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朵夫同律师一起从枢密院出来，沿着人行道走去。律师吩咐他的马车跟在后面，然后给聂赫留朵夫讲述枢密院里提到的那个局长的事，讲到他怎样被揭发检举，但他非但没有被依法判处苦役，反而被派到西伯利亚去当省长。律师讲完这事的前后经过和全部丑恶内幕，还津津有味地讲了另一件事：有一笔捐款原是用作建造他们今晨乘车经过的一座未完成的纪念碑的，却被几个地位很高的人侵吞了，而那座纪念碑一直没有建成。他又讲到某人的情妇在证券交易所发了几百万横财；某人出卖老婆，由某人买进。此外，律师还讲到政府高级官员怎样营私舞弊，犯下种种罪行，他们非但没有坐牢，而且在机关里仍旧坐着头几把交椅。这类奇闻轶事显然是讲不完的。律师讲得眉飞色舞，因为它们清楚地表明，律师赚钱的手段，同彼得堡高级官员赚钱的手段相比，是完全正当的。因此，当聂赫留朵夫不等听完高级官员犯罪的最后一个故事，就向他告辞，自己雇马车回河滨街姨妈家去时，律师不禁感到很惊讶。
　　聂赫留朵夫心里非常愁闷。他所以愁闷，主要因为枢密院驳回上诉，无辜的玛丝洛娃不得不忍受无谓的苦难；还因为驳回上诉，他要跟她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更难实现。再有，他想起律师津津有味地讲到那些骇人听闻的丑事，以及不住浮现在他面前的谢列宁的眼神——以前是那么坦率、高尚、可爱，如今却变得那么凶恶、冷淡，拒人于千里之外。这一切都使他闷闷不乐。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看门人交给他一张字条，多少带点鄙夷的神气，说是一个女人在门房里写的。原来这是舒斯托娃的母亲。她写道，她专诚前来向女儿的救命恩人道谢，并恳请他光临瓦西里耶夫岛五马路某号。她还写道，薇拉非常希望他去。还说他不用顾虑，她们决不会用感谢的话来亵渎他的高尚情操。她们不会向他道谢，她们只是想见见他。要是可能的话，希望他明天早晨光临。
　　另一张字条是聂赫留朵夫的旧同事，宫廷侍从武官鲍加狄廖夫写的。聂赫留朵夫曾托他把聂赫留朵夫亲自替教派信徒写的状子呈交皇上。鲍加狄廖夫用粗大豪放的笔迹写道，他将信守诺言，把状子面呈皇上，但他有个主意，聂赫留朵夫是不是先去找一找经办本案的人，当面托他一下，岂不更好。
　　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几天所得的印象，使他灰心丧气，觉得要办成任何一件事都是没有希望的。他在莫斯科拟订的计划，他觉得就象青年时代的梦，一旦踏进生活，就全部破灭。不过既然已来到彼得堡，他认为原定计划还是应该执行，就决定明天先到鲍加狄廖夫家，然后照他的意见去拜访那个能左右教派信徒一案的人。
　　他刚从皮包里取出教派信徒的状子，想重新读一遍，不料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听差来敲门，请他上楼喝茶。
　　聂赫留朵夫说他马上就去。他把状子放回皮包里，就到姨妈那儿去。上楼的时候，他无意中从窗子里往街上望了一下，看见玛丽爱特那对枣红马，不禁高兴起来，忍不住想笑。
　　玛丽爱特头上戴着帽子，但身上穿的已不是黑色连衣裙，而是一件花哨的浅色连衣裙。她手里拿着一杯茶，坐在伯爵夫人圈椅旁，嘴里尖声尖气地说着什么，那双笑盈盈的美丽眼睛闪闪发亮。聂赫留朵夫进来的时候，玛丽爱特刚说了一句可笑的话，一句不成体统的笑话——聂赫留朵夫从笑声中听得出来，——逗得心地善良、嘴上有毛的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呵呵大笑，她那肥胖的身子都哆嗦起来。玛丽爱特露出特别调皮的神气，微微撇着含笑的嘴，扭过她那张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的脸，默默地瞧着同她谈话的女主人。
