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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讲一段关于德国人的故事。曾就鲍曼一事质询过戈林的检察官西奥多·芬斯特马赫尔，开始同一个戴着非洲军团帽的退伍兵交谈。这个退伍兵是数以千计的流落街头的失业者之一。他挥着手跨过一片废墟，感叹着眼前的景象是多么可耻——在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对一个全无军事意义的城市实行轰炸，实在毫无必要。芬斯特马赫尔问他，重建纽伦堡需要多长时间？老兵回答道：“噢，十年，或许二十年，但有元首这样的人，五年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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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日，星期一，法官们会晤，开始就判决问题进行最后的讨论。詹姆斯·罗向法官们简要介绍了他制定的保安措施。在法官们商议时，电话线将要切断。所有废纸，多余的笔记或未使用过的文件副本都要装在特定的袋子里烧掉。为了在此紧张时期保护法官们，沃森将军的办公室正给他们安排几辆防弹轿车。罗讲完，劳伦斯爵士提醒他的同事们注意他们的最终职责，并大声宣读宪章的第二十七条：“将给被告定罪，判以死刑或被确认为公正的其他刑罚”。
　　法官们总是被国际军事法庭这种工具的某些弱点所缠磨着。他们的司法权所依据的原则是否高于强权即真理这一概念？美国人有什么权利对一个在波兰犯下罪行的德国人作出判断呢？如果问题是在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为什么只有德国人受审？对德国的盟友意大利人中间的战犯怎么办？或者就此而论，德国的敌人，现在德国人的审判者所犯的罪行又该如何？更麻烦的是，又怎么看待法律是在事实和行动相吻合之后编造出来的这一论点呢？即便现在，过了所有这些月份，法官们仍企盼确保合法性。
　　为了使法官们在“追溯既往”的问题上良心得以安然自在，罗与其同事艾德里安·“粗坯”·费舍尔查遍了各种档案。比德尔给同事们念了一份他的助手们为他准备的案情摘要。他们回顾了1899年第一个《海牙公约》，指出军事法庭曾经审判和惩处过违犯战争法规的个人。然而，这些协议并没有把这种“违犯定义为“犯罪”，也没有规定实施或建立法庭来审判罪犯或确定刑罚。迄今还没有人对这些审判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军事法庭从开庭以来，仅对在意大利的德国将领安顿·多斯勒，对杀害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的六个德国公民，对达豪的党卫军士兵和在马尔美地杀害美军士兵的凶手给予惩罚。国际军事法庭不就是对这些先例进行了最高层的延伸吗？
　　约翰·帕克提出一个关于各国司法代表在定罪时的角色问题。他们是否又要成为国际军事法庭的多余人物？劳伦斯爵士已经同其他几位主审官磋商过了，决定所有八名法官都要参加试投票，但最后表决时只由四位主审法官参与。尼基钦科再次提出四票中有两票就足以定罪，但被否决，四票中须有三票赞成才可以定罪。
　　假如伯顿·安德勒斯在二十八年的军旅生涯中学到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懒散的部队是容易惹事的部队。因此，他允准将操场旁边的体育馆拨给二十七步兵团的篮球联队使用。安德勒斯还从他的熟人凯利和吉尔伯特那里得到了足够的情报，他得给C牢区那些忧心忡忡的囚犯们找点什么事干，因为劳伦斯爵士已告诉他作出判决需要一个月。他于是拟定一个社交时间。空着的三十二号牢房给改成了一个俱乐部，备上纸牌、棋盘和其他游戏。每个犯人可主办两次社交聚会，邀请三个其他囚犯参加。这意味着德国人共有四十二次机会可以外出，享受一下难得的正常交往。社交时间立见成效。连施特赖歇尔，卡尔登勃鲁纳和呆板的弗里克都受到邀请。但是，安德勒斯注意到他们从不沾手那些游艺，他们攀谈着，没完没了地交谈。
