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之一
　　生物学家拉丽莎讲述了五戈比铜币的故事。虽然五戈比买不了什么东西，但有时却是无价之宝。
　　我从未在金钱上遇到什么麻烦，２５岁研究生毕业后就找到了工作，搞科研而且薪水不低。我母亲是医生，父亲搞飞机场建造，后又搞太空站。不，不是贝库诺，他搞过一两个，不过这关系不大……有一天，我告诉父母说，我不想结婚，但想生个孩子自己过，他们听后受到很大打击，而且很长时间没缓过劲来。后来，他们对我的想法习以为常了，就张罗着为我买了一套一居室的单元房。我儿子大了还可以再换个两居室的。我已经开始攒钱了。我并不吝啬，但我承认，我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出国由国家拿钱，因为我们出国是为了科技交流；至于度假呢，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对金银首饰不感兴趣，我也不需要汽车——那太麻烦。所以，我的钱很多，我甚至还在银行存了一些，以防日后有难。但我最大的安全感在于我不依赖任何人。
　　不过，我生活中发生过一件事，我的命运曾系于五戈比上，当时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请求上帝赐于我五戈比，上帝居然给了。除了天意，无法解释这件事。
　　那时我还在读研究生。我修的是遗传学，这门学科过去被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妓女”，直到最近才算作“苏联生物学的先进领域”。遭迫害的遗传学家中那些还活着的已经平反，重返科学界并得以晋升。但并不都是如此。我听说，在拥有大量集中营的某加盟共和国，有个人就是一个“未返者”，他在那里的大学教生物学并从事遗传学研究，他的研究方向恰恰是我最感兴趣的：在妊娠初胎儿发育过程中预测基因畸变的可能性。我做出了不切实际的决定：请这个顽固老头做我的指导教师。人们都说不可能，因为老头在列宁格勒时是被同事出卖而被送进监狱的，所以他再也不回这个城市了，甚至当邀请他回来会见外国科学家时，他都拒绝了。
　　我给这位老人写了封信，没有回音。我又写了第二封，这次寄上了我的论文要点及已完成部分的复印件。我对他只有一个要求——允许我到他所在的边远地区去看他并同他交谈。这次他同意了。我立即整装出发，充满激动、紧张之情，好像要会见的是初恋的情人。
　　他选择度晚年的地方，或者说别人在１９３７年为他选择的地方，竟是如此凄凉：列车窗外是泰加森林，无边无际的森林。每十公里左右就有一座集中营，大概是现代的罪犯集中营而不是政治集中营。上下车的人中有些形迹可疑，他们穿灰布工装，留短发。旅客们正在议论，说最近大赦了一批罪犯，大家应该小心自己的东西。我只有一个运动包和一个装钱及论文的小包，岂不很容易照看？但我未能看祝两个包都被人偷走了，钱、学生证、论文全丢了。火车就要到站，怎么办？我急得团团转，束手无策。幸喜护照和五卢布钞票还在上衣口袋里。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闯一闯，决不能空手而归。
　　下车后，我很快就在学校里找到了我的学术偶像，一个顽固的老头。我们就在课间站在走廊里聊了一会儿，他让我第二天上午十点到他的实验室去。
　　我一边离开学校，一边想着我此行的命运：在十分钟的交谈中没有看到他一点笑模样。实际上，他怀疑我，很不情愿同意会见，起初他说就在走廊里谈谈算了，我坚持至少要谈一个半小时，他才同意了明天的会见。现在我发愁是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即使发电报，也不会有人给我寄论文复印件来，这意味着只能完全取决于我跟他谈的结果，而且还得假定谈话是严肃认真的。此外，还有令人忧虑的生活问题：我怎么回家，怎么找回失窃的学生证，怎么用这仅有的五卢布维持生活？
　　我找到车站派出所，告诉他们我坐的是哪次车，哪节车厢，还给他们看了火车票。我告诉他们，一旦发现我的论文和证件就立即还给我：有时小偷只要钱而把这些东西随手扔掉。他们答应了，而且应该提一下，两个星期后他们真的把我的论文和证件给我寄到了列宁格勒。小偷把它们恰好丢在我坐的那节车厢的门口，要是当时想到问一下列车员，我就不会两手空空地去见老头了。
　　我到邮局给我父母发了封电报，让他们尽快给我寄些钱来，然后我就去了旅馆。我在普通客房租了个一卢布半的床位，而且还得预付款。一间房里住了六个陌生女人，我还得集中精力准备明天的会见。怎么办？我出去在街上转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感到很冷，于是我去一家咖啡馆取暖，要了杯咖啡和一块蛋糕，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女招待开始以不满的眼光看我，我只好又要了点别的。然后我去电影院看了部侦探片，看电影时，我实际上还是在想自己的事。我再也无钱去别的地方了，所以我用最后一点钱买了包香烟就回旅馆了。我早早地上床，却难以入睡，翻来覆去，一直到快天亮时才睡着。结果我第二天早上起晚了——你们知道，我没有闹钟。九点半我才醒来。而到学校有半小时的路程。因为昨晚钱都花光了，我连坐公共汽车所需的五戈比硬币都没有。天啊，怎么办？我爬起来，简单梳洗了一下，但感到十分绝望：这是怎么回事埃我冲到了街上，去学校的汽车站就在旅馆旁边，汽车正要开动。好像被什么东西猛推了一下，当车门正要关上时我飞身跨了进去。哎呀，我想，我可是第一次坐车想不买票。
　　我坐在那儿，哪儿也不看，心里十分紧张、害怕。突然，在学校附近的一站，我看见老头儿正从前门上车。他像木桩子一样站得笔直，在晨光中，他的脸显得灰白，而且很严肃，眼睛毫无生气。他上车后坐在前面的座位上，脸朝我，但没看见我，因我坐在车的另一头。我坐在那儿，想着是否要走过去，我决定不用过去，因为他没注意我。我最好还是遵守协议，到他的办公室再跟他谈。
　　可怕的是，同老头儿一起上车的还有个检票员，一个泼妇样的女人，而且，她已开始查票。灾难终于来临。我坐在那儿，感到惶恐不安，孤立无援。我真傻。我昨天为什么连一枚五戈比硬币都不留？没有论文，没有工作证，什么都没有——检票员甚至会因我没票而把我抓起来……我感到眼泪随时都会夺眶而出，我唯一能控制住自己的理由就是意识到眼泪也解决不了问题。检票员离我越来越近。
　　这一站怎么这么长，我下不了车，我已经被困住了。
　　我开始祈祷：“主埃无名的世界创造者。救救我吧，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科学。毕竟人们承认遗传学就是承认您的存在。为了这缘故，基因和染色体的创造者啊，给我五戈比吧。”
　　但太晚了，太晚了……无情的、油桶般粗壮的女检票员正向我走来。慌乱中我扭头去看车窗。突然，我看到五戈比硬币卡在玻璃窗的衬垫上，一枚黑乎乎的、铜质的、真正的硬币。我一把抓过它来，身体弹离座位，飞快地把它投入收币机并撕下了一张票。我马上感到如释重负，平静地迎着检票员向前门走去，老头儿正坐在那儿。他在看着我——他早注意到了。我慢悠悠地走过检票员，就像一朵白云飘过山崖，若无其事地把票交给她，车就到站了。
　　老头儿同我一块儿下车，他甚至先下一步，然后伸手扶我下。我们沿着马路向他们的学校走去，他突然问我：“老实告诉我，你为什么最后才把五戈比放进收币机，恰恰是检票员要抓你的时候？你是否总这样贪小便宜？”
