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直到7月初，杰克逊法官才设法躲开伦敦谈判的纠缠，有足够长的时间去寻找一处审判地点。他乘坐一架“达科他号”运输机，同行的有他的儿子比尔和怀尔德·比尔。多诺万，不管他们在哪里降落，多诺万将军的战略情报局的人始终为他们提供有用的情报。到7月？日，他们已经考察了威斯巴登、法兰克福和慕尼黑，在慕尼黑，他们与艾克的副官卢修斯·克莱将军会会。克莱对卢森堡进行了一番评价，认为它是一处恰当的中立地点。但是，杰克逊坚持认为，制服德国罪犯的地方是德国。多诺万特别指出，俄国人会坚持在柏林进行审判。克莱皱了皱眉，他说，在那座支离破碎的城市里，军队找不到审判人员住宿的地方。他有一个更好的选择，此时，一行人重新登上“达科他号”运输机。
　　杰克逊略微打了个盹儿后，就被克莱的声音惊醒了。将军手指着下面说，那就是。杰克逊透过飞机右舷窗向外看去。他已经在伦敦目睹过轰炸造成的破坏，也见过法兰克福和慕尼黑的废墟。但是，当他看到飞机下面那座已夷为平地的城市时，依然感到震惊。杰克逊问，这是什么地方？克莱说，就是杰克逊要找的法庭所在地，那就是纽伦堡。
　　战争爆发之前，纽伦堡一直都保持着其中世纪的外貌。观光者，特别是富有的英国人，他们喜欢攀上纽伦堡十一世纪的瞻望塔，沿着宁静、弯弯曲曲的佩格尼兹阿河岸漫步，四百年前修建的桥梁横跨在佩格尼兹河上。人们会发现纽伦堡城姜饼的魅力而大吃特吃，但是，纽伦堡最令人赏心悦目的是它的房屋建筑，它们高大耸立，红瓦屋顶和镌刻的房屋顶它向上突起，山墙用彩绘的木制雕像封顶。
　　纽伦堡为德国修建了第一条铁道线，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只怀表和第一技单簧管。纽伦堡是一个玩具制造中心，以精巧的袖珍产品闻名，如精致的火车头模型，比一个人的大拇指还小的发动祝，以及可以开火的袖珍大炮。纽伦堡还出过德国最伟大的艺术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他出生的那座建筑物依然坐落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广场上。查理四上皇帝把纽伦堡命名为他的王国的宝库。
　　纽伦堡也是纳粹分子找到他们的精神的所在。带有中世纪味道的城市符合他们的运动的神秘特点，还可以指望当地警方支持他们。到1933年，随着希特勒的上台，每年一度的纽伦堡集会成为纳粹分子生活中重要的庆祝活动。希特勒精明、年轻的设计师阿尔贝特·斯佩尔筹划长达一周的华丽的表演活动。纳粹党的大会在9月召开时，教堂的钟声齐鸣，报告希特勒已抵达火车站。城市的街道上回响起打着鞋钉的靴子的沉重脚步声。来自帝国每一个角落里的纳粹党信徒手举火把，通过古老的街道，把夜空照得像一堆巨大的篝火。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市区边缘的齐柏林田径场，这是一个能够容纳二十五万人的大型体育场，他们非常整齐地列队，疯狂地喊着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
　　这个城市也是颁布剥夺德国犹太人权利、财产权，并且逐渐取缔他们作为人类身分的“纽伦堡法”的所在地。
　　看到这幅景象，杰克逊法官不寒而栗。是美国第八航空军第三八八轰炸机大队的切斯特·考克斯中校把昔日的王国的宝库炸成这个样子的。1945年2月19日凌晨7点28分，考克斯和他的B－17轰炸机机组从英格兰的东安格里亚的一个机场起飞。考克斯会同另外一千二百四十九架“飞行堡垒”飞往纽伦堡。五三点11分，他们抵达目标上空。投弹手汉伦上尉俯身坐在他的轰炸机瞄准器旁，瞄准预先定好的目标：铁道编组车场、机车工厂和一个坦克工厂。轰炸机的炸弹舱门转动开来，抛下五枚五百磅重的炸弹和五枚燃烧弹。飞机突然变轻，径直向上升去，考克斯趁势猛然做倾斜飞行，躲避在他周围爆炸的高射炮火的袭击，按原路飞回。
　　前一天，另外九百架B一问轰炸机轰炸了纽伦堡，掷下一万一千零四十二枚炸弹。今天的空袭向这个城市掷下了六千六百九十三枚高爆炸弹和四千六百二十四枚燃烧弹。从1943年10月皇家空军的第一次轰炸，到战争的最后一次空袭，纽伦堡遭受了十一次轰炸。在最后的围攻中，美国第三和第四十五步兵师用猛烈的炮火狂轰这座城市，随后，进行了五天逐屋的战斗。
