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马里厄斯初退时，一见面就差点酿成血案。我远远看见马里厄斯那高挑的身影，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在通向村子的大路中央闲逛。听到汽车引擎的响声。他转过身来，看见我正驱车过来。在那段路上曾经有过一两次心惊肉跳的经历之后，我已经学会不再相信路上的行人、骑自行车的人、拖拉机司机以及狗和惊慌的鸡仔们那令人无法预料的动作。我慢慢地减低了车速。他一下子跳到车前，双臂展开，似乎想拥抱汽车，幸亏我的脚一直踩在刹车片上，才没有让他的拥抱得逞。在离他仅仅十八英寸的地方，我的车停了下来。
　　他先冲我点点头，然后绕过去，打开车门，上了车。“你好，”他说的是熟悉的南方口音。“你要去村子里，我的脚踏车正在那儿修理。”
　　他说在咖啡店前面下车。但是，我们到达咖啡店时，他却没有要下车的样子，看起来似乎被换档杆旁边盘子里用来投入停车计时器的零钱吸引住了。
　　“你不打算要十法郎，要不要？打个电话？”
　　我指指盘子。他仔细地挑选里面的硬币，最后取了一个十法郎的硬币，冲我眉开眼笑，然后便消失在咖啡店里。可是，在路过咖啡店旁边的那部投币电话时，他连装装样子瞥一眼都没有。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这幕喜剧一再重演。马里厄斯经常出现在我的视线里，要么在街道上走来走去，要么在村子里徘徊，伸开双臂请求搭车。他的机动脚踏车总是在修理，他还需要打个电话。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干脆免去了这些令人厌倦的俗套。我就在档位杆旁的盘子里放上两个十法郎的硬币，马里厄斯则径直将钱放进衣服口袋里。对这种安排我们俩都非常满意，它高效、文明，而我们，都不喜欢讨论金钱的事。
　　渐渐地，我们之间的关系从初级的金钱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呈现出某种社交的特点，这种情况是两三个月以后的事了。一天早晨，我走进邮局，看到马里厄斯正对着一张纸手忙脚乱，他坚持把纸推向柜台里面的女营业员。女营业员一直摇着头，又把纸推了回来。耸了好多次肩，最后用那些听得见的噘嘴声取代耸肩——气正从往下撇着的嘴唇里轻蔑地挤出来一一法国人喜欢这样来表示不赞成或不同意。接下来便是沉默。交涉显然没有成功。
　　我的到来让女营业员有了结束交涉的借口，她斜对着马里厄斯，冲我道了声早安。马里厄斯回头看见是我，紧绷着的脸立刻舒展开来，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我在外面等你。”
　　他向我诉苦说，那位女营业员拒绝将他的五百法郎支票兑换成现款，他要指控她缺乏想象力，生性乖张，不肯助人。他将支票举到眼前仔细端详，说，这是一种实用的敛钱工具。
　　他把支票递给我，支票在风中可怜地抖动着。我猜这可能曾经是一张合法支票，但是现在它被弄得皱巴巴、脏兮兮的，上面的数字都磨掉了，几乎难以辨认。用现钱换回这么一张破旧不堪、让人难以相信的老古董，这不啻于一个不折不扣的乐观主义行为。我这样告诉马里厄斯，再说我身上也没有五百法郎。
　　“非常遗憾，”他说，“既然这样，你为我买杯酒喝总可以吧。”
　　我发现，我很难回绝这种可爱的厚颜无耻，也许正因为我身上这种东西太过缺乏。两分钟后，我和马里厄斯已经坐在咖啡店后面的座位上了。我们以往的会面都是在车里，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道路，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他。