　　我只好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听到我曾对“无名的世界创造者”祈祷，他大笑不已，但又说，这里面是有点名堂，由不得人不信——不然五戈比从何而来呢？我没想到老头也有高兴的时候。总之，我们到了他的实验室。唯一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时至今日，他仍然在指导我的研究工作，尽管他从未离开过他的小屋，是我去找他。
　　坦率地说，在钱的问题上，我从没遇到过这么大的麻烦，也从未像得到那五戈比硬币时那样欣喜若狂。
　　“好，拉丽莎。我们在你身上又有所发现。”故事结束时爱玛微笑着说。
　　“是的，拉洛什卡，别总想用奇闻轶事来应付我们，”阿尔宾娜说，“你为什么要竖个盾牌掩盖自己？我们并不是危险分子嘛。作为个人，我尊重你的独立，我甚至羡慕你，你知道吗？”
　　“好啦，先别忙着羡慕我，我们的《女人十日谈》尚未完成——你还会从我这里听到许多……现在听吉娜的。吉娜，你在集中营呆过，想必有人为了钱而真的犯罪吧？”
　　“多极了，”吉娜挥着手说。
　　“那就给我们讲个真正可怕的故事吧。”
　　“好，我试试吧。”
　　故事之二
　　由流浪女吉娜讲述，她自认为这是她在集中营里听到的最可怕的故事。
　　我们区有母女二人，母亲３６岁，女儿１８岁。她们正在戒酒，已经骨瘦如柴，当然是强制性的。她们因杀人被抓进来，但俩人互相咬，都说是对方干的。她俩被分别关押，因为要关在一起，这两个身轻如羽毛的人会飞掉。她俩是了不起的斗士。
　　她俩的故事是狱友们告诉我的，说的完全是真事。她们住在工房，经常带外人回家，经常神志不清：她们喝酒，时时刻刻都在喝。母亲少女时就开始喝酒并同几个男人姘居，醉醺醺时生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故事发生时，母女俩正和一个男人同居。母亲是十足的醉鬼，女儿也不甘落后。
　　一天，她俩共有的男人回家时带来了刚领的工资袋，这可是聚会的好时机。朋友们被邀来了，大家放浪形骸地折腾了一通，个个酩酊大醉，想跟谁睡就跟谁睡。第二天，酒没有了，钱没有了，客人也都回家了，但母女俩却大为不满——她们需要更多的伏特加才能撒下尿来。她俩不知是谁突然想到，她们的男人应该还有奖金。她们开始跟他吵：“你的奖金在哪儿？快给我们拿出来。”
　　他醉得不轻，但还能说话：“还没发呢。”
　　然后他转身去睡了。
　　隔壁有个邻居和她们的男人在一起工作，母亲打发女儿去问一下，看奖金到底发了没有。女儿在隔壁门前晃了一下便立即折回来，说：“是的，发了。”
　　她俩开始审问男人：“钱在哪儿？你为什么要藏起来？”
　　她们把他从床上拖下来，浑身上下搜了一遍，什么也没找到，便开始揍他，男人只疼得乱叫。她俩不知谁提议用刑折磨他，以弄清钱藏在何处。我们劳改营的人始终弄不明白到底是谁出的主意。因为她俩至今还在互相指责。
　　她们把他捆起来，开始拷打。起初她们用皮条抽打这可怜的醉鬼。虽说是烂醉如泥，他还是告诉她们：“你们把我活活烧死也得不到我的钱。”
　　于是，这两个小恶魔开始用香烟烫他。他还是不说钱藏在哪儿。她们吼叫着：“要不把钱拿出来就锯你的腿，把你的双腿都锯掉。”
　　醉鬼昂了昂头，说：“锯吧。我父亲是敌后游击队员，所以我不怕拷打。拿锯去。”说完又睡了。
　　她们从棚子里拿来了一把两人用的大锯，把男人抬到床上，再把床拉到屋子中间，然后一人执一头，开始锯起来。大概她们起初只是想给他留下个疤，没想到这个醉鬼激起了她们的兽性——我不知道，也不敢瞎说。男人被锯醒了，开始大声喊叫：“他们在树林里锯掉了我爸爸的腿。他们先让他喝酒，然后才锯的，这样不会腐烂。爸爸受得了，我也受得了。”
　　他没再说什么，只是像一个游击队员一样躺在那儿，直到双腿被锯掉。他失去了知觉，她俩意识到她们不会再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了，因为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于是她们才住了手。她们用毯子把他裹起来，用褥子包住他的腿以防血流满地。然后她们动手找钱。居然找到了：在碗柜的后面。她们又买了些伏特加。女儿出去买酒时，母亲把那个男人拖到阳台上，用破布包起来，看上去像一捆杂物。随后便忘了他，好像他压根就不在那儿。女儿买伏特加回来，见没有了那个男人，便问：“他在哪儿？”
　　母亲回答道：“我不知道，他大概走了……”女儿稍稍清醒一点：“怎么会走呢？他的腿不是锯掉了吗？”
　　“我怎么知道？他是个聪明人，他会有办法的。”
　　然后她们洗净了血迹，烧了些土豆，又请来了客人。以后几天时间内她们都是烂醉如泥。有人向她们问起那个男人，她们就回答说，那个人呆腻了，自己走了。这样的事是家常便饭，所以谁也不再问什么，好几天，下班路过这儿的人总能看到她们在聚会。
　　一天，一个女人酒喝多了，想吐，但厕所里人已经满了，她只好到阳台上去吐。她扶着栏杆往街上吐，然后站在那儿等一会儿再吐。她漫不经心地看到阳台角落里有一堆破布，上面盖满了积雪，她还看到一只完好的男人鞋露在外面。“她们干吗把这么好的鞋子扔到阳台的雪里面？”她过去拉了一下鞋子，不料却拉出一条腿。她立刻醉意全无。回到屋里，她什么也没跟别人说，道了声再见便借故回家了。实际上她去的是警察局。
　　警察把她俩抓了起来，还查验了死者。验尸结果说明，这个男人最初几小时还活着，后来血流尽了，人也就冻僵了。
　　这便是两个酗酒女人干的事，一个男人为了钱把命都丢了。
　　这个可怕的故事尤其使奥尔佳惊恐不安：“人们干吗要喝酒呢，太可怕了。真想不到他们喝醉后会干出什么事来。我们的丈夫在今后的年月里还会一直喝下去，他们会死，我们都得做寡妇。”
　　“但妇女也喝酒，不是吗？你们刚听的故事说的就是你们自己，”瓦伦蒂娜说，“她们的确那样做了，又怎么样。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妇女成为酒鬼。现在有许多妇女戒酒场所，而前不久全国才有一个，在默满斯克。那时人们一听到这个戒酒场所就毛骨悚然。现在怎么样了？每个像样的城市都不只有一个，而是几个。”
　　“连小孩子都酗酒，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爱丽什卡说。
　　她们又闲聊了几句，哀叹事情不尽人意，然后又提议让娜塔莎讲个故事。“只要令人高兴，娜塔莎，”爱丽什卡央求道“讲什么都行，我听刚才那个故事听得太紧张了。”
　　“好吧。吉娜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也与奖金有关。我会尽力使你们摆脱不愉快的感觉。”
　　故事之三
　　工程师娜塔莎讲述，关于奖金和列宁塑像的故事。
　　在开始实行奖金制度那年，我正好大学毕业，在一个工厂当了工程师。这是个老厂，有许多老传统，也有许多经验丰富的老工人，总的气氛比多数工厂要好。但我所在的那个车间有个令人讨厌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个车间党支部书记。他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只要有他在，工人们便不得安宁：他总是要求人们要有高度的自觉性，还凭空想出许多新的“社会主义义务”，要不就发明出许多“首创精神”，自然这些都没能使工作得到改善，但听起来给人的印象满深刻。我们车间总上厂报，有时还会上《真理报》。支部书记总是把这些报道剪下来加以保存。希望以此能铺平晋升之路。