　　德军投降后，一个美军政府小组对纽伦堡进行了考察，并宣布该城百分之九十一被摧毁。十三万名当地居民中，仅有一万七千人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该城四十五万的总人口中十六万人留T下来。估计有三万人埋在废墟之中，使这座城市散发出一股恶臭。纽伦堡已是一座没有电、公共用水、公共交通、电话、邮政、电报设施和没有政府的城市。占领当局接管这座城市之前，街道是掠夺者、小偷和强奸犯的天下。美国人宣布纽伦堡“是欧洲大陆的一座死城”。然而，在这座城市西边，还幸存下一座巨大的、令人不快的建筑——司法大厦，即巴伐利亚省政府的法院。
　　杰克逊一行人降落在纽伦堡城外一个由军方标有Y28记号的机场上。滑行的“达科他号”运输机停下来后，一队由军用轿车和吉普车组成的车队蜿蜒驶向跑道。年轻的比尔·杰克逊注意到，在每一辆吉普车的前保险杆上都垂直地焊有一根角铁，高过车顶篷许多。他问，它们是做什么用的？一名司机解释道，角铁是用来做刀子，割断铁丝用的，晚上，德国人把铁丝横串在道路上，已有几名美军士兵被这些铁丝切掉了脑袋。
　　车队驶进市区时，杰克逊目睹人们的神态，验证了残酷的现实。衣衫褴褛的人们绕过满是碎石的壕沟，他们低着头，面色茫然，行动倦怠。沿途中，在不多的几堵未倒的墙上张贴着警告美军士兵不要向德国国民表示友好的招牌。当杰克逊的车队驶经时，一个身穿紧身服的女孩正指着一张这样的招牌。她猛地拍了一下匀称的屁股嚷道：“犯法！”
　　车队慢下来，转过一个山道，进入一道大门，来到一道围着一座堡垒形建筑物的铁栅栏前面。他们的到来，使在院子里投掷棒球的美国士兵停下手来。杰克逊向上凝视着这座陡峭的、沥青屋顶的三层石头建筑。它的大部分窗户都被炸毁了。院子里散落着子弹壳，法院的外墙坑坑洼洼地布满了弹痕。一名美军上校走上前来，自我介绍是杰克逊一行人的陪同。上校告诉他们，司法大厦受到过五次打击，其中，有一枚炸弹从楼顶落到了地下室里。炮击似乎对大楼丝毫未起作用，它仍然高耸在纽伦堡的地平线上。
　　他们走进大楼内部迷宫般的走廊，墙壁被战火熏得焦黑，楼板被自来水管泄漏出来的水泡得湿湿的。部队的军需官已经在墙壁上挂上一排利斯特包，提供纯净的饮用水。上校领着他们登上一个散满了烧焦的书籍的楼梯口。多诺万将军拾起一本书，他念道“法律课本”，然后把它扔在了一边。他们来到三层的六00房间，这里是主审判室。在入口的上方是一块雕刻的匾，上面镌刻着“十诫”。
　　他们进屋后，一群美军士兵散乱地站起来行立正礼。法官席上放着一桶啤酒，法官席后面的墙上，有一块用红字写的招牌，上面写着“得克萨斯酒吧”，墙上还并排挂着几幅娇艳女子的照片，另一个牌子上则写着“今晚啤酒，售价半个马克”。房间里堆满了破椅子、可口可乐瓶、啤酒瓶和糖果纸。在两张桌子之间放着一架竖式钢琴。只有在门廊装饰华丽的枝形吊灯、一座巴洛克风格的大钟，以及用大理石雕刻的亚当和夏娃浮雕像，才使参观者联想起从前的得克萨斯酒吧的样子。
　　他们还必须看点儿什么，上校边说边领着他们穿过车道，来到一座二十英尺高的砖墙前。上校解释说，这座墙的后面是四组牢房区，以大楼为核心，形成扇形布局，这里足可以容纳下二百名犯人。现在，监狱里关满了普通被告。然而，可以迅速地腾空一组牢区给战犯使用。上校介绍说，纽伦堡最好的大旅馆也仍然屹立着，奇迹般地完好无损。克莱将军指出，在这座事实上的死城，司法大厦给人们提供宽敞的办公空间，一座监狱和高级职员下榻的头等旅馆。杰克逊评论道，那是由于精确轰炸所致。
　　当车队在废墟中缓缓地寻路向回行驶时，杰克逊在想，在这么一个乱糟糟的地方该怎样工作呢，如何说服英国和法国代表接受纽伦堡，怎么跟俄国人说，让他们放弃柏林？克莱说由他来做第一件事。他将要求巴顿将军在四十八小时之内调来一万五千名德国战俘，让他们清理街道。
　　11
