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点半，病人陆续来到艾米利亚·凯瑟琳医院。最初是一群从山下的城市里来的衣衫褴褛的贫民。本来，从这时开始兹尔·海亚伯就应该检查他们的证件，让他们进去，但他却让他们等着，这群人在拱形入口处外的场地上兜着圈子，叽叽喳喳的。海亚伯却坐在椅子上，一边品尝着冰茶，一边用手拨弄着额头上的头发。
　　天气很热，幸好人们没有向他拥来。
　　但这群人也着实感受到酷热难耐，他们不停地在场地上走动着——这并不使他们感到凉快些，但至少可以减轻酷热和嘈杂所引起的内心的烦躁，他们不停地用手巾擦着脸上的汗珠。他们中大多数明显地患有某种疾病或带有某种残疾：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大腿或路膊上缠着绷带，有的患有眼疾，有的皮肤溃烂了。
　　在海亚伯看来，只有极少数人显得比较健康，凭他多年的经验，这些人多半是装病，想免费搭车。
　　其中一个人撩起长袍对着墙壁小便，其他的人许多也开始抱怨起来。海亚伯没理会他们，深吸了口气，继续津津有味地品尝着那杯冰茶。
　　在他看来，既然是为这些家伙提供免费医疗，让他们多等等599也是应该的。
　　十点钟了，阳光逐渐照射到海亚伯所坐的地方。他用一张报纸煽着风，不停地喝着冰茶。有一大块冰浮在茶面上，海亚伯让茶杯倾斜着，让这块冰浸着他的牙齿，这种感觉很倔意，他时而轻轻地咬下一小块，让它停留在舌头上，借此抵挡酷热。
　　一阵柴油机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闻声望去，是一辆联合国难民救济与工程局的卡车——从那不勒斯来的——在医院前面停了下来。司机走下车来，打开了后门，二十多人从车上下来，加入了这群从城里来的伤病员大军。顿时，整个场地变得更嘈杂了。
　　海亚伯从地上拾起票夹，站了起来。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去，先生？”一个没牙齿的老头问道。
　　海亚伯膘了他一眼，老头立刻闭嘴不说话了。
　　“干吗还让我们等着？”另一个又吵了起来。这是一个年轻小伙子，显得很稚嫩，一双眼睛滴溜溜地直转：“我们都是从那不勒斯赶过来的。我们要求早点接受诊断和治疗。”
　　海亚伯扫视了一眼手中的票夹：星期六的男病人诊断共安排了七十个名额，当然这只包括那些正规的病人，实际上每次都有一些人持着已过期的难民卡或压根就没卡混进来，要求接受免费治疗。周末的情况一般都比较糟糕，但比星期三还是好一点，星期三是专门为妇女开设的。人数比现在多将近两倍，妇女们的心理比较脆弱，对自己的健康老是疑神疑鬼，一点小毛病就能让她们心神不定。她们的嘴巴似乎永远没有闹着，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天，因此，星期三就成为海亚伯最痛苦的一天。
　　“快点，让我们进去，”一个患眼疾的家伙叫着，“我们拥有这个权利。”
　　“耐心点。”海亚伯说道，准备启用票夹，他已看见布尔德温先生出现了，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不久就可以开始会诊了。
　　这时一个病人高声叫了起来：“放我们进去——没有什么东西比健康更重要了！”
　　他的话引起了一片赞同声。
