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花街回来后的第二天，我去了太田的办公室，我对他说：“过几天我想到吉隆坡看一看，我想请个导游，有没有适当的人选？”
　　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地处马来半岛的南部，在新加坡西北，距新加坡约四百公里。据说吉隆坡的异国情调不亚于新加坡，那里既有中世纪中近东风格的建筑又有最新式的城市建筑。然而我去那里还有一些别的理由。
　　我过去遇到过的“南洋姐”全都是从南洋回到了日本的人，她们当中归国后既有不愁衣食的，也有极度贫穷，混得不成样子的。不论如何她们还总是踏上了故国的土地。可是总数五万到十万的“南洋姐”之中除了年纪轻轻就葬身异国他乡的人之外，应该还有一些因种种理由回不了国，至今还在东南亚社会的一角度过她们漫长的一生的人。
　　我既然已经千里迢迢从日本来到东南亚，那就不仅要看看“南洋姐”的坟墓和花街旧址，还要看看仍住在此地的“南洋姐”，和她们亲切地攀谈，听她们亲口讲讲如何直面这不可回避的收场——对自身的命运是如何考虑的，她们对抛弃了自己的祖国日本持有什么感受。可是留在当地的“南洋姐”基本不在新加坡而是在吉隆坡或是一保等地。
　　从明治到大正时期，在“南洋姐”最集中的新加坡为什么见不到老“南洋姐”，倒是在当时属新开拓地的吉隆坡和一保能找到她们呢？其理由如下：正因为新加坡是“南洋姐”最大的市场，吉隆坡是边境，所以“南洋姐”们才跑到那里去的。这听起来不能成其为理由吧！
　　大正二年驻新加坡的日本总领事对当地政府做了工作开始打击人贩子，以此为契机，基督教徒也开始了废娼运动。可是以梅森豪勇牧师为中心的运动不是靠废娼的法令来取缔娼妓制度的，而是靠劝说即所谓“自由废业”来进行的。因为法律不完备，由基督教牧师来劝说妓院老板洗手不干，除非这些老板绝顶聪明和有坚强意志，否则他们是根本不会听劝的。因此这运动的成效微乎其微。于是对“南洋姐”的问题还需要强有力的措施。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也参战了。由于距欧洲战场远，日本出卖武器发了战争财，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日本成为世界列强之一后，“南洋姐”向欧美人、东南亚人卖身则成为国耻了。大正九年末新加坡的日本总领事便发出废娼命令，采取了强制取缔“南洋姐”的行动。
　　在新加坡这个废娼今得到彻底的执行，因为新加坡是从日本去欧洲或从欧洲到亚洲的必经之港，如果在这里见到日本娼妓则关系到一等国日本的名誉。而在欧美人见不到的新加坡以外的港口城市则无关紧要，只是在名目上执行废除娼妓令，实际上花街依然繁荣。于是从新加坡逃出的人贩子和“南洋姐”除了一部分人回日本外，大部分分散到周围地区。《南洋五十年（以新加坡为中心日侨的活跃）》一书还谈到“吉隆坡的七家妓院还有三十几名娘子军残留在那里……斯田海姆市还在为筹划开新的妓院租房招聘南洋姐。”“在一保，又增加了两家妓院。”
　　可以说比起日本人海外妓女集中地新加坡来，取缔娼妓制度更晚的是周边地区。“南洋姐”只能到当时的边境地区去卖身为生了。所以我想去吉隆坡，并把这个想法与太田谈了。
　　太田得知我此行的真正目的后点着一根烟说：“你如果只想看寺庙、博物馆的话，把你介绍给谁都没关系，可你的要求实在很难办啊！”他想了一会儿，走了出去，又带回一名五十岁左右的妇女向我介绍说：“这是我妻子芳枝，她曾经在吉隆坡生活过，我刚刚问了问她的意见。”
　　太田夫人芳枝听了我的叙说便立刻举出一个人的名字，她说：“绢子婶知道这个情况，她最合适了。”
