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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终于离我们而去。天气暖和起来，白天也变长了，颓垣断壁中的野草籽开始冒出嫩芽。新来的美国兵远足齐柏林田径场，相当于现今的朝觐活动。他们登上希特勒曾经发表演说煽动人民的讲台，做出模仿纳粹分子致敬礼的姿态，用廉价的照相机拍下这些镜头。
　　3月7日傍晚，几名被告的辩护律师在星球旅馆碰头，一边喝啤酒一边讨论第二天有关他们经手的案子的开庭陈词。他们说话的样子，像是在陌生的新场地受训的运动员，就要第一次在这个场地参加比赛似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法律制度对他们就像是一身裁剪失当的西服，他们甚至对审判的核心还感到茫然不解。真是要作出诚挚的努力来惩治罪魁昭雪无辜？抑或仅仅是胜王败寇？应该说，劳伦斯爵士的公正无私是毫无疑问的，凡是德国人的对手能获得的文件，他们都能获得。对他们与当事人的商议几乎没有时间限制。盟国当局付予他们的酬劳相当不错。可这是为什么呢？胜利者为什么要搞这个耗时耗财的举动呢？这在德国人的历史上可没有先例。
　　审判室里的气氛可不是这样，大家立刻就感觉到了。证人席一直设在法官席和被告席的正中间，却在前一天夜里给挪动了。俄国法官得知被告将和原告在同一证人席上做证，感到很愤慨。劳伦斯爵士在最后一刻找到妥协办法。为了使俄国人不因离被告近而感到大受冒犯，他提出把证人席干脆挪到离法官远而靠近被告席的位置，而不是另行替换。
　　旁听楼座里被挤得水泄不通。纳粹主义的黑色之星戈林预计将作为第一个被告证人出庭作证。但是，奥托·斯塔马尔传唤出庭的第一个证人却是纳粹德国空军将领卡尔·B·博登沙茨。博登沙茨曾是戈林在里希特霍芬空军中队服役时的老战友，后来担任帝国元帅与希特勒之间的联络官。他的证词旨在证实：1943年以后戈林在希特勒面前名誉扫地，并不再行使任何重大权力。第二个出庭的是陆军元帅埃哈德·米尔希，前飞机制造总监。这时，从检察官席传来一阵抑制不住的笑声，因为其中一个律师低声提醒他人注意戈林眼中的米尔希的地位，称他是“我屁眼里放出的屁”。
　　法庭休庭。星期一上午复庭。斯塔马尔继续传唤证人。在星期三即3月13日下午之前，戈林不会出庭作证。
　　弗鲁克大夫在前一天晚上去看过戈林，发现他的病人焦虑不安，坐在桌子旁边，手里捏着一张绔巴巴的纸，说话嗓门大。汉斯·弗里奇是一个职业广播家，在分析前几位德国证人失败后，写了一份名之为“给发言人的建议”的忠告书。他注意到，德国人的话往往给译错了，因为他们使用长句而把动词放在句末，而且说得太快。他们应该慢慢讲，用短句，尽量把主语和动词放到一起。在思考之间稍作停顿，使翻译有时间跟得上。戈林现在努力记住弗里奇的这些忠告。
　　戈林很有风度地跟来访的客人寒暄。弗鲁克大夫的关心对他总是一种激励。大夫询问那天夜里他是否要服用药性更强的镇静剂，他对自己哪怕是浅睡片刻也没有把握。弗鲁克提醒他，自然睡眠和服药入睡是不同的。还告诫他在第二天必须保持警觉。戈林决定吞服平时用的药片。
　　如果说保罗·施密特是纽伦堡的译员所亲眼见过的最佳译员的话，那么，沃尔夫·弗兰克则紧随其后屈居第二。当初，这位身着英国陆军上尉的佩有饰带的制服、惹人瞩目的人来参加考试时，彼得·尤伯拉尔可没想到碰上了一个语言家。跟施密特一样，弗兰克操一口上流社会的英语，在英语和德语之间随意转换，毫无瑕疵。他是犹太人开办的巴伐利亚发动机公司（BW）的工厂厂长的儿子，明年代末逃到英国。他放弃了为他提供的安稳的语言工作的职位，自愿加入突击队。在纽伦堡，他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成为英文德文之间独一无二的译员，当戈林步入证人席时，他并不感到轻松。斯蒂尔处长找不到拒绝接受他的理由。