　　“好吧。”海亚伯说道，卷起袖子，掏出了钢笔，“你们的卡都准备好了吗？”就在他验完一批人的难民卡，让他们进去之后，又来了辆卡车——是从希伯伦来的——正从东南方向的公路上艰难地爬上来。这辆车的引擎显然有点毛勃—齿轮听起来似乎裂了，好像还有其它的毛病，总之，这辆车着实需要一番大的修理。他很想走过去耍一耍威风，把那名司机教训一顿。但现在的时代变了，他不愿意惹这个麻烦。
　　这辆希伯伦来的卡车在山顶上被卡住了，那里有一段路比较陡峭，要越过这段陡峭的山路，对这样一辆破车来说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就在这辆希伯伦来的卡车陷入困境的时候，一辆白色的小轿车从相反的方向——也就是犹太人大学的方向——开过来，这辆小轿车停了下来，又后退了好几米，正好停在通往艾米利亚。
　　凯瑟琳医院的公路上。
　　门打开了，一个穿着黑色套装的高大的家伙走了出来，并向艾米利亚·凯瑟琳医院的方向走来。阳光照射在他的胸脯上，有个东西在闪闪发光。相机，而且是两部，长长的吊带，在胸前晃来晃去。凭直觉判断，这两部相机肯定相当昂贵。
　　这家伙在路中间停住了，似乎对旁边的破卡车所制造的噪音毫不在意，打开了一部相机的镜头，将它对准了医院，似乎要拍下医院的外景。
　　海亚伯不禁皱了下眉头：如果不交费，是禁止外人对医院拍照的，这是他的职责。
　　他站了起来，抹了一下嘴巴，向前定了过来，那家伙却只顾不停地按快门——“咔嚓、咔嚓”，拍了一张又一张。
　　卡车司机这时也看见了这家伙，猛踩了一下刹车，伴着尖锐的声音卡车停了下来，同时司机按响了喇叭，这家伙知道卡车司机是在向他示意，向他招了招手，走到了路边上。司机又按了一下喇叭，似乎是在强调。这家伙向司机欠了欠身，然后穿过马路，朝海亚伯坐的那把椅子的右边走了过来，整个人似乎显得有点神经玻当他走近的时候，海亚伯看清楚了，是个日本人，又高大又强壮，然而大多数日本人却并非如此。
　　穿着一套发皱的旅行服，脸上堆满了笑容，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头发油光发亮，梳理得很整齐，相机在他胸前晃动着。
　　日本人，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之一。富有，差不多每个人都这样，但却又易于轻信——对于那些被称之为制度法律的东西，他们往往非常严格地、无条件地去遵守。上个月海亚伯在一群日本人身上略施小技，捞了不少油水，他向他们每人收了五美元的观光费，说这是医院的制度规定的。
　　“不许拍照。”海亚伯用英语生硬地命令道。
　　这个日本人笑着欠了欠身，又将相机的镜头对准了拱形门外的玫瑰花坛，“咔嚓”，又是一张，接着又将镜头对准了前门。
　　“不！不！你不能在这里拍照。”海亚伯有些急了，走上前来，挡住了他的镜头，用手指着他的脸大声说道。然而这个日本人的笑容却更加灿烂了，真是不可理解！海亚伯从记忆中嫂寻着曾学过的单词，大脑高速运转，情急之下想起了布尔德温先生曾教给他的一个单词：“禁止！”这个日本人将嘴撮成了“Ｏ”型，似乎颇感惊讶，又点了点头，欠了欠身，似乎表示理解。然而他却又举起了相机——是一部理光相机，另一部也是，这次镜头对准的是海亚伯，只听得一声“咔嚓”，接着是胶卷转动的声音。
　　“不，不！”海亚伯摇着头，大声说道。
　　日本人盯着他，将手中的相机放下，又操起另一部。在他后面，那辆希伯伦来的卡车开走了。
　　“不！”海亚伯重复道，“这里禁止拍照。”
　　这个日本人却笑着欠了欠身，又准备按下快门。
　　完全是个白痴！也许“NO”在他的语言中意思是“Yes”——但上次那群日本人对于他的英语为什么又能理解呢？难道仅仅是因为这家伙特别顽固？这家伙太强壮，不能采用胁迫的手段，这一点海亚伯心里很清楚，最好是采用什么办法呢？这样想着，海亚伯不知不觉中掏出了自己的钱包。
