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中一支点燃的香烟，眼眶中泪光闪烁，琳达·特里普和莫妮卡一起站在五角大楼外的狭长巷子里，感受着12月寒冬的刺冷。她匆忙喷出一口“MarlboroLight”，说出了莫妮卡期待了几周的忏悔录：“对不起。我是一个糟糕的朋友，一个坏人，居然对你做出这种事情。我仔细思考了自己有多么龌龊。对不起，以后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周一，12月8日，这次会面是她们11月21日深夜争吵以来第一次说话。
　　莫妮卡最大的优点之一是从不小气。虽然吵过架，她去欧洲执行五角大楼任务前，还是把买给特里普的生日礼物放在她的办公椅上。包装精美的盒子里是一个古董式镇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上面刻着一首维多利亚时代歌颂友谊的感伤诗歌，彰显着特里普的卑鄙行径和莫妮卡的大度。
　　莫妮卡马上就要离开五角大楼了，除了私事，她还想在走前解决几件事情。她特别着急，找寻工作的努力不该因为“克林顿黑洞”无疾而终，这很有道理。在她上周和总统会面时，他说乔丹正在帮她找工作——一个新家伙，不过故事还是老套路。
　　生怕乔丹忘记了她，莫妮卡给他寄了份礼物，有一个篮球帽、一盒巧克力、一张小纸条和一份她的复印履历。这个善意的提醒看来效果不错，12月11日，她去他办公室面谈，在吃了顿土鸡三明治和减肥可乐组成的工作餐后，他们讨论了莫妮卡的工作问题。乔丹给了她三家公司——MacAndrews&Forbes（露华浓现在的公司）、Young&Rubicam和美联社——的联络人名字，他要她去联系这几个人，还保证自己会给几个商业伙伴打电话。他们讨论了她应该写的求职信的格式，他要她写完后给他发份复印件。
　　他们还谈到他们共同的朋友——美国总统，这也是乔丹会第一时间见她的原因。莫妮卡说她眼里的比尔·克林顿是男人多过总统，她只把他当成普通人，如果他不经常见她，打电话给她，她就会生气发火。一次，城里的乔丹先生接嘴说：“莫妮卡，他在和布莱尔（英国首相）讨论伊拉克问题时，你不能冲他大吼大叫。他又不能挂断，让你冲他发火。打现在起，如果你再生气的话，希望你打电话给我，冲我发火，我会搞定的。”接着他还取笑她的行为举止：“别不承认。你在恋爱，这就是你的问题。”莫妮卡脸红了，一言不发，她觉得乔丹对她和总统的关系知道得远比说得多。
　　然后，乔丹讲到了和彼得·斯特劳斯的友谊，甚至当场就给他打电话，谈了莫妮卡的工作进展。确实，这次谈话后一切启动了。乔丹给那三个联络人打了电话，莫妮卡则不久以后就安排好在圣诞节前一周和其中在纽约的两家公司的面试——美联社和MacAndrews&Forbes。
　　她试着逃往纽约开始新生活，不过那个曾让她伤心的城市正要摧毁她。她和乔丹见面后不久，就发现特里普已经收到了葆拉·琼斯案的传票。其实，莫妮卡发现时，事情发生已经超过了两周，传票早在特里普生日的11月24日就发出去了。尽管这一年特里普经常谈到这种可能性，然而她压根儿没有在12月那次重归于好的谈话中提到传票，这说明她向朋友隐瞒了不少事。
　　特里普总是说她不会对任何人讲莫妮卡和总统的事，因此莫妮卡一开始根本不担心，而是本能地反应到特里普如果出庭作证，可能会失去工作。这种担心好像是杞人忧天，特里普告诉她，自己见了律师科布·巴赫，得到的建议是根据宪法第五修正案去保持沉默，拒绝谈论这事。她还在莫妮卡的答录机上留言说：“我和科布谈过了，别担心，一切OK。”
　　这周，重归于好的两人一起到五角大楼的中央广场，为科布买一件圣诞礼物。她们购物的时候，特里普扔下了第一颗炸弹，她告诉莫妮卡，自己写下了她和总统的关系的所有细节，把材料装在一个密封的信封里交给律师，只要听到自己的死讯，律师就会将里面的内容公之与众。莫妮卡吓坏了，她回忆说：“这是她嘴里蹦出来最令人吃惊的事情之一，我当时真的吓一跳，也开始发现这女人非常非常的危险。”
　　特里普第二枚导弹接踵而至。她告诉莫妮卡：“如果他们问起你，我会说出真相。”莫妮卡顿时呆若木鸡，害怕不已的她提醒特里普早就答应要保守秘密了，还说为有人问起她而担心是非常“愚蠢”的想法。特里普坚定地站着，说如果她被问起是否知道有谁和总统有染，她会说出她的名字。她解释说，如果她否认知道这样的人，或者不说出她的名字，那么一旦葆拉·琼斯的律师们有证据证明她其实知道，那么将控告她作伪证，甚至把她扔进监狱。
　　所有这些都让莫妮卡惊心不已，不过更糟糕的还在后头。12月17日凌晨2点30左右，她被电话铃吵醒了，好不容易摸到话筒，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她的“爱人”。虽然早就习惯他在这种奇怪的时间打来电话，可是这次她吓了一跳，因为她一直看新闻了解希拉里的日常动向，第一夫人如今正在华盛顿；而夫人在附近的时候总统几乎不会给她电话。这肯定是一个重要的电话，他的声音充满关怀又忐忑不安。
　　没有任何开场白，他直入正题：“我要告诉你两件事。贝蒂的哥哥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了。”她被这个可怕的消息惊呆了，泪水夺眶而┏觥—贝蒂去年就失去了一个姐妹，现在母亲又在医院。他们谈了会儿贝蒂的不幸，总统建议莫妮卡早上给她打个电话，然后就公布了第二个坏消息：“今天我看到了葆拉·琼斯案的证人名单，你的名字也在其中。当我看到你的名字时，心都伤透了。”大概两周前，12月6日，当名单传真到他律师那里，总统就早知道里面有她，不过费解的是当时没有告诉她。
　　尽管那些在名单里的人不一定就会自动收到传讯，莫妮卡还是惊恐万分。不过总统把事情的严重性大大降低了，说她不太可能接受传讯。莫妮卡问他如果收到传票，她该怎么办。总统则告诉她或许能签署一份书面陈词，那就不用出庭作证了；如果万一真的接到传票，那么她应该和贝蒂联系。
　　莫妮卡对法律专业一窍不通，对政治牵连也知之甚少，不过一直有个建议，她告诉总统
　　自己读到报道，葆拉·琼斯已经把赔偿金降低到50万美元，那么他就应该结束这官司，再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自己厌倦了把精力花在官司上，这事也给他的家庭造成伤害。（琼丝案最后虽然宣判克林顿无罪，不过1999年1月达成的和解还是要求他支付琼丝85万美元）
