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家人和朋友都在一楼等候，他们尽量呆在离那位先生远一些的地方。办公室和门廊里挤满了我们的同事和熟人，有好几十人，都在等候着我们获救，当他们看到我们时，只听得一片欢呼声。
　　因为我浑身是血，他们把我送到地下室的一个小健身房里。这个小健身房也是我们公司的，但这些律师们从来不用它。因为我们太忙了，几乎没有时间来锻炼，如果发现谁还有闲工夫，准得又派上更多的活儿。
　　医生立刻把我包围了，我的妻子却不在其中。我向他们解释说这血不是我的，他们立刻松了口气，所以先给我做了一个常规检查。血压有些上升，脉搏快得厉害，他们给我服了一片药。
　　我真想洗个淋浴。他们却把我放在一张桌子上，让我躺下观察我的血压。“我是不是要休克？”我问道。
　　“恐怕不会。”
　　我真有一种要休克的感觉，克莱尔到哪儿去了？整整六个小时我就在枪口下度过的，生命随时受着威胁，而她竟不肯像其他人的家属那样在这里等候。
　　淋浴的水很热，我洗了很长时间，我用香波把头洗了三遍，然后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让水冲刷着我。时间好像凝固了。什么都不重要了。我还活着，我还在呼吸，身上还散发着热量。
　　我换上了一身别人的运动服，衣服太大了些。接着我又回到桌子那儿去再做一次血压检查。我的秘书波利走了进来，久久地拥抱着我。这时我真是渴望这种拥抱。她的两眼充满泪水。
　　“克莱尔在哪儿？”我问她。
　　“她在当班候诊，我一直在打电话给医院。”
　　波利心里明白，我们的婚姻已不会持续很久了。
　　“你还好吗？”她问道。
　　“我想还可以。”
　　我向医生表示了感谢然后离开了健身房。鲁道夫在走廊里遇到了我，十分笨拙地拥抱着我。他向我说了声“祝贺你”，好像我完成了一件大事似的。
　　“你明天不必来上班了，这大家都会理解的。”他说。难道他以为休息一天就能解决我所有的问题吗？
　　“明天再说吧。”我答道。
　　“你还需要休息一下。”他又补充说，好像医生们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还想找巴利·纳佐谈一谈，可我们那几个做人质的伙伴都走了。谁也没受伤，当时只是用绳子把手腕捆了一下。
　　因为没有人伤着，这些人又都兴奋起来，个个面带微笑，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兴奋很快就平息下来。大部分律师和职员都焦急地在一楼等候，但都离那位先生和炸药很远。波利拿着我的大衣，我把它披在大汗衫上，我那带有流苏的洛弗衫看起来样子很怪，我对此也毫不在乎。
　　“外面有几个记者。”波利说。
　　啊，我几乎把新闻媒体给忘了，多么好的素材！这可不是普通的在职射击训练，而是疯狂的流浪汉对一群律师的人质劫持。
　　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采访到，不是吗？律师逃脱了，罪犯吃了枪子儿，导火索虽已嘶嘶作响，但当罪犯倒地时又把它压灭了。不然该是什么样子呢？一声枪响，一声爆炸，白光一闪，窗子被震成碎片，残肢断臂落得满街都是，及时的新闻采访和现场直播，又成了第九频道的今晚头条新闻。
　　“我开车把你送回去吧，”波利说道，“跟我来。”现在如果有人告诉我该去做什么我真是万分感激。我现在思想有些迟钝，头脑中一个接着一个的静止状态，没有内容，也没有情节背景。
　　我们离开底楼时，服务人员为我们打开了门。外面冷风刺面，我感受到空气的清新，这时我的肺一阵疼痛。当波利跑去开车时，我躲在建筑物的一个角落，望着外面的广场，那儿有几辆警车和救护车以及电视台的采访车，还有一辆消防车。他们正在往车上装东西，准备离开了。一辆救护车的车尾正对着大楼，无疑是要把那位先生的尸体送到停尸房。
　　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我一遍又一遍地说，第一次微笑地说我还活着！
　　我闭上双眼，做了一次简短而无声的祈祷，感谢上帝。
　　身后有了声音，当我们都默不做声地坐在车里时，波利抚着方向盘开始慢慢地启动车，她等着我开口说话，我听到了那神枪手的清脆的枪声。那找准目标后的砰的一声，接着是那几个人质惊慌地逃离桌子冲到门外。
　　我都看见了什么？我曾看了看那张桌子，那七个人急切地望着门口，当那位先生用枪对准乌姆斯特德的脑袋时，又都把目光朝向那位先生。当他被击中时我就在他的身后，如果子弹没射中他而打中了我，后果又将如何！子弹会穿透墙壁，穿透门，也会穿透人体。
　　“他并没打算杀死我们。”我说，声音小得刚可以听见。
　　波利听到我开口了，她也舒了口气，“那么他在做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他要什么呢？”
　　“他也从来没说。真是令人惊讶，我们之间说话极少，我们坐在那儿几个小时，就是互相看着对方。”
　　“他为什么不同警察对话呢？”
　　“谁知道？这正是他最大的错误。如果他把电话接通，我本可以说服警察，告诉他们他并不想杀害我们。”
　　“你不怪警察吧，是不是？”
　　“当然不怪，想着提醒我给他们写信。”
　　“明天上班吗？”
　　“我明天还能干什么呢？”
　　“我想你该休息一天。”
　　“我需要休息一年，一天有什么用！”
