜的皮大衣的人来访。
　　哟，这位先生我们不早就认识了吗。我们进村不久，他就像条忠实的狗总跟在我们的后面，他喜欢我们，是个好好先生。我们六十个都是带枪带刀的军人，他还跟我们玩假兵的游戏。等我们驻下后，他还挨家挨户去吩咐、关照一些事情，看还剩下一些什么问题没解决。
　　我们认识他。
　　是个好的刑吏。我虽然不曾见过他的眼睛，但我可以肯定地说，那是一双蓝色的。
　　很快我们就熟悉热闹了起来。这简直有点滑稽可笑——他还能从这铺子里弄到什么呢。很可能他是来为我们找面包的。也许不，他是来要这些蜡烛或鞭子？我们敢打赌，他是来拿这些鞭子的——等一支蜡烛烧尽了，你才去找它上面曾贴过什么样的商标。
　　刑吏阴沉不快地环视了一下店堂。
　　“什么也没有，是吗？”
　　“是的，什么也没有。”
　　他拽住了鞭子的一端——你瞧，我们猜对了吧，他想拽一些质地优异一点的，也就是编得紧一些的，以便抽打起来能发出更好听的“啪啪”声——他重又把它放下了。连鞭子都不怎么带劲。年轻人，这是什么世道啊，简直令人不解，这还是个什么杂货铺呢，这岂不是对那块板上写着“杂货铺”三个字的一种讽刺嘲笑吗。
　　“什么也没有，喏，那我们就走吧。”
　　列金卡站在一个角落，她把自己的宝藏赶紧用手绢包起来。
　　“那我们走吧。看你这身打扮，列金卡，你是要上哪儿去吗？”
　　“到城里去，刑吏先生，去买东西。”
　　老好的刑吏说得十分缓慢且和善：
　　“好啊，好埃去买东西。有哪个地方你没有钱去能买到东西的？那我也到那里去。”
　　列金卡遭到奚落。没有钱。谁说她没有钱。列金卡重又打开了她的小包袱，柜台上重又响起了硬币的当啷声。列金卡已经使我们相信了，我看，这位先生也会同我们一样相信她的。当守本分的刑吏看到了这些钱，听到了列金卡如何一点一滴地攒起来的，如何把谁给她买糖块、买果子的钱省下来，又从谁那儿得到了采摘樱桃的钱后——倘若真有天国，我就把他们直接送到那边去，何必活受罪呢——他抚摸着列金卡的头，说她真乖，真听话，要永远像这样听话，随即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本子，在本上写了点什么，之后把纸撕下来，交给了那位粗野的杂货铺老板，说道：“我入到了去年的帐上，”他说，“还剩一百八十个克郎没给，我还没包括手续费，不过那将是很便宜的。再会。”
　　他要走。
　　路经柜台时，他把列金卡的钱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我呆呆地望着他，死死地盯着他，我的头在发晕。他会回来的，他不能这样做，他这是在闹着玩的，他是个好人呀。
　　杂货铺的铃铛响了。就响了一次。没有响第二次。
　　刑吏站在门中间，他又回来了。我们就知道，他是在开玩笑。
　　这会儿，他把手伸进口袋里——你赶快伸呀——他掏出来钱——你赶紧掏呀——他把钱给列金卡——给呀，他给她五个赫勒，并且说：“你真乖，愿你总是这样听话，让你双亲都高兴快乐。”
　　铃铛声第二次响起，响得那么可怕、强烈，整个心都在猛烈地敲响，像突然拉起了警报似的，整个村子都能听到，而我们已在村中广场上站好了队，扛起了枪，准备出发了。
　　当我们开走的时候，从水里升起来的浓雾仍然弥漫着大地，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当然也就瞧不见那条忠实的狗。
　　而列金卡呢？
　　明摆着的，她哭了。
　　发生在本世纪的经济竞争这一不利形势中的这个一九三二年的军队圣诞节的故事并非臆造、杜撰，连那浓雾，那两打蜡烛，那个列金卡以及那个守本分的刑吏都是真的。它紧紧围绕和紧扣住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一个士兵所曾见到的真实情景。所以说不可能杜撰出来一个结尾——它也不会有结尾的。
　　它还是没有结尾。
　　致古斯塔·伏契科娃
　　〔捷〕伏契克蒋承俊译
　　我的果实系晚熟之列，
　　从地狱污水升起的浓雾中汲汁、甘甜，
　　当雾气弥漫忧郁的草原，
　　当初雪履盖蜿蜒的山峦。
　　弗·克·沙尔达
　　我亲爱的。
　　我俩要再像孩子似的在一个阳光普照、和风吹拂的临河的斜坡上携手漫步是没什么希望了。
