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这个白痴!”他老婆说着就把她的牌甩了下去。
我急忙扭过头去,避免看见海利·德莱恩的脸;不过为什么我想避免看见那张脸,我可不能告诉你,就更不可能告诉你为什么我竟然会料想到(如果我真的料想到的话)像他这样年纪的一个显要人物会注意到我这样一个完全无足轻重的小青年遇到的事了。
我扭转头去为的是不让他看到听见他被人叫白痴时我是怎样的伤心,即使是开玩笑——噢,至少是半开玩笑;可是我自己往往认为他就是个白痴。尽管我自己的牌很糟糕,我却深谙牌道,完全可以断定他的牌——趁他不留神时——充分说明他老婆如此冲动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她发火搞得我心烦意乱,我可不能说,也不可能说为什么在她的“最新搭档”小博尔顿·伯恩对她的话报以一声尖笑时,我真想给这小无赖一记耳光;也不可能说为什么海利,德莱恩(他总是一下子听不明白人家在取笑他,然而肯定慢慢会明白)最后发出他那表示欣赏的低沉丰厚的笑声——那么为什么我偏偏要从记忆中完全抹掉这一幕呢。为什么呢?
他们坐在那儿,就像我经常看到的一样,坐在杰克·阿尔斯特罗普的豪华的没有书的书房里(我肯定那玻璃门后一排排华丽的搁架都是空的),窗外,苍茫的暮色聚拢成一片蓝色,笼罩着长岛的草地、树木,笼罩着月光闪闪的大海。谁也不看一眼窗外的景象,除了推测一下第二天去打马球、打猎、赛马,或者这个季节需要对自然界的面貌派什么用场时天气会怎么样;谁也意识不到暮色、月亮或蓝色的的阴影——海利·德莱恩更是浑然不觉。他日复一日,夜复一夜,一动不动地坐在别人的牌桌旁心不在焉地摸着人家的牌……
是的,此人就是这样。他甚至不知道(正如曾经有人说到一个纹章学权威那样)自己做的蠢事;他的事情就是跟在者婆屁股后面打转儿,和她的朋友一起打牌,对老婆和朋友们的胡扯八道报以傻笑。难怪德莱恩夫人有时十分生气。正如她所说,她就没有要他来娶她!一根本没有:他们所有的同龄人可能还记得,对他来说,这是一件多么意想不到的事啊!他第一次见到她——在剧院里,我想,“那是谁?那边——长着浓密头发的那个?”——“呃,莉拉·格雷西?怎么,她其实并不漂亮……”“嗯,我要跟她结婚——”“跟她结婚?可她父亲就是那个老无赖比尔·格雷西……那个……”“我要跟她结婚……”“那个不得不从他所有的俱乐部引退下来的人……”“我要跟她结婚……”于是他娶了她;你说怪不怪,竟然是她让他的心一直悬着,她一会儿愿意,一会儿又不愿意,一直等到当时正在打她的主意的某个狂妄的年轻人最后作出了否定的决定。
这就是海利·德莱恩的婚姻;我想这也是他处理庸庸碌碌、浑浑噩噩的一生中大部分事务的方式……。心血来潮——像暴风骤雨他无法控制——接着便是长时间的沉寂。不知怎么的,我似乎觉得在这种沉寂中,昔日的悔恨和自责在他天性的懒洋洋的表面下苏醒骚动。然而,难道我只是用浪漫手法描写一件平常的事情吗?我从窗口回过身来注视着这伙人。拿来放在牌桌上的蜡烛把片片光明洒向阴暗的房间;在通明的烛光下,德莱恩毛糙的脑袋像鲜花烂漫的平原上冒出的一座峭壁。也许这仅仅是因为他块头大,举止笨,皮肤黑——也许是因为他年龄大,因为他至少比他的老婆和她的大多数朋友年长十五岁;反正,我一看到他便产生这样的感觉:他另有归属,与其说属于另一个社会,不如说属于另一个时代。毫无疑问,他所生活的社会跟他很般配。他乐呵呵地与他的一小撮人共同娱乐——跟他们中间的佼佼者一起骑马,打马球,打猎,驾四马马车(按最后一点,你会看到我们仍然处在老式的九十年代)。如果让他去选择,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职业他愿意从事。尽管我十分仰慕他,但我不可能让自己认为是莉拉·格雷西迫使他勉为其难。假如那天晚上看戏时他没有遇见她,他会做出什么选择呢?不过,我倒认为他会遇见一个跟她一模一样的女人,并与她结婚。不;他身上的差异不是他的趣味——而是他身上的某种更深层的东西。然而,比一个男人的趣味更深层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要是换了一个时代,他很可能干着与现在干的相当的事情:闲游闲逛,搞很多非常剧烈的运动,饮食无度,听了同一类胡扯八道就哈哈大笑,以同样枯燥的、例行公事般的崇拜态度崇拜同一类女人,不管她穿圈环裙,穿撑箍裙,穿褶襞短裙,还是身披兽皮——人们把她归入哪种消费阶层那倒并不十分重要。只是换了一个时代就可能有显露另外一些才能的渠道,这些才能现在蛰伏着,甚至也许萎缩了,然而它肯定——是的,确实肯定——与那宽广友善的前额的造型、那纪念碑似的鼻子,以及在灯光下不时弄皱他脸颊的深深的酒窝有关。难道那酒窝只不过跟莉拉·格雷西意义相当?
唉,也许那白痴恰恰就是我,假如她了解情况的话;一个信赖她的丈夫、对他着了迷、受他的压迫的白痴,因为三十年来只不过一直是那个人人都认为是理所当然、很高兴见到而又立刻忘掉的海利·德莱恩而已。我不再对那颗硕大的脑袋出神,转而注视他的妻子。她的脑袋仍然像是成长中的某种东西,刚刚开花的某种东西,一颗光圈环绕的少女的脑袋。甚至柔和的烛光也显露出她面部的线条,她嘴上的唇膏,她那药品染成的金发;但它不能减损她轮廓的流线,不能抹去隐现在她双眸里像受惊的泉水女神那样从眼底泛起的少女气质。她浑身散发着一种无法消减的天真烂漫,就像那些长期积累情感经验的女人经常表现出的那样。我瞅着这对夫妇从纸牌上方对视着,我越发吃惊了,原来做主的是她,而低头的是他。你由此可以看出我还是多么幼稚。
真是太幼稚了,我竟然在上学那会儿认为海利·德莱恩是个既成的事实,一座竣工了的纪念碑;就像三一教堂、纽约水库或尼克博克俱乐部那样。就像这些可敬的机构一样,我那一代纽约人简直无法想象他会改变或者离开。所以我仍然认为他是理所当然的,一直到我从哈佛毕业,在周游世界之后回到纽约定居,他虽给我耳月一新的感觉,但仍然难以彻底名状,比我想象的更有意思了。
我不是说这件事总是叫我十分警觉。我有自己的工作(在市中心的一间办公室里),还有我那个年龄的乐趣;我极力在发现纽约。但时不时海利·德莱恩这个谜就会突然横插在我和我的其它兴趣之间,就像今晚那样,仅仅是因为她妻子讥讽他,而他却大笑着认为她可笑。在这种时刻,我发现自己激动得跟我了解的他的情况、观察到的他身上的东西完全极不相称,就为了证明那种感情是顺理成章的。
牌打完了,更衣铃响过了。此刻它又谨慎而执着地响起来。虽然阿尔斯特罗普在其他所有方面很随便,但喜欢他的客人吃饭迟到不超过半小时。
“哎呀——莉拉!”他终于提出抗议了。
金黄色的鬈发垂在她的赌注上。“好了——好了,稍等一会儿。海利,你得给我付帐。——瞧,我要走了!”她笑着把她的椅子往后一推。
德莱恩同样一边笑一边懒懒地站起身。伯恩飞快地去给德莱恩夫人开门;其他女人和她鱼贯而出。德莱恩在付清她的欠款后,捡起她的金色网眼包和香烟盒,跟随其后。
我转向一扇朝草坪开的窗户。趁正屋里正忙于烫发修整、涂脂抹粉之际,我却正好可以舒展舒展筋骨。阿尔斯特罗普来到我身边,我俩站着抬头仰望湿润而乱云纷纷的天空,最早露脸的星星时隐时现。
“该死——看样子明天的比赛又泡汤了!”
“是啊——不过一下雨万物就会散发出好闻的气息!”
他大声笑了。“你是个乐夭派——像老海利。”
我们信步穿过草坪走向树林。
“怎么像老海利?”
“哦,他是个十足的达观派。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发过火,你见过吗?”
“没有。正因为如此他看上去那样伤心,”我大声说道。
“伤心?海利?嗨,我只不过是说——”
“是的,我知道。但是只有那些从不发火的人,才是一些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什么都不在乎简直是天下最可悲的事。我倒想看他大发一通脾气。”
我的主人轻轻地吹了声口哨,说道:“啊,我看风向在向北转,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润湿手指,把它竖了起来。
我知道跟阿尔斯特罗普讲道理没有用;然而我又试了一种手法。“德莱恩这些年究竟是怎么过的?”我问道。阿尔斯特罗普四十岁上下,而且经过这许多年,比我更有能力回顾这个问题。
然而这件事似乎是他力不能及的。“嗯——哪些年?”
“嘿——自他离开大学以后呗。”
“天哪!我怎么知道?我那时不在那儿。海利肯定五十好几了。”
对我这样一个年轻人来说,这听起来有点可怕,几乎像一个地质代。而这正投他的牌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能够想象他在以一个世纪一毫米的速度漂流或者沉积,或者是用亿万年来测量的某种东西。
“他结婚多长时间了?”我问道。
“那我也不知道,我该说差不多二十年了吧。孩子们都长大了,两个男孩子都在格罗顿,莉拉看上去并不像,我得说——在某些方面。”
“那么,自结婚以来他一直都在干什么呢?”
