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星期三我们在小山谷里又度过了一个宁静的夜晚，几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睡了一个安稳觉。今天上午我写了三封信，给北上燕京大学医学院的第十位学生发了一份电报。在吴博士的要求下，我制定了一个计划，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人员根据专业、学生和教工原籍分为几块。王明珍（音译）仔细了解了学生的来源地。有了这些资料，我们制定新学期的计划就简单多了。
　　下午，在实验学校我的起居室里，吴贻芳、娄遵宜（音译）和我讨论了使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继续存在下去的计划。除非马上发生奇迹，否则在南京开学是绝对不可能的。没有一所学校计划在这里开学，教育部也不允许。当坐在那里听着两位中国妇女讨论未来计划的时候，我多么希望世界能够了解这样的中国女性啊！她们是多么勇敢地面对祖国的未来和可能的失败！遵宜说：“魏特琳小姐，如果我们被打败的话，那不是因为我们的人民缺乏勇气，而是我们的队伍中有汉奸。”日复一日，当读报纸的时候我认识到，在现代战争中，中国的物资装备是多么的落后呀！日本已为此准备了数年。中国几乎没有重炮，缺少飞机和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人们只能呼唤调停者，并寻找呼吁对象——人民和社会团体。我常常想到日本的基督徒，并为他们祈祷，他们可能对这里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
　　迈纳·瑟尔·贝茨（Miner S。Bates）仍在日本，我猜想他渴望回家。我们没有收到他的信。
　　明天，住在我们这里的20名气象台的工作人员将动身去汉口。我们多少松了口气，因为校园里的人越少越好。
　　9月2日，星期四又是一夜安宁。吴博士和我一起给武汉的华春（音译）写了一封信，提出让我们的部分学生在那里入学的设想。我们在那里组成了临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张肖松、陈品芝和伊娃，韩博士为顾问。我们第一学期的临时计划似乎渐渐地产生了。我们计划，根据学生的原籍，把高年级学生按照专业分开，一些人到武昌，一些人到上海，但教工和设备仍是一个问题。娄小姐今天上午走，她将把该计划带到武昌。
　　上午10时30分。今天上午去鼓楼参加一个教会中学校长和教育长会议。他们认为，今秋在南京开学是没有希望了。汇文中学汇文女中位于中山路金陵中学对面。的钱先生说，昨天，没有一名学生来参加入学考试。会后，中华中学的校长程小姐带我们看了她的防空洞，我惟一的意见是，她将过多的人安置在一起。我知道我们没有有效的手段能使自己免遭炸弹袭击，因此，我反对把太多的人安置在一个地方。
　　当我回家时，注意到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现在我们校园里仅剩下3名学生。我们都在那个600号宿舍楼吃饭，在那儿我们有两张桌子。南山的人（现在还有3人）在南山吃早饭，但另外两顿饭到600号宿舍楼来吃。
　　下午4时～5时30分。贻芳和我起草了几封信，给低年级、高年级、新生和二年级学生，以及实验学校的教师们，告诉他们新学期的计划草案：　即两名低年级班学生到他们所能找到的学校借读，但建议两个高年级班学生到我们为他们选择的某些中心去就读，我们将尽力派专业顾问去那里。我们写完了这些信，将在明天寄出。
　　现在是9时30分。今天没有空袭，两天安宁，但在潜意识中我们正焦虑地等待着。我们的上空乌云密布，不知道何时会下雨。我虽然很爱月光，但现在我们不希望夜晚有皎洁的月光。
　　据报道，上海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9月3日，星期五又是一夜平静，谢天谢地。空气中已能闻到秋天的气息，紧张的神经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精力也恢复了。早上6时，我醒来时感到十分惬意，我急切地想把那些由我负责的信件定稿。
　　当我们能够享受校园的美景和宽敞的住房时，我的心为那些拥挤在火车中、车站里、小船上，以及栖息在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的难民而痛楚。
　　今天早上，我跟王先生学中文，他向我解释了“焦土政策”：　中国宁愿把南京和其他大城市变成焦土，也就是彻底摧毁它们，也不让它们落入日本人手中。
　　我的老师全家都到乡村去了。开始他竭力反对，但最终还是妥协了，因为他家所在地，除了他一家外，已别无他人了。
　　今天1时10分的广播说，上海地区正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地处交战地区的同济大学已被彻底摧毁，这些建筑是1932年“淞沪事件”即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重建的。到今天，已有三整天的宁静，对此现象，我的解释是，日本飞机正在别处忙碌着。
　　凯瑟琳正忙着为伊娃、鲁丝、弗洛伦斯和艾丽斯·福尔门·帕尔玛（Alice Freemen Palmer）收拾秋冬装。今晚，我们将按沃德夫人的计划，把两箱《以斯帖记》寄到汉口。
　　9月4日，星期六又是一夜宁静，睡了一个好觉。警报声和飞机的轰鸣声正逐渐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在我的想象中，我们正过着“新生周”和“返校日”，这些活动本来应在9月初进行的。
　　我们听说，政府计划将在西安、成都和长沙开放一些大学，这样受战争影响地区的学生可以到那儿去上学。但我认为无论在何处，集中过多的学生都将是危险的。弗洛伦斯于8月14日在青岛发的电报今天才收到。贻芳起先看不懂电报内容，直到我们看了日期后才恍然大悟，大家大笑不已。
　　9月7日，星期二今天上午，吴博士忙着把信寄给沃德主教、华西大学的张校长及在成都的里夫斯和埃斯特（Esther）博士。我们把信直接寄到西安，再从西安用航空信寄到成都。
　　我上午给系主任们写信，寄给他们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名单。龙博士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龙冠海。想把自己系的成员，以及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带到一个县城，集中一段时间从事社会学的学习——理论和实地考察工作。
　　上午，吴博士与王明珍商量了去上海为我们在那里的工作进行早期准备的事宜，后来决定王明珍今天下午就动身。近来，要想赶上火车，必须提前几个小时动身，因为你永远无法预料警报是否会在你去车站的途中响起来，而使你错过火车和轮船。注册员和我正为王明珍收拾东西——学生花名册等材料，还有我写的一些介绍信。我们将会很高兴听到她安全抵达的消息，因为最近轰炸车站的事件时有发生。
　　下午4时～6时。我去了大学医院，发现大部分外籍工作人员都在那儿，他们在尽力坚持工作。我还注意到，他们在屋顶上放置了一个红十字标记和美国国旗，这是美国使馆的命令。除了顶层外，每层楼都住满了人。我还去了特护部，并同艾娃·海因兹（Iva Hynds）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她说，尽管警报响起时许多病人吓坏了，但她正在尽其所能，使病人过正常的生活。医院为所有的工人、医护人员及能够行走的病人准备了防空洞，其他病人则被安置在一楼。她说，他们的收入减少了一半，因为能付钱的病人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
　　晚上9时。今晚我用打字机为你们写日记，在我打字时，常常怀疑让你们花时间看日记，以及自己花时间写日记是否值得。
　　下午下了雨，现在很凉爽。
　　9月8日，星期三天气非常好，凉爽、清新，令人愉快原文exhilerating拼写有误，应为exhilarating。。这是为学校认真工作的大好时机。要想真正地体会到宁静、和平及充足睡眠的宝贵，你至少要有两个星期经历空袭的体验。
　　现在只有老师和工作人员（陈先生和他的助手）参加清晨的祈祷会，因为学生们都走了。我们按照凯瑟琳所定的程序进行祈祷——仅在星期三和星期六集中，其他时间按这个仪式各自进行。
　　今天早上来了两名警察，谈论了我们养的鹅的问题，因为当警报响起或是飞机在我们头上飞的时候，这些鹅发出可怕的叫声。我倒是认为这会使敌机飞行员误以为这里是不值得轰炸的农村，但是，我无法使他们相信这一点。我想我们将不得不对公鹅采取一些措施，因为它们叫得最凶。警察还询问了狗的情况——我们只有一只狗，在实验学校，它是一只出色的狗，总是跟着我们到防空洞，然后躲在防空洞上面等我们，直到我们出来。
