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德林和他的《波谢洪尼耶遗风》
　　米哈伊尔·叶符格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是俄国十九世纪下半期杰出的讽刺作家。
　　谢德林生于一八二六年。这一年，沙皇尼古拉一世血腥镇压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
　　谢德林卒于一八八九年。这一年，十九岁的列宁参加了费多谢也夫①组织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活动。
　　①尼·叶·费多谢也夫（1871—1898），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非常有才干的、非常忠于自己事业的革命家”（列宁）。
　　一八二六至一八八九年，是俄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时期。封建农奴制关系由鼎盛期走向危机期，终于为资本主义关系所取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谢德林晚年时，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工人革命运动应运而生，俄国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列宁在纪念赫尔岑的文章里，论述了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三代人物。按年龄算，谢德林是头两代人物的同时代人。四十年代，谢德林开始从事文学创作，那正是别林斯基和赫尔岑为俄国先进知识界开拓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道路的时期。五十年代中期，谢德林从发配地归来后，做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涅克拉索夫的战友，为革命民主事业呕心沥血，奋斗终生，成为革命民主派在文学界的最后一个巨人①。作为俄国革命运动中的第二代人物，谢德林已经预感到了革命的风暴，预言过它，期待着它，但他还只是“未来风暴的年轻舵手”，而不是风暴本身。他未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但马克思主义者对他并不陌生。他是马克思“特别推崇”的俄国作家之一②。列宁在对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论战时，引用他塑造的人物形象为武器，达三百次以上。列宁还指示要“不时在《真理报》上回忆、引证并解释谢德林”的作品。
　　①《资本论。的俄译者丹尼尔逊将。波谢洪尼耶遗风，寄给恩格斯时，在信里称谢德林为“杜勃罗留波夫文学团体里硕果仅存的代表”。
　　②拉法格说：“当马克思已经五十岁的时候，他开始学习俄文……六个月以后，他已经能满意地阅读俄国诗人和散文作家的作品，其中特别是他给以高度评价的普希金、果戈理和谢德林。”
　　谢德林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父亲曾在莫斯科档案馆任职，公余之暇，译点外国作品，写点诗，但他在文学上并无建树。母亲是莫斯科一个富商的女儿，精明强悍，酷好财势。父亲衰败的田庄，在她手里得到振兴和扩展。她既贪婪又吝啬，既愚昧又专横，对农奴的剥削和压迫，残酷至极，连自己的丈夫也被她作践得猥琐不堪。从《波谢洪尼耶遗风》中的“我”的父母身上，清晰地反映出作者本人的双亲的面影。
　　谢德林是吃农奴奶妈的乳汁并由农奴保姆带大的，最初教他认字读书的是农奴圣像画师和卑微无知的家庭女教师。谢德林在地主庄园里度过童年时代，他母亲的恶劣行径，以及农奴们的悲惨遭遇，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终生难忘的深深的迹印。他父亲藏书颇丰，使他早年有机会接触一些文学作品。他年少时没有被农奴制的暴虐腐朽和尔虞我诈的商人气息的家庭环境所戕害和吞噬，无疑与这些因素有关。
　　十二岁时，谢德林被保送人皇村学校。这是一所为权贵子弟设立的特权学校，未来的高官显吏的养成所。在那里，从某些飞扬跋扈的纨绔子弟身上，他初步认识到沙皇政府官僚机器的专横腐败。在那里，他摹仿莱蒙托夫的作品写诗，对海涅的作品发生兴趣，泽过诗人的诗。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他见到了别林斯基，读了后者的著作，又与彼得拉谢夫斯基过从甚密①，思想上受到他们很大的影响。
