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也许是历史的安排。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元载、王给的贪污纳贿与刘晏的清贫廉洁产生强烈的对比和反差。特别是刘晏被抄家之后,私财仅有“杂书两车,米麦数斛”,更令人赞叹不已。公允而言,德宗继位,老臣崔祐甫和新相杨炎也是痛定思痛,想望贞观之理,力图恢复贞观之世的奉公廉洁。据《德宗本纪》记载,仅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即多次发出诏令,罢停新罗、渤海岁贡的鹰鹞;山南枇杷、江南的柑桔除供宗庙外,其余皆停;辛已又罢邕府的岁贡奴婢;剑南每岁贡内宫使用的春酒十斛也停罢;六月己未将扬州产的著名贡物铜镜、幽州专贡的麝香等等,一皆罢之。刘晏的清廉守正,使德宗也使百官将刘晏与玄宗时代的贤相卢怀慎等同视之。
卢怀慎(?—公元716年),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人,进士出身,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十二月到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十一月担任宰相,直到去世,历时三年。卢怀慎与名相姚崇共同秉政,既不妒贤嫉能,又能仁和谦让,和姚崇同心协力,帮助玄宗治理国家。卢怀慎最大的优点就是能严格要求自己,一生忠正节俭,绝不以权谋私,从不贪污受贿,不收受礼品。
自己和家人的衣服用具,从来不用金玉绸缎做装饰。他虽位居宰相,对亲戚朋友的困难却乐于相助,常把自己的奉禄送给别人,自家妻子儿女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有一次,他患重病,在家休息,宋璟和卢从愿去府上拜望探视,见他家只有一张破旧的竹席,上面连个帘子也没有。当时恰遇刮风下雨,他只好拿破竹席用来遮挡风雨。招待两人吃晚饭时,只有几盘素菜。不久,卢怀慎病死,由于家中没有积蓄,竟无钱办理丧事,有一个老家仆请求卖掉自己替他治丧。后来,别人向玄宗反映情况,唐玄宗诏令奖给他家一百匹布帛,二百石粮食,以后又赐绢一百匹。一日,唐玄宗路过卢怀慎的墓地,发现连个墓碑都没有,凝视良久,不禁感动得落下眼泪。回宫后,即令给他立碑,命当时的著名文士苏颋起草碑文,玄宗亲自书写。
卢杞的爷爷就是这位清廉终主的著名贤相卢怀慎。卢杞的父亲卢奕在天宝末期任东台御史中丞。安史之乱时,叛军安禄山攻陷洛阳,达奚徇等官员,有的变节投敌,有的被迫接受伪职,卢奕则大义凛然,宁死不降,为叛军所杀,这就为卢杞的升迁奠定了基础。卢杞就是由于祖父和父亲的缘故受荫而当上清道率府兵曹。其后,又历任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的掌书记、试大理评事,监察御史等职。后来因病免职。
卢杞相貌丑陋,脸型宽短,鼻子扁平,鼻梁平坦,鼻孔朝天。眼睛小得出奇,上下眼皮几乎挨上,只有一道细缝,他可看到别人,别人却很难看到他的眼珠。眼距又很超常,一般人两眼之间的距离是一个眼睛的长度,他的距离却足有两个半。生就一张铁青脸,微带蓝色,人皆把他看成是个活鬼。
正因如此,一般的妇女看到他的尊容都不免要掩口失笑。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他在御史中丞任上时,有一次去拜访平定安史之乱的卓越将帅郭子仪。
郭子仪此时已被德宗尊为尚父,正在生病,听到门人的报告,说是卢杞来拜望。过去所有来客,郭子仪的姬妾皆不回避。一听说是卢杞,郭子仪马上下令左右姬妾都退到后堂去,由他独自等待。卢杞走后,姬妾女侍们上前问郭子仪:“许多官员都来探望你的病情,你从来不让我们躲避。卢中丞来,为什么让我们都躲起来呢?”郭子仪微笑着说:“你们有所不知,这位卢中丞相貌极为丑陋,而内心又十分阴险。你们看到他一定会忍不住发笑的,那么他一定会忌恨在心。如果此人将来掌权,我们的家族就要遭殃了。”(见《旧唐书》卷135《卢杞传》)只此一事,可见卢杞相貌的丑陋确实非同一般。
