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弗·阿利冯特一百岁了，脑子还相当好使。对他来说，不幸如此。
　　他的头脑精明而又灵活，使得他既敢于冲破道德上的清规戒律，又适度地保持着清醒的良知。奥利弗·阿利冯特处世狡黠，他从来没陷入人们庸庸碌碌的生活中几乎无法避免的种种陷讲：他从未结过婚，从未搞过政治，也从来没有过一个他绝对信任的朋友。
　　奥利弗·阿利冯特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富翁，而且也可说是最有权势的人。他住在离白宫十英里左右的一个幽静而戒备森严的大宅子里。此刻他正在自己的寓所里等待他的教子——司法部长克里斯蒂·科利的到来。
　　阿利冯特的魅力与他的才智相匹配，他的权势正是得益于这两个方面。那些大人物们常常依赖于他高超的分析推理能力，他渐渐博得了“先知”的绰号。至今时届一百岁高龄，他的意见仍然举足轻重。
　　作为历届总统的顾问，“先知”曾经预测了历次经济危机，华尔街股票崩溃，美元疲软，外国资本的侵入，石油价格的颠簸；他预测了苏联的政治变革，美国国内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纷争与妥协。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聚积了数十乃至上百亿的美元，这就不足为怪，这样一个超级富翁的意见，即使可能是错误的也会受到相当的重视。
　　当然“先知”几乎从未有错。
　　在主耶稣受难日这个礼拜五，“先知”正操心一件事情：他的百岁寿诞庆祝晚会安排在礼拜日复活节那天在白宫的玫瑰园举行，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弗兰西斯·伊克斯维尔。
　　肯尼迪将是理所当然的主持人。
　　可以理解，“先知”对这样一个隆重辉煌的场面不仅感到巨大的荣耀和快乐，而且也有些们然若失，在那一刻整个世界将再次传颂他的名字，但他伤感地想到，这恐怕也是他在舞台上最后一次抛头露面了。
　　在罗马，礼拜五耶酥受难日这一天，七个恐怖分子完成了他们行测天主教教皇的最后准备步骤，这伙人包括四个男人和三个女人，他们相信他们自己是人类的解放者，称自己是“暴力基督团”。
　　这伙人的头头是一个意大利青年，有着非常老道的恐怖手段，他在这次特别行动中给自己起了个代号叫“罗密欧”，他对这个颇有讽刺意味的假名自鸣得意，这似乎给他对人类的理性的爱增添了少许多愁善感的情调。
　　在这个礼拜五的黄昏时分，罗密欧在所谓“国际百名先锋”提供的一处安全住所里，悠闲地躺在床上读一本简装的《卡拉玛佐夫兄弟》。床单皱皱巴巴的，到处是烟灰和汗渍。
　　或许是因为紧张害怕，他腿上的肌肉有点痉挛发麻，不过这没有关系，象往常一样等事情一过就好了。但这次使命不同寻常，行动将十分复杂，身体和灵魂都经受着煎熬，他将在这个使命中成为一个真正的“暴力基督”。“暴力基督”这个不怀好意的命名常常使他开怀大笑。
　　罗密欧的本名叫阿曼都·吉昂吉，他的父母属于富裕的上层阶级，他从小接受的就是一种空虚、奢侈的宗教性教养，这种荒淫的生活是与他苦行僧的天性相停逆的，在他十六岁的时候他就放弃了他承袭的财富和天主教信仰，现在当他满二十三岁的时候，还有比刺杀教皇更刺激的叛逆行为吗？不过对罗密欧来说，这多少有点迷信般的恐惧，在他孩提时代曾接受了一个戴着红帽子的红衣主教的洗礼，那不祥的红色总使罗密欧想起地狱火焰的红光。
　　在每一个宗教仪式中都得到上帝赐福的罗密欧，现在却准备好了犯下这样一个可怕的罪行，他的真名将昭于天下，成百上千的人将诅咒这个名字。他将被抓住，这是整个行动计划中的一部分，但时机一到，他将作为一个改变了这个残酷的社会秩序的英雄而流芳百世。这一个世纪的无名之辈很可能在下一个世纪被尊为圣人。反过来，他好笑地想到，几个世纪以前那个叫伊纳森特的教皇，第一个颁布了实施宗教裁判和宗教刑法的教是训令，他不正是由于传播了真理和拯救了异教徒的灵魂而一直受到颂扬吗？
　　罗密欧还想到，他将要干掉的这个教皇肯定会被天主教会封为圣徒，他将要创造一个圣徒，这恰好迎合了他玩世不恭的嘲弄教会的信条。他多么憎恶这些教皇，目前这个当政的教皇伊纳森特四世，教皇派厄斯，教皇本尼迪克特，呵，他们太被神圣化了，这些亿万财富的聚积者，他们压制人类追求真理的自由，他们糊弄愚昧轻信的人们，他们不过是些玩弄魔术的华而不实的巫土，扼杀掉世界上那些悲惨可怜的人们的生命。
　　他，罗密欧，“暴力基督团”的“百名先锋”之一，将摧毁这个残忍魔术的神话。这些被世人粗陋地叫做恐怖分子的“百名先锋”的成员们，遍布日本、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甚至郁金香国度的荷兰。
　　美国没有“百名先锋”的成员，但这并没有关系，在那块自由和民主制度的发祥地，只会产生一些斯文胆小的所谓的革命者，他们是些看见血迹就晕倒的无能之辈，只会干些诸如在吓走人们之后的空楼房里扔炸弹，或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搞点男女关系并当成反叛行为的无聊行径，他们就是这么些令人鄙夷的货色，所以毫不奇怪美国从未有过一个“百名革命先锋”的人。
　　罗密欧中断了他的白日梦，真见鬼，他也搞不清到底有没有一百个人，可能是五十个，也可能是六十个，或者仅仅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数目，这些个象征性的数字倒也确实能鼓舞和召唤群众，也能愚弄新闻界，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就是他，罗密欧，和他的同谋者雅布里都是“百名先锋”的成员。
　　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罗马有许多教堂，在耶酥受难日这个礼拜五，现在已是晚上六点，再过一个小时雅布里将会来核对这个复杂行动的细节。刺杀教皇的行动不过是一局精心构想的棋赛中的第一招，罗密欧怀着浪漫的心情，对以后一系列令人目眩的壮举感到振奋。
　　雅布里是唯一使罗密欧从体力和智力两方面都感到敬畏的人。雅布里请悉政府的反复无常和法律权力机关的虚伪，他知道不切实际的乐观常常是很危险的，最坚定的恐怖分子也可能会出人意料地丧失掉他们的忠诚信念，这些都不必说。最主要的，雅布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进行革命斗争的天才。他非常鄙视普通人常有的婴儿般的愚鲁无知的慈悲和怜悯心肠，雅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未来的自由。
　　雅布里的冷酷无情远胜于罗密欧，罗密欧杀死过无辜的人们，出卖过他的父母和朋友，甚至暗杀过一个曾经保护过他的法官，即使有时罗密欧知道政治谋杀可能不过是精神错乱的蠢举，他也不怕付出任何代价。可是当雅布里对他说：“如果你不忍、已往一个幼儿园里扔炸弹，那你就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罗密欧只得老实地承认他水远做不到这一点。
