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出两奸争雄的丑剧。
　　就在刘晏改任吏部尚书的当年，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冬，元载紧锣密鼓开始了除灭鱼朝恩的密谋。他们两人说不上谁优谁劣，完全是一丘之貉。
　　陷害忠良，他们可以串通一气；排除异己，也可以联手诬陷。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贪财敛富，擅权谋私，野心勃勃，妄图专待朝政。所不同的是，一为外宫宰相，手中拥有左右金吾卫；一为内宫宠臣，掌握御林神策军，都想独揽朝政，彼此展开了一场血腥厮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前面述及肃宗即位后，吴郡太守、江东采访使李希言招荐元载为自己的副史，拜为掌管礼制的柯部员外郎，后任洪州刺史。那么，元载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元载家本寒微。继父景升，任员外官，不理产业，常居岐州（今陕西凤翔西南）。元载母携嫁景升。景升曾为曹王李明（太宗第十四子）妃元氏主管扶凤县（今属陕西）田地收租事务有功，因请同姓于元妃，经同意，冒为元氏。元载自幼嗜学，擅长文章，智性敏捷，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天宝初，玄宗崇奉道教，下诏求明庄、老、文、列四子学者。元载策入高第，授邠州（今陕西彬县）新平尉。监察御使韦锰充使监选黔中（今贵州省）期间，引荐元载为判官，元载因此名声稍著，迁大理评事（掌平决刑狱）。稍后，工部尚书、东都留守苗晋卿又引荐元载为判官，迁大理司直（掌承旨出使推复，并参议疑狱）。
　　两京收复后，入朝为度支郎中。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初，又加御史中丞，为江、淮五道度支租庸转运使。当时，李辅国权倾四海，元载投靠李辅国，并与其妻元氏相狎呢，被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爬到相位。代宗即位后，李辅国的权势愈重，在代宗面前，数称元载有才。元载善于窥伺代宗旨意，颇承恩遇，又迁为中书恃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集贤殿大学士，修国史。又加银青光禄大夫，封爵为许昌县子。李辅国死后，元载兼领天下元帅行军司马，权势威赫。
　　元载擅权以后，为了固宠保住相位，动必求媚，外结权贵，内交宦官。
　　当时，宦官董秀颇得代宗宠幸，元载委派中书省的主书卓英倩暗中向董秀厚赂金帛财货，“刺取密旨”，得董秀潜助，不论代宗有什么意愿、举动，元载必定都能事先知道。朝廷议政时，元载皆迎合代宗，揣测事端，承意探微，出言必合圣意，无不谐契，令代宗越发对元载宠信不疑。
　　元载本性贪鄙，窃权以后，勾结中书省主书卓英倩、李待荣，利用权势，货卖官爵，招致贿赂。当时，“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载，小者自（卓英）
　　倩、（李待）荣。四方赉金帛求官者，道路相属“。凡是贿赂丰厚者，都能获得满意的官秩，高兴而来，”称遂而去“。（1）
　　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五月，剑南节度使严武卒。元载以郭英乂（音义）接替严武之职。郭英乂的丑史，元载一清二楚：初为东都留守时，驭兵毫无章法，放纵手下兵与朔方、回纥兵大掠洛阳城，延及郑、汝（今郑州、临汝等地）等州，烧杀抢掠，生灵涂炭，比屋荡尽。广德（公元763年—764年）以后，恃富而骄，于京城大兴甲第，穷奢极欲。但因与元载结交，元载则授以要职。郭英义到成都任职后，因有元载做靠山，更加肆行不轨，无所忌惮地敛财贪暴，侵吞巨资。
　　代宗年代，收刮民财，趋势逐利，贪婪如同狼吞虎噬的典型之一就是陈少游。他在初任南平（今四川巴县）县令时，倒还精明能干，吏治有方，颇为时人称颂。但是，不久，陈少游在地主阶级的官场上，沦入贪官污吏的行列。与之同流合污，他的精明能干化为“长于权变”，变为钱铺官阶，行贿求迁，靠的是“厚敛财货，交结权幸，以是频获迁擢”。（2）陈少游做官时间不长，任职流动很多地方，每升任改任一职，都千方百计巧取豪夺，然后从搜刮钱财中抽出部分，用来结交权贵，因而得以迁官。他的为官特征就是六个字：贪污、行贿、升官、如此循环，官越做越大，钱越贪越多；贿赂越大，得迁越高。