　　“联合国的规定，拍照必须交费。”他冲着这个日本人摇着手中的钱包说道，同时另一只手向后伸开，试图阻止身后的人群拥向大门。
　　人群越来越拥挤，他们使劲朝他挤过来，试图不必验卡就进人大门，典型的希伯伦牲口！什么时候这群人挤到一块儿，那里肯定有乱子。
　　“等一等！”海亚伯高声叫着，同时伸开双臂试图阻挡汹涌而来的人群！这群希伯伦来的病人仍然向前挤着，逐渐地包围了这个大个子的日本人，他们开始用一种惊奇和不信任的目光打量他，看着他拍照。
　　“不！”海亚伯大声叫着，同时用双臂阻止人们通过，“你们得出示难民卡！否则医生是不会给你们看病的！”
　　“他上个月给我看过病，”一个人大声说道，“说卡没用。”
　　“但现在你们必须出示难民卡！”海亚伯一边说着，一边转向日本人，抓住了他的一只胳膊，海亚伯觉得非常粗壮：“停住！禁止拍照！”“让他拍吧！”一个下巴上缠着纱布，嘴唇浮肿的家伙说道，话听起来含含糊糊的，他转向那个日本人，用阿拉伯语说道：
　　“给我拍一张吧，黄皮肤的兄弟！”这群希伯伦人顿时大笑起来。
　　“还有我。”
　　“给我也来一张，我想当电影明星！”
　　不知这个日本人是否真的听懂了这群难民的阿拉伯语，只见他乐不可支，不断地按下快门，给这群人拍了一张又一张。
　　海亚伯狠命抓住日本人的胳膊，这简直就是一块砖头，海亚伯使尽全身的力气，却没使它移动丝毫。
　　“不I不！禁止！禁止！”这几个英语单词海亚伯不知说过多少遍了！“为什么他不能拍照？”有人提出抗议。
　　“这是联合国的规定！”
　　“老是规定！狗屁规定！”
　　“把这些规定扔到一边去，让我们进去！”好几个病人又开始往前挤，有一个企图溜过去，海亚伯大声叫道：“给我站住！”那人只得停下来。这家伙身材矮小，菜青色的皮肤，满脸惶恐，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喉咙和腹部，装出一副很痛苦的样子！“卡呢？”海亚伯问道。
　　“丢了。”这人说道，努力装出一副低沉沙哑的声音，两只手按着腹部，显得很痛苦。
　　“没卡医生是不会给你看病的，知不知道？”这人嘟嚷着，点了点头。
　　“让他进去！”有人吼道，“他在卡车上吐了，病情很严重。”
　　“我也一样，我在车上吐得一塌糊涂！”有人跟着怪声怪调地叫起来。
　　人群中一阵哄堂大笑，紧跟着一连串粗野的叫骂声。
　　这个日本人似乎觉得这一切都是冲着他来的，这可把他给忙坏了、“咔嚓”声不断，把这些叫嚷的希伯伦人的可爱的嘴脸全拍了下来。
　　简直就是在演马戏，全因为这头拿相机的日本驴！海亚伯不禁大为恼火。就在他把手缩回来准备去拿日本人脖子上的理光相机的时候，好几个人又向门边挤过去。
　　“别再拍了！”他叫道，“禁止拍照，你懂不懂？”这个日本人仍毫不理会，笑着不断地按下快门。
　　越来越多的人从他身边挤过去，径直朝前门奔去，没有一个人亮出自己的卡。
　　“咔嚓”、“咔嚓”。
　　“停住！”
　　日本人终于停住了，放下手中的相机，让它靠在胸前。
　　胶卷可能用光了，海亚伯不禁有些得意，他要想装上胶卷，再到医院里面来拍照，简直没门！但他并没有伸手到口袋里去掏胶卷，而是朝海亚伯笑了笑，伸出手来主动和他握手。
　　海亚伯没理会他，伸出手来摊开了手掌：“二十美元，联合国的规定。”
　　这日本人又笑了笑，欠了欠身，然后径直走了。
　　“二十美元！”当他从一位病人身边走过的时候，那人笑着说道。
　　海亚伯索性站在一边，让病人进去。日本人又回到了路中间，拿出了第二部相机，这一部较小，又拍了起来，好一会才带着满足的神情驱车而去。
