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成千上万的信徒追随他这么久。”惠勒说，“特别是最近，经过对宗教信仰者的攻击和科学时代的来临，怎么也不能让人保持忠实的信仰。”
　　“还有，非基督教徒也写过耶稣，”兰德尔想起来，“如犹太籍历史学家约瑟福斯就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些罗马法学家。”
　　“可是，史蒂夫，这些还不够，也不是很有结论性，甚至没有基督教徒写的东西有参考价值。一些罗马人的证据谈到基督教的存在，却并没有描绘出基督的模样。不过，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如果基督徒的敌人承认它的存在，那一定存在过基督。事实上，我们真有两位犹太人说过基督。”惠勒把烟蒂放进烟灰缸。“你刚才提到的约瑟福斯，先是自称为牧师和犹太历史学家，后成为了罗马人。他大约是生于公元37年，卒于公元100年前后。如果我们能相信他遗留下来的手稿的话，那我们就承认四福音书。约瑟福斯在公元93年完成了《古老的犹太人》一书。他在两篇中明显提及基督。内奥米，你手头有这些资料吗？”
　　内奥米·邓恩早已拿出了她准备好的文件。“约瑟福斯两篇中较长的一篇写道：‘这时出现了一个智者耶稣，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被称为人。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超凡脱俗，他是人类的导师，他还吸引了许多犹太人和希腊人。他是基督。当那位当政者判其钉死在十字架上时，那些从一开始就追随他的人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信仰，到他的神圣的预言所述的那样再次活生生地回到他们中间后的第三天，信徒的队伍又扩大了一万。即使到现在还有以他命名的基督教。’下面是第二篇——”
　　惠勒抬起手。“足够了，很可说明问题了，内奥米。”他又对兰德尔说，“现在，如果约瑟福斯真是自己写的，那将是有关耶稣的最早的参考文献。不幸的是，我还没有见到一个相信是约瑟福斯完完整整地写了那文章的学者。没有谁认为它是真实的，因为它出自一位早期犹太人作家之手就显得太亲基督教了。这太令人费解，一个非基督教徒的历史学家称耶稣是一位智者，如果能够称他为人的话，他并宣布‘他就是基督’。这后者被认为是中世纪时一位想创造一个颇具历史意义的耶稣的基督法学家。另外，我们有几位二次复活的专家，其中一位伯纳德·杰弗里斯博士是你将结识的，相信约瑟福斯的确提到耶稣两次，但他们也同意说约瑟福斯所写一定不是恭维的话，几个世纪后被一位不喜欢这些篇章的神圣的基督法学者改动了。”
　　“换句话说，你的那些学者们还是觉得约瑟福斯本人承认耶稣的存在的？”
　　“是的。但他们只是推测，所以证明不了什么。我们关心的是历史事实。另一份描写过耶稣的犹太材料是犹太的宗教法典。这是部二世纪时由犹太法学者们写的专着，这些犹太法学者们的作品主要是基于道听途说，对耶稣说了些不好的话，说他施用魔法，最终用异端邪说和引导人民误入歧途而被绞死。稍微值得相信的要数异教徒或罗马人笔下的耶稣。第一位是——”
　　他眼眉微蹙，努力要回想起来，内奥米迅速接口说：“第一位是撒拉斯，他在大约一世纪中叶写了三部历史书。”
　　“对，第一位是撒拉斯。他记录了耶稣死后巴勒斯坦的黑暗景象。他认为是日蚀引起了世界一片混乱，然后未来的基督教作者们却坚持说那其实是一个奇迹。接着，小普利尼在作比提尼亚的总督时，大约在公元110年给罗马皇帝差使的一卦信中提到他与辖区内的基督教徒抗衡之事。他认为基督教是一种迷信活动，但他写道那种追随者们似乎并无大害，只在黎明前聚在一起唱‘给上帝和基督的赞美诗’。再后来，泰西徒斯在他的编年史中提到，大约在公元110年和120年之间，尼罗皇帝为了赦免自己火烧罗马城的罪行，而将焚烧罗马城的罪名嫁祸于基督教徒……内奥米，把那篇文章给我。”