　　罗杰·巴雷特中尉是一个三十岁的芝加哥律师，他从他父亲，林肯时代的一个著名的税收官那里学到了记认重要档案的诀窍。巴雷特面前放着一份控告材料，这是由一个配属于纳粹占领下的乌克兰一个工厂的德国建筑官员赫尔曼·格雷比呈交的。在这份材料里，他详细地描述了他是如何出于好奇，跟随一个党卫军小分队的所见所闻。他目睹数千名犹太人被赶出杜布诺市区，来到城外的一座上筑堤岸上。格雷比写道：“没有喊叫和哭泣，这些犹太人赤身露体，一家又一家的站在一起，相互吻别……一个头发雪白的老妇人怀抱一个一岁的孩子，边唱边拍。这个孩子高兴地轻轻喃语……一个父亲正抓着一个大约十岁左右的男孩儿的手，慢慢地说着，男孩儿强忍着泪水。”一名党卫军站在隐藏在堤岸后面的一个深坑里，朝一个负责看守此刻正赤身裸体的犹太人的党卫军喊叫。过了一会儿，党卫军清点出大约二十人，命令他们走到土堆的后面。格雷比继续记道：“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女孩儿，苗条的身材，油黑的头发，当她走近我时，她指着自己说，二十三岁。”
　　巴雷特强迫自己读下去。这个德国人随后描写了他如何走到土堆的后面，看到坑里“已经填满了三分之二……我寻找执行枪决的人。他是一名党卫军，坐在狭窄的坑边，双足悬挂在坑口上来回摆动。在他的膝盖上放着一挺冲锋枪，嘴里叼着一根香烟。”五千名杜布诺犹太人就这样在短短的一个下午被消灭了。最令巴雷特感到震惊的是，这份材料并非在盟军审讯中被逼出来的某个不愿开口的纳粹分子的交代，而是在纳粹自己的档案中发现的数千份普通档案中的一份。
　　当初，杰克逊法官依赖陆军部的时候，还担心缺乏证据。现在，由于他的搭档多诺万的战略情报局的缘故，档案材料像河水般涌来。杰克逊在6月任命罗伯特·斯托里上校为新成立的档案处处长。斯托里在巴黎凯旋门附近的普雷斯堡大街七号建立了办事处，与此同时，还要决定出一个审判地点。巴雷特在斯托里手下工作。
　　7月中旬，斯托里接到从战略情报局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电话是一个叫英格利希的海军少尉打来的。这位海军军官曾以战略情报局深不可测的方式被送往东欧地区，遍寻纳粹档案材料。他说，他打电话是由于他的偶然发现可能会使斯托里感兴趣。纳粹党的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首席助手，德国贵族巴龙·库尔特·冯·贝尔男爵愿意说出藏匿罗森堡所有档案材料的地点，条件是美国人给他留下他的那座16世纪的城堡的一部分，供他单独使用。冯·贝尔男爵随即引导美国人来到城堡下面第五层的一个地下室，找到捆着绿绳子的四十七个板条箱。第二天，男爵和男爵夫人躲到他们的寝室，用一瓶1918年的香槟酒把毒药吞下自杀身亡。
　　斯托里命令英格利希海军少尉把板条箱空运到巴黎。四天后，一架C－47运输机载着三千磅的纳粹材料降落在奥利机场，那些材料非常详尽地记录了过去，可以追溯到1922年。
　　这就如同一个大坝决堤。继罗森堡的材料被发现后，又经一名德国外交部档案保管员透露消息，并带领斯托里的部下来到哈尔兹山脉，获得四百八十五吨重的外交文书。希特勒的私人翻译保罗·施密特交出了十二卷最机密的外交政策会议记录。在奥贝尔萨尔兹堡的一个盐矿里，美军士兵找到德国空军的记录材料，以及赫尔曼·戈林在全欧洲抢劫来的艺术品。
　　7月下旬，另一个“炸弹”爆炸了。斯托里迅速拨通了杰克逊在伦敦的电话。伯奈斯计划的关键是第三帝国阴谋集团蓄意犯下侵略罪行。但是如何去证实呢？斯托里向杰克逊解释道，他的一个负责调查的下属发现了希特勒的参谋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将军的一份会议记录，会议是于1937年11月5日在柏林帝国总理官邸举行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希特勒、戈林沙h交部长冯·诺伊拉特、雷德尔元帅，以及少数其他高级领导人。根据霍斯巴赫的记录，希特勒告诉他的下属，他准备披露“我的最终意愿和遗嘱”。他说，德国的八千五百万人民代表了欧洲最纯洁的民族实体。国家目前的领土与其总人口是不相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为要求更多的生存空间提供了依据”。希特勒接着说：“德国的未来因此唯有依赖于解决对生存空间的需求，时间最晚不会迟于1943——1945年。”简言之，由于德国的邻国不愿把他们的国立交给德国，又由于德国的扩张是有充分理由的，因此，除了通过侵略获得，没有别的出路。这番话出自元首之嘴，变成霍斯巴赫将军的记录，现在，又提在斯托里的手中。