　　下午2点30分，身着淡紫色罩袍的斯塔马尔从辩护律师席上站起来，传唤证人。戈林移步向那扇小门走去，这扇门从被告席通往审判室发言席。他那身蓝灰色的制服刚刚烫过，穿在身上却像没有挂好。锒铛入狱后，他掉了七十六磅肉。小门打开，露出戈林那双擦得发亮的黄色皮靴，裤子松松地垂在靴子上。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条深红色的围巾，让人想起他那王牌飞行员的日子。他拿着一个紫色的厚文件夹，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向证人席。当劳伦斯法官要他宣誓时，他涨红了脸：“请跟我重复誓词：我向全能和无所不知的上帝起誓，我将毫无保留地陈述真实情况！”戈林举起右手，手抖得厉害，用颤巍巍的声音复述誓词。
　　戈林是否相信纳粹党是合法上台的？斯塔马尔问道。他打开笔记本，笔记本纸页在手里颤抖。他的声音一开始模糊不清，然后逐渐恢复自信，变得洪亮起来，发音准确，发RS音时尤显力量。戈林几乎不看笔记，井井有条地讲述了纳粹主义兴起的历史。“我们一旦上台，”他说，“就决定不顾一切执掌政权……我们不想把政权留给机遇、选举和国会多数……”这些话如同猛然浇到审判室里的冰水，戈林陈述中没有道歉，毫不躲避，绝无软化迹象。他解释说，一旦跨上马鞍，纳粹党就想取消国会、解散地方议会、结束个人权利。杰克逊恼火地注意到，戈林的回答花了二十分钟，劳伦斯却未加干预。
　　斯塔马尔暗示戈林解释一下，将礼仪性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集于希特勒一身的主意是怎么来的。这很简单，戈林说，他们从美国总统类似的双重角色中找到榜样。那集中营呢？斯塔马尔问。戈林详细叙述了为什么以及怎样开始搞集中营。纳粹党在建立秩序之前怎能进行统治？如果任其死敌尤其是共产党人肆意妄为，又怎能维持秩序？“问题是如何消除危险，”戈林说，“只有一个办法行得通，这就是保护性监禁。”至于说集中营名称的由来，可不是起源于纳粹分子，而是来自外国报章，纳粹党人只不过接受了这个名称。他讲了两个多小时，由怯场紧张而恢复自信，而后显然陶醉在自己的表演之中。
　　珍妮特·弗兰纳离开审判室时感到不胜惊讶。她坐在记者专车里，一言不发，细细咀嚼戈林初展辩锋的意义。刚回到施坦因城堡，她就挥毫为《纽约客》撰写专栏文章。她写道：“在这个人才平庸的历史时期”，她亲眼目睹了“这一时期最睿智明达的头脑之一”。可是她认为，戈林“聪明睿智却无良知”。
　　霍华德·史密斯从审判室下楼到新闻室时，心中琢磨着这个下午的重要性。证人席上的赫尔曼·戈林远胜于史密斯心目中早年的狂放不羁的“帝国元帅”。“明达之人面对死神而别无所失时，”史密斯告诉他的电台听众，“他能奇迹般地全神贯注地进行思维。”
　　古斯塔夫·吉尔伯特陪着被告们步行回牢房。戈林不得不压抑着，以免他激动的话语盖过周围的人群。看守还得阻止人们前来跟戈林握手，把他当做刚刚挽回一场比赛的体育明星来对待。邓尼茨转身对斯佩尔说：“你看，甚至法官们也被打动了。”斯佩尔不得不同意。随后吉尔伯特驻足戈林牢房前，发现他端坐床上，晚餐还未动。他告诉吉尔伯特，自己太激动，吃不下东西。“我压力太大，”戈林接着说，“特别是头十分钟，我简直不能让我的手停止颤抖！’然而，他期盼着明天。
　　诺曼·伯基特爵士坐在他别墅的书房里，回顾着这一天。杰弗里·劳伦斯爵士的做法让他感到震惊。赫尔曼·戈林的所谓作证是一场闹剧。只要他决定讲话就干脆让这样的人任其所欲地主宰法庭！伯基特想在翌日复庭以前，敦促劳伦斯对戈林的谈话作适当限制。
　　第二天上午10点钟，戈林回到证人席。在斯塔马尔的轻微推动下，他指出，纳粹政权由于其强加给追随者的愚忠而备受辱骂。在检察官的论据中，这种自上而下不假思索的盲目服从的金字塔，止于奥斯维辛和毛特豪森这样的地方。然而——领袖原则（Fubrerprinzip）——无非是一种健全的管理。戈林断言：“权威是自上而下，责任则是自下而上。”难道这一概念仅为迷恋权力的纳粹分子所采纳？戈林尖锐地反问道。“我很乐意在这里提供几个类似的情况。天主教会和苏联政府都建立在与领袖原则一样的原则之上。”说着，他朝苏联检察官方向点头示意。