　　惠勒从她那儿接过两页用打字机打好的纸，对兰德尔说，“我想让你至少听听泰西徒斯对那件事描述的部分内容。‘尼罗越来越感内疚，就对被大众称为基督教徒的一群人进行百般折磨，基督在那个王朝受尽折磨。后来不仅在约旦而且在罗马都有了‘魔鬼’，有了迷信活动……’”
　　惠勒抬眼看看。“最后，我们还有一位随笔历史作家苏托尼斯，在公元98年到138年之间写过一本《罗马帝国的生活》一书。苏托尼斯在谈到克劳迪厄斯国王时，写道：‘他把所有犹太人都赶出罗马，因为他们在基督的鼓动下不断扰乱社会’。从中看出以下这点是很重要的，史蒂夫，这就是罗马历史学家笔下，在耶稣死后半世纪到一世纪之间所提到的基督。因此，我们从犹太和罗马历史中得出的是也许只有基督教三个名称。如果我们想知道更多的东西，那只有靠极具偏见的四福音书。我们就是没有一本由耶稣基督同时代的人所写的客观的传记。我们只有一些为自己的信仰所歪曲了的描写与理解。”
　　“可是，”兰德尔说，“我们不必对没有真正的传记而持怀疑态度。伊文斯博士曾跟我说过，耶稣传教的时间很短，他的死对罗马人来说也并不重要，所以自然也就没有理由把他的所作所为记录下来了。”
　　“很对，”惠勒表示同意，“我认为《死海古书》的专家米勒·伯罗斯说得最好。他指出如果耶稣曾是个极有影响的、有很多响应者的革命家，如果他曾与罗马当权者作战想要建立自己的王国的话，那一定会有记于金石上的文字来报道他的革命与失败。伯罗斯说，然而耶稣只是个四处漫游的传道者而已。他没写过书，没修过建筑物，也没有组织过什么学会机构之类。他没有动罗马帝国一草一木，他只努力要在地球上建天堂之国，期望一些穷苦的渔民会把他的意旨口述给人类。拿伯罗斯的话来说，荷洛德王朝还在倒塌的柱子上留下过誓言。而基督教的开始却没有建筑上的证据留下来，因为耶稣留下的只有基督教堂，连块碑记也没有。”
　　“可现在，几乎在一夜之间，世界会看到巨大的变化。”兰德尔沉思，“世界将知道有两位认识耶稣的人为耶稣立了传。乔治，这真不可思议。”
　　“这个奇迹纯属偶然，太幸运了，”惠勒说，“耶稣居然有一个弟弟，这层关系足以使他了解耶稣，尊重他，为他们所作所为而感动到把他的生活记录下来，其结果将是，两个月后，詹姆斯的这一记录一旦公布于众，将如在这个毫无思想准备的世界投下一枚炸弹。但如果说詹姆斯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还有公元30年罗马的权力斗争和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最后日子以及他被钉在十字架的记载，这都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确存在过。而这些资料是我们从一份不带偏见的异教徒资料中得到的。”
　　兰德尔点着了烟斗。“你还没告诉过我这些呢，乔治。”
　　“以后几周你会了解整个故事的。现在来简单谈谈彼得罗纳斯羊皮文可能是如何形成的。如你所知，耶稣在罗马殖民地巴勒斯坦传教之时，罗马皇帝是老泰比里厄斯。由于种种原因，泰比里厄斯愿意住在卡普里岛。他把皇帝卫队的司令官，颇有些野心的卢修斯·埃刘斯·西加努斯留在罗马作他的全权代表。泰比里厄斯国王通过西加努斯统治罗马，但事实上是西加努斯在控制罗马帝国，他计划摆脱泰比里厄斯，自己登上宝座。在罗马殖民地和各省，西加努斯选择对自己忠实的人做地方长官，同时又设立间谍网，定期向他汇报任何一点不忠实或叛逆行为或是帝国中的起义。是西加努斯派庞修斯·皮拉特去巴勒斯坦担任要职的。很显然，皮拉特手下的军官们受令定期通过朝臣向西加努斯汇报——有时是秘密地——巴勒斯坦地区发生的不管大小的骚乱、审讯和绞刑。”