　　几乎所有的病人都拥到了门边，只有少数几个腿上有毛病的在后面一瘸一拐地跟着。
　　海亚伯重又回到了椅子上，这么热的天，实在是懒得动I他拿起椅背上的毛巾擦了擦汗，又端起冰茶啜饮起来。如果里面乱成一团糟，那可不关我的事，他这样想着。
　　他朝后仰了仰，伸开双腿，喝了口冰茶，展开身边的报纸，翻到广告专版，聚精会神地看起上面的旧车广告来，忘记了身边的嘈杂，忘记了那个日本人，忘记了那群病人开的玩笑，以及嘲笑，叫骂。就在这时，两个人出现在医院后面一片浓密的松林中。
　　他们穿着阿拉伯长袍，口袋里装着颐由联合国难民救济组织盖过钢印的难民卡。
　　医院里面，情况确实是一塌糊涂。气氛几乎达到了白热化，两名自愿医生尚未露面，病人们提前半小时进来，而且严重超员，走廊上都挤满了病人，他们或站着，或坐着，有的倚靠在柱子上，有的在聊天，有的则焦躁不安地四处游走。
　　空气污浊不堪，混合着病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怪味。
　　纳哈姆·施姆茨机敏的眼睛注视着周围来来往往的医生、护士、病人。贴在上嘴唇上的那撇假胡子今他感到很难受，活像一块亚麻布。他浑身上下汗淋淋的，真好似大病了一常惟一使他感到快活的就是还留在头脑中的爱娃清晰的笑容。
　　他将她从海得沙接回家，让她吃了些东西，又和她亲热了四个小时才睡觉，他知道她一夜没睡，一直守着身旁的电话，可怜的老家伙，正处在死亡的边缘，她一直想回到医院，回到他身边，生怕他没人照顾，孤零零地撒手人寰。
　　然而，当施姆茨五点钟起床，穿上这套阿拉伯服装的时候，她的嘴角还是不经意流露出了一些留恋的神情。没办法，他当时感到很饱歉。
　　达奥得对周围的一切似乎摸不关心，这个阿拉伯人站在大厅当中，和其他人混在一起，一副漠然的神情，偶尔用眼神和施姆茨交流一下，只见他馒馒地，慢慢地向后退去，终于退到了资料室门前，他等待着施姆茨的信号，施姆茨一做暗示，他就马上动这种动作是很隐蔽的，如果你不认真观察，你几乎发现不了，手在背后忙着撬锁，面神色却一片镇静。
　　这类事情应当将阿拉伯人难不倒，施姆茨认为，如果他们可以信赖，完全可以成为伟大的侦探。
　　在这里，他是个阿拉伯人，他完全被阿拉伯人包围着，除了1948年在集中营值班，他从来没和这么多的阿拉伯人呆在一起。
　　如果他们知道他是谁，他可能会被撕成碑片。早上他穿上这套阿拉伯服装后在镜子中照了一下，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竟和一个真正的阿拉伯人没有什么差别。
　　有人点燃了香烟，其他许多人也纷纷效仿。身旁的一个小伙子碰了他一下问他是否也有。这群人，完全没将美国护士凯瑟迪小姐的话放在心上，她已经两次出来要求大家别捆烟。
　　“有烟吗？”这个小伙子又碰了他一下，重复道。
　　“别再抽了。”施姆茨用阿拉伯语答道。
　　凯瑟迪小姐又来到大厅上，叫了一个人的名字。一个跋子挂着拐杖应着，蹒跚着跟着她走了过去。
　　施姆茨注视着这个女的扶着那个跛子走向检查室，这女的胸脯平平的，臀部也不丰满，整个人似乎就是个干核桃，这种类型的女人可能只有像阿比亚迪那样风流好色的阿拉伯酋长才用来当作发泄性欲的对象。
　　几分钟之后，酋长本人从另一间检查室走了出来，长长的医生工作服穿得很整齐，他用轻蔑的目光扫视了一下面前的这群乌合之众，晃动了一下手腕，所戴的金表折射出一片耀眼的光芒。
　　处在这群人当中，酋长大人确实是鹤立鸡群。施姆茨对这佼大人是有所了解的。他跟着阿比亚迪穿过大厅，直到他走进资料室。达奥得已从门前移开了，坐在地上正在装睡。