　　话到此处，戈林尚未含糊其词。可是当斯塔马尔向他提出下一个问题时，听众都认为这一次要躲闪规避了。“你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签发1935年纽伦堡法？”斯塔马尔问。戈林几乎未加思索就回答：“我以帝国国会议长的身分，就在这里，在纽伦堡颁布了这些法律。当时国会正在这里开会。”
　　午餐休息的时候，沮丧的吉尔伯特从“青年屋”走到“老年屋”，然后再走访其他房间，感到大家士气高涨。唯一的鲜明的片段是汉斯·弗兰克的激烈爆发。当他们鱼贯而行下楼到审判室时，弗兰克冲戈林大声说道：“干得不错啊，帝国元帅先生！真糟糕，几年前没把你投入大牢！”
　　戈林一直等到直接讯问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才反驳检察官对纳粹德国空军的指控。荷兰败降以后，外界对德国轰炸鹿特丹感到非常惊讶。戈林说，不错，他派遣了一个空军中队轰炸鹿特丹。然而，当德国人获悉投降谈判业已进行之时，便向天空发射红色信号弹，以挡回他们的轰炸机。第一批机群没有明白信号之意，不幸击中目标。随后的两批机群明白信号后掉转机头飞回。戈林争辩说，鹿特丹事件不是暴行，是一个悲剧性的失误。
　　接下来戈林单刀直入地回答他何以攫取那些艺术珍品。“我决定在战后或我认为某个适当的时候，创办一座艺术品陈列馆。或通过购置，或通过接受馈赠，或通过继承，向德国人民展示这些艺术珍品。”自从他出庭作证以来，第一次从听众席里传来窃窃笑声。
　　3月15日，星期五傍晚。戈林已经作证五个小时。第一天作证结束后，他就懒得随手带上那紫色的文件夹了。斯塔马尔在他的最后一个问题中提出，在遵守文明社会冲突规则方面，德国与其盟国可有不同之处？戈林答道：“诸如《日内瓦公约》和C海牙公约》之类的文件已让现代战争彻底撕毁。关于这一点，我要援引我们最伟大、最重要和最强大的对手之一、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所说的那句话：在生死搏斗中终无法理可言。”劳伦斯爵士宣布休庭。赫尔曼·戈林在几乎没有中断、大多不用草稿的情况下，讲了两天半。过了周末将开始对他进行法庭盘诘。
　　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认为，戈林要不是当面抛出丘吉尔那句话，他的证词真够灿烂夺目的。法庭向伦敦白厅发电查询，丘吉尔爵士在何时何地可能说过这句话。英国外交部答复说，1940年丘吉尔还在担任海军大臣时发表的一次演讲与之最接近。“在一场殊死搏斗中，如果侵略者将人道之情践踏无遗，而抵抗侵略的人却仍然拘泥于业已遭到破坏的支离破碎的法律条文，那就毫无公道可言。”戈林的援引在文字上有误，但令人不快的是，二者在情绪上颇为相近。
　　2
　　德雷克塞尔·斯普雷彻认为战争罪当然会产生奇怪的伴生物，就像他玩另一种十九到二十一的游戏一样。他和保罗·施密特在一个富有的德国实业家的狩猎用房里打乒乓球，施密特曾任希特勒的私人翻译，而在赫尔曼·戈林手下曾一度出任盖世太保头子的鲁道夫·代尔斯则在一旁等着上阵。与此同时，他的东道主罗兰·费伯一卡斯托尔坐在一张宽大的皮椅里，与丰克和席拉赫的律师弗里兹·索特闲聊。斯普雷彻几乎每个周末都去他表妹尼娜的乡间别墅。他从不知道谁会来费伯一卡斯托尔的家作客，因为来客包括了德国整个上流社会。保罗·施密特个人对斯普雷彻很感激，后者把他从纽伦堡的大牢中给弄了出来，部分是因为施密特为国际军事法庭做翻译工作。
　　斯普雷彻对代尔斯出现在这里颇感意外，好奇地想跟他攀谈攀谈。戈林的表演乃尽人皆知，纳粹党人主政不久，代尔斯就认识戈林。但是费伯一卡斯托尔家有一个惯例，即不谈审判战犯之事，或者用东道主的话来说，不在已判罪的犯人家里谈论绞刑架。代尔斯那桩案子曾一度看来是个倒霉事，结果成为他的一条生路。当戈林意识到盖世太保已成为国际大丑闻时，便让贪婪无比的希姆莱主其事。代尔斯主要是个政治警察而非政治刺客，很快就让希姆莱的麾下给挤到一边。随后，代尔斯进入一般警察部门工作，当上了科隆警察局的头头。在纽伦堡，他等着以证人身分被传入庭。