　　40分钟的长谈过后，他说如果她愿意来取圣诞礼物，他可以叫贝蒂把她带进白宫。不过，莫妮卡拒绝了，温柔地驳斥了他的想法：“这个周末贝蒂是如此悲伤，怎么能再去麻烦她呢？”
　　挂上电话那刻，莫妮卡感到身体不适，泪水哗哗滑落。她回想说：“总统真不善于讲坏消息啊。疼痛从肩膀直接传来，我真是感觉不舒服、惊恐、紧张——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只是我噩梦的开始。”
　　她回去也睡不着，急着想找人聊聊。犹豫一阵后，最后还是打电话给特里普，既然她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就该好好讨论讨论问题。因此，12月17日凌晨，满面泪痕的莫妮卡打电话给特里普，告诉她自己也在琼丝案的证人名单里。
　　她在焦躁不安的情绪下度过了那个夜晚，早上她去库里的家中安慰她。在那里呆了几个小时，陪伴贝蒂，帮她筹备哥哥的葬礼。即使在她帮忙干活的时候，也忍不住去想那沉甸甸压在身上的新麻烦。她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被葆拉·琼斯的律师们盯上，怀疑很可能自己的电话被人窃听，房子被人监视。
　　传票、特里普和工作，都让人担心受怕，紧张不安。莫妮卡特别担心，总统会发现她早已把他们的关系告诉别人。她打算不择手段，也要让特里普答应保守秘密。莫妮卡甚至在电话里许诺，只要特里普保持沉默，自己就会把悉尼郊区一套公寓价值5万美元的一半所有权送给她，那是莫妮卡和弟弟共同拥有的财产。她说：“那时，我早已不顾一切，可以做出任何事。”
　　第二天，12月18日，她有两个纽约的面试。17日晚上她出发前，打电话给母亲，恳求她去机场接她。她想找人说说过去那可怕的24小时，又担心母亲的公寓也被人监视，觉得惟一能进行秘密谈话的安全地点就是玛西娅的汽车里。最后，玛西娅是坐的士来接她的，她们两人都不懂法律术语，莫妮卡只能泛泛谈了自己可能要被叫去当琼丝案的证人。私底下，她非常担心特里普的改变，也越来越怀疑后者的言行举止。
　　第一场面试在MacAndrews&Forbes，第二场是和一家叫Burson-Marsteller的公共关系公司。她在后一场面试中表现出色，他们叫她几天后参加一次正式的笔试。然而，这么积极的开局也没有让她快乐起来，她坐的士去机场回华盛顿，途中泪流满面。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白宫梦彻底破灭了。她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这个想法之中，回归的希望起起落落，表面上也曾接受特里普的判断——她被列在黑名单中。不过，不管埋藏得多深，她总是保存着一线希望。现在，在另一个城市看另一个办公室，考虑另一个全新的工作岗位，那线希望最终彻底消失了。她说：“那时我意识到，没有哪里的办公室氛围能和白宫相比。被迫承受如此苦涩的失落，真是痛苦万分。”
　　如果说总统凌晨那个电话是莫妮卡的噩梦，那么真正的梦魇要到两天后才真正开始，1997年12月19日下午3点30，她一直担心害怕的那个电话终于来了。“莫妮卡·莱温斯基？”电话那头的声音响起：“我要给你一张琼丝和克林顿案的传票。”她装作一副惊恐的样子，不过无阻于真相的来临。
　　她到五角大楼地下出口的检查站那里接过传票，把它卷进包里，糊里糊涂地走了回来。她回想说：“我紧张，呼吸急促，情绪反常，眼泪也流了出来，根本不知道何去何从。”除了找贝蒂，她没有别的联系总统的办法，可是她又不能去找正为哥哥去世而悲痛欲绝的贝蒂。绝望中，她走到一台公用电话前，打给乔丹。
　　她在电话里泣不成声，最后恼怒的乔丹告诉她，自己一句也没听懂她的话，叫她下午5点去他办公室。莫妮卡冷静下来，洗了洗脸，回到办公室，对上司肯·培根说自己因为有急事要早走一会儿。培根注意到她的神情不对劲，告诉自己妻子达茜晚点时候给莫妮卡打个电话，看看有没有问题。
　　更糟糕的是，当她来到乔丹办公室，发现他是如此粗暴无礼和漠不关心。他说传票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个相当标准的法律程序而已。当然，他们还是达成一致，要为莫妮卡找个律师，乔丹打电话给华盛顿的一个顶级律师弗兰克·卡特，帮她约了个时间。莫妮卡告诉乔丹，真正让她紧张的是传票里提到了总统曾经送给她一个帽子的别针作为礼物，只有很少人知道这事。
　　这时，莫妮卡根本不清楚乔丹是否了解她和总统的真实关系。每次她和特里普讲到这律师，特里普总是兴奋地说他知道真相，不过聊天时他又让莫妮卡琢磨不透，到底他是否知道。这次见面，乔丹直截了当地问她：“有两个重要问题，你是否和总统做过爱？或者他有没有要求和你做爱？”她给了一个“香草”答案：no。她相信，如果乔丹真的知道内幕，那么就是在试探她是否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证人。
　　乔丹那晚正好要见总统，莫妮卡要求他如果克林顿问起，就把传票的事情告诉总统，她还要乔丹“代我给总统一个拥抱。”他回答说“我从来不抱男人的”，然后拍拍她的后背，示意“小姐，可以走人了”。
　　被传讯也有好处，可以缓一缓和特里普的关系。这晚，莫妮卡给特里普打电话，让她安心，因为她不是惟一需要坐在证人席上的人。因为担心电话被监听，莫妮卡隐晦地说“花儿
　　”已经收到了，意指她拿到了传票。等到特里普终于了解她的意思，两人早已云里雾里地说了一通，谁都不清楚对方在讲什么。
　　莫妮卡真正希望亲眼见到她的朋友，第二天晚上特里普家的圣诞派对正是个好机会。莫妮卡到她家开始帮忙准备，觉得很奇怪，虽然只有几个客人，冰箱里满满地放着各式饮料和
　　食物。对一个老是抱怨几乎上班都没钱买公交车票的女人来说，这好像有点问题。其实，特里普根本不像她上个月说的那样要靠卖衣度日，而是挥霍和炫耀着自己最近买的新玩意儿。莫妮卡也觉得古怪，她怎么会突然有钱了。“我想，呀，她哪里来500元出来办派对？”