　　我想再有那么一天，重新生活在和平、宁静、舒适与满足中，在书籍友爱的怀抱里，写下我们曾共同谈论过的、二十五年来在我脑海里构思和成熟起来的一切是没什么希望了。当他们捣毁了我珍藏的书籍的同时，他们也就把我生命的一部分埋葬了。但我决不屈服，决不让步，坚决不让自己生命的另一部分在这间２６７号白色牢笼里不留丝毫痕迹地完全毁掉。因此，我现在正从死神那儿窃取来的一点时间，抓紧写一些捷克文学的札记。请你永远记住将要把我的手稿转交给你的那个人，正是他使我不至于完全、彻底地从人世间消失。他给我的笔和纸，唤起了我一种只在初恋时才会有的感情，引发出了一种难以言传的心绪。当然眼下没任何文献资料，更无从引经据典，要写出一点东西来是不容易的，即或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些活生生的，我似乎可以触摸到的一些东西，然而对我的读者来说却会是些模糊和不现实的。因此，我得首先给你，我亲爱的，给我的助手和第一个读者写信，因为你最能猜透我的心思，而且你还可以和拉扎以及我那位白发苍苍的出版家一起做些必要的补充。我的心和脑子可说是装得满满的，但这儿的四壁却空空如也。你要写有关文学评论、札记一类的东西，而手头上却连一本哪怕只让你瞟上一眼的参考书都没有，这岂非咄咄怪事。
　　命运原本就是那么荒诞不经。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那广袤的旷野、阳光和风。多么愿意成为生活在它们之中宇宙万物的一分子：像只小鸟或一簇灌木，一片云或一个流浪汉。然而多年来，我就像树根一样地注定要生活在地下。这些树根或许长得歪歪扭扭很是难看、发黄的，它们被黑暗与腐烂物包围着，然而它们却使地面上的生命之树昂首挺立。无论有多大的风暴也休想将那根深蒂固的生命之树吹倒。这就是树根骄傲之所在。我也以此感到骄傲。我从不后悔我成了树根。
　　我没什么可悔恨的。我力所能及的，我都做了，并且乐意去做。但是那光明，我钟爱的光明，我多么愿意破土而出，在它的光照下茁壮成长，长得挺拔高大；我多么希望也能开花，也能结出可供食用的果实来呀。
　　喏，有什么法子呢？
　　在由我们这些树根支撑着的树上，一代新人正在发芽生长、开花结果。他们是社会主义一代的工人、诗人以及文学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纵令迟一些，但他们将会更加出色地去评论我已无法评论了的一切。这样，我的果实方能变得甘甜和丰硕起来，虽然已永不会再有白雪飘落到我的山头。
　　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８日于２６７号牢房致戈培尔部长的一封公开信—捷克知识分子的回答
　　国社党的宣传部长、宫廷小丑戈培尔，从所谓的捷克知识分子中挑选了几名代表，邀他们去德国，聆听他的演说，并大肆渲染此行之重大意义。他那充满恬不知耻的收买和威胁利诱的演说不仅是对被邀者而言，而且也是对捷克整个知识界而发的。按戈培尔所说，捷克民族还来得及表明其态度：是“心甘情愿地参加到德国新秩序的建立过程中来呢，还是在其中进行反抗”。言下之意，是跟德国友好呢还是与它作对。这位部长还进一步强调说，捷克民族想走哪条路这取决于知识分子的引导，因为人民的想法总是与他们思想的领导阶层的想法是一样的。这就是戈培尔演说的精神实质。
　　纳粹分子们曾力图用尽各种手段来分化瓦解捷克民族的英勇反抗。但他们从来也没得逞过。他们曾力图引诱捷克青年。这也是白费力。他们努力讨好捷克工人阶级，其结果是他们的一些走狗连从工厂、车间逃走都来不及。如今他们想利用捷克知识分子来钻进民族的心灵这或许会奏效的。“请到我们这儿来服务吧，”戈培尔露骨地说，“这对你们有利，好处是大大的。”他活像个准备要签定一个一本万利的合同的商人：你们上我们这儿来服务，一旦我们拥有了你们，那么整个捷克民族就将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了，要知道，人民的想法总是与他们的思想的领导阶层的想法是一样的。换句话说，要是你们叛变了，那么整个民族也就会被出卖。这样说虽不太含蓄，但却更准确些。
　　捷克知识分子面对这般卑鄙的建议，如此下流的侮辱，是不能不作出回答的。我们有为自己本身、自己的荣誉、为自己的民族以及民族中的一切进步力量、民族解放斗争行列中和我们携手并肩的一切人们发出回答声音的义务。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回答。我们，捷克的音乐家、演员、作家、工程师；我们，被你们的恐怖政策所捆绑着双手的我们；我们，自己成千上万个同志在你们的牢狱和集中营里遭受着非人的折磨的人们。