　　德雷克塞尔·斯普雷彻在别墅里可是上座嘉宾，能攀上一位颇有地位的美国朋友差不多是每个德国人的愿望。而且，斯普雷彻和蔼可亲，谈话十分娓娓动听，是个很好的同伴。作为客人，他把自己的检察官的帽子留在法庭。他和前纳粹分子和辩护律师出现在这里可能会让法庭上的同僚大为震惊，于是他决定对自己周末解脱一事的性质缄默不言。返回纽伦堡后，他戴上检察官帽，以他寻欢作乐的同一劲头对纳粹分子定罪。他心里明白，眼下的审判结束后，他不会回家的。甲级被告受审之后，将会成立一个新法庭来审判数以百计的小人物，如第四特别行动队队长奥托·奥伦道夫。杰克逊法官业已挑选特尔福德·泰勒为这些“随后的诉讼”的首席检察官，德雷克塞尔·斯普雷彻将是他的主要副手。
　　斯普雷彻的表妹尼娜进屋时两颊绯红，她绕着住处转了一圈。她提醒罗兰说，外面真是美极啦，或许他和斯普雷彻也想出去溜达溜达。这个姿态看来几乎是事先编排的。当两人并肩步入林子里时，斯普雷彻意识到家规就要打破了。费伯一卡斯托尔在说了一棵被炸坏的树木如何给挖掉以后，突然问斯普雷彻：在随后的诉讼中，纳粹实业家将会入庭受审吗？是这样，斯普雷彻答道。“这是不对的，”德国人说，“他们跟我一样，只不过是商人。”“是啊，可他们太喜欢在自己的企业里使用苦役，”斯普雷彻反驳道，“还没收外国人的财产。我的朋友，他们帮助希特勒夺取政权。”这是个费伯一卡斯托尔从未听说过的斯普雷彻式人物。“我不敢肯定，在当时的形势下，换了别人是否会有不同的为人处世。”德国人评论说，“你会起诉这些案子吗？”斯普雷彻回答说，大概会的。
　　当晚用过晚餐之后，斯普雷彻与弗里兹·索特和鲁道夫·代尔斯一起，津津有味地抽着雪茄。他敬重索特。这个律师承认当过五年的纳粹党员，可是当共产党人和反纳粹斗士要他出庭为他们辩护时，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他接下这些案子，结果给驱逐出纳粹党。他很高兴在国际军事法庭前被解除了里宾特洛甫的令人恼火的辩护律师职务，他说，因为另外两个当事人已经让他疲于奔命了。
　　代尔斯终于提出了大家心里想说而没说出口的话题，即戈林的证词。代尔斯说，海因里希·霍夫曼就好像自己待在“证人之家”似的，不再把戈林当作他的笑柄。代尔斯接着指出，盟国的错误在于把戈林的享乐主义等同于智慧的柔情。他得出结论，杰克逊法官真的睿智过人才能抓住那只胖狐狸。
　　3
　　诺曼·伯基特爵士在给家乡的同事的信中写道：当美国检察官杰克逊在法庭上盘洁戈林时，本次审判中第一次真正极具戏剧性的时刻就将来临。这将是文明社会的一切有价值的代表与邪恶势力尚存的最后一位领导人之间的殊死决斗，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次审判的整个结局取决于这场大决斗。”
　　3月17日，星期天傍晚，罗伯特·杰克逊在菩提树大街的私哪里为这场决斗做最后的准备。花房里再次堆着一摆一擦的他指望要利用的文件。他召集他的儿子比尔、艾尔丝和挖掘出奥托·奥伦道夫的检察官惠特尼·哈里斯，一起研究盘问戈林的战略。杰克逊说，他知道，铁证如山，戈林断推辞其咎。“但是戈林乃哗众取宠之辈，会上演一场滑稽闹剧，或越过军事法庭法官诉诸德国民众。”杰克逊说，他打算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过，最佳的办法是什么呢？他的助手们研究出两种盘问戈林的路子。第一种是一连串放步枪子弹，打算以具体指控击中戈林。例如，他迫使犹太人为“水晶之夜”付出代价，签署反犹太人法律，参与处死被击落的飞行员。另一种是用重炮轰击戈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诘问，迫使他承认在摧毁德国民主、武装德国作战及策划纳粹侵略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到深夜与助手们分手时，罗伯特·杰克逊还没有拿定主意，哪一种武器最能搞垮戈林。
　　审判室拥挤不堪，人涌如潮，为开庭以来所仅见。上午的大多数时间让被告辩护律师占去了，完成对戈林的直接讯问，问他一些旨在开脱其当事人的问题。戈林果敢地准备为几乎所有这一切承担责任。与此同时，旁听者啧有烦言，就像拳击迷在主场较量之前不得不耐着性子看轻量级的比赛一样。