　　但是，他敢杀死教皇。
　　不过在罗马黑漆漆的夜晚，罗密欧梦见过许多胎儿大小的恶魔吸附在他身上，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
　　罗密欧叹了一口气，翻下他那肮脏的床铺，准备在雅布里来之前洗个澡，刮刮胡子。
　　他知道雅布里会把他整治利落的举动看作完成这次使命的一个吉祥的迹象。和其他享乐主义者一样，雅布里很注意仪表整洁，罗密欧自己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禁欲主义者，就是住在猪圈里也毫不在乎。
　　雅布里正穿过罗马的大街小巷，来找罗密欧。象往常一样，他对周围的一切都报警觉，但实际上事情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部的安全，参加行动的骨干分子的忠诚程度，以及“百名先锋”的紧密配合。不过包括罗密欧在内，这些人没有一个知道整个行动计划的全部内容。
　　雅布里是阿拉伯人，象许多阿拉伯人一样，平素他自称是西西里人。雅布里的脸又瘦又黑，脸的下半部的嘴巴下突兀而出象多长出一层肉似的，显得阴冷粗糙，平时他留着浓密的胡子把这副凶相遮挡起来，但一有什么行动他就把脸刮得溜光，他故意要给对手显露出一副死神般的真面目。
　　雅布里长着浅褐色的眼睛和一头发发，宽厚的胞和肩象他的下巴一样显得威武有力，他个子不高，双腿却挺长，这使得他强壮的体魄看上去并不怎么显露，一双警觉敏锐的眼睛炯炯有神。
　　雅布里讨厌“百名先锋”，他觉得这不过是搞时髦的公关所使用的一个鬼花招罢了。
　　“百名先锋”公开声称他们弃绝物质享受，这也使他感到不快，这伙都象罗密欧一样斯文的大学生们，往往对革命抱着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从来不懂得妥协，而雅布里则以为他们这一代的革命者多少也需要一点纸醉金迷的生活。
　　雅布里很久以前就放弃了那些虚伪的道德准则，虽然，和其他虔诚地把自己献身于为人类谋幸福的革命者一样，他也有清醒的良知。他从不对为了自己的个人私利所做的事感到愧疚，他和中东的石油王子们搞秘密交易刺杀他们的政敌，也干一些不光彩的活儿，暗杀那些受过牛津教育、擅长外交的一些非洲国家的新一代领导人。有时纯粹就是为了制造恐怖气氛，随心所欲地杀几个受人尊敬的政治家，使那些在世界上叱咤风云的权贵们掌握不了自己的生死。
　　他的这些行为，“百名先锋”从来不知道，更没对罗密欧吐露过一个字。从荷兰、美国和英国的石油公司那里，雅布里得到了大笔的钱，有些钱还是俄国和日本的情报机关提供的。在很久以前，他甚至接受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金去完成一项极其秘密的使命，这些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他不是苦行僧，不管怎么样，他虽然不是生来就穷，但过去确实吃了很多苦。他现在要好好享受生活，他喜欢美酒佳肴，住豪华的旅馆，赌博。他对与女人肌肤接触的快乐总是心驰神往，简直是神魂颠倒，当然为了女人总是要花费不少的钱，他乐意送一些礼物借机来卖弄自己的魅力，不过他惧怕海誓山盟的爱情，他可不愿意陷入卿卿我我的爱的纠缠之中。
　　尽管有这么些“革命弱点”，雅布里在他的那个圈子里还是以他坚强的意志而闻名。
　　他绝对不惧怕死，这还不算什么，最独特的是他根本不惧怕疼痛，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变得如此残忍。
　　在过去这些年中，雅布里显示了自己在任何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面前都是坚不可摧的，在希腊、法国和俄国他逃脱了一次次的关押和酷刑的折磨，甚至还经受住了以色列安全部门的两个月的审讯。他很饮佩以色列人的手段，但最后他还是击败了他们，或许是因为他一方面不怕受皮肉之苦，另一方面他要了他们，在高压威吓之下毫无表情，最后每个人都知道了他象花岗岩一样坚硬，受点皮肉之苦他根本不在乎。
　　他对自己的猎物可不是这样，他常常以自己的健力迷惑他们，一半是想炫耀自己的扭力，一半是由于内心的恐惧，他意识到自己多少有点变态，也许他残忍的本性中本来就缺少狠毒的成份。总之，他是一个快快乐乐的恐怖分子。他欣赏生活，即使现在，尽管他将要实施一起极其危险的行动，他行在罗马街头，周围鲜花的芳香，傍晚稀薄的光线，和罗马无数个教堂响起的钟声，这一切都使他感到愉快。
　　每个步骤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罗密欧的人已做好了准备，他自己的人马也将于明天抵达罗马，这两伙人都分别被安排在安全的住所里，只有他和罗密欧进行单线联系。雅布里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在即将到来的复活节这个星期天以及其后几天，他们将创造惊天动地的业绩。
　　他，雅布里，将脱颖而出，使那些强权大国匍匐在脚下，那些过去对他指手画脚的大人物们，还有可怜的罗密欧，都将成为他这一壮举的工具和牺牲品。除非他神经出了差错或死掉。或者说，除非整个过程中上百个细节的时间衔接上出现失误的话，他大概才会遭到失败。但是整个行动是如此复杂，安排得如此巧妙，这给他以快感。雅布里在街上顿住脚，欣赏着大教堂上的高高的尖顶和街上熙熙攘攘的快活的罗马市民，他沉浸在自己未来辉煌的形象的想象中。
　　如同所有那些妄图以自己的意志、才智和力量改变历史进程的人一样，雅布里也决不想步前人的后尘，他既不重复别人的做法，也使无人能与他比肩。在这个死板的社会结构中，那些戴着慈善面具的当权者，才是最冷酷无情的家伙。
　　雅布里注视着街上喜悦的朝圣的人群，在这些全能上帝的信仰者面前，他不由得涌起自己不可战胜的自豪感。大概一向宽宏慈悲的上帝也不会饶恕他的罪孽，但他将义无返顾地走下去，他相信只有走到邪恶的极端，才会滋生正义。
　　雅布里来到了罗马最破落的街区之一，这一带人经常容易遭受到恫吓和敲诈勒索。他到罗密欧他们那地方时天已完全黑下来了，这是一座四层旧楼，有个很大的院落，半边围着石砌的围墙，整座楼房都控制在地下革命组织手中。一个瘦弱的姑娘出来给雅布里开门。
　　她穿一身蓝色工装服，上衣敞开着一直到腰部，没戴乳罩，乳房也不突出。她曾参加过雅布里的一次行动。他并不喜欢她，但钦佩她的凶残。他们吵过一次，她没认输。
　　这个女人叫安妮，乌黑发亮的头发掩饰不住她凶狠的面庞。
　　她有一双闪光的眼睛，在她打量别人的时候，常常即使象雅布里和罗密欧这样的人心里都直发毛。她现在还不知道这次使命的具体内容，雅布里的到来使她下意识地预感到行动的重要性。她对雅布里笑了笑，一言未发，待雅布里进来后就关上了门。