　　他的面孔很耐琢磨，气候一定对他的肤色产生了太多的负面影响，因此他那皮肤就像皲裂的树皮。别人脸上是皱纹的地方，他的却是深沟；别人脸上是光滑的地方，他的却是皱纹。但他的眼睛很亮，头发浓密，粗硬，灰色，剃着平头。我揣测他的年龄在六十岁上下。他从军用茄克口袋里取出一大盒点煤气炉的粗头火柴，点燃了一支香烟。我看见他左手的整个拇指从第一个关节处都没有了，也许在修理葡萄藤时失手被修剪铅剪掉了。
　　一大口红葡萄酒下肚，他的身体微微颤动，像是表示谢意，然后便开始盘问我。他说我讲法语的样子就像德国人。当我告诉他我是英国人时，他显得很吃惊，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国外的英国人更愿意使用自己熟悉的语言，遇到当地人听不明白的地方，他们把音调提高就行了。马里厄斯捂住耳朵，咧着嘴，瞅着牙笑，脸上的道道格皱便荡漾开去。
　　然而，一个英国人，大冬天在这儿干什么？以什么为生？好多人也经常问我类似的问题，我的答案常常激起两种不同的反应——要么是遗憾，因为写作是一项声名狼藉、漂泊不定的职业；要么是兴趣，不少法国人对那些在文学艺术领域里艰苦跋涉、苦苦探索的人心怀敬意。马里厄斯属于第二类。
　　“啊，”他说，“你出手谨慎，但是显然不穷。”他轻轻敲着他那空空如也的酒杯。
　　更多的点心上来了，问题继续问下去。我对马里厄斯说我喜欢写什么东西。他身子向前倾斜，半闭着眼睛，对着他吐出的烟雾，显然是一副要透露绝密消息的样子。
　　“我出生在此地。”他的一支胳膊朝他出生地的大致方向挥舞一下——咖啡馆外面的某个地方。“我可以给你讲许多故事，但要在下次，现在不行。”
　　原来此前他还有个约会。那天村子里举行葬礼，他从不错过参加葬礼的机会。他喜欢葬礼仪式的整齐步调、庄重感、哀乐，还喜欢看女人穿着她们最好的衣服和高跟鞋参加葬礼的情景。如果葬礼是为他的老对头举行的，那他就更加欢喜不尽了。他称之为最后的胜利，证实他自己的优越生存权。他伸手抓住我的手腕，看了一眼表。到他该走的时候了，故事得等等再讲。
　　我非常失望。听一位口才好的普罗旺斯人讲故事，尤如听一位口技大师表演节目，意味深长地停顿的名家好手，震惊不已的表情和捧腹大笑。戏剧源自于现实场景——在走向加油站的途中，取出鸡的内脏，在屋顶下发现黄蜂的窝巢。如果表演者不温不火，表演场地不是在乡村酒吧。那么这些小的场景便会呈现出类似于喜剧效果。它们的确涵义隽永，勉力无穷。
　　我再次见到马里厄斯，他正蹲在路边他那辆机动脚踏车上，凝视着油箱，头歪向一边，似乎正等待倾听它在他耳边窃窃私语。像七月的岩石一样干燥，他钻进汽车时对我说。不过，我能把他带到加油站替他加上一壶油，不是吗？然后再替他买杯酒，因为这是一个令人烦躁不安的早晨。就像平时和马里厄斯在一起时一样，他自信我没有什么紧迫的计划会影响我做他临时司机的职责。
　　我们在咖啡店就座，我问他上次的葬礼是否过得很开心。
　　“不错，”他说，“这次是老费尔南。”他轻轻敲打着自己的鼻翼，“你知道吗？他们说他是五位丈夫中的一个。你一定听说过那个故事了。”
　　看到我摇头，他回头要了一瓶卡拉夫酒，然后开始了讲述。为了表示强调，或者看看我是否听明白了，他不时地瞥我一眼，但是大部分时间他则盯着远处，搜索他的记忆之库。