　　一宣布要发奖金，支书就开始敲诈工人这笔还没拿到手的钱，好像给工人发的钱取自他个人的腰包一样。一开会他总要提这件事：“国家知道，不幸的是，我们工人的自觉性并不总是高过对物质利益的关心，因此实行了奖金制。应该把这件事同缺乏自觉性联系起来看。”
　　但是，虽然他到处讲他对党所负的责任——自然，他把这种责任看作是督促工人更好地干活——但他个人却不自觉为国家着想：他个人及其全家去疗养院，花的都是国家的钱；他让我们车间的工人给他装修房子，工作时间也不例外；有一次发工资，年轻的会计由于失误少给了他几块钱，这家伙没完没了地闹了三天，可怜的姑娘差点被开除。
　　他开始同工人们争吵奖金问题，每时每刻都在盯着谁偷懒了，谁迟到了，谁不服从领导了，等等。一丁点儿大的事他也得去报告领导，并怂恿他们取消某人的奖金。头儿们也有点怕他，所以总是让步。工人们很气愤，车间主任也明白，支书的热情影响了生产。但他们对此毫无办法——这是意识形态。你只要一反驳他，他就对你发动猛烈的政治政势，而且没完没了。
　　我们车间有个技工，是个老姑娘，名叫尤丽娅·康斯坦丁诺芙娜。战争年代曾在前线当过护士，受过勋，而和平时期，她的作风是大胆和独立。支书早就想开除她，无奈车间的生产要依靠她，厂方对她评价很高。这个尤丽娅·康斯坦丁诺芙娜见工人们讨厌支书，甚至许多人开始调离我们车间，所以她决定支持工人，帮他们摆脱那个恶魔。她首先与最要好的工友达成了秘密协议，因为他们率先支持她，尔后其他人也纷纷响应，她的计划，就是把支书搞掉。
　　我们厂院子里有个小公园，公园里有一个喷泉，周围是椅子。尤丽娅同工友们商议，决定提一个富有“首创精神”的建议：每人都把这第一次奖金捐献出来，塑一座列宁像来取代喷泉——以感谢党和国家今后的每次奖金。
　　我们都热烈期待着车间年会。通常宣布开会时，工友们，尤其是女人，都想方设法逃避。会议常在工作之余召开，为了防止不自觉的的工人逃会，他们在开会期间总要把大门锁上。但厂内还有几个小门，女友们往往会从这些小门溜出去，或回家或上街排队买食品。但这次开会大家都到场了，他们都想看看尤丽娅发起的反支书活动怎样收常虽然大家的钱都不富裕，这点奖金也不至于撑破腰包，但只要能搞倒支书，大家都不会吝惜这些钱。况且，无论如何，车间差不多一半工人都被他剥夺过一些钱。他还曾给队长、车间主任和技术员施加压力，要他们保证，凡是违反纪律者都要惩罚，不许漏掉一个。所以，工人们无所失，技术员和队长很明智，他们决定放弃自己的奖金，因为他们受的气也太多了：以前他们负责生产，现在他们像小孩子一样听命于支书。
　　会议终于开始了。车间主任上台公布了所有有关我们的数字：计划、超计划、超额完成任务、未完成任务，等等，然后他收起表格回到了座位上。支书爬上讲台，开始讲他的老套话：党如何关心所有的工人，给他们发年终奖金，而某些工人不自觉……如此等等。
　　支书讲完后，尤丽娅走到台上，不慌不忙地重复着支书刚才所说的一切：党……政府……政府……党……事实上，冬天已经过去，夏天已经到来——听她给我们讲这些老套话，我们都感到吃惊，担心她最后说走了嘴。她不停地讲啊讲，还不断盯着门口和手表。支书是会议主持者，他用铅笔敲桌子，说：“时间，尤丽娅·康斯坦丁诺芙娜。”
　　她送给他一个甜蜜的微笑，点了下头，继续说她的，这次说的全是引的列宁的话：“正如列宁所说，正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讲……”支书叹息了一声，他毫无办法：他不敢冒险打断一个正滔滔不绝地宣讲列宁语录的讲演者。
　　尤丽娅正大谈列宁时，门开了，一名记者和一位摄影记者严肃地走进了大厅，后面跟着笑容可掬的厂报编辑。编辑赶忙走向支书，弯下腰来同他耳语几句，其实大家都能听到：“从《真理报》来的。”
　　支书大喜，哈腰示礼并张开双臂说：“欢迎。欢迎。”
　　同时他示意尤丽娅停止演讲。她只是微笑了一下，然后大声宣布：“所以，按照上述的一切，我们车间的一伙工人、工程师和技术员决定，为了感谢党和政府，我们谢绝第一次奖金，用这些钱在工厂公园里建一座列宁纪念像来取代喷泉。”
　　这么长时间，人们等的就是这句话，于是整个大厅里欢声雷动。尤丽娅稍停了一下，掌声过后继续说：“我们坚信我们会得到厂领导，首先是我们尊敬的支部书记，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的支持。”
　　她转向主席团，微笑着邀请支书站到她讲话的地方：“我们期待着您的答复，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主席团有一半人会心地笑了——他们早已知道尤丽娅的主意。另一半，支书的好友们觉察到了他的不悦，开始耸耸肩以表示不同意。
　　我们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走到台上，开始说：“我不知道谁批准了这一独立活动。谁允许了这个轻率的首创？谁批准了？党支部不能支持这个不成熟的首创。首先，我们必须与同志们讨论，还要向上级机关请示。”
　　之后，阿利克·保察金到了台上，他是共青团负责人，提前已知道这事。他说：“我感到惊讶，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没想到一位党的负责同志会这么做。您所说的‘独立’是什么意思？是的，真正的首创一定是独立的，而且不是在默默的研究中编织而成的，像有时还在发生的事情一样。我们共青团员完全支持车间工人们的首创精神，此外，我们准备承担为列宁纪念像清理地基的任务。取代官僚主义的喷泉的不朽的列宁纪念像万岁。”
　　这一通胡言乱语充满火药味儿，但会议需要它，大家都笑了，为他鼓掌。支书已不可能再葬送这一首创精神了。他个人的钱危险，他的奖金，还有他搜刮来的钱，都够危险的。
　　站在他旁边的记者高兴地说：“多好的消息，明天见报。”
　　记者在大厅内转着圈与人们交谈，摄影机灯光闪闪。而支书同他自己的人坐在一起，可以听到他们咕咕哝哝的不满声。其中有一个说：“明天我们给区委打电话，他们可以在那阻止文章发表——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首创性。国家给这些人东西，他们竟敢拒绝。”
　　第二天，《真理报》刊登了关于我们的首创性的报道，并附有一段评论：“遗憾的是，工人的首创精神没有得到车间党组织的理解和支持。”
　　支部书记垮台了，取而代之的是阿利克·保察金。他是个高水平的空谈家，但心里什么都明白，而且同工人相处更谨慎些。
　　列宁像在公园里建起来了，本厂的人都戏称为伊里奇与康斯坦丁诺芙娜纪念像，后者当然不是指列宁的夫人康斯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而是我们的尤丽娅·康斯坦丁诺芙娜。
　　故事之四
　　由“大人物”瓦伦蒂娜讲，关于持不同政见者与一名克格勃间谍之间的离奇故事。
　　朋友们，我要给你们讲的是一个机密故事，持不同政见者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故事。别，先别生气，佳丽娜，你听我说。这个故事是我从参与办案的一名克格勃侦查员那儿听到的。这件事你们可以跟别人讲，只要你们愿意，不过，可别说是我说的。这位侦查员的名字我不想告诉你们，而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字我也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一位流放者的两个女儿的名字——达莎和萨莎。不过，这无关紧要。