　　①彼得拉谢夫斯基是谢德林在皇村学校的同学，彼比谢早两年毕业。毕业后从事革命活动，与在校同学保持密切联系，曾打算吸收十五岁的谢德林合办一个杂志。谢德林在皇村学校毕业后。经常参加技所主持的进步团体“金曜会”的活动。
　　十八岁那年，谢德林在皇村学校毕业，被派到军政部任职后，仍经常参加彼得拉谢夫斯基小组的活动，阅读进步书籍，讨论解放农奴、改革司法等社会问题，并开始从事写作。
　　一八四八年，谢德林二十二岁，这年三月，他发表了他的第二部小说《莫名其妙的事》，对建立在压迫基础上的社会制度进行猛烈抨击。沙皇政府慑于法国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以及这部小说的革命倾向，逮捕了谢德林，并把他放逐到维亚特卡省，置于宪兵监视之下。这种放逐与当时发配西伯利亚去服苦役有所不同。被放逐者仍在地方政府任职，在物质生活上受到优待，还可以出入于外省的社交界。沙皇政府企图通过这种腐蚀办法，使那些不坚定的贵族青年逐渐习惯宦海生涯，从而挽救它的“迷途羔羊”。谢德林在外省放逐了将近八年，虽然感到痛苦，却并未消沉。在放逐期间，他常到农村去，利用自己的省府特派员的地位和职权，惩办地方上的贪官和地主，替农民说话，还为农民开办展览会。他曾长途跋涉，到乌拉尔和卡玛河流域一带去考察分裂派教徒①的状况。在几千里的行程中，他常常借宿在农民的小木屋中，和农民促膝谈天，了解他们的生活。没有一个旧俄作家有机会象他这样直接观察和研究各方面的生活，从省城里的上层人物至最低层的农奴；没有一个旧俄作家象他那样深入实际，既熟悉官僚、商人、地主、富农等各色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底蕴，又了解被压迫被剥削的底层群众的疾苦。长期的放逐生活，不仅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更重要的是通过与人民的接近，使他“直接接触到人民的有生力量”，提高了认识，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确立了为人民谋幸福的人生观。也决定了他未来的创作的性质。
　　①十七世纪时，俄国教会因为修改宗教仪式问题发生反对官方教会的运动。这个运动反映出人民群众对于封建剥削的抗议，因此运动的参加者，即分裂派教徒受到沙皇政府迫害，不少人逃到了边远地区。分裂派教徒的活动继续了好几个世纪。
　　一八五六年初，谢德林重返彼得堡。放逐的八年，是俄国反动统治变本加厉的八年。这其间，别林斯基去世了（1848年），火热的语言一度中断。彼得拉谢夫斯基的团体遭到血腥镇压（1849年）。书报检查制度扼杀着一切进步言论。其后，随着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的发展，国内政治生活出现了活跃局面。战时的无尽征发，激起了农民的骚动，燃起了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的希望。战事的失败，官吏的腐败无能，引起了各阶层人士的不满。塞瓦斯托波尔一役，唤醒了人民的觉悟，增强了人民摆脱国内外压迫者，取得独立的向往。在这样的形势下，一八五六年秋，即回到彼得堡半年后，谢德林开始发表《外省散记》，无情地鞭挞贪官污吏、寄生贵族，为“贫苦的、肮脏的、被作践的平民”，“为被侮辱的、不敢开口说话的庄稼人说话”（谢市琴科）。《外省散记》的原稿正式发表前，遭到沙皇检查机关的“凌迟”，被删去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发表后，反动势力视之若洪水猛兽，大肆攻击。革命民主派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国波夫却写了长篇书评，满腔热情地肯定它的深刻政治意义，赞扬作者对人民的热爱。在谢德林的创作道路上，这部成名之作虽然揭示了产生社会矛盾的病因，但暂时还未能指出消除它的方法；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才提出了人民必须起来进行斗争，以便把“过去的时代”埋葬掉。谢德林原姓萨尔蒂科夫，从这部作品起，他开始用谢德林做笔名。
　　谢德林结束放逐生活后，为了要亲自参加农村改革的实施，还断断续续在政府机关做过事。在此期间，由于他维护农民利益，“不让农人受欺负”，贵族地主恨他，恶意地称他为“罗伯斯庇尔第二”，”向大臣告密他，视他为乱臣贼子。一八六二年，谢德林愤而辞去公职，把全副精力投入编辑刊物和写作的艰苦劳动。