“嗨,他应当干什么呢?他有的是钱,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呗。当然在银行里他有合伙人。他们说他那无懒老岳丈,尽管他拒不见他,却从他身上敲了一大笔钱。你知道他心肠好软。但他什么都玩得转,我认为。他又是许多董事会的成员——盲人收容所呀,儿童救济院呀,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呀,等等,再没有更好玩的了。”
“但是我指的不是这种事,”我坚持说。
阿尔斯特罗普在黑暗中望着我。“你指的不是女人吧?我从未听说过——不过说不定有一个人不会那样做的。他是个关起来的人。”
我们转回去换衣服准备吃饭。是啊,那正是我想要说的话,他是个关起来的人。就连尚未成熟的阿尔斯特罗普也感觉到了。但是自觉地关起来,故意地关起来——或者仅仅是本能地、先天地关起来?神秘就神秘在这里。
二
马球大赛第二天举行。这是该赛季的首场比赛,晴雨表尊重这一事实,所以下了一夜的阵雨后,便跳回到晴。
五马路倾巢而出去看纽约队对亨普斯特德队的比赛。平整得美丽如画的草坪和新漆过的俱乐部看台上是彩色纷呈的春装,星罗棋布的阳伞,不可胜数的四轮马车和其它车辆将球场的那一边围得水泄不通。
海利·德莱恩仍然打马球,尽管他身体非常笨重,给他提供坐骑的费用肯定相当大。当然,人们不再把他看作第一流的赛手;事实上到了后来,这种比赛已经成了一门精湛的技艺,我简直不明白一个像他这样笨重的身体还能派上什么用场。不过,他在引进和确立这项运动中起的作用仍然为人敬重,除此之外,他在这项运动初创阶段表现出的击球的稳健和敏捷使他仍被人看作一名有用的后卫。
我不大记得比赛开始时的情景了。它跟我见过的其它许多比赛相仿。我从未打过马球,我也没钱玩;对我来说,这种场景的主要情趣在于五月的天气,草坪上春装的波动,青春快乐的意识以及少男少女们在纵容的天空下编织他们永恒的图案的意识。不时,突然“噢”的一声,于是东张西望的”目光都转向同一个方向,这时两股眩目的人马冲过绿色的草坪,直向那些星光般灿烂的人们闪射过来,旋即又卷地而回。然而这仅仅是一瞬间的功夫——随后他们的目光又游移不定,又开始唠嗑儿,青春和性诱惑开始放任自己,直到下一次冲击将他们从痴迷中惊醒。
我是零散观众中的一员。马球作为一种表演好久以来已不再使我感兴趣了,我对它冷眼相观,就像冷眼相观倚在马车顶上或是俱乐部看台上求爱者身上的那些漂亮的姑娘们一样。然而,我信步阐荡到那些白色的围栏附近,那里有一群看客,我从中看见了莉拉·德莱恩。
就在向她靠近时,我惊讶地注意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从她身边擦肩走开。人们仍然常常在大赛马道外边看到老比尔‘格雷西;不过我不知道他是如何钻进这个时髦的马球俱乐部的围墙的。可是,他明白无误地就在那儿;谁能忘得了他那寒酸的时髦赛马服下面高高隆起的胸膛,那顶灰色的大礼帽总是推到后脑勺上,露出他那稀稀拉拉的赤褐色的鬈发,鬼鬼祟祟与大摇大摆的神态混为一体,使他那游移不定的目光显得可怜巴巴的。在老纽约体面的死寂的地平线上像告诫性的废墟那样随处耸立的人物中间,没有比比尔·格雷西更典型的了;当他拖着脚步从他女儿身边走开时,我的目光好奇地追随着他。“想办法要从他女儿那里搞出些钱来,”我断言;同时想起了阿尔斯特罗普说过德莱恩慷慨大方的话。
“哼,如果我是德莱恩,”我想,“我就给上一大笔钱让那老无赖永不露面。”
德莱恩夫人转过头来瞅着她父退避,这时看见了我,便点了点头。与此同时德莱恩骑着一匹高大的、胸肌发达的矮马缓缓跑过赛场,球棍搭在肩上。他就这样沉重而有力地骑着马,身穿红黑相间的球衫和白色马裤,他的脑袋在草皮的衬托下就像一尊青铜像一样醒目。这时我异想天开,回想起那位著名的外国雇佣兵福利尼奥的圭多里奇奥的形象来,他骑着马以缓慢而有力的步伐在锡耶纳①的市政大厅绘有堡垒的壁画上跨步。为什么这样一位骑着矮种马缓步穿越长岛的一个马球场的身体过重、已过中年的纽约银行家会使我想起一位骑着铠甲护身的战马的军人形象,我觉得难以解释。就我所知,德莱恩的背景中就根本找不到有角楼的堡垒;而且他那少年气十足的球帽和俗艳的球衫替代圭多里奇奥的铠甲显得不伦不类。但那是这个人一直在玩的一种游戏,以他那种懒散迟钝的方式使我想起了比他所能知道的更为伟大的时代、场景和人物。正因为如此,他总是叫我兴味十足。
①锡耶纳: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城市。
正是这种兴味使我在德莱恩夫人旁边驻足,在一般情况下我总是躲着她的、她隐隐约约地笑了一下,早已把目光转向球场。
“你在欣赏你的丈夫吗?”当德莱恩已策马趋步跑到我们的视线之外时我问道。
她满腹狐疑地瞥了我一眼。“我想你觉得他胖得打不成马球,是不是?”她有点恶声恶气地反唇相讥。
“我觉得他是场上最棒的人物。他看起来像个大将军,像一位伟大的雇佣兵——我指的是一幅古老的壁画上的。”
她瞪着眼睛,也许觉得这话里有刺,凡是她难以理解的东西,她总是这样对待。
“啊,他为他的马想花多少就花多少!”她咕哝着;然后不着边际地大笑—声补充道:“你这话是一种恭维?我可以把你的话告诉他吗?”
“希望你告诉他。”
然而她的视线又移开了,这一次是转向球场对面那一边。当然了——博尔顿·伯恩正在那一边打球呢!一个愚蠢的女人总是那样——沉浸在她最近的一次奇遇中。可是已经有了这么多奇遇,现在她一定深信更多的奇遇还在后头呢!然而在每次奇遇中,她又重新生出了少女的情怀;她脸红、心跳,坐着挨到舞会结束,策划幽会,把花夹在(我敢打赌)她那本《鲁拜集》中,只要这书在,总有白姑娘和野玫瑰。这时伯恩热正处于高峰期。
马上离开她好像不大礼貌,于是我就一直呆在她旁边望着球场。“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得分机会了,”她突然对我说,留给我去琢磨那个意义含糊的代词的意思,此后我们就一直沉默着。
这场比赛一直势均力敌,双方各得五分,栏杆周围的观众在最后几分钟全都屏住了呼吸。拼搏迅猛异常,富于戏剧性,就连马车顶上那些调情的人们也被吸引住了。有一次我偷偷瞥了德莱恩夫人一眼,看见她脸颊上涌起一抹红云。伯恩正在冲过球场,他蜷伏在他那有些瘦弱的坐骑的脖子上,球棍像长矛一样挥舞——这幅景象煞是好看,这是由于他年纪轻,有韧性。在马鞍上显得非常轻盈的缘故。
“他们要赢了!”她高兴地喘着气叫了声。
就在这时,伯恩的马由于跟不上比赛的速度,绊了一下,跌跌撞撞,失了前蹄。骑手从马鞍上摔了下来,他拽着那畜生站起身来,迷迷瞪瞪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又爬上马去,就在这片刻功夫,局势发生了突变,给了对方一个机会。人马紧紧结成一团,波动了一番,逐渐松开,最后像乱箭似的飞散开来,突然一个球——是德莱恩的——飞速进了对方的球门,制胜的一球。欢呼声响了起来:“老海利;干得好!”人们齐声喊道。德莱恩夫人尖笑一声。“那——那匹该死的马;我警告过他那匹马不中用——而且地面又那么滑,”她叫嚷起来。
“那匹矮马吗?咦,它是冲锋陷阵的能手。一般的马是承受不住德莱恩的重量的,”我说。她不当回事地瞪了我一眼,嘴唇抽搐着转过身去。我看着她快步向围栏走去。
我急忙限过去,想去看看获胜时的德莱恩。我知道他把这些小小的体育胜利认得很真,简直到了荒唐的程度,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似乎它们是他前生梦想的或者取得的更加实质性的成就的影子。或许作为长者同年轻人一比高低的虚荣心也是他满足的一个因素;一个那样简单得出奇的头脑,如何说得清呢?
当我来到给马上鞍的围栏时,我并未马上发现他;相反我看到一幕令人不快的景象。博尔顿·伯恩,面如死灰,形容枯槁——我认为他那张脸绝像一张老太婆的脸——纵马穿过空空的场地,怒气冲冲地用鞭子抽打着他的矮马的两肋。他滑到了地上,就在他下滑的当儿,还冲着那战果的动物的头部抽了最后一鞭。一幕令人不快的景象——
但报应从天而降。它像晴天霹雳一样打到这个坏蛋头上。德莱恩抓住他的衣领,用马鞭在他的肩膀上抽了一顿,然后一把将他甩开,仿佛是一件龌龊得不屑一顾的东西似的。这一切在喘口气的一瞬间结束——接着,人们哄地一下围拢过来,伯恩趁机溜走,仿佛他一下子变成了个看不见的人,我看见大块头德莱恩逐渐平静下来,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向白矮马转过身去。一只手抚摸它的脖子。
我心血来潮,想按一按那只手,便向前挤过去,这时,他的妻子走到他跟前。尽管我离他们不远,我却听不见她说的话;如今人们不再大声喧哗,不再“当场出彩”了,从德莱恩夫人嘴里吐出的两三个字除了她丈夫,一定没有人能听见。德莱恩的黑脸突然刷地一下红了;他挥了一下闲着的那只胳膊(另一只手仍搭在马的脖子上),好像要赶开一个纠缠不休的孩子;然后摸了摸口袋,从中抽出一根烟来把它点燃。德莱恩夫人苍白得像幽灵一样,急忙回到阿尔斯特罗普的马车前。
我正要转身离去时,看到又有人向她的丈夫喝彩。这次是比尔·格雷西,他的办法是推推搡搡,却并不引人注意。他走上前去,眼睫毛上挂有一滴召之即来的眼泪,笑容半是胆怯,半是挑衅,伸出了一只戴有黄色手套的手。
“上帝保佑你获胜,海利——上帝保佑你,我的宝贝孩子!”