卢杞在平日里不注重衣着吃用,穿的很朴素,吃的也不讲究,一直是粗衣砺食。人们都以为他素有祖风,继承了卢怀慎清廉俭朴的好传统,赞美他,但不识其心。卢杞本人也善于揣摩人意,很有心计,貌似恭谨,实则奸诈,容易骗取别人的信任。在他出任虢州刺史期间,虢州官府为皇宫饲养三千口猪,经常糟踏农田,成为当地农民的祸害。一次,卢杞进京禀报公务,对德宗提到此事。德宗听后说:“把这些猪转移到沙苑去吧!”沙苑是属于同州管辖的一个地方。卢杞听后,马上回答:“同州百姓也是万岁的臣民。臣以为还是都杀了吃掉比较好。”德宗听了,连连点头说:“爱卿身为虢州官员,却忧虑其他州郡百姓,真是宰相之才啊!”于是,下诏把三千口官养的猪都分赐给穷苦百姓。卢杞听了德宗的话,不禁暗自高兴。
事过不久,德宗下诏把卢杞升任为御史中丞。卢杞颇有口才,也有辩才,论奏之事特别符合德宗的心意,一年后便升任为御史大夫,十天后又再度升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这样,飞黄腾达,在一年多时间里,就由一名普通地方官员爬上了丞相的宝座。
卢杞当上了丞相之后,与其他奸臣一样,最先要紧的就是巩固已得的相位,树立威权,打击异己。卢杞被提拔为相,本来就是有背景的。在卢杞之前,德宗最信任的是杨炎。可是当杨炎把杀害刘晏的责任推到德宗身上之后,德宗内心深为不满,便迅速提拔卢杞,想由他逐步取而代之。故《旧唐书》卷135《卢杞传》中称:卢杞“既居相位,忌能妒贤,迎吠阴害,小不附者,必致之于死,将起势立威,以久其权”。这是个内心极为阴险,手段极为毒辣的大奸臣。
卢杞一登相位,无论大事小事,立即和杨炎发生了尖锐矛盾,也是势如冰炭不可同炉,寒暑不能并季。卢杞不仅貌丑无比,而且也无真才实学,杨炎当然瞧不起他,唐代有个制度,就是几位丞相每日在政事堂一起用一次餐,被称为会食。杨炎看不上卢杞,屡屡借口称病推辞,不与他一起会食。卢杞也明知他不愿与自己同桌进餐,亦深恨杨炎,二人仇隙渐深。
崔祐甫死后,杨炎主管中书省;卢杞是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主管门下省,由于中书省主要是对皇帝负责,而门下省主要是管理地方郡县,显得中书省在朝廷中地位比门下省更为重要。旧制是中书舍人分管尚书六曹,中书省与门下省地位相平。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唐玄宗改设中书和门下两大决策机构,一直相沿。卢杞上台,争权夺利,主张恢复旧制,抬高自己地位,扩展自己权力,遭到杨炎的反对。这使卢杞非常生气。他向德宗进馋言,密奏杨炎所辖中书省主书的过咎,主书即被德宗罢免放逐。杨炎个性十分恃强,怎能容忍卢杞放肆!他生气地对卢杞说:“主书是我中书省的官吏,有什么过错,当由我中书省自己来处理惩治,用得着你门下省来相侵干涉吗?”(见《新唐书》卷145《杨炎传》)卢杞对此又衔恨心中,杨炎有才,创立两税法力图有所作为;而卢杞无才缺德,又妄图独擅朝政,杨炎由厌恶而忽视了权奸卢杞的能量;卢杞则妒贤嫉能,时刻准备一举消灭对手。
皇帝的至高无上权力,个人的喜怒爱憎决定着一切。由于德宗对卢杞恩宠有加,对杨炎记恨失信,至此,杨炎为卢杞陷害致死,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发展定势。
要陷害他人必设阴谋诡计,要消灭对手必寻找借口机会。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成德镇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请求袭位,德宗拒不同意。
