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有过一章《逮捕》，是否还需要写一章《释放》呢？
　　要知道，那些一旦遭受逮捕的人（我指的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中间能够尝到这“释放”滋味的恐怕连五分之一也没有，如果能有八分之一就算很好了。
　　谁不知道“释放！”是怎么回事？全世界的文学作品里，电影里，描写过多少释放的场面啊：阴森森的牢门打开了，外面阳光明媚，人群的欢呼，亲人们的拥抱。
　　但是，古拉格群岛的阴沉天空下的“释放”却令人憎恨。因为出狱之后你头上的天空只会变得更加阴沉。“释放”是不慌不忙的（当局现在何必着急？），它就像写花体字时拖着一条长尾巴一样时间拖得很长，这就是它与闪电般的“逮捕”唯一不同之处。除此之外，释放就和逮捕完全相同了。它只是从一种惩罚过渡到另一种惩罚，它同样刺痛你的胸膛，摧毁你整个生活安排，打乱你对一切事物的概念，而同时却又不给予你任何希望。
　　如果把逮捕比作严寒对液体的突然袭击，那么，就可以说，释放是两次严寒之间的轻微的融化。
　　它是两次逮捕之间的状态。
　　这是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只要有了“释放”，日后必定在某个地方发生新的“逮捕”。
　　处于两次逮捕的中间状态——这就是赫鲁晓夫之前四十年间的“释放”。
　　它也像是抛到群岛的两个小岛之间的救生周。＿在从这个劳改营进入另一个劳改营营区之间，你先抓住它在水里挣扎一阵子吧！……
　　最初的钟声到最后的钟声之间叫做“刑期”，从一个劳改营营区转到另一个劳改营营区的中间一段路叫做“释放”。
　　马雅可夫斯基使劲号召别人羡慕苏联的护照，可是你手里的那张浑浊的橄榄色的身份证被身份证法第三十九条的黑墨水涂抹得一塌糊涂。拿着它，哪个城镇都不会给你上户口，任何一份好工作都不会要你干。在劳改营里还有人管饭，在这儿可就没有了。
　　同时，你却获得了很不可靠的所谓“来往自由”……
　　这些不幸的人不应该叫作被释放的人一不，实际上他们是被剥夺了流放地的人。这些人一旦失去恩赐给他的不可逃避的流放地，便不会再强迫e已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原始森林或哈萨克斯坦沙漠地带去生活在为数众多的自己人——坐过牢的人中间了。不，这些人希望到备受虐待的、稠密的狱外自由人中间去。可是，那里的人们却远远地避开他们，他们将在那里成为带有标记的人、再次逮捕的候补人。
　　娜塔丽娅·伊万诺夫娜·斯托利亚罗娃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从卡尔特种劳改营获释。她不能马上离开，因为还没有领到身份证。但她没有买粮食的卡片，没有住处，能找到的工作只有伐木砍柴。劳改营的朋友们捐助给她的几个卢布很快就吃光了，她只好又回到劳改营里来。她对警卫人员撒谎说是回来取东西的（这里的老规矩是宗法式的，只要头头答应就行了），于是她回到了原来的工棚！她高兴极了！女伴们围拢过来，从厨房里要来一点烂菜汤，（啊。真好吃！）有说有笑，大家听她讲述她在外面怎样无依无靠，衣食无着：不，不，还是劳改营里日子好过些。晚点名的时间到了。多一个人！。……值班看守羞辱了她一番，最后还是允许她住一夜，但到第二天（5月1日）早晨就必须“滚出去”！
　　斯托利亚罗娃在劳改营时一直积极劳动，不知疲倦。（她是年轻时从巴黎回苏联来的，很快就被抓进监狱。所以现在她很想早些出去看看祖国的景象！）由于“她劳动积极”，当局以优越条件释放了她：没有限定她必须到什么地方会居住。那些必须到指定地点去居住的人总还能找到一个安身之处，因为民警局无权把他们赶到别处去。但是持有“完全释放”证明的斯托利亚罗娃却成了一只人人追打的丧家犬。各处的民警局都不同意她落户。到了莫斯科，她在一些过去很要好的熟人家里也只受到茶点招待，谁也不开口要留她住下。她只好到火车站去过夜。（候车室里糟糕的不仅是夜间常有民警来赶人，而且黎明前清扫时还要把所有的人都赶出去。此外，大概每个被释放的囚犯都记得自己在大火车站候车室所体验过的恐惧心情：一看到民警走过来，心里就一抖：民警的目光多么严厉2民警当然会感觉到此人原先是个囚犯，他马上会问你：“你的证件呢？”如果他把你的释放证没收掉，那就全完了，你又成了囚犯。我们这里是不存在所谓权利的，也不存在法律，而且“人”也不存在，只有证件！所以他现在把你的释放证一拿走，你就完了。这是我们的切身体验。）后来，斯托利亚罗娃打算到卢加市的手套工厂去当一名工人，该厂生产的手套幸好不是给工人阶级使用的，而是给德国人战俘用的。这总可以吧？但是，工厂厂长不但没有录用她，反而当众把她奚落了一番：“噢，你想钻进我们的组织！我们懂得你们这一套！我们读过舍伊宁的小说！”（啊，你这个胖子告伊宁！你噎死才好呢！）
　　这是恶性循环：没有户口找不到工作，没有工作就不给报户口。没有工作也就领不到粮食卡片。按规定，内务部有责任安置释放后的囚犯，但是坐过牢的人不知道这条规定，即使知道，也不敢根据这条去麻烦内务部，因为谁也怕再被关起来……
　　真是：人身获自由，终日泪交流。
　　我在罗斯托夫大学读书时，有一位很古怪的教授，叫H·A·特里福诺夫，他总是缩着脖子，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十分胆小，人们千万别在走廊里招呼他。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坐过牢。在走廊里喊他一声，对他来说就像是行动人员的叫喊。
　　战后，罗斯托夫医学院有一位被释放回来的医生，他坚信自己不可避免地会再遭逮捕，不想等待下去；自杀了。体验过劳改营生活的人，了解这种生活的人，选择这条道路不足为奇。走这条路的痛苦并不更大些。