　　他说，出于某种原因，卖肉人和女人之间常常有这种亲密关系，一种超越了简单交易的亲密关系。谁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看到了肉，肉的粉红色，案板上的掌击声，答应割点好肉。无论什么原因，在卖肉人和顾客之间形成某种特定的亲密关系并不是非同寻常的。要是卖肉人很年轻，长得又漂亮，那么买小羊排时就会调点情，增加点乐趣。一般来说，这很正常，几次相互间没什么伤害地度过这样的时光，不过是让女人做家务时眼中会闪出点火花。
　　一般来说这很正常，但并非总是如此。在我们将他称为阿诺的这位卖肉人的故事中就不是这样。许多年前，故事刚刚铺开的时候，他是村子里新来的卖肉人，来接替退下来的老卖肉人。老卖肉人忧郁沉闷，不苟言笑，而且卖肉很小气，这令这里的女人们的所思所想无从表露，不过，阿诺的诽闻在街头巷尾耳熟能详时，她们便开始称赞他。他改变了小肉铺的形象，设法将它修葺一新，更换陈旧设施，安装现代灯具。等他把一切做完时，到那儿去本身就是一种快乐。迎面而来的是闪闪发光的钢和玻璃，地板上散发着刚刚锯下来的锯屑发出的清香气味，当然还有笑容满面的年轻业主。
　　阿诺的处境也相应有了好转，他的头发黝黑闪亮，棕色眼睛炯炯有神。更使他比那个时代大多数男人显得出众的是他的牙齿。那时，乡下牙医稀少，而且他们的技术，与其说是补牙，还不如说是拔牙。因此，很难看见哪个成年人不缺一两颗牙的，那些侥幸尚存的牙齿更显得可怜之极，歪歪扭扭，因过度的嗜烟酗酒而泛着黄色。然而，阿诺的牙齿简直完美极了——洁白、整齐、匀称。第一次看见他的女人会茫然地走开，责问为什么这样一位漂亮男子不在自己结婚之前出现。
　　阿诺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他对女性顾客的勉力。（事实上，后来的调查证实，他被迫离开他以前工作的另一个村子，就是因为与村长妻子关系暧昧。）但是，他是做生意的，如果冲顾客微笑能招律更多生意的话，那他微笑便是了。这很正常。
　　还得说他也是一位好的卖肉人，挂的肉恰如其分，血肠和灌肠圆滚滚的，实墩墩的。他切肉时很大方，常常比买主要的要多几克，从来不短斤少两，他甚至白送髓骨。白送髓骨！一直如此，当他递上印有他的名字和快活的小牛图案、并叠得整整齐齐的粉红色腊纸袋时，他的微笑像阳光一样灿烂。
　　第一年的整个冬天和春天，他便名声大振。村民们发现自己吃到的肉比老卖肉人在的任何时候都多，而且肉也更好吃。他们这么说时，他们的妻子会点头称是。是的，她们会说，新来的卖肉人改变的东西可真不少，村子有了他真幸运。有的妻子坐在餐桌对面看丈夫时，往往会不自觉地加以比较，发现自己在想年轻的阿诺，想的东西却与他的专业技能毫无关系。瞧他那肩膀！还有那牙齿！
　　六月底，热浪袭来，麻烦也随之降临。村子建在一座小山上，朝南的石头房子似乎把全部阳光都吞进去了，夜晚也驱散不掉。在家里，人们关上百叶窗，以抵御灼人的阳光和持续的高温，但是商业机构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的商品橱窗吸收热量，并逐渐扩散开来。所以，阿诺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以适应天气。他清除了橱窗上面任何易变质的东西，取下了经常摆放在那儿的香肠，把肉切好，并写了一个通知，好让顾客知道肉放在屋子后面冷藏的地方。
　　很自然，卖肉人自己也需要摆脱些许炎热。到七月初，阿诺身上已经穿着更为实用的工作服，换下了他经常穿的粗帆布裤子和厚厚的运动棉衫。他仍旧系着围裙，白色（尽管常常血迹斑斑）的围裙很长，几乎把他大部分胸部和脏部都给遮盖住了。但是围裙里面，他只穿了一条黑色旧运动短裤，紧紧地绷在臀部，脚下穿着橡胶底木屐鞋。
　　阿诺本来已经很兴隆的生意变得更加兴旺。悬挂在柜台后面的肉一下子需求量很大。要想够着肉，阿诺得转过身去，伸手去拿，这样他那肌肉发达的后背和大腿在等候的顾客面前暴露无遗。女顾客们更喜欢去柜台后面的冷藏库买肉，因为这时候可以与一位吸引人的、几乎全裸的小伙子挨得很近。