　　阿比亚迪用一把钥匙打开了资料室的门。这个目中无人的家伙——他在这里究竟干些什么？为什么不在艾玛拉或东耶路撤冷的豪华街道上租一套办公室？只要他把心思用在那些大土地所有者或是富裕的游客身上，他肯定可以赚大把大把的钞票。而他却在这里和这群贫民混在一起，真是不可思议！对阿比亚迪的调查表明他是个不断调换胃口的花花公子，他根本不属于那种行善的人，如果他有什么善行，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另有图谋。
　　丹尼尔的观点是，那个屠夫肯定心理上有问题，并带有偏激的种族主义思想，企图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挑起争端。施姆茨不能肯定丹尼尔的观点是否正确，如果真是这样，似乎只证明了他自己的观点：阿比亚迪是一个最狂热的种族主义者，他极有可能就是屠夫。对于这一点，他在昨天晚上的全体人员都参加了的会议上讲了很多，但没人同意，也没人反对。
　　但他认为自己的观点没错，只要看看他在美国时的劣迹，就肯定没错。
　　“那是十年以前的事了，纳哈姆。”丹尼尔提醒他，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你怎么知道？”
　　“在我们的初始调查中，从出入境签证的记录上可以证实这一点。”
　　十年以前，这太遥远了。
　　但施姆茨并不打算轻易地放过这小子，在底特律读大学之前，阿比亚迪住在阿曼，就读于一所昂贵的私人学校，胡塞尼的孩子就是上的这所学校。家境是如此的富裕，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能以一名游客的身份，持着约旦护照，轻易地往返于约旦和美国之间，在他返回以色列之前的任何旅行活动也肯定不会反映在他的档案上。
　　然而，美国移民局应当有这些人的记录。丹尼尔曾同意和他们取得联系，也许会获得一些很有价值的情况，但这少说也要花费数局，乃至数月的时间。
　　然而，在纳哈姆·施姆茨看来，整个案件和阿比亚迪并没有特别大的关系，丹尼尔等人如此将其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实在不应该。
　　不管怎样，没有理由要对发生在万里之遥的美国本士上的凶杀案发生如此浓厚的兴趣。也许这种相似仅仅只是一种巧合，强烈的性心理变态可能使这些人在残酷的杀害年轻的女性时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丹尼尔的黑皮肤朋友曾说这些案件是如此地相似，绝不可能仅仅是巧合。但是，虽然一名美国侦探对发生在他自己国家的凶杀案的情况肯定比自己了解的多得多，但他也仅仅只是推论，是假设，没有铁证如山，这事情还很难说。
　　阿比亚迪走出资料室，手中拿着几份图表，从达奥得身边走过，他撅了下嘴，露出一副厌恶的神色。
　　瞧瞧他选中的女人：那位凯瑟迪小姐实在是太瘦，没有一点肉感——似乎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尤其是对于像阿比亚迪这样富有的花花公子来说。
　　多么奇怪的一对！也许两人同时与此案有关。相同的种族主义倾向使他们走到了一起，组成了一个杀人组织。有人帮助将受害者的尸体搬进搬出洞穴，在外面观望，给尸体擦洗，整个解剖过程就将容易得多。
　　有一个女性合作伙伴，将使整个谋杀变得容易，女人之间容易产生信任感，尤其是一个做善举的穿白大褂的女人，当她轻柔地说：“放松些，这针药会让你感觉好些……”一切的一切，都将变得很容易。