　　这个故事是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他曾在克格勃工作过。我不能透露他的真实姓名，但为了便于讲故事，权且称他为耶夫吉尼吧。
　　耶夫吉尼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克格勃工作。他成了一名年轻的侦查员，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听命于人的小男孩。但后来他办了一个案子，这件事促使他离开克格勃去当了一名辩护律师。我曾问他为什么要辞掉这个令人羡慕的差事，他说这是机密。
　　一位西德游客在列宁格勒会晤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克格勃毫不犹豫地相信：她给他带钱来了。耶夫吉尼受命追踪这笔钱的去向。他们断定这笔钱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所以唯一的问题就在于，查明接受这笔钱的人是用它来从事反苏活动还是把它转交给别人以达到同样的目的。耶夫吉尼有权截留嫌疑犯寄出的邮件，所以他很快查明，那个德国人走后第二天给远在厄尔库斯克州流放的某个犯人寄去了５０卢布。
　　耶夫吉尼乘飞机赶到厄尔库斯克州，很快就找到了那个流放犯。他就住在泰加森林中一条河岸边的一间小屋里，还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萨莎和达莎。耶夫吉尼在这一带活动开了，他找当地克格勃和附近居民了解情况，到邮局检查邮件。果不其然，这个流放犯一收到那笔钱就把它转寄到佛尔库它。
　　耶夫吉尼立即飞往佛尔库它。在那儿他找到了一个被流放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人已在那儿呆了２０年。他手里没有钱，收到那５０卢布后，他没出邮局就把钱寄给了支它州的一个女流放犯。
　　耶夫吉尼试图在支它州会见这个女人，虽然她拒绝同他交谈，但他还是发现了这笔钱的下落：她把它寄到了乌克兰。
　　不得不又飞往乌克兰，耶夫吉尼一路上都在诅咒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搞阴谋，害得他为了追踪这５０卢布东跑西颠，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和国家的钱财，更不用说其他开销。
　　在乌克兰，当地克格勃官员会见了耶夫吉尼并告诉他说，刚接到某集中营的情况报告，有个女犯收到了那笔汇款，但她当天就将钱寄到了厄尔库斯克州……你们能想象耶夫吉尼回厄尔库斯克时是怎样的心情吗？
　　幸好，他比邮件到的还快，而且他去邮局时恰巧赶上他们正为那个流放犯签发取款通知单。他出示了证件，然后走到柜台后面去假装分拣邮件，这样他就可以监视那个来取款的流放犯。
　　他来了，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取完款后，他并没有出邮局，而是和他的妻子、女儿商量把钱寄给谁，谁最需要它。
　　耶夫吉尼终于认识到，这５０卢布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人们只是相互转寄，原因就在于他们都认为别人比自己更需要它。
　　他再也不去跟踪这笔钱会转到何处，而是返回列宁格勒，借故辞去了克格勃的职务。他们之所以放他走，是因为他只干过一次跟踪，知道不了多少秘密。
　　怎么样，佳丽娜？听起来象故事吧？
　　一直带着兴奋的神色听瓦伦蒂娜讲述的佳丽娜说，不仅像，而且，除了那个乌克兰人，故事中的所有参与者她都能叫得出名字：“政治集中营的人至少有一半是乌克兰人，所以很难说那个人是谁。关于其他人，我只告诉你们耶戈尔·达维多夫。他过去在厄尔库斯克州的图伦镇，他的妻子叫寥拉，两个女儿确实叫达莎和萨莎。我不怕说出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已去了西德，住在慕尼黑。他们在那儿也没忘记帮助朋友，瞧，他要给我寄些钱或一些别的东西来，或许也是通过一个德国旅游者，没准儿克格勃的新耶夫吉尼会搞出一个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款项案。他们将记录下大量的丑闻，还可能拍成电视片，取名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走狗》，或者叫《他们为了美元而卖身投靠》。我至少希望，你们看到这类东西时不要相信它。谢谢你，瓦伦蒂娜。”
　　大家都高兴地看到，瓦伦蒂娜和佳丽娜之间的坚冰终于融化了。阿尔宾娜不无忌妒地说：“现在轮到我了。与你描绘的田园诗般的图画相反，我讲的是爱钱的故事。
　　故事之五
　　由空姐儿阿尔宾娜讲述，说的是苏联妓女的悲欢作为开头，先讲个笑话，说的是一个文化部长，同其他几位部长坐在一块，只有她一个人是女的。谈话间说到了苏联还有没有卖淫的问题。女部长说：“我们再也没有卖淫了，那是资本主义的垃圾，现在早就绝迹了。”
　　其他部长们都笑了：“您说什么？我们所有的妇女都在出卖自己，怎么能说没有卖淫呢？”
　　“什么，所有妇女，也包括我吗？”
　　“是的，部长同志。”
　　“那么，你看我值多少钱？”
　　“这个嘛，要把您的年龄、相貌和您的地位都算上，我可以出一百卢布。”
　　“就这么点儿？”
　　“您看，部长同志，您已经在讨价还价喽。”
　　这是个笑话。下面说的才是真的。我不可能先从那些服务于高层人物的妓女开始讲起，因为我跟她们没打过交道。
　　次一级的人物是黑社会的百万富翁，我跟他们有过来往。
　　坦率地说，时间并不长，那时我还很年轻。他们真正喜欢的几乎都是些小姑娘，过了１８岁就会被他们认为是老太太，是大路货。我正是在１８岁时为他们服务的。司机常常来找我，说：“准备好，半小时后我们就走，带上你的东西。”
　　我准备好后就钻进了汽车，通常我去的是某人的乡村别墅。那里通常有客人，有酒，有招待会——我们不过是人家的额外快餐。一般来说，一晚上我能得５００卢布，不过这也取决于客人是谁以及来自何地。格鲁吉亚人给的最多，乌克兰人最抠门儿。来自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的客人也有点小气，但对待姑娘们却不乏绅士风度，因为他们差不多算是西方人。
　　这样“出去”几次一年不用工作，保你够花的。
　　再其次是应招女郎。我从未干过应招女郎，但我有几个朋友是。她们几乎整天呆在家里等顾客打电话。客人通常是富裕、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或是顾全名声或是怕老婆。打电话的客人常常是姑娘从不认识的人，一般邀她们去宾馆。应招女郎一夜能挣３０至５０卢布——假如她碰上上等主顾的话。
　　宾馆女郎差不多也能挣这么多，不过她们更苦一些：她们得为老外服务，而且受监视。然而，她们总有机会得到不错的礼物，甚至同老外确定关系。我们宾馆女郎中有些人千方百计勾引老外，让老外娶他们，带她们出国。自然，这些老外做梦也想不到他的老婆是在宾馆工作人员、民警以及克格勃的领导下卖淫的外向型妓女。偶尔在宾馆餐厅或休息室幽会一次往往是件惬意的事情，虽然你们会想，什么样的苏联姑娘才会只身潜入阿斯托利亚或欧罗宾馆的餐厅？整个一个社会渣滓。