　　兰德尔对此颇为不解，“也就是说在对耶稣审讯并判其钉死十字架时，尽管是小事，也会有一位罗马军官按常规向罗马的西加努斯汇报吗？”
　　“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惠勒说，“或者是皮拉特自己同意并把对耶稣的审讯作为日常工作报告送给大马士革的长官，再由他转交给罗马的西加努斯，也或者派皮拉特并没费这个力把报告往上交，但监督他的私人士兵队长带耶稣到十字架前，监督执行后，以皮拉特的名义写了一份汇报，并由军队信差送给西加努斯。这位皮拉特手下的队长就是彼得罗纳斯。然而还有一件有趣的事，西加努斯也许从来就不曾看到那份报告。”
　　“从未见到？”兰德尔说，“你的意思是？”
　　“根据那份报告，耶稣在泰比里厄斯王朝的第17个年头4月7日赴刑——也就是公元30年。到这份报告写好并可以被送走时，殖民地传来了谣言，说西加努斯和皇帝之间有了麻烦。这份关于耶稣钉死于十字架上的报告和其他汇报一起被搁置起来，直到西加努斯的地位巩固。然后，一定是罗马或大马士革传来消息说罗马已经安定，西加努斯仍大权在握。这样一来，这份报告和许多其它报告一起又被送往罗马。等到信差乘商船抵达意大利的奥斯蒂亚港时，时间一定已是下一年，公元31年了。他一上岸，信差就从官兵口里得知西加努斯及所有与之有联系的人都受怀疑。西加努斯本人其实已仓皇出逃。”
　　“他真的逃走了吗？”
　　“哦，那当然，”惠勒说，“罗马帝国的国王泰比里厄斯觉察出西加努斯企图颠覆他的王朝，篡权夺位，于是下令于公元31年10月把西加努斯处死。信差在听说了这些之后意识到事态严重，害怕若把这些报告交给西加努斯会引起国王的愤怒，那样做太冒险。也许这位信差为安全起见，就把包括基督审讯和执刑的报告及其他汇报，丢给了一些普通士兵，甚至一些市民朋友，自己返回了巴勒斯坦，继续未尽的职责。”
　　“我开始有些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兰德尔说。
　　“我们还不能十分肯定，”惠勒提醒他说，“但我们可以做些逻辑猜想，最有可能的是，那位接收报告的人一直保存到西加努斯被杀。不久这份有关基督的报告因过期而被搁置一边，被他们遗忘。那人死后，一个亲戚可能发现了它，而这位亲戚正好是个秘密的基督教徒，这一转机使得这份报告能和詹姆斯所写的文件一起得以保存下来。另一个更简单些的猜想是那人自己就变成一个基督教徒，他最有价值的收藏自然就是彼得罗纳斯羊皮文和詹姆斯的传记。不管是哪种情况，在当时由于基督教徒受压迫，所以这些文章就被封在一个雕像的底座里，不被当局者们发现。几十年，几个世纪过去了，底座被废墟所掩埋，直到蒙蒂教授6年前发现它们并不让其重见天日。目前，我们有幸先睹为快，对外界还是秘密，但不久它们就会在《国际新约》中与公众见面而成为全世界的财产。”
　　“太棒了，”兰德尔说。他把椅子向出版商挪近了些。“但是，乔治，你还是没有把秘密全告诉我。我们第一次会谈时，你只告诉了我一点点就足以让我把一切推到一边去而跟你走。现在我想知道剩下的。”
　　惠勒点头表示理解。“你当然会知道的，会告诉你的。”他翘起食指。“史蒂夫，但可不是现在。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给你准备了书的校样。你一到那儿，就可以读到完整的两部分的内容了，我不想告诉你只言片语而影响你自己读的乐趣。我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介意，不过我想等几天，至少告诉我耶稣长得什么样？”