德莱恩很不情愿地将手从马脖子上拿开。它迟疑了一会儿,刚刚碰到对方的掌心,立即被攥住了。然后德莱恩没说一句话,转身向刷洗他的马匹的棚屋走去,而他岳父则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赛场。
我答应在回家时顺便去一个朋友家喝茶。他的家就在马球俱乐部和阿尔斯特罗普家之间。另一个也要去那里的朋友让我搭了他的车,后来还把我送到了阿尔斯特罗普家。
在路上,在茶桌旁,话题总离不开博尔顿·伯恩鞭马那件尴尬事。女人们由于各自性情不同,有的深恶痛绝,有的无限钦佩;而男人们却一致认为,那事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他们说,尽管海利在公众场合泄愤有些愚蠢,但在那种情况下,任何借口都是说得通的。不过他确实蠢——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如果有一种做需要做的事情的蠢办法,他准会碰端!至于后来,每个人提到他时都语含深情,一致认为莉拉是个傻瓜……而没有人特别喜欢伯恩,认为他是个靠厚脸皮和卖弄骑术而脐身于社交界的“圈外人”。而莉拉呢,人们一致认为她总是特别喜欢“圈外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老是向她献殷勤,从而满足了她那极想被认为是“圈内人”的愿望。
“不知道那伙人还剩下多少了——这件事引起的震动肯定不小!”当我在阿尔斯特罗普家门口下车时,我的朋友对我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伯恩肯定是走了;德莱恩和莉拉也无疑朝另一个方向走了。但我希望我能有机会握握海利那只笨手……
门厅与客厅里空无一人,更衣铃肯定不止一次地发出了慎重的请求。知道人们已注意到了铃声,我才松了口气。在见到主人之前,我不想撞见任何同来做客的人,当我飞奔上楼时,听见主人在书房里喊我,于是我便转过身来。
“别急——饭推迟到九点才开,”他高兴地说;并带着难以言表的解脱语气补充道:“这可是件难办的事——唉!”
从房间里的样子看,他们好像遇到了难办的事:牌桌没有碰过,安乐椅怪机密地挤成几团,好像仍在讨论那个难题。我注意到,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大量的威士忌和汽水被消耗掉了。
“发生什么事了?伯恩走了吗?”
“伯恩?没有——谢天谢地!”阿尔斯特罗普几乎以责备的目光看着我,“他干吗要走呢?我们可不希望出现这种事。”
“我不明白,你不会是说他还呆着,德莱恩夫妇却走了吧?”
“但愿上帝别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他们也该走呢?海利已道过歉了啊!”
我惊讶得张开了嘴巴,跟我的主人面面相觑。
“道歉?给那个卑鄙小人?为什么?”
阿尔斯特罗普不耐烦地耸了耸肩,好像在说:“噢,看在上帝份上,不要再问这该死的问题了。”他大声重复:“为什么?嗨,毕竟人家有权打自己的马,是不是?当然,这未免有失运动员身份——但如果伯恩硬要做那种小人的话,也并不关别人什么事——这一点,是海利冷静下来后才明白的。”
“他冷静下来了,那就太遗憾了。”
阿尔斯特罗普看样子显然是生气了。“我可不这么想。我们够费劲的了。你说过你巴不得看他发一次火;但你不想壮他再让自己出洋相,对吧?”
“我觉得他接伯恩一顿算不上出洋相。”
“那么在整个长岛张扬他们夫妻之间的争吵,屁股后面跟上一大堆记者又算什么?”
我站在那儿,一声不吭,感到疑惑不解。“我相信他想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不明白是谁先向他挑明这一点的?”
阿尔斯特罗普在用手指捻弄着他那支未点燃的香烟。“我们都说了——尽可能含蓄。但最终还是莉拉让他信服了。我得说莉拉可有手腕。”
我仍在思索;围场上的那一幕又闪现在我眼前,那痛苦地颤栗着的动物,以及德莱恩的大手抚摸它的脖子的那副样子。
“胡说!我一个字也不相信!”我宣称。”
“我说过的话里的一个字?”
“噢,官方对这件事的说法。”
令我惊异的是,阿尔斯特罗普用一种既说不上是困惑,又说不上是气愤的眼神回答我的注视。他诚实的脸上似乎浮现出一层阴影。
“你相信什么?”他问道。
“唔,德莱恩揍了那下流痞,因为他虐待那匹小马,而绝不是因为他对德莱恩夫人献殷勤的缘故。我在场,我告诉你——我看见他了”。
阿尔斯特罗普眉头上的愁云消散了。“对这种观点还有说头,”他一边把火柴往烟上凑过去,一边笑着附和我。
“那么,还有什么需要道歉的?”
“啊,就为了那个——在伯恩和他的马中间插了一杠子,你不明白吗?你这个小白痴!如果海利没有道歉,是非肯定就会落在他老婆身上。人人都会说争吵是因为她的缘故。这是秃于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他再没有别的办法。她说了几句话,他就看明白了——”
“我不知道是几句什么话,”我喃喃地说。
“不知道。他跟她一起下的楼。他看上去足有一百岁,可怜的老头儿啊。‘那太残忍,太残忍,’他一直说:‘我恨的就是残忍!’我倒认为他知道我们都站在他一边。不管怎么着,一切都弥补了,都弥补好了;我已让人把我的最后一坛八四年的乔治·古莱酒拿来吃晚饭时喝。我本来打算把它留着当我自己的喜酒的,但从今天下午起我已对这种喜庆完全失去了兴趣;”阿尔斯特罗普带着一种抱定独身主义的苦笑最后说。
“唉,”我重复道,仿佛要一吐为快似的,“我可以打赌他那样做完全是为了马的缘故”
“嗯,我也可以。”我们一同上楼时,我的主人表示同意。
在我的房门口,他拉住我的胳膊,跟我进了屋,我注意到他仍然心事重重。
“喂,老弟——你说那事发生时你在场?”
“是啊,就在跟前——”
“好,”他打断我,“看在上帝的份上今晚再别提这事了,行吗?”
“那还用说。”
“多谢。事实是,这事可真险,我不由得要佩服莉拉的手腕。她对海利生气极了;但马上控制住了自己,而且表现得很得体。她私下里对我说,他经常是那样——像个疯子一样突然发作。你想不到吧?他那样子不声不响?她说她以为那是由于他的旧伤。”
“什么旧伤?”
“难道你还不知道他受过伤——在哪儿来着?我想是布尔溪。伤在头部——”
不,我还不知道,甚至还没有听说过、或者想到过德莱恩参加过内战,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海利·德莱恩?参加了内战?”