　　雅布里厌恶地注意到房子里十分肮脏，到处是吃剩的食物和末刷洗的碟子、杯子，地上乱扔着报纸。罗密欧这一伙全是意大利人，四男三女，女人们拒绝打扫房间，除非男人们跟她们一起打扫，洗洗刷刷的事情是与她们的“革命”信念相悻的。那几个男的都是年轻的大学生，从小就娇生惯养，还抱有那么点女权思想，这样他们彼此就形成了默契。谁也不去理会这个地方的论遇样，他们知道等他们走后地下组织的人会来清除掉一切会成为罪犯的痕迹，现在感到恼怒的只有雅布里自己。
　　他忍不住对安妮说：“你们这群猪猡。”
　　安妮轻蔑地打量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我又不是房主。”
　　雅布里马上看出了她的个性，她不害怕任何男人或女人，她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随时准备在危急关头赴汤蹈火。
　　罗密欧从楼顶跑下楼梯，他看起来相当漂亮，以至于安妮不由得垂下了她的眼睛。他亲热地抱了抱雅布里，然后领他到院子里，两个人在一个长条石凳上坐了下来。空气里飘来春天里鲜花的芬芳，寂静的夜晚隐约可听见嗡嗡的声音，那是复活节前成千上万涌到罗马来的朝拜者在街头的嘈杂声，数百个教堂钟声齐鸣，欢呼复活节的到来。
　　罗密欧点了一支烟，说：“我们的时机到了，雅布里，我们的名字将永远被传扬。”
　　雅布里对他这样自鸣得意的浪漫想法感到好笑，他有点鄙夷这样想出风头、热中于个人荣耀的欲望，“我们不过是无名小辈，我们将同一个长长的血腥历史抗争。”雅布里想着他们刚才热情的拥抱，对他来说，那虽是一种志同道合的爱，但心里也充满了驱散不去的恐惧，那感觉就象他们俩是一对谋杀亲身父亲的逆子站在父亲尸体旁的心情。
　　院子四周的围墙上零零落落的电灯发着昏暗的光，他们把自己理在黑暗中，罗密欧说：
　　“到时候世人会知道这一切的，他们会怎么看？怎么赞美我们？还是会把我们当成疯子？
　　他妈的，后世的诗人会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的。”
　　雅布里说：“我们现在管不了那么多。”罗密欧戏剧化的神情使他感到尴尬，使他不由得对这家伙的能力产生了怀疑。虽然过去一再证明，这个长相英俊和善、思想模糊不清的小伙子，实实在在危险之至。然而他们毕竟有根本上的区别，罗密欧是无所畏惧，而雅布里却是十分狡黠。
　　就在一年之前，他们一同走在贝鲁特的街头，街道上有一个空牛皮纸袋，油腻腻的，象是刚装过食物。雅布里绕了过去，罗密欧则一脚把纸袋踢进了路旁的排水沟里。不同的本能反应。雅布里相信世界上的每样东西都可能有危险性，罗密欧则很多时候茫然无知。
　　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雅布里的眼睛象棕色的石珠子，长相丑陋，罗密欧几乎是漂亮得无可挑剔，雅布里以自己的丑陋为荣，罗密欧则为自己的美貌感到羞耻。雅布里懂得，一个简单无邪的人只要投身政治革命就必然要使用暴力和屠戳他人，罗密欧只是慢慢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信念，他毕竟是从读书人转变过来的。
　　罗密欧得天独厚，理所当然是情场上的王子。他富裕的家境使他免除了物质生活的贫寒。罗密欧颇有自知之明，他知道他天生的好运在遵义上并不公平，正是这样的舒适生活使他感到厌倦。
　　他埋头学习，从文学书上学到的东西更加确立了他的信念，学校里那些激进的教授们当然更是推波助澜，他们使罗密欧确信他一定会成为一个改变这个世界的人。
　　他不会象他父亲那样，花在打扮上的时间比那些高级妓女还多。他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追逐女色上，他更不会花从穷人身上榨取来的血汗钱，穷人必须获得自由和幸福，然后才能谈到他自己的幸福。
　　雅布里的信仰转变是发自肺腑的。小时候，他生活在巴勒斯坦一个伊甸园般美丽的地方，他十分聪明，无忧无虑，非常听父母的话，父亲每天都要给他读一个小时的《古兰经》，他特别尊重自己的父亲。
　　在那块圣洁的土地上，他家拥有一个很大的别墅，周围是大片奇异的绿草地。别墅里有成群的仆人。雅布里五岁那年，不幸降临到他们全家。他被赶出了这个天堂乐园，他的父母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美丽的庄园化成了袅袅的紫烟，顷刻间他成了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儿。他被亲戚收养，来到一个偏僻的山村。他身边唯一的财富只剩下父亲给他遗留下的《古兰经》，这是一本羊羔皮纸印刷的漂亮的经书，深蓝色的经文，烫金装饰，他常常想起过去的时光，父亲大声给他朗读经文，一字也不差，这是伊斯兰教的传统，从先知穆罕默德口中记录下来的真主阿拉的话，是永远不容争辩和不可怀疑的，“《古兰经》可不同于《塔拉》”，在他长大后，有一次他深有感触地对一个犹太朋友这样说，他们都会心地笑了。
　　他很快就得知了被驱逐出伊甸乐园的真相，但是直到好几年以后他才了解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他家原来在以色列境内，他父亲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个地下领导人，后来被人出卖，在警察突袭庄园时被打死，他的母亲随后自尽，偌大的庄园被以色列人烧成了一片灰烬。
　　由此，几乎是自然而然地雅布里成了一名恐怖分子。他的亲戚、老师都教育他要牢记对犹太人的深化大恨，不过他却说不上对犹太人有非常强烈的憎恨感，倒是憎恨那个冥冥真主，毁灭了他天堂乐园的童年时代的快乐生活。十八岁那年，他把父亲那本精美的《古兰经》卖了一大笔钱，用这些钱上了贝鲁特大学，头两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和女人鬼混在一起，之后就成了巴解组织的一名地下成员，在那以后的几年里，他渐渐成了一个有名的危险分子。然而解放他的同胞从来就不是他的最终奋斗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他干这种玩命的活儿只不过是为了寻求自己内心的平衡。
　　在那个秘密住处的院子里，这会儿雅布里和罗密欧花了两个小时多一点儿的时间把整个行动的每个细节都过了一遍。罗密欧不停地抽着烟，他担心的唯有一件事，“你能保证他们会把我放出来吗？”他神情紧张地问。
　　雅布里宽慰地说：“他们怎敢不把我手里的人质当回事儿？听我的，你在他们手中会比我在沙哈本安全得多。”
　　然后他们在黑暗中拥抱而别，在复活节以后，他们就再也不会见到对方了。
　　也就在这个礼拜五，弗兰西斯·伊克斯维尔·肯尼迪总统在白宫召集了他的私人高级助理班子和副总统，他将要告诉他们一个颇为扫兴的消息。
　　会议在总统的黄色椭圆形居室内举行，这样气氛显得随便一些，大家可以舒舒服服坐下来品尝地道的英格兰茶。这间屋子比那间通常更为有名的总统椭圆形办公室要更大，更舒服一些。
