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生活就像是狗过的生活，但却是生命中唯一值得过的生活。”这是法国大作家福楼拜（FIaubert）的传世嘉言，假如你选择以爬格子为职业的话，这句话足可受用终生。
　　绝大部分的时间，这是项极其孤独而且单调的工作，有时也许会因为写到一句绝妙好辞而喜不自胜。事实上倒不如说，你自认的旷世名句，只是因为现场没有人可以浇你冷水。
　　只要一想到现世的问题，比方说自己是不是应该谋一个像专业会计师这样的铁饭碗工作，那么保证你自负的一点文思才华全被打败，不知有多长的一段时间挤不出任何的只言片语。而大半的时间，总会像个蠢蛋，不断地问自己——你写的什么东西，有人要看吗？
　　如果碰上老编辑催稿，那种交不出稿的惊慌及挫败感，简直如同世界末日降临。
　　对世界其他人来说，一天写一千字、两干字，或者压根儿一个字也没写，根本无关紧要；但对一个作家来说，那可是生死大事。
　　这样备受煎熬的写作生活，跟狗过的日子有何不同？
　　不过，在你发现可以为一些不曾谋面的读者，提供几小时读书的欢乐，那么写作就变得很值得了。
　　倘使他们写信给你，那种收信的喜悦就如同得到他们现场的喝采一般，所有的辛劳都有了代价。此时你绝对会放弃改行的念头，而专心计划撰写另一本书。
　　我收到的第一封信是在《山居岁月》（A Year In Provence）出版后不久，这封信来自卢森堡，措辞极其恭维有礼，让我竟日不忍释手。隔了一周后，又有一名男子来函问我如何在新西兰种松露。
　　后来信件开始如雪片般涌来，从伦敦、北京、澳大利亚昆土兰，到英国温吾丛林的女王监狱、荒野的维特夏郡及雪瑞郡山丘，还有南欧的放逐圣地里维拉。
　　有的用美丽的花纹信笺、纯蓝色的高级信纸，有的则写在随手撕下的笔记用纸上，有一封信还写在伦敦地铁地图的背面！
　　由于地址常写得不很清楚，邮局往往得靠着“奔牛村（Bonnieux）的英国人”这样简短的地址找到我们。
　　只可惜我们并不住在奔牛村，所以我最喜欢的地址是“普罗旺斯梅纳村（Menezles）的英国虾收”（英国人总被讥为稍一晒太阳，皮肤就会立刻泛红的动物）。
　　照理说，读者的来信都是友善且具有鼓励性的，不管有无回函地址，我都会提笔回信，心想这样就可以打发了结。可是事实却不然，不久我们发现我们成了普罗旺斯生活咨询专家——从买房子到找保姆。
　　一名女子远从曼菲斯打电话问我们沃克吕兹（Vaucluse）的盗窃率。
　　一位摄影师则想知道可否在卢贝隆（Luberon）靠照相为生。
　　一对想搬来普罗旺斯居住的夫妇则写了长达几页的问题，问他们的小孩是否适应这里的学校？生活费贵不贵？医生如何？所得税如何？这里会不会寂寞？快不快乐？我们通常是尽所能给予回答，但有时会觉得去干涉一群完全陌生的人半辈子的决定，是极为不舒畅的事。
　　夏天来了，麻烦的不再是信箱里的一大扎信，现在则是亲自前来普罗旺斯报到！
　　这天，天气既干且热，我正在硬得像铁骨的草地上，用鹤嘴锄进行“普罗旺斯式”的除草工作。有一辆车驶进来，驾驶者面带微笑，手里拿着本人的书挥摆。
　　“逮到你了！”他说：“我使了一点私家侦探的本领在镇上打听到你，一点也不难！”
　　我在书上签名，觉得自己活像个真正作家。
　　夫人从卡维隆（Cavaillon）回来，得知仰慕者登上门来，得意地说：“一位书迷！你应该拍照留念的，难得有人来打扰你。”
　　可是几天后，她变得闷闷不乐。当时我们正准备外出晚餐，发现有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躲在前方花园的绿树后头。
　　“您是彼得·梅尔先生吗？”金发女郎问。
　　“是啊！”老婆马上应声回答：“我们正要外出。”
　　此位金发女郎大概早已习惯做妻子的这种反应，转身就走。
　　“也许是我的书迷。”我告诉老婆。
　　“她大可到别处去当书迷！”她说：“你可以收回你那副得意的笑容了！”
　　到七八月间时，我们已经开始变得习惯在门前发现一些陌生面孔。
