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走出楼房，又从刚才那两个依然在无精打采地擦着同一处台阶的犯人旁边走过。外面的气温升高了至少十度。他在楼前的台阶上停下脚，望着不到一百码处一伙囚犯正沿着高速公路拣垃圾。骑在马上的武装警卫在路边沟里监视他们。过往的车辆并没有减速，只是稍微绕一下。亚当纳闷犯了什么罪的人可以在铁丝网外那么靠近高速公路的地方干活。似乎除了他没人关心这事。
　　他选取捷径走向他的车，光是打开车门发动汽车那么一会儿，汗水就湿透了全身。他从卢卡斯办公室后面停车场的车道向左拐，然后驶入监狱的主要干道，又驶过那排房前花木繁茂的漂亮白房子。一个多么文明的小社区。路边的箭头指示去十七囚区向左。他慢慢拐过去，立刻上了一条土路，并很快就见到一片围墙和铁丝网上锋利的尖刺。
　　帕契曼的死监建于一九五四年，官方命名为加严管制区，或简称严管区。按照惯例在内侧墙上挂着一块金属板，上面列着日期，当然，有州长的名字及各位曾参与过建设的重要人物及早就被遗忘了的官员们，当然还有建筑师和施工者。这就是当时的工艺水平——红砖砌成的单层平顶建筑从中心延伸成两个长方形。
　　亚当把车停在砂土地的停车场上的两辆车之间，打量看那建筑。从外面看不见铁栏杆，也没有警卫在周围巡逻。如果不是围墙和带刺的铁丝网，它很可能被当作一所郊区小学。建筑物的一端有一个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场子，一个囚犯独自在没草的球场上对着变了形的篮板运球投篮。
　　亚当面前的围墙起码有十二英尺高，顶部装有几股绞在一起的粗粗的带刺的铁丝网和一圈令人生畏的闪闪发光的尖刺。围墙笔直，到拐角处与一座岗楼相接，警卫在岗楼上向四下了望。围墙从四面围住死监，相当对称地在每一拐角都耸立着一座岗楼，岗楼顶有玻璃的了望哨台。围墙外就是无边无际的庄稼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死监是建在棉花地中间的。
　　亚当下了车，突然感到一种被幽闭的恐惧，于是用劲握住那薄薄的公文包的提手。透过大门上的锁链，他凝望着那在炎热中的平顶建筑，这就是他们杀人的地方。他小心地脱去外衣，只见衬衣早已湿透并贴在胸前。胃里的撞击又回来了，而且异常猛烈。因为两腿发软，膝盖发抖，他向警卫室迈出的头几步慢而笨拙。当他走到岗楼前抬头望着时，他那双时兴的带扣饰的皮鞋已满是灰尘。一个穿制服的和蔼女人用绳子系下来一只像是洗车用的那种红桶。“把你的钥匙放进桶里，”她身子探出栏杆，简单地说了一句。围墙顶部带刺的铁丝网在她下面离她还有五英尺。
　　亚当立刻照办。他小心地把他的钥匙放进红桶，桶里已经有了十来个钥匙链。他看着桶被提起，几秒钟后停下，她把绳子系好，于是小桶被无辜悬吊在半空。如果吹来一阵微风它就会晃动，只是在这闷热的真空中连呼吸的空气都不够，风早已死去许多年。
　　警卫检查完亚当，有人在什么地方按了开关或扳了杠杆，亚当不知是谁，但一阵嗡嗡声传来，面前两扇沉重的用锁链连着的大门向两边滑动了数尺使他能够进入。他在土路上走了十五步停下来时身后的大门关上了。他学到了监狱安全制度的第一条基本规程——每个守卫着的出入口都有两道上锁的门。
　　当第一道门在他身后关上并自动锁上后，第二道门才进入开启程序并顺着围墙滑动。正当这一切发生时，一个胳膊有亚当的腿那么粗的矮胖警卫出现在建筑物的大门口并沿着砖路向入口处踱来。他腆着肚子，梗着粗脖子，似乎在等待亚当，而亚当正在等着通过入口处。
　　他伸过巨大的黑手自我介绍：“警官帕克。”亚当与他握了握手并立刻注意到他脚下有一双闪亮的牛仔皮靴。
　　“亚当·霍尔，”他说，努力让自己尽量自然地把手收回。