　　那些过早地获得释放的人是不幸的！阿维尼尔·鲍里索夫一九四六年获释后并没有去什么大城市，而是回到了自已故乡的农村。他从前的老朋友，同班同学们，在街之都尽量避开他，不愿意停下来同他打声招呼，（这些青年人不久前在前线作战时还都是无畏的战士呢！）实在躲不开时，就勉强应付两句，急急忙忙离去。任何人都没有问过他这些年是怎样度过的。（虽然大家关于古拉格群岛的情况似乎知道得并不比关于中非的情况更多，但却没有人问及。我们的自由社会如此训练有素，这一点我们的子孙们将来能够理解吗？）不过，终于有一位大学时期的老朋友邀请他了，请他晚上，天黑之后，到家里去喝杯菜。真是难得的友情！暖人心房啊！正是这种不明显的温暖才是融冰化雪所需要的，才是他鲍里索夫所需要的呢！他去了。闲谈中，阿维尼尔·鲍里索夫请他的朋友把相簿拿来看看，共同回忆一下过去。朋友拿出来了。这位朋友自己竟完全忘掉了自己曾……他惊奇地看到阿维尼尔突然站起来，不等茶炊里的茶煮好就匆匆离去了。是啊，阿维尼尔在相簿上看到：所有照片上自己的脸都被墨水抹黑了。鲍里索夫此时此地该作何感想呢？！
　　阿维尼尔·鲍里索夫的地位后来又有所升迁，他当了幼儿园的主任。这个幼儿园里收容的孩子中有一些阵亡战士的孤儿。当这些孩子听到另一些有钱干部的子女给主任起了个外号叫“管监狱的”，他们哭得十分伤心。（我们这里没有人会向孩子们解释：那些富有家庭的子女们的家长倒很可能是“管监狱的”，而阿维尼尔则是“的监狱的”。如果是上一世纪的俄罗斯人民，就绝不会如此缺乏对祖国语言的语感了！’）
　　又例如，阿·卡尔捷尔虽然也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但在一九四三年由于肺结核病不能劳动而被劳改营除名了。他拿着一张“黑籍”公民证，在任何城市都不能落户口，到处找不到工作，疾病注定他将慢慢地死去，谁也不要他。这时，突然来了征兵委员会。急需兵员。＿很急。卡尔捷尔患的是开放性肺结核，可他却宣称自己很健康，心想：要完蛋就痛痛快快作为一个平等的人完蛋吧！他入伍了。他几乎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只是后来在野战医院里“第三处”的眼睛才注意到他，他们发现了这个在战场上奋不顾身的战士……是“人民的敌人”。一九四九年已经决定名单，要重新逮捕他，多亏军事委员会里有几个好人救了他。
　　在斯大林时代，最好的释放就是走出劳改营大门之后立即留在原地参加劳动。当地的生产单位大都了解这些人，容易找到工作。而内务部的人在街上遇见时也认为这是他们已经检查过的，一般也不再找麻烦。
　　但是，并不尽然。一九三八年普罗霍罗夫、普斯托维尔从巴姆劳改营被释放后自愿留在原地，当了一名自由雇佣的工程师。行动科科长罗森布利特就对他说：
　　“你被释放了。但是你要记住，你总是走在钢丝上的。稍有差错，你就会再成为囚犯。为此甚至无须再经过审判。所以，你小心点儿！别以为你是什么又由公民了！”
　　这些留在劳改营附近的聪明囚犯把监狱看作自由的另一种形式而自愿选择了它。在某些荒凉边远地区，诸如内罗布和纳雷姆等地，至今还有几十万这样的人。即使再去坐牢，他们也不会觉得很难过，反正就在旁边嘛！
　　在科雷马一带则根本无须选择，因为这里全体群众都是被束缚在这里的——囚犯被释放的同时就得签署自愿的保证：今后继续留在原地劳动。（科雷马的人要取得进入“宗主国大陆”的批准书比得到释放还难。）例如，娜·维·苏罗夫采娃不幸满刑了。昨天她还在劳改营附设的儿童保育院劳动，那里暖和，可以吃饱。今大既已获得释放，那就得去地里劳动，因为没有别的工作。昨天她还肯定有一张床可睡，有份口粮可领，今天则不然：口粮不发了，住处没有了．她不得不睡在一所半倒塌的破房的朽烂地板上。（这是在科雷马呀！）幸亏儿童保育院的朋友们帮了忙：她们很长时间一直把自己节省下的口粮偷偷送给她这个自由人吃。苏罗夫采娃在谈到自己获释时的新感受时，说这是“自由状态的压迫”。后来，她才慢慢地能够自主了，甚至成了……房产主”！在这张照片上我们看到她傲然站立在自己的小房旁边。可是这种“房子”恐怕不是所有的狗都乐意钻进去的。
　　读者不要以为只是在边远的科雷马才这样。请看看沃尔库塔的典型工棚“临时民房”吧。这里面住的自由人还算是过得不错的，当然，他们从前都是因犯。
　　由此可见米·彼·雅库博维奇的释放形式还不能算是最坏的：把他“释放“到残废收容所（“吉洪诺夫之家”）去了，他在那里要继续受监督，仍旧无权到外地去。
　　鲁德科夫斯基释放后到处找不到工作。（他说。“我受的苦可不比在劳改营里少。”）因此只好到库斯塔奈地区去垦荒（“在那儿什么人都遇见过！”）。施维德在诺里尔斯克不管风雪多大都得去编组列车。耳朵聋了。后来便去当司炉，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时。他去找社会救济机关要求救济，但他没有工作证件，人们只是耸耸肩膀说。“你提出证人来吧！”证人？我们的证人是海象……卡尔普尼奇在科雷马干了二十年、受尽折磨，得了病。当他快到六十岁被释放时，却由于不够“雇佣劳动二十五年以上”的工龄条件而得不到养老金。一个人在劳改营里呆的时间越久，他的病就越多，他的“工龄”就越短，得到养老金的希望也就越小。
　　要知道，我们国家里没有像英国的那神“刑满释放者救济协会”之类组织，这类旁门左道的机构在我国连想想都可低怕。＿人们给我写信说：“在劳改营里的日子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来之后是他的第二天”算了把！难道不是从那个时候起就升起了自由的太阳吗？不是向那些不幸的人们伸出了双手，告诉他们。“这一切永远不会重演了！”一鸣？甚至在党代表大会的讲台上似乎还流下了眼泪呀？！、茹科夫从科弗罗夫市写信来说：“我不是站起来了。而是跪着直起点身子来了。”．但是“我们身上始终挂着劳改犯的标签，只要有精简之类的事。我们当然首当其冲”。古洪诺夫写道；“给我恢复了名誉，现在我在研究所工作，可是总像还继续过着劳改营生活似的。踩在我们头上握有权力的还是当过劳改营头头的那些人。”波波夫说：“不管口头说过些什么，也不管纸上写了些什么，但只要同事们一听说我劳改过，就无意似地把脸扭过去了”