　　他们多半会觉得抱歉，然后礼貌地要求在他们的书上签字，或者索杯酒在阳光洒下的院子里坐上几分钟。他们似乎都迷上我们花了好大功夫才装置妥当的石桌子。
　　“瞧！这就是书上提到的那张桌子！”
　　他们一边说道，一边绕桌子行走一圈，用手在桌面上摸一摸，好像这是亨利·摩尔（Henry Moore）最上乘的作品一般。
　　让自己家中的狗和房子被陌生人这样有趣地窥探检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翻涌而上。有时候，已不止奇怪，而是开始觉得愤怒，当这些拜访变成入侵时。
　　有天上午，气温超过华氏一百度，一位晒得鼻子。膝盖通红的先生和他的老婆及他老婆的朋友，趁我们不注意时，把车子停在院内车道上，走进房里。
　　由于狗儿睡着，没听见他们进来。当时我正打算回到屋里拿罐啤酒，发现他们在客厅里聊天、翻书、参观家具，我当场愣住，而他们则不然。
　　“哎呀，是你呀！”红鼻子先生说：“我们在星期天《泰晤士报》看到你的文章，所以临时决定来拜访你。”
　　就这样，没有任何借口，一点也不难为情，也不考虑到我也许并不想接见他们。
　　他们甚至连书都没买。据他们解释是为了等平装本发行后再买，精装本太贵了。他们流露出一种混杂着轻慢和屈就的不幸表情。
　　我很少当面对人不逊，但这次我发火了。我要他们离开。
　　这位面已晒红的先生，一张脸顿时变得更红，整个红涨得像是圣诞节的火鸡得知要被宰一样。
　　“可是我们是从圣雷米（Sonit—Remy）一路开车赶来的。”
　　我请他们一路开车回去。他们嘴里不停前咕着离开了。
　　“你的那本书我们才不想买，只想翻翻看，别人以为你们这里是白金汉宫。”
　　他们端着因愤怒而僵硬的肩膀，沿着车道走向他们的富豪（vollvo）汽车，我则考虑是否该买只凶恶的罗德维拉犬（Rottweifer）。
　　自从这次事件后，只要一看到有车辆减速停在我家门前道上，我就警觉到有入侵者来矣。
　　“别那么紧张！”老婆总是这么说。
　　“瞧，他们往车道开来了，不不，他们已经停在邮筒边了。”
　　后来我出去取邮件时，发现有一本用塑胶套装着的书，上面写着“请签名——签后请放在水井上，用石头压住。”
　　隔天，书不见了。想必已被一位善解人意的书迷拿走了，他把书搁在那儿，不想打扰我们。
　　夏天快结束时，我们才发现我们并非唯一受到公众注意的人物，我们的邻居福斯坦曾被要求在一本书上签名。他至今还搞不懂为什么，他说他又不是作家。
　　但当我告诉他，英国很多人曾在书上读到过他，他不由地脱下帽，抚平头发，直说：“真的吗？”连说两次，听来颇为高兴。
　　厨师莫里斯也签过字。他表示从来不曾有这么多英国人到他的餐厅。有些人甚至很讶异地发现真有莫里斯这号人物，他们还以为是我捏造的。有些人则带着书到餐厅，直接点葡萄烧酒及一道他们在书上读过的菜。
　　其次，则是出名的水管匠曼尼古西，他常常工作到一半就跑来我家分享他对政治、野香菇、不正常的天气、法国橄揽球队、莫札特的天份及世界上任何令人兴奋的卫浴设备的高见。
　　我送他一本我的书，指出描述他的那段文章，同时告诉他，我们的访客中，有人想见他。
　　他调整好他的羊毛帽，拉直他的旧格子衬衫领子。“真的吗？”
　　“真的啊！”我回答。他的名字甚至出现在星期天《泰晤士报》，也许我该替他安排个签名活动。
　　“彼得先生，您真是爱说笑。”不过我看得出来他对这个主意还满有兴趣。他离去时小心地捧着书，好像捧着一个易碎昂贵的女用浴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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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那头传来远从西德尼来的愉悦声音，带些鼻音。
　　“早安，我是华利·思托尔，代表坎城的英国书店。这里有很多英国书，你的书十分畅销，可不可以在坎城电影节时来一天，替你的书签名啊？”