　　“来看萨姆，”帕克像在陈述一个事实。
　　“是的，先生，”亚当奇怪是否这里所有人都径直称他为萨姆。
　　“你是第一次来这儿？”他们开始向那建筑物慢慢走去。
　　“是，”亚当看着近处几扇开着的窗户问，“所有死监的囚犯都在这儿吗？”
　　“没错。今儿有四十七，上星期少了一个。”
　　他们走近大门。“少了一个？”
　　“对。最高法院变了卦，只好把他挪到普通牢房。我必须搜你的身。”他们站在门口，亚当紧张地四下看了看，想看明白帕克想在什么地方给他搜身。
　　“把腿分开一点，”帕克说，已经把公文包拿过去放在水泥地上。此刻那双时兴的带扣饰的平底皮鞋呆在原地不动。虽然他有些晕头转向，而且一时手足无措，但亚当在这可怕的时刻想不起有人曾要求他分开双腿，哪怕只是分开一点点。
　　帕克是个专家。他熟练地拍拍袜子，轻巧地向上移到抖得不轻的膝盖，接着很快搜了腰部四周，又在腋下迅速搜了一遍，似乎亚当会穿着肩套，里面藏着一只小手枪。警官帕克对亚当第一次的搜身很仁慈地只用了几秒钟便告结束。帕克用他粗笨的右手灵巧地伸进公文包，然后交还给亚当。“今天看萨姆可不是个好日子，”他说。
　　“我听说了，”亚当回答，又把外衣甩到肩膀上。他面向铁门，似乎现在该是进死监的时候了。
　　“这边走，”帕克低声说，走下台阶顺草地转过墙角。亚当顺从地跟着他，沿着又一条红砖铺的小路走到一个普通的没什么特点的门前。门口长满了杂草，门上没有任何牌子和标志。
　　“这是什么地方？”亚当问。他粗粗地记得古德曼对于这个地方的描述，但此时此刻所有的细节都变得模糊不清。
　　“会议室。”帕克用钥匙打开门。亚当进去之前先看了一眼四周，希望判明自己的位置。这扇门挨着牢区中部。亚当的感觉是警卫和他们的主管们不喜欢律师们四下闲逛窥视。所以才把出入口设在外面。
　　他深深吸了口气走进房问。没有别的律师来探视他们的当事人，这使亚当觉得特别受鼓舞。这次会见可能会有吵闹甚至也许很激动，他宁愿这一切私下里进行。至少此刻房间里是空的。房间很大，足够几个律师在这里会见当事人并讨论案情。这房间看来有三十英尺长十二英尺宽，水泥地，日光灯十分明亮。房间远处是一整面红砖墙，顶端有三个窗户，就像牢区外墙一样。很明显这间会议室是事后才想到并增建的。
　　一个不大的窗式空调器在愤怒地咆哮着，但产生的冷气却少得可怜。房间被砖和金属板的隔墙整齐地分隔开，律师在一边而囚犯在另一边。隔断下部是三英尺的砖墙，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台面给律师放他们的拍纸簿并记录他们和委托人的谈话。直抵天花板的一面厚厚的金属材料做的明亮的绿色隔板结实地立在台面上。
　　亚当慢慢地走到房间的一头，墙边是各种各样的椅子，有绿色和灰色的废旧公家椅子，还有折叠式的、窄小的咖啡椅。
　　“我得锁上这扇门，”帕克迈步出门时说，“我们会把萨姆带来。”门砰地关上了，留下亚当一个人在屋里。他立刻在房间的一头找好了一个位置，万一再来一个律师，肯定会选择房间的另一端，这样大家都可以保留一定程度的隐私。他拉过一把椅子放在台前，把外衣放在另一把椅子上，拿出他的拍纸簿，拔出笔帽，然后开始啃指甲。他试图停止这个动作，但他做不到。他胃里在翻江倒海，他的两腿止不住地哆嗦。透过隔板他研究着犯人那边的座位——同样的木制台子，同样的一排旧椅子。在隔板的中心部位有一个窄长的窗口，四英寸乘十英寸，通过这个小孔，他将与萨姆·凯霍尔面对面。
　　他紧张地等待着，不断地告诫自己要镇静，别紧张，放轻松，他能处理好这一切。他在拍纸簿上涂抹着什么，但说实话连他自己也不认识。他卷起袖子，四处张望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藏着窃听器或摄像机，但这个地方太简单太朴素，他无法想象会有谁在这儿搞窃听。如果警官帕克是一种象征，那这里的工作人员该是很悠闲的，几乎是漠不关心的。