　　总统在贴身保镖的陪同下走进屋子，房间里的人都站起来向他致意，肯尼迪点头示意他们坐下，然后叫保镖们退到了门外。每逢这种场合，总是有两件事感到不舒服，首先是根据礼仪，只有他直接下达命令保镖们才会退出屋外；还有，副总统必须起立迎接他，向他致意。使他感到烦恼的就在于副总统是一位女性，这种时候，政治上的礼仪就压倒了社会仪礼。而且更成问题的是，副总统海伦·杜波里比他要大出十岁。她是一个具有杰出的政治、社会才干的女性，虽然人过中年，却依然风韵犹存，肯尼迪在民主党内力排众议，挑选她做了自己的副总统竞选伙伴。
　　“见鬼，海伦，”弗兰西斯·肯尼迪说，“你不必站着，现在该我来招待诸位，给你们倒茶。”
　　“十分感谢，”海伦·杜波里说，“我猜想，在你召集你的私人顾问班子时把副总统找来，大概是缺个人收拾杯子吧。”他俩都笑了，但总统的高级助手们却笑不出来。
　　在院子里，夜幕中罗密欧抽完了最后几口烟，越过石砌的围墙他可以看到罗马市内一些大教堂的圆锥顶。该到向他的人吹风的时候了，他抽身走了过去。
　　安妮掌管着他们的武器，她打开一个大箱子，把枪支弹药分给每一个人。他们中的一个男的拉了一张胜床单铺在地板上。安妮把擦枪用的汽油和抹布放在了上面。他们一面听罗密欧讲述行动的内容，一边擦拭各自的武器，几个小时里就这样边听边提问，把每个细节都重复记了好几遍。待安妮把行动中穿的服装拿出来，他们都乐了，彼此开了几个玩笑。
　　最后，他们终于坐下来用餐，饭菜是罗密欧他们几个男人准备的，还有新鲜的好酒。他们为这次使命的成功而干杯。酒足饮饱之后他们又玩了一个多小时牌，才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里。他们把楼门紧闭，每个人床头又都放着枪，因此就没有必要再设岗哨，然而每个人都迟迟不能入眼。
　　午夜过后，安妮敲开了罗密欧的门。罗密欧还在看《卡拉玛佐夫兄弟》，他把她让进来，安妮一把把书扔在地上，不屑地说：“你又读这破玩意！”罗密欧耸了耸肩，微笑道：
　　“他挺逗，他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十分打动我，不象意大利小说那么一本正经。”
　　他们很快脱光了衣服，并排仰躺在脏乎乎的床上，浑身上下紧绷绷的，并不是因为性兴奋，而是出于无形的恐怖。罗密欧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安妮闭上了眼睛……
　　过了一会她停止了颤抖，然后一本正经地坐了起来，拿起脏乎乎的床单擦了擦手，又从桌子上拿起香烟和打火机，点燃了一支烟。
　　罗密欧走进卫生间拿了一条湿毛巾，他给她擦了手，又擦了自己的，然后把毛巾递给她。
　　在以前的一次行动中，他们曾这样干过一次。罗密欧知道这是她唯一能允许的造爱方式，她十分看重自己的独立，不管是什么情况，她决不能容忍一个她不爱的男人亲热她。
　　罗密欧看着她的睑，脸色不似乎时那么冷酷，眼睛也没有经常的凶光。她还很年轻，他想；怎么这么快就变得如此老气横秋？
　　“你想和我在一块题，还是只是做做样？”他问。
　　安妮熄灭了烟头，“呵，不，”她说，“我干嘛需要陪伴？我们都已满足了各自的需要。”她开始穿衣服。
　　罗密欧开玩笑说：“至少你该在走之前说点温柔的话吧。”
　　她站在走廊里，转过身来，一时他以为她会回到床上来，但她只是笑了笑，他还是第一次感到她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她踮了踮脚尖，开口说：“罗密欧，罗密欧，为什么是你，罗密欧？”她朝他挤了挤鼻子，然后消失了。
　　在犹他州普罗沃市的杨。伯翰大学，有一个传统的一学期一次的追杀行刺假总统的游戏。也是在复活节的礼拜五这一天，这个学期的游戏开始，两个刺客戴维·詹特尼和克莱德。科尔正忙着准备他们的家什。在弗兰西斯·伊克斯维尔·肯尼迪当选副总统后，这种游戏重又在各个大学校园里风行起来，杨。伯翰大学今年的这个游戏的行刺目标就是用纸板做的一个酷似总统的假人。游戏的规则是这样的：几个学生组成一个行刺团伙，他们要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在五步以内的距离用玩具手枪向假人开火，另外由一百多名学生组成一伙代表法律和秩序的守卫队，游戏输赢的赌金则在游戏结束之后奖给获胜的一方开庆功宴会。
　　由摩门教会控制的学校当局并不赞同这样的游戏，但是没有办法，这种游戏在全美大学校园里风靡一时，屡禁不止——一个在自由社会滥用自由的极好例子。这样的蔑视权威的举动，正好迎合了那些有低级趣味的年轻人寻求刺激的心态，这也是他们对当权者心怀不满的无声抗议，是卑贱的小人物们对显赫的权贵阶层的挑战。行刺游戏还是一道安全阀门，避免把内心骚动的激情激化为政治示威的游行、静坐抗议和暴乱。
　　詹特尼是这个游戏的主角，科尔是他的帮手。他俩手挽着手在校园里巡视了一圈，当他们走到守卫队员护卫着的假总统跟前时，科尔努了努嘴，詹特尼会意地点点头。纸板做成的假人看上去挺象弗兰西斯啃尼迪，但是被夸张地涂抹成花花绿绿的怪模样，着一身蓝，系一条绿领带，穿一双红袜子，却没有鞋子，脚底写着一个大写的罗马数字IV.守卫队的人挥舞着玩具手枪威胁他们走开。他俩掉回头，科尔大声骂了一句，但詹尼特神色严峻，他把这事挺当真，他又考虑了一遍他设想的绝妙的计划，颇感到成竹在胸，幸灾乐祸。原来他们招摇过市地走一遍，目的就是要给对方制造一个假相，以给他们一个出其不意的袭击。他们身穿滑雪服，一副要离开校园去度周末的模样。
　　游戏规则的要求之一是公开总统假人的行程路线，按计划到晚上时假总统将出席守卫队的庆功宴会，詹特尼和科尔决定在午夜的最后期限之前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事情按原样，晚六点时，在那个将准备举行庆功宴席的餐馆里詹特尼和科尔又重新碰面。餐馆的老板对他们的计划一无所知，在过去两个星期，他俩只是在这儿打工的学生，而且他俩特别是科尔还干得挺不错，老板很满意。
　　晚九点，守卫队员们簇拥着那个总统纸人涌进了餐馆，他们足足有一百人，把通向餐馆的每个出入日围得水泄不通，纸人被放在了餐厅中间。老板对眼前这个大进项的买卖兴奋得不住地搓手，只是当他走进厨房，看见詹特尼和科尔把玩具手枪放进盛汤的砂锅内，这个时候他才缓过劲来。“老天爷，”他喊道，“你俩是想在今晚上就从这儿滚蛋！”科尔露齿一笑，詹特尼则威胁地瞪了老板一眼，他俩把砂锅高高举起挡住视线，跨步走了过去。
　　守卫队员正举杯祝酒，开怀畅饮，詹特尼和科尔把砂锅放在桌子中间，拉掉盖子，举起手枪就向那个五颜六色的假人射击。科尔打了一枪就笑弯了腰，詹特尼不慌不忙地连击三枪，才把枪扔在了地上。他不苟言笑地站着，直到守卫队员们围过来连摸带骂地笑着恭维他的成功，然后大家一块儿坐下来用餐。詹特尼一脚把纸人踢到了桌子底下。
　　他们玩的这个游戏还不算太复杂。在全美一些其他校园里，玩得比这个厉害多了，保卫措施都是精心设计的，有的假人还能喷出人造血。
　　在首都华盛顿，美国司法部长克里斯蒂·科利保存着所有这些淘气的“刺客”们的档案，科尔和詹特尼的照片和材料特别引起了他的兴趣。他附注了一条命令，派人对詹特尼和科尔进行专案调查。