　　一八六二至一八六四年，谢德林在《同时代人》杂志编辑部工作。从一八六八年起，谢德林和涅克拉索夫一同编辑《祖国纪事》杂志。涅克拉索夫逝世（1878年）后，谢德林独力担任该杂志的主编，直到一八八四年，杂志被沙皇政府永远查封为止。在前后十八年的杂志编辑工作中，为了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俄国文学事业的发展，谢德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和顽强激烈的斗争，写下了不少传颂后世的佳作。
　　六十年代初的“农村改革”，首先是把资本主义从妨碍其发展的农奴制桎梏下解放出来，而农奴们得到的所谓“解放”，其实质不过是由地主的羁绊中转移到资本家和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奴役下，他们仍然过着赤贫而屈辱的生活。“改革”后，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创造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工业资本家、财政资本家。果戈理和奥斯特罗夫斯基笔下的宗法家长制的旧式买卖人，被渴望“文明”的“承包商”所取代。俄国出现了属于资本家承包商的铁路，出现了新兴的银行、交易所，资本主义式的投机倒把活动大大兴盛起来。资产阶级培养了为他服务的知识分子：工程师、经济学家、律师等等。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报刊也应运而生。英、法、比等外国资本的涌入俄国，使俄国劳动人民又多了一重压迫和剥削。
　　在七十年代，农民运动比以前更加频繁，更加激烈。大多数革命民粹派人士表达了这个时期的农民革命情绪。他们成立革命组织，“到民间去”——即到农民中去发动起义。但他们的政治纲领是乌托邦式的，认为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认为农民是主要的基本力量，不承认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到民间去”运动失败后，民粹派，或者更确切地说，民意派转入暗杀沙皇和高官显宦的恐怖活动。尽管他们最初取得了某些成功，但也无法掩盖自己的软弱无力，以及他们脱离群众的致命错误。革命形势由于民意派的失败而告中断。
　　在这种形势下，最反动的地主阶级要求恢复农奴制，取消资产阶级性质的法院、自治局等设施，要求停办学校，取缔进步刊物，对革命青年处以极刑，对农民运动采取镇压手段。而自由派地主和新兴资产阶级则主张扩大自治局的权力，巩固法院组织，给资产阶级报刊更大的自由，企图用残缺不全的宪法来帮助沙皇专制政府对付革命。反动派和自由派提出的方案虽有不同，其目的并无轩轻：巩固贵族地主一资产阶级专制，消灭革命力量。
　　谢德林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大量作品，深刻反映了当时的这种社会政治生活。其中最主要的有：《时代特征》（1869年）、《庆巴杜尔和庆巴杜尔莎》（1863—1874年）、《一个城市的历史》（1870年）、《塔什干的老爷们》（1869—1872年）、《箴言》（1872—1876年）、《戈罗夫略夫一家》（同前），等等。在这些作品中，谢德林愤怒地、无情地揭示“农村改革”的骗局，鞭挞沙皇官僚的残暴愚蠢，暴露新兴资产阶级“文明人”和“社会栋梁”的巧取豪夺，嘲笑自由派的虚情假意和为虎作伥，批判自由民粹派的迷忄吴。凡此种种，用谢德林自己的话说，为的是要“唤起读者心中的辛酸感”，让他们看到“他们四周的黑暗太浓”，并指出人民只有起来和黑暗势力斗争，才有出路，因为人民群众“是我们本身力量的唯一基础。没有他们的参加和关心，我们便会更弱”。
　　在七十至八十年代，马克思学说已开始在俄国先进分子中传播，工人罢工运动也一再爆发，但是由于谢德林未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他不可能从工人阶级的个别事件中判断俄国历史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因此，他虽然正确地批判了自由民粹派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无济于事的恐怖活动，却未能对于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新的历史力量——工人阶级予以应有的估价。