　　他研究了两边的空椅子，猜想有多少绝望的人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在这里和他们的律师相见，听上几句抱有希望的话。时钟嘀嗒嘀嗒走个不停，有多少紧急的请求从这个隔板的窗口里传递过？有多少律师就坐在他现在坐的位置上告诉他的当事人他已无能为力，死刑将如期执行？这是一种悲观的想法，但是让亚当镇静了不少。他不是第一个来这里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他是个律师，受过良好的训练，才思敏捷，而且还有强大的库贝事务所作为后盾。他可以担当此任。他的腿渐渐不再发抖，并且不再啃指甲了。
　　门突然喀啦一响，惊得他浑身一哆嗦。门慢慢地被推开，一个年轻的白人警卫迈步走进房间犯人座一侧。他身后就是穿着鲜亮的红色连衣裤、戴手铐的萨姆·凯霍尔。他阴沉着脸扫视了一下房间，然后眯着眼睛向隔板这边望来，最后把目光聚焦在亚当身上。另一个警卫拉着他的胳膊，把他带到律师对面。他很瘦，苍白，比两个警卫矮了六英寸，但他们似乎并不难为他。
　　“你是谁？”他盯着亚当，而亚当此刻正在啃着指甲。
　　一个警卫搬了一把椅子放在萨姆的身后，另一个警卫把他按在椅子里。他始终盯着亚当。警卫转身走开，在将要离开时亚当开口了：“请你们除去他的手铐，可以吗？”
　　“不，先生，我们不能。”
　　亚当困难地咽了口唾液。“除去它们，好吗，我们要在这儿呆好一会儿，”他说着，试图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强制性。警卫们相互看了一眼，似乎从未听到过这种要求。他们很快拿出钥匙，摘除了手铐。
　　萨姆并没有被感动。在警卫开关门的声音中，他仍然透过隔板上的窗口瞪着亚当。门在砰的一声巨响中关上了。
　　他们单独在一起了，这是凯霍尔式的家庭团聚。空调轰隆轰隆地响着，漫长的一分钟里这是唯一的声响。虽说他努力鼓足勇气，却仍无法使自己的目光与萨姆相对超过两秒钟。他忙乎着往纸上记下些重要的笔记，在他自言自语地念叨着每一行字时他能感觉到萨姆灼热的目光。
　　最后，亚当从窗口递过一张名片。“我叫亚当·霍尔。我是库贝法律事务所的律师，总部在芝加哥，孟菲斯设有分部。”
　　萨姆耐心地从正面到反面察看着那张名片。亚当留心地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他的手皱纹很多，而且被烟熏成了深黄色。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唯一的颜色是来自像粘在脸上的盐和胡椒一样的五天不曾刮的胡子茬。他的头发很长，灰白，而且油腻，光滑地梳在脑后。亚当很快明白了他和录像中定格的形象完全不同，也同一九八一年受审时他自己最后那些有名的照片不同。他如今已是一个相当老的老人了，不健康的皮肤，眼睛周围布满了皱纹，年龄与苦难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前额上。他脸上唯一吸引人的那双锐利、湛蓝的眼睛正从名片上抬起。“你们这些犹太小子从不打退堂鼓，是吗？”他的声调愉快、平静，听不出里面有怒气。
　　“我不是犹太人，”亚当说，不再躲闪萨姆的凝视。
　　“那么你怎么会给库贝事务所干事？”他把名片放在一边。此时他的语调温和而缓慢，带着一个在六英尺乘九英尺的囚室中单独生存了九年半的人所能有的耐心。
　　“我们雇人主张机会均等。”
　　“很好，我想你们做事一律恰当而合法，完全符合所有的民权决议和那些联邦改良法案。”