　　代宗永泰二年（公元766年），陈少游被任为桂州（今属广西）刺史、佳管观察使。官职虽然不低，但是桂州地处边远地区，陈少游“不乐远去，规徒还镇”，希望能重新改换一个官职。于是，陈少游故伎重演，继续以重金行贿的方式，以求改迁又富且近的郡州任职。
　　狡黠的陈少游看到当时朝中宦官董秀得宠贵幸，掌管枢密要事，便设法去交结董秀。他先访知董秀的住处，在其住宅附近投宿，等候董秀下朝回家，于傍晚时候谒见。陈少游见到董秀，故作亲切而恭谨地询问董秀的生活情况，称董秀为“七郎（排行第七）”，用鄙语谄媚董秀说：“七郎家中人数几何？
　　每月所费复几何？“董秀谢道：”久吞近职，家累甚重，又属时物腾贵，一月过千余贯。“陈少游见董秀家庭负担很重，便趁机说道：”据此之费，俸钱不足支数日，其余常需数求外人，方可取济。倘有输诚供亿者，但留心庇覆之，固易为力耳，少游虽不才，请以一身独供七郎之费，每岁请献钱五万贯。今见（现金）有大半，即请受纳。余到官续送。“陈少游的俸禄远低于董秀，月俸不过千贯，一次贿赂即为年收入的五倍，且立即交付一半现金，如果不是贪污纳赃，哪有这么多钱财？董秀听陈少游一说，心中十分喜欢，也就”笑纳“了。陈少游立即流着眼泪说：”岭南瘴疠、恐不得生还。故我这次到岭南，真担心回不来了。“董秀一听，立即会意，表示愿意想法调换，说：”公美才，不当远出，请少待。“陈少游满心欢喜，遂意而去。回家后，恐董秀力量不足，再暗中交结朝中权相元载，携带金帛十万贯，献于元载之子元仲武，同时答应每年向元载”馈赠金帛十万贯“，是元载年俸的十倍。
　　这样，元载和董秀内外配合，不几日，陈少游终于以贿得官，即改拜宣州（今安徽宣州）刺史和宣、歙（音涉）、池都团练观察使。
　　当时，宣州（安徽宣城）、越州（浙江绍兴）、扬州皆是东南地区富饶之处，也是全国有名富饶之州。安史之乱以后，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藩镇裂地为兵，对中央的号令阳奉阴违，中央唯有依靠江淮、江南地区，其中东南八道：宣歙、福建、浙东、浙西、淮南、江西、湖南、江东则是国家财赋的主要支柱。陈少游在董秀和元载的庇护下，一直任职在这一地带，“十余年间，三总大藩，皆天下殷厚处也”。陈少游占据这一方宝地，“征求贸易，且无虚日，敛积财宝，累巨亿万”。除了每年遵守“协定”，向董秀和元载分别馈遗“五万贯”和“十万贯”外，又“多赂遗权贵”，广泛交通货赂，所到之处，以贿开路，以钱说话，百发百中，无不成功。屡屡得手，反而使他看不起那些清廉自守之士，“视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3）
　　除了受贿买官，还索贿卖官。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元载授崔宁为西川（今四川西都）节度使。崔宁到任后，自恃西川地险人富，厚敛财货，让弟弟崔宽留在京师交结元载父子。元载及其诸子无论有什么欲望，崔宽都阿谀供奉。不久，元载又擢升崔宽为御史知杂事、御史中丞。崔宁在蜀地十余年，肆侈穷欲，浊秽军民，将吏属妻妾多为奸逼淫污。朝廷风闻，深以为患。由于有元载从中庇护，崔宁兄弟不但不受贬黜，反而继续升官。崔宁累加尚书左仆射。朝廷正直之士迫于元载权势，皆隐忍不得诘问。（见《新唐书》卷144《崔宁传》）
　　王昂为河中尹充河中节度使时，务于聚敛。元载秉政，与元载深相结托，专事奢靡，广修第宅，多蓄妓妾，性情贪吝，苟得无愧。公廨园里的蔬菜本应是供官吏公用的；但王昂却将菜钱纳入个人腰包。虽为时论所议，但因贿赂了元载，为元载所包容，一直无所顾忌。直至元载被诛，才贬为连州（今湖南连县）刺史。
　　于欣，性格柔佞，为政苛细无大体。元载为诸道营田使时，安置他为郎官，令他在东都、汝州开置屯田。官职升高时，则专门巴结权贵，朝中一般官员，他根本不放在眼里，曲意奉承元载。元载接受贿赂，对他十分亲昵厚重，收为私党。元载得罪时，于欣也被出为郑州刺史。
　　岭南节度使徐浩，贪婪奸佞，善结权贵，以是得进。他利用职权之便，搜剥南方珍货奇宝，携带“瑰货数十万”，进京贿赂当朝宰相元载。元载受贿，即授任徐浩为吏部侍郎，而原任吏部侍郎杨绾一生不及荣利，不好立名，“欲干以私，闻其言，必内愧止”。（4）品质清廉，办事公道，威望很高，却受到宦官鱼朝恩、宰相元载的忌疏。鱼朝恩被诛后，杨绾没有投靠私谒日趋权重的元载，元载则撤掉杨绾的职，改任国子祭酒，外示尊重，实际削权处之。