　　不，魔鬼确实仍然是强有力的！我的祖国至今仍然是这样的。要想把这个国家朝着暴政的方向推一丈远，最多只需蹙蹙眉头，咳嗽一声就能作到；但要想把她往自由的方向哪怕只打一寸，那也需要套上一百头黄牛，还得用棒子拼命打每一头，边打边喊；“看！往那地拉！看！往那儿拉！”一那么，恢复名誉的方式又是怎样的呢？一位姓契的老太婆忽然收到一个语气粗暴的通知：“明天上午十点之前到民警局来！”别的什么也没说＿！她的女儿头一天晚上拿着这通知跑去问。“这是怎么回事？我真担心妈妈的老命。我该让她作些什么思想准备呢？”“不必担心！是件高兴的事，是要给她的亡夫平反了！”（也许是件心酸的事呢？这是那些“恩赐者”根本不会想到的。）
　　我国发善心的方式尚且如此，我国发狠心的方式就自不待言了！
　　平反的雪崩来势凶猛！但它也没能砸开那帮一贯正确的人们的花岗石脑门一！因为雪崩塌下来的方向，不是朝着只需皱皱眉头的那边，而是朝着需要套上一百头黄牛的那边。
　　“平反工作搞得太轻率！”党的官员们直言不讳地说，“平反过头的人太多了！”
　　沃尔德马尔·孔林（顿河罗斯托夫市）蹲了十五年，出来以后一i八年老老实实，啥也不说。一九六O年才敢把劳改营里的糟糕情况向同事们聊了聊。因此就对他立案侦查，一个克格勃少校对扎林说：“别以为平反就是没罪了，只不过是罪行不大而已。但有些东西是永远抹不掉的！”
　　在里加市，也是一九六0年，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基被一些配合得很好的“同事”集体连续“整”了三个月。因为他隐瞒了他父亲各……一九三七年被枪毙的事！
　　正因为这样，科莫戈尔才不明白：“今天到底谁是正确的，谁有罪？当那些丑恶的面孔又突然大谈平等友爱时，我们该往哪里躲呢？”
　　马尔克洛夫恢复名誉以后在劳动合作组织里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被选为工艺合作劳动组合保险理事会主任，简单说，相当于劳动组合工会地方委员会主席。但是这个劳动组合的主席却从来不敢让这个民选干部单独呆在他的办公室里，哪怕一分钟《兼管干部工作的支部书记巴耶夫，为了保险起见，把马尔克洛夫负责的工会地方委员会的公文函件都攥在自己手里。“是不是有一份关于工会地方委员会改选的文件送到您这里了？”马尔克洛夫问道。“噢，好像一个来月前送来过一份这类东西。”巴耶夫回答。“我现在需要从它！”“嗯，给你看看吧，不过，你得快点，马上就下班了！”何这份公文是发给我的呀！好吧，我明天早上就还给你！”“那怎么行？！那怎么行！这是文件！”——请设身处地替这个乌尔克洛夫想想，假如您处在巴耶夫这样一副嘴脸之下，而您的工资收入和户口又全取决于这个巴耶夫的话。您会以怎样的心情呼吸这自由世纪的空气呢？！
　　一位姓杰耶娃的女教师被解雇了，因为她“道德堕落”：她丧失了一个教师的尊严、竟然嫁给一个……刑满释放回来的犯人（她在劳改营里教书时教过这个人）！
　　这一切都不是发生在斯大林时代，而是在赫鲁晓夫时代。
　　过去的一切留下的唯一实物的东西就是证件。一张不大的纸片，大约十二公分宽，十八公分长。对仍然活着的人来说，它是恢复名誉的证件。对已经死去的人来说，它是死亡通知书。死亡时间——无法查证；死亡地点栏——画了一个大“Z”号表示不详；至于死亡诊断，你哪怕翻一百页这类证明文件，都是那个现成的答案，有的还附有（当然是杜撰的）见证人的姓名。
　　那些真正的见证人却都沉默不语。
　　我们也沉默不语。，那么，后代子孙将到何处去了解呢？全都隐蔽起来、钉死、粉饰得干干净净了。
　　维尔博夫斯基抱怨说：“甚至青年人也向被恢复名誉的人投以怀疑和轻蔑的目光。”
　　自然，并不是所有青年人都这样。大部分青年对这些事根本不关心。我们是否恢复了名誉？现有的一千二百万坐牢的人是否还呆在监狱里？大部分青年认为这些都与他们完全无关。只要他们自己目前有自由，有磁带录音机和蓬乱发式的姑娘陪着就行了。
　　鱼类从来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斗争，鱼儿只知道努力从网眼里钻出去。
　　同一种疾病发生在不同人身上便会有不同的病程。释放也如此。如果从近处观察，大家对释放的感受是十分不同的。
　　从身体方面看也易这样。有些人把过多的“应力”用在设法度过劳改期上。他们把全部精力集中起来像铁人一样度过了劳改期。他们整整十年吃不刮身体所需要的东西，整日从事艰苦劳动，穿着单薄的衣服在严寒中砸石头也从不感冒。但是，一旦服满刑期，外来的非人的压力有些松弛了，内部紧张也松弛下来。这时出现的“压力差”’就会把这种人毁掉。大力士丘尔别涅夫在伐木场整整干了七年，一次伤风都没得过。获释之后他却得上了好几种病。索罗金。恢复名誉之后精神和心理越来越不健全。在劳改营时同伴们一直是很羡慕他的健全心理状态的。他后来得了好几种病：神经官能病．精神病……”伊戈尔·卡米诺夫说：“出狱之后我的身体虚弱多了，一点力气也没有，总觉得比在劳改营里还累。”
　　早就有这样三句话；“困苦时刻强忍受，时来运转吃酒肉。”有些人释放后不到一年就满口的牙全掉了。有的人很快变成了老头子。也有的则是刚刚到家，便像一枝燃尽的蜡烛似地死掉了，
　　但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是获释之后精神才振奋起来，只有这时才焕发出青春活力。挺起了腰板（例如，我本人现在看来比我流放期的第一张照片上还显得年轻）。你会突然发现：外界真是好过呀！那里的，古拉格群岛上的地心引力完全不同。在那里自己的两腿好似大象的腿一般沉重，可是到了外界腿轻快得像麻雀一样。自由人觉得无法解决的一切困苦情况，在我们面前都可以迎刃而解。一因为我们有一把富有朝气的尺子：“从前比这困难多呢！”从前比这困难得多，那就是说现在很容易解决。我们总是不倦地重复这句话：从前比这困难得多呢！从前比这困难得多呢！
　　但是，画出一个人的今后命运的几笔决定性勾画。还是在于他获释当时的精神状态的转折。这个转折的表现形式是千差万别的。你只有走出劳改营岗楼大门时，才会感觉到你在离开这苦役营故乡。精神上你是在这里重新诞生的，你内心最隐秘、最珍贵的一部分将永远留在这里，尽管你的两腿正在把你报向那个没有声音、没有反响的狱外世界。