　　由于沙皇政府书刊检查机关的刁难和迫害①、对反动派和自由派的激烈斗争、繁重的杂志编辑工作，谢德林积劳成疾，不得不于一八七五年出国治病。在国外治病期间，谢德林实地观察了西欧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和政党活动。一八八○至一八八一年，谢德林写下了一本出色的讽刺特写集《在国外》。当时俄国自由派报刊拜倒在西欧文明的脚下，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当做自己政治理想的化身。谢德林在国外看到了并承认了俄国无论经济文化都比英、法、德等国落后，他向人民指出了这一点，但他丝毫没有被西欧文明所迷惑，却“非常精彩地嘲笑了扼杀巴黎公社社员的法国，嘲笑逢迎俄国暴君的银行家的法国，说法国是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列宁）。《在国外》后来被列宁誉为讽刺文学的经典之作。
　　①谢德林的每一部作品都密切结合时代，对黑暗统治进行无情的抨击，因此他的作品，没有一篇不被沙皇书刊审查机关大加砍伐。杂志也一再被罚停刊。
　　一八八一年，民意党人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成功。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后，采取极端反动措施，设立秘密特务组织“保皇队”，残酷迫害进步力量。资产阶级宣布完全效忠沙皇政权，自由民粹派也公开宣传放弃革命道路，恣意诽谤革命民主派，完全成了叛徒。《祖国纪事》杂志内部的自由民粹派企图将杂志转到迎合反动派的立场。谢德林对他们进行了势不两立的斗争。在《现代牧歌》这部讽刺作品中，谢德林尖锐地揭露沙皇政府的白色恐怖和自由民粹派的摇尾乞怜。
　　反动派对谢德林恨入骨髓，沙皇政府中开始拟议逮捕谢德林，只是慑于谢德林迥非寻常的社会声誉，大臣们才迟迟未敢下手。一八八四年四月，沙皇政府大臣特别会议终于作出决定，以“危害社会安宁”的罪名，下令将《祖国纪事》杂志永远封禁，企图借此迫使谢德林停笔。但谢德林并没有放下武器，仍然“时时刻刻把笔杆握在手里”。在一八八四至八八九年四月患脑溢血逝世的短短四、五年里，不顾沙皇政府的重重压迫，忍受着风湿性关节炎、慢性肝病和肾脏病、两手和面部抽搐症等多种疾病的煎熬，谢德林创作了《生活琐事》、《童话集》的大部分和《波谢洪尼耶遗风》这最后的三部出色的作品。
　　在八十年代俄国革命低潮期间，一批知识分子离开解放运动，提倡做些“小事”，做些脱离政治的小规模的文化工作。谢德林在《生活琐事》里抨击政治反动的同时，对这种“小事”论加以辛辣的讽刺，号召人民挣脱“琐事的束缚”，对产生阴森、停滞、麻木的生活的整个社会制度进行搏斗。
　　一八八六年二月是俄国废除农奴制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沙皇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吹嘘“解放”农奴的“德政”。反动派和自由派大写文章，歌颂“皇恩浩荡”，掩盖“农村改革”法令的阶级实质，粉饰换汤不换药的“改革”后的社会政治生活。在一片颂扬声中，谢德林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和现实主义的传统，于是年秋着手写《波谢洪尼耶遗风》，至一八八九年病逝前三个月，不得不“简单的结束了”小说的最后一章。在此期间，沙皇政府通过一系列立法措施，重新审议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各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准备把俄国拖回到改革前的农奴制社会，恢复地主对农民的“父亲般的庇护”的旧制。自由派知识分子鼓吹同沙皇政府调和妥协，日益深沉地和反动派勾结起来，越来越远离六十年代革命民主派的传统。谢德林曾对友人说：“如今，咒骂六十年代和当时从事活动的人们，已经成了时髦的玩意儿。他们一无例外地低毁所有的人，他们已开始诽谤起涅克拉索夫来了”。因此，他“要把这部作品①献给已故的涅克拉索夫”，为反农奴制的英勇战士涅克拉索夫的正义事业辩护。《波谢洪尼耶遗风》是革命民主派给八十年代企图复辟农奴主国家的各色反动派的一个有力的反击。它通过对“改革”前农奴制俄国生活的广泛、鲜明、真实的描写，让人民重温过去的恶梦，对比自己所处的八十年代的现实，帮助他们得出“改革”前后的社会并无本质区别的结论，看清长期农奴制在人们的思想意识、社会风尚、生活习俗、心理活动中留下的深刻烙印，从而激起人们的觉悟和反抗。