　　在内宾旅馆情况也是这样，只不过客人稍嫌寒酸些：通常他给你的不会超过３０卢布，除非碰巧又遇上了格鲁吉亚人。那些家伙精明得很，他总是知道怎么给钱。而格鲁吉亚人就是慷慨，没办法，他们就是那种作派。
　　也有许多便宜妓女。有时会碰到这样的“姑娘”，她硬要５０卢布，但对客人比较忠心，能一块过上几年。这类姑娘一般是男人跟自己的老婆闹别扭才找她们。所以她们跟客人都很熟，男人供给她们日常生活所需，就跟过家庭生活差不多。
　　例如，我有一个朋友，当她的相好们遇到经济困难时，她还会倒贴给他们。有时也有相反的情况：要是需要毛皮大衣，她会把他的钱全拿去买上一件，然后免费跟他睡半年或更长一段时间。
　　再往下就是“马路天使”了，不过我没干过。我们姑娘们常以街头故事互相吓唬：“你会为在莫斯科夫斯基车站一次得五块钱而玩完。”
　　莫斯科夫斯基车站的妓女也有所不同。有出租女郎——那还算是不错的。她们与出租车司机有君子协议，他拉着她在车站附近转悠，为她物色主顾。他的行李箱里带着伏特加，以备不时之需。出租女郎大约能得１０卢布。
　　你们夜里去过莫斯科夫斯基车站吗？我说是半夜？试试吧。你们会发现那儿是那么美——除了神情沮丧的密探，只要给五块钱，她们跟谁走都行。有的回其住所，有的就在门洞干那事。
　　也有人以同样的价钱到高斯蒂尼德夫尔或其它大商场去做生意。我曾认识一位已婚妓女，丈夫在工厂工作，他们有两个孩子。她每天都出来做生意，拉两三个客，就在门洞里干，能挣上１０或１５卢布回家，就很高兴了。
　　我不了解为水手们服务的港口女郎的情况，所以也不敢瞎说。她们大概比在车站的要贵些，而比在宾馆的便宜些。
　　在所有这些行当中，小伙子总比姑娘要贵一些。这里也有性别歧视，姑娘们。他们集中在普希金剧院对面的小公园里，“卡特卡公园”——那儿有凯瑟琳大帝的塑像。
　　好了，你们够吧？反正我够了。我再也不能想有关金钱的更可怕的事情了。或许吉娜还可以再说点什么。
　　阿尔宾娜的故事首先引起吉娜的反响：“能从男人身上赚大钱的女人我不太了解，但我遇到过徘徊在车站和码头的姑娘。你们知道最低的要价是多少吗？”
　　“多少？”
　　“一卢布。”
　　大家听后目瞪口呆。
　　“而且还不止如此，一卢布也是钱呀。一大早在啤酒馆外面，那些女酒鬼只要给一杯啤酒她就让人干，一杯啤酒才两毛三。算了，不说这些了。佳丽娜，你给我们讲讲有美好生活的事情吧，讲讲人们竟相把最后一戈比让给对方的故事。”
　　“不，吉娜，我有另一个关于钱的故事，与持不同政见者没什么特别的关系。我要讲的是我婆婆的事。”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见者佳丽娜讲述，说的是她如何与婆婆相处，如何仅从婆婆那里得到一点钱，却欠下了永远无法还清的恩情债。
　　斯拉维克的母亲四十多岁时生的他。人们都说他没什么出息。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的斯拉维克的确是个有出息的人。
　　我们在集中营结的婚。那时他对我说：“佳洛契卡，我的母亲在列宁格勒，我给她写信介绍了你的情况。你该去看看她，认识她。她身体不大好，很少出门。”
　　他给了我地址。从摩尔达维亚回来的当天我就去拜访了婆婆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她住波克罗夫卡区萨多瓦亚大街的尽头。我按了门铃，是邻居开的门，她领我穿过楼道，然后指给我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的房门。我刚一敲门就听有人说：“进来佳丽娜。”
　　我感到很吃惊，推开门便看见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了。她正坐在又大又破旧的圈椅里，披着破旧的披肩。
　　“进来，坐。你旅途还顺利吧？斯拉维克好吗？”
　　“他很好，我来时一切都好。您怎么能猜出是我呢？”
　　“我一直在盼着你来，”她简单地回答道。“斯拉维克来信提到了你，所以我一直在等你。我刚才还在想，我的小儿媳妇怎么还不来让我瞧瞧呀，想着想着突然听到了陌生的脚步声，我就猜出是谁来了。来看我的人不多，我妹妹、护士——这就是我的全部客人。”
　　安娜·尼古拉耶芙娜与我一起喝茶，我给她讲了这次旅行的情况，告诉她我们已经在集中营登记结婚，还给她介绍了我个人及家庭的一些情况。
　　“你交了个在集中营的男友，你父母是怎么看的？”
　　“喔，没事，我想……”
　　“别跟他们闹别扭。斯拉维克会出来的，那时或许他们会喜欢他。但别冲撞你父母。有个坐监的女婿，对他俩来说不是好事。这事你不用跟别人讲，因为别人都想知道他们的女儿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初次见面我就喜欢上了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我开始逐渐依恋她，特别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我常去看她，陪她喝茶，聊天，谈斯拉维克——心情就会好起来。
　　但在家时情况就糟了。我一宣布我交了一个在劳改营里的男朋友，父母就表示不同意。当我快要生个孩子时，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就恶化了。所以我决定搬出去。但去哪儿？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只有一间小屋，甚至连第二张床都放不下，而斯拉维克又在集中营。我决定租一间房。转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一间，但就是贵点——４０卢布，占我月收入８５卢布的一半。我还得常常买东西去探望斯拉瓦，还要给他寄包裹什么的。唉，可真不容易埃唯一还算不错的事情是我找的房子离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挺近，在夫昂坦卡。我常常事先不打招呼就去看她。
　　我母亲想让我做流产，但我不听她的。我的感觉并不总那么好，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而我却比怀孕前吃得更糟。最后我简直都不想要这个孩子了。父母的钱我一点也没要，虽然他们主动给我——我自尊心很强，这你们知道。我开始变得失魂落魄，丢三落四。这么贫困，我居然还乱丢钱，常常把钱放在家里的某个地方，可就是找不着。有一次我向安娜·尼古拉耶芙娜诉说我近来的不幸遭遇，她让我弄个钱包：“你总是把钱放到手提包或口袋里，所以不容易找到。”
　　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到，我常常无意中在我大衣口袋里的手套底下，或是在我的手提包里发现钱，钞票不象我通常那样折一下，而是折两下，我想，这是我爱丢三落四，生活邋遢的缘故。
　　这些三五元的钞票可真救了我的命。我唯一感到不安的是，丢了钱后又突然在某个地方找到快要成为我的习惯了。
　　怀孕第六个月的某一天，我去看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发现她情况更糟了，甚至不能起床。我在那儿一直等到大夫来，给我婆婆做完检查后我随大夫走到门厅，问她：“大夫，她怎么样？严重吗？”
　　“喔，怎么跟您说呢？我们无法给她换个心脏，而她的心脏已经衰竭了。你要做最坏的准备。我们可用药物至多维持她一年，但最后……”“或许她能住院吧？”