　　复活节前的这个礼拜五，两个头脑严肃的年轻人从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开车到了纽约，在纽约港港务大楼，他们神情厌恶地穿过大厅里那些成堆的酒鬼、流浪汉、妓女和拉皮条的人群，到存包处事—个提箱。这两个小伙子是神童，刚满二十岁就做了物理学助教并且参加了学校的一项高级研究工作，他们一点一点偷窃了一些实验材料和适量的钚元素，最后用这些东西做成了一个微型原子弹，他们伪造修改了实验报告，所以并没有人注意到少了东西，小提箱里放的正是那颗原子弹。
　　从十二岁起，亚当·格里斯和亨利·蒂勃特就被看作是智力超群的天才。他们满腹经纶，没有一丝恶习，从他们的父母那里接受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了对人类应负的责任，这种认识特别加强了他们对人性的一些丑陋面的憎恶和鄙夷，诸如酗酒、赌博、玩女人、吸毒和贪食等。
　　他们抱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注视着世界上邪恶的东西，他们为核武器的扩散而感到担忧，人类的命运危在旦夕，他们决定要挺身而出阻挡这种可怕的灾难。因此他们就造了一个只有半吨量的微型原子弹，这样他们可以把这颗原子弹放置到某个地方，以此来警告当局，并向他们显示一个人的发狂举动会对人类产生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他们把自己深思熟虑的计划看作是独一无二的和神圣的，但他们并不知道，由政府指命的一个高级专家智囊团已经预测了这种情况，并在一份心理调查研究报告中把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列为人类孩子时代潜在的危险之一。
　　在纽约，亚当·格里斯和亨利·蒂勃特还把一封警告信寄给了《纽约时报》社，他们的信中解释了他们的动机，并要求在把信转交给有关当局之前先公开在报上发表。为了制作好这封信，他们花了很长时间。不仅在措词上斟酌再三，以防止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恶意的举动，而且更费事的是他们从各种各样的报纸上剪下来一个个的单词、字母，然后粘在一起拼凑成了一封信。
　　炸弹定时在下个星期二，到那时信件已经转交给当局，并由他们把它找出来。这将给世界各国的头脑留下一个记忆深刻的警告。
　　在罗马，也是在复活节前的这个礼拜五，特蕾莎·凯瑟琳肯尼迪这位美国总统的女儿，结束了她在欧洲浪荡的生活，准备起程回国，陪伴她的父亲往在白宫。
　　她的秘密勤务局的特工小组已经为她做好了旅行安排。按照她的指示，他们为她订好了复活节这个礼拜天从罗马飞往纽约的机票。
　　特蕾莎·肯尼迪今年二十岁，过去几年她一直在欧洲学习哲学，先是在著名的巴黎大学，后来又到了罗马的一所大学。在那里她和一个激进的意大利学生谈过一次颇为认真的恋爱，在她这次回国之前，他们刚刚断绝了关系，双方都感到了解脱。
　　她爱她的父亲，但是作为总统的女儿，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公众的注意，不能随便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使她感到恼火。她曾信仰共产主义，还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女权主义者，她倡导人类要有兄弟姊妹般的爱。话说回来，个人自由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她倒是从来没有为自己拿着基金会的钱随意挥霍而感到愧疚。
　　出于一种奇怪的心理，她抱着人人平等的信念拒绝了一些作为总统女儿享有的特权，也很少到白宫去看望她父亲，也许下意识里她因为她妈妈的死而疏远了爸爸。在她母亲患病而濒于死亡的时候，她的父亲却整日忙于竞选，捞取政治资本，这是不能原谅的。
　　母亲去世后，她决定到欧洲去放纵一下自己。不过，根据法律条文，她作为总统的直系亲属享有受到特工保护的特权，她原本打算自动放弃这种特别的保护措施，但她父亲央求她不要这样做，弗兰西斯·肯尼迪告诉她，他不能承受万—她发生什么意外的打击。
　　由二十多特工组成的一个分队三班轮流，全日监护着她的安全。无论是她下饭馆，还是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去看电影，特工们都不离左右。他们租了与她同一个公寓的房间，弄了一辆通信车以便在街上跟踪她。她从来就不是一个人，而且她必须把自己每一天的日程安排提前告知这个特工小组的头头。
　　特工们都象是长着刚腼孔：一半是她的仆人，一半是她的主人。当她把一个异性伙伴带回公寓的时候，特工们用电子窃听设备甚至能听到他们交始合欢的声音，有时也着实能吓一跳——先是如痴似醉狼嗥一般，后来渐渐竟没了一点声音，这时特工们就紧张地扬起脑袋，象捕捉耳边的风声一样，警觉地听着耳机里的动静。特蕾莎拒绝了最高级别的近身保卫措施，她自己驾驶汽车，步行时也不要特工陪伴在身旁，而且还不让他们住和自己相邻的房间，她坚持要特工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是让他们竖起一圈不易察觉的保护墙而已，这样能给她留有一块自己私生活的天地，但这样的安排也带来不少尴尬场面，有一次她上街买东西，想打个电话却没有零钱。她以为身边的那个假装买东西的男子是她的保镖，就靠近那个男子说：“你能给我点零钱吗？”他迷惑地看看她，十分吃惊。她意识到她一定是认错人了，这人不是她的保镖。她放声大笑，连忙道歉说明原委，那人给逗乐了。爽快地给了她几个零钱，“既然是肯尼迪小姐，当然乐于效劳。”他开玩笑地说。
　　象许多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一样，特蕾莎·肯尼迪天真地相信人性本善的学说，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她为自由而奔走，抗击世道的不公，即使在日常生活琐事上，她也从不犯鄙俗小气的毛病。小时候，她就曾把自己攒的零花钱捐给了美国的土著印第安人。
　　作为总统的女儿，在许多事情上她常常感到左右为难，她赞成合法堕胎，支持左翼激进组织，为此常遭到她父亲的政敌的攻击和辱骂。
　　就是在谈情说爱的事情上，她也天真地寻求平等相处的关系，她喜欢绝对的坦诚，憎恶任何欺骗行为。
　　在旅居国外的这几年里，她也吃过几次苦头。有一次在巴黎，她漫步在街头，欣赏着这个大都市的风采，差点遭到几个躲在一座大桥下面的流浪汉的强奸。还有一次是在罗马，当她给两个乞丐掏钱的时候，他们试图抢走她的钱包，幸好这两次她都被警觉的特工救了出来。但是这些有惊无险的遭遇并没有丝毫改变她的人性本善的信念。她相信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盏永不熄灭的良知的明灯，没有一个人能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深刻体会到男人对女人的控制和压迫，但是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男人在他们的世界里是如何互相残杀搏斗的，她无法想象，一个人怎么会以最残酷无情的手段倾轧他人。