　　人的性格会在劳改营里表现出来，但它同样也会在释放时表现出来！我们前面提到过薇拉·阿列克谢耶夫娜·科尔涅耶娃。现在我们来看看她一九五一年是怎样离开特种劳改营的吧。她说：“两扇五米高的大门在我的身后关上了。我哭了。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怎么竟会在边走由外界的一刹那哭起来。我哭什么？……有一种感觉，好像是我把自己的心从最宝贵的、最亲爱的东西上、从难友们身上扯开了似的。大门关上了。一切全完了。我再也看不到这些人，再也不会得到他们的任何消息了。我好像是在走入来世似的……”
　　是走入来世！……释放就是死亡的另一种形式。难道我们获得了自由吗？我们是死了，是进入了某种阴间的、完全不同的、有些虚幻的生活。我们将在那个世界小心翼翼地触摸各种事物，力图重新认识它。
　　可是，原来想象的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释放并不是这样的。它在我们脑海里的形象是按普希金的方式描绘的：“弟兄们会把利剑送到你们手上。””但是，极少有哪一代囚徒享受过这样的幸福。
　　我们这是偷来的释放，不是真正的释放。凡有这种感觉的人全都急急忙忙带着这偷来的一点点自由逃到孤独的生活中去。维。维，波斯佩洛夫说：“还在劳改营的时候，我们，我和我的好朋友们，就几乎都是这样想的：一旦上帝让我们活着离开这里，获得自由，我们决不住在城市，也不住在村镇。我们要住到密林深处去，当个护林员或森林巡查员，甚至当个牧人，远远地离开人们，离开政治，离开这浮华世界的一切。”阿维尼尔·鲍里索夫获释之后，最初一个时期总是躲避人，想法跑到大自然中间去。他说：“我真想抱住每一棵小白烨，抱住每一棵杨树亲吻。我听到哗哗的落叶声像是在听音乐（我是秋天被释放的），我眼里充满泪水。我一天只能挣到五百克面包，但这无所谓，只要能几小时几小时地倾听这寂静，只要可以看书，我就心满意足了。狱外世界的任何工作都似乎很轻松，很简单；一昼夜就像一小时似的飞过去，对生的渴望永远得不到满足。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谓幸福，那么每个囚犯获释后的第一年就肯定会遇到它！”
　　这样的人往往很长时期不想拥有任何东西：他们懂得，财产是很容易失掉的，就像烧毁一样。他们几乎是带点迷信地避免使用新东西，他们把旧衣服一直穿到破，把旧家具一直用到不能再用。我的一位朋友家里连个可以坐坐靠靠的东西也没有。他们自己却笑着说：“看，我们就这么过日子，从一个营区到了这个‘营区’。”（他刚买了一套新家具，人也就死了。）
　　列·科佩列夫一九五五年回到莫斯科后，他发现；“同那些一帆风顺的人很难相处！所以我经常见面的都是多少有些失意的老朋友。”
　　的确，作为人来说，只有那些放弃追求功名利禄的人才有生趣，而那些继续追求这些东西的人大都是枯燥无味的。
　　但是，人是不同的。有些人对被释放到外界来的感受完全与众不同（尤其是在“契卡格勃”似乎闭上眼睛的那个时期）。许多人想：万岁！我自由了！如今只有一个信条：绝不要再进去！现在可以弥补一下过去失掉的东西了！
　　有人要在职位上弥补，有人要在（学术、军阶等）称号上弥补。有人要在挣钱方面和储蓄存折上弥补。（在我们国内，人们在谈到钱这个问题时总要使用一种不屑一提的语气，其实背地里还是在数着钞票的……）也有人要在孩子上弥补。还有的……（如瓦连京·M·）在监狱时就对大家发誓说：他出狱之后要好好地在姑娘方面弥补一下。而且M也确实照这么办了；一连几年他白天工作，晚上，包括平常日子的晚上，则和姑娘们鬼混，而且总是换新的；他每天只睡四、五小时。所以他很快就瘦得不像样子，衰老了。有些人则要在饮食上弥补，在家具和衣着上弥补。（自己的衣扣怎样被扯掉，最好的东西怎样在浴室脱衣间被没收，这些他全忘记了；）购买物品也成了某些人的一种最愉快的活动。
　　可是，怎么能责怪这些人呢？失去的东西确实太多了！从生活中被割掉的东西确实太多了！
　　既然对狱外生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也就必然有两种不同的对待过去的态度。
　　是的，你经历过那些可怕的年代。可你并不是凶残可怕的杀人犯，不是心毒手狠的骗子手！那么你为什么要权力忘掉监狱和劳改营生活呢？它没有什么使你可耻的。认为它丰富了你的生活体验不是更合适吗？以它自豪不是更正确吗？
　　可是，竟有多少人在极力忘掉这一切呀！（而且他们从前既不是意志薄弱之辈，也不是愚昧鄙陋的人啊。真想不到！）他们想尽快地忘掉！忘得干干净净！彻底忘掉这一切，就像根本没有发生那回事一样！
　　文德尔施坦说：“一般地说。总是不愿回忆它。这也可说是某种保护性反应吧。”普伦曼说；“说老实话。我不愿意见到从前劳改营里的熟人，免得勾起关于过去的回忆。”C·A·列索维克说：“从劳改营回来那天起，我就努力不回忆过去。您知道吗，我几乎作到了这一点！（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问世之前。）”C·A·都达林这个人我早就了解，一九四五年我在卢宾卡监狱住的那间牢房在我之前就是他住的。我向他提起同牢房的其他人，还提到我从前不认识的、同他住过同一牢房的人。而他却回答说：“可我倒是在努力忘掉所有同我一起坐过牢的人！”（既然如此，我当然无须再回答他的问话了。）
　　我能理解原先劳改营中那些正统派分子为什么极力躲避劳改营时期的熟人。他们已厌倦于一个人冲着一百人狂吠了，那时期的回忆对他机来说过于沉重。况且，一般地说，现在接触我们这些不纯正的、．思想觉悟范的人对他们有什么用呢？再说，假如不忘掉过去，不原谅过去，不回到原有状态的话，他们还算什么思想忠诚分子呢？正是为了这个，他们才一年四次呈文叩请，苦苦哀求的呀。“恢复我吧！让我回来吧！我过去好好干，今后还要继续好好干！”他们想恢复的是什么呢？首先是恢复党证。还有资历卡片、党龄、功绩。