李宝臣当初和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商议,要在本镇确定爵位传子的制度。田承嗣死后,其子田悦继位,代宗当时批准同意。这次李惟岳请求继位,德宗却坚决不同意,于是三镇联合,拒绝接受朝廷的命令,藩镇割据从此拉开了序幕。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也背叛朝廷,拒不受命。德宗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带兵讨伐,杨炎不同意重用李希烈,认为李希烈最初曾为李忠臣的义子,由李希烈领兵取李忠臣之位不合适,况且此人反复无常,性格倔犟,不能奉法行事,恐怕难以控制。德宗听后,很不高兴他说:“朕已经应许了他,怎么能食言哩!”李希烈受命掌握兵权后,正碰上连日阴雨,不得进军。德宗是个急性子,就去找卢杞商量。卢杞见机会已到,趁势又进馋言:“李希烈所以迁延徘徊,只是因为杨炎还被重用,陛下何必爱惜一个杨炎而耽误平叛大功呢?不如暂时免了杨炎的相位,李希烈心情舒畅,就会竭心尽力于朝廷了。事后再起用他,也没有什么关系。”德宗认为有理,遂于延英殿下诏,罢免了杨炎的丞相职务,任为尚书左仆射。杨炎叩谢皇恩后,怀着内心极度气愤离开延英殿,直奔家中,根本不去中书省报到。卢杞深知这是杨炎鄙恶自己,不禁心中大怒,越发要加罪陷害杨炎。
其实,杨炎对李希烈的看法深刻而准确,劝谏德宗是非常正确的,也为后来李希烈的叛变事实所验证。卢杞极力主张重用李希烈的目的仅是为了排挤杨炎,但带来的后果却是严重的。李希烈的叛变加深了藩镇割据的灾难,对唐王朝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就这样,卢杞借助德宗之手,轻而易举几句话,就把杨炎从相位上踹了下来。但是,卢杞并不罢休,对杨炎也是“小不附者,必致之于死地”。原来京兆尹严邱是个很有才干的人,曾任监察御史和郭子仪河东、关内副元帅府判官,后升迁行军司马。最初,元载曾向代宗举荐,由于元载不久获罪被诛,也就停而未用。随后御史大夫李栖筠又向代宗举荐。
代宗问:“严郢是元载所重用的人,难道也可以吗?”李栖筠回答说:“依严郢的能力和才干,陛下不取而用之,难道将他留为奸臣所用吗?”代宗听取李栖筠的建议,当日即拜严郢为河南尹,水陆运使。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严郧进拜京兆尹。他持法严明,抚穷疾恶,敢于严惩不法之徒,使首都长安盗贼衰减,秩序井然,深受百姓的拥戴,被人誉为称职的京兆尹。但严郢却不依附杨炎,被杨炎弄权削职兼御史中丞。杨炎了解到源休与严郢关系紧张,就把源休擢升为京兆少尹,放在严郢身边当成耳目,专门寻找严郢的过错。大出杨炎所料,时日一久,源休竟与严郢前嫌尽释,关系友善亲密起来,令杨炎十分恼怒。此时正遇上回纥酋帅被人谋杀,杨炎借机将源休出使回纥,又借口严郢身为京兆尹,实施两税法时,以资产定税,度量京兆田亩不实是失职过咎,罢为大理卿职务。杨炎整来整去,把严郢整得官职屡罢,整成了自己的对立面。
杨炎本人并非是贪赃纳贿之人,但他的儿子杨弘业却是不肖之子。“炎子弘业不肖,多犯禁受贿请托”。(1)杨炎被罢相之后,卢杞欲置杨炎于死地,就从他儿子杨弘业身上寻找突破口。卢杞把严郢擢升为御史大夫,指使严郢严刑审问杨弘业,从中得到杨炎的罪过,搜罗的罪名一共只有两条。
其一,卖产得赃。杨炎任宰相时,在东都洛阳有座私宅,他请河南尹赵惠伯把私宅卖掉,准备筹建家庙。赵惠伯是个地方官,杨炎是当朝宰相,对杨炎所托,自然是求之不得,赵惠伯出于讨好杨炎,便把杨家私宅买了下来,作为官衙的办公用房。当然,他出了高价,谓之为“高估其宅,贱人其币”。
不久,杨炎之子杨弘业接受请托人的贿赂,多次触犯禁律的事情被抖露出来。
此事由御史大夫严郢负责查办。不查也罢,一查就把这件卖产得赃的事查了出来。御史们认为:杨炎身居相位,抬高私宅价栈,强性指派下属官吏买作官廨,从中得利,可以视作受赃论。
卢杞认为这样处理太便宜了杨炎,就命令大理正田晋重新评罪。主审官田晋论定杨炎的罪行说:“宰臣对于一般官吏而言,就好比监临的关系,官衙买下私宅,杨炎个人得利,可以根据余利论罪,削去杨炎官职,罪应夺官。”
从封建法律上说,这叫“夺官”,职官犯罪,以撤销他的官职,来抵当他的罪名。
卢杞一听,只判杨炎夺官罪,不禁勃然大怒,立即把公正执法的田晋罢免官职,远贬湖南任衡州司马。卢杞又召来大理寺官员继续审处,此举无疑叫大理寺官员要重判杨炎。官员们一个个胆战心惊,若是公正地判,田晋就是前车之鉴,罢官免职,发配边远。为了保全自己,干脆重判,往死里判,罪不当死也判死。果然,大理寺复审后,作出结论为:“监主自盗,罪绞。”