　　晚上7时。今晚6时后，吴博士开会回来，她是会议的主持人，会议开了4个小时。她不仅看起来面带倦容，而且的确也是筋疲力尽。她说有关上海附近的防线被轰炸的报道令人心碎，有许多可怕的破坏。
　　晚上8时～8时40分。学院工人开了一次会。会刚开完，警报就响了起来，所有的人都躲进防空洞里。没有敌机飞来，40分钟后就解除了警报。单先生和他的家人明天走，E·C·陈的家已迁离，而他自己搬到了医务室。闵先生也回老家去了。F·陈把他的家人送回老家，他们走的是汉口这条路。现在他无牵无挂，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了。
　　现在只有9个人在400号宿舍楼吃饭了，我们已搬到那里，虽然人数不多，但很团结。武昌来了信和电报，似乎一切进展顺利。他们很乐意接受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张肖松在那里帮助学生注册。一切都好，紧张的心情也渐渐稳定下来。
　　9月9日，星期四天气很好，凉爽而晴朗。校园和往常一样美，如果学生和老师还在这儿的话，他们会多么高兴地欣赏它呀。
　　利用这个机会，我上午学了两小时的中文。似乎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中午吴博士应邀到洛辛·巴克家去吃午饭原文tiffen拼写有误，应为tiffin。。她说去的时候非常担心，以为十有八九是巴克先生受大使馆的委托，来劝说凯瑟琳和我撤离南京的。令她感到吃惊的是，这只是一次正常、友好的聚会。
　　刚刚听到黄丽明孩子的死讯，这孩子只活了16天。在孩子出生前，她刚撤退到上海。听说孩子出生刚5天，由于医院过于拥挤，她就出院了。她和她的另外两个孩子都生病了。
　　今天早上，美国大使馆转来一份电报，通知我们，10名去燕京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平安到达北平。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松了口气。这么长的旅途，对这些年轻学生来说真是一次冒险。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乘火车的难民在淞江附近的车站被轰炸的悲剧。我们非常担心王明珍的安全，我们派她到上海，安排在上海设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分校的事宜。
　　在青岛的鲁丝·切斯特来信了，她想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做。你们熟悉的即将升入大二的医学系学生王民英，将离开上海到成都去完成她的学业。现在，似乎许多人都认为成都是中国惟一安全的地方。尽管路途遥远，但许多人正在考虑去那里。我们在武昌的教师发给我们的电报刚刚收到，电报说华中学院能够接受我们学校的30名学生。现在似乎有迹象表明，教育部愿意让几所学校在南京悄悄开学。我感到我们有可能让个别的系在南京开学，不过明天我可能改变想法，一切都取决于最近的空袭情况。乔治·谢泼德打来电话，下午他又来我们这里呆了一会儿，他鼓励我们中的一些人留下，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9月10日，星期五没有想到会一夜平安，睡了9个小时，一次也没有醒。上午大部分时间为那些想到其他学校去学习的同学开转学证明。我还给这些学生写了一系列的建议，帮助他们在别的学校如何选课。
　　下午1时～晚上10时。当贻芳、凯瑟琳、布兰奇和我在伊娃的平房里听《晚间信箱》节目时，空袭警报响了起来。由于后来没有发出紧急警报，我们第一次没有躲进防空洞。
　　以前我总是很苛刻，坚持要人们去防空洞，并呆在那里直到警报解除，所以这次我得忍受一点揶揄。空袭警报很快就解除了。今天下午我花了3个小时写日记的第二部分。傍晚，吴博士、埃尔茜和我试图为教工们制定下一步的去留方案。谁将返回美国？谁将留下？似乎所有人的薪水都要减至通常的40％，这对一些人来说，将低于基本生活水平。
　　晚上8时。吴博士、龙博士和我一直在为社会学系制定计划。我们决定在武昌开学，如果那儿有地方的话——我对此表示怀疑。我倾向于临时在这里开学，尽管我知道这样做会招来批评。毫无疑问，一些学生家长也不会允许学生来。幸运的是，社会学系的老师都是中国人，这使得问题简单多了。
　　我忘记告诉你们，今天下午，我们附近家庭手工学校的负责老师来看我，我们决定这所小学校在9月20日开学。她已经家访过一些学生，这些学生很希望学校开学，这样她们就能继续学业了。在做出决定后，我们立刻让人写了一张色彩鲜艳的海报，我们将把它张贴在这所小学校的门口，向公众宣布开学的日期。小学校附近有两个防空洞，因此，一旦有空袭的话，学生们将有一个安全的避难场所。这个小学校位于3个国家的大使馆附近，在目前形势下，这将对学校有利——但并不全是这样。
　　我们决定从这个星期天起，开始我们每周日下午定期举行的邻里福音传道者的礼拜。至于邻里学校，我们仅有一名正式老师，但我相信这个小学校的一些毕业生愿意来任职，帮助教缝纫课程。我不能肯定基督教女青年会是否有一笔资金来支付邻里学校教师的薪水，如果没有的话，我将向你们——我的日记的读者呼吁，我相信你们会做出回应，这样，邻里学校就能够继续办下去，周围的百姓们也就不会担心了。正如你们所知，这所小学校完全是由我们学生中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成员赞助的，现在该机构不再运转，尽管它可能会在别处的几个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分校重新开始活动。
　　9月11日，星期六今天早晨天气有点凉，几乎要穿毛衣了。南京及校园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长沙的海伦·怀特迈克（Helen Whitmaker）发来电报说，如果需要的话，湘潭长老会学校的房子可以借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分校。刘恩兰那里还没有消息，她目前在山东老家和父亲在一起。今天上午，吴博士和凯瑟琳给学院董事会写了一封信。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帮助龙博士构思、起草给社会学系的学生和教工的信。
　　我们正设法通过美国大使馆的无线电与目前在北平的周丽珠（音译）联系，周是米尔伯（Mereb）的接班人。
　　收到了恩兰的信，她在信中谈了在目前情况下她的人生哲学，写得很好。由于大雨，她在山东受阻，同样，华北日军的行动也受阻。她渴望回来工作，她的同事希普曼（Shipman）小姐不幸在日本被拘留。原来计划整体迁到重庆去的中央大学对这个决定开始有些动摇了，并在考虑一些系能否在此地开学。
　　下午4时30分～6时。凯瑟琳和我到校园的西面去散步。我们发现到处都是充满善意的人。我们试图到常去的城墙上，或是古林寺及其附近的山上，但我们没有获得允许，因为这些地方都标着“禁区”。我们想沿着一条僻静的通向城墙的小道散步，但立刻来了一个士兵，很有礼貌但却十分坚定地说，根据上面的命令，他不能让任何人到那儿去。他说：“你知道周围有许多汉奸和间谍。”我告诉他说，我们都不是，他说，他当然知道这一点。我们很钦佩他的坚定态度。
　　今晚我和贻芳在一起工作，帮助她寄出了40份《字林西报》的社论，该社论题为《苦难深重》。
　　明天是南京遭空袭一周年的日子原文有误，南京第一次遭日机轰炸是1937年8月15日。。一方面是为了纪念，一方面是为了逗趣，我们给巴克送去了一只很不错的鹅。
　　你们还记得他是我们的“上司”，也就是说，在危险的时刻他会通知我们撤离，帮我们摆脱危险。当然，如果我们愿意撤离的话。
　　由于警察说我们应该处理掉这些鹅，或是把它们涂成黑色，我们开始处理它们了。明珍从上海寄来一封信，感谢上帝，她平安无事。由于许多火车和车站被炸，我们后悔不该派她去。
　　她报告说，那些学校的负责人还无法制定方案，他们不知道能否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在10月1日开学。
　　9月12日，星期天吴博士和凯瑟琳参加了特威纳姆教堂8时30分的礼拜，而我去鼓楼教堂参加了10时的礼拜。
　　在此之前，我安排了同丽琳·杨即杨丽琳。见面。我不知她以前是否定期做礼拜。
　　下午1时。凯瑟琳和我去了巴克家吃午饭。席间，我们同克劳德·汤姆森（Claude Thomson）和刘易斯·斯迈思（Lewis Smythe）进行了愉快的交谈。这两人都把他们的家人留在牯岭，只身来到南京。斯迈思将尽可能地留在南京。明天他们可能要回牯岭，至少汤姆森肯定要回去。我们听了来自上海的广播。饭后，我们聊得很开心。