　　我们，捷克知识分子，我们现在就来回答您。
　　戈培尔部长。
　　永远不会，您听到没有，我们永远不会背叛捷克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永远不会去为你们服务；我们将永远不会为黑暗和奴役服务。
　　您期望我们什么呢？让我们在捷克人民中间帮助扩散您那字字句句都浸透了谎言的欺诈宣传吗；让我们用自己诚实的劳动，在我国文化界赢得的名声去为这种欺诈宣传涂脂抹粉吗；让我们把自己的声音和笔杆奉献给您，为您的谎言所支配吗；让我们滥用自己人民的信任，并劝他们走上必将导致毁灭的道路吗？不，我们决不这样做。
　　您期望我们什么呢？让我们合伙干你们那些血腥的暗杀吗；让我们与你们的盖世太保为伍，像你们一样的穷凶极恶吗；让我们像盖世太保屠杀捷克人民的身体那样地去毒害他们的灵魂吗；让我们帮助你们的所有暴徒来镇压你们制服不了的捷克人民的骄傲和壮丽的反抗吗？不，我们决不这样做。
　　您究竟期望我们什么呢？让我们自戕？我们当然不会这样做。
　　我们，正如您所称谓的那样是“民族思想上的领导阶层”，我们确实和自己国家的人民有着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联系。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民，而是说我们代表他们、表达他们的意愿。我们，我们这些文化人和自己民族的最进步的力量总是生死相联的，这我们是知道的。在捷克知识分子曾经确实是民族思想上的领导阶层的各个时期，在捷克文化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各个时期，捷克文化中所有著名人物都是和使得人类进步的最大胆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在它的伟大旗帜下，我国人民为自己的生存而战，虽受尽折磨、备受熬煎，但并没有毁灭沧亡，因为他们从不放弃斗争。
　　“为人类的自由——在我国曾经
　　鲜花怒放。
　　——今天的捷克人仍旧这样，
　　——一如往年：
　　这个信念把我们大批带进了坟茔，
　　却又把我们引上光荣的路
　　——前进，再前进。”
　　这是一位捷克诗人写的，戈培尔部长，这位捷克诗人早在许多年前，就已经代表所有的人，代表我们和我国人民选定了一条能够把我们引向自由和民族独立的唯一的道路。但它并非是你们压迫我们的叛变的道路，而是一条为反对奴役而斗争的道路，一条为争取我国、你们国家以及整个欧洲人民的自由而斗争的道路。我们誓死不离开这条道路。
　　在捷克历史上，有过不少反动的捷克统治者、阔人进行政治叛卖的劣迹，这些人只要能保住自己的财产和特权的话，他们就心甘情愿地出卖捷克人民的自由，甚至整个民族的政治生命。但是，在捷克历史上，您决不会找到有捷克文化人政治背叛的一页——我们坚信，我们决不会在自己的历史上写下这样的一页。
　　“我们在暴风雨中诞生，
　　一步一步在暴风雨的阴茔中前进，
　　傲然走向我们灿烂的目标，
　　只在自己的民族面前我们才肯折腰。”
　　这也是那位捷克诗人写的，戈培尔部长。而您却认为，我们，在经受了几世纪可怕的压迫，但却并未屈膝的捷克民族的知识分子们，您认为我们，与捷克人民血肉相联的我们，会在您的面前俯首帖耳吗？真是一个疯子。
　　您答应给我们一些“好处”。当真的？“一旦这些问题获得解决（也就是说—当捷克知识分子的叛变之事着手进行），那么在捷克的电影事业面前就会展开一个空前广阔的销售市抄…捷克人就会有可能输出自己的电影、自己的文学和自己的音乐。”您是这样说的吗？是的，您确实是这样说的。什普勒河岸上可怜的跛足罗累莱，你的那诱惑性、魅力藏到哪儿去了？我们捷克有这样一句谚语，“欲把鸟来捉，先诱之以好听的歌。”可您连一首好听的歌都不会唱嘛。您想拿什么东西来诱惑我们呢？输出捷克电影，这是您说的，然而窃去捷克电影工作者筹建起来的最完善的电影制片厂、扼杀处于萌芽时期的捷克电影艺术，使之不能充分发展的不正是你们吗？
　　“输出”捷克文学，这是您说的，然而野蛮地横扫我国的整个文学，没收和销毁捷克作家们的最优秀的作品，把捷克文学作品从捷克的图书馆里扔出去；甚至毁损马哈的《五月》，不仅清剿当代的诗集；连六百年前出版的查理四世的自传也不放过，妄图毁灭全部捷克文学的不正是你们吗？