　　霍斯巴赫记录的发现，连同装有纳粹入侵计划的文件，以及保罗杰·巴雷特挖掘出来的格雷比报告这样的材料，使得杰克逊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盟国仅仅利用德国文件作为证据，就可以宣判纳粹分子有罪。证人的作用就远不那么必须了，再也没有什么比纳粹分子的自供更能使人信服了。
　　12
　　阿尔贝特·斯佩尔在法兰克福一个题为“德国战时生产的组织”的研讨会上阐述观点，他认为，整个战争中他最大的敌人是官僚主义的惰性和愚蠢。这位第三帝国前军需部部长在解释他为何在某一时刻没能为前线搞到汽油的原因时说，这是因为前线急需的十八万桶汽油被当成供非洲军团使用的清水了。他说，而那时，德国人被赶出北＊已有两年了。听到这里，美国和英国的军官会意地点头。
　　斯佩尔的与会是为期两周的研讨会的重头戏。这位四十岁的建筑师在交战双方了解内幕的人中具有传奇色彩。他是个仅在三年之内就使德国武器生产增加七倍，弹药增加六倍，坦克和其他的装甲车辆增加五倍多的天才。尽管开工严重不足和夜以继日的轰炸，斯佩尔仍然使产量达到最高峰。而此时离战争结束只有十个月了，盟国想要搞清楚他是如何做到这点的。
　　对于斯佩尔来说．战争结束以来，一切都很顺利。尽管起初他与邓尼茨政府中留下的人员一并被捕，但他早就意识到，盟国对他有特殊的兴趣。他被捕不久，就被安排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三名成员会面，这三名成员想要了解盟国在德国实施的空袭效果如何。这三个询问者（把他们称作客人也许更确切，因为他们一个个都彬彬有礼），一个是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布雷恩，另两人是五角大厦的作战策划人乔治·鲍尔和保罗·尼采。
　　斯佩尔意识到，沃纳·冯·布劳恩和其他研制火箭的德国科学家带着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已经安然无恙，而这正是西方所需要的。他的自由或许也能用他所知道的秘密赎回来。他向三位美国人解释，轰炸造成的最致命的影响不是他的生产军备的工厂，而是燃料生产部门。他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但是如果不能飞上天，那就跟没有这种飞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盟国的空中打击切断了百分之九十的燃料生产。斯佩尔说，那对于德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斯佩尔聪敏异常，精力充沛，富有魅力，人们为他的英俊和教养所倾倒。省长喜欢他，阿道夫·希特勒喜欢他，甚至7月20日（七·二O）试图刺杀希特勒的密谋分子也希望斯佩尔加入到他们的政府。德国著名的电影制片人伦尼·里芬斯塔赫曾经从一张报纸上剪下斯佩尔的照片，希望他在一部电影中扮演角色。现在，盟军似乎被这个既有用处又具有吸引力的人物所诱惑了。斯佩尔与尼采、加布雷思和鲍尔会面后，就被送往凡尔赛附近的一个舒适的监禁地。从凡尔赛，他被送往法兰克福，给他从前的敌人作报告。
　　斯佩尔告诉他在法兰克福的听众，1942年希特勒任命他为军需部部长时，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抛开军职首脑，把武器的制造权移交到专业人员——实业家、工程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手上。其次，他借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伟大的犹太籍经济学权威沃尔特·拉特秒的战略思想：零件标准化，分工协力，最大限度地使用生产线，疏散工厂以减轻轰炸造成的损失，独揽所有的原材料的控制权。斯佩尔说，军需部在1943年11月22日的一次袭击中被摧毁了，他运气不错，轰炸使他摆脱了没有用的日常文书工作和文书的拟定与传递工作。他谈论了他的军工生产成绩，唯独没有谈及奴役性劳工的作用。