　　然而，只有等到临走前，她才有机会和特里普说上话，她们来到屋外，坐在莫妮卡的车里，特里普念着传票，其中要求莫妮卡列出所有总统送给她的礼物，还特别提到了“帽针”。特里普也装出一副迷惑不解、不知道琼丝律师团怎么会盯上莫妮卡的样子。莫妮卡努力说服她，在发誓陈词时说莫妮卡和总统一清二白的不只是她一个人，特里普似乎能接受这点。莫妮卡临走前，特里普坚持要她和律师卡特在12月22日中午11点见面后，给她打电话，这样两人就能商量对策了。
　　传票、特里普和工作，都让人担心受怕，紧张不安。莫妮卡在周末好好上了一堂感情课，周六出去借酒浇愁大醉一场，第二天好不容易从宿醉中恢复过来，就整日盘算着给总统和去卡特办公室各带什么礼物。
　　和卡特碰面前，她先见了乔丹，承认了自己和总统曾发生过电话性爱。乔丹问她什么是电话性爱，她只能解释了一通，然后乔丹就开车送她去卡特的办公室。和乔丹一样，卡特显然对事情也没怎么特别在意，觉得琼丝的律师们是在“非法审查”。她告诉他，自己和总统没有发生过性关系，只是见过几次面，还在周末送过文件，莫妮卡还强调，关于琼丝案，她是站在总统这边的。
　　这天过后，她回去工作时，最终发现她不能再依赖这个无法共患难的朋友了。她们在五角大楼一条小路再次交谈，很明显她遇到了大麻烦，特里普的承诺毫无效用，她说：“莫妮卡，别让我撒谎。如果我被问到你的事情，我会抖搂出来。”
　　莫妮卡就像过去那般又惊又怕，还有一股子愤怒：葆拉·琼斯倒是自由自在，为了金钱控告总统，结果她的隐私权遭到了侵犯。她说：“我和总统的事和别人无关，我从来没有受到骚扰。我丢掉工作，因为我是他的女友。问题的根本是我和总统的关系妨碍，而不是有益于我的工作前途。事实上，我的经历正好可以驳斥葆拉·琼斯所谓性骚扰的说法。”
　　这些辩论根本对特里普毫无作用，在这场不断聚集的风暴中，她的话和录音保证了她的安全。圣诞节前一次谈话中，她告诉莫妮卡：“我是一个坏朋友，这是我最不得已的选择，因为我不愿意在发誓的情况下撒谎。你觉得那会让我有什么感受？如果我能撒个他妈的谎，让你不再哭泣，让你的生活不再那么痛┛唷…我觉得自己好像拿把小刀在刺你的背。我知道，如果我最后一意孤行，你将不再和我说话，我会失去一个好朋友。”
　　莫妮卡太害怕了，比之前生命中任何一次都要恐惧。她特别担心，总统会发现她早已把他们的关系告诉别人。她打算不择手段，也要让特里普答应保守秘密。
　　过去这几个月，她们关系逐渐恶化的时候，莫妮卡发觉自己或许可以利用一下特里普对自己母亲的莫名依赖心理。虽然两人从未碰过面，可是一遇到什么情况，特里普总是要问玛西娅的看法，而且总是顺着她的意思来。这个永远一文不名的五角大楼文秘，一直积极收集玛西娅那个富有未婚夫彼得·斯特劳斯的财务情况，一度莫妮卡甚至以为特里普的报复只是因为自己总是闭口不谈这些问题。情急之下，莫妮卡甚至在电话里许诺，只要特里普保持沉默，自己就会把悉尼郊区一套价值5万美元的公寓的一半所有权送给她，那是莫妮卡和弟弟共同拥有的财产。她说：“那时，我早已不顾一切，可以做出任何事。”
　　一说起玛西娅·刘易斯这个名字，莫妮卡就往往成功地化解了争论或麻烦，其实她母亲很多时候根本对这些谈话一无所知。在她们的谈话中，玛西娅是一个看不见的裁判，一个用来取悦特里普的护身符。比如，莫妮卡会说她母亲告诉她，和特里普吵架是错误的，这样她们就很容易重归于好。当特里普谈到她想到加利福尼亚做脚部手术，也能避开出庭作证，莫妮卡后来就告诉她，玛西娅觉得这是个好主意，甚至愿意帮她付点手术费。莫妮卡回想说：“我只想让她别泄露我的秘密。我可以把左臂切下来给她，换取她的沉默。这就是为什么我妈会被卷进麻烦，因为她录音的时候我不停地提到我妈。”
　　1998年圣诞节总统的礼物：他选的礼物有着他们两年关系的痕迹，包括一只曾被莱温斯基称为戴上就像肉鸡的太阳镜。后来他戴上了她送的新墨镜，从那以后，总统就把这副墨镜放在他的公文包里，走到哪儿都带着。然而，让她感到残酷的是，1998年1月丑闻爆发后的几天，一幅总统戴着她的墨镜的照片赫然出现在一家杂志的封面，上面的标题是“总统的品位”。
　　对莫妮卡来说，和特里普交谈是非常可怕的事。在一次如今已然声名狼藉的谈话中，她承认自己一直都靠撒谎度日，自从父母离婚后，更是将这门怀疑的艺术练到炉火纯青。“我是撒谎长大的。”这种对于童年的夸张描述是一个大计划的一部分，她想用这招来唤起特里普的同情心——为保护朋友而保持沉默。就和录音带里她的许多话一样，这话只有表面价值，远比说话的语境应该产生的效应更恶劣，更糟糕。
　　特里普当然心知肚明，她们的谈话会被录音，所以说的许多话都是为自己打算，还装得很崇高。当莫妮卡按照她的要求，告诉她第一次和弗兰克·卡特见面的情况后，特里普的回答正好体现她打算给其他人留下一个好印象：“看，莫妮卡，我们早知道你会在宣誓的情况下撒谎，也知道我想避开这个重大时刻。如果我要出庭作证，如果一定要真实地回答问题，那肯定和你说的相反，这就是我们的分歧所在。”
　　特里普的那些磁带长度超过20小时，不过其中内容如果放在说话语境里就将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磁带只有部分，严重误导了1997年10月、11月、12月的事件的真相。当1998年1月，特里普接触到特别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这成了一个关键问题。
　　在许多方面，那些没有被录音的谈话即使不比那些录音带上的内容重要，也至少和那些一样重要。特里普显然没有录那些和莫妮卡讨论重要问题和会议的谈话，也没有那些非常不利于斯塔尔通过葆拉·琼斯案对莫妮卡和克林顿性丑闻进行的“白水调查”的材料，例如和维农·乔丹的谈话，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巧合。
　　如果放回说话语境，那些录音带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意义，这同样适用于12月23日莫妮卡在五角大楼的告别派对上和特里普的那张合影。这个生气的女孩前一个晚上一直呆在电话机边，试图说服特里普支持她，可是毫无成效。派对开始前，她觉得自己悲惨万分，甚至痛哭流涕。不过，一到派对她就换上了典型的莫妮卡风格，笑逐颜开地感谢同事的礼物和祝福。