　　据芳枝说，绢子婶的全名叫草野绢子，明治末年生，今年六十三、四岁。九州天草高浜人。年轻时候投靠其叔父来到迪克森港，与英国人结了婚生下一男二女，现在独自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任日本军翻译，还在吉隆坡开过慰安所。与英国人结婚又为日本军队开慰安所这两件矛盾的事如何统一起来的我也搞不懂，我只知道绢子婶由于在战争时经营过慰安所，在这方面认识很多人，可能更多地知道残留在吉隆坡的“南洋姐”。
　　芳枝说她自己也去吉隆坡有事要办，可以顺便把绢子婶介绍给我，第二天我便与她一道乘飞机去了吉隆坡。我们来到了一条叫达曼沙罗的街道，看上去像是政府机关集中的大街。在这条大街的一角，绢子婶租了一套旧房生活着。她是一个豪爽的人，像力士一样肥胖，看上去并不像超过六十岁的人。
　　如果带从日本来的女人参观名胜古迹还可以，如果去访问与自己有关的“南洋姐”绢子婶大概会感到不愉快吧！可是芳枝讲了我的立场与目的后，绢子婶破颜一笑说她理解了，并仔细地听了我的要求。
　　从那天的下午开始绢子婶便带我去访问了过去当过“南洋姐”的老妇人。首先访问的是住在吉隆坡北郊有名的钟乳洞附近的吉田种老太家。
　　种老太的家是一所漂亮的西式平房，房前有草地，草地上趴着两只狗，院子深处的一角是她的房间。种老太的年龄约八十岁，全身瘦得皮包骨，据说最近经常因病卧床。听说旧友绢子来访，还带来一位日本客人，不由得产生了兴趣，连忙起了身，在自己的房间里接待了我们。
　　在衰弱的种老太身边伺候的是一个中年女子，据种老太的介绍是她亲生的女儿，今年四十二岁。那么种老太就是一位近四十岁才生第一胎的高龄初产妇啦，从年龄看那女人不像她亲生女儿，一眼看上去就是纯粹的马来人。这位中年妇女大概实际上只是养女，她嫁了一个当橡胶厂厂长的英国人并生下了四个孩子，所以种老太富足的生活还是仰仗她的女婿供给的。
　　绢子婶介绍我们认识以后，我就和她拉家常，以便找到线索问她当“南洋姐”时的事情。可她总是巧妙地躲过话题，只是说她是岛原半岛出身，二十岁左右到南洋，二十四、五岁与马来人的制图师结婚，关于其间的生活她说：“老早的事情啦，记不住了。”来搪塞我。后来我去访问泽本芳野、烟中千代她们也采取的这个态度。
　　泽本芳野、烟中千代住在距吉隆坡不远的考拉镇，坐汽车一小时便可以到达。她们互相也认识，但不知何故从不来往。她们都住在地板距地面很高的木造房里，与种老太的西式洋房比条件自然差一点，可是在马来西亚也是说得过去的房屋了。芳野是寡妇，一个人生活，千代与死去的丈夫的亲戚住在一起。她们的生活是有一些孤独，但是经济上还是很安定的。芳野绕着弯子否定自己是“南洋姐”，千代虽没否定自己是“南洋姐”但尽力避开那段生活，没有充分地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周围的人全是马来人、中国人、印度人，懂日语的只有我们两个访问者，用日语谈话周围的人都听不懂。但这三位老太太根本不想提到过去的事，她们不约而同的态度使我感到惊异和悚然，男尊女卑的社会威力数十年后的今天还在束缚着她们。
　　我不由得这样遐想，由绢子婶引线找到吉隆坡附近居住的过去的“南洋姐”却一无所获，可能我是不会听到她们的心声了；如果再继续呆几周，经常去访问她们，慢慢地用日语解开她们的心结也许还有效。像现在这样短时间到处游走的旅行访问是不可能取得她们的信任的。
　　可是绢子婶引见的第四个老姐却一下子满足了我的希望。这位老妇人是位寡妇，住在吉隆坡市南边的迪克森港，距吉隆坡几十公里。她的名字叫野中鹤子。
　　迪克森港面向马六甲海峡，但不像马六甲市或是乔治市那么繁荣，是一个安静的小城。城西郊外白色公路边的林中建造的一所木房里住着鹤子。走上她家屋子的台阶，隔着窗帘望见客厅里有电视还有电风扇，台阶也是光滑的白色石材铺成，在马来人当中她家生活水平也算高的了。
　　过了一会儿，一位四十五、六岁的大个子马来女性出现了，她面带微笑，快速地用我所不懂的马来语说着什么。绢子婶给我翻译说他们夫妇正要出门，妈妈正愁不知怎么打发时间呢，快进来吧！我们在客厅椅子上坐了下来，两名马来女仆搀着她进了屋。这就是将近九十岁的野中鹤子。