　　对杨绾如此，对以一身系唐王朝二十年安危的郭子仪也是如此，甚至更加阴险毒辣。郭子仪先遭程元振的诽谤，后又遭鱼朝恩、元载的短毁。《旧唐书》卷11《代宗纪》和《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均记述：大历二年（公元767年）二月，郭子仪平定华州节度使周智光叛乱后，入朝长安，宰相元载、王缙、仆射裴冕、京兆尹黎于、内侍鱼朝恩共出钱三十万（贯），置宴于子仪第，鱼朝恩出罗锦二百匹，做为郭子仪的缠头之费，酒过数巡，酒酣起舞，极欢而罢。以后鱼朝恩再请，郭子仪回请，各用费十万贯。表面上，关系极为融洽，实质上，鱼朝恩、元载完全是做给别人看的，让人感到他们待郭子仪不薄，弄得郭子仪只得回请，以免被间隙。果不其然，当年九月，吐蕃进犯泾州；十月，与吐蕃激战灵州。十二月，正当郭子仪在前方作战时，鱼朝恩却使人盗发郭子仪父亲的坟墓。其目的是引发郭子仪反叛唐朝，以便除灭郭子仪，独擅朝政。郭子仪闻讯，“自泾阳来朝，中外惧有变”，京城公卿人心惶惶，怕郭子仪愤而兵变。幸好郭子仪极其冷静，见到代宗时号洋奏曰：“臣久立兵，不能禁暴，军士残人之墓，固亦多矣。”并责怪自己“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其实，郭子仪心中非常清楚，是鱼朝恩、元载之流所为，但还去鱼朝恩、元载府拜访，盗发墓穴的歹徒竟无从查找，成了无头案。而这时，元载派人告诉郭子仪，主帅久居长安，“军容将不利于公”。郭子仪只得又匆匆赶赴河中卸敌。
　　这些都充分表明鱼朝恩、元载狼狈为奸，沆瀣一气。
　　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十一月，元载举荐年高八十一岁的左仆射裴冕为宰相。裴冕“性本侈靡，好尚车服于营珍馔”，“卖官鬻爵，度尼僧道士，以储积为务”。元载举荐他，一则是因为当年元载为新平县尉时曾受过裴冕的举荐之恩，再则是因为裴冕老且多病，又能顺己，容易制服。裴冕在受任宰相之际，接拜代宗圣旨之时，竟拜不能起，还是由元载扶起，代为赞谢。
　　年老病弱的裴冕已到不能自理的地步，还怎么能再理朝政，拜职不到一个月就死了。元载举事徇情的表演暴露无遗。
　　裴冕死后，元载又选择自己的“最佳”搭挡、七十一岁的王缙再度入朝为相。两人臭气相投，唱和同声，同持国柄，共持朝政，成为代宗朝代贪污受贿，卖官肥私，妒贤嫉能，排斥异己，陷害忠良的典型代表。与此同时，元载进行了灭杀内侍宦官鱼朝恩的阴谋。
　　鱼朝恩和元载本为一党，同为奸臣。他们二人利同则合，利尽则杀。
　　鱼朝恩是与程元振齐名的宫中最有权力的内侍宦官。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十月，唐朝官军收复东西二京后，郭子仪在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七月进位中书令。同年九月，唐肃宗命令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准备讨伐安庆绪，“帝以子仪、光弼俱是元勋，难相统辖，故不立元帅，唯以中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5）实际上，肃宗是怕他们权力过大。鱼朝恩代表皇帝进行督军，可见势力之大。宦官鱼朝恩不懂军事，对郭子仪、李光粥的正确意见听不进，一意孤行，造成九节度之师的官军失败。不久，史思明称帝，东京洛阳再度沦陷，朝廷为之惊震。鱼朝恩极力馋言诋毁，使郭子仪罢失兵权。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唐肃宗下诏令郭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进兵范阳。“诏下旬日，复为朝恩所间，事竟不行，”（6）离间内容，无非“功高难制”之类。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四月，代宗即位，史朝义尚踞洛阳，代宗派元帅雍王率师进讨。本来代宗的意见是郭子仪为副帅，结果鱼朝恩、程元振乱政，杀掉裴茂、来瑱，郭子仪又被进馋离间，直到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十一月，安史之乱平定，一直被罢不用。而鱼朝恩却加官开府仪同三司，封冯翊郡公，专领神策军，领赏不绝，代宗深信不疑。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十月，吐蕃在叛将高晖引导下，攻占京师长安。代宗出逃陕州，“鱼朝恩领神策军自陕来迎驾，乃幸朝恩军”。（《旧唐书》卷11《代宗纪》）自此，鱼朝恩更得恩宠，愈加持权骄横，连元载也惧怕几分。