就在这时,又冒出了杨炎的第二桩罪行:私立家庙。杨炎在长安曲江(今西安市东南)建造了一座家庙,目的是弘扬祖先遗德。这个地方过去是唐玄宗去过的“临幸之处”,现被杨炎看中取为立庙之地,流言蜚语顿时而来:“地有王气,故炎取之。”卢杞等人更是造谣,向德宗报奏说:“曲江有天子之气,杨炎私立家庙,心有异图。”唐都长安,唐王朝历代皇帝到过的地方不在少数,如果皇帝去过的地方别人再不能立庙,立庙就是有“异图”,那还了得?这本来是一个完全站不住脚的理由,但对杨炎怀恨在心的德宗,不听则已,一听火冒三丈。于是,下诏三司复审合议,结果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十月贬杨炎为崖州(州治今海南琼山县)司马。罪名是:“内无训诫,外有交通,纵恣诈欺,以成赃贿”。“隳法败度,罔上行私”。当即驰驿发遣。
一切都应了杨炎之说。两年前,杨炎由道州司马升任宰相,家人将绿袍木简要扔掉,杨炎制止说:“我本是岭上一个被逐的官吏,超登上台,岂可常远?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祸,怎么能扔掉呢?”此时,果有非常之祸,又超低下台,依旧是司马官职,绿袍木简仍然可用。长安距崖州甚远,杨炎与家人一路辛苦,抵达南粤境内,离崖州只有百里之遥了,他看山,山山莽莽相连,满目苍凉;看水,水水静静流淌,仿佛是心中滚动的苦泪,满腔凄怨。得意失意,上台下台,人间沧桑,孰能料之?杨炎忍不住吟诗一首: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2)
杨炎吟罢“生度鬼门关”,深知这一次身遭卢杞所害,绝无非常之福,只有死祸临头,不禁面对四野荒山,苦泪长流。
杨炎的确是在“生度鬼门关”。山野间,德宗派出的中使宦官携带圣旨,乘着快马,正飞驰而来。带来的圣旨不是非常之福的升迁诏,而是非常之祸的赐死令:“罪臣杨炎缢杀之。”
杨炎跪接赐死诏书,仰天悲叹:“知我善我,损我害我,唯天可知,任人评说!”
原来,德宗本是贬杨炎为崖州司马,可大理寺秉承卢杞旨意,早已定罪杨炎监主自盗,罪绞处死。卢杞在杨炎被贬途中,又补报德宗大理寺判罪结论。德宗听信卢杞馋言,追诏杨炎和他的妻子一并赐死缢杀。唐代著名经济改革家、两税法的创始人杨炎就这样被冤杀于荒野,年仅五十五岁。这是德宗朝代自刘晏被冤杀之后,第二起大冤案。
卢杞还没有忘记那位帮助杨炎“卖产得赃”的河南尹赵惠伯,将他贬任费州多田(今贵州思南)尉,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十月,悄悄将其杀害。
御史大夫严郢追随卢杞,共谋杨炎之罪,逮捕赵惠伯下狱,天下以为严郢投靠卢杞,挟私报仇,并非正直之人。奸邪卢杞虽用严郢陷害了杨炎、赵惠伯,但内心嫉妒严郢有才,借故将他贬为费州刺史。严郢在去费州的路上,适逢一出殡之队。他上前向道:“为何人出殡?”送殡家人告诉他:“是赵惠伯之殡。”严郢目视送殡之队远远离去,久久不能言语,内心疚愧不已,后悔莫及,深感伙同卢杞害死杨炎、赵惠伯是欺天之罪。从此精神恍惚,不到一年,郁闷而死。(见《新唐书》卷145《严郢传》)
注释:
(1)《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2)《全唐诗精华集成》:杨炎《贬崖州司户道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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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 第六章 冤案谱写的历史 第02节 杨炎冤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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