　　她的特工小组的头头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阅历很深，只是现在老了，不能再为那些大人物做保镖，就被派了这么个简单的差事。
　　他对特蕾莎的愚鲁无知感到很吃惊，试图开导开导她。他泛泛地给她讲了一些人世间残忍恐怖的故事以及他干特工这么多年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他讲这些的时候比平时要袒露得多，反正他也干不了几天了。
　　“你还太嫩，不了解这个世界。”他说，“处在你现在的地位，你要尤其小心，你总是太天真，以为你对别人好，别人也就对你好。
　　不是这么回事儿。“就在前一天，她开车捎了一个搭车的男子，使得那家伙以为她对他有意思，就想动手动脚。特工小组的头头迅速采取了措施。当那个搭车的男人刚要摸她的大腿时，两辆特工的车把特蕾莎约小轿车逼到了公路旁。
　　“我给你说个故事。”头头说：“我以前给政府里最聪明和最好的一个人做事，搞一些秘密活动，有一次他粗心大意中了别人的圈套。这是一个恶棍，他本来可以轻易把我的老板干掉，可是他卖了一个人情，不知什么原因把老板给放了，说‘记住，你欠我一笔帐。
　　’后来我们花了六个月时间追捕这个家伙，最后把他给逮住了。我的老板不容分说就干掉了他，根本就没给他讨价还价的余地。你知道为什么？老板他自己这么对我说，这小子觉得他挺能耐，象个主宰别人的上帝，这样的人让他留在世上实在太危险。而且我的老板是一个根本不讲什么人情报恩的人，他说那家伙自以为是的恩赐不过是个诡计，下次再与他打交道，说不定就会吃亏，你当然不能轻信他的诡计。”
　　弗兰西斯·伊克斯维尔·肯尼迪能当选为总统实在是美国政坛的一个奇迹，一半是靠了他自己非凡的体力和智力，另一半也是靠了肯尼迪这个名字的神奇魅力。尽管他只做过一届参议员，但他还是顺利地坐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
　　他是1963年遇刺而死的美国前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一个远房侄子，但并不属于目前仍然活跃在美国政坛的肯尼迪家族。实际上，虽然他只是一个远亲，但是在整个庞大的家族内，只有他承袭了他的两个叔叔约翰和罗伯特。肯尼迪的超凡出众的神奇航力。
　　弗兰西斯是一个法学方面的神童，他二十八岁时就做了哈佛大学的教授，后来他开办了自己的法律事务所，积极参与在公共管理和私营经济两个领域的法律改革。他的法律事务所并不赚多少钱，钱对他并不重要，因为他有一大笔遗产。但是他在法律方面所做的工作确实给他带来了全国性的声誉，他鼓吹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增加对穷人的福利，他热心帮助那些伸手无援的人。
　　在他竞选总统期间，肯尼迪带着自己的主张横扫全国。他倡导美国人民应该寻求一种新的社会契约机制。什么才能使文明得以延续？他问他们，是执政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政府必须保障公民的安全；使他们免于遭受犯罪的威胁和物质贫困，必须保障每个公民能以任何合法的手段追求个人幸福。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要求被统治者遵守社会法律，推进文明的发展。肯尼迪还提议，作为这个神圣的社会契约机制的一个内容，美国社会的所有问题都应当通过全民投票表决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由国会、最高法院或总统来做出裁决。
　　他发誓他将消除犯罪、消除贫困，他以为贫穷是滋生犯罪的土壤和根源。他应允将由联邦政府及其社会安全和福利部门推行一项全国性医疗保健计划，以保障每个人在工作退休以后能过上一个舒心的生活。
　　为了显示他追求和实现这些理想；并且抛弃荣华富贵的生活。
　　站到老百姓一边的决心，他在电视上宣布他把自己价值四千万美元的家产捐赠给美国财政部。这件事做得很漂亮，全国每一个电视台都在新闻节目中播放了这个经过严格法律程序的财产转交仪式。弗兰西斯·肯尼迪的高大形象在选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穿梭飞往各个大城市，他的车队甚至升到了一些乡村小镇上，每到一个地方，他的美丽的妻子和女儿总是陪伴在他的身旁，更给他增添了不少风采，他完完全全征服了公众的心。他在电视上三次与共和党候选人公开辩论时也是所向披靡，他以他的机敏睿智和朝气勃勃的形象彻底击败了对手。公众对他如痴似狂，从来没有哪个总统在他执政伊始受到过这么热烈的拥戴。然而使他可以征服世上万事，却对变幻莫测的命运无可奈何，就在他举行总统就职典礼之前，他心爱的妻子死于癌症。
　　尽管亲人的死使他感到悲痛欲绝，他还是实施了执政的第一步计划。在竞选期间他就做出了一个勇敢的举动，他提前提名了他的私人高级助理班子，以取得公众的认同。他提名一个黑人人权活动家阿德布拉德·格里为高级助理之一，推举他做总统与国会之间的联络人，负责协调国内事务。他还挑选了一名妇女做他的副总统竞选伙件，而且还把她列为高级顾问之一。其他一些阁员提名倒没有什么新意，只是沿袭传统。正是靠了他这些得力助手的帮助，他取得了施政以后的第一个胜利。他成功地修订了一些社会安全保障的法令，从而使每“个有工作的人在退休之后都有足够的钱维持晚年生活。为实施这个计划，他增加了对美国的一些大公司的税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很快为自己树立了不少死敌。
　　这初步的胜利之后，肯尼迪看起来就愈来愈失去了当初锐不可当的势头。他原先作的那些承诺，诸如在重大国事问题上举行全民投票，以及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医疗保险计划等，都遭到了国会的抵制，肯尼迪自己对国会在他前面竖起的坚如磐石的墙越来越失去了耐心。
　　尽管肯尼迪和白宫的总统班子竭尽全力地拼搏，还是令人绝望地发现他们的计划一个一个地被挫败。
　　在他总统任期最后一年里，他意识到他在这一场搏斗中几乎已全线崩溃。这使他恼羞成怒。他相信他的出发点是对的，他是站在正义的一方，他捍卫了道德的立场，而且他的行为都是理智的，是为了美国的生存和发展，但是现在看来，什么理智和道德在美国的政治竞技中都不值一钱。
　　肯尼迪总统等到给他的顾问班子的成员都上茶以后，才开口讲话。
　　“我不打算再竞选连任。”他平静地说，看了看副总统，接着又说，“海伦，我希望你能准备竞选总统。”
　　他们都目瞪口呆，只有海伦·杜波里朝着他微笑。在座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微笑是她最厉害的武器之一。她说：“弗兰西斯，我觉得倘若你真要做出不竞选连任的决定，那么也应当在我不在的时候和你的顾问班子全盘磋商一下。不过在我走之前，我想说一下我的意思。我知道在这个关键时刻体有些灰心丧气，但即使假设我能当选，我也不会比你干得更好。我认为你应当耐心一点，你的第二任期一定会更富有成效。”