　　派对上，特里普坚持要和莫妮卡来张合影，也就是丑闻曝光后几天内印在报纸上的那张。后来再想，非常有可能就是特里普想拍张照，可以向别人证明她俩是朋友。事实上，莫妮卡工作的最后一天，她一直努力避开对方，可以不用再继续讨论昨夜那次麻烦的谈话。自那以后，特里普再也没回过莫妮卡日益频繁和疯狂打来的电话。
　　在这个没有欢乐的圣诞节，惟一的亮点就是和华盛顿记者杰克·泰佩那次见面，后者后来形容她是一个年轻女孩，“寻找一份体面又充满挑战性的工作，以及快乐的生活。”她在水门公寓思索着自己的问题，度过了一个孤独的圣诞节。此时此刻，她没有工作——几天前美联社拒绝了她，没有男朋友，陷入法律和个人的两难罪恶境地。她说：“我记得，当时感觉哀伤，紧张和孤独。”只有电视里重放她孩童时代喜欢的电影《威利·万卡和巧克力工厂》时，才感到几分欣慰。
　　占据她思想第一位的是总统，她不停地自我辩论着是否要把她透露他们秘密给特里普的事告诉他。最后她决定不说，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因为她马上就要见他了。莫妮卡还记得12月17日凌晨他打电话时说过她可以去白宫拿圣诞礼物，于是圣诞节后就打电话给库里，她们敲定周日，也就是12月28日上午8点30去白宫。虽然她已经决定不说出真相，可是去白宫前夜还是在焦躁不安的情绪中度过一晚。
　　当她到达白宫的时候，她被带到椭圆办公室。在那里，她、贝蒂、总统和总统的狗巴蒂一起玩了一阵子。巴蒂绕着地毯不停地跑，好像那是一个环形跑道。后来，当终于只剩下莫妮卡和总统两个人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后书房。小狗巴蒂坚持要把脑袋放在莫妮卡的两腿中间，她还开玩笑说，“你干这个可比你老爸强多了。”
　　这时，克林顿拿出了一个大帆布袋，那是从“玛莎葡萄园”的“黑狗商店”买回来的。里面装着给莫妮卡的一些礼物，奇怪却让人温馨的组合：一个黑狗商店的填充动物玩具；一条从纽约带回来的Rockettes毛毯；一小盒巧克力；一副搞笑的太阳镜（他们两人都带上了，模仿明星的样子，然后互相嘲笑）；还有一个石雕的熊头，这是他从范库府买回来的。事实上，在后来的庭讯中提及那次总统为她准备的礼物，都会说这充分显示了他的漫不经心。但是与此同时，莫妮卡坚持认为真相不是人们所说的那样。在莫妮卡收到传票后，他还送她礼物，这充分说明他在法律麻烦面前的缺乏保护意识，同时那些礼物也体现了他对莫妮卡无言的信任。
　　他选的礼物有着他们两年关系的痕迹，送那个难看的塑料太阳镜，是因为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都因为总统自己的太阳镜而争执，莫妮卡抱怨他戴上它就像一只“dorky（肉鸡）”，而总统解释说这副眼镜他是从秘密代理商那里借来的。后来，她在巴纳外贸商店给他买了一副时髦的品牌墨镜，一直缠着他戴上它。后来当她看到他在《纽约时报》里的一张戴着“dorky眼镜”的照片，还寄了一张便条提醒他这个事情。在那张便条里，她说她还将继续烦他，除非他把那副让他看上去“像一个滑稽演员”的墨镜换成她的那副酷墨镜。“如果你不认为那副墨镜很酷，那就去问问切尔西。”从那以后，总统就把这副墨镜放在他的公文包里，走到哪儿都带着。然而，让她感到残酷的是，1998年1月丑闻爆发后的几天，一幅总统戴着她的墨镜的照片赫然出现在一家杂志的封面，上面的标题是“总统的品位”。
　　或许最有意义的礼物是那个石雕熊头，他交给她的时候说，“当你想要力量的时候，抱一抱熊头吧。”检举人解释说总统的这句话意思是她在琼丝案子中需要力量。但是对于莫妮卡来说，这句话是对于他们在独立日的谈话的一个回忆，他“英俊的”教会她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
　　在给了她礼物之后，总统给了她最想要的东西——一个吻。他们在后书房的走廊来了一
　　个最后的拥抱，带着对于这两年恋爱的最后的激情和内疚。莫妮卡记得接吻的时候，她偶尔睁开了眼睛，看到总统的眼睛张得很大，他定定地看向窗外。莫妮卡生气地把他推开，她说，“如果你不想吻我，就不要勉强。”总统温柔地回答，“不，我只是有点担心，我想确认没有人在偷看。我总是告诉自己不能这样做，而现在却要吻你，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
　　这一次，莫妮卡占了主动，“过来。”她说，她把他带到浴室里，吩咐他闭上眼睛。她后来回忆道，“在那里，我们分享了一个神话般热情的，让人欲仙欲死的吻，这个吻提醒了我，我们曾经有着多么美妙的过去。”那一刻所有的渴望、热情、遗憾，在斯塔尔的报告中却都显得那么低俗和平庸。
　　在他们长达几小时的会面中，他们还谈到了一直困扰着莫妮卡的琼丝案传票。“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来讨论这件事，”她说，“我知道我必须否认这件事，我想他也是这样，所以我想，无论要发生什么，就发生吧，人不可能控制一切。”
　　他们先讨论了她的名字为什么会出现在证人的名单中，谈到了专门提到的那个帽针，他说自己也觉得“非常困惑”。他问莫妮卡，有没有把他们的事情告诉“去年夏天的那个女人”时，他指的是特里普，她否认了。当她问他是不是需要把他送她的其他礼物扔掉或者交给贝蒂保存的时候，他总是给出类似“不知道”或者“让我想想”之类的回答。
　　当两人谈到莫妮卡去纽约的事情时，总统显得不那么迷茫了。他问莫妮卡如何和她保持联系，她说贝蒂那里有她的电话和寻呼机号码，他们期望着能够很快再度如此交谈。然后，他们回到了椭圆办公室，他搂着她，温柔地吻了她的额头，说道，“好了，小姐，祝你在纽约好运，好好照顾自己。”这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他。
　　那天下午，贝蒂打电话给莫妮卡，她说，“我知道你有东西要交给我。”莫妮卡觉得是一个隐语，指她该把一些礼物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保存，她把一些东西打包装在一个标明“不要扔掉”的盒子里，其中就包括那个帽针，送到了贝蒂那里（后来，贝蒂拿到了盒子，放在自己家的床下）。但是她不能忍受和她珍藏的《草叶集》分开，就把它藏在自己的壁橱里。这些细节让人能够看出她当时的心理：她渴望离开华盛顿，但是她不能忍受听任总统离开自己。