　　信任感……也许是这位穿白大褂的凯瑟迪小组亲手杀死了最初的两个美国人——一个性变态的女人。怎么不可能？于是，四年之后，阿比亚迪来到了美国，在哈帕医院遇见了她，他们两人发现彼此有共同的兴趣，于是便组织了一个杀人惧乐部。
　　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潭，但事情尚未露出真相，就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无论如何，应当多考虑一些情况。
　　那个瑞士老护士，凯瑟琳·霍瑟，走了出来，她走到走廊的中央叫了个人的名字，但她的声音太小，没有人听见她说什么。
　　“安静！”阿比亚迪摆出一副威严的姿态命令道，他刚要进入检查室的，又转过身来。
　　大厅里的人都静了下来。
　　阿比亚迪怒视着他们，环视了一圈，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对那个护士说道：“你再念一遍名字，霍瑟。”
　　这个老护士重复了一遍，一个病人座了声，然后跟在她身后走了过去。阿比亚迪推开门走了进去。
　　施姆茨用肘腕靠着墙站立着，等待着时机。旁边那个向他要烟的哥们不知从哪里弄了根姻正在吞云吐雾。大厅那边达奥得正和一个眼上有疤的小伙子在交谈。
　　另外两名医生——上了年纪的阿拉伯人达罗沙和加拿大人卡特，从一个房间走了出来，他们搀着一个阿拉伯人。这个阿拉伯人将手臂放在他们的肩上，在他们的搀扶下一路一路地走着。
　　多么动人的情景！
　　行善者！然而在施姆茨看来，这些人可能名不副实。事实上，就本案而言，加拿大人几乎和美国人一样，都有着极大的嫌疑。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边境线上的管制也根宽松，一个加拿大人完全可以自由地出入美利坚国境。如果所有的美国嫌疑对象被排除了，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他了：最初的调查表明，他在美国南部待的那一段时间里，曾有四起类似的案件发生。他在医学院的最后一年里，曾到厄瓜多尔的和平医院实习。
　　一个真正的行善者，翻阅卡特的档案，似乎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但也许实际上是个反种族主义者，谁知道？但来自和平医院的有关他的资料似乎又与这种猜测格格不入，这些资料表明他是一个高尚的人：救死扶伤，富有奉献精神，投身于对瘟疫的防治，帮助乡村建设，等等，等等。似乎卡特医生从头到脚都光彩照人。
　　达罗沙的形象也不错：因为善良而备受人们称道，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和以色列医生相处良好，他曾在海得汐上学并获得优异的成绩。他的历史是如此的清白，连交通违章之类的小错都没有犯过。他在待人方面得到大家一致的好评，尤其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
　　惟一的对其不利的一点就是：他是个同性恋者。刚刚证实一些有关他和一些男人搞同性恋的流言，其中有一个是个已婚的犹太医生。他最近的同性恋伙伴就是医院大门外的海亚伯，一个十足的傻瓜！想一想，两个赤棵裸的又粗又矮的男人在床上巫山云雨的场面该是多么的滑稽！但达罗秒搞同性恋的事实和本案并无关系，施姆茨是这样认为的。心理学方面的有关理论认为：如果种种原因导致某个男人性心理变态，产生了同性恋的冲动，而他又极力予以抑制，那么这种抑制的最终结果，就是他以疯狂的手段摧残女性来进行心理补偿。