　　“当然。”
　　“库贝事务所现在有多少合伙律师？”
　　亚当耸耸肩。这个数字每年都不同。“在一百五十左右。”
　　“一百五十个合伙律师，有多少是妇女？”
　　亚当本想去数又迟疑了一下。“我实在不知道，也许有十二名。”
　　“十二名？”萨姆重复着，嘴唇几乎不动。他的手稳稳地握在一起，眼睛一眨也不眨。“所以妇女合伙律师不到百分之十。你们有多少黑鬼合伙律师？”
　　“咱们能不能称呼他们黑人？”
　　“啊，当然，但是这个称呼也过时了，他们现在愿意被称为非洲裔美国人。你在政治上那么正确，肯定足以能明白这一点。”
　　亚当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你们有多少非洲裔美国人合伙律师？”
　　“我想是四个。”
　　“少于百分之三。我的天哪，库贝事务所，提倡民权公正和政治活动自由的伟大堡垒，事实上是在歧视非洲裔美国人和女性美国人。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亚当仍在他的纸上胡乱涂抹。当然他可以辩解，将近三分之一的助手是妇女，而且事务所尽了最大努力去聘法学院最优秀的黑人学生，以至使两位在最后一分钟失去了工作机会的白人男士控告他们歧视白人。
　　“你们有多少犹太裔美国人合伙律师？百分之八十？”
　　“我不知道。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但是，对我来说可重要得很。我总是觉得让这些明显的带有偏见的人来代理我使我尴尬。”
　　“很多人会发现雇用本事务所很合适。”
　　萨姆小心地从他的连衣裤上唯一看得见的口袋里掏出一盒蓝色的蒙特克莱烟和一个一次性打火机。连衣裤没有系扣子，露出胸前厚厚的一层灰白的胸毛。连衣裤用的是很薄的棉布。亚当无法想象这里没有空调怎么生活。
　　他点着了烟并向房顶喷了一口。“我以为我和你们的人已经没关系了。”
　　“不是他们派我来的，我自愿来的。”
　　“为什么？”
　　“我不知道。你需要个律师，而且——”
　　“你怎么这么紧张？”
　　亚当连忙把手指从牙缝中拔出，并让两腿停止哆嗦。“我一点也没紧张。”
　　“你就是紧张了。我在这儿见过不知多少律师，从没见过像你这么紧张的。怎么了，孩子？你怕我穿过这隔板把你抓住？”
　　亚当嘟囔着并试图挤出点笑容。“别开玩笑，我没紧张。”
　　“你多大了？”
　　“二十六。”
　　“你像二十二。什么时候从法学院毕业的？”
　　“去年。”
　　“太棒了。犹太混蛋送了个新手来拯救我。我早就知道他们背地里盼着我死，现在证实了。我杀了些犹太人，现在他们想杀我。我从来都是对的。”
　　“你承认你杀死了克雷默家的孩子？”
　　“这他妈的是什么问题？陪审团说是我干的。过去九年来，各上诉法庭都说陪审团的决定是正确的。就是这么回事。你他妈的是谁？问我这种问题？”
　　“你需要个律师，凯霍尔先生，我是来帮助你的。”
　　“我需要的可多了，孩子，但我他妈的肯定不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热情的小童子军给我忠告。你是危险的，孩子，而且你太笨了，没有自知之明。”这些话同样是从容不迫地说出来的，不带一点感情色彩。他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烟卷，漫不经心地把烟灰弹进一个嵌在台子里的烟灰缸里。他的眼睛偶尔眨一下，脸上却不动声色。
　　亚当还是在记着一点意义也没有的笔记，并试图透过隔板上的窗口与萨姆的目光相遇。“听着，凯霍尔先生，我是个律师，我在道德信念上是坚决反对死刑的。我受过良好的教育，良好的训练，研读了第八修正案的文件，我能给你帮助。这就是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免费服务。”