　　阿诺的顾客们的外表也有了很大变化。夏装和化妆品，甚至还有香水，已取代日常服装和草率的修饰。当地理发师一直处于非同寻常的忙碌之中，村子里来的客人会认为他们在狭窄街道上看到的女土们是为了参加节日集会而打扮，他们这样想是应该受到原谅的。至于丈夫们，哦，那些注意到以上情况的丈夫，则把一切归咎于天气的缘故。无论如何，妻子把他们照料得很好，她们因为自己内心的一点内疚感而给予丈夫们特别的照料，就像照料训练中的职业拳击手那样照料他们。丈夫们没有什么怨言。
　　七月依旧像一个火炉，一个接一个无雨、灼热的日子排着队赶来。猫和狗也能互相容忍了，共享一片阴凉地，默默地发呆而不去争斗了。在田野里，瓜儿即将成熟，是多年来汁液最饱满的。葡萄藤上的葡萄摸起来颗颗发烫。村子懒洋洋地卧在山顶上，仍旧憋闷在密不透风的热浪里。
　　对卖肉人来说，这段日子特别难熬，尽管他生意非常兴隆。他发现，在一个封闭的小社区里交朋友是一个缓慢的、谨慎的过程。一位新来者——即使是从只有十六英里远的地方来的——在街上受到的礼貌对待往往带有戒备心，被排除在街邻的家门之外。他还处于考验期，这往往得好几年。他是一个外来户，在阿诺的这种情形中，他只是一个孤独的外来户。
　　还有个麻烦，做生意使他没有时间到阿威格农去旅行，那里灯光比这儿明亮，社交机会更有希望。太阳出来后不久，他就开始工作了。从肉铺上面的狭窄房间下来，擦洗地板，在地板上撒下新锯屑，把死苍蝇弄出窗外，摆放好肉，磨刀，在老顾客来之前快速喝杯咖啡，最早的顾客八点钟不到就来了。中午到下午两点之间，周围的世界处于休眠状态时，他也常常在上货。因为街道太狭窄，批发商不往村子里送货，他们的汽车过不去。下午的时光是漫长的，而傍晚时分则是最忙碌的。阿诺很少能在七点钟之前关上店门，然后便开始一大堆灰色表格的文字工作：一天的进款，供应商的发货单，要求严格检验的官方卫生证，关于他的银行贷款的抱怨。这一切对独自一人的他来说是项沉重的负担。他最需要的——阿诺常常自言自语一一一位妻子。
　　八月上旬，他有了一位妻子，不幸的是并不是他自己的妻子。
　　这女人比他的大多数顾客年轻，比她丈夫足足小了十五岁。她的婚姻，如果不是完全被人安排的，也是双方父母极力撮合的，因为两家的葡萄园在村子下面的山坡上毗连。还有什么能比一个血缘与大地、家庭和土地的结合更令人满意的事呢？每个家庭都做出了用心深远的算计，显然节省了拖拉机、肥料、葡萄酒和劳动力，这的确让人高兴。定下了结婚的日子，大家都怂恿男女双方相互喜爱起来。
　　新郎是一位温和的中年人，野心不大，觉得婚姻对他适合极了。他不用再依靠母亲了。有人为他做饭补衣，漫长的冬夜替他暖床。将来的某一天，他将继承两座葡萄园，他会有孩子们。生活是美好的，他很满足。
　　但是，一旦婚礼的兴奋过去了，琐碎而现实的日常生活便开始了。他年轻的新娘体会到了逐渐转变成怨恨的失落感。她是一个独生女，被娇惯坏了。现在她为人之妻，有作妻子的职责。管理家庭，盘算好生活费，还有一位饥饿、劳累的丈夫，他衣服上沾满硬泥块，喜欢脱下鞋子看报纸度过整晚，幸福显得有点沉闷。她仔细考虑了未来，感到一辈子的劳作和乏味无聊。
　　因此，毫不吃惊，她开始从去肉铺得到越来越多的快乐，算好下午他可能独自一人的时候去。在她随生活中，他是一个发光点，总是面带微笑，她禁不住要去注意他。在他简约的夏装下是男人的诱人的体魄，他身体健壮，不像她骨瘦如柴的丈夫。他皮肤泛红色，一丛厚厚的黑毛覆盖在围裙的顶部。
　　什么话也没说，事情就在一天下午发生了。阿诺正在包猪后臀尖，两人肩并肩站着，近得足以能感到对方身上的热量。接着，他们去了楼上的小房间，浑身冒汗，衣服扔在地板上。