　　下午4时。刚才同沈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9届毕业生，沈钧儒女儿，范长江夫人。闲谈了一会儿。她的父亲是被监禁在苏州一年多的几位著名人士之一，刚获释。她说她父亲其实并不是共产党员，目前正在为他的国家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一些中国人被日本收买，出卖政府机密和其他有价值的情报，为此他十分难过。
　　今天下午2时，恩兰到达南京，她说，在济南等了8个小时的火车，除了不时有军列通过外，其他一切都很平静和正常。
　　9月13日，星期一上午大部分时间在参加本市的基督教女子学校的校长和教务主任会议。我们决定建立一所临时联合学校，并将学校划为几个分校，这样可以避免过多的学生集中在一起。例如，初中一年级可能在一所学校里，而初中二三年级则在另一所学校里。我们将在9月28日进行入学考试，大约在10月1日开学。
　　会议结束时，卫理公会教女子学校的蒋先生作为东道主，带我们去看了他的防空洞。他将防空洞建在葡萄架下，他非常相信稻草防御炸弹的作用，因此，他在防空洞顶部放置了5英寸厚捆得非常结实的稻草把，上面再盖上一层土。他的防空洞大约能容纳20人。如果炸弹落在我们的藏身之处，我怀疑我们能否保护自己免遭炸弹的伤害，为此，我们尽量使防空洞能够防御弹片和机枪子弹。知道吗，我们都成了战壕和防空洞的专家了，并有丰富的理论。
　　下午，我同恩兰商量了一些问题，我们想为地理系选择一个最好的地点。希普曼小姐目前在日本，但她渴望返回中国投入紧张的工作。恩兰似乎也希望工作，但我们怎么能让她来呢？要获得美国当局的许可比登天还难，恩兰似乎更喜欢远在四川的成都，而我此刻更倾向于南京。但是，如果再有大规模的空袭，我会很快改变我的想法。
　　龙博士将于明天离开南京去武昌，他几乎买不到船票。他随身携带了一些社会学的参考书籍，幸好对社会学系的学生而言，社会就是个大实验室，我们不必把显微镜和天平都为他们搬去。社会学系的教师可能在湘潭下船，因为我们知道武昌非常拥挤，如果我们让更多的系在那里上课的话，我们真是给那儿的朋友增添了许多麻烦。左敬如于1时到达南京，她从长沙来，随身带了伊娃·斯派塞（Eva Spicer）中文名师以法，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师。
　　的一封长信。我们现在大约有28名学生在武昌。她们要我们派一位英国老师和两位中国老师到那儿去。
　　今晚，吴博士准备了一顿简单的中餐，并邀请了中国铁道部部长与他研究哲学的弟弟、约翰逊（Johnson）大使、佩克先生、巴克先生、菲奇、刘恩兰、布兰奇·邬（Blanche Wu）和我吃饭。虽是便饭，但很可口，大家吃了不少。总的来说，这是一次开心的聚会，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某种解脱，但很难不谈论战争和轰炸。席间气氛融洽，但后来那个哲学家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约翰逊大使，说：“我想你们的政策是撤走所有的美国人，当然，我指的是妇女。”约翰逊犹豫了一会儿说，我们只是劝告，而不是强迫我们的公民。接着他又补充说，总统先生只是对那些没有重要事情可做而又不愿离开的人表示不满。随后，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永恒原文为immoral（不道德的），根据上下文看，应是immortal（永恒的）的笔误。
　　的欢乐主题——谈论中国的美味佳肴，这引起了开心的笑声，紧张的气氛消失了。对这个问题，吴博士和我在第二天都想出了许多我们原本可以回答的妙语，但当时我们太傻，都没有想到。
　　晚上10时10分。我们从广播中听到蒋夫人在星期天早上对美国听众发表的演讲。我不喜欢她这次以及其他几次演讲，因为在我看来，她好像在呼吁美国人保护自己在东方的贸易。此刻，这当然不是我们帮助中国的最高动机。
　　9月14日，星期二昨天下了一场雨，今天相当凉爽，空气的清新和虫儿原文insents拼写有误，应为insects。的鸣叫也说明了这一点。今天早上，我试着通过长途电话与伊娃联系，可直到下午2时30分电话才接通，可见电话线路是多么忙！我们让仍在青岛的鲁丝·切斯特和弗洛伦斯·柯克去上海，以协助那里的工作，我们希望那里的工作能尽快开始。
　　今晚，吴博士又设便宴招待美国大使馆的几位秘书和我们的一些女校友。今天是平安无事的一天，我们几乎要忘记警报声了。我们对上海的激烈战斗和可怕的屠杀感到痛心。中国士兵遭到日本飞机的无情轰炸，这也许解答了为什么日军现在还没有到南京的原因。好像金陵大学的教师家属又逐渐回到了他们在南京更舒适的家——他们在乡下所经历的生活对他们及他们的孩子们来说过于艰难了。他们宁愿过遭受轰炸的城市生活，而不愿留在充满疟疾和痢疾威胁的农村。
　　9月15日，星期三今天早上的教师祈祷会有6名教工参加。仪式中，中国同事的祈祷使我感到羞愧，特别是当我回忆起一次大战期间我的同胞们在祈祷会上的祈祷时更是如此。有的人（中国同事）为在上海战斗中死去的中日两国士兵的父母妻儿祈祷；有的人为中日两国基督徒在目前困难岁月里的基督精神而真诚地祈祷；有的人为中日两国军事领导人祈祷，愿上帝向他们显示其意志，把他们引向和平。
　　上午花了许多时间来完善我们设立几个分校的计划。同时还收到了来自湖南的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们社会学系的师生受到湘潭长老会传教站最真诚的欢迎，他们那里有一所空校舍可使用。
　　下午5时30分。晚饭前，我骑车外出转了一圈，路上遇到了一名德国军事顾问，他说最近在日机轰炸飞机库原文为hanger，但根据上下文，应为hangar（机库）。之前，他们把所有的飞机都撤出了飞机库，不过，他却损失了一台收音机。他完全不赞成人们撤离南京——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当我问他战争会持续多久时，他认为，如果日本内部能保持一致，中国的各派能像目前这样精诚合作，那么战争将会持续6个星期到一年半。他认为在某个夜晚，特别是有月光的时候，将会有大约40架飞机飞临南京进行大轰炸。
　　地理系决定本学期到湘潭去办学。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在涉及到师生的问题上很难做出决定。
　　上午将给伊娃打电话，这样，当龙博士明天到达汉口时，伊娃将敦促他做出决定，把社会学系带到那里去。我个人倾向于让几个系在南京开学，但我担心学生的父母们不会让他们的女儿来这里。
　　今天平安无事，天气也很好，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上海周围地区正遭受着可怕的苦难。
　　9月16日，星期四今天，吴博士再次编制应急预算。当你知道收入将达不到预期的40％时，对这么多员工来说，做到很公平是不容易的，何况还要有一笔紧急支出，用来购买电缆、开设新分校等。
　　下午6时30分。第一次预警和紧急警报都响了起来，但没有飞机来。约1个小时后，空袭解除警报响了。
　　晚上8时45分。动物世界里也发生了悲剧。皮特勒是我们捡来的小狗，养在实验学校，它流浪时受伤的伤口刚刚长出新的皮毛，它在街头流浪的日子一定很艰难。它是一只非常友好、机敏的外国小狗，大家都很喜欢它。我特别喜爱它，因为劳累一天回宿舍时，它总是非常高兴地欢迎我。今晚当我们从防空洞回来后，它在草地上玩耍，一条毒蛇很残忍地在它的左眼上咬了一口，它非常痛苦，眼睛立刻肿了起来。我试图安慰它，并在它的伤口上敷了些药，但是没有用。当我们确信它是被毒蛇咬伤后，立刻派人到科学楼取了一些氯仿，这个小家伙很快就“彻底解脱”了痛苦。我们用白布将它包起来，并将它埋在一棵女贞原文privot拼写有误，应为privet。树下。我们都非常想念它。
　　由于月光明亮，我担心今晚可能有大空袭。
　　9月17日，星期五今天上午，我们给地理系的学生寄了信，通知他们10月1日将在湘潭开学。刘恩兰正在挑选有关的图书和仪器，准备带到那里去。对她和她的学生来说，这有多大风险！如果社会学系也到那儿，我们就能够再派几名老师到那儿开设中文课，也许还有生物课，这样在湖南以及湖北将有一个小的金陵中心。
　　今天上午王明珍从上海回来了，向我们报告了她的工作进展情况。我必须承认，进展并不理想。上海的35名学生中，只有4人说父母同意他们离开上海。法租界，还有公共租界都不愿意新学校在那儿开学，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增加租界的危险。我猜想他们是害怕学生惹是生非。大多数基督教学院和大学的校长说他们希望在10月1日开学，但实际上他们还没有制定计划，而且他们的精神状态很糟糕。
　　租界里非常拥挤，人们无法摆脱枪声和飞机的干扰。我们在南京开学是最佳选择吗？如果中国军队撤退，日本军队向南京逼进，那么我们的麻烦可能是交通问题——必要时，怎样撤出学生？我们要是有先知先觉就好了。我们应该放弃开学的努力吗？今晚，凯瑟琳和我请将在星期一结婚的吕锦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6届毕业生。和孙先生吃了一顿非常简单的晚饭。这些天中国报纸登满了结婚启事，因为许多家长急着让他们已订婚的女儿完婚，这样，他们总算是把一个完好的女儿嫁出去了。在晚饭前，我们约法三章，不谈战争和轰炸问题，但是很快我们就食言了。