　　当她刚开始纽约的生活时，她和她的朋友阿希莉·雷纳斯一同去看当时热映的《泰坦尼克号》，莫妮卡的眼睛都哭肿了。这两个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恋人临死前的爱情故事，引起了她的共鸣。这就像是她自己的遭遇，她和那位“英俊的”之间的感情纠葛，在他们苦乐参半的恋情中，她忍受了一切焦虑和愤怒。
　　她给他写了一张“感情丰富的”信，里面，她哀叹他们从未真正成为过情侣，她总是想知道他们两人最终能够走到哪一步，这也是他们的爱情中一个浪漫的悲剧。她说，他们甚至从来没有享受一整个晚上的热情。她的感伤在几天之后被残酷的现实所打碎，在电视上她看到总统和第一夫人穿着泳衣在海滩上缠绵起舞。这提醒了她，她和安迪·布莱勒的那段关系中，她必须时刻面对这个事实，她爱上的是一个有妇之夫。
　　有两个她认为最可信赖的朋友，结束了与她的关系。1998年1月5日，总统最后一次与她通话，谈了15分钟后就草草结束，她根本没想到自己再也不能和他说话了。这真是她的悲情时刻，他们的恋爱关系如此持久顽强，却结束得如此粗暴。她和特里普的关系，那个过去几个月频繁打电话找她的女人现在躲着她。特里普的沉默更让人害怕，1998年1月4日，一个星期日，莫妮卡给贝蒂打电话，告诉她自己有些东西要给总统。她们决定那天晚一点在贝蒂家会面，莫妮卡托贝蒂把带了她的那封信和一本名为《美国总统》的书，转交给总统，后者是她在一家古旧书店antiquarianbookstore中挑回来的。
　　1月5日下午，莫妮卡通过贝蒂请总统跟她联系，当晚上他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仍然为他在海滩上的举动而妒火中烧，伤心不已，所以决定在他面前稍稍隐藏自己对他的感情。她不情不愿地为自己的那封不恰当的信道了歉，因为之前他曾经让她不要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写下来。然而让她高兴的是他还蛮喜欢她送的那本书。
　　下午早些时候，莫妮卡在她律师卡特的办公室和他开了个会。她同意签署一份他帮着起草的书面陈述，希望可以避免在葆拉·琼斯案中出庭作证。由于她第二天就要看到书面陈述的草本，就先和总统仔细讨论了几个一直困扰她的问题，特别是将她转到五角大楼的原因，还议论了免职工作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特别关心那个说她在总统身边“表现不当”、从而把她推向麻烦的白宫工作人员，克林顿只是谈到是“立法机关”中的几个同事摆了她一道，这个答案正确，但他也逃脱了自己的责任。那时，莫妮卡还在生他的气，谈了15分钟后就草草结束通话，她根本没想到自己再也不能和他说话了。这真是她的悲情时刻，他们的恋爱关系如此持久顽强，却结束得如此粗暴。
　　现在，莫妮卡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和孤独。比尔和希拉里这对夫妇的电视照片，《泰坦尼克号》的故事，还有和乔丹一次不期而遇的谈话，交织在一起，给她的思绪平添几分混乱。
　　12月31日，她到乔丹那里，转弯抹角地向他解释，自己怀疑特里普是消息走漏的原因。不过，她没有完全说出事实——过去几个月她一直信任特里普并向她倾诉，而是说特里普在
　　她家呆过，或许看到了那些她写给总统的信件。乔丹的回答果断有力：“好，回家看看，确定它们是否丢了。”莫妮卡把这话理解成应该把那些纸扔掉或毁灭。
　　他们聊天时，莫妮卡有点“恬不知耻”地问律师，是否觉得总统还会和第一夫人保持婚姻关系。他回答说：“是的，他理应如此。”然后给她从《圣经》里引了一句话。大概过了一分钟，他补充说“嘿，或许你们俩能在他退位后有点什么。”乔丹的话勾起了她的回忆，和总统结婚的海市蜃楼又一次在不远的将来露出微光。她告诉乔丹，她和总统是有点什么，只是还没发生真正的性爱，就戛然而止。
　　充满怪异味道一周的奇怪转变。她不知道该怀念谁：自己的前男友或那个靠不住的朋友特里普。她和特里普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那个过去几个月频繁打电话找她的女人现在躲着她。特里普的沉默更让人害怕，莫妮卡不知道如何是好，也不知该找谁帮忙。12月初，她把自己的尴尬处境告诉了母亲，玛西娅从人而不是从法律的角度理解这问题，她给了女儿一个纽约的基督教科学派牧师的名字，或许能给莫妮卡一点秘密的建议。
　　这时，莫妮卡无论如何也要飞去纽约，参加MacAndrews&Forbes、Burson-Marsteller的面试，因此她决定去试一下，她掂量过了，反正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她和那个基督教科学派牧师碰了面，大概把她的情况讲了一下：她办公室里的一个女人打算背叛诺言，如果她真的那么做了，就会伤害她和几个其他的人。这个牧师建议莫妮卡应该多注意这个同事的优点，而且这样做或许能让她的朋友改变态度。她还建议莫妮卡仔细思考一下“圣歌91”里面所讲到的，信仰上帝会带来个人的安全。
　　莫妮卡听从了这建议，虽然她越来越厌恶特里普，新年的时候还是在她的答录机上留了一条友好的消息，祝她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全家安好。这看来有效，特里普几天后回复了一条讯息，然后两个人又煲起了电话粥，直到莫妮卡对打电话到特里普家里有所警惕。她曾经无条件地信任特里普，现在已然不复存在。
　　莱温斯基在1998年1月7日关于琼丝的证言上签字，她回忆说：“我打算否认整个事情，当看到文件上写明我没有和总统发生性关系，我就想我能接受这个，因为我们确实从来没有真正性交过。”但正是这份誓词第八段彻底摧毁了她。迫使她接受了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的免罪协议，以免于被起诉作伪证罪，那可是要锒铛入狱的罪名。