　　然后，她冲出肉铺，脸红扑扑的，发狂一般，她忘记了柜台上的肉。
　　猜忌是小村子的嗜好，消息似乎是潜移默化传出来的，像阳光穿过薄雾一样渗透到人的意识之中。秘密从来不能保持很久，妇女们总是第一个知道。在他跟那位年轻妻子那个下午以后的几周里，阿诺注意到顾客中有愈来愈多的活跃，一种想与他站得更近的倾向。以前忙碌于生意的手仅仅是付钱和取货，现在却缠绵不去，女顾客们极力用手指触到他的手指。年轻妻子开始定时在午后两点来，随手关上门，是个信号。而其他人也选好时间，跟着进来。阿诺的体重下降了，他充满了成功的感觉。
　　不知道是谁最先让丈夫们觉醒了。也许是村子中年纪最大的老太太之一，她生活中的乐趣是揭发她看到的每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也许是一位从没有匆匆上过那间黑暗的、肉味扑鼻的卧室的失望的妻子透露出来的。不管怎样，流言蜚语和猜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并最后传到丈夫耳中。查问便在夫妻床第之间进行。妻子否认，但丈夫不相信。最后一位丈夫在另一位丈夫那里得到确证，后者也是从另外一位那里得到确证的。他们发现自己是同一家悲惨俱乐部的成员。
　　一天晚上，他们中的五位聚在咖啡馆里：三个农民、一个邮递员和一位常常因工作而晚上不在家的保险公司职员。他们坐在远离吧台的一张桌旁，一副纸牌掩盖住他们聚在一起的真正原因。他们用低涩、痛苦的嗓音，相互诉说着大致相同的故事。她已变了，她不再是我娶的那个女人了，那个肮脏的混蛋破坏了我们的生活——用他甜言蜜语的微笑和那下流的短裤。他们坐在那儿，对面前的扑克牌视而不见。怒火从法国无色露酒中升腾，嗓门变得粗暴和高亢。声音太大了。邮递员是桌边没有喝醉的人，建议他们去哪个隐秘的地方再碰一次头，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办。
　　现在已近九月末，狩猎季节开始了，所以他们同意下周日早晨在山里碰面。五位朋友带着枪和猎狗，去搜索每年秋天在葡萄园里肆意践踏的野猪。
　　周日那天，太阳落山时分，天气很热，与其说是九月不如说像七月。五个人来到山顶时，感到肩上的枪和子弹袋异常得沉重，肺因爬山而灼热。他们看到一棵大柏树下的凉前地，便放下肩上的东西，传着酒瓶喝起了酒。猎狗沿着看不见的羊肠小道用鼻子搜索，似乎它们正颠簸地沿着索带的尽头走着，脖子上的铃挡在沉寂的空气中相撞。这儿几乎没有别的声音，没有别的人。他们可以不受干扰地谈话。
　　惩罚妻子们，还是惩罚卖肉人呢？
　　一顿狠揍，打断他的骨头，捣毁他的肉店，也许，那将会好好教训他一顿。一位丈夫这么说。但是肉铺那家伙将认出袭击他的人，然后警察来到，那就会有麻烦，也许得蹲监狱。谁能说这样就能阻止了他？他从挨揍中恢复过来，并将获得妻子们的同情。所有的一切都会重新开始。酒瓶静静地传递，五个人想象着在狱中度过数月的境况，时间也许会更长。如果他们的妻子现在欺骗他们，那她们单独一人时欺骗就更加容易。最后，他们中的一位说出了他们一直在想的事情：有必要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无论如何，卖肉人必须离开这儿。只有这样，他们的生活和妻子才能回复到那个年轻色鬼没让他们蒙羞的日子以前的那种状况。
　　他们当中，邮递员一直是最理智的人，他赞成与卖肉人谈谈。也许能说服他离开。四个脑袋摇动表示不同意。用那种方式惩罚了什么？报复在哪儿？公平在何处？他们将受到村民们的嘲笑，将成为人们窃窃私语的对象和嘲弄的话辆，就这样度过余生。这是五位懦弱的男人，老婆跟别的男人鬼混，而自己却袖手旁观。