　　①指《波谢洪尼耶遗风》。
　　谢德林是主张用革命方法争取农民解放的革命民主派的杰出战士，他的作品没有一篇不是紧密联系着时代，对社会政治生活痛下针砭。正如高尔基所说：“不假谢德林之功，要了解十九世纪下半期的俄国历史，一般地是不可能的”。
　　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反对农奴制压迫，反对自由派的伪善，是谢德林毕生奋战的三大任务。在他的作品中，以反对农奴制压迫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占着很大的比重，《波谢洪尼耶遗风》更是其中具有总结意义的一部巨著。
　　地主庄园生活，是六十至七十年代许多俄罗斯作家注意的中心。他们写下了不少传诵后世的佳作。但是贵族出身的作家们有意无意地把贵族地主阶级的生活加以美化，往往怀着深切的忧虑和惋惜描写本阶级的堕落和衰竭。谢德林与他们截然不同，他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真实地写出了“一个买卖人口的国家的惨酷景象”（别林斯基）。谢德林在一八六八年的一篇书评中说：“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反对这样的作者，他企图叫公众相信，似乎每一个庄园都是一座爱的舞台，地主花园里每一丛树下都坐着一个‘绝代佳人’。这是完全不真实的。”在一八七一年的另一篇书评里他又说：有的作家把农奴制生活描绘得“多么温煦、光明、舒适、慷慨而恬静啊！可是事实上，在这宁静的外貌下该掩盖着多么惨酷的内幕”！谢德林在《波谢洪尼耶遗风》中，也象在他的其他作品如《戈罗夫略夫一家》中一样，严峻而愤怒地揭开了地主阶级的“惨酷的内幕”，“教导俄国社会要通过农奴制地主所谓有教养的乔装打扮的外表，识别他的巧取豪夺的利益，教导人们憎恨诸如此类的虚伪和冷酷无情”（列宁）。
　　《波谢洪尼耶遗风》由三十一章既能独立成篇，又是浑然一体的四个有机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一至六章）写波谢洪尼耶贵族尼卡诺尔生活于其中的贵族之家。第二部分（七至十六章）写这家人的亲族。第三部分（十七至二十五章）写农奴尤其是家奴的悲惨遭遇。第四部分（二十六至三十一章）写村邻地主、贵族长和贵族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四个部分又可归结为“主人肖像”和“奴隶肖像”两个画廊，在广阔的背景上，通过对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众多形象的描绘，交织成整个俄国农奴制黑暗生活的画幅。这里，贯串全书的“主人公”是农奴制度。联系所有人物的统一情节，是农奴制下的“日常生活”。
　　在“主人肖像”画廊中，谢德林无情地鞭挞贵族之家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作者把红果庄的恶霸地主安娜置于光天化日之下，淋漓尽致地刻划出她的贪婪、吝啬、专横暴戾，刚愎自用等当权农奴主的典型特征，同时把她的丈夫瓦西里加以对照，写出没落农奴主的精神空虚、卑微猥琐等另一些典型特征。在描写红果庄庄园生活的同时，谢德林给予贵族地主阶级子女的教育问题不少篇幅，揭示农奴制的腐朽道德怎样腐蚀下一代的过程，并以此弓！导读者不由地得出一个唯一结论：农奴制思想不可能培养出有益于社会的人。
　　从红果庄引发开去，作者接着在读者面前展示出一大群邻村的、县城里的、省会里的、首都莫斯科的地主贵族、高官卑吏的典型形象。这里有凶神恶煞、如狼似虎的萨维里采夫夫妇；有敲骨吸髓、锱铢必较的“模范主人”普斯托捷洛夫；有骄奢淫逸、尔虞我诈的“商业贵族”巴维尔外祖父一家；有腐化堕落、伤风败俗的“公职贵族”斯特利任雷少校；有颟顸无能、尸位素餐的贵族长斯特隆尼柯夫，等等。他们各各具有自己的鲜明个性特点，但又无不受着专制农奴制思想意识和生活力式的支配。