　　“免费服务，”萨姆重复着，“多大方。你知道吗？孩子，现在每个星期起码会有三个律师提出要免费代理我，都是大律师，有名的律师，有钱的律师，一些真正狡猾的蛇。他们全都巴不得坐在你现在坐的地方，推敲所有那些最后关头的请求和申诉，接受采访，抢镜头，在最后的时刻拉着我的手，接着观看他们用毒气处死我，然后再开记者招待会，和书商签约，和电影制作人签约，或许会签约拍个反映正宗三K党谋杀犯萨姆·凯霍尔的生活与时代的电视系列剧。你看，孩子，我有名气，我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传奇。当他们临近杀死我的时刻，我会变得更有名气。因此，律师需要我。我值大把的钱。一个病态的国家，对吗？”
　　亚当摇摇头。“你所说的那些我都不想要，我保证。我要写个书面保证。我要签一个完全保密协议。”
　　萨姆笑了笑。“是啊，等我死了谁会去执行它？”
　　“你的家人，”亚当说。
　　“别提我的家人，”萨姆断然地说。
　　“我的动机非常单纯，凯霍尔先生。我的事务所代理了你七年，所以我几乎知道你档案中的一切。我也对你的背景做过深入研究。”
　　“你们都一样。有上百个蠢驴记者鉴定过我的裤衩。有不少人都似乎对我所知甚多，可是眼下所有这些知识加起来对我都毫无用处了。我只剩下四个星期了。你知道吗？”
　　“我有一份裁决书复印件。”
　　“再过四个星期，然后他们就会毒死我。”
　　“所以咱们还是着手工作。我向你保证除非你授权给我，否则我不会向新闻界说一句话。我不会重复你告诉我的任何事，我也不会和任何书商或制片人签约。我发誓。”
　　萨姆又点燃一支烟，盯住了台子的某一个地方。他用右手的拇指挠右边的鬓角，烟头离他的头发只有一英寸。很长的时间只听见窗户上的空调器在轰轰作响。萨姆抽着烟，沉思着。亚当在纸上胡乱地涂抹着，他的腿不再抖了，胃也不再疼痛，为此他颇感得意。尴尬的沉默使他想到萨姆可能就是这样坐着边吸烟边想事，在可怕的沉默中度过了多少天。他想得不错。
　　“你对巴罗尼熟悉吗？”萨姆很快地问。
　　“巴罗尼？”
　　“是的，巴罗尼，上个星期第九巡回法院判下来的，加利福尼亚的案子。”
　　亚当从他的记忆里搜寻巴罗尼的线索。“我也许看到过。”
　　“你也许看到过？你受过良好的训练，阅读广泛，等等，现在你说你也许看到过巴罗尼的案子。你是什么样的二把刀律师？”
　　“我不是二把刀律师。”
　　“对的，对的。那么关于得克萨斯州控艾克斯案呢？你当然看过这一个？”
　　“是什么时候判下来的？”
　　“六个星期之内。”
　　“什么法院？”
　　“第五巡回法院。”
　　“与第八修正案有关？”
　　“别犯傻，”萨姆满脸不屑地嘟囔着，“你认为我会花时间去读有关言论自由的案子？到时候是我自己的屁股坐在那边，老天，是我自己的手腕子脚脖子给捆得紧紧的，是我自己的鼻子给毒气熏着。”
　　“不，我不记得艾克斯。”
　　“你都看过什么？”
　　“所有重要的案子。”
　　“你看过贝尔富特的案子？”
　　“当然？”
　　“说说贝尔富特。”
　　“这是什么，小测验？”
　　“这是我想知道的。贝尔富特是哪儿人？”萨姆问。
　　“我记不得了。但是案名是贝尔富特控埃斯特尔，是一件划时代的案子，一九八三年最高法院裁定死刑犯在申诉时不得将有确凿根据的要求留在日后提出。大概的意思是这样。”