　　但达罗沙呢？他有同性恋的冲动，而且搞同性恋也早巳成为事实，换言之，他并没有压抑自己的这种冲动，这种冲动的心理能量也早已得到了发泄。既然如此，他怎么还会去摧残妇女呢？都见鬼去吧！心理学上的理论，还有丹尼尔的那个黑朋友从美国联邦调查局获得的大量的情报，无疑，这位黑朋友比他们当中任何人都更有经验，但纳哈姆·施姆茨是最不愿接受外人帮助的，除非他能提供不容辩驳的证据。
　　整个上午都处在污秽不堪的空气当中，令施姆茨深为恼火，他望了望达奥得，希望机会挟点到来。
　　下午一点钟，医生们决定休息片刻让病人们吃午餐。医院给病人提供了免费的咖啡和馅饼，只见这群病人如饿狼般冲出大厅，冲到前面的院子，那里早已布置好了餐桌。
　　机会来了！
　　施姆茨用很不显眼的动作向达奥得做了个暗示，示意他迅速动手。
　　趁着大厅里一片混乱的机会，达奥得迅速来到资料室门前，从衣袖中取出工具，重新开始撬锁。
　　施姆茨一双机警的眼睛注视着大厅那边的走道，担心有人会突然到来，一分钟过去了，锁还没有撬开，施姆茨不仅暗暗着急，恨不得自己上前帮达奥得一把。
　　终于，锁撬开了。达奥得转过身来朝施姆茨得意地笑了一下，然后闪了进去，从里面将门关上了。
　　大厅里空荡荡的，施姆茨的心中顿时感到有点紧张。
　　走廊里也一片沉寂，施姆茨在门外等着。五分钟过去了，突然，从走廊的另一端传来了脚步声，接着，一个人影出现了，定得很快，似有所图谋。
　　是布尔德温，医院负责人——现在在施姆茨面前出现了一个美国人！在施姆茨看来，这人可能就是那个凶手。并不是个医生，却呆在医院里，干嘛？——学习有关毒品和外科手术的一些东西，以便于其继续作案！瞧他，穿着一件长长的白大褂，脚上穿着一双银亮的黑皮鞋，后跟擦在地板上，“吧嗒，吧嗒”直响。
　　布尔德温走得很快，但眼睛却盯着手中的一本《时代》杂志上，一大串钥匙在另一只手中直晃荡，叮叮当当作响。
　　施姆茨马上意识到他正在向资料室走来。如果达奥得就在这时出来，和布尔德温碰个正着，那可就太糟糕了！
　　施姆茨向后退到资料室门前，听到里面“悉悉卒卒”之声不断——达奥得还在到处翻寻！施姆茨敲了下门，里面立刻静了下来，达奥得小心地从里面将门锁上了。
　　布尔德温走近了，他拾起目光，发现了施姆茨，颇感惊讶。
　　“干嘛？”他问道，“要我帮忙吗？”浓重的阿拉伯口音。
　　施姆茨靠在门上，双手抱着胸部，装出一副很痛苦的样子，呻吟着。
　　“怎么回事儿？”布尔德温看着他。
　　“疼得厉害！”
　　“什么？”
　　“疼得厉害！”
　　“哪里？”
　　“胸部！”施姆茨呻吟的声音更大了，同时双腿不断地颤抖，似乎就要支撑不住了。
　　布尔德温放下手中的杂志，双手抓住他的胳膊。施姆茨顺势就让他扶着，内心里却不禁暗暗发笑：也许这家伙是数年来第一次于了件正儿八经的医生该干的事！这个美国人咕贼着，将手中的钥匙挂在腰上，一只手抓着施姆茨的胳膊，一只手扶着他腰部。
　　“医生给你诊断过了吗？”
　　施姆茨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
　　“都等了半天了……噢！”施姆茨大声地喘着粗气，装出极度痛苦的样子。
　　布尔德温的眼睛闪现出一丝警觉的神色。
　　“在心脏部位，是吗？”
　　“噢！噢——”
　　“你的心脏有毛病？”
　　“噢！是的，真该死。”
　　“好吧，听着！”布尔德温说道，“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叫一个医生来！”他扶着施姆茨坐在地上，让他背靠着墙，然后转身走了回去。一等他消失在走廊尽头的角落，施姆茨马上跳了起来，敲着资料室的门说道：“快，快出来！”门开了，达奥得闪了出来，脸上流露出喜悦的神情——成功了！