　　会议结束时，听众们目瞪口呆。斯佩尔宣称，纳粹德国在战争结束时，已经离制造出一枚原子弹只有一年或两年的时间了。他以一种力图打消听众敌意的悔恨口气补充道，延缓符合德国的实际情况，因为德国已经赶走这么多最天才的科学家，特别是犹太人物理学家。斯佩尔的讲话结束后，观众站起来，为他鼓掌喝彩。
　　会场外面，一名英国中尉在等待着斯佩尔。在回到监禁室之前，斯佩尔应该到司令部报到。他一点儿也不感到惊恐。他们也许会要他到其他地方作相同的报告，也许在英国，甚至在美国。斯佩尔来到司令部后，指挥官宣布，他作为主要战犯而被捕。
　　13
　　杰克逊法官的纽伦堡之行至今已过去快三周了。现在，他面临的挑战是劝说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接受这个城市。7月21日，他返回纽伦堡，这次他是同戴维·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法国代表罗贝尔·法尔科、怀尔德·比尔·多诺万、比尔·杰克逊、艾尔丝·道格拉斯。默里·伯奈斯，以及新近进入杰克逊班子的另一些人员。尼基钦科受莫斯科之命，拒绝一道前往。苏联依然坚持在他们的占领区柏林的观点。
　　伯奈斯因在其列而感到宽慰。杰克逊已经变成一块磁石，吸引着想成就一番事业，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的一部分人。多诺万将在仅次于杰克逊的位置上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在伯奈斯眼中，斯托里是一位可亲的实干家，他负责处理极端重要的档案工作。杰克逊还起用约翰·哈伦·阿门，一个粗壮、性格火爆，长相酷似托马斯·E·杜威的纽约检察官，做审讯班子的负责人。做这种安排旨在把人才集中在高层，而用以指导他们的，依然是怕奈斯的思想。他应该拥有一个富有意义的位置。
　　杰克逊尤为感到宽慰的是，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能够同行，他最近差点儿失去他这个最强大的助手。7月，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的保守党在欧洲战后进行的首次英国普选中失去政权。丘吉尔下台了，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设法在议会中保住了席位，但他再也不是总检察长了，他的工党继任人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被任命为英国的首席战犯检察官。但是，随着欧洲战争的结束，肖克罗斯更加热衷于预期的本国社会革命，而不是审判战争罪行，他要求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继续保留职务，做事实上的英国首席检察官。
　　尽管克莱将军不负前言，将街上的碎石清理干净，但纽伦堡仍像以前一样满目疮痍。多诺万的战略情报局委派约翰·沃内特斯上尉，一个毕业于康乃尔大学旅游管理学院的二十九岁的年轻人，在这座被炸烂了的城市里物色食宿设施。沃内特斯是一位来自纽约宾厄姆顿的希腊籍美国人，他说话极快，是典型的，任何军队都能造就出来的那种军人，他能在宴会上变出苏格兰威士忌，为女士们变出尼龙长统袜，为野炊变出汽油。暂且不对他作更多的介绍。在杰克逊的要求下，沃内特斯在伤痕累累，但仍富丽堂皇的纽伦堡大饭店里，安排了一顿午宴。几年来没有吃到过这样精美食物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对这顿舒适的款待印象深刻。沃内特斯还告诉杰克逊，他已经在城区周围为审判人员找到将近一百个基本上未受到破坏的住处。他为杰克逊找到一个城堡，这是欧洲铅笔大王费伯一卡斯托尔家族的庄园宅邸。杰克逊匆忙地赶到城堡。城堡的内部是洛可可风格的装饰，到处是手里摸着铅笔的小天使形象，浴室里陈放着浴缸，杰克逊进去试了试说：“做游泳池还不够大。”杰克逊断定，新闻界将会集中报导他居住在如此显赫的地方。他们应当把记者们安顿在城堡里。他说：“只有记者们住在这里，他们才不会受到奚落，因为记者们掌握着嘲笑的大权。”