　　在法官们讨论的初期，亨利·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提出一个问题。如判死刑，对军人囚犯，是否会考虑用行刑队执行枪决？尼基钦科反对。子弹是体面的对手而不是屠夫的结局。至少这一次，俄国人占了上风。法庭决定，死刑必须以绞刑方式执行。随着最后一条基本条例的确定，法官们开始就判决投票了。
　　比德尔的秘书多萝西·欧文斯，花费在给戈林的判决书打字的时间，比法官们作出判决的时间还长。但是，赫斯的案子更复杂一些，他是不是个身体健康的正常人？他显然不是。医学专家作出的结论说，赫斯能够明辨是非，并了解他的行为的后果。法官们还得面对另一桩怪事。赫斯显然是纳粹台面人物之一，他曾帮助希特勒形成歪曲的哲学，他至少是德国生存空间概念的共同发明者，希特勒这一概念是旨在扩展德国的生存空间而进行侵略的理论基础。他在颁布纽伦堡法上曾发生作用。在纳粹王朝中，他排在戈林之后，居第三。然而，不管多么狂热而侠义，赫斯确曾发起过一次和平使命，他在英国的监狱中度过了大部分战争时期。在比德尔看来，关键的问题是赫斯为什么要去苏格兰。如果诚心希望和平，对那件事就应予以冲淡，假如这是为使英国退出战争和促成苏联的失败而使用的一个奸计，那么，他在侵略阴谋中就扮演了另一个角色。
　　劳伦斯爵士看看尼基钦科。这个俄国人已经把他本国的立场讲得很明白了。苏联要鲁道夫·赫斯的脑袋。那家伙的苏格兰的冒险之行显然是打算孤立苏联，以便消灭之。劳伦斯认为，尼基钦科将对所有罪状合计裁定，因此判处赫斯死刑。然而，投票时尼基钦科却犹豫了。他的初衷，确是赞成死刑。但考虑到就要出现的僵局，他担心其他人可能也会在宽容的基础上寻求妥协，他说，他重新审议了被告，他将不投判死刑的票，但可以支持无期徒刑。他的决定震惊了他的同事们。比德尔变得喜欢尼基钦科了，把他当做一个有趣的具有感染力的朋友。但这种不顾莫斯科要求的立场，显示了高度的勇气。他们进行了表决。
　　他们将怎样审理里宾特洛甫这个没骨头的传送希特勒外交政策的人的罪行呢？法庭书记员的备忘录对他最恶劣的行为作了概述。他知道等待犹太人的命运是什么，他命令在德国的盟友意大利和罗马尼亚任职的大使们加快把犹太人流放到东方。他还极力主张把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交给执行私刑的暴徒。对于里宾特洛甫表示的唯—一点同情，是承认他不中用。当他们投票时，诺曼·伯基特爵士指出：“这个人的生命动力已被中断了。”
　　在讨论的第一周，司法大厦的大厅里回荡着一种不和谐的声音，那是孩子们的笑闹声。安德勒斯上校最后认定，准许被告的家人来探视是安全的。法官们同意了，并且要求军方提供旅行许可证，安排交通运输，以及在法庭的一个特别餐厅让探视者用餐。
　　埃玛·斯瓦本兰德是一名管理探视者中心的美国文职雇员，她轻便地走动，将被告和他们的妻儿安置在一起。她很佩服上校允许探视，但对于他坚持保有铁丝网之事颇觉失望。他是坚决不答应，规定不许接触，不许接吻，不许握手。武器和自尽的工具就是这样传送的。
　　一个长着和她父亲一样的宽脸盘，瘦腿的小姑娘站在椅子上，背诵着她母亲为这一探视场合教给她的诗句和歌。赫尔曼·戈林已将近一年半没见到他的妻子和女儿埃达了。他妻子埃米昔日很活泼愉快，如今看起来憔悴得如同她穿的那件褪色的旧印花衣了，双眼还不安地朝探视室四周的卫兵们瞟了一眼。她不停地绞着手帕，而小埃达则嘟囔着，问道：“爸爸，当你回家时，你会不会像人家所说的那样，在浴缸里把你的勋章全都戴上？我希望看见所有这些勋章都给泡在肥皂沫里。”
　　汉斯·弗兰克怀着矛盾的心情等着家人。布丽吉曾经写信告诉他一家人的窘迫生活，以及孩子们在街上乞讨。当她告诉他们可以去看父亲的时候，大女儿西格里特回答说：“噢，他们还没枪毙他吗？”弗兰克的妻子，他从前的波兰皇后，在战时体态丰满而时髦，只是为他和莉莉·高私通才感到心烦意乱。眼前向他走来的这个女人却是容颜消瘦，一副不动声色的面孔，衣着破旧，他的几个孩子也局促不安地靠过来。