　　您想用输出捷克音乐来诱惑我们，这是您说的，然而用没完没了的禁演来破坏我们的音乐生活，妄图用恐怖、暗杀手段压制我们伟大的作曲家的不正是你们吗。禁止我们歌唱的也是你们，不让我们儿童们唱捷克民歌的还是你们。你们封闭我们的大学，使我们的小学德意志化，把我们的校舍、剧院、音乐厅、美术馆变成了你们的军营，你们掠夺霸占我们的科学研究机关，使我们无法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你们想把记者们都变成头脑简单、刻板的自动机器，你们消灭成千上万的文化工作者赖以生存的基础；毁坏各种文化以及创造民族思想领导阶层的一切基椽—而正是你们自己却想借着这一领导阶层的帮助来继续你们那令人难耐的疯狂行为。部长阁下，“这是要引起伤疤来回答的玩笑”，我们可以用这位伟大的德国剧作家的这句话来回答。
　　是的，就连这位伟大的德国剧作家的作品都已经不准上演了。对我们来说这真是一幅极好的关于你们那些“好处”的说明图埃它使我们注意到，在你们打算向捷克文化进军之前，你们早就围剿了自己的德国文化。你们扼杀伟大的德国人文科学，把当代最杰出的一些德国科学家从本国驱逐出境，一些著名的德国诗人和作家不是被赶出国境；就是被折磨致死，你们大量地烧毁了一些最著名的德国哲学家的著作，你们荒废了德国的画室，践踏了德国戏剧的光荣，你们捏造德国的历史，从德国文学中删除了其最伟大的创造者之一亨利希·海涅和其他名气较小的作家的名字和作品，你们还阉割歌德和席勒的创作思想，你们把自己国家的“文化领域”变成了一片荒漠，屠杀、歼灭或迫使自己本国的“思想领导阶层”缄默不语——而今你们又反倒来邀请捷克的思想领导阶层去“参加”你们的那个福利事业。怎么参加？也就是作为你们下一个牺牲品而已。因为你们是不可能给捷克知识分子以任何好处的。您想砍掉捷克知识分子的脑装，但要他们自己引颈就屠。谢谢您的邀请。对不起，我们不参加。
　　我们见识了您的那些“好处”。我们鄙视您的那些威胁。
　　从您冗长的演说中，我们能接受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您自认无法摧毁捷克民族。一年半以来，你们的铁蹄踏遍了我们的国土，无处不遭殃、不受罪的，监狱里塞满了我们的男人、女子，甚至儿童都不放过；屠杀我们最优秀的人们。一年半以来，你们一直在窒息我们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生活。一年半以来，你们力图用恐怖手段迫使人们在“卐”字前屈膝就范。而经过了这般狂暴的一年半之后，就连您——一个惯于说谎的纳粹的宣传部长也不得不承认，你们一无所获，我们仍在抗拒；而且要抗拒到底。是的，这一点我们是同意接受的，并对自己顽强的抵抗引以为豪。但是，假若您，一个卑劣的诽谤者认为，我们捷克知识分子的自豪感和气节比不上培育我们成长的捷克人民的话；假若您认为我们会听任您的诱惑和吓唬，从而使我们背弃自己的人民而与你们一道去反对他们——那就请您再听一次我们的回答：不，不，永远也不。
　　假若您问我们是否愿意参加建设新的欧洲，我们的回答是：是，是，是的，而且是尽快地建设。
　　不过这将是完全另一个欧洲，决非为您所说的那个欧洲。
　　你们的那个“新秩序”实际上是个旧的无秩序，那是靠屠杀牺牲在你们手下的千百万人的生命来维持的。所以您才如此迫不及待地催促我们。所以您才希望我们快，快，快；尽快地成为你们新的、一头丰满的羔羊，“心甘情愿”的牺牲品，“赶早不赶晚”。否则就要来不及了，谁来不及了？
　　你们本来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您是在什么样的时间里给我们提出了那个厚颜无耻的号召的。你们发动了战争——强盗式的战争，你们在战争中暂时告捷，你们正在向前推进、占领、枪杀、轰炸、放水淹没，但是，这一切的结果如何呢？目标越来越落空，你们曾为此而发动了一场战争，你们的目标一步一步离开你们越来越远，已相距十万八千里了，就是你们自己现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你们曾经占领了一些国家，它们当然成了你们进攻苏联的基地，但是你们的宣传、倒行逆施，使被你们奴役的千百万人睁开了双眼，在他们的思想和心中充满了对你们和他们本国的反动派；对于隐藏在各种假面具下的法西斯主义的强烈的憎恨。然而也是你们使这些人满怀一个统一的、要求真正自由的坚强意志——如今这就是你们妄想建立“新的”法西斯欧洲的结果。你们还可以在各个方面继续给予疯狂的打击，然而除了你们自我毁灭之外，你们什么也组织不起来了。所以，无论是你们，或是你们往昔的伙伴，如今的敌对者英国，都不能结束这次战争。你们在欧洲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你们发动了海陆空全面的战争，然而，结束这次战争的却是在地下，在你们残酷地把捷克人民、法国人民、比利时人民、荷兰人民、丹麦人民、挪威人民、西班牙人民、意大利人民以及你们本国人民驱赶到的那个地下。