　　在这个画廊中，初看上去，除了估恶不俊的地主群像，还有几幅颇带几分“田园色彩”的肖像画。“美食家姑母”拉伊莎是其中的一个，她表面上不象其他地主那么残暴，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好”地主，归根到底，也是靠她为官的丈夫鱼肉百姓的“余泽”，坐享其寡居的优渥生活，她的人生目的仅限于吃得更好，住得更舒适，她的存在于社会毫无裨益。贵族青年知识分子布尔马金是其中的另一个，他心地善良，为人正派，他嫉恶如仇而又孤高自赏，他怀抱理想却又远离人民。面对冷酷而复杂的现实，他束手无策，终其一生，一无所成，只能归入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行列。
　　通过这些广泛的描写，谢德林坚定不移地表明了整个贵族地主阶级的必然灭亡。“模范主人”临终时说：“该死了”，这也是作者对地主阶级的最后判决词。贵族长的结局，更无异是作者对贵族阶级未来命运的预言；这个预言在十月革命后逃往国外由寓公而仆役而葬身异域的白俄身上，得到了验证。
　　在“奴隶画廊”中，谢德林塑造出两种类型的奴隶群像。一种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奴，一种是供主人家庭驱使的家奴。前者受六日劳役制的残酷剥削，披沉重的劳动折磨得精疲力竭，生计维艰。但由于他们是主人养尊处优生活的物质提供者，因而多少还能得到主人的一点“爱惜”：毕竟还有利用夜间和节假日料理自己可怜的一点“家业”的“自由”，得以苟延残喘。而后者，整日价处在主人的淫威下，被视为无足轻重的“草芥”，生杀于夺，全凭主人的好恶，他们是农奴中最底层的奴隶，被蹂躏得“失去了人类的形象”。在“奴隶画廊”中，谢德林浓墨重笔，把自己的深切同情和悲愤大部分倾注在这些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家奴群身上，通过对人物的言行举止、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的具体描写，塑造出各有特点的栩栩如生的形象。同是安贫守命的家权，逆来顺受的柯隆，沉默得象一个幽灵，贫乏得连夜里做梦也只会重复白日的劳作：捅炉子、扫地、侍候主人用餐，等等。而农奴制的消极揭发者安努什卡则喋喋不休，一遇机会就要宣传她那“勿抗恶”的“奴隶法典”，以求得到“天国的花冠”。同是反抗压迫和渴望自由的家奴，苦行的萨季尔用云游募化的方式，逃避主人的苦役，求得精神上的解脱；而由于丈夫的奴籍而失去自由的马芙露莎，却能面对权力无边的主人，采取软顶硬抗的行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至死也“决不出卖自己的自由”，最后用自杀控诉了农奴制的罪恶。
　　谢德林说，他爱人民“爱得心疼”。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人民中的消极情绪，俯首听命的弱点进行严厉而沉痛的批评。与此同时，他又深刻地揭示农奴大众对压迫、无权、黑暗和暴虐的顺从，是专制农奴制及其帮凶——宗教迷信长期期害的结果。他对人民中的消极面的批评，用他的话说，是为了“在读者心中唤起痛苦的感觉”，起来“用自己的力量开辟一条光明大道”。在描绘敢于反抗压迫的家奴，如马芙露莎、万卡—该隐、谢廖日卡、马特廖恩卡等时，字里行间，谢德林倾注了深厚的由衷之情。马芙露莎们的抗争，虽然离开对黑暗社会进行有组织的斗争还很遥远，但毕竟说明了人民反抗力量的存在和他们对自由的渴望。谢德林是熟知农奴同农奴主斗争的形式和规模的，但是在八十年代极端反动的政治条件下，他不可能具体地描写这种斗争。因此，在写到女奴们处死残暴的女地主安菲莎的情节，以及农民有组织地起来惩办地主的“奥龙余事件”的时候，他不得不采取简略陈述和侧面反映的手法，几笔带过。
　　《波谢洪尼耶遗风》还通过叶尔拉莫夫一类“拥有资本农民——富农形象，写出了在日益解体的农奴制经济内部，怎样“暗暗地产生”本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牟取暴利、贪得无厌、自私自利、市侩作风、精神空虚，所有这些不仅是“改革”前的农奴主的阶级特点。也是资产阶级掠夺者在其成熟和堕落时期的特点。
　　《波谢洪尼耶遗风》不仅教育人民憎恨封建农奴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还唤醒人民为追求美好的未来而斗争。谢德林深信人民一定能从“世代奴役”中解放出来，第六章里阐述关于“现在的斗争”与“未来的命运”之间的联系，说明了这一点。他说：“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是很痛苦的，但是已经踏上自觉生活的舞台的人们，至少有一个优越之处，那就是他们保存着自己的为斗争而赴死的权利。……现在的斗争必将反映在人类未来的命运赖以藏身的处所，并且在那里播下丰收的种子。