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来就赖着不走了
　　那些个静坐示威者——几天前的那个晚上赖在我客厅里的人——他们可真会选时间，够狡猾的。他们天一黑就来了，刚好在晚上八点和九点之间。他们六个人开车一起来，以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立即进屋，谁也来不及阻止他们。要是事先知道他们即将来袭，我本来是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止他们的。我的住宅是一幢乡间大宅，前面有一座小门房和一条私人车道，后面有一个湖泊护卫着。只需在车道上横拉一条粗重的链条路障，便可迫使车子停下来。而事实是，我没有任何防范措施。车道上没有拉链条，屋子里也没有催泪瓦斯。结果是，他们在门口躲过了女仆，偷偷溜进了屋。他们一进屋就占据了客厅，并且脱去了他们的外套——想采取任何行动赶他们走都为时已晚。
　　正是在那儿，我被唤去和他们聚会。如我前面所说，他们总共有六个人——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显然是两对夫妇，另外还有两个年轻些的罪犯，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都已长大成人，完全可以负法律责任了。
　　头痛的事儿从此开始了。那些只听说过而没有亲眼见过示威的人——恐怕连我们的某些法官都在此列吧——他们是很难估计与这类示威者打交道的实际难度的。但任何一个私宅主人都会理解我的苦衷。不知情的人会问：“为什么不把他们全赶出去呢？”他们还会说：“你的住宅是你的私人财产。这些示威者私闯民宅是违法的。”没错，可是我认识他们呀，他们都是我认识的人，正如任何一个私宅主人都与到他家静坐示威者的头目相熟一样。除了他们赖在我的屋子里这一点，我对他们没有任何反感。我们的一位法官几天前问：“为什么不揪住他们的脖子把他们拧出屋去呢？”哎，那两个年长的女人都穿着晚礼服，而且都属于那种壮壮实实没有脖子的人。
　　他们马上就神聊开了，够聪明地把大伙儿的注意力引到了春天的晴朗天气上。我承认了天气晴朗宜人，但同时也指出夜晚还是挺寒冷的。他们完全不同意这一点。然后我第一次尝试性地提议说，他们应该喝点威士忌酒或苏打水，喝冰镇麦酒也行，随他们挑，喝完再走。他们赞同喝一点，但丝毫没有喝了就走的意思。于是我的招数当即落空了。但接着我又想到，在为饮料弄冰块的时候我得打打电话，好让他们想到回家。那个年轻的罪犯跑来帮我的忙，从而我挫败了我的企图。在去弄冰块的过程中，他讲了一条赖着不走的绝妙理由，说他在我当年任经济学教授的时候曾是我的学生。这一理由是无法辩驳的。他也许曾经是我的学生。我的很多学生都走上了邪路。
　　在我回到客厅的时候，静坐示威者们已开始采取行动，他们围着火炉坐着，已把炉火拨得旺旺的。他们无所顾忌地提出了第一个要求，建议玩几局桥牌。我申明说我没有牌。但他们事先早已有所准备。看来参加示威的妇女之一的包里带着牌。
　　到晚上十点的时候，静坐示威已全面实行。示威者们在打桥牌，每次上四个人，留下另外两个像纠察员似的监视我。这种做法叫“喧宾夺主”。在私宅举行的这类静坐示威中，这种招数是广为应用的。
　　对桥牌我一无所知，但显然我们彼此之间已达成一种差强人意的谅解，那就是：只要我继续把火烧旺，并且在玩完一轮之后提供威士忌和苏打水，他们就会以玩桥牌为限度，不再对屋子进行进一步的骚扰。对那些不精通桥牌的人，我或许可以这样解释：所谓一轮”，指的是从这一次开喝到下一次开喝之间的那段时间。
　　开头静坐示威者们每玩一个小时赚五毛钱的酒水，可十一点之后他们每玩一轮的时间缩短了，于是酒水费被提高到了每小时六毛。我不得不屈服。其中一个男的明白地表示了威胁，他说他们会呆上一整晚——假如我不合作的话。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我真觉得我可以玩上他一整夜！”但我明白他的用心。当其中一个女人走到钢琴边，弹了几个音符，然后唱起“我们早晨才回家”的时候，我明白他们随时都会施暴的。
　　我再重复一遍，那些只擅长纸上谈兵的人，是意识不到在实际生活中与静坐示威者斗争有多么难的。他们会说：“你为什么不逮着一个，来点蛮的，给他点颜色，或者把他干掉呢？”我的确尝试过。我在一个当纠察员的男示威者身上打过主意，我把他带到了地下室，假装是去打理火炉，可是他总是狡猾地躲在铁锹够不着的地方。然后我又把他带到草坪上去看屋后那个湖，可我怎么也没法把他诱到足以把他推下水的地方。
　　因此在进屋之后，我马上绝对大方地请他们享用价值七毛五分钱的威士忌和一盘三明治，只要他们愿离开——也就是说，在他们离开之前。但结果只是导致了一场你来我往的争论。一个女人说：“噢，好样的，三明治太棒了！我们真该待会儿再打！”可另一个女人说：“不，玛丽，没有必要停下来，我们可以一边打一边吃嘛。”
　　然后，大约凌晨一点的时候，我简直完全没辙了。我知道冰箱里还放有一只冷火鸡，挺棒的一只——肥肥的、凉凉的，上面还撒满了香菜哩。向像她们那样牛高马大的女人奉上这样棒的一只火鸡，料想是正中她们下怀的吧。
　　我用那只火鸡治住了他们。不出十分钟，我已使他们围着那只火鸡坐到了餐厅的桌子边；他们还找到半块冷牛排和其他一些吃的，他们把所有这些东西全都吃了下去。我们是按照公正正直的“君子协定”行事的，那就是：任他们放开肚皮吃，他们吃饱撑足后就回家。没错，是有人嘀咕，不太乐意走。有人提议再玩几把扑克牌或其他什么，而且有个女人说一旦玩起来她可以玩一整夜。但他们总的来说觉得我的款待已是一种够意思的让步，他们接受了它。
　　不过他们和我有一个约定。他们下个星期二还要一起再来，另外还要带两个人来，两个来自辛辛那提的客人。他们说这两个人是“挺讨人喜欢的”。我不怀疑这一点。他们还说他们俩想见我都快想死了。好，让他们去死吧。
　　下个星期二我要做好准备。车道上会拉起一根链条。我的看门人约翰·凯利是一个敢做敢为的人，他从爱尔兰新芬党那儿学过几招，是一个打鸟能手。另外我已订购了十加仑催泪瓦斯。
　　可是——噢，我也闹不明白——不知怎的，你就是没法说到做到！这便是社交生活中的静坐示威令人头痛的地方。他们会卷土重来，而我还会让他们进屋。他们会说：“嗨！我们又来了！”其中一个女人会从她那可恶的身上脱下那件旧的外套，然后说：“我希望你能见一见辛辛那提来的波琴杰默夫妇。”而我会说：“来点儿威士忌怎么样？”
　　好了，好了，生活本身就是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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