　　第二天晚上，杰克逊一行人出席一场在纽伦堡剧院举行的音乐会。剧院的大部分屋顶被炸掉了，钢琴的顶部也不见了。音乐家们身穿东拼西凑的衣服和军队丢弃的军服，无精打采地表演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
　　纽伦堡拥有一个法院，一座奢华的旅馆，一座监狱，甚至有文化的残迹。英法代表同意在这里举行对纳粹战犯的审判。至于俄国人关于柏林的提议，那就没人理会了。杰克逊拥有三票对一票的票数优势。
　　在盟国代表首次进驻彻奇府大约六个星期之后，8月8日，他们已经为签署关于在一个国际法庭审判战犯的协定而准备就绪。协定文件包括对罪行的解释，法庭的组成结构，审判程序和惩罚。但是，如何为这个新文件命名呢？决定一个术语是很棘手的。把它叫做一个法、一个成文法、一个法典，那就会从一开始就给它打上事后制定的追溯以往罪行的法律这样一种标记。因此，就决定采用一个中性词，叫“宪章”，全称为“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默里·伯奈斯拿着他的宪章副本，回到他在伦敦毛特大街的办公室。宪章内容只有九页，还不及他最初的备忘录长。他非常得意地读着宪章。宪章的灵魂在第六条，三小段的文字基本上表达了他在十一个月之前的富于想象力的观点，即纳粹主义是一种罪恶的阴谋。宪章规定了四种罪行：阴谋进行侵略战争罪；事实上的发动侵略罪；一场战争中的杀害、破坏和掠夺罪，这种罪不能用“军事需要”来进行辩护；以及“反人类罪”，包括对平民的暴行，其中，最为罪恶昭彰的当属灭绝犹太人的企图。
　　所有盟国既然在宪章上签了字，这就意味着他们最终在谁受审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经过讨价还价，相互妥协，安抚民族自尊和血海深仇之后，美、英、法、苏四国最终拟出了一份二十三名主要战犯的名单。赫尔曼·戈林名列榜首，其次是希特勒的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其特洛甫，他直到6月13日才落入盟国之手，当时，他是被一个商业合伙人的儿子揭发出来的。最后一任元首，邓尼茨元帅也在最后的名单之中，在投降书上签字的约德尔将军也在其中，其他人还包括罗森堡、斯佩尔、卡尔登勃普纳和汉斯·弗兰克。
　　美国人关押着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但是，俄国人却坚持提出他们自己的被告。因此，还要加上控制在苏联人手上的二人，埃里希·雷德尔元帅和汉斯·弗里奇。雷德尔是邓尼茨之前的德国海军总司令，但是，从1943年以来，他已经退出战争。弗里奇是约瑟夫·戈塔尔宣传机构中的一个三流人物。他们是俄国人可以提出的最佳人选。
　　协定签署的第二天，默里·伯奈斯走下门厅，来到他的办公室。斯托里上校、阿门和另外三名杰克逊新任命的官员则朝着伯奈斯走来。他们从伯奈斯身边走过时，向他微微点了下头。他转过身来，看着他们走进杰克逊的会议室。他正渐渐地被撇在一旁。
　　伯奈斯成了杰克逊的下属讨厌的人。他被看做是一个狂热的人，他拒绝人们对他当初的观点进行任何改动。现在，在杰克逊周围”的人都是善于妥协、思维机敏的职业政治家。甚至连正在的杰克逊都注意到，伯奈斯的一本正经令人不舒服。
　　伯奈斯停在杰克逊的办公室前，他告诉艾尔丝，他必须尽快地私下里见到杰克逊。
　　在令人不快的一天的末尾，疲倦的杰克逊强打精神同伯奈斯见面。杰克逊是这样一个人，他对于法律论争津津乐道，但却害怕发生个人冲突。伯奈斯告诉杰克逊他的身体欠佳，他希望解除职务，返回美国。杰克逊十分体谅和理解，他马上就同意了。
　　那天晚上，伯奈斯在写给他妻子的信上说：“我不责备这些准备拿走我荣誉财产的窃贼。他们是注重实际的人，我仅仅是一个幻想者。”他把他的事情做了一个了结后，很快就起程回国了。默里·伯奈斯没有参加后来的纽伦堡战争罪行审判。
　　14
　　1945年8月12日，罗伯特·G·登森中尉在这个星期日得到的唯一指令是驾驶他的“不祥者”号C－47运输机，到巴特蒙多尔夫附近的一个简易机场载“机密货物”。登森从飞机舱口跳到地上时，几辆救护车突然出现在小道上，头一辆救护车慢慢地停在飞机的一侧，一名陆军上校跳了出来。这位军官的行为和举止立即引起登森的注意。上校戴着一项绿色的、闪闪发光的迷彩钢盔，胸前佩带着几排级带，腋下挟着一根短马鞭。金属框的眼镜和八字胡下面的一张薄薄的嘴，使他匀称的脸益加严肃。他的神态很严峻。上校问登森他是否准备好装货。他的声调很高，然而却是命令式的，这是一个人们惯于服从的声音。到此时，司机们才跳出来，开始打开救护车的后门。