　　我们给在青岛的鲁丝和弗洛伦斯发了一份电报，要她们推迟去上海的日程，因为，目前看来在上海开设中心困难重重。今晚开始下雨了，我们都很高兴。愿整夜都乌云密布！今天下午，家庭手工学校的老师朱⌒〗愫臀胰ゼ曳茫通知学校于9月20日开学，还邀请人们参加星期天在邻里中心举行的定期礼拜。我们走访的每户人家都很友好，而且这种友好真有点让人心酸——我们似乎成了他们所渴望的正常生活与工作的象征。
　　9月18日，星期六金陵大学决定10月4日在南京开学。他们的农业经济系迁到了汉口，农村干部培训学院在他们的农村实验基地之一吴江开学，而其他的系和学院准备在这里开学。在投票表决时，我认为应该将一些理科专业、音乐和一年级新生留在我们的校园里。但如果今晚有一次大规模空袭，就可能会改变我的主意。
　　斯迈思为《世界的呼唤》写了一篇长文，他在文章中谴责传教士在大使馆或国务院的命令下撤离南京，他使用了蒋夫人曾用过的“逃跑”这个字眼。我个人认为，如果可能的话，带着孩子的母亲应该撤到安全的地方去。但是，如果身体能够承受目前压力的话，我们其他人应该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们最大的感情投资是与年轻的教会成员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当人们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却离开，在我看来这是丢掉了一次需要我们服务的绝佳机会。当然，我们应该自己承担留下的风险，并使传教董事会和大使馆清楚地明白这一点。如果我们留下将威胁到中国同事的生命时——我们认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尽快离开。
　　在我的传教生涯中，一个长期期待着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担负特别责任的妇女得到了与担负同样责任的男子相同的待遇，没有要求我们与带有孩子的妇女同时离开。我对自己在美国传教协会及美国董事会指设在纽约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董事会。的立场感到自豪。他们相信我们的判断力，允许我们自己做出去留的决定。
　　今晚我们通知所有生物专业的学生去武昌，6名学生在该系陈品芝博士的领导下，已在那儿开始学习。
　　可怜的吴博士从下午2时到6时30分一直在开会，她开完会来到餐厅时，看起来疲惫不堪。中国“全国妇女士兵救援会”正在从事非常繁重的工作，其中相当一部分工作落在了吴博士的肩上。我不知道，她除了校长的职责外，怎能承担这么多的工作？今天上午她做了一次演讲，接着又到一个公共剧院帮助募捐，还有妇救会的工作。她对美国五个和平组织目前的态度深感失望。在她看来（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同感）这并不是和平主义，而是民族利己主义。这些组织的所作所为正是日本所希望的，即进一步削弱中国，因为这将使中国得不到军需物资，而日本却能自己生产1937年9月1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对中日交战双方实施《中立法》，该法案规定禁止向交战双方提供或是帮助运送任何援助物资。由于当时日本已封锁了中国的沿海，因此该法案实际上有利于日本。《中立法》的通过实际上也是美国当时盛行的“孤立主义”、“和平主义”的产物。。
　　9月19日，星期天根据中国的阴历，今天是八月收获节原文如此，指中秋节。，今晚人们应该赏月。在正常年份，今天是合家欢聚和吃月饼的日子。天气非常好，晴朗、清新、凉爽。在漫长而炎热的夏季后，这是人们喜欢的天气，秋雨之后，这也是一个美丽的世界。人们应该崇拜和感激收获的赐予者。
　　上午8时20分～10时。在我刚要吃早饭的时候，凄厉的警报声发出了警告，我匆忙地吃了几口饭，就跟着别人到东院的防空洞。一个在防空洞外面逗留时间比我们长的花匠估计飞来了40架飞机，后来我们在广播中听说有34架飞机从上海起飞，但实际上只有21架飞临南京。它们的主要目标是国家广播电台、自来水厂和城西供水的系统，城南的一个军事设施也被日机光顾，上述三个地方都挨了炸弹，但我还不知道遭受破坏的程度。
　　上午10时30分～12时。我去拜访邻居，一方面是邀请他们参加下午的聚会；另一方面是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社区一切正常。每拜访一家都使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仍然在这里安慰人们、振作人心，并使人们放心。
　　下午1时30分。我很早就去了邻里学校布置会场，为2点钟的聚会做准备。在拱形门口，我遇见一群欢乐的孩子，他们告诉我，他们早就来了，好像是在批评我来得太迟了。到下午2时30分，来了30个孩子和18名成人，我们开始了仪式。鼓楼教堂的倪牧师也来帮助我们。我们先为孩子们做了礼拜——唱了一首他们熟悉的歌，接着倪牧师给他们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
　　此后，孩子们很开心地回家了。这使我很吃惊，因为通常他们也想留下来看大人们的活动。
　　下午3时15分，成人的仪式刚结束，警报声又发出了警告，在此后的一个半小时里，我们躲在由“新生活运动委员会”修建的防空洞里，该组织正借用社区之家作为其总部。
　　晚上8时30分。我通过长途电话与武昌的伊娃通了话，伊娃告诉我，社会学系的学生说服了龙博士留在武昌，而不是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到湘潭去。她正在设法把另一所教会的房子改成学生宿舍。
　　晚上9时30分。我们听了上海全国基督教委员会的广播，广播用中、英文介绍了在最近的危机中该委员会的工作情况。罗纳德·里斯还讲述了分布在中国各地的一些地方教会组织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广播很有帮助，它使基督徒感到自己是全国运动的一员，并使他们的思想统一。
　　罗纳德·里斯鼓励传教士在目前困难的日子里与中国同事并肩工作。但他过于含蓄，没有公开说明他们可能不得不拒绝领事馆要他们撤离的命令。他们正在考虑组建一个全国基督教战争救济委员会。
　　9月20日，星期一经过长时间的休息，今天早上醒来后很惊喜地发现，尽管昨晚的月光有利空袭，但一整夜都没有空袭。但愿他们没有利用这皎洁的月光，残忍地轰炸其他没有设防的城市。
　　今天上午吴博士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重新审定了有关在上海和湘潭开展工作的决定。
　　上午9时30分。美国大使馆的帕克斯顿先生来访，并宣读了日本驻上海舰队司令一份很长的声明，声明称，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毁灭南京所有的军事设施、机场和通讯中心，从明天中午开始，他们要对南京展开真正的攻击，使南京不再是军事决策中心。换句话说，我认为他们期望通过这种方式，竭尽全力扩大同中国的友谊与合作原文在“同中国的友谊与合作”下加了下划线，这显然是讽刺的语意。。
　　帕克斯顿劝我们离开几天，也许不超过芜湖以西。所有的使馆人员也许都将撤离。尽管我对自己决定要做的事情绝对没有什么怀疑，但在感谢他通知我们之后，我告诉他，我将同凯瑟琳小姐商量一下撤离的问题，并尽快将我们的决定告诉他。如果当时就拒绝他有点不够含蓄，但几小时后我写信给他，明确表示了我的看法：　撤离使馆人员是不明智的。下面是我大胆地写给帕克斯顿和佩克的几句话：“我认为，如果城里所有的使馆都降下国旗，并撤走人员，这将是一个悲剧。因为，这意味着日本甚至在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就可以对南京进行无情的、毫无顾忌的狂轰滥炸，我希望日本空军无法得到这种满足。”在我和凯瑟琳进行了短暂的商量之后，我们俩都向大使馆表示，我们将同我们的同事在一起，在这种时候，我们认为自己会发挥很大作用。我们还清楚地表明，我们是自愿冒险留下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愿以任何形式使政府或是学院感到他们对此负有责任。
　　上午10时～下午1时。我参加了吕锦瑷在特威纳姆教堂举行的婚礼，遗憾的是新娘迟到了。
　　在她来之前，第一次空袭警报已响了起来。仪式刚要结束，紧急警报就响了，我们开始听到远处轰炸机的轰鸣声。我从未用中文这么快地说过“上帝的祈祷”，这应该在礼拜结束时说。我们本可以跑到金陵大学的地下室去，但我们决定就呆在这个小教堂里，尽管这是个不明智的决定，特别是由于它离何应钦将军住宅附近的高射炮很近，这门高射炮就在他的住宅那儿。轰炸很猛烈。我们试着逗在场的孩子，并和他们一起玩。现在还不知道轰炸的结果，但恐怕很糟。