“啊,没错,从头到尾都参加了。”
“可是布尔溪——布尔溪战斗仅仅是开始。”我打住话头,心里迅速盘算了一下。“你看,杰克,这不可能;他超不过五十二岁,你亲口给我讲的,如果他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内战,他还是一个小学生呢。”
“嗯,一点也不错,他逃了学当了自愿兵。直到他受了伤他家的人才知他的音讯。我记得听我家的人谈过此事。了不起的老朋友,海利。我本该想点办法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无论如何不能在我这儿发生;但这已经发生了,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我说,你得发誓你不提这事行不行?别的人我已经安顿好了。如果你要支持我们,我们将会有一个十足的“快乐之家晚会”。赶快换衣服——快九点了。”
三
这不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的故事,甚至也不是那种能够串成一个故事的片断。如果它是个故事,在这起马球俱乐部的事件中,我就该达到我的高潮,或者无论如何达到它的初级阶段,而剩下的可能是那起事件对有关的三个人的生活的影响了。
它不是一个故事,也不是类似于故事的任何东西,而仅仅是一种尝试,想给你描述——这样做的过程中,可能也让我自己更加清楚——一个多年来我莫名其妙地但又忠心耿耿地热爱着的男人的神态和性格。因此,对于博尔顿·伯恩在以后的篇章中不再出现,我没什么歉可道,不过,他的邪恶的阴影还是应该贯穿到底的;我最后一次见他(为了我的目的)是在杰克·阿尔斯特罗普家的那天晚上,在我们的那次令人过于欢乐甚至是喧闹的晚宴后,我注意到他和海利·德莱恩握手时,嘴唇焦枯,带着假声假气的热情宣称:“怀有恶意?嘿,不会的——嘿,多荒唐!玩一玩马球,公平竞争嘛,对吧?应当如此?对了——明天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路。估计你要继续和杰克呆到把星期日过了?我真希望我没有答应吉尔德米尔家——”从此以后他就消失了,在海利·德莱恩性格的暮色中闪了一下灯光,算是达到了他的目的。
我一直觉得重要的并不是博尔顿·伯恩。尽管俱乐部和客厅里喊喊喳喳地议论这段插曲,朋友们逐渐令人惊讶地竭力表现出浑然不觉的样子,还说:“我不懂你的意思,”两眼恳求着要你说话,如果你比他们知道得多的话,而我已经把这件事完全丢在脑后,因为我确信德莱恩早已忘了。“那是马的缘故,不关别的事,”我暗自发笑,高兴得好像我早就对德莱恩夫人怀恨在心,现在还为她幸灾乐祸似的;然而我心里还是念念不忘,阿尔斯特罗普说德莱恩曾不断重复的一句话:“太残忍了——太残忍了,我恨的就是残忍。”
现在,这是多么符合我的主人无意中说露嘴的另一个事实——德莱恩从头至尾参加了内战!我对这件事竟感到意外,我竟然忘记了、或者也许根本不知他的这段历史,似乎有点难以置信。然而,像我这样刚跨出九十年代大学校门的年轻人身上,这种无知过去比起现在更可能得到谅解。
那是我国觉醒之前我们民族麻木不仁的黑暗时代;毫无疑问,战争似乎离我们比离当今的年轻人更远,更别说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反正,在老纽约情况就是这样,或许在我成长于其中的富裕而懒惰的老纽约人的小家族里情况更是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英勇作战了整整四年,在这一长期的斗争中,纽约尽了她的一份力,难以忘怀的一份力,可是我记得当我第一次明白这一事实时,我是多么茫然不解——那时我在上学——如果我父亲的一些亲属和同时代的人在打仗,而其他人——真不少!——却袖手旁观。尤其我回忆起在上学时我听到一个男同学讲述他父亲腿跛的原因时,我是多么震惊:“在钱瑟勒斯维尔他的腿挨了一枪子儿,他再也好不了啦。”
我惊呆了;因为我朋友的父亲正好是我父亲的年纪。当时(正值学校足球赛)这两个人正并排站着,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他父亲弯腰驼背,腿瘸着,很苍老,而我父亲,甚至在晚辈眼里,看上去身板笔直,充满朝气。仅仅在一二小时前,我还一直对我的朋友夸耀父亲是个神枪手(圣诞节他把我带到他的北卡罗来纳射击场去了);可是现在我却站在那里显得十分尴尬。
后来我回家度假。一天只有母亲和我,我对母亲说:“妈妈,为什么爸爸那时没有去打仗?”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我想她一定看出了我的激动不安而感到震惊。可是,她却把她那张平静的脸从刺绣活儿上抬起来。
“你父亲,是吗?怎么,因为他那时已经结了婚。”她脸上带着一种缅怀往事的微笑。“莫莉已经出生了——萨姆特堡沦陷时她有六个月了。我记得我正在给她喂奶,爸爸进来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们真是无法相信。”她停下来不慌不忙地拼配一块丝绸。“结了婚的男人是不被召去打仗的。”她解释说。
“可是他们去了,妈妈!佩森·格雷的父亲打过仗。在钱瑟勒斯维尔受了重伤,自那以后他只好拄着拐杖行走。”
“好啦,亲爱的,我想你不愿意让你爸爸成那个样子,对吧?”她又停下,发现我没应声,很可能觉得这样谴责我没有心肝刺痛了我,她好像减轻了指责的口吻,补充说:“你父亲的两个堂兄弟倒是去打仗了:他的堂弟叫哈罗德和詹姆斯。他们是小伙子,没有家庭义务,可怜的詹姆斯被打死了、你要记住。”
我一声不响地听着,再也没有跟母亲提起过那场战争。其实对任何人也没有再提过——甚至对我自己。我把整个事情埋在我认为看不见、听不着的地方。毕竟战争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出生时它就已经过去十多年了。现在没有人再谈起它。当然在一个人长大的过程中,仍然会碰到年长一些的人,人们说起他们时便说:“不错,某某参加过战争。”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就是因为退伍时有军衔而为人所知,鲁斯科特上校啊,德特兰西少校啊,斯科尔老将军啊。人们不觉莞尔,不过也承认:如果保留他们的军衔使他们高兴,那是他们赢得的权利,然而海利·德莱恩的想法似乎与众不同。他从不让人叫他“少校”或“上校”(我想他退伍时是上校人此外他比那些老兵要年轻几岁。得知他曾和他们并肩作战就像看见一个人能记起的曾和自己一起玩耍的老奶奶由保姆举起看华盛顿将军一样。我总认为海利·德莱恩跟我是一代人,而不是我的父辈;尽管我知道他比我大得多,而且偶尔还管他叫“先生”,但是我觉得我和他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来自我们有共同的娱乐,而且谈起它们用的也是同样的俚语。他肯定比我认识的那几个参过战的人小十岁或十五岁,然而我敢肯定,他们当中没有人是逃了学自愿去当兵的。因此,我忘记了(甚至有可能是根本不知道)他的过去也不是不可原谅的。
布罗德一德莱恩银行经营了两三代人,一直是纽约一家可靠而守旧的私人银行。我的朋友海利在他事业的初期就被认定为合伙人;这个位置在他家中差不多是世袭的。凑巧的是,阿尔斯特罗普家的那一幕发生后不久,我在该行里得到了一个职位。聘书来了,不是经德莱恩之手,而是经过弗雷德里克一布罗德先生之手来的,他是个资深的会员,我父亲的老朋友。这是一个相当有利的机会,让人无法推辞,于是我把自己平庸的能力和竭尽全力的迫切愿望搬到了布罗德一德莱恩银行的一张办公桌前。正是由于这偶然的变化,我和海利·德莱恩之间慢慢产生了一种感情,我简直像他的儿子,而他却像我的哥哥——因为人们几乎不能称他为父亲,甚至连他自己的子女也是这样。
我的工作不可能使我按他的方式办事,因为他的业务工作十分轻松,他在银行上班时间不长,也不正规。不过,他好像喜欢我,不久就开始叫我处理很多琐碎事务,在商界,年轻人是可以为长者效劳的。商业信函的写作是他的一大困惑。他知道他想要说什么;他用词准确明了,不拖泥带水;我从没见过一个人比他对模糊的冗词赘语更不耐烦的了——美国的初等教育正是用这种东西败坏了我们的语言。他常常立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艰涩不准的词语,气冲冲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翻译成英语——”然而当他要写信,更糟的是口授时,他那友善的前额和一双大手就发潮了。他常常喃喃地说,一半是问他自己,一半是问我:“我倒底该怎么说呢?‘大函昨B收悉。建议考虑再三,我还是不喜欢它的式样?’——“唔,就这么说,”我通常回答。然而他总是摇头反对:“小伙子,你和我一样糟。你不知道怎样写好的英文。”在他的脑海里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之间有一条固定的鸿沟。我从来没有办法让他的想像力跨过这条鸿沟,让他看到他脱口而出的语句比起写在纸上的是“更好的英文”。写在纸上的是绞尽脑汁、咬着笔杆制作出来的,其中包括把同样的说法翻译成诸如此类的语言:“上月卅日惠函收悉,抱歉之至,无奈复函相告,思之再三,本人对该事实难苟同”——常常在“该事”上大笔一划,看作“站柜台的行话”,然后就抱怨自己无能,找不出一个更加约翰生①式的词语来替代它。
①约翰生(1709—1787),英国文学家,喜用典雅和拉丁语源概括性强的词。
“我的麻烦就是,”他常说,“我父母在语法方面要求很严,从来不让我们这些孩子使用粗俗的语言,一旦使用,必须予以纠正。”(他所说的“粗俗”是指随便的或不准确的。)“我们是读最好的书长大的——司各特呀,华盛顿·欧文呀,写了《旁观者》的那个我忘了他的名字的老作家呀,还有吉朋呀等等;我虽不是一个文人,而且从来没有以文人自居,但我不会忘记我早期接受的训练。我看到孩子们读像吉卜林这样的新闻记者写的东西时,我恨不得从他们手里扯掉那种劳什子。一文不值的新闻——大多数时髦书都是这些玩艺儿。你会原谅我这种说法,孩子,就连你也太年轻了,不知道英文应该怎样写。”实际上——虽然一开始我发现很难相信——德莱恩曾经肯定是个读书人。有一天晚上,我们参加过宴会后,步行回家,月亮惊魂不定地从“天憩”阁后起身,他对着月亮吟诵道:“她像夜色在美中行走,”我大吃一惊。另外,他喜欢这样来描述马球赛中的一次胜利的猛攻:“告诉你,我们像亚述人一样压倒了他们。”拜伦不是他唯一的精神食粮。有一段时间,很明显他把格雷的《挽歌》全诗背了下来,一个秋天的晚上,当我们一起站在他乡间别墅的阳台上时,我曾听见他低吟着:”
昏蒙的四景已从眼前消尽,
肃静的寰空之中万籁无声……