　　登森困惑地看着出现在眼前的几个中等年纪、一脸胡子拉碴、面容憔悴、身穿各式各样衣服的人，他们无精打采地拖着脚步，走向登森的飞机。只有一个人的脚步有些活力。这个身体结实，面带笑容的人手指着“不祥者号”，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道“好飞机”。登森的眼睛睁大了，他认出这是赫尔曼·戈林。很明显，他的机密货物是他已经获悉了的纳粹战犯。
　　同登森讲话的军官是伯顿·安德勒斯上校，他是最近上任的巴特蒙多尔夫监狱的典狱长。伯顿·安德勒斯喜欢讲他刚刚出生二个月时的经历，那时是19世纪90年代，他处于敌人的炮火下，而他的西点军校出身的父亲却正在印度前线服役。伯顿·安德勒斯与他的父亲不同，他没有设法进军事院校，但他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一个正式的陆军任职令。然而，安德勒斯没有在法国，而是被派往乔治亚州的奥格尔索普堡军营监狱。这座监狱里关押着军队中最坏的犯人——杀人犯、武装抢劫犯和吸毒犯。
　　年轻的安德勒斯中尉很快就发现，奥格尔索普堡军营监狱是一个耻辱，监狱由一个不可救药的非正式法庭管理，经常发生犯人越狱事件。在以后的年月里，安德勒斯常常夸口说，他能从“他的挑衅的眼神中”把首恶分子觉察出来，并迅即将他们关进单人牢房。然后，他在监狱中强行推行一套铁一般的纪律。很快地，奥格尔索普堡军营监狱再也没有发生犯人逃跑的事件了。但是，他在后来的二十七年陆军生涯中，再也没有涉及到监狱。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他在乔治·巴顿将军驻巴伐利亚的第三军团中做一名战斗观察员。安德勒斯崇拜巴顿，他骄傲地宣称，他是一名骑士的随从。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要跟随乔治，不论何地、何时和什么目的。”他模仿巴顿的样子，头戴绿色迷彩钢盔，手拿短马鞭，而且还迷恋舞台表演艺术。当安德勒斯的奥格尔索普堡任命下达的时候，他已经于欧洲胜利日之后到伦敦休假去了。他受命接管巴特蒙多尔夫监狱的监禁和审讯中心，美国大兵们都管它叫作“垃圾箱”。
　　在看管纳粹战犯的问题上，安德勒斯的观点很明确。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痛恨这些德国人，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他们考虑了我。我猜想这就是为什么我得到这份差事的缘故。糟糕的是。我们不能彻底消灭德国人，然后把这个美丽的国家交给值得得到的人。”就在伦敦宪草签字之前，安德勒斯接到将高级纳粹战犯从巴特蒙多尔夫监狱带到纽伦堡，并在那里的监狱担任典狱长的密令。
　　安德勒斯上校引发了褒贬兼有的看法。一位参观过“垃圾箱”的军官后来写道，他惊奇地发现“老相识伯顿·安德勒斯是典狱长”，他接着写道：“人们普遍地认为，他缺乏判断力、偏狭和天真。”安德勒斯被公认为是一位极为重视牢房整洁的人。有人认为他着迷于整洁的外表，说明他是一个厉行严格纪律的军人；他热心于规章制度的做法，是一种封闭的军事思想的标志；他的神气活现的举止和短马鞭则说明他是一个做作的、不可靠的人。说到底，他仅仅是一位热爱本行的老派战士。另一位同事或许对他作了最恰当的总结：“一个不错的家伙。他也许不是最出色的，但却是一个不错的家伙。”
　　安德勒斯上校审视着他的犯人们，他们坐在排列在机舱两侧的折叠帆布椅上。他观察着赫尔曼·戈林宽大的后背，戈林正站在飞机尾舱的携带式小便器前。他一面往回走，一面系着裤扣，他从一个窗户向外张望。他说：“喂，我的朋友们，好好看看莱茵河吧，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它了。”纳粹战犯们阴郁的、毫无表情的脸上对帝国大元帅的玩笑报以微笑。戈林坐下来，盯着安德勒斯上校，他俩相互蔑视着。