　　宣告无罪，恢复名誉，
　　头上的党证发出暖人的气息。
　　而劳改贷的经历对这些人来说则像是某种有毒的脏东西，必须尽快摆脱它。他们想：即使把劳改营的经验好好抖一抖，洗涤、清理一番，难道能够找出一点点贵金属来吗？
　　列宁格勒的老布尔什维克瓦西里耶夫就是一例。他蹲过两个十年（每次都连带五年剥夺政治权力）。现在他领到了共和国级的个人特定养老金。所以，他便说：“我现在生活完全有保障。我要歌颂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妙极了！似乎只有《圣经》里的约伯才这样歌颂过上帝：上帝，感谢你踢给我们溃疡、瘟疫、饥饿、死亡、屈辱！歌颂你！光荣归于你！）不过，这个瓦西里耶夫也并不是游手好闲的，他可不是个单纯的消费者，他说；“我现在是反寄生虫斗争委员会成员。”也就是说还在拼着把老骨头干着当前主要的破坏法制的行为。看吧，这就是“思想纯正者”的面貌。
　　我也可以理解从前的告密者——眼线们为什么不希望回忆和见面：他们担心受到指由、受到揭露。
　　但是对其他人来说呢？这是因为奴性太深？是害怕再次进去而自愿作出的保证？娜斯坚卡·维当年可不是平平常常地走进监狱时。她是带着拒捕时的枪伤进去的，可如今她用两只拳头紧压着太阳穴对我说：“要忘掉它，像一场梦一棒，忘掉，忘掉劳改营里经历的那些幻觉。”古典语文学家阿·德，按照他的工作性质，是要对各种古代历史场景作出理性的汗量的。可是为什么他也命令自己“忘掉一切”？这样他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能够领悟到什么？
　　叶夫根尼娅曾在一九二一年被逮捕关进卢宾卡监狱，当时她还没有结婚．一九六五年她向我讲了这段经历，讲完后却补充说。“我婚前婚后对我死去的丈夫一直没讲过这件事。忘了……”忘了？对一个同她生活了一辈子的最亲近的人忘了讲？照这么说，把我们关在监狱里的时间还是不够长！！
　　或许我不应该这么严厉地评判？或许这就是人性的平均数？老百姓中间有些谚语也是这么说的：
　　过上半天甜日子。已往的苦楚全不知。
　　事情容易记不清，好了疮疤忘了疼。
　　好了疮疤忘了疼！——原来这就是人啊！……＿我的朋友尼古拉·维特凯维奇是我的同案犯，我们两人以孩子般的直言不讳致使自己身陷囹圄。在他看来，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可诅咒的，是愚人的可耻失败。因此，他一头钻进了科学，钻到这个最保险的事业里，想靠它有所成就。一九五九年，当帕斯捷尔纳克还在世，但已被猎犬所包围的时候，我们他谈到过帕斯捷尔纳克的事。他大不以为然地摆摆手说：“不要再翻这些老皇历了！你还是听我讲讲我在教研室怎样进行斗争的吧！”（他为了取得职务上的升迁经常在同一些什么人进行中争。）是啊，军事法庭当时判了他十年劳改，其实，也许只须一次鞭打就足够了吧？……
　　格里戈里·姆-泽也被释放了。释放，撤销原判，恢复名誉，把党证交还给他。腰知道，人们根本没有问他在这期间是否信仰了耶和华或者穆罕默德？人们不管他从前的思想是否已经荡然无存。很简单：“这是你的党证，拿去吧！”）于是姆-泽从哈萨克斯坦又回到原来的某地。他经过我们城市时，我特地赶到火车站去同他会面。他如今夜想些什么呢？嗯，他会不会现在又希望回到军队的“秘密科”、（特别科”，或者“专门科”去？我同他谈话时，他好像总是心不在焉。从那之后他一直没给我来过信，一行字也没有写来，’““”
　　又例如，雷茨。他现在当了房管所的主任，又是民兵。他谈起自己今天的生活来津津有味。他虽然没有忘掉过去，（在科雷马度过的十八个年头怎么能轻易忘掉呢？）但是一提起科雷马，谈话就索然无味了，似乎他在怀疑：这一切果真发生过吗？这怎么可能？他身上已经没有过去的痕迹，现在他一切顺利，他对一切都满意。、就像盗贼“洗手不干”一样．那些政治犯的仿造品们也把过去忘掉。对于这些已经“洗手”的人们来说，这个世界又变得很舒适了，似乎没有荆棘。没有压迫。他们觉得从前似乎大家都在的审．初在他们却觉得似乎谁也不在坐牢。原先五一节和十月革命纪念日所具有的那种欢乐愉快的气氛又回到他们身上，这些节一日对他们来说已不再是让我们站在严寒中、对我们进行特别侮辱性的搜身、把我们严严地关进劳改营监狱的那些日子了。本来嘛！何必抱那么高的希望呢？！既然一家之主今天白天在工作岗位上受到了上司夸奖，那么晚上一家人吃饭时不就应该有些节日气氛吗，不就可以庆贺一番吗！
　　这些从前的受难者只是在家里还偶尔喃喃地埋怨几句，只在家里他有时还记得村去，这是为了使家里的人更抚爱他，更珍视他。一出家门，他就把过去忘得一干二净。
　　不过，我们也不该太不近人情。要知道，经历过许多使人厌恶的失意之后回到原来的“自我”中去，恢复自己从前的（虽然不是很好的）特点和习惯，这本是一般人的常情！我们的禀性，我们的遗传基因的稳定性，也就表现在这里。大概人不如此也就不成其为人了吧。我们前面引用过塔拉斯·谢甫琴柯的彷徨的诗句人就是这同一位谢甫琴柯十年之后万分高兴地写道：“我的内心形象丝毫没有改变。我衷心感激万能的造物主，他没有让那可怖的试验铁爪触及我的信仰。”
　　但是，人们究竟怎样才能忘掉呢？到哪里去学会这忘却的本领呢？……
　　加里尼娜给我写信说。“不，我什么也忘不了。生活怎么也安排不好，虽然我自己也不愿意这样／在工作上我可能作出些成绩，日常生活也能处理，可是总觉得心里不舒畅、别扭，而且觉得疲劳。我希望您在描写那些被释放的人时，总不至于说他们完全忘了过去，生活得很幸福吧？”
　　拉伊莎·拉祖季娜来信说：“不让我回忆不好的东西？那么要是没有什么好的可回忆呢？……”
　　塔玛拉·普雷特科娃写道；“我坐了十二年牢。”我出狱后已经生活了十一年（！）了，可我至今还是不明日到底为什么活着？哪儿才有正义？”
　　欧洲谈论平等精神已经两个世纪了。可是在我们这里人们还是多么互不相同啊！生活的犁铧在我们彼此心灵上耕出的犁沟真是太不一样了！有的八十一年什么也忘不掉，另一些人一夜之间忘得干干净净。