　　无论特里普这时在想什么，到1998年1月第一个星期的尾声，莫妮卡已经进入最后关键的冲刺时刻。1月6日，她从弗兰克·卡特办公室收到了葆拉·琼斯案的书面陈述草案，准备第二天去卡特那里签署。她根据自己的故事版本修改了几个地方，有些是打电话咨询乔丹后改的。1998年1月7日上午10点，莫妮卡准时出现在律师的办公室。“我深呼吸了一下，沿着大厅走进办公室。”她回忆说：“我打算否认整个事情，因为我爱总统，也忠于总统。当看到文件上写明我没有和总统发生性关系，我就想我能接受这个，因为我们确实从来没有真正性交过。这让我感觉舒服多了：签完这份书面陈述文件，我就穿上了球衣，加入了总统的队伍。”
　　然而，无论她如何巧言如簧，她签署的书面陈述都是假的。在文件内——为了保证她的匿名性，用“JaneDoe6”来代替名字——莫妮卡说，她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原告（琼丝）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信息”，她还勾勒了自己在白宫的工作，强调自己在任职期间见过总统几回。这份文件的内容还包括：
　　7.我无比尊敬总统，我在的场合，他总是举止得当。
　　8.我从未和总统发生过性关系。他从未要求过和我发生性关系，从未要用工作或其他好处来和我交换性关系，从未因为我拒绝性关系而剥夺我的工作或利益。我不知道谁和总统发生过性关系，谁通过和总统发生性关系来获得工作和其他利益，或谁因为拒绝性关系而被剥夺工作或利益。我1996年4月结束白宫工作后，再见到总统都是在官方接待处、正式典礼和其他有关国防部的场合，那些时候我都在工作，也都有别人在场。
　　我宣誓上述陈词属实，如作伪证，愿遭惩罚。
　　〖JY，2〗莫妮卡·S·莱温斯基
　　正是第8段最后摧毁了她，迫使她接受了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的免罪协议，以免于被起诉作伪证罪，那可是要锒铛入狱的罪名。
　　虽然她已经在书面陈述上签字，但是要到9天以后才会成为法庭文档。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莫妮卡还有逃脱的机会。递交一份假书面陈述是一项联邦罪名，不过仅仅写一份只是一项小罪名，基本不会遭到指控。特里普把她卖给联邦调查局那天，这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就体现出来了。
　　她一签完这文件，觉得轻松不少，相信自己离避开整个事件又近了一步，也可以回去过自己的生活了。她完全没想过要拿到新工作，才让那份书面陈述正式归档，理解这点非常重要。她决不会用一份假书面陈述去勒索总统和他的幕僚，利用他的影响力为她找到一个工作。就莫妮卡而言，这个念头根本就没出现过，后来因为特里普和独立检察官，这事才重要起来。
　　1月8日，她签署文件的第二天，在纽约参加了MacAndrews&Forbes第二度面试。莫妮卡对她的审讯很悲观，觉得面试的结果也不会好，于是给乔丹——他是MacAndrews&Forbes子公司露华浓的董事会成员——打电话诉说失望之情。乔丹就打电话给公司主席和CEO罗纳德·帕勒曼，推荐莫妮卡这个“我觉得非常杰出的聪明小姑娘”。帕勒曼马上将这个评语转告给刚刚面试莫妮卡的主管贾米·杜尔曼，告诉他“看看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其实，乔丹的干预完全没必要，等到斯塔尔法官插手后，他这么做反而把水搅混了。杜尔曼对莫妮卡印象非常深刻，帕勒曼打电话来之前，他已经和露华浓的同事讨论，把信息部门的一个空位给她。第二天上午，MacAndrews&Forbes的一个低层主管和两名露华浓的主管再次面试了莫妮卡，马上敲定了工作。她喜欢他们，他们也喜欢她。这天后来，他们正式通知莫妮卡去公共关系部工作，年薪4万美元，多于她在五角大楼的收入。莫妮卡又激动又兴奋，正式接受了这份工作。
　　同一天，她打电话把这消息告诉了乔丹，下午乔丹打电话告诉贝蒂“任务完成”。他还把消息告诉了他的朋友总统先生，后者的回复很简单：“非常感谢。”
　　一回到华盛顿，莫妮卡就和乔丹碰面，比以前几次都要久，也更有情绪。她送给他一条领带和一块手帕，是感谢他帮助的小小礼物。“他们都说要为我做点什么，你是惟一一个做到的。”她告诉他：“你是惟一一个真正帮上忙的。”乔丹折得手指啪啪作响的时候，她不可避免地要把他和总统的努力做个比较。
　　无论是工作还是爱情，这个女孩都像一个不幸的灰姑娘，最后终于要去舞会了。虽然她把心留在了白宫，收拾包裹准备去纽约，安慰自己去适应没有“英俊的”的生活，可是这出童话没有快乐结局，两个丑陋的姐姐，特里普和卢西安·戈德柏格，确保莫妮卡去不了她的舞会。
　　周五，1月9日，小心翼翼的莫妮卡最后还是打电话给特里普。说着说着，莫妮卡觉得好像基督教科学派那个牧师的建议奏效了。特里普不知为何改变了策略，现在又表示她决定对凯瑟琳·威利含糊其词，还暗示她在作证时不会提到莫妮卡。最后，看上去似乎莫妮卡上岸了，其实恰恰相反，她被引到了陷阱。
　　特里普过去总是夸夸其谈她那“不祥的感觉”，说是一个精神异常者赋予她这种能力，她曾经告诉她，她的一个朋友会因为她的话而陷入危难之中。不过，真相是她早已解雇了自己的律师科布·巴赫，因为后者威胁要找总统的律师鲍伯·贝内特去解决琼丝案。特里普和戈德伯格想要的不是解决，而是故事。在莫妮卡这次和她谈话前，特里普已经通过戈德伯格的关系聘用了一个新律师詹姆斯·穆迪，他们打算联系独立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
　　莫妮卡在谈话时，有意避免激起特里普的忌妒心，把在纽约的成功说得微不足道，只是可能找到一份临时工。特里普也吹嘘说，有人建议她去纽约找份公共关系方面的工作，因为她有这方面的才华。这让莫妮卡吓了一跳，她一直担心特里普想照搬全抄她的生活。
　　为了制造假相，让特里普误以为自己还占据主动，莫妮卡说她还没有签署那份书面陈述。“莫妮卡，答应我，除非你找到工作，否则别签那份文件。”特里普告诉她：“告诉乔丹，你不找到工作是不会签那份文件的。”为了让她开心，莫妮卡装作同意了。