　　“既不像达·文西、廷托里图、拉斐尔等人所描写的那样，也不像世界上千千万万个家庭从商店买回的十字架上的人。他的弟弟詹姆斯了解他，他是个人而不是个受人崇拜的殉道者。”惠勒笑了。“耐心点，史蒂夫。”
　　“还有一件事困扰着我，”兰德尔打断他的话说，“你告诉过我耶稣并未钉死在十字架上一事，也是想象的吗？”
　　“绝对不是，”惠勒强调说，“詹姆斯亲眼见到耶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升上天国——至少在公元30年没有，而是活了下来继续他的传教工作。詹姆斯给出了具体看到耶稣安全逃离巴勒斯坦的证人。”
　　“他去了哪儿？”
　　“凯撒里亚、大马士革、安提卡斯、塞浦路斯，最后到了罗马。”
　　“我还是觉得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耶稣在罗马呆过，太不可思议了。”
　　“史蒂夫，你会相信的，你不会有任何疑问，”惠勒自信地说，“你一旦亲眼看了那些经权威测定过的证据，你就不会再怀疑了。”
　　“那去了罗马之后呢？”兰德尔问，“他在罗马时候该有54岁。他以后又去了哪里？他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死的？”
　　惠勒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你会在阿姆斯特丹，在阿姆斯特丹的二次复活里找到答案的。”惠勒向他许诺。出版商向门口的一个人挥手，“那边是尼可尔森小姐吧。我想咱们该休息休息，吃午饭了。那边宣布让入座进餐呢。”
　　这就是兰德尔记得的他在船上的第二天，现在他躺在床上，已经是第五天，也是在这艘豪华客轮上的最后一天了。
　　他听到达丽娜声音从隔壁客厅传来，“史蒂夫，你起来了吗？早饭来了！”
　　他坐起身。大腿上还有三张每日活动安排。
　　　　　　　　　　　　　　　　每日活动安排
　　　　　　　　　　　　　　　　星期日，6月9日
　　那是第三天，在乔治·L·惠勒的坚持下，他们休息了一天。11点时惠勒、内奥米和达丽娜在船上的剧院里参加了礼拜。兰德尔借口没去而是去娱乐室看了“你的法语课”。然后他们在钱博得餐厅共进了午餐。下午有桥牌会、品酒会和鸡尾酒会，晚餐后会又有舞会和赛马游戏。
　　　　　　　　　　　　　　　　每日活动安排
　　　　　　　　　　　　　　　　星期一，6月10日
　　那是第四天，也就是昨天。他和惠勒及内奥米·邓恩就以前的新《圣经》是如何准备出来的进行了几小时的问答，他们又向他灌输了《国际新约》是如何筹备的。长时间的对话使他十分疲倦，在晚上的宴会中又喝了太多红酒和苏格兰威士忌。
　　　　　　　　　　　　　　　　每日活动安排
　　　　　　　　　　　　　　　　星期二，6月11日
　　今天，他将第一次了解阿姆斯特丹“第二次复活”行动的组织结构，他们会简要向他介绍明天在伦敦英国博物馆将会见的专家，阿姆斯特丹的工作人员及其他为了公关而可以自由造访的巴黎、美因茨、法兰克福和罗马的专家。
　　“史蒂夫，你的蛋快凉了！”达丽娜又喊。
　　他把最后一天的活动安排扔到一边，翻身下床。
　　“这就来，亲爱的！”他喊道。
　　海上的最后一天开始了。
　　到了午后，他们三人搬到户外，还在继续聊着。他刚才看到达丽娜和一个色迷迷的匈牙利人打乒乓球。现在，兰德尔靠在椅垫上，惠勒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内奥米在第三张椅子上坐着，身上盖了一条红色的毯子，还在抖动。
　　他们已经在北大西洋上，离英国越来越近，海面除了偶尔几个小浪外，海水是平静的。在他们上空，太阳被几片乌云遮住，风也凉起来了。兰德尔瞪着地平线，被大船船尾拖着的白色痕迹弄得昏昏欲睡。他木然地盯着旗杆，很奇怪为什么没有法国的三色国旗，然后又立刻想起船只有在港中才升国旗。后来，兰德尔努力集中思想听出版商说话。