　　下午1时30分。我给住在巴克家的斯迈思打了电话。他反对撤离，并已开始为大学医院组织救护车。
　　下午2时。由于空袭期间炊事员无法做饭，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吃午饭。
　　下午3时。刚吃完饭，我们现在全在400号宿舍楼吃饭。
　　下午3时～6时。在信使把凯瑟琳和我的信送到大使馆前，帕克斯顿先生打来了电话。我有点过意不去，因为我知道他太忙了。在和我谈话中，他表示非常理解和尊重我们的立场。他说只让使馆的部分人员乘炮艇溯江而上，离开南京。
　　在和吴博士商量后——她非常愿意，我给大使馆的参赞佩克写信，询问他们对我们在校园使用美国国旗持何种态度。他打来电话说，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他很大方地借给我们一面新的9英尺长的美国国旗。我们把它平放在我们校园方草坪的中间。尽管旗帜有9英尺长，但在那块大草坪上看起来却很小。程夫人、陈先生和我决定明天买布做一面比这个大3倍的旗帜。我还与南门教会以及基督教女子学校的朋友联系，询问他们是否准备了美国国旗。
　　晚上7时。我们请胡斯曼夫人吃晚饭，因为她和丈夫明天早上将动身去青岛，然后回德国。
　　胡斯曼先生3点钟把他们的行李送到浦口，没能来吃晚饭。我虽没对她说，但我想他可能在送行李时遇到了麻烦，因为今晚和明晨，数以千计的人将从不同的方向撤离南京。
　　今晚，刘恩兰和一名学生去了武汉。我们认为，在事情发生前，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让她撤离。她和几名学生一整天都在忙着包扎地理系的书籍和仪器。
　　陈中凡先生明天去武汉，他去那儿教中文。我们想让他今天就走，但船很挤，由于身体瘦弱，他觉得自己无法承受这种旅行。据说一位中国高级官员为了撤退他的家人和朋友，占据了一整艘中国商船。
　　今天下午斯迈思来访。可怜的孩子看起来气色不好，夏天那场病之后，他还未痊愈。不过他充满活力，并有各种计划和打算。他原本可以如他所说的那样“逃跑”，但他没那样做。因此，他以前所未有的精力，为鼓楼医院组织救护车队，他觉得在大使馆的眼中，这一工作能够证明他留下的合理性。
　　巴克先生明天去汉口，他的办公室已搬到那里去了。他计划先到那儿，然后再到上海去一段时间。现在租车到上海要200美元。吴博士回来了，看起来对自己很不满意。她说她对巴克发了火，并要他转告大使馆她对使馆决定撤离的看法。她认为这是不友好的行为，也正是日本希望外国政府所做的事。后来，巴克给她写了封信，告诉她已把她的话转告了约翰逊大使。
　　自我从青岛回来后，今天刚好是两个月，但感觉像是两年，这样说还打了折扣。
　　是睡觉的时间了。今晚的月光美极了，但我认为今晚不会遭空袭，我认为日本会利用这段时间来完成下次轰炸的准备工作。据说今天实业部遭到轰炸，41人被炸死。这种时刻往往谣言四起，并且传播很快。斯迈思告诉我，他听说中国空军已很难发挥作用了。今天，每当中国飞机试图做点什么的时候，就有4架日本飞机追逐它。今天早上，那个较大的军用机场被彻底摧毁。从现在起，南京只有挨炸的份了。
　　晚饭时，胡斯曼夫人给在座的鼓劲，说今天早上有7架日本飞机被击落，昨天也是7架，这使我们感到很有希望。正如我前面所说，这些都是谣传，折中一下也许更接近事实。
　　今晚当我回到实验学校的房间时，在月光下，我忍不住站在铺在草坪上的国旗旁。我想，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动机和所作所为如果不自私、不贪婪的话，这面国旗以及它所代表的国家将具有多么大的和平和正义力量啊！即使现在，如果英国和美国能够为了人类的最高利益而联合采取行动的话，人们还有可能为了后代而拯救这个世界！我们是怎样在不同时期，利用我们民族的遗产，并出卖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些权利是我们清教徒先辈们历经磨难后才得到、并转赠给我们的！9月21日，星期二零点来到了，感谢上帝，一夜平安，睡了个好觉。7时，我去诵经厅等汉口伊娃的长途电话。昨晚就想和她联系，但邮局说电话线路太忙，我要等好几个小时。
　　上午8时。我与伊娃通了电话，谈得不错，我告诉她，恩兰和地理系正在去汉口的路上。她说，不知道他们如何安排我们的学生，因为宿舍已爆满。当我告诉她吴博士宁愿把我们的学生集中在长江上游的一处而不是两处时，她说将设法再找一处房子。到目前为止，武汉没有遭到空袭，但我们不能指望它未来也安全，这倒是实话。
　　上午10时。帕克斯顿打来电话，邀请吴博士、凯瑟琳和我去吃午饭原文tiffen有误，应为tiffin。，同时，在空袭时也可以躲进大使馆的防弹地下室——根据长谷川海军中将即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中将。的最后通牒，大家似乎都以为空袭在12时开始。我们对帕克斯顿的邀请表达了深深的谢意，但同时让他明白，如果空袭开始了，我们不想离开我们的集体。在电话中他还告诉我，他同约翰逊大使谈了很久，大使同意他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他笑着说，现在他同凯瑟琳和我属于“同一个阶层”的人了。
　　今天上午，F·陈先生去了南京的主要商业街，看看能否买到我们准备做旗帜所需的红、白、蓝布，但他说，唉，所有的商店都是铁将军把门，门关得紧紧的。
　　昨天深夜和今天一大早，我们能听到汽车匆匆驶向下关——长江码头的声音。我想知道在过去24小时里有多少人离开了这座城市。吴博士去了教育部，看看能否得到批准，当上海圣约翰大学开学时，我们的学生能在那里借读。她从教育部得到的保证，足以让我们有理由向在上海地区的学生发出通知。圣约翰大学正在向政府申请注册，我们的一些老师将到那里去，这两个事实是我们得到口头保证的原因。
　　万一今天有大范围的严重破坏，我们组织了一些自愿人员——一些老师和两名看门的工人，在警报解除后立即到鼓楼医院去。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来看吴博士，他说中央大学已决定迁到四川重庆，并力争11月1日在那里开学。
　　我刚刚给里斯、贝茨、斯迈思、谢泼德和威尔逊·普卢默·米尔斯（Wilson Plumer Mills）写了信，提出把这里的实际情况转告给日本农民、工人和教育工作者的方法，因为我相信日本有许多有头脑的人，如果他们能了解真实情况的话，将会对日本军事当局产生一些影响。
　　我的设想是弄一架快速邮政飞机，在夜里飞过去，撒下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和传单。我们可以把斯坦利·琼斯（Stanley Jones）的信投给日本人，还可以告诉他们通州屠杀和上海事件的真相——这两个事件被他们不断地用来煽动日本人民的愤怒情绪。我怀疑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设想，但在我看来这个设想并不比轰炸医院和难民火车更缺乏理智。这一设想很可能意味着损失一架飞机，牺牲飞行员及其他一些人，但是为了和平，这一牺牲难道不值得吗？午饭吃得很仓促，实际上，我认为吃得比平时要早。一些人吃得比平时多，他们说不知道何时能吃上下顿饭。现在已快下午2时了，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有点后悔，我们没有接受帕克斯顿的邀请去吃午饭。
　　下午，我为吴博士写了一些重要的信，一封是给圣约翰大学的代理校长孙先生的，另一封是给青岛的鲁丝和弗洛伦斯的，叫她们去上海；两封给武昌的教师。在5时至6时间，我骑车到附近转了转。谁说中国普通老百姓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如果有一位绅士同我谈起美国大使馆决定撤离的话题，那么至少有六位其他的人也会谈论这个话题。他们确信，美国大使馆之所以撤离，是因为他们害怕，而其他的使馆都不会撤离。我很高兴地解释说，美国国旗还在飘扬，至少大使馆里还有一名美国人。一位慈祥的老农走过来问我，战争要持续多久？他噙着泪水说，穷人忍受不了多久了。看着他那张饱经忧患的脸，我不忍心告诉他，基督教国家曾经打了四年漫长而又激烈的战争这里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只能安慰他说，我希望并祈祷这场战争很快结束。
　　晚饭后，我同林玉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4届毕业生。聊了很久，她在市立医院做社会工作。她说她在大学学习的时候，老师告诉她要珍惜生命，但在上个星期天，当她看到几十具残缺不全原文mutiliated有误，应为mutilated。的尸体时，她对所学知识的价值提出了疑问。有两次她离遭到猛烈轰炸的地方很近。