　　直到中午12时10分，劳伦斯法官才问道：“首席检察官是否准备进行盘问？”杰克逊带着自信而好斗的神色走向检察官席。在他身后，一边坐着的是惠特尼·哈里斯，他带着一个文件箱，里面的文件已整齐列表，可供迅速检索。杰克逊解开晨礼服的纽扣，双手插进身后的衣兜里，仔细端详着证人席上的戈林。戈林也盯着杰克逊，好像王牌飞行员在一场混战之前估量敌手。“或许你已意识到，你是唯一幸存下来可以向我们详细说明纳粹党的真正目标及其领导层内部的工作运转情况。”杰克逊道。那天早晨，他拿定了主意，他要炮轰戈林，而不用步枪开火。名闻遗迹的法庭盘问者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听到杰克逊的平淡乏味的讯问，感到吃惊。问题是他怎样开头的——不过，杰克逊一定有秘密对策。
　　“我完全明白这一点。”戈林道。杰克逊接着追问纳粹党图谋推翻魏玛共和难道不是千真万确吗？戈林连眼都没有眨一下便答道：“这是我坚定的意图。”杰克逊又问：纳粹党一上台执政，就废除民主政府，难道这也是真的？戈林道：“我们认为它已无存在之必要。”
　　杰克逊话问戈林，人们未经法庭审判即被投入集中营，难道不是真的吗？戈林开始作长篇答复，但杰克逊打断他，想让他在是与不是之间做选择。戈林反击说，他需要作解释，杰克逊把他甩开。他说，这样的详细说明可在随后戈林的律师再次进行直接讯问时进行。当他发现比德尔侧身与劳伦斯耳语时，便开始问戈林下一个问题。劳伦斯爵士点点头，随后打断杰克逊的讯问。“杰克逊先生，”他说，“本庭认为证人在回答该问题时应被允许做他认为正确的解释。”杰克逊气得满脸通红。他知道，这一规则有悖于法庭盘问惯例。他深信比德尔在劳伦斯的幕后操纵。当戈林被允许在法庭上几乎随心所欲地发表演说时，这位检察官不耐烦地用钢笔敲着桌子。
　　杰克逊又问：“好吧，你在德国支持和奉行领袖原则，是因为你认为任何民族均无自治能力，还是有的民族能实行自治而德国不行？或者在这一点上，是否我们当中有的能推行我们自己的制度，但这种制度却不应在德国推行？”非但戈林，连法官们看上去都茫然不解。证人说，他没有听明白这个问题，但还是要试图回答。戴维·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越来越感到困惑费解，盘问已进行了十分钟，他还没有看出杰克逊对待此问题的中心战略。
　　戈林看上去颇为自得，是一个还要感受对手的拳击手套的拳击手。他还狡猾地利用了一个优势。在杰克逊曲里拐弯的问题和沃尔夫·弗兰克的翻译间隙，戈林有充分的时间打腹稿，尤其是因为在译成德文以前，他已从英文中理解了这些问题。他丧失了法庭盘问的经典战术：他不能用一连串迅速、尖锐的诘问来“挤压”证人。
　　当劳伦斯爵士宣布休庭午餐时，记者区的一名记者朝杰克逊打个手势，低声说道：“让铃声救了。”协助杰克逊的几个检察官上前护卫着他们的斗士，相互之间交换着不安的眼色，鱼贯而行退出审判室。
　　午餐后复庭，杰克逊开始责问戈林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之事。杰克逊热心支持“侵略密谋”的指控，最早可上溯到伯奈斯建议之时。然而在戈林的案子中挑选苏联为例，却挑选得不当。被告可以很有说服力地指出，他反对希特勒入侵苏联。杰克逊继续艰难前行，如同陷入迷宫中的一只追逐到不了手的猎物的动物，给戈林更多的机会表明，倘若有人侵苏联的密谋，那他并不是该密谋的支持者。
　　整个下午，戈林依旧反应敏捷，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而且，由于法庭姑息，他可以随心所欲予以发挥。这天结束时，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起身过来，向杰克逊伸出了手，道：“干得好，在密谋问题上，我们的一切担忧都消失了。”这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姿态。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不能说出口的是，杰克逊在最高法院干了四年，又在司法部的法律官僚机构中供职多年，脱离格斗场的时间太久了，他具有的法庭盘问之才已黯然失色。