　　聂赫留朵夫从他所听到的几个字中听出，她们在谈当时彼得堡的第二号新闻，也就是关于西伯利亚新省长的轶事。玛丽爱特就是在这件事上讲了一句非常好笑的话，逗得伯爵夫人好久都止不住笑。
　　“你要把我笑死了，”她笑得咳嗽起来，说。
　　聂赫留朵夫打过招呼，在她们旁边坐下。他刚要批评玛丽爱特举止轻浮，玛丽爱特已发现他板着脸，有点不高兴。她立刻改变脸色，甚至整个情绪，来讨他的欢心。自从她见到他以后，总是竭力这样做。此刻她忽然变得严肃起来，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仿佛在寻找什么，追求什么。她这倒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确实产生了和聂赫留朵夫同样的心情，虽然她说不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她问他的事办得怎么样。他就讲了上诉枢密院失败的经过，还讲到他遇见了谢列宁。
　　“啊！一颗多么纯洁的灵魂！真是一个见义勇为的骑士。一颗纯洁的灵魂，”两位太太用了上流社会对谢列宁的惯用外号。
　　“他的妻子是个怎样的人？”聂赫留朵夫问。
　　“她吗？哦，我不想说她的坏话。但她不了解他。怎么，难道他也主张驳回上诉吗？”玛丽爱特怀着由衷的同情问。
　　“这太糟了，我真可怜她！”她叹息着又说了一句。
　　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想改变话题，就谈起那个关在要塞里、经她说情才放出来的舒斯托娃。他向玛丽爱特道谢，感谢她在丈夫面前说了情。接着他想说，这个女人和她的一家只因没有人想到他们而受苦，这件事想起来都可怕，但她不让他把话说完，立刻表示了她的愤慨。
　　“您不用对我说这话，”她说。“我丈夫一告诉我她可以放出来，我就大吃一惊。既然她没有罪，为什么要把她关起来呢？”她正好说出了聂赫留朵夫想说的话。“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看到玛丽爱特在同外甥调情，觉得很好玩。
　　“你听我说，”伯爵夫人等他们沉默下来，说，“你明天晚上到阿林家去，基泽维特要在她那儿讲道。你也去吧，”她转身对玛丽爱特说。
　　“他注意到你了，”她对外甥说。“我把你说的话全告诉他，他说那是好兆头，你一定会走到基督身边的。你一定要去。玛丽爱特，你叫他务必要去。你自己也去。”
　　“我呀，伯爵夫人，第一，没有任何权利指挥公爵的行动，”玛丽爱特盯着聂赫留朵夫说，并且用这种目光表示，在对待伯爵夫人的话上，在对待福音派的态度上，他们之间已经有了完全的默契，“第二，您知道，我不太喜欢……”
　　“不论什么事你总是顶牛，自作主张。”
　　“我怎么自作主张？我象一个乡下女人那样信教，”她笑嘻嘻地说。“第三，”她继续说，“我明天要去看法国戏……”
　　“啊！那你看到过那个……哦，她叫什么名字？”察尔斯基伯爵夫人说。
　　玛丽爱特说了那个著名法国女演员的名字。
　　“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她演得太好了。”
　　“那我应该先去看谁呢，我的姨妈，先看女演员，还是先看传教士？”
　　“请你别找我的碴儿。”
　　“我想还是先看传教士，再看法国女演员的好，要不然就根本没有兴致去听讲道了，”聂赫留朵夫说。
　　“不，最好还是先看法国戏，然后再去忏悔，”玛丽爱特说。
　　“哼，你们别拿我取笑了。讲道是讲道，做戏是做戏。要拯救自己的灵魂，可不用把脸拉得两尺长，哭个没完。人只要有信仰，心里就快活了。”
　　“您哪，我的姨妈，传起教来可不比随便哪个传教士差呢。”
　　“我看这样吧，”玛丽爱特笑了笑说，“您明天到我的包厢里来吧。”
　　“我怕我去不了……”
　　一个听差进来通报有客来访，把他们的谈话打断了。那是伯爵夫人主持的慈善团体的秘书。
　　“哦，那是个很乏味的人。我还是到那边去接待他吧。我回头就来。您给他倒点茶，玛丽爱特，”伯爵夫人说，轻快地向客厅走去。
　　玛丽爱特脱下手套，露出一只强壮扁平、无名指上戴着戒指的手。