　　“你试试吧，象她这样的年龄，又是领养老金的人，还住院。除非你有门路。她真的不行时会来辆救护车，要不然……得了吧，别找那麻烦了。”
　　想到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活不到斯拉维克回来，我忍不住泪如泉涌。设法控制自己以免让她从我脸上看出什么来。
　　我回到屋里，婆婆对我说：“别伤心，孩子。我现在可以放心地死了，因为斯拉维克不会孤独了。不过，我倒是很想看看我的孙子……好，不说没用的话了，去商店为我买点什么吧。那儿是我的包，钱就在里边。”
　　我拿起包，记住了她要买的东西，就上街了，我在商店选了牛奶、酥酪、奶酪、但打开钱包付款时我不禁大吃一惊：钱包里所有钞票都整整齐齐地折了两下，跟我找到的三五块钱的票子一模一样。而她每月的养老金是４５卢布，就这么点钱她居然还要分给我一些。
　　然后我去面包店买面包，这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像个孩子一样，我梦想着发生奇迹，她重新好起来，斯拉维克也回来了。我们俩都工作，给她买一件温暖、鲜亮的毛皮大衣和温暖的冬靴。她冬天从未出过门，因为她的棉大衣太沉，她都穿不动。我用这种梦想来安慰自己。
　　但她最近去世了，就是我正要分娩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能给她买毛皮大衣了，而且我从未当面叫她一声妈妈，只是有时在心中叫——我太腼腆。她留下了一个装钱的小纸袋，上面写着：“给佳丽娜”。这些钱都是从她的养老金里攒下来的，是她一生的全部积蓄——２８卢布８０戈比，我得用这些钱作安葬费，这也挺贵的。我只保留了一张五元票，我不打算花它，无论生活多么困难都不花。不，这不是从那２８卢布中留下来的，而是另外一回事。进劳改营之前我在收拾夏季用品时，在我的上衣口袋里找到了它，准是夏天时妈妈放进去的。
　　斯拉维克回来时，我把它交给了他。
　　佳丽娜婆婆的故事深深感动了大家，同时大家都尽力安慰佳丽娜，因为讲完故事时她已经泪流满面了。
　　等她平静下来后，奥尔佳便开始讲另一个故事。
　　故事之七
　　女工奥尔佳讲述。故事把我们带到了战争年代，那时不仅有英雄业绩，也有犯罪行为。
　　我实际上是来自农村。直到１８岁我才到列宁格勒造船厂上班。在这之前我只是个普通的农村姑娘。
　　有人说，每个苏联农庄都有痴子或疯子。别的庄我不知道，但我们庄有这么个老太太，人们管她叫财迷尼尔卡。我这就给你们讲她何以得了这么个绰号。其实她的真名叫安托诺娃。
　　我认识财迷尼尔卡时，她已经不成人样了。她穿着破烂衣服到处晃荡。冬天她蜷曲在人家棚屋的角落里，夏天就呆在庄子附近的树林里。她的样子很吓人，孩子们怕她，有时也捉弄她。下面的事情是我长大后听说的。
　　列宁格勒被围困时疏散出的人曾路过我们庄。显然他们是去西伯利亚，但生病的人就下车留下来。听说一路上都是这样，不经过主人同意这些人就被分配到各家各户。上边的命令很简单，就是要安置疏散者。至于如何供养他们，当局并不关心。我们甚至不能用他们的食品券为他们领面包。
　　这些人死里逃生来到这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活了下来。
　　他们开始在集体农庄干活。没人欣赏他们所受的城市教育，只有他们的双手还有点用，尽管他们比较虚弱。那些几乎走不动的人就用他们从城里带来的东西换面包、土豆，或为孩子换牛奶。我们那儿的妇女都可怜这些来自列宁格勒的孩子们。
　　要是有人有奶牛，他们就会让这些逃难的孩子同他们自己的孩子坐在同一张饭桌旁，拿土豆、牛奶给他们吃。但也有人趁火打劫，聚敛不义之财。即使是城里人最后仅有的几件旧衣服，他们都尽可能在讨价还价中占大便宜。
　　若论贪婪，尼尔卡堪称冠军。她不是坐等城里人来跟她交换，哎呀，不。她要拿上篮子，里边装上鸡蛋、猪油和一瓶牛奶，走门串户去跟人交换。
　　“你们家住着狐狸吗？”她总这样问。“狐狸”是她用来称呼逃难的城里人的，因为她说他们是在列宁格勒自己的洞穴中被烟熏出来的，而且她也想让人知道她不在乎人们批评她贪婪。她总是到投宿者住的地方问他们：“想换东西吗？那好，让我看你都有什么。”
　　人家主动给她的东西她都不要。
　　“给我看看你所有的东西。我要挑一挑。”她看看，摸摸，然后再给价。她总是讨价还价，而那些人累困交加，不愿争吵，只要有这些食物，要什么都给她。
　　尼尔卡就这样不断进行掠夺，直到她家整个屋子都塞满了东西：时髦的高跟鞋、阿斯特拉罕外套、毡靴、毛衣领。她甚至还弄了一大堆帽子。我们庄的女人经常嘲弄她：“你用这些城市帽做什么呀，尼尔卡？你是不是打算为你的菜地做稻草人？”
　　尼尔卡通常回答说：“我打算在这些贱人身上发财致富，谁让他们不保卫他们的城市而逃跑呢？另外我也想过过列宁格勒的生活。所以这些帽子会派上用场的。”
　　这就是她的打算。
　　除了旧衣物，尼尔卡也用食品换现钱。就这样贪婪地盘剥那些可怜的城里人，简直是明火执仗地抢劫。而她却大言不惭地说：“我赚的钱足够贴满四壁，就像城里的房子一样。
　　我的钱足够花到我入土，剩下的也够我儿子用一辈子的。”
　　尼尔卡自家也住有投宿的人，一位年轻女人，带着个孩子，是个小女孩。她无依无靠，所以让尼尔卡剥夺得一干二净。他们说这个投宿的人是爱讲卫生的年轻姑娘，她清除了尼尔卡房间中的所有蟑螂、臭虫，唯独苍蝇幸存下来。于是有人送给尼尔卡一些浸过苍蝇药的纸条子。她把这些纸条放进盛水的盘子里，上面再放一点糖，苍蝇落上就死。但那个列宁格勒姑娘担心自己的孩子可能会感染中毒。一天，小女孩偶尔看到盘子里有糖，她把糖吃了，还把盘子舔了个干净。
　　不一会儿小孩就开始肚子疼。母亲匆忙找到尼尔卡说：“给我孩子点牛奶。她中毒了。”
　　但尼尔卡说：“先给钱。”
　　她立刻找出自己的箱子，把剩下的所有东西都倒了出来。
　　但尼尔卡早就知道她还有哪些破烂货，于是不屑一顾地说：“这儿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用所有这些东西换一缸子牛奶吧，不然你女儿就会死。”
　　她把一切都给了她，直到最后一只袜子。然后她给孩子喂了牛奶和水，这才算救了孩子的命。
　　那件事发生以后，庄里的女人说尼尔卡：“你做事这么绝是要遭报应的，人不惩罚你，老天爷也惩罚你。”
　　事情果真如此。
　　命运考验了尼尔卡好长时间。首先是通过她儿子。为了使儿子免于上前线，她花了许多钱行贿，说他儿子有玻但最后人家要的钱太多了，连她自己都觉得儿子值不了这么钱，所以就让他去了。这已是战争的最后的一年了。
　　“或许他会安然无恙。”她说：“而且他应该走趟德国，没准儿还能带回战利品来。”
　　他儿子根本就没到前线，火车在半路就被炸了。她伤心了一段时间，但这丝毫没能使她对别人仁慈些，她照样试图掠夺所见到的一切。她丈夫也没能从前线回来，对此，她处之泰然：“有这么多家产，不愁找不着男人，我还会有儿子的。”
　　后来币制改革打破了她的美梦。战后进行币制改革，所有的钱一夜之间全换了。尼尔卡大把的票子没来得及兑换，因为她没有把钱存在银行，而是藏在了无人能找到的地窖里。她的钱突然成了一堆废纸，这对她来说可是个毁灭性的打击，她的精神完全崩溃了。第二天，她一大早就走出家门，把皮毛大衣、套装挂到自家的苹果树上，把所有的鞋一字排开放在大门口，把内衣、丝袜搭在院墙上，然后进了屋。全村的人都来看热闹，“尼尔卡回心转意了？”
　　他们决定进屋去看看她怎么了。进得屋来，人们看到她正往墙上贴钱，一边贴还一边唱。这女人真的疯了。