尽管我对德莱恩夫人不怀好感,但我不能相信是德莱恩的婚姻制止了他对书籍的兴趣。从他极有限的典故和引文来判断,他的阅读好像是在他第一次碰到莉拉·格雷西之前很久就停止了。我像一个地质学家那样探测他,发现莉拉的地层下有好几层都没有任何文学兴趣的痕迹。因此,我得出结论,像其他我所认识的人一样,他的脑海只能接受某一个时代,一旦得到,就“啪”地一声关闭了,就像一个吃饱了的甲壳动物,再来一个潮头永远打不着它;这时我终于发现,人们在某一个时代就停止生活,不管他们还能再活多少年;我认为德莱恩在十九岁左右就停止了生活。那个时间大概刚好是内战结束,他也恢复了以前从未偏离过的普通生活。这四年显然已经塞满了他身心的每一个缝隙。因为我不能相信他是毫无知觉地度过这四年的,像有些著名人物,命运的玩偶那样,从人生经历的顶峰跌入深渊,却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一无所知——由于坚持规定的仪式,或是由于逃跑时带了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梳妆盒而丢了王位。
不,海利·德莱恩感受过战争,并为战争所改变;我把他和别的“老兵”相比时我发现他们真有天壤之别;他们,以前我认为是我父亲的食客中最无聊的一些家伙,现在都成了意趣盎然的人物。那时,每当母亲宣布斯科尔将军或德特兰西少校要来吃饭,我总是找借们躲开;现在,如果我知道要请这些人,我主要的目标就是说服她也把德莱恩请来。
“可是他年龄小得多——他只喜爱热衷于运动的那一帮人。请他来和老先生们呆在一起,他是不会高兴的,”我母亲笑眯眯地再加上一句:“如果海科有弱点,那就是他希望别人认为他比实际年龄更年轻——这是由于他妻子的缘故,我想。”
然而,有一次,她真的请了他,而且他也接受了邀请,我们也不必请德莱恩夫人(毫无疑问她会厌烦的),因为我们没有请斯科尔夫人和鲁斯科特夫人,要使它成为那种老式的“男士宴会”,有烤鸭肉,一罐潘趣酒,我母亲是唯一在场的女士——这样的夜晚我父亲仍然特别喜欢。
我记得,在饭桌上,我是怎样地留心观察斯科尔将军、老德特兰西和德莱恩的不同,又想努力找出他们的相似之处。德特兰西少校嘴上总是挂着战争——布尔溪和安德森维尔的轶事呀,林肯、西沃德①和麦克莱伦②的趣闻呀,尤其是在潘趣酒下肚以后。“如果一个人经过了战争,”无论说到什么,从发表对上星期日布道的观点到赞美烤鸭肉的味道,这一句总是他的开场白,斯科尔将军却不是这样。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为什么晋升到他拥有的那个军阶,他虽然从未提到这个话题,却无言地表明了他对这个军阶的权利。他是一个高大而又沉默的老绅士,长着一头浓密好看的白发,半睁半闭的眼睛在静脉隐现的眼皮间烟焰闪动,还有一副威严笔挺的姿势。他的风度无可挑剔——完美得到代替语言的程度,过后人们就会说他只要躬身微笑,以及起立又坐下就多么讨人喜欢,他把这种困难的技艺运用得炉火纯青。据说他是鉴别马和马德拉白葡萄酒的行家,但他从没骑过马,还传说他在欧文街阴森森的老宅子里给他的稀客递上的是很一般的葡萄酒。
①威廉·亨利·西沃德(1801—1872),美国国务卿(1861—1869),美国内战前辉格党和共和党内反对奴隶制的领袖。
②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1862—1885),美国内战时北方军队的著名将领。
他和德特兰西少校有一个共同特点——老纽约人的极端谨慎。他们带着本能上的不信任注视着有可能扰乱他们的习惯、减弱他们的舒适或者强加给他们不习惯的义务(无论是公民的还是社会的)的任何事物,尽管在别的思想过程中他们十分迟缓,然而当一个貌似无害的谈话可能会引导他们“签署一份文件”,哪怕是支持市政改革的最温和的尝试,或者请他们拥护不管规模多小的一项新的不熟悉的事业,他们在揣测方面总表现出超凡的机敏。
按其宗旨,绅士们总是尽其可能慷慨地捐钱给慈善组织协会、元老舞会、儿童救济院和他们自己教区的慈善机构。一切不带“政治”色彩的事,奋兴布道会,或者卑鄙小人贿选的企图,甚至一个新近的组织——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一个个看上去实在值得怀疑,他们认为这由于某些神职人员的轻率而被人借用了名义,正如德特兰西少校所说:“然而,在这个喧嚣的年代,有些人会不择手段地引人注意。”于是他们一齐为他们青年时代的已逝的“老纽约”叹息,鲁比尼和珍尼·林德①前来演唱过、萨克雷先生来讲过学的那个排外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纽约,那个拒绝接纳查尔斯·狄更斯、又被他出于报复诽谤和嘲弄过的纽约。
①珍妮·林德(1820—1887),瑞典花腔女高音歌唱家。
然而德特兰西少校和斯科尔将军内战中从头打到尾,亲身参与过不能言传的恐怖与痛苦,忍受过形形色色的艰难和匾乏,遭受了严寒、酷暑、饥饿、疾病和创伤的磨难;而这一切已经消失,像消化不良的症状,在舒舒服服地睡过一觉后荡然无存一样,使他们极其平凡又无限快活。
除了一点区别,鲁斯科特上校也是这样。尽管按出身他跟他们不是一路人,但很久以前就被他们接纳入伙了,一方面因为他是一个战友,另一方面因为他娶了海利的一个亲戚。我现在仍然能想得出鲁斯科特上校:一个机灵英俊的小家伙,这两个特征都极为显著,波浪型的头发很有光泽(要不难道是假发不成?),上好的麻纱衣服上有一股太浓的科隆香水味。他年轻时参加过纽约民兵,曾跟伟大的第七团“出征”;第七团,从那时起就成了他生命的源泉和中心,就如同对于某些耄耋之年的人来说,他们的大学宴会仍然是他们生命的源泉和中心一样。
鲁斯科特上校长于骑士精神。对他来说这场战争就是“蓝军与灰军”,就是营救可爱的南方姑娘,就是关于“星条光荣”的轶事和越过敌军防线送重要急件。对许多人来说乏味而凄凉的四年生活在他的道路上似乎充满了魅力,而潘趣酒(使我们年轻人很开心,因为我们心甘情愿招引他)总是从他的记忆中唤起无数次情景:通过快捷、恭敬而殷勤的行动,在某颗骄傲的南方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同时他又发现了杰克逊游击队的驻地、或者可以涉水过河的地点。
那儿坐着海利·德莱恩,比别的人年轻许多,然而在这种场合好像是他们的长者,所以我不禁想道:“如果他十九岁就不再往大长,那么他们现在还裹在褪褓里呢。”然而他仅仅在道德上一个劲儿地长。但在智力上,他们处于同一水平。这时他们开始讨论沃拉克剧院最新上演的戏剧,要不就是母亲试探着提到《罗伯特·埃尔斯米尔》的作者①的新作(她的看法是:在男人的宴会上,只要女主人在场,她就该让谈话保持到最高水平上),德莱恩的话并不比他的邻座的更深刻——而且他几乎肯定没读过这本小说。
①即玛丽·奥古斯塔·沃德(汉弗莱·沃德夫人,1851—1920)。
每当谈起一些社会问题的时候:有关俱乐部管理啦,慈善事业啦,或者“绅士”与社区的关系啦,他才突然显得与众不同,他的态度与其说是反对,不如说是冷漠。
他常常坐在那儿一边听,一边抚弄着我姐姐的大斯凯犭更狗(这条狗无视一切规矩,竟然在吃甜食时跳上了他的膝头),他那忧郁的脸上带着一种严肃而略微心不在焉的表情;正当我母亲(我知道)在想这个人有多么乏味时,他便满面笑容,亮出他的酒窝;而且常常带着十足的胆怯表明他对长辈的尊重,却决不随声附和,说道,“毕竟,谁率先行动又有什么关系呢?要紧的是把事情做了。”
这总是问题的实质。对其他所有的人来说,包括我父亲,一切事情——从教区会议到元老舞会——的关键,恰好是德莱恩所忽视的:即那些组成委员会或领导运动的人们的等级地位。对德莱恩来说,重要的只是运动本身;如果事情值得做,他以其慢吞吞、懒洋洋的方式宣布道,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做,哪怕它的支持者是循道宗信徒或公理会教友,或者是那些在中午吃正餐的人。
”即便他们是新新监狱来的囚犯,我也不在乎。”他肯定地说,他的手懒洋洋地抚弄着狗脖子,我看见他安抚伯恩的受惊的小马时也是那个样子。
“或者是布卢明代尔出来的疯子——因为这些‘改革家’总是那个样子,”我父亲进而说道,他宽容的微笑使他的话显得柔和了。
“噢,好吧,”德莱恩嘟囔着,他的情绪开始低落了,我敢说我们现在这日子已经过得相当不错了。”
“尤其是,”德兰特西少校以一种开玩笑的口气补充道,“我看,潘趣酒就要上桌了。”
潘趣酒表明我母亲要退席了。她羞怯含蓄地微笑着站起身来。而这些绅士们,都站了起来,对她的退场表示殷勤的抗议。
“抛开我们回艾尔斯米尔先生那儿去了——我们都要吃这位先生的醋了!”罗斯科特上校宣称,带着骑士风度第一个赶到门口;他开门时我父亲说,仍然带着他宽容的微笑:“啊,我妻子——她书可读得不少。”
这时,潘趣酒端上来了。
四
德莱恩夫人反对我说:“你会承认海利是完美无缺的。”
不要以为你把德莱恩夫人已经了解得像德莱恩或者我一样完全了。迄今为止,我对你只展示了她的一个方面,或者不如说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理由,海利成了一种障碍或者一个包袱。在她大发脾气的间歇期,当有人非要占据她心中的空位时,她丈夫总是恢复了原位;在这段空白期里,他和孩子是她谈话的主要内容。要是你第一次看见她,你会认为她是一个十足的贤妻良母,而且心里纳闷海利是不是有一天不在家的情况;要是你猜测他很少这样,你也不会错得太离谱。
只是这些间歇期相距甚远,而且持续时间通常很短;有时,他妻子别处有事,德莱恩就像老大哥似的照看他的大男孩子们和他们的小妹妹。有时,在这些场合——德莱恩太太出国,或去纽波特时——德莱恩常把我带到新泽西山上安静的老屋去过一个星期,屋里到处是海利和德莱恩两族人的画像,到处都是笨重的红木家具,到处都是薰衣草荷包和皮革制品——皮靴啦,皮手套啦,皮箱啦——的混合气味,所有这些芳香气味都从一座住着结实的骑手们的房子的食橱和走廊里散发出来。
他妻子在家时,他似乎从不注意这些家庭画像和古老的家具。莉拉一般对祖先表示一种民主性的轻蔑,从而淡化了自己令人遗憾的出身。有一天,我问起她书房墙上挂的—个面孔严肃、身穿护胸甲和黄皮紧身大衣的老祖宗的名字,她说:“我知道的活着的讨厌鬼就够多的了,哪还有心思去记这些死了的讨厌鬼。”德莱恩很善于虚应故事,冲着孩子们快活地眨眼睛,好像说:“孩子们,这就是给你们的正统的美国精神!那是我们大家都应该感觉到的。”
然而,或许他觉察出了我的神情有点儿不耐烦,就在那天晚上,莉拉打着呵欠上床去后,我们坐在炉火边,他抬头看了一眼身穿盔甲的画像说道:“那是老杜沃德·海利——小哈里·范内①爵士这一类人的朋友,我在一个地方藏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信件……不过莉拉是对的,你也知道,”他诚恳地加上一句。
①哈里·范内(1613—1662),英国清教徒,长期国会议员,曾任马萨诸塞总督,后任英国下院领袖,反对查理一世和克伦威尔的护国政体,王政复辟后以叛国罪处死。
“在不感兴趣这一点上吗?”