　　伊万·多布里亚克说：“一切都过去了，可又不是一切。给我恢复了名誉，可我总是不能平静。很少有一个星期能够安安静静地睡觉，总是梦见劳改营。我自己流着眼泪从梦中惊醒，坐起来，或者把别人吓得赶快叫醒我。”
　　安斯·伯恩施坦获释十一年之后还一直梦见劳改营。我也大约有五年的时间老是梦见自己是因犯，从来没有梦见自己是自由人。即使今天．有时候还梦见我是因犯（我在梦里一点也没感到奇怪，一切行动还是按照治经验）。列·科佩列夫获释十四年后得了病，马上就说开关于监狱的胡话了。乃·科佩列夫获释后第十四年得了病、病中的谵妄都是关于劳改营监狱的，
　　我们的舌头总像是说不出“船舱”和“病房”这些词，总想说成“牢房”
　　沙维林说；“我至今一看到狼狗还是心惊胆战的。
　　丘尔佩涅夫如今一走进树林就不能平静地呼吸，也不能欣赏自然风光，他说：“我一看，这片松树林不错。枝杈很少，伐倒之后无须再烧掉砍下的枝杈，能够出一批很好的方材……”
　　米尔采沃村里几乎半居民是在劳改营呆过的（虽然大多是犯的盗窃罪）。＿如果你释放后住进了这个村。怎么能忘掉过去呢？你来到梁赞火车站。看见车站的围墙上有三根柱子是损坏的，可是从来也没有修过，好像就应该这样。这是因为囚犯列车通常正是停在这里的，运囚犯的。“乌鸦车”也一直开到这儿，一车屁股对着缺口，囚犯们一下火车就被轰着往这个墙洞里钻．（这样方便，无须押着囚犯走过嘈杂的月台）。全苏无知普及协会“给你开出一张出差证（一九五七年），原来是叫你去第二劳改区，即附设在监狱的妇女劳改区去作报告的。你走过岗楼。一项熟悉的军帽从小窗口里盯着你、你同教育科的一位代表一起穿过监狱大院，衣裳破旧的女囚犯首先讨好地赶着向你们两人打招呼。你坐在政治处主任办公室稍事休息，陪同者为了不使你寂寞而同你聊天＿一你会想象到，就在这个时候正在从囚室往外赶女犯们，在小伙房里正在夺下囚犯伙夫手里的锅：喂，快去听报告！快点：快！囚犯们挤满礼堂。礼堂里发出一股潮湿味。走廊也潮湿，牢房里可能更潮。整个报告中不幸的妇女们一直咳嗽：那是老年人的、闷声闷气的。连续的咳嗽，是那裂人心肠的短促的干咳。她们的穿戴与其说像妇女，不如说是对妇女的讽刺，年轻人们也都像老太婆一样粗壮拙笨，个个疲惫不堪，盼望着报告尽快结束。你感到耻辱，恨不得化作一阵烟雾散掉。很不得不讲这些“科学技术的成就”，而对她们高喊：“妇女们！这一切你们要忍到哪一天算完呀？！……”你的眼睛立即发现几个穿得不错的、甚至穿着毛线衣的鲜明形象。显然她们是当杂役的。好了，你可以把目光停在她们身上，不去听那咳嗽声，可以顺利地宣读讲稿了。这几个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你……是在听吗？不，她们明明不是在听你讲话，她们不需要关于宇宙的知识。因为她们很少看到男人，所以在那里仔细端详你呢……这时，你会设想：假如现在把你的身份证拿走，你就得留在这里了。这几堵墙，距离你熟悉的街道和熟悉的无轨电车站只有几米远的这几堵墙，就将把你同整个外界隔开，它们就不再是墙而变成许多难熬的岁月了……不，不，你马上要离开这里！花四十戈比就可以乘电车到家，吃一顿美味的晚饭。但你总忘不掉：这些妇女仍将留在这里，仍将这样咳嗽下去，成年地咳嗽下去。
　　每逢我被捕的纪念日，我都要过一个“囚犯日”——早晨切下六百五十克面包，放两小块糖，倒上一杯热水。午饭我要求给我煮一份烂菜汤加一小勺稀饭。于是，我很快便回到原来的境地：天快黑的时候我把面包渣拾进嘴里，把盘子舔干净。往目的景象历历在目，往日的感受刺得我的心隐隐作痛！
　　我把自己身上那几块号码布也带出了劳改营，至今保存着。是啊，只我一个人这样吗？不，在这一家，在那一家，到处人们都把它像保存的圣物一样拿出来给我看。
　　有一天。我走在新斯洛博德大街上。布蒂尔卡监狱！“探监室”。我走进去。里面挤满了妇女，夹杂着个别男人。有人在递交东西，有人在谈话。噢，外界给我们送的东西原来就是通过这里送进去的。真有趣：我若无其事地走过去看“探视规则”。可是这时一个大嘴脸的中土盯了我一眼，走过来问道：“公民”，你有什么事？”他大概看出我不像来探监的，怕我搞什么名堂。这么说，我身上大概总是带着一种因犯气味吧？
　　要是去凭吊死者呢？去凭吊那些自己人，也就是你也应该被刺刀扎死同他们躺在一起的那些人呢？奥列涅夫虽已衰老，但他还是在一九六五年去凭吊了一次。他背起背包，拿上手杖来到了从前卫生营的所在地，从那里进了山，当时死人就埋在这里（高凯尔基村不远）。山上到处是白骨和头颅骨。当地居民把这个小岗子叫做白骨山。
　　加利娅·B·住在遥远的北方城市，那里是半年黑夜，半年白天。整个世界上她没有一个亲人，她的所谓“家”只是一个嘈杂退出的角落。她想休息时便拿着书到饭馆去。要一杯酒，慢慢喝着，看看书，抽支烟，“悲痛地思念俄罗斯”。她最喜爱的朋友是乐队队员和看门的人。她说。“许多从那里回来的人都隐瞒着过去那段经历。可是我却以自己那段经历自豪。
　　虽然没有固定地点，但过去的囚犯们每年总要在某个地方举行一次难友集会．他们在一起饮酒、回忆。戈利岑谈到这类集会时说。“说来也怪，回忆过去时并不总是些阻暗的、痛苦的场面。许多东西回忆起来倒使人觉得心里暖洋洋的呢！
　　这也是人的一种本质！而且并不是最坏的本质。
　　金兹伯格（金兹堡）高兴地回忆说：“我在劳改营时号码前面的编号字母是‘N’，而我获释之后身份证号码前面的编号字母是‘3k’（泽克），有意思吧！”
　　看到这样的来信心里确实感到温暖．是的，果真的，在许多来信中，从前的囚犯的来信总使人读后感受不同！多么不寻常的生命力啊！如果目的明确。它将产生多大的推动力啊！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是你收到一封不是无病呻吟的，而是真正充满乐观主义的来信，那它肯定是从前的囚犯寄来的。一这些人对世界上的一切都已习惯，因而不论面对什么，都不会灰心丧气。