　　当晚，艾雷·尼夫在伯基特法官的别墅里用餐。他很乐于同这个擅长辩论、傲慢和机智过人的人交往；而伯基特则想要与他能与之轻松自在地讨论当天大事的人作伴。尼夫其人，严肃认真，才智过人，虚事周详，他会出色地做到这一点。他说，伯基特担心正义的力量正在输掉这场大决斗，而一旦输掉，这一势头可能永远扭转不过来。戈林的表现肯定会使其他被告深受鼓舞。杰克逊长于辞令，却对法庭盘问的游戏规则一无所知。他宣读文件，就没有把握时间提出闪电式的问题击懵证人，乱其方寸。杰克逊一次也没有运用优秀的法庭盘问者所擅长的最致命的策略——将证人诱向事先设好的陷阶，而后以不能闪避的答复将他推进去。
　　艾雷·尼夫注意到，杰克逊毫无疑问还包括他们所有的人，都失算了。他们让戈林恫吓打诨来掩盖一个简单的事实。赫尔曼·戈林的脑子是令人生畏的工具：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格罗斯里希特费尔德的军事学院，即德国的西点军校或桑德赫斯特。还有一点，尼夫补充道：戈林是一个谋杀犯和卑鄙小人，但是个勇猛过人的卑鄙小人，这在法庭上取得了成功。
　　尽管如此，伯基特说道，杰克逊在障碍重重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劳伦斯作出的不得缩短戈林的回答的裁决是蛮横无理的。结果，证人而非检察官或法官控制着法庭。
　　这一私人裁决当晚即公诸于众。在广播间里，哈尔·伯森坐在播音员身边，听他朗读自己为美军联播网电台撰写的广播稿：“伴随着获得普利策奖戏剧的第二幕的中止，这一天结束了。纽伦堡的记者们众说纷坛，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到现在为止，戈林还是我行我素。得有人去阻止他才行。”
　　翌日上午，大决斗并没有立即恢复。戈林的律师斯塔马尔征得法庭的许可，塞进一个名叫比格尔·达勒鲁斯的证人。这是一个瑞典商人，传之入庭以证实戈林并不想要与英国开战。直到下午晚些时候，戈林一杰克逊之战才重新恢复。在有一点上，杰克逊援引一文件，旨在表明戈林策划“解放莱茵河地区”而违反了《凡尔赛和约》。戈林手里有一份同样的文件，他指出，杰克逊翻译有误。文件说的不是什么“解放”，而是万一动员时“清理”莱因河河道障碍，以利航行。结果，戈林是对的。
　　再者，这些行动难道不是重新武装莱茵地区的计划的组成部分吗？杰克逊问。戈林答曰，所有的国家都制定应急计划。但是，难道这些计划不是“完全对外国保密”吗？杰克逊又问。戈林反唇相讥：“我想不起来我事先在报刊上读到过有关美国的动员准备的消息…“杰克逊转向法官席，道：“我谨提请本庭注意，证人在盘问中答非所问…如果我们的问题得不到正面答复，那完全是白费时间……在我看来，证人在被告席上，在证人席上，都对正在对他进行审判的本庭采取傲慢而蔑视的态度，他不死不活地对待这一审判。”劳伦斯爵士把头转向比德尔，他支持让戈林有发言权的决定。杰克逊好像要中风。比德尔轻声对劳伦斯说，或许这正是宣布今日休庭的好理由。
　　杰克逊看不出有任何再拖延的必要，他不得不直接面对自己遭受折磨的根源。他不愿意回办公室，而是径直闯入比德尔的房间，发现比德尔和帕克都在。比德尔平静地跟他打了声招呼，起身让座。杰克逊说他还是站着说好。他说，除了比德尔故意跟他作对外，他得不出别的结论。他离开美国最高法院来这里不是让本国同胞从背后捅刀子的。“我最好是辞职回国。”杰克逊宣布。比德尔说，这不行，他非常理解鲍勃压力太大。帕克和他都了解此情况，他们对他正在从事的艰难的工作深表钦敬。有关戈林的决定不是私人意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审判结束时不给戈林以任何托辞。这一目标对所有的人，对法官和检察官都是有利的。杰克逊乃拂袖而去。
　　当天晚上，比德尔邀请哈伦·阿门上校共进晚餐。阿门指责说，杰克逊受到一帮唯唯诺诺的小人的包围，如圆滑世故的罗伯特·斯托里。他们不敢告诉杰克逊，他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他准备不当，入庭上阵前没有掌握好他的材料。戈林今天就证明了这一点，让鲍勃在莱茵地区问题上绊了一跤。阿门继续举出他的上司的一长串过失时，比德尔始终没有随便乱说。