　　特里普坚持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证明莫妮卡用沉默换来一份工作，躲在暗处的总统和乔丹才会因为妨碍司法公正而被卷入此案，斯塔尔检察才能扩大范围，最终达到弹劾总统的目的。因此，特里普需要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的帮助才能设计如此精密的情节，令人觉得奇怪的是，而这时还没有到官方宣布的斯塔尔的出场时间。
　　电话里，两人同意这周晚些时候见面，这是莫妮卡的提议，她现在彻底不相信特里普了，觉得面对面交谈更能让她控制局势。这时，她已经开始怀疑，特里普老是如此神神秘秘的就是想录下她们的秘密谈话。她打算等特里普去洗手间，就检查她的手袋，如果发现有录音机就拿掉。然而，她做什么梦都难以想象，自己朋友的阴谋到底有多么庞大。
　　无论莫妮卡是否怀疑甚至知道，对特里普奇怪的前后转变多加注意总是对的。如果有先见之明的话，考虑到独立检察官马上就到，特里普这种思想的转变非常可疑，很可能是一个诱人上钩的阴谋。特里普11月就发现，在他人不知情和不同意的情况下，录音是违反马里兰州的法律的。因此，这个能证明她如此诚实正直的所谓“保险政策”，不仅不能保护她，反而能把她送进监狱。根据戈德伯格的说法，当特里普的前私人律师巴赫发现这些非法录音，当时就一怒冲天，叫她停止。结果呢，她解雇了他，转而聘请了穆迪。
　　虽然不能阻止她停止录音，可能被指控还是很明显让特里普紧张万分，她要戈德伯格找到独立检察官的联系方式，希望可以和他们检察团合作，从而豁免对她非法行径的指控。
　　因此1998年1月12日，根据特里普和独立检察官办公室（OIC）共同的说法，她打电话到OIC，告诉调查员，总统和一名政府女职员有染，这名女职员也接到了葆拉·琼斯案的传票，总统和维农·乔丹要她在这个事情上撒谎。她还补充说，自己有20小时谈话的录音带作为证
　　据。电话里，她还说那名职员已经签署了一份伪造的书面陈述，虽然后来几次谈话中，她咬定莫妮卡是在乔丹给她安排了工作后才签署文件的。
　　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特里普成为注意焦点。她给OIC打电话后一个小时，6名联邦调查员和1名FBI干员就来到她在马里兰州哥伦比亚的家里，听取她的故事。后来才暴露出来，斯塔尔办公室如此热情高涨，是因为他们早就从葆拉·琼斯的律师那里听说了莫妮卡和总统的事情。特里普那夜都在向他们汇报情况，说出她所知道的一切。不过，表面看来，她的口头证词和录音带证据并不充分，特里普答应调查员的要求，在和莫妮卡的面谈中带上窃听器，这样OIC就能听到和记录她们的谈话内容了。
　　特别调查员的到来，让特里普的故事有了新的意义。不再是关于一个人的背叛，出本“说出一切真相”的书捞上一票；而变成了一个捕获总统的圈套。独立检察官，这个在克林顿传记中，被痛恨的由总统自己后悔任命的人，现在出场了。他让特里普用窃听器录下了几次致命的谈话。于是，历史就这样在两个女人的谈话中，开始发生改变。
　　之前四年，调查“白水事件”的独立检察官、特别调查员肯尼┧埂お斯塔尔，一个南方人，右翼的浸信会教友，狂热地寻找总统过失的证据（“水门事件”后，1978年成立了特别调查办公室，特别用来调查政府行政人员在任期内的问题）。斯塔尔原本是负责调查白水土地交易丑闻——克林顿和希拉里都牵涉在内——还负责收集各种犯罪证据，特别是关于总统的。现在，他出场了。
　　1998年1月前，花去整整4年和4000万美元纳税人的金钱，他的调查一无所获，因此特里普的电话不啻于天降甘露。如果她的说法和证据都确实的话，斯塔尔最终还是掌握了总统犯错的证据，虽然和“白水事件”八竿子都打不着。他的调查员们对特里普关于乔丹给莫妮卡找工作的故事特别感兴趣，因为“白水事件”调查时，乔丹的名字也在其中，牵涉到向前联邦首席检察官韦波斯特·哈贝尔付封口费的事件中。
　　每次斯塔尔想扩大调查范围，都必须申请法律批准，所以他必须要找到一些把莫妮卡·莱温斯基和“白水事件”联系起来的证据，维┡·乔丹就是这个人，他能让斯塔尔把正在进行的一桩可疑土地交易和所谓总统的腐朽爱情生活联系起来。
　　根本上，如果能发现总统通过乔丹为莫妮卡找到一份工作，作为她沉默不语的回报，那么他就犯下滥用权限的错误，在斯塔尔看来这是一项可引起弹劾的罪名。因此，特里普的录音带和证词的重要性，就在于解释了乔丹到底在莫妮卡找工作时起了什么作用。然而，就像离开说话语境，录音带的内容就发生偏差一样，录音带给出莫妮卡在1997年秋季的生活图景也有许多问题，经过特里普的拼命掩饰，这个具有欺骗性的录音带，向肯尼斯·斯塔尔误传了事件的真相。
　　要么无心插柳，要么有意栽花，特里普没录或者毁掉了许多重要的谈话。那些谈话足以大大降低莫妮卡·莱温斯基在斯塔尔调查中的戏份，能显示乔丹参与进来完全是莫妮卡自己提出来的，而且显然是远远在她、总统或乔丹知道她会被牵连进琼丝案以前发生的。明显漏掉的还有特里普在1997年10月6日和朋友凯特·弗里德利希的谈话记录，在这次谈话中，弗里德利希谈到莫妮卡被列入白宫的黑名单。就像弗里德利希后来澄清的那样，这是一个谎言，特里普有这种明显的撒谎，就该降低她作为一个证人的可信度。根据斯塔尔报告，FBI后来调查显示，录音带很可能被篡改或复制过，如果这是真的，就意味着特里普在宣誓的情况下，在大陪审团和FBI面前撒谎。
　　就像一个评论家埃利斯·埃克曼说的那样：“录音带展示的内容不是关于什么非法性行为或妨碍司法公正的，而是女孩间的谈话，被那个心计颇深的特里普引出火花，而为独立检察官、葆拉·琼斯的律师提供材料，还有最有用的，为一本书提供素材，这本书描述了特里普如何揭露一个妨碍司法公正和掩盖非法性行为的大阴谋。”
　　对斯塔尔来说，这么早行动是一场赌博。其实，他为了抓住那个他怀疑犯了法的人，不惜违反规则。技术层面而言，独立检察官只有权力调查“白水事件”，因此当特里普按照斯塔尔的要求，带上窃听器去记录和莫妮卡的谈话时，他的行为越过了权限。许多人质疑说，他超越了自己的管辖权去搜寻可能的证据，以让首席检察官热内·雷诺相信他应该把莫妮卡·莱温斯基也归进自己现有的调查中。
　　1998年1月13日，周二，特里普衣服里装着窃听器，到五角大楼城的丽池卡登酒店和莫妮卡吃午餐。她见面先吻了她的年轻朋友，知道这时候，OIC调查员正在酒店上面的房间里监听她们的讲话。