　　“那么你现在至少对我们阿姆斯特丹总的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了，”惠勒继续说，“目前这一阶段我们最关心的也是我要强调的问题是安全问题。再想想我们的周围环境，在阿姆斯特丹最繁华的广场有一个豪华大饭店，克拉斯纳波斯基，正对着皇宫。‘二次复活’行动在克拉斯纳波斯基五层中就整整占用和控制了两层。我们装修了那两层后就搬了进去。我们五个人导演了这一行动计划——五位出版商——德国的埃米尔·戴克哈德博士是我们的组长，大不列颠的特雷弗·杨先生，法国的查尔斯·方丹先生，意大利的卢吉·盖达先生，还有你面前的美国乔治·L·惠勒——我们还得把那两层完全密闭。可是除了我们那两层，它毕竟还是个公共旅馆。史蒂夫，相信我，我们一旦准备充分了，就着手改版了的新约印刷工作，我们要在安全问题上花费很多时问。如何填补漏洞，如何改进弱点以及如何预测出所有潜在的危机都是艰难的工作。”
　　“你到底有多大把握？”兰德尔问，“克拉斯纳波斯基饭店绝对安全吗？”
　　惠勒耸耸肩。“我想是吧，我希望是。”
　　内奥米往椅子上端挪了挪。“史蒂夫，你会发现惠勒先生在对待这类问题上总是过于谨慎与悲观。我可以告诉你，我目睹了克拉斯纳波斯基改装的全过程。那简直是天衣无缝，就如堡垒般绝对安全。事实上整个过程在那个饭店中进行了20个月，外面的人没有一个知道里面在进行的巨大工程……惠勒先生，您应该告诉史蒂夫您的安全记录——没有给新闻界透露一个字，没有把这一消息卖给任何一家电视台和电台，甚至没有对当代一些持不同意见的神职人员漏一点口风。”
　　“是这样的，”惠勒表示同意，同时抓抓脖子。“但是，在我们接近尾声的这关键的最后两个月里，我还是担心。保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虽然我成立了最有经验的私人安全队，所有的士兵和便衣都曾在美恩联邦调查局，和其他国家的安全部门工作过的人，该队队长由曾为国际刑警军官的荷兰人赫尔德林探长担任，我还是担心。我的意思是，我们曾被谣言中伤，外界给我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新闻界和持不同意见的神职人员正千方百计要打听出我们所要做的事情。”
　　兰德尔听到一个被提了两遍的词——“持不同意见的神职人员”。兰德尔说：“我还认为所有的神职人员都会无一例外地想与你们合作，对这一消息保持缄默直到最后一刻呢。当你们的新闻问世后，神职人员也会和公众一样受益的嘛。”
　　惠勒向海面望去，想了一会儿。“你听说过阿姆斯特丹大教堂外斯特科克的主教梅尔廷·迪·弗鲁米吗？”
　　“我看过关于他的一些材料，”兰德尔想起了在橡树岭与汤姆·柯罗的谈话，“我家乡的一位朋友也是牧师，他非常崇拜迪·弗鲁米。”
　　“可我就不崇拜他，我与他的看法正好相反，那些年轻的土耳其神职人员想要推翻传统教堂，把它变成为社会工作而设的社区和披着忠实的基督教外皮的魔鬼，他们是迪·弗鲁米的支持者。他在荷兰改革的教堂中很有势力。我们的飞扬跋扈迪·弗鲁米——飞扬跋扈是他的外号——他的爪牙无处不在，他努力要影响整个西方世界的天主教方向。他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兰德尔给弄糊涂了。“他为什么会对你们构成威胁呢——对一群要出版一本再版新约的出版商？”
　　“为什么？因为迪·弗鲁米是学形式批判主义的，受德国理论学家鲁道夫·布特曼的影响的。迪·弗鲁米对福音作者们所描写的事情持怀疑态度。他相信新约是凭空捏造的，故意把事情描写得很神秘——把水写成酒，迎合大众口味，复活，升天——而这些在现代科学家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他相信对耶稣的历史无处可查的，他对耶稣的存在不屑一顾，他甚至提出耶稣可能是基督教为传播新的启示而发明出来的，对现代人来说只有启示本身才有意义。”