　　那天晚上比德尔在给妻子的信中可是一吐为快，毫无保留。“从整体上说，杰克逊的盘问徒劳无益，软弱无力。”他写道，“戈林倾听每个问题，不慌不忙，回答得很好。罗伯特·斯托里不注意听戈林的回答，依赖他的笔记，表明他很虚弱。他没有贯通自己的案子。”比德尔掩饰不住自己的角色。在外界看来，似乎杰弗里·劳伦斯爵士控制着法庭。比德尔并未争夺那一公众印象，但他告诉凯塞琳：“实际上是我当家，控制着一切。”
　　诺曼，但基特家来了一位客人，这就是英国的首席检察官戴维·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这次会晤把两个可能是美国的最能干的法庭盘问人聚到了一起。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说，他此次来访，目的是通知伯基特，鲍勃·杰克逊处于极其激动的情绪状态。他可能会把自己的过先归之为法庭上的对手；但是杰克逊发表了动人心魄的开庭演讲，更兼以他作为起诉纳粹领导人的美国首席检察官的显赫地位，使他成为本次审判的道义核心。要是他挂冠而去，或是他觉得失败了，那将是一场灾难。
　　伯基特指出，杰克逊陷入困境并不全是他自己的过失。要在法庭盘问中击败一个池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言的精明的被告，他和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也会感到强大的压力。伯基特同意，此事不仅仅危及杰克逊的名声。如果听任戈林胡作非为，这场审判就要以马戏告终。更糟糕的是，人们会开始相信戈林狡猾的自我开脱。劳伦斯必须明确表明，不允许在回答问题时文不对题。他要起草一份声明，由劳伦斯爵士明天在法庭上宣读。这应该依法庭盘问恢复正常，而且肯定会恢复杰克逊的信心。
　　伯基特和劳伦斯爵士最先来到法官室。审判长浏览了一遍伯基特的声明稿，说这主意很不错。但是比德尔看到声明稿时，便问劳伦斯爵士，在事关生死的审判中首席法官要被告住口，情况又会怎样？再者，如果人们认为这是他自己推翻早些时候的决定，情况又会怎样呢？劳伦斯看了看手表，又是奔往法庭的时候了。伯基特的建议被置诸脑后。
　　在前一天法庭盘问结束时，戈林反唇相讥，说他记不起美国发表了它的动员计划。杰克逊恢复发问时抱怨戈林答非所问。如果任其肆意发展，戈林的冷嘲热讽会错误地引导世人对美国社会的开放性的认识。诺曼·伯基特爵士沮丧地倾听着。伯基特法庭盘问的另一条规则是，让证人的轻率答复自然泯失，置之度外，而杰克逊则公开解释他面临的选择：或者听任戈林离题，或者加以阻止。
　　比德尔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杰克逊小题大作，企图把鼹鼠丘变成法律上的埃弗勒斯峰（即珠穆朗玛峰）。劳伦斯试图说服杰克逊相信戈林的回答离了题，法庭会考虑到这一点的。但杰克逊觉得这还不够，说戈林的回答虽不切题，却已记录在案。比德尔大声对帕克耳语道：“真蠢！”杰克逊想要把戈林的话从记录上勾销吗？劳伦斯问。
　　杰克逊答，他不想这样，他想让证人回答是还是不是。检察官的意思是证人在回答问题时不能做任何解释吗？劳伦斯爵士又问。“我认为这是平常情况下的盘问规则。”杰克逊答道。杰克逊对戈林圆滑的反驳推崇备至，劳伦斯道：“当然，木理睬这类陈述更为明智……盘问中检方律师没有必要对所有不切题的话作出回答。”劳伦斯裁决道，被告“可做简短解释”，而不仅限于回答是或非。
　　杰克逊接着提下一个问题。他手里拿着一摞文件，说这是戈林以前担任各种要职时签署的各种法令。难道戈林木曾签发过犹太人非经政府许可不得出卖企业的一道命令吗？戈林回答签发过。戈林是否还发布过犹太人不得拥有零售商号、出售手工艺品或组织合作社的命令呢？戈林再次做了肯定的回答。杰克逊连续发动猛攻：戈林命令犹太人把一切金银珠宝上缴政府，可有此事？下令没收波兰犹太人的财产，可有此事？禁止犹太人对德军造成的损害提出赔偿要求，可有此事？伯基特心想，折腾老半天，杰克逊终于像个法庭盘问人了。