　　我为自己属于这一强有力的种族而感到自豪！我们原本不是一个种族，是别人使我们成为同一种族的！别人把我们焊到一起了。如果我们处在昏暗和涣散的、人人自危、互相警惕的狱外世界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如此坚固地焊接到一起。那些正统派分子和眼线们一到狱外就自动离去了。我们无须约定互相支持，我们也无须互相考验。＿我们一见面，看看眼神，说一两句话，就清楚了。难道还需要解释什么吗？我们是会互相援救的。我们到处都有朋友。我们的人有几百万！
　　监狱给了我们一权衡量人和事的新标尺，它从我们眼前去掉了那层经常障住未经风霜的人们的眼睛的世俗油污。这时我们得出了多么出人意料的结论啊！
　　娜·斯托利亚罗娃是一九三四年从巴黎自愿要求回国的。她落进了这个捕兽器．它夺去了她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但是，斯托利亚罗娃不仅不悔恨自己回国，不痛苦，她反而说：“当时我不顾周围一切人的劝告，不听自己理智的声音，而毅然回到了俄国。看来我是做对了！我当时根本不了解俄国，但我的内心已经猜到她是什么样子了。”
　　卡尔普尼奇-布拉文在国内战争时期曾任旅长。他过去是一帆风顺的，他脾气急躁、易怒。那时候，特别科科长把名单拿给他、他看都不看一眼就用钝铅笔签字批准枪决，而且他不是在名单上都签字，而是在名单末尾签，不用大写字母，而只用小写字母、不带缩写点地写上两个字母：“BM”（这意味着：对名单上所有的人全部处死！）后来，他戴上了菱形章，再往后则是在科雷马的劳改营蹲了二十年零半年。如今，他住在大森林中的一个孤零零的村子里，浇菜，养鸡，有时做点儿木工活。他并不申请恢复名誉，一提到伏罗希洛夫他就骂娘。他每天听广播，看报，并且对于每一篇电台广播稿和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都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己愤怒的回答。但是，又过了若干年，这位山村的哲学家却意味深长地从某本书上抄下了这样一句格言：
　　“对人类单有爱还不够，对人们首先应该善于容忍。”而在临死之前，他又写下了他自己的两句话：
　　“我过去总是用自己的尺度评判一切。但现在我已是另外一个人了，我不再用苗已的尺度评判了。”
　　这使人感到震惊。这不是很神秘吗？是不是托尔斯泰老人还魂了？
　　塔尔诺夫斯基是个出类拔萃的人，可是他在刑满之后自愿留在科雷马了。他在写诗，但并不把这些诗寄给任何人。他沉思着。写道：
　　注定我呆在这天涯地边，
　　是上帝判定我沉默无言，
　　因为我曾看到恶人该隐，
　　却未能把他的头颈斩断。
　　遗憾的是；我们全都渐渐地死去，不能完成任何值得敬仰的事业。
　　此外，回到自由的狱外之后囚犯们还要和许多人见面。父子相会，夫妻相会。而这些会面也常常并不称心如意。十年，十五年来同我们在一起的孩子们，长大之后不可能同我们感情融洽：有时彼此简直形同路人，甚至像是敌人。忠贞地等待丈夫的妇女中受到应得的报偿的只是极少数：因为这么长时间彼此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人的一切全改变了，只剩下姓名没变、他和她的生活经历过于不同，他们已经不可能情投意合了。
　　这些事还是留给人们去写电影剧本或小说吧，本书无法全包括进来。
　　但是，这里也不妨援引一个事例。让我何1来听听玛丽娜·卡达茨卡妮的叙述吧。
　　“头十年期间我的丈夫总共给我写了六百封信。后十年期间只写了一封，而且这封信写得叫人看了不想再活下去。经过十九年之后，当他第一次得到休假时，他并没有到我和儿子这里来，而是到亲戚那里去了。只是过路途中决定在我和儿子这里呆四天。我和儿子去车站接他，不料车站宣布那列火车当天不能到达了。我彻夜未能成眠。天亮时刚刚躺下休息，听到了叩门声。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我找玛丽娅·维涅季克托芙娜！’我打开门。走进来一个上了年纪的胖男子，穿着外套，戴着呢帽。他什么也没说，径直走进屋里。我因为刚有些睡意，好像也忘记了自己正在等待丈夫。我们两人呆呆地站着。他问：‘你没有认出我来？’‘没有。’我心里还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大概是个什么亲戚吧。我亲戚很多，也都多年不见了。这时，我看到他那紧闭的嘴唇，想起自己正在等丈夫——一下子就昏过去了。这时儿子回来了，他正在生病。就这样，我们三个人，在这唯一的一间屋子里整整坐了四天，没有走出去一步。他和儿子两人很拘束，而我同丈夫也几乎没有谈什么，只是一般的谈几句。他讲了他个人的生活。根本没有问及我和儿子这些年没有他是怎么活过来的。他又回西伯利亚去了，临别时都没有看我一眼。我告诉他；我的丈夫早已死在阿尔卑斯山里了（战时他在意大利，是同盟国军队解放他的人”
　　也有另一种比较愉快的会面。＿可能你会遇见原先的看守或劳改营长官。突然，你会发现在切别尔津旅游基地担任体育指导的斯拉瓦是原先的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的看守。或者米沙·巴克斯特突然在列宁格勒糕点商店里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那人也注意到他了。原来那是劳改营分部的长官古萨克大尉，现在换上了便服。“喂，你等等，你等等！你在我的什么地方蹲过把？……噢，我想起来了。因为不好好劳动，我们还没收过你的邮包！”（是啊，他全记得！．但是，他们觉得这一切都很自然。似乎他们就该永远骑在我们头上，月前只不过是短暂的间歇而已！）
　　还可能遇见（别尔斯基就遇见了）部队指挥员鲁迪科上校。是他当初为了避免麻烦，才匆匆忙忙下令逮捕你的。他现在穿着便服，戴着高贵的礼帽，伊然一个学者，一个受尊重的人！一也可能遇到你原来的侦查员，就是在侦讯中打过你，把你关进臭虫房的那个。他现在领取着优厚的养老金。例如赫瓦特，审讯并杀死伟大的瓦维洛夫的人，他现在就住在高尔基大部。上帝呀，再别让我们遇见这种人吧！因为这只会打击我们的心灵，而他们倒是无动于衷的。