　　“你是说迪·弗鲁米信仰的只是基督教的教义吗？”兰德尔说，“他用那些教义能干什么呢？”
　　“按迪·弗鲁米自己的话来说，他想要一个集社会性和政治性于一体的教堂，该教堂主要还是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感兴趣，而反对天堂之说，拒绝把基督看作是救世主，也排除盲目地忠诚。他还说了很多，你不久就听得到。仅以这你就可以看出迪·弗鲁米会怎么看詹姆斯写的福音书及彼得罗纳斯的羊皮书，及我们这本披露一位真正基督的整本《国际新约》。迪·弗鲁米会立刻看到我们的新启示将使教堂坚定内部制度及传统信仰，并且会让动摇不定的神职人员及信徒们放弃宗教激进政策而重新回到老教堂中。这有可能使迪·弗鲁米不能实现其雄心壮志并且迫使他停止基督教会的革命。”
　　“迪·弗鲁米知道‘二次复活’这一行动吗？”兰德尔问。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怀疑我们在克拉斯纳波斯基饭店进行着什么事。他有很多间谍，比我们安全队的人数还多。我们只能肯定，到目前为止他还不了解我们所发现的细节。如果他知道了，我们应该在几个月前就有所闻了。他一定会在我们把整个故事和证据公布于公众之前就攻击我们。可现在，一天比一天更危险。因为《新约》印出来后，有多余的，其中一些就有可能在我们正式发行日以前落入迪·弗鲁米之手。如果发生了这种事，他可能不择手段地伤害我们——也许会毁了我们，给新闻界或迪·弗鲁米一点点口风都会毁了我们。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史蒂夫，是因为一旦迪·弗鲁米知道你和我们在一起，你会成为他的主要目标之一。”
　　“他从我这儿什么也得不到，”兰德尔说，“没有人能从我这儿得到任何东西。”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你每天每分钟都得保持高度警惕。”惠勒又陷入了沉思。“让我想想我有没有落掉什么事情没告诉你，有没有把你该知道的有关‘二次复活’都告诉你。”
　　结果，惠勒忘了说的事又让他说了一个小时。
　　出版商又谈了直接参与《国际新约》工作的人员情况。有一位意大利考古学家奥古斯图·蒙蒂教授，就是他找到了那些有意义的材料。蒙蒂教授与罗马大学有联系，以及和他的二女儿安杰拉、蒙蒂住在罗马的一幢别墅里。还有一位法国人，亨利·奥伯特教授，一位学问精深得无可比拟的科学家，在巴黎的家中为我们的发现作了权威性的鉴别。他和他那位颇有涵养的妻子加布丽里是美满的一对。
　　还有一位叫赫尔·卡尔·亨宁，他是德国名画家，在美恩兹有几家印刷厂，在法兰克福有业务办公室。亨宁尚未成家，他是印刷博物馆的捐助人。最后一位是伯纳德·杰弗里斯博士，他是位有资历的神学家，精通阿拉米文，现任牛津大学神学院院长，他的年轻的助手佛罗里安·奈特博士一直在英国博物馆中为杰弗里斯博士作调查研究。杰弗里斯博士是这支国际队伍的指导者，翻译了詹姆斯的福音书。
　　随后，惠勒奋力从甲板上的椅子中站起来。“我累坏了。我想在晚饭前睡一会儿。反正是在船上的最后一夜了，晚餐也不用穿正式服装。对了，史蒂夫，杰弗里斯博士和奈特博士是你明天在伦敦要见到的我们队伍中的两员。我想内奥米可以简单地给你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他稍稍转了一下身子，“内奥米，我把我卓越的社交家交给你了，好好招待。”
　　兰德尔目送出版商走远了，这才收回目光，正好与对面内奥米的视线相遇。