　　这次见面冗长而脆弱，持续了三小时，特里普让莫妮卡整个描述了她和总统的整段事情。莫妮卡按照自己的计划，在特里普去洗手间时检查了她的皮包，当然她找不到录音机，因为麦克风和发送机都装在特里普身上。莫妮卡又说了她以为特里普喜欢听的话，轻描淡写地谈了她的新工作，然后惊讶地回答了无数关于总统和维农·乔丹的问题，终于她又用了那招感情攻势，说她精神太紧张了，她母亲不得不送她去医院服用镇静剂。
　　正是这顿午餐，她的谈话里掺杂着大量谎言和夸大，也让她无意中控告了自己。楼上，那些监听的调查员马上意识到，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去申请扩大调查范围了。要命的是，她还向特里普重复了那个谎言：她打算直到乔丹——她上午送谢礼的时候刚见过他——给她找到工作才签署那份书面陈述文件。对监听人员而言，这就是证据，能证明总统滥用权力，让乔丹为和他有染的女人牟取利益。
　　莫妮卡的谎言带来几个大问题。她根本不知道OIC的人在场，告诉特里普说自己还没有签署书面陈述。问题是，如果没有第三方告诉真相的话，斯塔尔方面怎么可能知道文件早已签署了？还有一方是谁？葆拉·琼斯的律师们？那时，莫妮卡已经签署文件6天了（1月7日签的），琼丝阵营肯定早已收到了莫妮卡律师传真过来的那份假书面陈述的复印件。只是，琼丝的律师们是由右翼机构、也是积极反克林顿势力的拉特福德协会提供经费的，他们和OIC的合作到底有多深，是一个秘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独立检察官到底有多“独立”？
　　莫妮卡发现，这段午餐吃得又生气又糊涂。特里普根本没站在她这边，似乎又退了回去，反复在莫妮卡书面陈述的内容上纠缠不清。整整三小时，特里普都友善大方，充满同情，同时也施展着阴谋诡计，她肯定自始至终都清楚，自己正在把莫妮卡引向一条通往监狱的不归路。
　　不像戈德伯格或伊斯科夫，特里普非常了解莫妮卡，也喜欢她的朋友，不过她还是打算把这个幼稚、脆弱又容易轻信的年轻女孩扔向那群法律之狼。莫妮卡发现，回首那段悲伤岁月很难不怒气冲天，别提原谅了，她根本难以理解特里普的背叛或随便给那种行为起个什么说法。“我对她很好，她知道我这人的弱点。我无条件地信任她。她却只是因为怨恨和嫉妒而出卖了我。我不知道，她晚上怎么睡得着，怎么敢照镜子。她真是一个恶心、卑鄙、无耻、恶毒的小人。”
　　那段致命午餐的第二天，1月14日，周三。上午，两个女人又聊了一次。莫妮卡告诉特里普自己打算签署书面陈述文件了，另一方面，特里普则说她想找一个新律师，原来那个太“中立”了。两人没一个在说真话。
　　这天上午她们又聊了好几次。莫妮卡继续编造着她打算签署文件的把戏。特里普则问莫妮卡，是否愿意作为她的道义支持，开车送她去律师办公室，这个女孩还和以前一样好心，就答应了。不过，莫妮卡做之前，却说她想到一个好主意：根据她们的谈话和自己在写作书面陈述时学到的经验，整理出特里普会在她的书面陈述里讲到的几点。然后，她花了两三小时去勾勒她觉得特里普应该涉及的几个方面和一些观点，后来这些被称为“谈话重点”的观点非常有名。而且，她还写了两个版本，一个供特里普在车上念，另一个则让特里普交给她的律师，作出好像她亲手写的那样。
　　就像莫妮卡最近一个月一直争辩的那样，这文件基本上都集中在谈凯瑟琳·威利的问题，只是偶尔涉及到另一个女人，特里普一度觉得那个女人非常重要，后来发现是个“大骗子”，而且视总统为草芥。这份三页的提纲基本反映了莫妮卡对过去几个月特里普所谈到的维利的认识，既体现了她原来在《新闻周刊》那篇文章的评论，也有她私下的说法。同时，把问题集中在维利身上，莫妮卡就能撤离火线了。
　　丑闻爆发后，特里普公开质疑莫妮卡亲手写了这大纲的说法，她的推论显然带有诬蔑性——大纲的思想过于精细有序。各种各样的作者身份都被拿出来讨论，从总统的律师鲍伯·贝内特、白宫律师部门的布鲁斯·林赛到维农·乔丹，甚至包括总统自己。一个评论家说：“如果真是莫妮卡·莱温斯基写的，她就是一个精明的律师。”
　　不过，就算草草一瞥特里普录音的那段草稿，读过《新闻周刊》的那篇文章，了解莫妮卡刚签署的那份文件的结构，就该知道只有她才可能是作者。其实，一个事实足以证明她的作者身份：离她建议到最后完成文件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就算了解背景情况，也没有哪个人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全面的一份文件。这只是又一个针对莫妮卡的谣言，一个花了几个月时间才澄清的谣言。
　　特里普看到“说话重点”，就告诉莫妮卡她觉得“实在精彩”。她读了每一个点，还喃喃自语着“对，对”。然后，她告诉莫妮卡自己已经解雇了律师科布·巴赫，新律师詹姆斯·穆迪是她家的一个朋友。其实，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她的新律师詹姆斯·穆迪comecourtesyof来自卢西安·戈德伯格的关系。
　　这天后来，两个女人又谈了一会儿。如今处于OIC庇护下的特里普又想诱使莫妮卡去陷害自己。她说的话让莫妮卡——她不了解内┣椤—觉得实在荒谬。比如，她建议莫妮卡和总统真正地干一回，这个主张对一个了解她们关系每个细节的人来说实在太怪异了。
　　被特里普的言行搞得头昏脑涨，精疲力竭，莫妮卡最终想到了对付她这个古怪朋友的办法。如果特里普的证词真的针对她，那么她或者干脆否认说过和总统有染的任何话，或者就承认是自己编造了谎言，承担起所有责任。
　　太晚了。第二天，1月15日，葆拉·琼斯的律师们已经收到戈德伯格家族所属快递公司的记录，正是特里普向莫妮卡建议的那家。合法文件显示莫妮卡向白宫送出多个包裹。同时，
　　迈克尔·伊斯科夫打电话给库里，缠着她问这些神秘包裹的详细情况。
　　过去几个月，特里普和她的阴谋同党已经编好了绳子；过去几周，特里普打好了绳结；就在几小时后，1998年1月16日，周五，五角大楼城丽池卡特酒店1012号房间，特里普会看着FBI探员和OIC一起把绳圈套向莫妮卡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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