　　“噢，噢，你读过它。不使你吃惊吗，同一个法院竟可以随时改变想法。想想吧，两个世纪来美国最高法院允许合法的死刑。他们说死刑是合乎宪法的，在第八修正案中有明确的规定。而到了一九七二年，美国最高法院却对同样的、没经过修改的宪法有了新的解释并把死刑列为非法。接着，在一九七六年美国最高法院又说死刑其实最终是符合宪法的。这全都是穿着同样黑袍的一群蠢货在华盛顿同一座楼房里干的事。现在美国最高法院在同一部宪法下又一次改变了规则。里根手下的小子们没有耐心阅读太多的申诉，所以他们宣布要关闭某些通道。我觉得不可理解。”
　　“好多人都不理解。”
　　“那么杜拉尼呢？”萨姆问，狠狠地吸了口烟。屋子里几乎没有空气流通，烟雾在他们的头顶上聚积着。
　　“哪里的？”
　　“路易斯安那。你肯定读过。”
　　“我是肯定读过。事实上，我读过的案子可能比你多，但我不想费心去记住它们，除非我用得着。”
　　“在什么地方用？”
　　“请求或申诉。”
　　“那么说你经手过死刑案。有多少？”
　　“这是第一个。”
　　“为什么我对他们派你来这事感到不放心？那些库贝事务所的犹太佬律师们送你来是为了在我身上积累经验，对吗？让你获得实践经验，以后可以写在你的履历上。”
　　“我告诉过你——不是他们派我来这儿的。”
　　“加纳·古德曼怎么样？他还活着吗？”
　　“是的，他和你的岁数差不多。”
　　“那么他活不了多久了，是不是？泰纳呢？”
　　“泰纳先生很好。我会转达你的问候。”
　　“噢，请你务必转达。告诉他我实在想他，事实上是想他们两个。他妈的，几乎用了我两年的时间去解雇他们。”
　　“为了你他们俩干得几乎脱了一层皮。”
　　“叫他们给我寄帐单来。”萨姆自己咯咯地笑出声来，这是他进来后第一次笑。他不时地把烟头捻灭在烟灰缸里然后点着另一根。“事实是，霍尔先生，我讨厌律师。”
　　“那是美国人的习惯。”
　　“律师追逐我，起诉我，控告我，迫害我，强迫我，最后把我送到这个地方来。等我到了这里，他们追逼我，更加强迫我，欺骗我，现在他们又用你这个盲目的、根本不知道该死的法院门朝哪面开的新手来替他们对付我。”
　　“没准我会让你惊奇的。”
　　“你要是能把你的屁眼和地上的洞分清，那将是一个绝妙的惊奇，孩子，你将会是库贝事务所里第一个拥有这种知识的小丑。”
　　“是他们使你能有七年时间不进那个毒气室。”
　　“那我就该感激涕零了？这个死监里有十五个居民比我的资历更长。为什么我就该是下一个？我来这里九年半。特里蒙特来了十四年。当然，他是非洲裔美国人，这对他有用。你该知道，他们有更多的权力。要想处死他们更难，因为无论他们干了什么都是别人的错。”
　　“那不是事实。”
　　“你他妈的知道什么是事实？一年前你还在学校，还整天穿着条褪色牛仔裤和你那些充满幻想的伙伴们在高兴的时候喝啤酒。你还没有生活过，孩子，别对我说什么是事实。”
　　“所以你希望尽快把非洲裔美国人处死？”
　　“不是个坏主意。实际上那伙流氓多数都想进毒气室。”
　　“我相信在死监里这是少数的意见。”
　　“你可以这么说。”
　　“而你，当然，是不同的，并且不属于这里。”
　　“对，我不属于这里。我是个政治犯，我是被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目的送进来的。”
　　“我们能否讨论一下你是否有罪？”
　　“不。但是我没干过陪审团加给我的罪名。”
　　“那么说你有一个同案犯，是另一个人放的炸弹？”
　　萨姆用他的中指搓着他前额深深的皱纹，像是在冥思苦想什么。不，他是突然深陷到一种拖延时间的沉思中。会议室比他的牢房要凉快得多。谈话漫无目的，但总是在和一个人谈话，而不是和警卫或隔壁看不见的难友说话。他要尽量地拖延，使这次谈话越长越好。
　　亚当研究着他的笔记，准备着下边该说什么。他们随便地聊了二十分钟，东拉西扯，没什么明确的方向。他决定在临走前一定要把他们的家族史挑明。但他不知从何开始。
　　又过了几分钟，谁也不看谁。萨姆又点燃了一支蒙特克莱。
　　“你为什么烟抽得这么凶？”亚当终于开口了。