　　鹤子在竹制沙发上的印有南国花纹的座垫上坐定之后，就开始与旧友绢子婶叙旧。我向她问了好，她也很礼貌地向我问好。她的肤色很白，面容显得很高贵、优雅，耳朵上扎有耳穴，戴着蓝色的耳环十分相配，身体像鹤一样瘦骨嶙峋。她裹着素色的植物花纹的沙丽，蓝色长袖花上衣的袖子里露出的手腕上戴着几个金镯子。如果没有人事先告诉，谁都不会认为她是日本人。
　　绢子婶用马来语介绍了我之后，鹤子用日语说：“你是从日本来的吗？”然后连连点了几下头。虽说我是初来乍到，她却用怀恋的眼光远远地看着我，然后用马来语说：“欢迎来访，有什么事尽管问，我都可以回答。”由于神经痛，右手不能随便动，放在膝盖上，左手则上下挥舞着。
　　鹤子最初讲的是日语而且带有九州的乡音，我以为她没忘记日语十分高兴，所以我就问她：“老奶奶，您的老家是天草岛原吗？”鹤子一瞬之间浮出羞愧的神色，然后清晰地说：“不是岛原，是五岛的福江。”
　　由于她的日语十分清晰明了，我想借助东风继续问鹤子迄今为止的整个生活状况。最初的回答是地道的九州方言，过了几分钟便变得不大流畅了，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道而流畅的马来语了。回答我的话时有时她先用日语，慢慢地随着内容复杂起来，日语单词和措词就想不起来了。于是我便请绢子婶把我的问题译成马来语，鹤子的回答也通过翻译讲给我听了。同是日本人的鹤子的一生要靠马来语的翻译才能了解，这一事实本身又意味着什么呢？我的心情很复杂，要经过翻译才能对话又使我急不择暇。
　　总而言之，把那种不耐烦的心情放在一边，我听到的关于野中鹤子的个人历史是这样的——哪年出生的已经记不清楚了。今年已经快九十岁了，倒过去算大概是明治十八、九年生人吧。鹤子诞生在五岛列岛的福江岛的一家木材商家庭里，四个姐妹一个兄弟她家共有六个孩子。鹤子十七岁的时候，被拐卖到新加坡。
　　那是春天，一个高个子女人来到女孩子们聚集的地方说：“要是去了新加坡，那里有橡胶园，在那里工作，薪水很高，高得在日本都不可想象。”在九州边缘的岛上长大，认为只有远方才有幸福的女孩儿们听了那女人天花乱坠的劝诱动了心，结果鹤子与另外一名乡村医生的女儿决定去橡胶园工作。
　　鹤子跟父亲讲了自己的心思，父亲拼命阻拦，因为父亲知道年轻女孩子到新加坡去意味着什么。可是鹤子她们认为劝她们去的是女人，所以很放心，又觉得那女人一脸忠厚便相信了她的为人。她们根本不听父亲的劝告，便与那女人约好日子，偷偷带上些日用品离开了家，到福江镇去了。
　　这时父亲发现女儿带着行李出走了，连忙去追，在她们与那女人见面之前硬把她们带回村里。可是鹤子与女伴总认为只有远方才有幸福，于是再度同那个女人接上头，这次出走就十分慎重了，从福江港顺利地乘上了去海外的船。
　　可是，在她们刚刚庆幸乘上了一条幸福之船时，她们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了——这是一条驶往地狱的船。她们本以为会住进客舱，没想到被推下一个又窄又陡的梯子送进了船底的货舱。她们开始怀疑，去质问上边谈到的那个女人与船员，他们的态度是冷笑和施暴。
　　在货舱里已经有七个姑娘先等在那里，与鹤子一样，她们也是被欺骗来的。在船底的货仓里船员一旦撤去梯子她们是绝对上不了甲板的。只有服务员每天早晚两次用吊下的篮子送些水和食物来。撤掉的梯子有时也放下来，那便是那些粗野的男人们把吓得浑身发抖的姑娘们肆意欺辱的时刻。
　　船不知走了多少个昼夜，因为在船底生活，像是昏睡多年一样。船终于到岸了，那中年女骗子所说的话只有一点兑现了，这里的确是新加坡。上陆一看那貌似忠厚的女人连影儿也见不到的，而且这九名女孩子已被那女人贩子卖给了娼家。
　　当了“南洋姐”的鹤子开始在新加坡花街接客了，具体是哪条街道已经记不清了。她十七岁的身体刚刚发育，像花蕾一般，没过半年便被糟踏得不成样子。她去看了病，大夫给她治好病后，她已经不能生孩子了。由于这种体验使她对卖身这行当厌恶透了，无论如何也要逃出这魔窟。