　　现在是9时30分了，大轰炸还没开始，但是凶兆还笼罩在人们心头。我们对未来一无所知。
　　别为吴博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及我们和其他人担心，因为我认为一切都会顺利的。
　　解释：　本日记开始于1937年8月12日，写日记时特别想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职员工——那些熟悉校园生活的人。由于这些日记是抽空写的——有些是在空袭的间隙写的；有些是经过一天漫长而繁忙的工作后于夜晚写的，因此日记中有许多打字错误，但没有进行修改。由于没有时间重读一遍，所以也有许多重复之处。既然有这些理由，日记就这样写了。希望这些日记能向许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朋友展示，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的生活是怎样度过的。
　　M·V（明妮·魏特琳）9月22日，星期三今夜不适合轰炸——天气阴沉，下着小雨，因此，我们可以不受打扰地休息。我们无法预测白天会带来什么，因为在我们脑海中还清楚地记得那位中将的警告。有某种不祥之兆笼罩在我们心头，但正所谓“征兆并不等于就是威胁”。
　　凯瑟琳主持了早上的祈祷和团契活动。在这些忧伤的日子里，祈祷似乎是多么的现实和重要。现在打招呼时说“祝你平安”显得多么意味深长，而以前只是寒暄之语。这些熟悉的赞美诗和祈祷，对我来说有了新的更深刻的意义，特别是这几句话：“你的愿望会实现，因为你就是力量和荣耀。”上午10时15分。第一次警报响了。10时45分，紧急警报又响了起来。我检查了所有防空洞和地下室后，去了东院的防空洞。不知怎么，我原以为天空将会布满飞机，有点像秋天的天空中大群黑鸟飞过时的情景，但实际上飞机的数量并不比以前多。很快我们就听到重型轰炸机飞行时发出的嗡嗡声。11时，第一批炸弹落了下来，好像在东面玄武湖附近。后来我们听说目标是国民党的总部指国民党中央党部，原文为National Party，但显然是指国民党。国民党中央党部位于距玄武湖不远的湖南路上。。接下来安静了一会儿，到11时25分，日本飞机又开始投掷炸弹。这次听起来好像就在附近，在我们南面的五台山区域，一门新部署的高射炮也响了起来。我们的防空洞里有三个孩子，幸运的是，在这个乱哄哄的时候他们都睡着了。接着又是一阵安静，11时40分，我们听到北面很远的地方有炸弹的爆炸声，大概在浦口——江北的铁路枢纽。中午响起了空袭解除警报。我们在防空洞里伸展疲惫的四肢，但由于它很矮，我们无法站立。
　　总务处长助理、两名女校友、两名工人和我立刻到鼓楼医院，看看我们能够做点什么。斯迈思已到了那儿，正在打电话联系汽车。一些医生和护士已前往轰炸现场。6名受伤的警察和两位平民已被送到医院，他们是在国民党总部附近受伤的。很明显，国民党总部损失不严重，但附近的民房被毁，两人死亡。斯迈思一直在努力工作，帮助组织医院附近的救援工作。他最大的难题是空袭后难以弄到足够的汽车，因为医院没有救护车。
　　下午2时。我刚刚从医院回来，吃完饭，这时警报又响了起来。到3时30分，警报才解除。当我们从防空洞出来时，看到下关上空浓烟滚滚。后来人们告诉我们，轰炸的目标是火车站附近的铁路枢纽，但是炸弹落在了几个十分贫穷的村庄里。一枚燃烧弹落在一个村庄，一些受伤的人被烧死。
　　下午4时～6时。吴博士和她的秘书写完了给上海地区50名学生的信。我们在尽量实现我们与圣约翰大学及上海大学的合作计划。
　　我写完了吴博士致全体教工的信，这封信是有关本学期教师基本工资情况的。许多人的工资仅为正常情况下的40％，正常上班者也只是60％。但即便如此，学院还将出现赤字。
　　大使馆的帕克斯顿先生在第二次空袭后打来电话，询问我们的情况，我们很高兴地报告说一切平安，他告诉我们，约翰逊大使已返回大使馆。我希望今晚再下雨，白天的空袭要比夜晚好些。刚刚收到埃斯特的来信，她接受了重庆大学的一份差使。
　　9月23日，星期四好哇！今天下雨了，云层很低，而且很厚，这意味着我们的“访问者”今天不会来了，对日本飞机来说，夜晚的天气也不够好。程夫人去了太平路，看看能否买到做旗帜用的红、白、蓝布。同陈先生一样，她也说除了水果商店外，所有的商店都是铁将军把门。
　　上午为吴博士写了几封信，并写了两页日记。没有空袭的时光真是太好了。中午，上海的电台报道说，西方国家强烈抗议日本的行径，特别是对中国首都的轰炸。很显然，美国也提出了非常强烈的抗议。我很高兴，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9月21日大使馆撤离所遭到的批评。我们是多么希望有一个强硬而又具建设性的和平建议——它是如此的强硬和具有强制性，这样双方就会停止战斗。
　　今天中午我又帮助吴博士写信。这些天她把许多时间和精力花在全国伤兵救济会即全国妇女战时救济联合会。的工作上。下午5时，我骑车去看斯滕尼斯（Stennes）队长，听听他对我的计划（派一架“友好”或是“和平”飞机到日本去，把真实情况告诉那些现在还不知道真相的普通老百姓）的看法。有一辆看起来是官方的汽车停在他家门口，因此，我没停下来，而是去了杨丽琳家。她劝我留下吃饭，我同意了。她的丈夫在外交部工作原文为one of the ministries of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可能是minister的笔误。，他说，昨天日机共投了80枚炸弹，但是，国民党总部似乎是惟一具有军事意义的地方。
　　今天中午，贻芳去了蒋夫人家，并同蒋总司令和蒋夫人共进了午餐。他们讨论了怎样使中国的朋友得到确切消息这一个问题。贻芳穿的是件旧的蓝色布袍——战争改变了人们的习惯。
　　下午4时。帕克斯顿先生来看我们的防空洞和地下室。他说我们的防空洞修建得很好，选址也不错，并认为我们的防空洞能够抵御轰炸。但我个人认为，这些防空洞经不起炸弹的直接命中，但是直接命中的机会毕竟很少，干嘛要庸人自扰。
　　晚上11时。每晚天黑后我们都能清楚地听到外面路上的声音。我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听起来像是浇筑水泥的声音。也许是在我们附近修建防空洞。今晚我们收到了纽约“创始者董事会”的一封电报，告诉我们美国的朋友没有忘记我们。他们用的词是“站在我们一边”。我们觉得他们不妨说“坐在我们一边”，因为我们每天有数小时是坐在防空洞里度过的。
　　9月24日，星期五今天可能也不会有空袭，因为天阴，而且云层很低，早上也有点凉。当女勤杂工给我送开水的时候，我说：“今天天气很好。”对我的话，她愣了一下，然后她笑着说：“是的，天气很好。”她是一个称职的老童子军，沉着、坚定。她是我们东院的队长。正是她带着那只装有化学物品和防毒面具的箱子。空袭时她的防空洞里没有声音，真的！我认为她相信日本飞机上有一种特殊的设备，能够听见几千英尺下的防空洞里的声音。无论人们怎么好奇，总想到外面看看，她总是让人们呆在防空洞里，直到空袭解除。
　　今天，我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校长秘书工作上，因为凯瑟琳辞去了这一职务。我申请这一工作，并被批准。在许多方面我不如她，因为我有许多别的事要考虑。尽管她不愿离开南京，但她还是做好了去武昌的准备。
　　今天白天没有空袭，我想夜晚也不会有。有消息说对广州的空袭造成了许多平民的死亡。我很遗憾地说，由于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获得了相对安全的名声，这就意味着官员们将在此租房、办公，这使我们感到不很开心，我们可以保护他们，但他们肯定给我们增加了不安全的因素。很抱歉，今天我们没有外出到附近的居民区去。
　　9月25日，星期六我很难过，今天早上朝霞很美，似乎将是一个好天气。在我凝视窗外的时候，玫瑰色的绚丽朝阳已悄悄顺着我东面窗外长长的垂柳枝溜了进来。我在想，白天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多少痛苦、悲哀和破坏，多少残缺不全的尸体将溅污断垣，正像最近的空袭所造成的那样。
　　贝茨刚从日本回来，目前在上海。我们知道他正忙着同那里的基督教徒以及其他人交流他过去两个月在日本的经历。全国基督教委员会想要他把全部时间都用来为他们工作，如果不行的话，他们希望他能付出一半的时间。然而，他觉得必须回南京，因为他的愿望是回到这里，与他的同事在一起。我看见一封他回到上海时写的信，信中说日本的基督教徒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深深的悲哀，但他们只是少数。
　　我们同汉口的伊娃通了长途电话，讨论了音乐专业的有关事宜。接电话的伊文斯（Evans）小姐说，昨天下午日本飞机到汉口、汉阳和武昌，准备轰炸弹药库，但却炸了贫民区，炸死、炸伤二百多人。日本飞机还击中了武昌的一所学校，她想那是一所天主教学校。我为我们在那里的教工和学生担心，他们在武汉可能得不到在南京所能得到的保护。