　　不是你们，我们再向您说一遍，这一点您自己现在也知道得很清楚，不是发动了这次战争的你们，而是被你们卷入战争的各国人民，是你们徒劳地妄图将他们变成奴隶的各国人民，是以革命的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依靠苏联的强大威力——随着你们的每一个“成就”而日益壮大的威力——的各国人民，是这些民族、人民来亲自结束这次战争，亲自来粉碎你们的计划，并亲自来建立他们现在还只能是理想的新欧洲——纳粹匪徒绝迹的欧洲，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分子绝迹的欧洲，中饱私囊的下贱胚绝迹的欧洲，自由劳动的欧洲，自由的各国人民的欧洲，真正的新欧洲，社会主义的欧洲。捷克知识分子的代表们
　　（尤利乌斯·伏契克撰写的秘密传单，１９４０年秋）
　　伏契克和《绞刑架下的报告》蒋承俊
　　“千百万人正在为争取人类自由而进行着最后的斗争，成千上万的人在斗争中倒下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作为这最后斗争的战士的一个，这是多么壮丽埃”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的英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尤利乌斯·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发出的心声。这些闪烁着崇高的理想光芒、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语句，被一代一代的革命者广为传颂。
　　伏契克１９０３年出生在布拉格斯米霍夫工人区的一个工人家庭。少年时的伏契克就十分努力学习，如饥似渴地读书，最喜欢跑旧书店。他的夫人在《忆伏契克》一书中就写道：布拉格的所有旧书店都留下了伏契克的足迹，他同许多店员交上了朋友。有时他全月的工资几乎都拿去买了书，连第二天的午饭钱都没有了。他从大量的阅读中发现有的书在讲真话，有的却谎话连篇，还有的书什么也不说。他认为，“不论对什么，都不要缄默不言，缄默就是撒谎。要讲个一清二楚，以便使谎言连篇的书和什么也不说的书完全绝迹。”
　　１９１８年他第一次参加“五一”节游行时，写了一首诗：“上层：‘平民在下面嚎叫什么？’‘他们说在全国笼罩着饥饿、哭泣。’‘嘿。要知道对付这些的工具是有的——监狱或刽子手。’下层：‘也许老爷们说得对。
　　但我们感到笑声比哭泣可爱，
　　请相信：
　　我们才会过更好的日子。’”
　　这时的伏契克还只是一个不满十五岁的少年，却这般勇敢地反对社会的不公正，反对统治阶级的“老爷们”。
　　伏契克十八岁时就加入了刚刚成立的捷克共产党，１９２８年起任党的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编辑。１９３９年９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了捷克。捷共被迫转入地下，伏契克毅然留在布拉格坚持斗争，１９４１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１９４２年４月因叛徒出卖，被德国法西斯逮捕，次年９月８日被害于柏林的勃洛琛斯狱中。