　　尼尔卡看上去并不吓人，而且人们还是同情她，就像同情倒在墙脚下的醉汉、乡里的白痴一样。不过，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她是怎么疯的。冬天、夏天她都还可以，可一到秋风扫落叶时她疯病就会发作。她在庄子里和树林里转悠，收集树叶，然后用绳子或什么东西捆成捆，把它们藏在秘密的地方。藏好后她还要四下看看，而且嘴里不停地念叨：“现在我又有许多美妙的钱了。我美妙的钱又都回来了。”
　　庄里的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财迷尼尔卡的绰号便由此而来。
　　听了奥尔佳的故事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她们多数是列宁格勒人，而每个列宁格勒家庭在被围困时都死过人。所以她们感到伤心。
　　下边该尼尔娅讲故事了；她表示歉意地说，她的故事也并不愉快，但她还是讲了起来。
　　故事之八
　　由音乐教师尼尔娅讲述，说的是，热心搜集领袖像使某些人受益而使别人受害。
　　我曾在幼儿学校教过一段音乐课。我教的那个班，都是些四五岁的孩子。这些刚学会走路的孩子经常被告知列宁、党以及其他一些他们根本不理解的东西。这个班主任特别热衷于意识形态的教育。我教孩子们唱儿歌时她常常打断我。她告诉孩子们说：“列宁老爷爷小时候也喜欢唱歌。好，孩子们，谁能告诉我列宁爷爷小时候爱唱什么歌？”
　　总有某个孩子不假思索地回答：“被压迫者之歌。”
　　我跟她说过好多次，让她别打断我的课，但都无济于事。
　　“我要给孩子们讲列宁。这是他们应该了解的最重要的事情，即使在音乐中也一样。”
　　唉，这样的女人，你还能跟她说什么？她曾让孩子们搞了一个荒唐的竞赛：回家翻旧报纸、杂志、找列宁像，然后带回学校，看谁找得最多。孩子们很卖力，带回了不少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来的列宁像。他们把这些小画像都装在特制的剪贴簿里。班主任积累了一大堆这样的剪贴簿，最后都没地方放了。每次检查团来校，她都要当着他们的面夸耀她的这些宝贝。她为此得了不少荣誉证书和奖状。
　　后来有一天早上，有个孩子，一个商店经理的儿子，来学校时带来一大捆列宁像，都是从百元卢布上剪下来的。那个愚蠢的女人连看都没看就塞进了抽屉，以备日后丰富她的剪贴簿。下午放学时那个孩子的母亲把他接走了，从此再也没回学校。
　　第二天，民警来到了学校，要求看看那个孩子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画像。原来那个孩子的父亲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了许多钱，他把这些大面额的钞票藏在了家里的好几个地方。那孩子发现了一个藏钱的地方。早上父亲上班去了，母亲正为他做早饭，他趁机溜进父亲的房间，把钱拿出来，剪下了许多列宁像，直到母亲招呼他吃早饭时才住手。父亲下班回来。
　　见许多钱都剪成了碎片，老半天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恰在这时妻子接孩子回来了。那孩子一见他父亲就迫不及待地表功：“爸爸，我剪下列宁老爷爷的像带到了学校。玛丽娅·伊万诺芙娜对我很满意。”
　　母亲吓坏了，父亲大发脾气，拉过孩子狠狠揍了一顿，直到妻子怕出事把孩子拉开为止。可怜的孩子送进了医院，他吓坏了，手也给打肿了。医院给警察局打电话，很快来了个侦查员，孩子把一切都告诉了他。父亲因贪污罪被抓去了监牢。而我们的模范教师玛丽娅·伊万诺芙娜照样在那所幼儿学校工作，只不过现在她已是这所学校的领导了。
　　“不，姑娘们。”爱丽什卡央求道，“我们别再讲这些可怕的故事了。”
　　“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有什么办法？”佳丽娜反驳说。
　　但爱玛看看爱丽什卡，说：“好了，节省点你的眼泪吧。
　　我来给你讲个滑稽故事。故事中的角色都是知名人士。他们是列宁格勒以非官方文化而著名的人，他们通常被称为豪放不羁的艺术家。”
　　故事之九
　　由导演爱玛讲述，有关神奇的１０卢布钞票的故事。
　　在全国大小剧院巡回演出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决定回到列宁格勒。找个合适的工作很难，所以我开始找零活干，在电台或电视台做临时工，为新年儿童晚会准备剧目《白雪公主》。我的离婚总算办成了。我丈夫很慷慨，给了我一间２０平方米房子。离婚前他有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这次他用它换了一个两居室的给自己，还有个一居室的归了我。不管怎么样，至少我有地方住了。但生活不容易，我这就讲给你们听。
　　一天，我正坐在家里为某个乡村剧团写稿子——目的还是赚点钱——考斯特亚·库兹米斯基打来了电话：“听着，爱玛。十万火急，我需要２０卢布。我把我母亲的订婚戒指当了，明天到期。这次我要赎不回来就完了。我需要３０卢布，已有１０卢布，你能借给我２０卢布吗？一星期后就还你。”
　　“不，考斯坦卡，我不能，我还欠邻居的电话费、电灯费，我现在一分钱也没有。连厨房都不敢去，太对不起了。”
　　考斯特亚挂了电话，我回屋继续写稿子。两个小时后，他突然亲自来了。诗人库兹米斯基很少自己跑路。他常常是在家躺在沙发椅里，穿着睡衣写诗。他很吸引人，很多诗人、艺术家都去找他，他的沙发椅便成了非官方文化的中心。考斯特亚来了，递给我一张１０卢布的票子：“我没借到另外的２０卢布。那个戒指我不要了，你最好还掉你的欠款，不然你的邻居会杀了你，这对俄国戏剧界将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因为你有新思想。”
　　我高兴极了，伸手把钱抓了过来。此时我们正站在走廊里。我顺手从电话桌上操起一支铅笔，我开始在钞票的一角上写下我该付多少电话费，多少电灯费，以及计算是否还会剩下付房租的钱。考斯特亚抱怨我，说我对他的钱不尊重，然后就拖着笨重的脚步回家躺他的沙发椅去了。
　　算出来了，但还是不够还清欠款。我正要去给邻居送钱，门铃响了。原来是莫斯科青年诗人巴克希特·坎茨耶夫。“爱玛救救我。我急着回莫斯科，可把钱丢了。你有１０卢布吗？”
　　“算你走运——我有。给你。”我把１０卢布交给他，他高兴地走了。
　　一小时后艺术家尤拉·凯勒特斯基打来了电话。“爱玛。
　　你不是给了巴克希特１０卢布吗？他又还给你了，因为我们一起去给他买了票，已经送他走了。我今天没时间去你那儿，所以我把钱给了史拉里，让他顺路给你带去。”
　　我等了史拉里老半天，但他没来。第二天他来电话说：“爱玛。昨天我去你那儿，半路在塞岗碰到了沙什卡·伊萨霍夫。他三天没吃饭了，我把钱给了他，你不介意吧？”
　　“当然不。你既然已给了他，那就这样吧。”
　　塞岗是个咖啡馆，在涅夫斯基大街和弗拉迪米斯大街的街角上。沙什卡·伊萨霍夫是白俄罗斯艺术家，住在列宁格勒。他是一个长得很帅的小伙子——像所有其他人一样聪明，但也像其他人一样身无分文。所以我的１０卢布就这么搭了进去。
　　大约过了六个月，我们的考斯特亚准备去西方。他搜集了一些非官方诗人写的诗集和散文集，可就是忘了准备钱，寄希望于车到山前必有路。临行前一个星期，他还没有机票钱。
　　消息传开，我们这伙人开始给他凑钱，钱送来时都扔到不知谁放到桌子中间的一只缸子里。行期到了，该去买票了，考斯特亚对我说：“爱玛。我还有一页就完，你帮我摇摇缸子，看看钱是否够买机票的？”