　　肯尼迪总统迫不及待地回答说：“海伦，你跟我一样明白，美国总统往往在第一任期比在第二任期更能施展影响。”
　　“大多数情况下确实是这样，”海伦·杜波里说，“不过在你的第二任期我们也许能弄一个不同的众议院。另外我想交代我的一点私心，作为副总统，我所能尽的力量在第一任期比在第二任期要小得多。如果你能连任的话，我们对你的支持也就更有价值，而要是你是一个几乎被你自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赶下台的总统，那么事情就不同了。”
　　她拿起她的材料夹欲离去，肯尼迪说：“你不必走呀。”
　　她还是那样对每个人微微一笑，“我相信我不在场，你的顾问们更能畅所欲言。”说完，她旋即离开了这间黄色椭圆形屋子。
　　围在肯尼迪身旁的四个男人都默不作声。他们是他最亲密的助手，单独被挑选，只对他一个人负责。总统就象是长着四条胳膊的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这四个人就是他的左膀右臂。他们是他最好的朋友，尤其是在他妻子去世后，他们就象是他的家庭成员。
　　杜波里带上门之后，屋里稍微有了些动静，总统的几个顾问们摆了摆他们的记事本，伸手拿杯吸一口茶，或吃一片夹心饼干，总统办公室主任尤金·戴西漫不经心地说了句：
　　“海伦大概是政府里最聪明的人了。”
　　肯尼迪朝他微微一笑，戴西好亲近女色的弱点众所共知，“你怎么看？尤金。”他问道，“你认为我该耐心一点，继续谋求连任吗？”
　　十年之前，还是在肯尼迪刚涉人政界的时候，尤金·戴西就已经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他能力极强，先后吞并了许多公司，然而他出身贫寒，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而不是凭空抱一些浪漫理想，他一直保持着追求公正的信念，他已认识到在美国社会，财产集中到了少数人手里，这些人拥有巨大的权力二从长期看，这会威胁到美国的民主制度，所以当肯尼迪拉起真正的社会民主的大旗从事政治的时候，戴西为他组织了财源，使他如愿进驻白宫。
　　他长得膀大腰圆，为人和蔼可亲，特别善于化解那些被肯尼迪冷落和拒绝的人的敌对情绪。戴西摸摸他逐渐要谢顶的脑袋，他国墩墩的身躯把剪裁考究的上衣撑得紧绷绷的，说起话来慢声细语，“为什么不干呢？”他说，“你可以优哉游哉地做你的总统，国会会告诉你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一切都和原来一样，除了外交政策方面，你或许能玩点花样，说不定还会干得更好些。
　　“看看现在这个样子，我们的军队数量还不足定员的一半，我们把孩子们教育得～个个眼高手低、游手好闲。我们有技术，生产出来的东西却没人买。我们的预算收支平衡简直是不匀救药，政府简直要下台，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但你不用管，你继续再当四年舒舒服服的总统得了，说真的，这活儿真不错，你至少还有两个钱花。“戴西边关，边做个手势，表示他是半真半假地开玩笑。
　　四个人都注视着肯尼迪，他们看起来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谁都没觉得戴西有任何不尊重，过去三年肯尼迪一直鼓励他们说这样开玩笑的话。
　　国家安全顾问阿瑟·韦克斯体格健壮，神情庄重，他有双重血统，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意大利人，他是个雄心勃勃、机智聪明的人，但对总统职权和肯尼迪本人存有一定的敬畏。
　　韦克斯是在十年前他第一次竞选参议员的时候和肯尼迪相识的。那时他是东海岸的一个自由派人士，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伦理学和政治学教授。他也是个富翁，却不迷恋金钱。
　　他俩都是极富有才智的人，关系愈来愈密切，肯尼迪把阿瑟·韦克斯看作是他所遇到的最有才华的人，而韦克斯则认为肯尼迪是一个最有道义的政治家。两个人一拍即合，虽然这并不是友谊的必然条件，但确实有助于奠定这样的基础。
　　韦克斯觉得作为国家安全顾问，他说话的调门应该比别人严肃些，他讲话时仍然带点纽约口音，极富有感染力。“尤金，”他开口道，一边朝戴西点点头，“也许你觉得他只是在开玩笑，然而你的确能为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做出有益的贡献，我们具有欧洲和亚洲强国无可比拟的手段和力量，我认为你再做一期总统是绝对必要的，无论如何，仅在外交政策方而，美国总统拥有帝王一般的权力。”
　　肯尼迪转向他左侧的那个人，阿德布拉德·格里，他们叫他“奥托”，他是肯尼迪班子中最年轻的一员。格里走出大学校门还不到十年，他曾在哈佛就读，获得过罗兹奖学金，后来参加了黑人民权运动。他长得高高大大，相貌堂堂，在大学时代他就是一个才华横溢，能说善辩的人。他看起来文质彬彬，长于交际，总是以理股人，不威胁，不玩赖，肯尼迪用他来处理那些复杂的骚乱事端是再恰当不过了。几年前，有一次在纽约肯尼迪平息了一场可能触发暴力冲突的事件，从而赢得了格里的尊敬和信任。肯尼迪用他非凡的法律才能、他的智慧和勉力以及他反对种族歧视的鲜明立场成功地化解了当时的形势，赢得了两派当事人的尊重。
　　在那之后，阿德布拉德·格里就开始了他支持肯尼迪的政治生涯，并督促他竞选总统。
　　肯尼迪在后来把升他为总统高级助理之一，全权负责疏通与国会的关系，设法使总统的提案在国会得以通过。然而格里天生杰出的政治才能总是和他年轻幼稚的理想主义发生冲突，结果自然是理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击退。因为他最清楚不过堂堂的政府是怎么运转的，你得弄明白在什么地方使用什么手段，什么时候该以势压人，什么时候该溜之大吉，什么时候又该体面地找个台阶下。
　　“奥托，”肯尼迪说，“说说你的看法。”
　　“拉倒算了，”格里说，“反正你现在已一败涂地。”他的话引得大家都笑了。格里继续说：“你知道我怎么想？老实说我和戴西一样。看看，国会在你头上拉屎，新闻界把你当头蠢驴，那些操纵着国会的政治说客和大富翁们抱你的后腿，扼杀你的计划。蓝领阶级和知识分子都觉得你出卖了他们，这个国家就象他妈的一辆又大又破的卡迪拉克车，你根本就开不动它，现在你还想再给这些杂种四年的时间看你的笑话吗？除此之外还能怎样，要我说，让我们全他妈的滚蛋得了。”
　　肯尼迪象是感到振奋，他英俊的爱尔兰人的面庞洋溢着生气和活力，清澈明亮的蓝眼睛闪烁着光芒，“说得有意思，”他说，“不过让我们正经讨论一下问题。”他知道他们想激发他的自尊心，督促他参加竞选。说白了，他们之中谁也不想离开华盛顿，离开白宫这个权力中心，做一个没有利爪的狮子总比不做狮子要强。
