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与库图佐夫意见相悖的拉斯托普钦，在比不战而退更重要的事件上，即是在放弃莫斯科与火烧莫斯科的问题上与库图佐夫对立的拉斯托普钦（他便是事件的领导者），采取了完全相反的行动。
　　这一事件——放弃和烧毁莫斯科——与波罗底诺战役后不战而撤离莫斯科一样，都是不可避免的。
　　每个俄国人，不是凭理智，而是凭祖先传下来的感情，便能预见到所发生后切。
　　从斯摩棱斯克起，这片俄国大地上的所有城市乡村，没有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参与和他的传单，也曾发生过在莫斯科所发生的同样事情。人民漠然地等待着敌人，没有惹事生非，没有骚动，没有把谁撕成碎片，而是平静地听天由命，感觉到自身有力量在艰难时刻到来时找到该做的事情。所以，在敌人快要抵达时，最殷实的居民才出走，撇下财产不顾；最贫穷的没有离开，却烧掉和摧毁了留下来的东西。
　　对将要发生、也的确总会发生的事的预感，在俄国人心灵里代代相传。这种预感，尤其是对莫斯科将被占领的预感，在一八一二年，即存在于俄国的、莫斯科的社交界。那些还在六月份和八月初就开始离开莫斯科的人，表明他们料到了这一步。那些驾车离开的人带着拿得走的财物，留下房屋和一半财产，他们这样做是由于隐而不显的（latent）爱国主义，它无须用言辞表达，不是用那献出子女以图救国等类似的违反自然的方式来表现，而是不知不觉地，简单地，有生机地表示出来的，所以，总是产生出最有力的效果。
　　“躲避危险可耻；从莫斯科逃跑的是懦夫。”他们被告知。拉斯托普钦在通告上向他们灌输，离开莫斯科是耻辱的。背懦夫之名于他们有愧，出走有愧，但他们仍然在走，知道就得这样。为什么他们走呢？切不可以为，是拉斯托普钦用拿破仑在被占领土制造的暴行吓坏了他们。他们都出走，首先走掉的是富有的受过教育的人们，他们很清楚，维也纳和柏林保存完整，在拿破仑占领期间，那里的居民与迷人的法国人度着好时光，当时的俄国爷们，尤其是女士们，是很爱法国人的。
　　他们走，是因为俄国人根本不会去想，莫斯科在法国人统治下是好呢还是坏。受法国人统治绝对不行：这是最坏不过的。他们在波罗底诺战役之前就在离开，其后走得更快，不顾守城的号召，无视莫斯科卫戍司令打算抬着伊韦尔圣母像去作战的声明，无视定能摧毁法军的空中气球的存在，并且，也无视拉斯托普钦在通告上写的昏话。他们知道：军队是应该作战的；如果军队不作战，带着太太小姐和家奴则更不能到三座山去抗击拿破仑；应该走，无论毁掉财产有多么痛心。他们走了，不去想富丽堂皇的大都的巨大价值，它已被弃置，被付之于大火（偌大的一撤而空的木头城，必然有人会纵火焚毁）；他们都走了，人人为自己，也正是因为他们走掉了，才造成一个伟大的事件，永远成为俄国人民的殊荣。那位在六月就带着黑奴和女伴从莫斯科登程去萨拉托夫乡下的贵妇人，模糊地意识到她不是侍候波拿巴的，而且害怕会按伯爵的命令被人留下，作的就是拯救俄国的大事，做得简单，真诚。拉斯托普钦伯爵呢，他时而羞辱逃跑的人，时而疏散政府机关，时而把那儿都不能用的武器发给一群醉鬼，时而抬圣像游行，时而禁止奥古斯丁大主数运走圣骸和圣像，时而扣押莫斯科全部私人车辆，时而用一百三十六辆车拉走列比赫正在制造的气球，时而暗示他将烧毁莫斯科，时而讲述他已烧毁了自己的房屋，并向法国人发了一篇宣言，庄严地谴责他们焚毁了他的孤儿院；时而认为火烧莫斯科的光荣归于他自己，又时而否认其光荣，时而命令民众捉住所有奸细并押去见他，时而又为此责备民众，时而遣散全部法国人，叫他们离开莫斯科，时而留下奥贝尔—夏尔姆夫人，使她成为所有法裔居民的核心，但又罚不当罪地下令把年高德劭的邮政局长克柳恰廖夫逮捕并送去流放；时而征召民众去三座山以便同法军打仗，时而为摆脱这些民众，吩咐他们去杀人，自己反而从后门溜走；时而说他忍受不了莫斯科的不幸，时而在纪念册上用法文题咏自己对这件大事的同情①，——此人并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意义，只想干点什么，要一鸣惊人，完成某种爱国主义的英雄行为，面对伟大的不可避免的莫斯科撤退和大火事件，像孩子一样嬉戏，吃力地用他的小手时而推进，时而阻滞那股连他一起卷走的民众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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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大意是：我生而为鞑靼人，想做罗马人，法国人叫我野蛮人，俄国人叫我乔治·当丹，（当丹为莫里哀《乔治·当丹》中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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