　　还有可能遇到你的告密者。就是那个送你进监狱的人。他现在也飞黄腾达了。天火雷电并没有惩罚他！那些回到故乡的囚犯必然会遇到告密陷害自己的人。有些心直口快的人愤愤不平地出主意说：“喂，你上法院去告他！单单为了让他在公众面前现现原形也好嘛！”（也确实如此而已，不可能有更大的指望。现在大家都懂得这一点了……）但是已经恢复名誉的人只好回答说：“唉，算了吧……唉，行啦……”
　　因为对这种案件的审判是朝着那个需要套上一百头牛拉的方向的。
　　阿维尼尔·鲍里索夫不耐烦地摆摆手说：“让生活去惩罚他们吧！”
　　也只能这样。
　　作曲家赫某对肖斯塔科维奇说：“这位勒女士是我们协会的会员，当初就是她把我送进监狱的。”肖斯塔科维奇激动地说；“你写份控诉材料，我们把她从音乐家协会开除出去！”（想得可好！）赫某却连忙摆手说：“噢，不！谢谢吧！当初揪着我这把胡子在地上拖来拖去。我可不想再来一次！”一
　　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报复？格·波列夫诉苦说：“原先把我关进监狱的那个坏蛋，在我被释放之后差一点儿又把我关进去！幸亏我及时地抛掉了家庭，离乡出走了，不然，说不定真就把我关进去了！”
　　拉就是我们国内的做法！这就是苏维埃式的做法2
　　什么叫做恶梦？什么叫做海市蜃接？这一切究竟是过去？还是现在？……
　　一九五五年，埃夫罗伊姆逊来找苏联副总检察长萨林，把一大本控告李森科的刑事控诉状递交给这位副总检察长。但萨林对他说：“我们无权受理这个案件，请你去找党中央。”
　　苏联的检察长们从什么时候起变得无权受理案件了呢？或者说，他们为什么不早三十年变得无权受理呢？
　　洛佐夫斯基和谢廖金两人现在都很阔绰，就是他二人作伪证把丘尔佩涅夫送进蒙古地牢的。丘尔佩涅夫获释后，约了一位共同在军队服役过的熟人一起到莫斯科市苏维埃大楼中的生活服务部办公室去找谢廖金。那位共同的朋友对谢廖金说。“让我来介绍一下吧，这位是和咱们在哈勒欣河一起战斗过的，记得他吧？”“不，不记得。”“他是丘尔佩涅夫。你不记得这个人？”“不。不记得。战争把大家都冲散了。”“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人后来的遭遇？”“我不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真是个坏蛋，下流坯！”
　　也只能说这些！他们告到谢廖金所属的党的区委员会，两人听到的回答则是：“这不可能！谢廖金的工作一直是很认真负责的。
　　他会认真负责地工作！……
　　一切事情照旧，一切人也都照旧。雷声轰隆过一阵子，并没有落下几个雨点。
　　一切都照旧。以至于研究北方民族语言的专家克雷诺维奇吸释放后又回到同一个研究所的同一个研究室，还同那些当年把他关进去的、仇恨他的人在一起工作。他还是要每天来上班。脱下外衣，同这些人坐在一起讨论。
　　这就好比把奥斯威辛死亡营的牺牲者和过去的警卫队长们放在一起开个杂货铺一样．
　　文学界也有大告密者。埃尔斯贝格和列秀切夫斯基之流害死了多少人啊？！谁都了解这两个人，可谁也不敢碰他们，曾经策划过把他们赶出作家协会。白费力！更不必说撤销他们的职务了。根本谈不到开除出党。
　　一九二六年制定我国刑法典时，就认为用诽谤杀人要比用刀杀人的罪责轻得多，应该宽恕，所以对这种罪的量刑只相当于用刀杀人的五分之一。（是的，哪能没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会有人利用“诽谤”这种资产阶级手段呢！）其中第九十五条规定：对于有意诬告，提供伪证，并有：①对严重罪行的指控；②抱有私利目的；③伪造罪证行为的人，处以……两年以下的徒刑。也许就只判六个月。
　　起草这一条文的人要么是白痴，要么就是非常有远见的。
　　我认为他们是很有远见的。
　　从那时起，每次大赦（一九四五年的斯大林大赦，一九五三年的“伏罗希洛夫”大赦）都没有忘记把这一条包括进去。他们当然关心自己那些积极分子们嘛！
　　另外，不是还有个“时效”问题吗！如果说别人（根据第五十八条）诬告了你，那就不论“时效”了。而如果你诬告了别人，那么可以应用“时效”这一条，我们要保护自己人呀。
　　安娜·切博塔尔一特卡奇一家的案件是由彻头彻尾的假证词制造的。一九四四年，安娜本人，她的父亲和她的两个哥哥同时被捕，罪状是什么“杀害未婚妻”，而且是“政治性”杀害。三个男人全在狱中被折磨死了（都没有招供），安娜在狱中被关了十年。而那个被“杀害”的未婚妻竟是安然无恙。安娜出狱后要求复审并恢复名誉，又花了整整十年。甚至到了一九六四年，检察长对她的答复仍是：“你被判罪是正确的。复审没有根据。”后来终于给安娜恢复了名誉。这时，不知疲倦的斯克里普尼科娃替安娜写了一份控诉状，要求追究伪证者的法律责任。苏联检察长格·捷列霍夫对此诉状的答复是：鉴于时效，此案无法追诉……
　　二十年代曾经把一些在四十年前根据沙皇法庭的判决处决过民意党人的无知庄稼汉搜索出来，揪到法院，判处枪决。那些庄稼人不是自己人，对他们不必讲“时效”。今天的告密者是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嘛！
　　囚犯们获释后来到的自由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多少众所周知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没有受到审判，没有受到惩罚呀！历史上难道能找到这种先例吗？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东西可期待呢？从这种恶臭中能生长出什么东西来呢？
　　古拉格群岛这个恶毒的主意结出了多么丰硕的果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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