　　我们的公寓在乔治顿P街一排联立楼房的三楼。波利在路边把车停下，我向她道了谢就下了车，从没有灯光的窗子就可以知道克莱尔不在家。
　　我和克莱尔相识是在我搬到特区来的一周以后。那时我刚从耶鲁毕业，又在一家大公司找到了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就像我们班其他五十人一样都有着光辉灿烂的前程，她也从美利坚大学刚刚获得政治学学位。她的祖父曾做过罗得岛的地方官，她的家族几个世纪以来有着很好的社会关系。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与其他大公司一样，都把第一年当成新兵训练营，我每天要工作十五个小时，每周工作六天，每周日是我和克莱尔见面的日子。我们想结婚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至少我们可以睡在一张床上，可能睡觉就是我们的一切了。
　　婚礼很排场，但蜜月却很简单，当这段时光过后，我又回到我每周九十小时工作的办公室，在我们婚后的第三个月中，我们有十八天都没有性接触，这是她数过的。
　　开初几个月她还觉得挺好玩，但渐渐地厌倦了被忽视的生活。我并没有怪罪她。但是那些年轻的同事在神圣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办公室里谁也不抱怨这类事。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可望成为股东，所以竞争是十分残酷的。因为回报是相当可观的，每年至少是一百万美元，按小时付酬也比让妻子高兴更为重要。离婚已是屡见不鲜的，我从没有叫鲁道夫减轻我的工作负担。
　　到我们结婚快一年的时候，克莱尔已十分恼怒，我们开始争吵。
　　她决定去医学院读书，她已厌倦天天坐在家里看电视。她想她也会成为像我一样的自我专注的人，我想这个想法倒不错，这样可以使我大大减轻负疚感。
　　在公司工作四年之后，关于挑选股东的事他们渐渐露出一些风声。我把这些信息收集起来同其他同事进行一下比较，我感到我进入这个圈子还应该是最快的，但是我还要加倍地努力工作才行。
　　克莱尔决心要比我呆在家里的时间更少些。所以我们两个都愚蠢地滑到了工作狂的极端上去了。我们不再争吵，只是各人干各人的。她有她的朋友和她的兴趣，我有我的。幸运的是我们没犯下生孩子的错误。
　　我希望我做事与众不同。我们曾经相爱，而现在再让它离开。
　　当我走进漆黑的公寓时，几年来我第一次感到我需要克莱尔。当你已和死神面对面时，你需要有人和你谈一谈。你需要感受别人对你的需要，需要别人的爱抚，需要有人告诉你有人在关心你。
　　我倒了一杯伏特加，加了些冰，坐在公寓的沙发上。我郁郁不乐一个人生闷气，因为我太孤独了，后来我的思绪又转到我同那位先生一同度过的六小时。
　　后来又喝了一杯伏特加。我听到了她来到门口的声音，她打开门，叫声“迈克尔”。
　　我一声没吭，因为我还在生气，她走进房间，当她看见我时停住了。“你还好吗？”她关切地问道。
　　“我挺好。”我轻声说道。
　　她放下大衣和提包，走到沙发旁边，在我身边转来转去。
　　“你到哪儿去了？”我问她。
　　“在医院。”
　　“当然。”我喝了一大口酒，“我这一天可够难受的。”
　　“我都知道了，迈克尔。”
　　“你都知道？”
　　“我当然知道。”
　　“那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在医院呀。”
　　“我们这九个人当了六个小时的人质，八个人的家人都去了，因为他们关心自己的亲人，我们算幸运，逃了出来，是秘书开车把我送回来的。”
　　“可我离不开呀。”
　　“你当然离不开，你根本不关心我。”
　　她搬过一把椅子放在沙发旁边，我们互相看着对方。“他们让我呆在医院，”她开始解释，语调冷冰冰的，“我们知道人质的问题，只要有这种情况发生就可能有人伤亡。在这种事发生时，他们都会通知医院，要每个人都进入待命状态。”
　　我又深深地饮了一口酒，想找一些更刺激的话来说。
　　“我就是到你的办公室也帮不了什么忙，”她继续说道，“我一直在医院等候。”
　　“你打电话了吗？”
　　“我想打的，可电话总是占线。后来一个警察来了电话，他又把电话挂断了。”
　　“那么两个多小时以前你在哪儿？”
　　“在手术室，一个小孩被汽车撞了，手术时他死了。”
　　“真是不幸。”我说。我总也搞不懂医生是如何能够面对这么多的死亡和痛苦的，那位先生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第二具死尸。
　　“我也认为太不幸了。”她说，她一边说着一面去厨房里取了一杯酒，我们就在这昏暗之中相对而坐，呆了好一会儿。因为我们平时交谈很少，所以谈起活来并不容易。
　　“你想把今天的事说说吗？”她问道。
　　“不，现在不。”我真的不想说。酒和我吃的药片混和在一起，我喘气有些粗。我又想起那位先生，他是多么镇定和平静，就是在挥舞着手枪，腰上缠着炸药时也是如此，他在长期的沉默之中也无动于衷。
　　我现在也需要沉默。明天我会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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