　　“这边。”施姆茨指着与布尔德温相反的方向说道。
　　两个人拔腿飞奔！
　　两人跑了一段距离，施姆茨问道：“东西都搞到了？”“都搞到了，在我的袍子下面。”
　　“棒极了！”
　　两人继续跑着，过了检查室和X光透视室，大厅走廊的尽头是一堵用灰泥涂抹的高墙，没有窗口，仅挂着一个指示牌作为标志。
　　“等一等，”施姆茨说道。他停了下来，扫了指示牌一眼，从上面撕下了一张“诊断日程”，塞在口袋里，然后继续向前跑。
　　向右转了个弯，他们进入一条较小的走廊，走廊旁边是一串木门，只见上面写着“服务室”、“储藏室”之类的字眼。施姆茨很清楚，自己和达奥得正在向西奔跑。从这些字眼看来医院的西部是专为医生护士提供衣食任行的地方。再往前跑，又经过了干洗房、桑拿室、食堂、豪华餐厅。
　　接下来的便是医生和护士们的公寓套间，只见门前的指示牌上写着住户的姓名，阿比亚迪的房子和凯瑟迪的相邻、施姆茨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一边飞奔，一边飞快地记着门牌上的名字。
　　这时，在他们后面，就在那转弯的地方，远远地传来了充满着恐惧的声音，接着这声音又变为充满了惊奇。
　　声音越来越大，伴随着清脆的皮鞋声，显然是布尔德温在后面追上来了。
　　施姆茨和达奥得加快了速度。
　　在小走廊的尽头是一扇装着铜把手的大门，两人拉开大门冲了出去，门外是大理石平台，两旁各放着一蹲石狮，平台下面是石阶，两人快步走了下来，这时他们发现自己已到了医院的外面，正站在一大片空地上，前面是一片女贞树和松树，极目西望，远远的是个牲口栏，其它地方则空荡荡的。
　　数十米开外，一张三米多高的铁丝网将医院团团围住了！“怎么走？”达奥得问道，在原地转圈。
　　施姆茨停了下来，感到膝盖胀痛，心脏“抨抨”地跳个不停，不觉感到有些好笑：
　　要是真的得了心脏病可就惨了！他扫视了一下周围的情况，又回头看了看医院。
　　“该往哪边走？”
　　“往这边。”他指着北边说道。
　　借着松林的掩护，他们在树林中迅速向北跑着，脚下厚厚的松针软绵绵的，踩着上面几乎听不见声音。不多久两人跑出了松林，铁丝网将他们挡住了。这时他们发现前面是陡峭的山坡，远处，青山连绵；头上，碧空如洗。
　　施姆茨回头看了一下，只见就在他们出来的那扇大门前站着两个人，一个穿着自的，另一个穿着蓝的，他们在门外站了一会就进去了。
　　达奥得已在铁丝网上届开了一个可容身的缺口，钻了出去，正在向前方张望着。
　　“下面情况怎么样？”施姆茨问道。
　　达奥得趴在地上，向前探出身体，朝下张望着。
　　“小心点。”施姆茨提醒他。
　　“还行，不太陡！”他说道，“似乎有一些徒步旅行的人常从这里上上下下。”
　　达奥得先纵身下去，施姆茨紧跟而下，下面其实是一连串的“V”型的山沟，重重叠叠一直向山下延伸。
　　“真像台阶。”达奥得说道。
　　施姆茨点了点头，转眼间他们下到了第一道山沟里，湿漉漉的，长满了郁郁葱葱的灌木丛。
　　施姆茨注意到灌木丛中被开辟出了一条小道，两人沿着小道穿过去，往上走了一小段，小路又突然急剧向下，并变得非常狭窄，仅容一人立足，两人小心翼翼地走着。不一会，两人便习惯了这种高低起伏的狭窄山路。
　　“怎么样？”施姆茨问道，“东西没丢吧？”阿拉伯人拍了拍胸部：“在这儿呢！”
　　“好吧，让我们继续往前走，看它通往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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