　　“你想让我再竞选，”肯尼迪说，“可是又能怎么样？”奥托·格里说。“我打心眼里希望你能竞选，我加入了你的政府是因为你请求我帮助我们的老百姓。我过去信任你现在仍然信任你，我们也确实尽了力，将来我们还能做更多，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而只有你才能改变这个现状，打起精神，继续干下去。”
　　肯尼迪说：“但是我到底怎么才能取胜，国会实际上是操纵在‘苏格拉底俱乐部’的手中。”
　　奥托充满深情地看看他，他以年轻人特有的争强好胜的性格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万不能这么想。想想看我们曾度过了多少鬼门关，我们一定还会胜利的，即使我们会失败，还有什么比努力去争取更为重要的呢？”
　　好一会儿屋子里再没有人吱声，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想到了一个一直默不作声的人，克里斯蒂·科利，他才是对弗兰西斯·肯尼迪最具影响力的人，所有人的眼睛都集中到了他身上。
　　虽然他俩是最亲密的朋友，科利简直把肯尼迪奉若神明，这一点总是使肯尼迪感到很惊讶，因为科利很看重一个人的胆量，而他知道肯尼迪总有一种对遇刺的恐惧。
　　科利曾向肯尼迪保证，如果他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及联邦部调查局局长，并兼管秘密勤务局的活，他可以完全担保他的个人安全。正是在他的请求下，肯尼迪才放心竞选了总统。
　　这样科利现在实际上控制着整个美国国内的安全系统，但是肯尼迪为此也付出了高昂的政治代价。他跟国会达成了一笔交易，让出了最高法院的两个大法官和驻英国大使的人选。
　　这会儿肯尼迪正盯着科利。科利终于开口说道：“你知道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最担忧的是什么？他们才不管什么外交关系，他们也不管什么经济状况，即使地球毁灭了他们也不关心。他们关心的只是，在那些大大小小的城市，他们是否敢在街上放心大胆地走路，而不必担心被人行凶，他们关心的是，晚上他们是否能安安稳稳地睡觉，而不必担心被人行窃或暗害。
　　“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政府不能行使他们保障每个公民人身安全的社会职责，妇女害怕遭到强奸，男人害怕遭到谋杀，人们越来越退化得象些畜生，富人们侵吞剥削老百姓，流氓强盗肆意屠戮穷人和中产阶级，而你，弗兰西斯，只有你才能领导我们走出这个困境。我相信这一点，我相信你能挽救这个国家，这正是我为你效劳的缘故，而现在你却想丢弃我们？”科利顿了一顿，“你应当再试试。弗兰西斯，不过就是再四年的功夫。”
　　肯尼迪总统被打动了，他看得出这几个人仍然对他抱有厚望。
　　老实说，他”心里也是想让他们这么说的，他暗暗使他们重新确立了他们对他的信赖，使他们承担起同样的责任。他笑了，感到心花怒放。
　　“让我再好好想一想。”他说。
　　他说完这句话，他们知道该散去了，除了科利之外，他们都离开了。
　　克里斯蒂随意地问道：“特蕾莎能赶回来过节吗？”
　　肯尼迪耸一耸肩道：“她在罗马又新交了一个男朋友，她将在复活节这个星期天飞回来，象往常一样，这孩子故意显示她对宗教的忽视。”
　　克里斯蒂说道：“她能从那鬼地方回来我很高兴，她在欧洲我确实没法保护她，她大概是觉得她在那里可以信口开河而没人管她。”他停顿了一下，“你要是再参加竞选，你可得把这丫头管车点，要不就干脆和她断绝关系。”
　　“唉，我可做不到。再说我要是竞选的话，我也得拉那些女权分子的选票。”
　　克里斯蒂爽声大笑，“好吧，随你的便；”他说，“对了，还有给‘先知’开的生日晚会，他可是眼巴巴地盼着呐。”
　　“别着急，”肯尼迪说，“我会给他弄好的。我的老天，一百岁的老头了，还想着什么生日晚会。”
　　“他过去、现在都是个挺了不起的人。”克里斯蒂说。
　　肯尼迪扫了他一眼，“我对他怎么总赶不上你对他的喜爱，他也有他的毛病，他也会犯错。”
　　“那当然。”克里斯蒂说，“但我从未见过谁还比他活得更洒脱，而且是他弓！导我改变了我的生活。”克里斯蒂歇了一口气说，“今晚我跟他～起吃晚饭，顺便就告诉他晚会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肯尼迪干笑着说，“你就这么告诉他好了。”他说。
　　这一天晚些时候，肯尼迪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签发完一些文件，就在桌子旁坐下来，目不转睛地向窗外望去。他可以看见白宫大院四周的大铁门，顶上通着白色的电网，象平素一样，他一想到离大街和人群这么近就觉得不自在，虽然他知道他只是幻觉容易遭到袭击。他处于极端安全的防卫之中，白宫内外壁垒森严，方圆之内远近设了七重屏障，两英里之内每一座楼房的房顶或楼内部都有特工人员，每条通向白宫的大街都没有岗哨，配备着强重火力。每天上午，白宫底楼都要接待成百上千的旅游参观者，他们之中混杂着许多特工，来来回回警觉地巡视个不停。白宫之内每一寸允许旅游者参观的地方都处在摄像机的镜头之内，通过特殊安装的窃听设备甚至能监听到参观者的小声耳语。在每一条走廊的拐角处，都有持枪的警卫把守，经过特殊处理的电脑写字台在危急时候可以充当路障。当有人参观的时候肯尼迪就呆在四楼，四楼是总统起居、工作的地方，楼顶、地板、墙壁都做了特别的加固。
　　除了在一些礼仪场合签署一些文件外，肯尼迪总统很少使用这间有名的椭圆形办公室。
　　这一会儿，他好不容易轻松下来，仔细享受一下这难得他一个人独处几分钟的时间。他从桌子上保持恒定温度的雪茄金中抽出一支细长的古巴雪茄，雪茄用烟叶卷成，他夹起雪茄放在嘴里，手指头都能感受到烟叶上的烟油。他小心地点着了烟，美美地吸了一口，然后通过防弹玻璃窗向外望去。
　　他仿佛又回到了童年，他站在远处白色的岗亭那块儿，穿过白宫前面那一大片绿草地，跑向出来接他的叔叔杰克和罗伯特。他多喜爱他们呵，杰克叔叔威仪英俊，又十分孩子气，使他这样的小孩钦佩得五体投地，幻想终有一日能拥有他这么大的权力；罗伯特叔叔真诚严肃，而又十分和蔼淘气。想到这里，弗兰西斯·肯尼迪想，不对，当时我们叫他跑比，而不是罗伯特，或者有时也这么叫？
　　他有点记不准了。
　　但是他确实能记得四十多年前的那一幕情景，就在那片草地上他跑向他的两个叔叔，他们一个人提着他的一条胳膊一直走进白宫他的脚也没有着地。
　　而现在他正坐在他们的位子上，他曾经幻想拥有的权力现在就在他的手中。往事如云烟，想不到记忆能唤起这么多的痛苦和欢乐，和淡淡的怅们。他绝不会再象他们那样不明不白地把命送掉。
　　在主耶稣受难日这个礼拜五，弗兰西斯·克斯维尔·肯尼迪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命运会很快被两个在罗马的不起眼的革命者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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