　　“我情愿死于肺癌。这是死监里所有人的共同愿望。”
　　“一天多少盒？”
　　“三到四盒。”
　　又过了一分钟。萨姆不紧不慢地抽完他的烟，和蔼地问：“你在哪儿上的学？”
　　“法学院在密执安。大学在佩珀代因。”
　　“那是在什么地方？”
　　“加利福尼亚。”
　　“你是在那儿长大的吗？”
　　“是。”
　　“多少个州有死刑？”
　　“三十八个州。虽说多数并不实行。似乎只在南方比较流行，得克萨斯、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
　　“你知道我们尊敬的州议会修改了法律。现在我们可以死于致命的一针。这样就更人道了。不是很好吗？但是这不会用在我的身上，因为我的判决是在几年前。我得去吸毒气。”
　　“也许不会。”
　　“你是二十六岁？”
　　“是。”
　　“一九六四年生的。”
　　“对的。”
　　萨姆从烟盒里又拿出一支烟，在台子上磕了几下。“在什么地方出生？”
　　“孟菲斯，”亚当没有看他。
　　“你不懂，孩子。这个州需要来一次死刑，而我恰好是最近的一个牺牲品。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处死人就像杀个苍蝇一样，而我们这个州的良民百姓们弄不懂为什么我们的小小毒气室至今没有被使用。暴力罪行越多，就有越多的人企盼死刑。那会让他们感觉好些，好像司法系统正在努力消除谋杀案件。政客们在竞选时许下诺言，要建更多的监狱，实行更严厉的刑法和更多的死刑。这也是为什么那帮杰克逊的小丑们表决通过以致命注射方式处决。那应该是更人道，更不使人反感，因而更容易实行。你明白吗？”
　　亚当微微点点头。
　　“现在是该执行死刑的时候了，我的劫数就要到了。所以他们玩命地赶，你阻止不了他们。”
　　“我们总可以试试。我要争取这个机会。”
　　萨姆终于点燃了烟。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从两唇之间的小缝中徐徐吐出。他用双肘支撑着将身子微微向前探了一点，从隔板的窗口中向外凝视着。“你从加利福尼亚的哪一部分来？”
　　“南洛杉矶。”亚当瞥了一眼那双锐利的眼睛，移开了目光。
　　“你的家还在那里？”
　　一阵轻微的痛苦在他的前胸扩散，他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萨姆眼睛一眨也不眨地喷出一口烟。
　　“我父亲死了，”他的声音有些发抖，并向椅子里缩了缩。
　　长长的一分钟过去了，萨姆安稳地坐在他的椅子边上。最后他问：“你的母亲呢？”
　　“她住在波特兰，又嫁人了。”
　　“你的妹妹在哪儿？”他问。
　　亚当闭上眼睛垂下头。“她在上大学，”他喃喃地说。
　　“我想她是叫卡门，对吗？”萨姆柔声问。
　　亚当点点头。“你怎么知道的？”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萨姆从隔板前退回，缩进那张金属折叠椅里。手里的烟头掉在地板上，他看也没看。“你为什么来这里？”他的声音变得坚定而严厉。
　　“你怎么知道那是我？”
　　“声音。你的声音像你的父亲。你为什么来这儿？”
　　“埃迪送我来的。”
　　他们的目光匆匆相遇，这次是萨姆先移开了。他慢慢向前探了一下，把双肘放在两个膝盖上。他凝视着地上的某一点，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
　　然后他用右手捂住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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