　　雅尔马·沙赫特像他在被告席上一样，坐姿笔挺，神情冷漠，但是带着老人的满意的微笑，因为老人知道他使观众感到惊奇。他妻子是个艺术方面的专家，比他小三十岁，确实婀娜多姿。他的两个干净俐落的金发女儿，一个四岁，一个五岁，正朝着他微笑。
　　罗森堡和妻子谈着话，他女儿则在过道等着。亨利·格雷克牧师试图跟她在那里说话。女孩子十三岁，显出早熟的秀丽。格雷克问她愿不愿意同他一起祈祷，那姑娘却回答说：“别给我做那无聊的祷告。”格雷克给吓了一跳。又问他还能为她做些什么，她说：“当然，给我来支烟怎么样？”
　　探视结束的时间到了，哭哭啼啼的埃米·戈林挨近埃玛·斯瓦本兰德。她问：“你觉得法庭会把我丈夫送到一个像厄尔巴那样的岛上去吗？或许我可以在那儿和他相会。”
　　回到监牢里，无人探视的被告们还等着。俄国人宣称他们找不着住在柏林苏军占领区内的雷德尔太太。赫斯拒不见探视者。他曾告诉安德勒斯上校说：“我正受到非法监禁，我不想我的家人在这种受辱的状况下见我。”凯特尔说他业已名誉扫地，因而没有脸见妻子。
　　在法官考虑对威廉·凯特尔的共谋罪指控时，伯基特指出他们正面临一个疑难。一个像凯特尔那样的军事机器人能被视为与希特勒一起策划编造侵略战争的共谋者吗？凯特尔的答辩词是军人的职责是服从命令。他几乎承认他不作任何思考。比德尔翻阅他那份法庭规章。规章第八条规定，遵循上级命令不是一个正当答辩。“不过在减刑方面可予以考虑。”他们就凯特尔的问题进行表决。
　　进行猜测在斯坦因城堡已经成为着魔的游戏，记者们聚集在酒吧周围，认为“命令就是命令”的答辩上将不会为这位为德军参谋总长脱罪；不管凯特尔的奴才相多么重，他还是要被判决有罪的。然而，他们认为，十足的军人约德尔却不会被判处有罪。
　　法官们很快就把卡尔登勃鲁纳解决了。集中于起诉罪状的第一条上的论据，是此人的地位是否重要到能与希特勒共谋发动一场战争？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提出一个更为棘手的案例。他直到最后供述，还继续拥护他曾协助产生的国家社会主义哲学。他还盗窃欧陆的艺术品来充实希特勒和戈林的个人收藏，但不是为他自己。他的辩护律师证明罗森堡谴责过发生在东方的暴行，而他不过是那里名义上的统治者。其实，罗森堡曾辩解说，他试图以人道方式从事恶魔的工作。法官们的使命是，确定他在那固有的矛盾中究竟取得了多大程度的成功。罗森堡是个无赖和蠢货，比德尔相信这一点，但这是不是就要付出一个人生命的代价？9月10日，对罗森堡的定罪和执行死刑的投票表决为二比一。比德尔握有决定的一票，他告诉别人他必须把问题留到以后再说。
　　他们发觉汉斯·弗兰克异乎寻常地悲惨。他有文化素养，有才华，但达成浮士德式的交易——以良心换取富贵和权力——接着便失去一切。他的悔恨看起来很真诚。这个克拉科夫的机会主义者成了纽伦堡的忏悔者，他几乎是欣喜若狂地沉浸在忏悔中，即使他最后的供述本还可以显得更加痛悔些。宽大为怀的力量出现在法官席上，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提议饶弗兰克一命，比德尔欣然同意。尼基钦科坚持处以绞刑。基于对劳伦斯爵士的影响，比德尔再次发现他点一下头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存。
　　泰克斯·惠利斯伸着身子探进铁窗，与赫尔曼·戈林聊起天来，牢房看守则站在一旁。戈林祝贺惠利斯最近被升为中尉。行李间里有戈林的两个衣箱，一个小旅行包和一个帽盒。作为今日的监狱分区值班军官，惠利斯握有行李间的钥匙。戈林把送给惠利斯的第三件礼物从行李中取了出来，那是一副漂亮的灰手套。