　　上午8时45分。今天第一次空袭在8时45分。警报是在8时15分响的。空袭一直持续到11时。
　　坐在那里耐心等待空袭警报的解除真是难以忍受，特别是当人们能够听见单调的飞机声和炸弹的爆炸声时更是如此。今天上午的轰炸和防空炮火都特别猛烈。据说有3架日本飞机被击落。
　　中午12时45分。第二次空袭发生在12时45分，持续到下午2时30分。第三次在下午3时，持续到下午4时。我们听说下关电厂、财政部、中央医院、卫生署和一个军事机关遭到轰炸，还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亡。我们附近部署了几门新的高射炮，一门在南面，两门在我们的北面。在其中一次空袭时，我在图书馆的一个壁橱里，因为当时我在海伦的办公室里写信，不想花时间到地下室去。窗户被震得嘎嘎作响，房屋在抖动，我担心北面所有的玻璃会被震碎。我听见一块弹片击中了诵经厅屋顶上的瓦片，但似乎没有造成什么破坏。
　　晚上7时。我去了商业街，打算买些糖，但是城市一片漆黑。东方的天空有闪电，这给笼罩着黑暗的城市带来一种不祥之兆。很显然，电厂遭到了破坏。大约半个小时后，路灯亮了起来，但是我们被告知，电是来自刚建好的备用电厂。除了有的房屋里点了蜡烛，大多数房屋还是漆黑的。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很幸运，因为我们有自备发电机，可以使用。大约在晚上8时，我带了一名花匠去看斯迈思，他现在与布雷迪（Brady）医生一起住在马克斯（Marx）家。我从他那里得知，晚上他们把中央医院的病人转移到大学医院，因为他们认为明天肯定会有更多的轰炸。
　　我听见他在电话上同谢泼德谈话，后者不同意转移，因为他认为对医院的无情轰炸会在西方引起广泛的报道，这有可能阻止日本重复这一行动。然而病人、护士和医生觉得仅凭这种推断是不行的。
　　他们继续执行着转移计划。许多人担心月亮一出来，夜里就会有更多的轰炸。我多么想向你们提供伤亡人员的数字，但是，现在提供准确的数字是不可能的。我们得知，今天上午轰炸电厂时，4名记者在扬子饭店里不仅看到了飞机，还拍摄了飞机扔炸弹的照片。我们还听说今天中午在中央医院，这几名记者在屋顶上拍摄到了日本飞机用两枚1000磅炸弹轰炸一所建筑的情景，该建筑的屋顶上有一巨大的红十字标记。他们拍摄了这次空袭的全过程。我想这些图像是无法否认的。
　　路透社、美联社和其他几个通讯社都有代表在南京。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应该能够向全世界提供准确的报道。你们也许能够比我在南京更快地从纽约的报纸上看到有关事实。
　　9月26日，星期天今天凌晨3时～4时，我们是在防空洞里度过的。飞机并没有来，但我们还是睡不安稳。位于鼓楼的警报器又能工作了，住在本地区的居民对此很高兴。昨天南门和东门警报器的声音传到我们这里时不是很清楚。
　　今天上午下雨了，朋友见面打招呼的时候都面带微笑，因为人们肯定日本飞机不会蠢到在这么低的气压下飞来。我们不再喜欢繁星闪烁的夜晚，或是阳光明媚的白天。
　　上午10时30分，我们几个人去了鼓楼教堂。来的人不多，约有八位妇女，男性也只有十六七人。尽管有谣传说日机离南京只有300里远，但礼拜仍像以前一样进行。教堂宣布，基督教徒每天要为中国与和平祈祷。
　　同布雷迪和斯迈思一起吃了晚饭，然后又看了他们的地下室。他们应该在防空洞上面放一些沙袋，并用沙袋把防空洞里面隔开。
　　下午2时30分，我去了长老会女子学校，参加在南京的中国和西方基督教徒领导人会议。会议讨论了两个问题：　第一，南京的基督教教会能够在满足难民的需求方面，以及为每次轰炸中受伤的平民做些什么？现在经过南京的难民每天以一千多人的速度递增；第二，为了让西方国家了解由于日本的军事侵略中国所遭受苦难的真实情况，教会能够做些什么？会议从2时30分一直开到5时，讨论了这些重要问题。吴博士是会议主席，她在引导议论这方面很有方法。有一个教会已经在做上述两方面的工作了，但是一些人认为，即使是这个教会，做得也很不够，应该有更多的基督徒参与进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下个星期天成立正式机构之前，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来制定计划。我是多么希望所有身体健康、体力充沛并能脱得开身的传教士，都在这里与中国的同仁一起工作啊！这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时刻，因为“烈士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因此，在危机的时候，如果教会称职，将加强教会的基础，并使教会在社区永远有一席之地。
　　下午5时。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O。Wilson）医生带吴博士、格蕾斯·鲍尔和我去中央医院，查看了昨天中午遭轰炸的后果。尽管屋顶漆了一个很大的红十字标志，但仍有16枚炸弹被故意地投在中央医院和卫生署所在的院落里。幸运的是，两枚1000磅重的炸弹落在了相邻的网球场上——那么重的炸弹必须同时投才行。如果这两枚炸弹向北偏不到50米，就会落在医院的防空洞上，防空洞里躲藏了医院的100多名医生、护士和工人。如果炸弹向南偏几百英尺的话，将彻底摧毁那幢漂亮的医院大楼。最大的弹坑有30英尺宽，15英尺～20英尺深，你可以想象炸弹在松软的土地上爆炸后所溅起的泥土。网球场东面礼堂的西墙倒塌，所有的窗户都破碎了。位于爆炸现场北面、离现场有一段距离的卫生署大楼的窗户玻璃也全部震碎了。
　　就在这次爆炸之前，医院的代理院长詹姆斯·沈（James Shen）博士正同记者们在医院的屋顶上，由于有个会议，他下去了，其他的人还在那儿。轰炸结束后沈博士说，在确信自己的骨头没有断后——他原以为断了，他想到了那几位记者，以为他们被炸成了碎片原文smitherines有误，应为smithereens。，但是，他后来发现记者们正兴高采烈地庆贺他们拍摄的影片——他们还从未坐过这么豪华的座位指摄影记者离日本飞机和轰炸现场很近，如同坐在剧场的包厢里。。更使记者们高兴的是，此后不久，蒋夫人来到医院查看所发生的事情。她发现了记者，并让他们为她拍照。在防空洞里的医生和护士说，他们被震坏了，但没有人受伤。在树下和汽车里的5个人被炸死或是炸伤。所有的建筑物都遭到机关枪的扫射。门房被炸毁，护士楼、附近的乒乓球室也被彻底炸毁。整个院落看起来很凄惨。这次轰炸是精心安排的。
　　医院的伤兵被送到一所专门医院，伤势较轻的人回到自己家，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70％没钱的病人被送到我们教会医院。你们能在星期天的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
　　人是多愚蠢啊，干嘛要组织国家？我是指那些人，他们惯于诉诸武力，动辄发动战争，而且总有理由去干这些事。
　　如果一个国家的妇女不支持战争，一旦这个国家的男人想打仗时，妇女就停止缝补、编织和做饭，这样我们就有可能阻止战争。日本人正在让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团结得更紧密，他们要是明白这一点就好了！以前我从未见过中国人的这种勇气、信心和决心。
　　在街上走一走，看到许多新挖的防空洞，这使你感到中国正在深挖洞，并决心在必要时，准备牺牲一切而不屈服。
　　因为还没有电，很遗憾，我们无法听全国基督教委员会的广播。
　　晚上11时。当我快要写完这些时，我能听见抬水泥的苦力们喊号子的声音。他们正在不远处修建防空洞。中国首都的确将其基础建造得越来越深，中国不会轻易屈服。
　　幸运的是，看起来今夜月亮不会出来了。今天是阴历二十二，因此，这个月没有几夜会有月亮了。
　　9月27日，星期一由于今天看起来很适合空袭，7时～8时30分，我去办公室打字。我想把日记的第三部分寄出去。
　　上午10时～11时。从空袭警报至解除警报这段时间里，我去了中央楼的地下室，听到远处的轰炸声，可能是浦口火车站或是那个方向的化工厂。
　　中午12时～下午1时。我们正在去食堂的路上，这时警报响了起来，因此未能去吃饭，而是在防空洞里坐了1小时。日本飞机又在远处轰炸，我们听不出在什么地方。我记起今天是我的生日，但我希望别人不要想起这件事。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程夫人还记得，她为我们大家准备了面条。
　　下午3时～4时。斯迈思来了。他、吴博士和我讨论了救济委员会的人事问题。傍晚，一些高级官员来问吴博士，是否可以帮助他们在附近找到办公室。由于我对邻里比较熟悉，吴博士让我带他们到附近的一些空房子去看看——在我们学校的南面。我们去了，但发现所有的房屋都被人租用了。后来我们又去了另外两处以前是空置的房屋，但也住满了。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这一地区享有安全的美誉，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到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或是在附近租赁房屋，或是就住在学校。这成了这两所学校一个头疼的问题。