　　我对电影界人士看书的嗜好存疑。有一位住在好莱坞的朋友承认他在六年中只看过一本书，而他犹被认为是稍具知名度的人。假如你提起蓝波这个诗人，人家会以为你讲的是席尔维斯·史泰龙呢！．
　　我可不指望书能大量卖出，把手指签累抽筋。但我想应该会挺好玩，也许还可以看到明星，或是在卡塞特（CrOisetie）看到广告模特女郎，或是在卡尔登饭店的露天咖啡座上，欣赏一下镇上少见的带着微笑的传者。
　　于是，我回答华利先生，表示很乐意参加。
　　没多久之后我就陷入车阵，一路爬进城。阳光普照，天气炎热，对书店而言，这可不是好天气。电线杆上矗立着颜色亮丽的新标志，公布坎城和贝佛利结为姐妹市，我可以想象到市长们会用无数的借口来相互拜访，以促进两市友好关系并趁机度假。
　　电影节会场之外，似乎整个坎城的警察全都聚集在此了，配着枪，拿着无线对讲机，戴着太阳墨镜，一边制造更混乱的交通问题，一边确保伊斯特伍德不被绑架。
　　他们以多年执勤累积下来的经验技巧，指挥车辆进入乱阵，然后对车辆猛吹哨子，再将车辆引入另一个充满愤怒人头的车阵中。我花了十分钟，才前进50码左右。好不容易抵达宽广的地下停车场时，我看到这场混乱之中早到的牺牲者在墙上写下：“坎城是个值得观光的胜地，但此刻我只想溜之大吉！”
　　我到卡塞特广场上的咖啡馆吃早餐看明星。其他人也和我一样。从来不曾有这么多陌生人彼此这么细细观看对方。
　　每个女孩都嗯着嘴，装成无聊状，男人则捧着影片节目单，在空白处写下重点，一只只的无线电话显著地摆在牛角面包旁边，每个人身上都戴着塑胶制身份证，手中提着电影节袋子，上面印有1990年法国电影节字眼，看不到英国或美国电影节的宣传。
　　不过我想这就是主办这种活动的最大好处，你有权决定袋子上印什么。
　　卡塞特广场上贴满许多印有演员名字、导演名字。制作人名字，及就我所知道的美发师名字的海报。海报直接贴在大饭店对面，好让海报上的主角能在每天早上享用传统的坎城火腿早餐及自尊心前，从他们卧室窗户望见自己的名字。
　　空气中弥漫着大把钞票的交易气氛。走在卡塞待广场上，活跃的商人与坐在皇宫饭店人行道上捧着朝着天装有几枚分币帽子的乞丐，形成强烈的对比。
　　带着一种大人物的魁力，我往狭小的毕佛亚克·拿破仑路上的英国书店前进，准备体验坐在书店前有人请我签字的奇妙经历。
　　以前我参加过一两次的签名活动，均是在轻松愉快的场合下进行，我从安全距离内接受众人注视，人们不敢贸然靠进。他们大概以为我会咬人，根本不知假如有位勇敢人士往前迫近桌子，作者会如何欣然松气，迎接盛况。
　　坐了几分钟后，就可以准备执起笔，在包括书、照片、支票到尼斯马丁的旧照片任何东西上签字。
　　幸好华利·思托尔夫妇已预期到作家会有的恐惧，早已请朋友和顾客将书店塞满。不知他们提出什么奖励，将这些人从海滩上擒来。
　　我感谢他们让我有点儿事做，甚至开始想，该请水管工曼尼古西先生一块来。
　　他比我还内行，知道如何回答英国侨民最感好奇的问题——为什么法国的排水系统这么好，一点儿也无臭味。法国人对尖端科技十分内行，如高速火车、电子电话系统及协和飞机，但为什么却有18世纪的卫浴设备呢？有一天，一位老太太告诉我，当她拉水冲马桶时，竟然冲出一块沙拉残物。真是很糟糕，这种会永远不会在美国的却尔顿汉小镇发生。
　　签名活动结束后，大伙儿一起到转角处的酒吧。美国人和英国人比本地人还多。不过本地人在坎城本来就比较少，介于前述两国人数之间。
　　甚至警察也是如此，听说他们是从科西嘉进口的。
　　我离去时，警察还在卡塞特广场巡逻，指挥交通，眼睛注视闲逛的模特女郎，这些女郎间隔一段时间就会自行宽衣解带。乞丐仍在皇宫饭店前面的老地方，帽子里犹只有几枚分币。
　　我丢了几个硬币到他的帽子里，他用英文祝福我有个美好的一天。我想，他是在练习英文，准备迎接美国贝佛利的观光客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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