　　眼看着这种轻松友爱的情景，一等兵威廉·格伦尼惶惑不解。格伦尼在护送戈林去教堂做礼拜的第一个星期天，高兴地坐在前排挨着戈林，那帝国元勋却恶毒地瞪了他一眼，以致格伦尼只得溜到教堂后边去坐了。从此以后，每次只要有戈林在场，他就感觉到此人令人烦恼不安的凝视。格伦尼平时是个趾高气扬的战士，对于自己竟被这个囚犯所恐吓颇为恼火。他尤为烦恼的是，为了搞到一整套被告们的亲笔签名，就差戈林一人的签名了。赫斯不算数，因他不给任何人签名。随着审判接近尾声，这些签名的价值就像卖方市场的货物一样在不断往上涨。完整的一套大概可卖得二百美元。大多数被告都同意以此换几支香烟，施特赖歇尔则要了一盒口香糖。
　　一天早上，格伦尼鼓足勇气，准备好一张纸和笔，从一个方形窗口扔给戈林，他说：“赫尔曼，我要你的签名。”戈林又给了他冷冰冰的一眼，但还是抓起笔潦草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他把纸扔还给格伦尼，说道：“五十年后，那将是无价之宝。”年轻的格伦尼从来没有在赫尔曼·戈林身上看到一点点丑态或傻态。
　　搞阴谋是一种束缚。尼基钦科说，这就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给他的教训。因此，施特赖歇尔在起诉理由第一条，即阴谋发动侵略上，第四条理由即违反人遭罪上，都是有罪的。施特赖歇尔从一开始就与希特勒并肩前进。他的种族仇恨的代表作《冲锋队员》周刊，告诉数以几百万计的德国人憎恨并且杀死犹太人不仅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必要的。施特赖歇尔像其他国家生产闹钟那样为普通德国人进行大屠杀提供原动力。俄国人尼基钦科争辩说，《冲锋队员》周刊为通向奥斯维辛铺平了道路。庭长劳伦斯接受了尼基钦科的基本原理。比德尔一直倾听着，直到听不下去才开了口。他说：“仅仅因为施特赖歇尔是希特勒的朋友或者是个地方长官或纳粹党就判处像施特赖歇尔这样诱杀犹太人的小人物有罪，是荒谬可笑的。”他们在这里要决定法律要点，而不是给一个人判罪，因为判罪十分符合夸张了的共谋罪概念。
　　瓦尔特·丰克的案子也很快处理掉了，该继续审议雅尔马·沙赫特的案件了。比德尔利用此机会来证明他与杰克逊意见相左并不是出于个人的考虑。他知道杰克逊迫切地要把沙赫特作为帮助希特勒上台的工业金融家阶层的代表定罪。比德尔站在尼基钦科一边，赞成按起诉理由第一条给沙赫特定罪。然而，正如劳伦斯一样，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则想要宣告沙赫特无罪。约翰·帕克并不具有决定权的一票，但提出一条打破僵局的办法。他说法官们应当考虑沙赫特的职业。“沙赫特是个银行家，因此是个有身分的人。”
　　詹姆斯·罗与语言处处长阿尔弗雷德·斯蒂尔海军中校制定出一种制度，要把定罪的秘密一直保持到判决的那一天。他们在附近的菲尔特接管了一个原德军军营。斯蒂尔招聘了译员、打字员以及其他志愿人员，并为这些志愿者单独建了餐厅和宿舍。不允许打电话。文件是打乱顺序交给打字员的，被告的判决栏空着，等到最后一瞬间才填上。一个美国步兵团日夜守卫在营地外面。
　　阿图尔·塞斯一英夸特的最佳辩护就是他是个不露面的匿名者。但他还是要在拼凑阴谋中占有一个位置，他既作为一个策划将自己的祖国拱手交给德国的奥地利人，又是作为一个给荷兰带来极大灾难的占领当局的沙皇。对他的投票进展很快。
　　在海军事务上，弗朗西斯·比德尔愿意遵从詹姆斯·罗的亲身经验，而不是他自己的推理。罗建议开释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此人冷漠无情——铁杆的纳粹，疯狂的反犹太分子，希特勒精心挑选的继承人——对他只能根据他的行为，而不是他的个性或政策作出判断。显然，那道不许打捞沉船上毫无防备的幸存者的命令听起来是残忍的；然而克兰茨比勒要比他自己了解的更加正确些。罗解释说，美国海军作战时与德国舰队并无二致，并且同他一起服役的美国人在海战中比德国人还要冷酷无情。如果这位海军元帅被判有罪，那么戈林所一直在谈论的一切将得到进一步的确认：“我们惩罚邓尼茨不是因为他发动战争，而是因为他输掉了战争。”在法庭辩论邓尼茨一案时，这些论点在比德尔心目中记忆犹新。