　　“要茶吗？”她说，拿起酒精灯上的银茶壶，古怪地翘起小手指。
　　她的脸色显得严肃而忧郁。
　　“我很尊重人家的意见，可他们总是把我和我所处的地位混为一谈，弄得我心里很不好受。”
　　玛丽爱特说最后几个字时，仿佛要哭出来。她这些话，只要仔细想一想，并没有什么意思，或者说并没有什么特殊意思，但聂赫留朵夫却觉得这些话异常深刻、诚恳和善良。这是因为这位年轻美丽、衣着讲究的女人说这话时，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完全把聂赫留朵夫迷住了。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瞧着她，眼睛离不开她的脸。
　　“您以为我不了解您，不了解您心里的种种想法。其实您做的事谁都知道。这是公开的秘密。我赞赏您的行为，对您表示钦佩。”
　　“说实话，没什么值得赞赏的，我做得还很少。”
　　“这没关系。我了解您的心情，也了解她……嗯，好吧，好吧，这事不谈了，”玛丽爱特察觉他脸上不高兴的神色，把话收住。“不过我还了解，您亲眼目睹监狱里的种种苦难，种种可怕的景象，”玛丽爱特说，一心想把他迷住，并且凭她女性的敏感猜出他重视的是什么，“您想帮助那些苦难的人，他们由于人家的冷酷和残忍吃尽了苦，真是吃尽了苦……我了解有人可以为此献出生命，我自己也真愿意这样做。但各人有各人的命……”
　　“难道您对您的命不满意吗？”
　　“我吗？”玛丽爱特问，仿佛弄不懂人家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我应该满意，事实上也是满意的。不过我心里有一条虫子在觉醒……”
　　“是不应该再让它睡觉了，应该相信它的呼声，”聂赫留朵夫说，把她的花言巧语当作真心话。
　　事后聂赫留朵夫多次想到同她的谈话，感到很羞愧。他想到她那些与其说是虚伪的不如说是有意迎合他的话，还有当他讲到监狱里的种种惨状和乡村的印象时，她那副悲天悯人的脸相。
　　等伯爵夫人回来，他们已谈得十分投机，仿佛老朋友一般。不仅是老朋友，简直是极其知心的朋友。而且在一群不了解他们的人当中，唯独他们俩能相互了解。
　　他们谈到当权者的不公正，谈到不幸的人们的苦难，谈到人民的贫困，但在谈话时眉来眼去，仿佛在问：“你能爱我吗？”对方就回答说：“我能。”异性的魅力通过想象不到的迷人方式把他们相互吸引住了。
　　临走时，玛丽爱特对他说，她永远愿意为他效劳，并要求他明天务必到戏院去找她，哪怕只去一分钟也好，因为她还有一件要紧事要同他谈。
　　“那么，什么时候我再能见到您呢？”她叹了一口气，又说。接着小心翼翼地把手套套在戴满戒指的手上。“您说您一定来。”
　　聂赫留朵夫答应了。
　　那天晚上，聂赫留朵夫独自待在房间里。他在床上躺下，灭了蜡烛，可是好久睡不着。他想起玛丝洛娃，想起枢密院的裁决，想起他决心跟她一起走，想起他放弃了土地所有权。突然，仿佛同这些念头作对似的，他的眼前出现了玛丽爱特的脸、她的叹息、她说“什么时候我再能见到您呢”这句话时的眼神以及她的笑容。这些形象是那么清楚，就象他真的看到了她。他不禁笑了。“我要到西伯利亚去，这样好不好呢？
　　我要放弃财产，这样又好不好呢？”他问着自己。
　　在这个明亮的彼得堡之夜，月光从窗帘的隙缝里漏进来，但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却是游移不定的。他的头脑里一片混乱。他想唤起原来的心情，继续思索原来那些事情，可是他已无法说服自己了。
　　“万一这一切都只是我的胡思乱想，我无法那样生活，我对我的行为感到后悔，那怎么办？”他问自己，却无法回答，心里产生一种好久没有过的烦恼和绝望。他理不清这些问题，却渐渐进入痛苦的梦乡，就象以前赌输了一大笔钱后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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