　　过了一年左右，有一个马来人喜欢鹤子年轻貌美，常来找她。有一天他向她求婚说：“我喜欢你，咱们结婚吧。”这个马来人叫阿卜杜勒·塔来达，经营一家搬运社。当时的新加坡是英国人掌权，华侨在经济上也很有势力，马来人混得这么成功是罕见的。当然能和这个男人结婚可以逃出地狱鹤子很高兴，可是自己还欠着老板好几千元的债，又该怎么办呢？把实情向塔来达一说，这个马来人的精英人物便给出了一个主意。他说：“这新加坡执行的是英国的法律，这个法律是承认公娼自愿洗手不干的，所以只要你逃到日本领事馆就会变成自由之身了。”
　　过了几天，鹤子下定决心，何娼馆请假说是有事，离开了花街与阿卜杜勒·塔来达一起跑到日本领事馆。领事询问阿卜杜勒·塔来达，问他是否真的会养活这个日本女人。他说：“我有正当职业，养活她没问题。”领事说：“那么我给她办自由废业的手续，不过你要隔三个月来报告一次你的情况，让我们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让她幸福了。”同时又恳切地对鹤子说：“如果这个男人饿着你或者打你的话，你可以到领事馆来申诉。”
　　鹤子在一年多的“南洋姐”生活之后结束了皮肉生涯，随阿卜杜勒·塔来达到马六甲市生活了。丈夫之所以带她离开新加坡故意到马六甲市定居，也许是为了让鹤子忘记自己噩梦般的过去吧！丈夫想得很周到，鹤子的婚姻生活十分幸福。只有一件事较为遗憾，便是因为她从前的病致使她过了五年、十年都没有自己的孩子。
　　鹤子中年的时候，由于家庭的复杂的关系，塔来达的外甥与侄女没人养活，她把他们收养了，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日本军入侵马来西亚，他们说因战术的需要把鹤子夫妇居住的这一带土地都强行征收了。为此，夫妇俩不得不迁居到北边的迪克森港，所幸的是不久战争便结束了。又过了不久，进人老年的阿卜杜勒·塔来达便逝世了。
　　按伊斯兰教的规矩郑重地给丈夫办了丧事之后，鹤子给自己带大的外甥娶了媳妇，给侄女找了合适的丈夫嫁了出去。外甥媳妇一个个地生养，鹤子亲自来带孙儿们，她用日本式的方法把孩子背在背上，现在孙儿们也长大成人了。孙儿孙女们和她只是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对于将自己养大的慈爱的祖母是十分感激热爱的。他们每个人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总要拿出一部分送给祖母。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故乡五岛还时时有信来，其后可能因父母、姐妹的死亡便音信全无了。鹤子便在马来半岛的一角远离祖国日本生活着，比自己的姐妹们长寿得多，一九七三的现在，她被养子夫妇和孙儿孙女们供养着安享晚年。
　　听了绢子婶翻译过来的野中鹤子的话，我的东南亚之旅的愁闷心情开始有了一抹亮色。“南洋姐”们一般而言都是在年纪轻轻的时候暴尸异乡的，但是她们之中有少数人也像鹤子一样得到了幸福，使我像在暗夜之中见到一线光明。这么说另外那三位老婆婆虽然没对我讲什么，但是在生活水平比日本低得多的东南亚她们的生活是很好的，与我在九州天草体验过的阿崎婆的生活比起来，她们简直像在极乐世界生活一样。
　　是什么因素致使一个日本的“南洋姐”能得到如此特殊的圆满的结局呢？仅从鹤子的身世来谈，她仅仅被卖到花街不到一年工夫便遇到了一位善良的马来人，她青年时代的美貌使她获得如意郎君。还有她的智慧和勇气，当阿卜杜勒告诉她自由废业的出路后，她毫不犹豫地走了这条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我认为是东南亚人解放的思想和从容不迫的生活方式。