“在把所有古老的过去都看成死东西这一点上。它是死的。它在我们这里没有用,这正是那个华盛顿的怪人老跟我说的话……”
“华盛顿的什么怪人?”
“哦,一个大个子乡下佬,我在医院时,这家伙对我出奇地好……布尔溪之后……”
我猛然坐起来。这是德莱恩第一次谈起他战争期间的生活。我想我已经摸到了蛛丝马迹,然而它不是。
“你在华盛顿住院了?”
“是的,住了挺长时间。那时候他们不大知道有关伤口消毒的事……可是莉拉,”他带着笑眯眯的固执接上说,“莉拉完全正确,你也知道。现在的世界好些了,想一想从那以后为了减轻痛苦做了多少事啊!”他说到“痛苦”这两个字时,前额上竖起的皱纹加深了,仿佛他感觉到了旧伤的疼痛似的。“哦,我跟她一样相信每一点每一滴的进步——我相信我们正朝着某种更好的东西迈进,如果我们没有……”他耸了耸宽大的肩膀,懒洋洋地伸手去拿手边的盘子,把威士忌和汽水混合斟到我的杯子里。
“可是战争——你在布尔溪受了伤?”
“是的。”他看了看表。“我现在要去睡了。我答应孩子们明天一早上课前带他们去跑步,我得睡七八个小时才感到舒服。你看,我上年纪了,你上来时把灯熄了。”
不;他不愿谈那次战争。
不久之后,德莱恩太太请我证实海利十全十美。她刚刚出门归来——在纽波特飘荡了六个星期——看起来情绪低落,形容憔悴。我第一次看见她嘴角茸拉下来,这是中年人特有的现象,与掉了牙并无关系。“过不了几年她就没有一点彩了!”我幸灾乐祸地想。
“十全十美——十全十美,”她坚持说;然后忧愁地说:“不过——”
我冷冷地应了声:“不过什么?”
“比如和孩子们在一起。对孩子们来说,他就是一切。他把我和我自己的孩子拆开了。”她半开玩笑半抽泣着说。
不一会儿,她又偷偷瞄了我一眼说:“有时他很硬。”
“德莱恩?”
“哦,我知道你不会相信的。不过在商务上——你从没有注意到吗?我想你不会承认的。但有时候一个人就是打动不了他。”我们在书房里,她抬头看了一眼身穿护胸甲的祖先。“他就像那东西一样碰上去很硬。”她指着那凸起的铁东西说。
“不是我知道的那个德莱恩,”她喃喃地说,被这信任搞得很尴尬。
“啊,你以为你了解他?”她半讥讽地说;然后,她又用一种本分的口气说:“我老说他是个十全十美的父亲——他已经使孩子们都这么认为。不过——”
他走进来,而她对他丢下一丝淡淡的微笑就飘然而去,去喊孩子们了。
我心想:“她上年纪了,纽波特有些事使她知道了这种现象。可怜的东西!”
德莱恩着上去和她一样心事重重;然而那天晚上一直到她离开我们,他什么也没说。然后他突然转向我。
“你看,你是我们的好朋友,你愿意帮我考虑一个烦人的问题吗?”
“我,先生?”我说,对“我们的”这一说法感到吃惊。又立即被我的长辈做出的如此严肃的请求镇服了。
他做了一个有气无力的怪相。“哦,别叫我‘先生’;在这次谈话中别这样叫。”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你一直记得我们的年龄差别。好吧,正因为如此我才要问你。我想征求一个还没来得及僵化的人的意见——他跟我的大多数同龄人不一样。事实是这样的,我想办法要让我妻子明白,我们得让她父亲来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那张嘴结舌的惊讶样子一定非常惹眼,所以完全可以刺穿他的阴云,因为他发出了一声轻轻的笑声。“哦,是吗——”
我目瞪口呆地坐着。全纽约的人都知道德莱恩对他文绉绉的岳父的想法。他不顾莉拉的家世而娶了她;然而比尔·格雷西一开始就给讲好他不能住在德莱恩家里,老先生可以定期收到一笔数目可观的补贴从而得到些许安慰;他含着泪水常给熟人讲他本人并不责怪自己的女婿。“我们只是兴趣不同,没有别的。海利心底里倒不算坏;说实话他人还不坏。”熟人们为他这种豁达的气度所感动,常常用他最近一笔汇款买来的香槟酒为海利干杯。
由于我仍然不吭声,德莱恩便开始解释起来。“你知道,得有人去照顾比尔·格雷西——还有谁呢?”
“可是——”我吞吞吐吐地说道。
“你要说他一直需要照顾?嘿,我已尽了全力;就差没有把他接到这儿了。很久以来这件事似乎是不可能的;我非常同意莉拉的观点——”(原来,‘是莉拉不要她父亲!)“可是现在,”德莱恩接着说,“情况不同了。可怜的老头儿年纪越来越大,过去这一年他老得很快。一个吸血鬼似的女人抓住了他的把柄,威胁说要兜出昔日赛马场上的争吵,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假如我们不接他回家的话,他一定会完蛋。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他能感觉得到。他害怕极了;他想来。”
我仍然不吭声,德莱恩便接着说下去,“我猜,你会想这有什么用?为什么不让他自作自受去呢?当然,还有一笔数目不小的津贴。唉,我说不清……我给你讲不清楚……我只是觉得这样决不行……”
“德莱恩夫人呢?”
“噢,我明白她的意思。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了,却几乎认不得他们的外祖父。而且他住在家里同一个头戴便帽的慈祥老太太坐在炉火边织毛衣的情形可不一样。他要占地方,格雷西当然要这样了;情况就会变得很不愉快。莉拉认为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孩子们。可我不同意。这个世界真是个丑陋的所在,为什么每个人长大时应该认为他是一座花园呢?让他们利用自己的机会吧。……还有,”——他有些犹豫,似乎觉得难为情——“对了,你了解她;她喜欢社交,干吗她不该喜欢呢?她就是为社交场造就的那种人。当然,那样会割断我们的联系,妨碍我们邀请人来做客。莉拉不会喜欢这种做法,不过她并不承认这件事与她的反对有什么关系。”
毕竟他对自己仍然崇拜的妻子作了一番评判!我开始明白他怎么会有那么硕大的头颅,有那些不声不响的大动作。是有些问题——
“德莱恩夫人提出什么变通的办法了?”
德莱恩的脸红了。“不外乎再给他一些钱呗。有时我在想,”他说话的声音几乎是在喃喃耳语,“她认为我建议把他接到这里来是因为我不愿意再多给钱。你知道,她是不会理解钱越多事也就越多的道理。”
我的脸也红了,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就算她不理解;难道使她坚持下去的不就是她的睿智吗?倘若她的父亲注定要完蛋,为什么要拖延这个过程呢?我现在无法断定德莱恩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并且留有余地。显而易见,他留的余地是没有限度的。
“你永远也不会僵化的,”我笑着调侃他。
“也许不会僵化,可是会陷得很深。我已经成这个样子了。拉我一把好吗!”他回答了我的微笑。
我依然处在一种过分自信的时期。如果距离较远,毫无疑问我对这种问题可以应付自如。然而,距离这样近,又在那双忧郁的眼睛的注视下,我觉得自己未经世事,十分难堪。
“你不愿意告诉我你的想法?”他几乎以责备的口吻说。
“噢,不是的……我正准备先告诉你。可是这件事如此——如此具有福音教会的色彩,”我总算说了出来——因为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在看俄国人的书了。
“是吗?那倒有意思。我想我是从一个异教徒那儿听来的,还有另外一些事情,我给你讲过关于那老头儿的事,在华盛顿的那会子他时常来和我交谈。”
我的兴趣又上来了。“华盛顿的那个老头儿——是个异教徒吗?”
“对,他从不去教堂。”德莱恩则经常领着他的孩子们去,用总是比别人低半音的粗放的男中音唱赞美诗,而莉拉却在睡觉‘,要消除前一晚打牌的倦意。
他似乎猜到我觉得他答非所问,于是无可奈何地补充了一句:“你知道,我不是个学者,我不晓得你要如何称呼他。”他又压低声音说道:“我认为他不信我们的上帝,不过他给我传授过基督教的博爱精神。”
“他一定是那种与众不同的人,所以会给你留下这样的印象。他叫什么?”
“可惜就可惜在这里!我肯定听到过他的名字,只是由于我大部分时间在发烧,脑子迷迷糊糊,记不起来了。把他的下落也忘了。有一天他没有露面——这就是我所能想起的一切。过了不久,我也离开了,许多年来再没有想到他。后来。有一天我要处理一些自己的事情,天哪,他就在那儿给我讲了那事的是非曲直!奇怪——他总是隔很长一段时间才来,我想,在一些转折点上。”他皱着眉头,笨重的脑袋向前耷拉着,眼睛望着远方,追寻那种情景。
“那么——这次他不来了吗?”