　　至于那道“拉孔尼亚命令”，当时那些无依无靠的幸存者向救生艇靠过去，而德军潜舰却无情地向他们扫射，又怎样呢？帕克法官问道。比德尔指出，犯罪者埃克上尉已经被处决了。而且邓尼茨从未下达射杀幸存者的命令，他只是下令不得救援他们。但又怎么看待邓尼茨愿意役使希姆莱的集中营一万二千个奴隶去建造舰只呢？还有他批准“突击队命令”的通过呢？尼基钦科问道。现在他们立足于牢固的基础了，难道不是吗？劳伦斯爵士促使他们去投票。很快便有两票要求定罪。比德尔又一次发现自己可以起决定作用。
　　在他们着手处理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案件时，尼基钦科争辩说，把“希特勒青年团”一事忘掉，让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维也纳总督席拉赫”上。对于一个将六万多犹太人送去大屠杀的人，除了让他死外，还能有别的什么惩罚？劳伦斯爵士还补充道，席拉赫是个恶棍，为了报复赖因哈特·海德里希被暗杀，他竟想要轰炸一个英国文化中心。劳伦斯也赞成判死刑。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却反对，说这太过分了，二十年足矣。比德尔同意。劳伦斯爵士决定，将重新考虑此案，以后再投票表决。
　　尼基钦科带头攻击海军元帅雷德尔，这是俄国人悬赏捉拿的人物。由于苏联其他起作用的人，汉斯·弗里奇的水平实在太低，而且有可能获释，所以尼基钦科想要处这位海军元帅死刑。对于一个年逾古稀的人来说，难道无期徒刑还不够严厉吗？劳伦斯爵士问。“二十年。”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说。“不行。”尼基钦科则坚持。当希特勒宣布他要发动战争的决定时，雷德尔参加了这个霍斯巴赫会议，但他仍继续担任德国海军总司令。他谈及荣誉，却将臭名昭著的“突击队命令”应用到被俘的军人身上，这些人后来都被处决。要么是尼基钦科少将要走下坡路，要么是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法官要崛起了，劳伦斯爵士观察到，或者他们处于僵持局面。
　　从第三军团司令部送来的情报报告使安德勒斯上校感到震惊。他指示副手泰克少校在9月13日星期五那天早晨9点把全体第六八五0国家保安队集中在操场。
　　安德勒斯开始说，不知怎的，一种认为他们已度过最困难的时期的想法传播开来，这是绝对错误的。从此刻起一直到判决的执行，他们正进入他们的使命的最敏感阶段。他念了一段第三军团的报告：“某些人员已做出明确的努力，来策划某种措施，即要么使一部分法庭前的被告获得自由，要么以其他方式确保他们逃避他们的所作所为应得的下场。”他警告，有人在越狱时身亡，不光是囚犯。在被告还没有走出这一监狱或被带出之前，第六八五O国家保安队就丝毫不能松懈。
　　约德尔案在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脑中又引起那个疑问。军人能发起战争还是仅仅作战？对命令是怀疑还是只得服从？再者，如果最后他们发现约德尔有罪并判以最高刑罚，那么是用行刑队还是绞绳？劳伦斯爵士指出，那是已经决定了的。他们对凯特尔和约德尔必须一视同仁，若判死刑，方法是执行绞刑。
　　在审议绍克尔之案时，诺曼·伯基特爵士认为，此人当然是个粗野之徒，但一个人因缺乏教养就处绞刑吗？斯佩尔的命运引发了一场更为激烈的辩论。斯佩尔使弗朗西斯·比德尔深深不安。他给大家念了一段费舍尔给他准备的分析报告：“绍克尔从不负责任何重大决策的制定，但总是被用来执行诸如戈林和斯佩尔那样有权势的人已决定了的政策”，而且斯佩尔“在贯彻一项使五百万人变成奴隶劳工和使无数人死亡的计划方面”表现得“十分残酷和无情”。斯佩尔总是超越绍克尔。费舍尔的报告继续写道：“在招募劳工时所使用之暴力主要是满足斯佩尔对劳工的大量需求。”比德尔把报告放在一边，他主意已定，对斯佩尔必须处以死刑。尼基钦科立即同意。只需一票了。