　　戈林手抖得厉害，乃把两只手握到一起。杰克逊继续进攻：1941年7月五日，戈林命令赖因哈特·海德里希制定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难道不是吗？戈林抗议说，这份文件的译文根本不正确。然后他机灵地提出亲自读这份文件。他说上Endlosung一词被译为“最后解决”，但应译成“彻底解决”。这样，他就使文件中失去“最后解决”一词所内涵的有罪性语义。实际上，这个词组的最初译文是准确的。杰克逊是律师而非语言学家，没有深究此事。
　　检察官话锋转到1938年11月9日发生的“水晶之夜”’。冲锋队和纳粹流氓抢劫和砸毁了八百一十五家犹太人商店、七十六座犹太教堂，抓获二万六千名犹太人，其中三十六人死亡。据说，“水晶之夜”的导火线是几天前的一份报告，内称德国驻巴黎大使馆三等秘书恩斯特·冯·拉特被德籍犹太难民十七岁的赫金尔·格林兹潘谋杀。
　　杰克逊开始宣读遭受破坏的令人生畏的记录。这些数据来源于野蛮袭击后的第二天提交戈林的一份报告。于是，戈林在空军部召集戈塔尔、丰克、海德里希和一位保险业的代表开会，讨论损失索赔问题。杰克逊逐字逐句宣读戈林与保险业代表之间的对话。该代表指出，被焚毁的犹太人商店中的许多物品，都是非犹太供应厂商存放寄售的。戈林就此对海德里希道：“我真希望你宰了二百个犹太佬，而不是毁了这么些贵重物品。”戈林接着宣布，犹太人无权就他们的损失提出索赔要求。这会节省保险业数以百万计的开支。“突然之间，在你面前出现了一个天使，他像我微微发胖的体态。”戈林告诉保险公司那位官员说，“我乐意跟你对半分。”
　　杰克逊把近八年前的那次会议结束时戈林说的原话抛给了戈林：“我要德国犹太佬为他们所犯下的令人憎恶的罪行付出数十亿马克的代价。这会管用的，这些猪沙不会如此迅速搞第二桩谋杀的。我绝不愿成为一个德国犹太人。”那引文对吗？杰克逊问道。戈林垂头丧气地承认自己说过这话。
　　随后，杰克逊用戈林掠夺艺术珍品和大规模抢劫苏联粮食和资源中他的文献抓住戈林。他总算把戈林弄得晕头转向。一连串不容置疑的具体指控揭露出被告是纳粹主义最恶毒的反犹设计师之一，粗野鲁莽，贪婪腐化。戈林终于像是站在深渊边缘，踉踉跄跄。
　　而后杰克逊却让戈林溜走了。他开始指控戈林的空军在轰炸华沙期间炸毁美国大使的官邸。在审判室里，同大规模屠杀的恐怖、奴役劳工和丧尽天良的医学实验相比，这一控告显得如此相形见拙，以致杰克逊像是在机械地念着由他的下级助手准备的一份官样文章式的问题单子。为了证明这一轰炸指控，杰克逊出示了据说是纳粹空军拍摄的照片，并允许戈林察看。戈林一下子恢复了自信。他在成为一次大战中的王牌飞行员以前，是个航空摄影家。他说，从摄影角度看，这些照片可能是从教堂尖顶上而非飞机上拍摄的。他翻转照片，照片背面没有日期，没有地点，没有身分证明，没有鉴定，几乎在任何法庭上都是无法接受的证据。
　　杰克逊转到关于处死盟军飞行员的问题。但是他的诘问平淡乏力，没有追踪突破，似乎他又仅仅是在念单子，而不是像猎人那样猛追猎物。杰克逊与戈林对阵三天，结果以双方在一项不甚重要的命令上的签名的真实性上的有气无力的交锋而结束。
　　弗朗西斯·比德尔在给凯塞琳的信中说鲍勃·杰克逊看上去“像是挨了接，总觉得自己要失败……我知道他为这事记恨我……我多次邀请他来家里谈叙，可是他一次也没来。我担心我们不再是朋友了。”他认为，杰克逊冤就冤在他们两人角色的颠倒。如今杰克逊成了审判室里的恳求者，而比德尔则高高在上稳坐法官席。
　　不管六OO号房间里的法官们最终判决如何，在格兰德大街上作出的判决已明确无疑。戈林证明是一个精明的恶棍；杰克逊是受挫的英雄。普通职员那种苦涩的感情在证据专家芭芭拉·平尼思心里引起共鸣。至少，戈林知道他信仰什么。“别的被告总是委罪他人，老戈林可不是这种人。”她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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