　　突然，内奥米掀开毯子把它扔到一边。她坐直了身子。“再在这儿多呆一分钟，我就要成冰柱了。”她说，“如果你知道我多么想喝水的话，你可以买杯请我。”
　　兰德尔站起身。“我请客。我们去哪儿？你喜欢去里维埃拉隆基吗？”
　　她摇摇头。“太大，人太多，音乐太刺耳。”她一贯僵直的身体柔软了许多。“亚特兰大更亲切些。”她取下宽边眼镜，“难道你不喜欢亲切些的东西吗？”
　　他们在亚特兰大饭店找了个空桌坐了下来，不远处的舞池旁一位法国钢琴家弹着优美的曲子，他们俩已经快喝完两杯威士忌了，兰德尔开始感到放松了许多。
　　他们不时地交谈着，兰德尔觉得这地方真不错。这成了他在法国最好的休闲场所。他们的位子介于两个柜台之间，酒吧柜在正前方，三四个乘客随随便便地坐在高凳上，那位英俊的服务员正为一个顾客介绍装饰在酒吧墙上的旗。兰德尔身后是一个马蹄状的食品部，在午夜时分开业，出售味道好极了的法国风味汤、热狗和各种美味佳肴。
　　“史蒂夫，我们将在早晨6点到达南安普顿。”他听到内奥米说，“检查完护照后，大约上午8点我们下船到海关接受检查。我不知道惠勒先生有没有派车带我们去伦敦，如果没有，得坐定点火车带我们到维多利亚车站。我们一到伦敦就安排你下榻多彻斯特。惠勒先生和我只等把你带到英国博物馆并与杰弗里斯博士和奈特博士开始工作，在确保你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我们就离开。我们得马上去阿姆斯特丹。你可以继续和两位博士呆在一起，把你要问的问题都问明白，记下他们的回答，再在一个晚上想想第二天还有没有需要知道的事情，随后来阿姆斯特丹和我们汇合。我保证你会发现和这两位男士在一起很有趣。”
　　“希望如此。”兰德尔说。两杯酒下肚他觉得热乎乎的，他不想这份感觉消失。又向服务员打了个手势，问内奥米：“再来一杯怎么样？”
　　她很乐意地点点头。“你要我陪多久我就陪你多久。”
　　兰德尔又要了酒之后，又把注意力集中在内奥米身上。“我要共事的那些英国人——有关他们的背景和‘第二次复活’中的确切作用，我需要知道吗？”
　　“对，我最好赶快告诉你，不然我会醉得滑下椅子了。”
　　“你看上去不像是……”
　　“我喝过酒之后别人从来都看不出来，”内奥米说，“从来没有，但我开始有点头晕了。我们说到哪儿了？对了，先说伯纳德·杰弗里斯博士。他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神学家，是巴勒斯坦一世纪时的语言方面的专家。你知道的，希腊语，为侵占者罗马人所用。希伯来语是巴勒斯坦让犹太教领袖用的语言。阿尔马依克，是希伯来语的一种，为普通人及耶稣所用之语。杰弗里斯长得如北美凶猛的灰熊，小头，小身体，戴夹鼻眼镜，快70岁时马六甲手杖成了他亲密朋友。他是牛津大学东方学院的高级成员，同时也是神学院院长。一句话，在他的研究领域里，他是最棒的。”
　　“他的领域是研究语言吗？”
　　“其实远不止这些，史蒂夫。他不仅仅是语言专家，他也是草纸古文专家，而且还是《圣经》与比较宗教方面的专家。他领导国际委员会翻译了彼得罗纳斯和詹姆斯的手稿，他会跟你说这事的。不过，尽管他是高级成员，但他对你的生活远不如他的助手弗洛里安·奈特博士重要。”
　　他们的第三杯酒又来了，兰德尔端起高杯与内奥米的碰了碰，两人都喝了些。
　　“现在，”内奥米接着说，“该谈谈奈特博士了。在牛津被称为大学导师，也就是说，他一直在东方学院替杰弗里斯博士作大部分的讲座和教学工作。他是被杰弗里斯博士看中作自己的后继人的。杰弗里斯博士必须在70岁时退休——他会成为名誉教授——然后，我们认为，会指定奈特博士接任他的职位。无论如何，奈特与杰弗里斯一点儿都不同，就如黑夜与白昼一般。”
　　“怎么会这样？”