　　从山打根到新加坡，从新加坡到迪克森，后来又去了几个城镇，我深深地感到东南亚各国人民豪爽的性格。比如一次我在他乡遇到本国人时的遭遇便可说明问题。我由于在语言不通的环境下郁闷久了，归国时向在机场遇到的十位日本女性打了招呼，然而她们的表情僵硬，板着面孔，拒人千里之外。而东南亚的人不论是华侨还是马来人对我这个异乡人总是投来微笑，虽语言不通但能通过手势和身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十分自由豁达。
　　我认为东南亚的居民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是十分健康的，对本国的人不特别照顾，对其他国家的人也不歧视。他们生活态度豁达，对家族之外的人很能包容、宽大。在尊重他人自由方面也很注意。在西欧殖民主义者人便之后，白人、黑人各色人种都在这里融合，也许使这里的人养成了自由豁达的民族感觉和生活感情也未可知。
　　鹤子的后半生过得如此幸福与塔来达一族人具有东南亚人共同的民族感情有关。阿卜杜勒·塔来达没有任何偏见，把日本人的鹤子当作自己的爱妻，其外甥、侄女从小把她当作自己的亲母，等他们长大之后结婚生子，又让自己的孩子把她当作祖母对待。这种家庭亲情使鹤子的后半生充满幸福。鹤子之外的三个人种老太、泽本芳野、烟中千代与她大同小异，生活得也都不错，究其原因也是一样的。
　　绢子婶和我在鹤子家呆了很久，直到一个八、九岁的女孩进来，我们的话才告了一个段落。这个女孩像是最小的孙女，她怕累着奶奶才进来的。于是鹤子纤细的身体踉跄地站起来，无言地向我伸出了右手。
　　我无言地伸出手去，微笑着握了她的手，这样，鹤子用日语慢慢地说：“与你谈话我也感到像是回到日本似的，谢谢你，我活不长了，可是日本的山崎女士，你再来这个城市的话，要把我的亲人当成我一样，一定到我家来玩！”
　　鹤子的母语已几乎变成马来语了，这几句日语是她一句一句想着说的，恐怕在这之前她已想了好久才想起来这几句话吧！我十分吃惊，也很感激。我回答说：“我才真要谢谢您呢！以后我还会来的，请您多保重吧！”又对旁边的她的小孙女说：“要好好对待你奶奶。”虽然我知道她不懂日语，还是忍不住说了这句话。
　　鹤子笑嘻嘻地指着我手里拿的茶色的本子和铅笔小声地说想写几个字。我这才明白她想写个字留作纪念，于是把本子和铅笔递过去。她又坐回沙发上去了，想了一会儿，用左手护着拿起笔发颤的右手一笔一划地写了起来，我远远窥视了一下，那四个字是野中鹤子。
　　我点了点头，称赞她记得真清楚，鹤子仿佛想写下自己的马来名字，她用片假名写了两个字便停住了，孙女见状用马来语说了几句话，便从鹤子手中拿下铅笔，流利地写下了横向书写的马来文字。绢子婶看了看，告诉我说她写下的马来名字是艾丽莎·帕蒂·阿卜杜勒。
　　虽然遗憾，但我们不得不告辞了，鹤子被两名女仆搀扶着站在门前的白色石阶上一直在送我们。当我们穿过院子走到门口，又从门口走上林荫路回头望鹤子的白发还在我们的眼帘之中。
　　对我这样一个没有预先通知的闯入者她是这么欢迎，按常识讲不该问的隐私我也对她加以追问了，然而鹤子对我竟如此依依不舍。绢子婶每年来看她一次，七十年的漫长岁月，鹤子一直生活在马来人当中，我是去拜访她的唯一的日本人，所以尽管我的礼数不周到，她也因我是日本人对我十分怀恋。
　　走进停车场再次回头看，在树荫中只能见到鹤子家的屋顶和板壁了。这时，绢子婶自言自语地说：“啊，心里真难受啊！”这句话充满了不可想象的哀愁，真不像豪放快活的绢子口中说出来的。虽然别人介绍说，她是九州人，姑娘时代来到东南亚，她与英国人结过婚后来成了寡妇，实际上，她的生活经历大概与鹤子相同吧！她，只有她才能充分理解鹤子的无法排遣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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