　　戈林刚到巴特蒙多尔夫监狱，就让人感到不舒服。安德勒斯近乎不信任地盯着这个喘着粗气、大汗淋漓、满脸笑容的犯人。戈林体重二百六十四磅，身高五英尺六英寸，他来时带着一个男仆和十六件与他相称的行李。安德勒斯悄悄地对他的一个下属说，他真想把这里的一个犯人治得老老实实。戈林的行李里装着他收藏的珍宝和二万多粒柯代因药丸，戈林每天服用二十粒。
　　安德勒斯命令戈林只吃规定的饮食，并逐渐收回柯代因药丸。他们离开巴特蒙多尔夫监狱时，帝国大元帅瘦了六十五磅，而且不再服药了。戈林一旦恢复了健康，他也就恢复了潜在的能量。他不再是一个懒散的、耽于逸乐的人。由于恢复了机智和聪明，他便成了看守们难以应付的对手。在早些时候，巴特蒙多尔夫监狱进行了一次脱衣检查，其间，戈林故意将一粒氰化物胶囊遗放在衣服里，让美国人发现，诱使美国人到处搜寻他藏起来的其他胶囊。
　　在飞机上，坐在戈林身旁的是约德尔将军，接着是希特勒的武装部队参谋长威廉·凯特尔陆军元帅。在飞机起飞之前，安德勒斯走到凯特尔和约德尔跟前，当着众人的面，撕下他们的领章。安德勒斯说：“你们不再是军人了，你们是战犯。”
　　在飞机里，坐在军人们对面的是前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当里宾特洛甫站起身使用小便器的时候，安德勒斯看到他提着宽松下垂。没有皮带的裤子，双脚因鞋子没有系鞋带而步履沉重。坐在飞机前端的一个身材短小的胖子欠起身，满怀希望地向安德勒斯报以笑容。数周之前，前帝国银行总裁瓦尔特·丰克来到安德勒斯身旁，眼中充满了泪水，他要向上校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他告诉安德勒斯，德国人为了得到犹太人身上的金牙而杀死他们。集中营的卫兵起初试着从活着的犹太人嘴里往外拔金牙。但是，这样做太困难。因此，他们杀掉犹太人，然后再拔掉他们的牙齿。丰克供认，黄金存在他的帝国银行里。
　　坐在丰克身旁的是帝国驻荷兰占领区的特派专员阿图尔·塞斯一英夸特。当他在1940年上任伊始，荷兰有一百四十万犹太人。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只剩八千名犹太人了。在这些死去的犹太人中，有一名尚差三个月就要过十六岁生日的少女安妮·弗兰克，地死在卑尔根一贝尔森集中营。
　　飞机上的一个脖子青筋暴突、举止蛮横的老人使安德勒斯迷惑不解。雅尔马·霍勒斯·格里利·沙赫特由他的德国移民的双亲在美国抚养成人。他们一家人最终返回了德国，聪明的沙赫特在德国成为帝国银行的总裁，他是丰克的前任。安德勒斯搞不懂，据说眼前这个人由于参加了谋杀希特勒的“七·二O”事件而被投入达豪集中营，在那儿，他被美国人发现。为什么要把沙赫特押往纽伦堡作为战犯接受审判呢？
　　在飞机上，有一位德国人受到安德勒斯上校的充分信任。七十多岁的路德维希·弗鲁克医生是一名神经病学家，他应征到德国陆军医学院工作。由于会说英语，又因为年轻的战俘医生应付不了他们的地位显赫的纳粹患者，弗鲁克便被首先带到巴特蒙多尔夫监狱。弗鲁克同意在与威利·克鲁格和其他监狱里工作的战俘一样的条件下到纽伦堡去。他准备住在纽伦堡监狱里，一天二十四小时随叫随到。眼下，这是活下去的一个办法。弗鲁克的在场使安德勒斯放心，因为，上校的首要目标是使这些高级纳粹战犯健康地活到审判日那一天。
　　登森中尉将发动机减速，飞机开始降落。犯人们转过身去，向窗外张望。C一47型运输机穿过云层，展现在他们痛下的是一片废墟的纽伦堡。安德勒斯上校记得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夸下的著名大话，他用一个德国老人的腔调说：“倘若敌人的轰炸机竟然能穿越德国的领空，那么我就不姓戈林了。”安德勒斯审视着戈林，他平静地向窗外看着。
　　下午四点整，在一个昏暗的、下着蒙蒙细雨的下午，飞机停在Y28跑道上。另一队救护车车队出现了。犯人们从飞机上下来，走向救护车。长途旅行的第一站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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