　　我把钱都倒出来开始数。突然我看见有一张１０卢布的钞票上写有熟悉的笔迹。
　　“天哪，考斯特亚。还记得去年冬天你给我１０卢布吗？”
　　“我不记得给你什么钱，怎么了？”
　　“你怎么能不记得呢？我站在走廊里，把我欠的账写在这张钞票上。你还抱怨我没找别的纸记呢。”
　　“没错，记得是有这么回事……到底怎么了？”
　　“瞧，它在这儿，这就是那１０卢布。”
　　然后我给他解释了这神奇的１０卢布是怎样转了一大圈又回来的。
　　在座的朋友们都很惊讶。皮特亚·什希金说：“用这么神奇的１０卢布给考斯亚买飞机票太亏了，咱们用它买点酒，庆祝一下，大家热闹热闹。”
　　我们把钱给了皮特亚，打发他去买些香槟。过了一会儿，这位诗人神情沮丧地回来了，没有香槟，也没有那１０卢布：“我在商店碰到了艺术家娜达莎·拉扎罗娃，她正要去锅炉房值班，她连买一包奶酪的钱都没有，所以我就把那１０卢布给她了。”
　　我很希望能问问娜达莎·拉扎罗娃，看她是否花掉了那１０卢布。但我了解她的性格，还是不问为好——可能她又把钱给了别人。我知道，这很可笑，但到我手的钱我总是注意上面有没有写字：“电话——２．４０，房租——２．５０。”你们要注意，没准你们会碰到它。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说的是一只叫卢布里克的小猫和一个丢了一卢布的男孩。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时我还在上中学。我爸、妈和姐姐都工作。家里分给我的任务是做作业，采购物品，另外还得去洗衣店、修鞋铺或干其他一些零碎活儿。我简直是一个家庭小主妇。我们的生活是幸福的，但需要精打细算。我妈妈每天给我留一点钱作为家务开销，晚上我得报账并把剩下的钱交给她。
　　一天，我出去买面包。面包店就在我们家附近，快到店门口时，见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在哭。
　　“你为什么哭呀？”我问他。
　　“我丢了钱……”
　　“那哭什么，回家去，告诉你妈妈是怎么回事，下次注意别再丢就是了。”
　　我可怜这男孩，但也颇为得意，我买这么多年东西从未丢过钱。可男孩子却那么马虎。
　　我把面包带回家，然后又出去修鞋。路过面包店时见那孩子还在那儿。已经是十月了，外边挺冷的。他用手抹着眼泪和鼻涕，看来冻得够呛。
　　“你怎么还站在这儿？快回家吧。不然会冻坏你的。”
　　“我回家了，我妈妈让我再回来，找不到钱不许回去。”
　　“你丢了多少钱？”
　　“一卢布……”
　　“一卢布？。真是个小傻瓜。”
　　说完我就去修鞋店了。我在那儿排队排了一个小时，回来的路上见那小家伙还站在那儿。他已经不哭了，只是冻得发抖，一双冻僵了的小手缩在袖子里。
　　“天哪，回家吧，看你还在这儿我都受不了了。你妈妈不会杀了你。”
　　“我知道她不会。因为我丢了一卢布，她也在哭，我怎么能回家呢？”
　　我回了家，但怎么也放心不下那个孩子。如果我有自己的一卢布我会送给他的。但我只有为家里买东西的钱，剩下的三卢布去洗衣店还要用，我没办法帮助这个小男孩。
　　我把脏衣服捆成一捆就拿着出去了。他还在那儿。
　　在洗衣店，我坐着排队，一边想着学校的事情，把那孩子差不多给忘了。突然听到附近有人吵架。一位排队的妇女火了：“我在这儿等一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这么慢？”
　　服务员一边把一捆要洗的衣服使劲扔到墙角，一边高声回敬道：“那你来干这拿３０卢布的工作吧。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快。本来一个班应该有两个服务员，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手不够，我有什么办法？”
　　她继续拿着棍子在脏衣堆里挑来挑去。我想：要是那孩子的母亲也挣这么点工资怎么办？那样的人一定很多。要是那孩子丢的一卢布是他们最后的一卢布呢？我开始真的同情这孩子了。
　　轮到我了，我交了衣服并付了钱，还剩下一卢布半。我做出了决定：如果他还站在那儿没回家，我就给他这一卢布，然后再想办法补上这个空缺。妈妈没准儿会同意把剩下的钱给我以奖赏，我从未丢过钱。
　　是的，他还在那儿，可怜的小家伙。天黑了，我几乎看不清他了。我走过去，严肃地把钱递给他：“这一卢布给你，别哭了，快回家去吧。你妈妈会不放心的。”
　　没想到他又哭了，他不要我给的钱。
　　“怎么了？”
　　“妈妈不让我向生人要钱，因为是我丢的，我必须自己找到它。”
　　“噢，这不是你要的，是我给你的。”
　　“我不能要，那不是我的钱。”
　　“那你就告诉你妈，是你在地上找到的。”
　　“我也不能说谎。”
　　他哭的声音更大了。怎么办？我挨着他站着，自己也哭了。
　　“你是一个大姑娘，为什么也哭呀？”
　　“因为我为你伤心。”
　　我俩站在那儿，抽抽搭搭地哭着。后来我突然想起一个主意。“我知道你能做什么。我带着一大捆衣服站在这儿挨冻，这都是因为你。我的手已冻僵了，看，我没戴手套。现在我要你帮我把衣服带回家，不用你干别的。”
　　“好吧，我帮助你。”
　　我俩一人拽一头把那捆衣服带到了家。我掏出那一卢布钱，用大人的口气对他说：“你帮我把衣服带回家，这一卢布是你的工作报酬。这是你挣的钱，你妈不会生气的。是，她不会的，我知道。”
　　他高兴极了。一溜烟似地跑下楼梯，连声谢谢都没顾上说。
　　那天晚上我妈下班回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她。我担心她会因为我自作主张而惩罚我。但她平静地听我把话说完，然后说：“你做的对。让他用诚实的劳动挣钱，你这想法很聪明。
　　他显然是个好孩子。”
　　大约九点钟，我们都平静地呆在家里。突然门铃响了，姐姐去开门，回来后说：“爱丽娜。有位年轻的绅士带着一只猫要见你。”
　　我出来一看，门外站着个男孩，用帽子托着一只橙色的小猫。
　　“妈妈让我来谢谢你给我的劳动报酬。她不生气，也不哭了。她还说我做的工作不值一卢布，因此这一卢布实际上是你给我的礼物。所以，谢谢你。”
　　“你拿的是什么？”
　　“是我给你的礼物。一只猫在我们的地下室里生了小猫，我拿了一只，还剩下两只。你不介意它是橙色的吧？”
　　“太棒了。橙色的可爱。太感谢你了。”
　　他把小猫交给我，然后回家去了。
　　小猫给我添了点麻烦，但后来全家人都喜欢上了它。我们给它起名叫卢布里克，以纪念那个小男孩及其不幸的遭遇。
　　“那你从没问问他妈妈在哪儿工作吗？”瓦伦蒂娜不解地问。
　　“呀，对，我忘了告诉你们。我几乎猜对了。他没有父亲，母亲在一个学校做清洁工。他们就住在学校的一间小屋里。也就是说，那时她只能像洗衣店的服务员一样，一个月收入３０卢布。”
　　“现在好了，工资比那时长了至少一倍，”娜塔莎肯定地说，“现在已达到了７０卢布。”
　　“没错，工资是长了，”爱玛回答说，“但物价跟工资长得差不多快，现在的７０卢布也就值那时的３０卢布。”
　　“是这样，”吉娜叹息道，“如果没有固定的职业，很难靠工资生活。”
　　大家都理解，她是在为她的前途忧虑，想着怎样才能找到一份工作。于是大家开始给她出主意，到哪儿去找工作，什么样的工作能使生活有保障。尼尔娅说她可以去托儿所找份工作，那样她还可以带儿子。
　　第七天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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