　　伏契克从被捕那天起，就受到极其残酷的拷问和毒打，濒临死亡的边缘，难友们都为他做了临终祈祷。但他却以坚强的毅力，忍受着一般人难以忍受的折磨，从死亡的床上醒来了。生命不息，斗争不止，活一天就同敌人斗一天。他清楚地知道，当他一旦落到秘密警察的手里，就不会再有生还的希望。他正是根据这一点来行动的。他组织并领导“狱中集体”同纳粹匪徒作斗争。“为了把铁窗里的今天和自由的明天连接在一起”，他用笔做刀枪，在狱中坚持写作。他得到了一位好心肠的捷克看守——科林斯基的帮助：给伏契克铅笔头，一张张碎纸片，为他放哨，并把写好的小纸卷送出狱外，分藏在许多不同人的手里。捷克解放后，伏契克的夫人和他的至友拉迪斯拉夫·什托尔找到了这位看守，并耐心地寻找到了这些小纸条，经过整理于１９４５年出版。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报告》是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用鲜血凝成的壮丽诗篇。伏契克在《报告》里向全世界人民控诉了德国法西斯惨绝人寰的血腥罪行。请求那些活过了法西斯时代而幸存下来的人们，记住那些在决定性的关头做着一切需要做的事情的默默无闻的人们：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叶林涅克夫妇，参加革命工作时还带有点少女任性、顽皮劲的丽达……这些都是伏契克在《报告》里雕塑的一座座高大的英雄形象。伏契克认为“每一个忠实于未来、为了美好的未来而牺牲的人都是一座石质的雕像。而每一个妄想阻挡革命洪流的腐朽过时的人，即使他现在带着金色的肩章，他也只能是一个朽木雕成的木偶。”伏契克深刻地揭示了人的伟大与渺歇—雕像与木偶，从而向人们指出生活中应该选择的道路。
　　伏契克可谓尘世上最纯洁、最真诚和最朴实的凡人。他对妻子的爱简直是洁白无瑕、忠贞无私。在《报告》中专门有一节是写他妻子的。他总是怀着欢乐和爱恋的心情回忆、赞美她。“她品德高尚，诚挚热情，她是那艰难而不安定的生活中的珍贵而忠贞的伴侣。”“斗争和经常离别使我们变成了一对永恒的情侣，我们不止一次而是数百次地在生活中感受到那初次会面和那初次抚摸时的激情。无论在欢乐或忧愁、激动或悲哀的时刻，我们的心总是跳动在一起，我们的呼吸总是融合在一起。”他渴望同他妻子重逢，他在《报告》中详尽地描述了他想见到她的心情。但是他清楚地知道：“我俩要再像孩子似的在一个阳光普照、和风吹拂的临河的斜坡上携手漫步是没什么希望了。”他情不自禁地喊出：“别了，我的亲爱的。”他希望他的妻子永远坚定和勇敢地活下去。他并且写信给他的妹妹，要她在适当的时候转告他妻子：“我一直希望着她能幸福，愿她即使没有我也能幸福地生活。她会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是可能的。在工作中，在别人的心中，任何人都可以被代替。”多么高尚、无私的人埃这才是真正的爱情。
　　伏契克此时正当壮年，他渴望爱情，热爱生活，他知道自己没有生还的希望，但是决不以玷污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称号作为代价去换取生命。他在《报告》里痛斥了那些不配做捷克人的刽子手。这些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会变得比魔鬼更可恨。他们都是些极为阴险、狡猾、凶残的木偶，受法西斯和各种反动势力牵动的木偶。正是这些木偶，构成了纳粹反动统治的支柱，是黑暗时代的灾星。伏契克用他的鲜血和生命发出了谆谆嘱咐：“人们，我们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埃”是的，一切为人类进步事业献身的人们，都无不感谢伏契克真诚的提醒：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警惕那些公开的和隐藏的、残忍的和阴险的、形形色色的木偶。
　　伏契克死了，一个伟大的生命熄灭了。但他那伟大的精神却与世长存，代代相传。他的《报告》不仅是捷克无产阶级文学中的经典著作，也是全世界进步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
　　从１９４５年在捷克出版以来，《报告》已被译成八十多种文字。
　　在我国，早在五十年代，就先后发行过根据俄文、法文转译的两个版本。这部光照千秋的著作，将继续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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