　　劳伦斯爵士感到难堪。怎么看证据表明斯佩尔反对希特勒进行焦土政策的疯狂行为，他甚至考虑暗杀这位暴君？对于他在最后答辩中显示的明显的悔恨、诚实和智慧又如何呢？尼基钦科辩解说，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他们必须考虑的只是起诉书所述的斯佩尔犯下的罪行。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认为，对斯佩尔应判十五年徒刑。又一个僵局。劳伦斯爵士裁定，他们明日再投票表决。
　　几位委任人让各国司法代表来决定汉斯·弗里奇的命运。沃尔奇科夫中校认为，宣传曾经是纳粹的主要武器，弗里奇在德国电台无线电中大力宣传，带来致命的结果。他的“种族主义唾沫”，他对于俄国人和斯拉夫人“劣等人”的蔑视，已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苏联战俘和平民的死亡。帕克法官注意到，沃尔奇科夫的语言修辞很美，但他的法律薄弱。帕克指出：“阿道夫·希特勒不会跟汉斯·弗里奇浪费哪怕五分钟的时间。他在此受审是因为约瑟夫·戈培尔死了。”比德尔赞成这一说法。沃尔奇科夫气得涨红了脸，他问，那可鄙的施特赖歇尔与弗里奇有何区别，除了弗里奇较为文雅点以外，两人都拥护种族仇恨。他们对弗里奇进行投票表决。
　　比德尔难以入睡。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很高兴地行使了比他的同事们高出一等的知识权威。但现在，尤其在弗兰克、斯佩尔和罗森堡的判决上，他的能说善辩决定着谁生谁死。他仍为斯佩尔之案烦恼，此人如此滥用其天赋与才智，确实令人吃惊。比德尔大概可以说服劳伦斯投下致命的一票，如果他决定这样做的话。他难道不会这么做吗？比德尔反复了一整夜，直到黎明时分，方才打定主意，终于入睡了。
　　对那些延期判决的案子在9月26日星期四进行最后一次投票。不日即可做出判决。
　　星期五，有四名陌生的军官住进了纽伦堡大饭店，他们是：美国陆军准将罗伊·V·里卡德，英国埃德蒙·佩顿·沃尔什准将，苏联乔治亚·马尔可夫少将，以及法国皮埃尔·墨里尔准将。他们组成扣押战犯四方调查委员会，来到纽伦堡安排并监督行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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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杰克逊于9月18日返回纽伦堡。陪同他的有罗伯特·斯托里上校，他想看看最后的落幕，还有他的华盛顿联络官查尔斯·霍斯基。这位美国首席检察官陷入了一大堆令人头痛的公务之中。记者们抱怨只有集中在一起才能报导死刑的执行情况。刚刚到达的四方调查委员会不想在宣布判决时坐在来宾席上，而要求就席审判室。这引起杰克逊的注意，好像让坐在法庭的刽子手拉紧了续索。他决定，调查委员会和其他来宾一起坐在来宾席上。
　　劳伦斯爵士召来安德勒斯上校重新检查一下他为审判日制定的特别戒备措施。安德勒斯解释说，最后一次家人探视将安排在9月28日，其后亲友们就得离开纽伦堡。9月30日宣布判决时，安德勒斯将在电梯两旁布置两名卫兵拿着担架和紧身衣以防万一被告变得狂暴起来，地下室还有一名大夫，来宾席上也安排有一名医生与一名护士。犯人们回牢房后，他打算对牢房作出新的部署：第三排，是判有期徒刑的；第二排，判无期徒刑的；第一排，判死刑的。
　　劳伦斯法官在审判日那无不想让囚犯们在去吃午饭的路上路过两旁呆望的人群。安德勒斯明了这一点。他将犯人用电梯送回地下室用餐。而且，劳伦斯要求在对这些人作出判决时不得把照相机带进法庭。他警告说，这将是一个文明的场办。
　　待在新闻室酒吧中的记者们还在为判决打赌。最后的记录表明，四位记者预计沙赫特被判死刑，十一位预计斯佩尔被判死刑，三十二位预计卡尔登勃鲁纳被判死刑，而在过去几小时，对于约德尔生存的可能性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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