“当然要来!这是我的麻烦——除了他的方法我无法用任何方法看待事物。我还需要一只眼睛帮助我。”
我的心狂跳起来。仿佛在别人严肃地交换秘密时间了进来似的,我感到自己渺小卑微,格格不入。
我试图拖延自己的回答,同时又要满足另外一个好奇心。“你告诉过德莱恩太太关于——关于他的事吗?”
德莱恩清醒了一下,转过头看着我。他微微抬了抬浓密的眉毛,噘起了下嘴唇,再次陷入心不在焉的境地。
“好吧,先生,”我说,回望了他一眼,“我相信他。”
血色涌上他黝黑的面颊。他又一次转向我,有秒把钟,那酒窝在他的阴云中闪亮。“那是你的回答?”
我屏住气点点头。
他站起来,走到房间的另一端,又折回来停在我面前。“他刚刚消失了。我竟然从不知道他的名字……”
五
德莱恩说得对,让比尔·格雷西寄居在家可不像收留一位慈祥的老太太。我观望着我们谈话的后果,感到惊奇。
纽约——德莱恩家的纽约——毫不犹豫地站在莉拉一边。当时社会对酗酒和不忠的态度仍旧是坚定不移的;一个不得不从俱乐部引退的人就等于跌入了很可能是无底的深渊。两三个认为德莱恩的行为“挺好”的人急忙又追加上一句:“但是他应该在乡下某个安静的地方为老人买一幢房子。”把比尔·格雷西禁铜在乡下的一个安静的去处!不到一个礼拜他就会闹得邻里鸡犬不宁。他根本不是他人能管得住的;这一点德莱恩明白,因此就面对现实。
在整个前所未有的境况中,没有比格雷西先生自己对这一点的洞察更奇特、更出人意料、更有趣的了。他也逐渐意识到了他的处境别无选择。
“他们是不得已让我呆在这儿的,天哪;我自己也明白。像我这样的老祸害……不可能受人的信任!海利一开始就清楚——好小子,我的女婿。他直言不讳地给我讲。说:我是信任不过你的,父亲,……直截了当说给我听。天哪,如果早几年他像那样跟我说话,我就顾不得后果了!不过现在我可由不得自己了……我只好忍受着让人家像对待婴儿似的对待我……当即我就原谅了他,先生——当即。”他漂亮的眼睛充满了泪水,把一只又软又老、布满青筋和黑斑的手从桌子的那边向我伸过来。
他的到来实际上造成了德莱恩与世隔绝的状况,我是他们家仍然能见到的屈指可数的几个朋友之一。我知道莉拉感激我的到来。但我并不需要那种鼓励。即使我能给德莱恩一个消极的支持,那也足够了。开始的几个月真是可怕,但是他显然在对自己说:“事情会慢慢安顿下来的,”便只是耸起他宽阔的肩膀去迎接暴风雨。
事情并没有安顿下来;因为怀现到比尔·格雷西身上,事情就继续处在一种沸沸扬扬的状态中。晚辈的孝敬,上好的食品,以及早睡早起使这个惹事者的健康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他变得精力旺盛、傲慢而狡黠。幸好他的第一次放肆导致了旧病复发,连他自己也惊恐不已。他知道自己的抵抗力完了,由于对自己的困境过分敏感,他再次背上了伤心的包袱。然而他从来不是个被动的人。他总得扮演某种角色,通常给别人造成祸害。
一天一位穿着耀眼的女士强行闯进门来找他,房子里回响着她的斥责声。莉拉不让孩子们插手这种场面,而且当圣诞节儿子们回家时,她把他们送到了加拿大的一个家庭教师那儿,自己则和小女儿去了佛罗里达。只剩下德莱恩、格雷西和我享用我们的圣诞火鸡,我不知道德莱恩在华盛顿医院的那个古怪的朋友对这样过节会怎么看。格雷西先生百感交集,他用一种诲人不倦的絮叨来回首往事。“毕竟,女人和孩子总还是喜欢我的,”他总结道,一颗泪珠挂在睫毛上。“但我是你和莉拉的祸根,这我知道,海利。这是我唯一的长处。我想——这我的确知道!好吧,从现在起改过自新吧……”如此这般,不一而足。
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公司的头儿布罗德先生打发人来叫我,我对这次召见既感到吃惊又感到焦虑,因为我并不被常常唤去目睹他的威仪。
“德莱恩先生对你的能力评价甚高,”他开始亲切地说。
我鞠了个躬,想到这可能是个晋升的暗示,有点飘飘然;然而布罗德先生接着说:“我知道你常在他家。常听他说你是他的忘年交。”晋升的希望破灭了,但我并不懊悔。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样反而更好。我又鞠了一躬。
布罗德先生有点尴尬了。“你常在威廉·格雷西先生的女婿那里见到他吗?”
“他就住在那儿,”我直截了当地回答。
布罗德先生叹了口气。“是啊,德莱恩先生做了件好事……但是他真地意识到后果了吗?他自家的成员都站在他妻子一边。你会对我如此坦率地讲话感到奇怪……但是我被问及……据说……”
“如果他不住在那儿,就得进排污沟了。”
布罗德先生更深地叹了口气。“哎,问题就在这里,也许你会间我为什么不直接跟德莱恩先生说……然而这太微妙了,他这个人又不太爱说话。再说,还有些慈善机构嘛……你不认为那儿有办法可想吗?”
我默不作声,他握着手喃喃地说:“这个你要保密,”他示意让我走。我回到我的办公桌旁,感到既然布罗德先生通过与我商谈来强调此事,情况一定很严重。
纽约,为了自己心安理得,最终认定海利,德莱恩有些“异常”。他们两个都是疯子,在他家里打得火热;难怪可怜的莉拉认为这里已没有她的容身之地!在当时的情况下,那种观点神秘而又隐蔽地迅速向四处传播,使我为接着要发生的事做好了准备。
复活节期间有一天,我去德莱恩家同他们一块儿吃饭,发现家中只有男主人和老格雷西,我断定莉拉又带着孩子们走了。她的确走了,走了一个星期了,而且刚寄了一封信给她的丈夫,说她和小女儿正要从蒙特利尔启航。儿子们将和一个可靠的仆人一道回格罗顿。由于她不愿意指责他自己的家庭成员与她一致认为的一件轻率的慷慨行为,她也就没再多写什么。他知道她被他强加给她的压力压跨了,并且愿意理解她想要暂且离开的心情……
她已经离开他了。
那时候,这样的事件可不像后来那样理所当然。而且我怀疑,对一个像德莱恩这样的人来说,这种打击是否本该会轻一些。自然那个晚上是我和他一起度过的最阴沉的一个夜晚。在博尔顿·伯恩受罚的那天我有同样的印象:觉得德莱恩对舆论毫不在乎。他知道舆论偏袒他的妻子,但我相信这一点也没有影响他,他妻子自己对他的行为的看法也没有影响他。这可是我始料不及的。我发现真正使他苦恼的是他的孤独。他思念妻子,盼她回来——她在跟前婆婆妈妈耍小性儿是他在世界上最不能舍弃的东西。但当他告诉我他妻子的所作所为后,只是加了一句:“我看是没有法子了,我们俩都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又一次诧异地看着他。似乎有另外一个声音通过他的嘴在说话,而我嘴里却说:“这可能就是你华盛顿的朋友告诉你的吧?”就在我们留连的餐厅门口,格雷西先生通红的面孔、不值得敬重的赤褐色的头发出现在我们中间。
“海利,你瞧。我们玩一盘怎么样?如果想把我像一个顽皮小孩那样在十点钟就打发上床睡觉,你起码得先让我玩一把牌。”他朝我使了个眼色,我们就进书房了。他接着补了一句沙哑的旁白:“如果他想像莉拉那样指挥我,那他就错了。人心都是肉长的,现在她已经走了,如果我又来受欺负,那就真该死。”。
那样的威胁是格雷西先生顽强精神的最后一次闪耀。这种证实他的精神的反抗行为导致了一次严重的胸膜炎发作。德莱恩以极大的耐心服侍了老人,经过这场病他萎缩了,干瘪了,就连最后一点赤褐色的痕迹都从他那稀疏的鬈发上消失了。昔日的自己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点点无害的闲谈了。
德莱恩教他玩单人牌。他常常在书房的炉火旁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是望着纸牌出神,就是跟孩子们的鹦鹉说话。他对这只鹦鹉的精心喂养和照料令人感动。他也花了大量的时间为最小的外孙集邮。由于他日益增长的和蔼和幽默风趣使他深得佣人们的欢心,以致于一名可靠的女佣由于偷偷把鸡尾酒带进了他的房间而被解雇了。天气晴朗的日子德莱恩从银行回家早一点,总会带他出去散散步;有一天,在第五大街,我碰巧看见他们走在前面,我发现这位年纪轻的一个和老的一样,宽阔的肩膀开始弯曲,而且脚步还没有比尔·格雷西欢快的蹒跚轻松。他们看上去像两个老人在阳光灿烂的人行道上走每天规定的一英里路。比尔·格雷西再也不是这个社区的危险分子。莉拉也该回家了。但我从德莱恩那里得知她仍和女儿住在国外。
社会总是尽快适应一切未经解释就强加给它的事态。我早就注意到,德莱恩从不解释;他的主要力量就在于那种消极特性。他大概不太清楚人们开始议论:“可怜的老格雷西——毕竟,他将有一个体面的结局。海利是做对了——他妻子应该回家与他共挑重担。”在大事上,他对舆论很不在乎,所以不可能注意到它的转变。他盼望莉拉回家,越来越挂念她们母女二人;然而对他来说,这件事没有什么“该不该”。