　　鱼朝恩有个养子令徽，依仗养父的权势，无恶不作，穷凶极恶。鱼朝恩在北军（即神策军驻地）私设一个大监狱，暗令养子召集市坊恶少，并与万年县（今陕西长安县）的一个捕贼小吏贾明观合伙，罗织城里富人，诬以违法，捕之狱中，然后严刑拷打，横加罪名，屈打成招，没收其家产钱物，充之北军。每年，一些参加科选人士客居旅舍，也成其猎物，遭他们无辜抢劫，横死京城。京城商市百姓深受其苦，对凡被贾明观等人诬冤死者称鱼朝恩的北军监狱叫“入地牢”。捕贼小吏贾明观依仗鱼朝恩权势，“屡置大狱，家产巨万”。（7）当鱼朝恩及其死党刘希暹伏诛后，贾明观论罪亦当坐死，元载却贪赃枉法，复受贾明观的贿赂，使贾明观不但逃脱死罪，反而继续做官。
　　贾明观这个泼皮恶棍，竞成了元载的保护对象。贾明观依仗元载权势，又继续作恶多端，直接扰民，触犯众怒，元载不得已安排他去洪州（今江西南昌）
　　观察使魏少游处任职。百姓闻知，无不忿恨，数万人胸揣砖石聚于城门外，准备投击贾明观，发泄心头之恨。元载却派市吏驱回百姓，力保贾明观安全出城。说来说去，元载和鱼朝恩本是权奸同门，枉法同道的一家人。
　　鱼朝恩养子令徽二十岁那年，代宗见他年纪尚幼，拜为内给使，授绿色衣袍。他在宫中与同辈争闹时，遭紫色衣袍内给使呵斥，感到奇耻大辱，回家告诉鱼朝恩，鱼朝恩即携养子入朝，面见代宗，上奏：“臣儿官职大卑，屡受人欺，幸乞陛下赐以紫衣。”代宗尚未答话，内监已手捧紫色官服伫立一旁。鱼朝恩没等代宗发旨赐予，即向内监取衣，递给养子，然后伏地谢恩。
　　这罔上欺君的狂妄举动，代宗看在眼里，心中自是气愤，表面虽说“儿服紫衣，谅可称心了”，内心却衔恨，准备铲除鱼朝恩。《旧唐书》卷145《元载传》中记述：“虽帝亦衔恚（音慧，意怨恨），（元载）乃乘间奏诛朝恩，帝畏有变，载结其爱将为助。”代宗怕有变，怕的就是鱼朝恩手中掌握的神策禁军。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冬，元载的密奏又一次“承意探微，出言必合圣意”。皇帝要诛灭鱼朝恩却心有余悸，元载有代宗支持便成竹在胸。
　　一切都在预谋之中。
　　元载首先高价收买了鱼朝恩的心腹、贴身家将周皓和陕州节度使皇甫温，在鱼朝恩的身边安插了坐探，又结交神策军大将刘希暹同谋，以防不测。
　　鱼朝恩的“心腹”、神策军都虞候刘希暹佯装在宫内闻到风声，在夜里潜入鱼朝恩府中“告密”：“万岁已有密旨诏与元载，令图相公。”鱼朝恩一听，十分恐惧。自此，对元载十分恭敬。刘希暹进而却劝鱼朝恩先发制人，动用禁军。于是，鱼朝恩召集心腹在府中密议。这一切构成了谋叛罪，周皓和皇甫温即向元载报信。元载领着他们朝见代宗。
　　数日后，清明节的前一天，正适寒食节。宫府日禁烟火，只能寒食。当晚，代宗在宫中置酒赐宴，鱼朝恩率领“亲信”赴宫中领宴。宴罢，代宗传旨独请鱼朝恩“内殿议事”。鱼朝恩刚至内殿，元载一声令下，周浩、皇甫温上前捆住鱼朝恩，押进殿内。元载在御前历数鱼朝恩结党谋反罪，人证俱在，当即在殿内缢杀。代宗随即下旨，鱼朝恩为“赐死自缢”，赐六百万贯治丧。
　　《旧唐书》卷118《元载传》记述：“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三月，朝恩伏法，度支使第五琦以朝恩党坐累，（元）载兼判度支。”鱼朝恩伏法是罪有应得。但元载自以为除恶有功，功超前贤，文才武略，莫若己者，越发恣意妄为，更加擅权谋私，一步步迈向自掘的坟墓。
　　注释：
　　（1）《旧唐书》卷118《王缙传》。
　　（2）《旧唐书》卷126《陈少游传》。
　　（3）《旧唐书》卷126及《新唐书》卷224《陈少游传》。
　　（4）《新唐书》卷142《杨绾传》。
　　（5）《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6）同上。
　　（7）《旧唐书》卷184卷《刘希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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