　　下午5时45分。我去吕锦瑷家吃晚饭。她是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于一个星期前结婚的。
　　晚上7时30分。吴博士和我去看贝茨，他刚从上海回来。在两个小时的谈话中，我们不断向他提问。他认为除非西方国家在经济方面施压，或是俄国出面，否则日本必然会在南至黄河甚至陇海线建立另一个缓冲国，此外还对全中国实施相当多的限制。日本领导人真正担心的是共产党俄国，部署在满洲北部边界的日军比部署在中国本土的还要多。为了对付北方的威胁，日本还保留着一支更年轻、训练更有素的部队作为预备队。
　　金陵大学仍准备在10月4日开学，对此我很高兴。今晚下着雨，下半夜不大可能有月光了。
　　在我回家的时候，我注意到街上空无一人。
　　9月28日，星期二除了修建防空洞的工人的号子声外，夜里很安静。
　　我们正在焦急地等待武昌方面的来信，因为，自从那里被轰炸后还没有收到他们的信，为此我们非常担心。我们知道我们的学生在那儿挤在一间不大的宿舍里，而且他们可能还没有防空洞。
　　我们希望鲁丝和弗洛伦斯今天能从青岛动身去上海。我们已经多次询问怎样用最佳方式将她们的衣物和书籍寄到上海，近来，人们不知道哪种方式是安全的。现在从南京寄往上海的信是每天早上6时由卡车运送的。铁路线上有几座桥坏了，乘客必须下车走很长一段路。整个上午没有工作，这是一个最受欢迎的变化。
　　中午12时。我们刚要去食堂，紧急警报响了起来，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先吃午饭，并认为，当我们听到炸弹爆炸时，还来得及跑到地下室。饭已经端了上来。不久，勤杂工跑来说，他接到电话，这是第一次警报，不是紧急警报。即使知道还有不少时间，我们也无法慢慢吃了。到12时30分，我们听到了轰炸机的声音，我们不得不在防空洞里呆到2点钟。我读报纸，吴博士看信和写信，而那位木匠则美美地打了一个盹。
　　下午3时刚过，我去了南门教堂，该教堂的牧师来自卫理公会教派，是位女性，实际上她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也是市立医院的社会工作者。我们讨论了一些问题：　每次轰炸后，由教会工作人员负责照顾空袭中父母双亡、并被送到市立医院的孩子。另一个问题是为空袭后一无所有的人提供衣物。这位牧师说，她们的工作人员10人中至少有8人已撤离到内地较安全的地方去了。由于撤退，她的妇女组织几乎已不存在了。在此之前，她的教会募集了不小的一笔钱，用于购买急救设备，她们还在教堂和社区建筑的地下室准备了防空洞。
　　在从南门到我们学校的路上令人沮丧。到处都是防空洞，有些仅相隔200英尺，有些很大，是由市政府建造的，有些是由个人修建的。政府和个人正在花费数以万计的美元修建这些防空洞。商业街上的大多数商店都关了门，这座城市看起来有被遗弃的荒凉感。没有一家商店门前再挂鲜艳的旗帜，仅此一项就使得城市与以前大不一样。几乎看不见妇女和儿童。别人看我的神情好像是在问：“怎么，你还在这儿？”我们实验学校的主任左敬如小姐下午去了教会女子学校，了解这星期学校注册的情况，学校报告说第一天的情况令人鼓舞，但在几次猛烈的轰炸后，就没有一名学生来报到了。长老会学校有20人注册，卫理公会教学校有11人，基督教学校有11人，我们的实验学校有3人。据我所知，我们的3名学生，已有2人在报到之后离开了南京。金陵大学附中有50多名学生注册，去年他们有1000名学生。南京的小学被无限期关闭了。
　　外出时，我在首都剧院原文用的是Capitol一词，但根据南京的历史，应为Capital。门口看见一张海报，上面写着：“最后一次放映”。这已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了，电影的名字是《遮住月亮》（TURN OFF THE MOON）！这个名字对我们很有意义，因为，目前这正是我们在有月亮的夜晚所期待的。近来，老天对我们很照顾，阴雨天比去年同期要多。在回家的路上，我想找一家商店买些日用杂品，发现只有一家这样的商店还开着门。
　　晚饭后，贻芳和我讨论希普曼小姐的去留问题，她是教地理的，合同是一年。她目前在日本神户。贝茨告诉我们，她仅收到了我们给她许多封信中的一封，电报一封也没有收到，她想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同她联系。现在是否可能让她回中国？如果让她回来，有没有足够的地理学生使她觉得不虚此行。她很想开始工作。今天仍没有收到武昌和青岛的来信，这使我们的计划有两个不确定因素。
　　9月29日，星期三今天，埃尔茜牧师从芜湖回来了，她在那儿休息了一个星期，对她来说这是非常需要的。她说昨天那儿至少有3架中国飞机在机场被炸毁。人们怀疑有汉奸，但我们却无法知道实情。
　　埃尔茜将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并吃中国饭菜，因为近来外国食品很贵。
　　收到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一封信，说他们欢迎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起行动，并于10月15日～16日注册，18日开学。报纸报道说，西方日益严厉地抗议日本对中国侵略。
　　今晚，吴博士举行了一次最有趣的晚餐——一顿非常简单的中国饭菜。来吃饭的有：　著名的地质学家翁博士即中央地质研究所所长、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博士。，著名的哲学家张博士、富兰克林·侯博士、杭立武博士、教育部的张先生、贝茨博士、埃尔茜小姐和我。整个晚上我们都在谈论日本、俄国和中国的现状。贝茨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深入地研究了日本的现状。他说日本的新闻完全是一边倒，他发现尽管自己有这么多的中国背景，也受到了微妙的影响。感谢上帝，今晚下雨了。
　　9月30日，星期四今天下雨，因此没有空袭。上午，我们让人在校舍拱顶的阁楼地板上放置了两层沙袋。将沙袋放在阁楼的地板上，还是放在二楼的地上？我们讨论了很久，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因为我们想，如果可能的话，在那儿就阻止炸弹，不想让它们在图书馆里爆炸。可谁又知道哪个是最佳方案？终于收到了等待已久的武昌来信。伊娃说她一到武汉就受到空袭的迎接。到目前为止，她的7名学生还剩2名。现在武汉总共还有34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和教师。由于凯瑟琳的3名学生已到武汉，因此，她将坐一艘英国船去那儿。我们还从另外两个人那儿听到，鲁丝和弗洛伦斯已安全抵达上海。我们希望第二所金陵分校将在上海组成。又有两名学生开始考虑去四川成都。自从上个星期电厂被轰炸后，我们差不多有一星期没有听到1点钟的新闻了。
　　下午3时。贝茨、斯迈思、吴博士、马文焕（音译）博士、玛丽·特威纳姆（Mary Twinem）夫人和我，在杭立武博士的办公室开会讨论宣传的问题。我们的目的是把实情告诉中国在西方的朋友。贝茨和马博士同意每天抽部分时间帮助在南京的国联工作人员。斯迈思和我将每星期把新闻消息传给纽约的联合董事会。杭立武将帮助立刻开播短波广播——现在有人提出这项建议。如果开播，马博士和贝茨也将提供协助。我们认识到，如果美国、英国、加拿大的朋友能够定期听到中国的可靠消息的话，那将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威纳姆夫人已成为每晚8时30分的英语长波播音的替补播音员。通过选择和缩短新闻，她已大大地提高了广播质量。我们还起草了给全国基督教委员会的一封电报，全文如下：“敦促10月10日作为国家与和平的祈祷日；鼓励为难民自我节衣缩食。”今天晚上，我听说南京有5000个防空洞。我完全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每次我们外出都看见新的防空洞。这些防空洞用草伪装得很巧妙。几天前，我看见一些小孩在他们的防空洞上摆放数盆鲜花。据报道，正在建造的一些防空洞的造价是1万～2万美元。
　　天有点凉了。寒冬会给难民和伤员带来可怕的痛苦。老百姓还没有被动员起来面对这一巨大的困难。今天没有空袭，天下着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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