有一天她回来了。离家使她焕发了青春的活力,她衣着华丽,还结识了一位富有魅力的意大利贵族,此人要乘下班轮船来纽约……她准备原谅丈夫,委曲求全,顺从他,甚至喜欢他。头脑简单得令人吃惊的德莱恩把这一切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她的归来使他感到倒是自己做错了事,于是准备享受被她原谅的快乐。使她深得人心的是,她回来时正好赶得上抚慰父亲的风烛残年。这时的格雷西仅仅是一个拿退休金的温和老人,莉拉经常按时驱车带他出去,并且拒绝一些无聊的邀请,“因为她要陪爸爸。”总之,人们说她有孝心。她丈夫也这样想,并对这种信念感到欣喜。当时,德莱恩家的生活虽说沉闷,但还悠闲。遗憾的是老格雷西没办法再多活几年。他的存在使一度分裂的家庭奇迹般地得以团圆。然而,这是他无法意识到的,他从一个快乐的老糊涂陷入昏迷,再走向死亡。全纽约都参加了他的葬礼,莉拉的黑面纱长短恰到好处——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人生自有其淡漠自身成功和掩埋自己失败的办法。在进展如此缓慢的一个社会里,德莱恩家的危机在人们难以想象的短时间内被平息了,遗忘了。夫妻之间的相互态度似乎没发生什么变化,这个小圈子里的其他人对这一对夫妇的态度也没发生什么变化。如果有什么变化,那就是莉拉由于在父亲病榻旁克尽孝道而赢得了人们广泛的敬重。但作为一个可信的记事人,我必须追加一句,由于在脱掉丧服换上艳妆之前就热衷于和那位意大利贵族调情,从而减轻了这种敬重的分量。在如此的重大活动中,老纽约仍旧岿然不动。
至于海利·德莱恩,经历了这次磨难之后,显得更苍老,更笨重,更加弯腰驼背了,除此之外,与往日没什么不同。我不大清楚,除了我自己,是否还有人意识到他经历过一场磨难。然而我的信念并不动摇。他妻子的归来又使他变成了原来的玩牌、跳舞、经常光顾赛马场的老绅士;然而我也见过海水退潮,花岗岩石从中冒了出来。发生了两次动乱;每一次都遵照周围的人莫名其妙的动机。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根据他的同胞所奉行的原则选定立场;然而海利·德莱恩的举动朋友们难以理解,甚至连他自己都无法解释他做事的理由。这其中的谜仍无法解开。
这个谜是否留到今天由我来解?我现在已经在银行出人头地了,有时候我从银行走向住宅区时,我往三一教堂墓地的栏杆里面扫一眼,便感慨系之。他在那儿已沉睡了十多年了;妻子改嫁给一所蒸蒸日上的西部大学的校长,而且变得文绉绉的,好吹毛求疵。孩子们四零五散,都已成家立业。是老德莱恩的墓穴掌握着他的秘密?还是有一天我出乎意料地碰到了它,还是我们两个一起出乎意料地碰到了它?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比尔·格雷西大故后不久。那个周末我没出城,在中央公园凛冽的蓝色的微光中长时间散步之后,我信步走进了自己的小寓所,发现海利·德莱恩宽大的大衣和高顶礼帽挂在门厅里,这使我吃惊不小。过去他常来我家串门,但大都是我们在宴会上碰在一起,在宴会结束后回家的路上他才来坐坐。他在这个时候出现而且又是个星期天,我吃了一惊。然而他抬起刚才还在读晨报的那张平静的脸。
“你没有料到星期天会有人来吧?说句实话,我办完了一件差事。像往常一样,我想去乡下,但今天下午有场大型音乐会什么的,莉拉已经订了票;晚上阿尔斯特罗普家有宴会。于是我就顺便过来消磨消磨时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还有什么好干的?”
这就是他,还是过去那个平常的老海利。他还是十分无聊,无事可干时,就打打扑克来消磨时光,这次他把我当成了可能的人选,我倒也很高兴。我大笑着把我这种想法告诉他。他也大笑起来——我们之间是兄弟般平等的交情——还叫我快看看我外出时送来的几封信。“天哪——你这家伙小小年纪怎么信就像雪片似的飞来!”他抿着嘴笑道。
我撕开封口,浏览这些来信,这时我听到身后一声惊叫。
“我的天——他竟然在这儿!”海利·德莱恩喊道。我回头看看他说的是什么。
他拿起了一本书——一个不寻常的举动,而书就在他的胳膊肘旁边,我猜想他已经把报纸上的水分榨干了。他把书递给我,没说什么,而他的食指压着打开的那页;他的黝黑的脸上闪着红光,手有点儿发抖。他的指头指的那页上有一个男人的铜雕肖像画。
“这真的像他哩——不管走到那儿,我也会认出他穿的这身旧衣服,”德莱恩兴奋极了,一下子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我拿过书,先凝视那幅肖像画,再来注视我的朋友。
“你在华盛顿的朋友?”
他激动地点了点头。“就是我平常跟你说起的那个家伙——一点儿也没错!”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那副样子,笑容闪出来飞到酒窝上。仿佛密密麻麻的酒窝网在他那张快乐的脸上闪光。他的眼睛又出神了,好像在凝视着看不见的景象。最后他的目光又返回到我的身上。
“那老兄到底是怎么把他的肖像弄到书里去的?有人在写他吗?”他那呆滞的好奇心又苏醒了。于是他伸手要那本书。但我把它缩了回来。
“有不少人在写他;可这本书是他自己的。”
“你是说这书是他写的?”他半信半疑地笑了笑。“嗨,那穷光蛋可没受过什么教育呀!”
“也许他受的教育比你想的要多。让我再看看这本书,然后读一点给你听。”
他表示同意,不过我可以看出他对那一页产生的疑虑已经遮暗了他的兴趣。
“他写的是什么事?”
“就是你的事。现在听着。”
他重新坐到扶手椅里,摆出一副痛苦的专注神情,我坐下读了起来:
灰蒙蒙的黎明时分军营里的一幅景象。
我睡不着,一早就走出了帐篷,
空气清凉,我在医院帐篷附近的小径上漫步,
我看见三个形体躺在担架上,被抬了出来,却无人照料。
每一个人都盖着毯子,宽大的棕黄色的羊毛毯子,
灰蒙蒙沉甸甸的毯子,裹住了、盖住了一切。
我觉得奇怪,停下脚步,默默地站着:
然后以轻轻的手指,从最近的一个,第一个的脸上把毯子揭起:
你是谁,这般憔悻而难看的长者,头发花白,眼眶深陷?
你是谁;我亲爱的同志?
接着走近第二个———你又是谁,我的孩子,我的宝贝?
你是谁,可爱的孩子,双颊还像花一样鲜艳?
再走向第三个——一张脸既不是孩子,又不是老人,非常安详,宛如美丽的黄白色的象牙;
年轻人,我觉得我认识你——我想你这张脸就是基督本人的脸庞;
死去的和神圣的,大家的兄弟,他又躺在这里。
我把那打开的书搁在膝盖上,偷偷地瞥了德莱恩一眼。他脸上毫无表情,由于凝神注意仍然显得安详。从他的身上没有撞击出任何火花。显而易见,他与英语诗歌分手时的情况与英诗已经采用的这种奇特的形式距离太大了。我必须找到一种能把这种情况表现得明明白白,从而可以掌握这种不熟悉的手段的东西。
一天夜里我奇怪地警戒在战场上,
这时你,我的儿子和同志倒在我的身边……
这首诗星光般的絮语在向前流动,含糊,执着;读着,读着,我的喉咙开始哽咽,双眼变得模糊。当我的声音落到最后这一行时,我心里说:“现在他又体验着这一切,又看到了一切——生平第一次知道别人也像他一样看见了这一切。”
德莱恩在座位上不安地扭动着,一会儿把左腿压到右腿上,一会儿又把右腿压到左腿上。一只手心不在焉地压着他那仔细熨烫过的裤褶,脸上仍然毫无表情。格雷的《挽歌》与这种难以理解的和谐之间的距离依然没有沟通。然而我并不泄气。我本来就不该指望他能理解它——一开始就不应该——除非借助最贴近的个人的感染力。我刚才打开的那页上是:“可爱而抚慰人的死亡,”现在我翻过去另找一页。我的倾听者又顺从地靠到椅子上。
拿着绷带,水和海绵。
径直奔向我的伤员……
我把这首诗读完。然后合上书,再抬眼一望。德莱恩默默地坐着,他那双大手紧紧地握着椅子的扶手。他的头微微地向胸前耷拉着。他的眼皮垂下来,正如我虔敬地想象的那样。我自己的心怀着一种虔诚的情感狂跳,这时我对这首常读的诗的感受是从来没有过的。
最后他有点胆怯地说,“这是他写的吗?”
“是的。说不定正好就在你常见他的那个时候。”
德莱恩仍然沉思着;他的表情显得越来越胆怯。“你们把它……呃……叫什么来着……确切地说?”他冒昧问道。
一时间我十分困惑,然后说:“呃——诗……确切地说是一种自由体……要知道,他是新诗体的创始人……”
“新诗体?”德莱恩茫然应了一声。他吃力地站起身来,再没有从我手里要那本书。我看到他脸上露出要走的样子。
“哎呀,过了这么些年又看到了他的肖像我真高兴。”他说;他走到门口停下来问道:“对了,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告诉了他,他露出一丝慢慢品味的微笑重复着这个名字。“对,正是这个名字。老沃尔特——那会儿大伙儿都是这么称呼他的。这家伙真了不起——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尽管我倒希望,”他以他最温和的责备口吻又补充说,“你没有告诉我他写了那些劳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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