不是所有的光芒都会在斗争的波折中泯灭，其中一部分，必将突破黑暗，为以后重整旗鼓提供出发点：这个思想使真理的捍卫者们的心跳得更坚定，它巩固着建树功绩所必需的力量。”这种对“未来的命运”的深信不疑，是与作者坚信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分不开的。因此，《遗风》里在提到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时，谢德林说：“那是一个伟大的考验时代，只有全体俄国人民的努力，才能挽救而且也挽救了国家的危亡”。是这种信仰的力量，在他在文学事业和政治上处于逆境的时候支持了他。是这种信仰的力量使他的作品中虽有痛苦和悲伤，却没有失望和沉沦。
　　象他的其他许多作品一样，《遗风》也受到了反动评论界的攻击。但这是徒劳的。举两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之一费多谢也夫在他的一部农奴制经济史的手稿里，大量引用了《遗风》中地主剥削农奴的材料（列宁于一八九三年读到费多谢也夫的这部手稿时，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费多谢也夫说：“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把农民吸引到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中来；我们要向农民说明他们的阶级利益所在，说明他们的阶级利益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势不两立的；我们要向农民介绍他们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历史。……我们自己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田波夫和谢德林这些作家的作品学习，我们还把它们介绍给请我们推荐书目的所有的人们去阅读。”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界也充分地肯定《遗风》的价值。研究谢德林的学者、老布尔什维克奥尔明斯基说：“……假如你们想要知道那个时代①的真实生活，那么，在读各种历史著作之前，先看看《波谢洪尼耶遗风》吧。”又说：“每一个想知道自己阶级的历史生活的工人，都应当特别着重读读《波谢洪尼耶遗风》中描写未来的无产者——家奴们的那些章节……”这些事实不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对《遗风》的真实性和巨大认识意义的肯定，驳倒了反动派的谰言，而且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者怎样把谢德林的作品（包括《遗风》在内）当作对革命人民进行教育的有力武器，从而加以充分利用。
　　①指专制农奴制时代。
　　作为讽刺作家，谢德林是果戈理的直接继承者。果戈理刻划地主官僚，充满嘲弄、鄙夷、愤怒和“含泪的笑”。这种笑辛酸而发人深省。谢德林刻划地主官僚，充满憎恶、蔑视、愤慨和“仇恨的笑”。这种笑深沉而撼人心弦。屠格涅夫说得好：“我看到有人朗诵萨尔蒂科夫的某些特写的时候，听众怎样发笑以至痉挛。这笑声里有一种近乎可怕的东西，因为听众在发笑的同时，还感到有一根鞭子在抽打自己”。这正是谢德林的讽刺力量所在。
　　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带有极度夸张和幻想的成份。为了绕过沙皇检查机关的暗礁，他还不得不运用大量的隐喻、暗示、类比乃至显得怪诞的手法。尽管如此，这种貌似荒诞不经的描写，仍是取材于真实的生活，决非向壁虚构。这类作品，因为过于具体地配合当时的形势和事件，加上表达的方式又很迂回奇特，对于后世的读者尤其是外国的读者来说，必须借助于大量的注释才能理解它的深义所在。另一种类型的作品，虽然也采用某些夸张的手法（往往用在人物的心理表述方面），但幻想和隐喻的成份少得多，对生活的描写直接得多，因而也更易为今天的读者所理解。在已有的谢德林作品的中译本中，《一个城市的历史》和《寓言集》属于前一类型，《戈罗夫略夫一家》和《波谢洪尼耶遗风》则属于后一类型。
　　　　　　　　　　　　　　　　　　　　　　　 一九七九年六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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