　　“外表、气质，一切都不一样。奈特博士是一个早熟而怪异的英国天才。他还很年轻却已得今天这般地位。他大约不过34岁左右，长得很像乌布里·比尔斯利，你见过比尔斯利的照片吗？留一头布斯特·布朗式的头发，深陷的双眼，鹰钩鼻，突出的下唇，大耳朵，又长又瘦的手，这就是弗洛里安·奈特博士。他的声音尖利，有点神经质地紧张，不过在新约的语言和学术方面绝对有不凡的成果。后来就发生了这件事：两年前，杰弗里斯博士需要有人帮他搞调研——也就是为翻译委员会——是在英国博物馆，因为那儿藏有珍贵的早期新约抄本。他安排奈特博士向牛津请假离开一段时间，这样他就可以搬到伦敦，以读者的身份在里面工作。”
　　“读者？读者是什么？”
　　“英国人管研究人员叫读者。反正你明天就可以见到奈特博士了，然后他作为你的顾问专家之一和你一起去阿姆斯特丹。你会发现在你准备你的公关大战时他是个有用的无价之宝，我相信你能和他处好。哦，对了，只有一个小难题，奈特博士耳朵不行，对一个这么年轻的人来说可真糟，他用助听器，这使他很自卑，极为敏感而易受伤害。不过你能行，你会征服他的。我想你对此很擅长。”
　　她举起空杯，用要求的眼光看了他一眼。
　　“好吧，”兰德尔说，“我也还能再喝一杯。”
　　他向酒吧打了个手势，服务员看见了，明白他们还要喝。他把注意力引回到内奥米·邓恩身上，挽在脑后的棕发，棕黑的肤色，高挺的鼻子，薄薄的唇让她看起来仍很严肃。三杯酒过后，她那灰色的眼睛温柔了许多，也讲完了那些宗教方面的琐事。他对她越来越感到好奇，同在一条船上呆了近5天，可她对自己的事只字未提，他想她是不是不肯或不愿说。
　　“我们说的正事已经够多了，内奥米，”他说，“我们聊聊别的事好吗？”
　　“如果你愿意。你想谈什么？”
　　“首先，说说你，还有你怎么看我的。还有你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你说你认为我一定能征服弗洛里安·奈特，你说你觉得我擅长这些。你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讽刺？还是赞扬？”
　　她还没来得及回答，服务员来到他们桌边给他们换上了两杯新酒。服务员走后，内奥米沉思地握着杯子，然后抬起头。“我初次见到你时，并不太喜欢你，”她说，“因为我是带着偏见看你的。我讨厌公关人员，他们来自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他们对公众花言巧语，他们代表不真实与不诚实。”
　　“大多数是这样的。”
　　“那天你来了，看上去高不可攀，极傲慢，对人间的事似乎毫无兴趣可言。我就讨厌你那样，你好像比我们都高出一等，而我们不过是一群搞宗教的傻冒。”
　　兰德尔忍不住笑了起来。“真逗，”他说，“我第一次见到你，我觉察出你不喜欢我，因为——因为我太平常，不信教，又不是满腹经伦。”他顿了顿说，“那你现在还这么看我吗？”
　　“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不会跟你说这些了，”她坦白地说，“跟你呆了这么几天，我对你有了新的认识。有一点，我觉得你对你的职业感到耻辱。”
　　“其种程度来说，你说得不错。”
　　“而且我发现你比我当初想象得要脆弱，敏感。至于我说的你能征服奈特，你对此很擅长，我是想赞扬你。你很有魅力。”
　　“谢谢。我要为此干一杯。”
　　他们慢慢地喝着。
　　“内奥米，你在惠勒的布道团出版社有多久了？”
　　“5年了。”
　　“在此之前你作过什么？”
　　她陷入沉思，然后直视着他。“我是修女，作了两年圣若济会修女。我那时被称作修女里吉娜，你奇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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