　　酒瓶空了，他们中的一位起身，把瓶子放在石头上，然后回头拿起枪把子弹推上膛。我们该这样做，他说。瞄准，他把瓶子打成碎片，低头看着其他人，耸耸肩。就这样了。
　　最后，他们同意应该抓用草棒的方法决定谁去执行这个死刑。做完这一切时，他们下山去和妻子一起吃主日饭。
　　执行者选择时间时非常谨慎，他在等待一个没有月光的日子，在夜深人静时离开家。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在枪里装了两筒枪药，尽管一排大号铅弹就能打死一头大象，甭说一步之远的人了。在卖肉人听到拍门板声下楼开门的这段时间里，这人心里一定在骂他怎么这么慢腾腾的；他悄悄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来到肉铺的时候，他一定在想其他几个人是否正在辗转反侧惦记着他呢？
　　他用了两个枪筒，死死地顶着卖肉人的胸膛，没有等着看他倒地。在邻居屋里的灯亮之前，他已经到了村子下面的田野里，东倒西歪地穿过葡萄园，走在回家的路上。
　　天亮前的某个时候，第一个警察赶来了，是村子里很少的几部电话中的一部把他从床上喊起来的。有五六个人已经站在肉铺透出的光影里，他们十分恐惧又不愿离开，眼睛一刻也没从门里血淋淋的尸体上移开。一个小时以内，来自阿威格农的一个刑警分队来到这儿，让他们离开现场，移开尸体，设立一个办公室，开始了审问全村人的漫长过程。
　　对五位丈夫来说，这是一个考验忠实和友谊的艰难时期。他们在森林里度过了又一个星期天，互相提醒保持缄默。此时，完全保持沉默是他们唯一的保护。正如他们中的一位所说，把秘密紧紧咬住，不会有人知道的。警察会认为这件事是卖肉人从前生活中的仇人干的，在算旧账。他们慰问性地传递着酒瓶，发誓什么也不说。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然后一星期又一星期地过去了。没有自首的一星期又一星期，没有线索的一星期又一星期，没人承认了解什么情况。再说了，跟穿警服的外来人讨论村子里的事情，村民们都不大乐意。警察们所能确认的只是死亡的大致时间，当然，还有谋杀者用了猎枪这一事实。拥有这种枪的每个人都接受了询问，每只枪都经过了仔细检查。但是铅弹不像子弹那样能留下确定的痕迹。打死人可能是任何类型的枪。在那个干燥、温暖的秋天，葡萄汁特别浓稠，大家都毫无例外地同意村子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收获葡萄的当务之急上去。
　　后来村子里又来了一位卖肉人，来自阿德奇的一个老家族，他非常高兴地接管了装修甚至完备到刀具的肉铺。他吃惊地发现自己受到村子里的男人们非同寻常的友好欢迎。
　　“这就是故事的结局，”马里厄斯说，“离现在大约有四十多年了。”
　　我问他是否确认了凶手的身份。毕竟至少有五个人知道这件事，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言，在小村子里保密就像试图在手里放水一样。但是他只是微笑着摇了摇头。
　　“不过我告诉你，”他说，“他们埋葬卖肉人那天，村里每个人都去了。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喝完了酒，马里厄斯在椅子里伸伸懒腰。“是的，那是一个受欢迎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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