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敲了四点。孩子们聚集在面临庭院的露台上，眺望远方的教堂和由教堂通到山岗上的一条漫长的垫板路；山岗上有个小村庄叫伊宁卡。
　　他们到露台上来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他们今天放学的时间比平日早，因为明天，八月六日，是我们教堂主要的守护神节，今天我家要举行特别盛大的晚祷仪式。到了六点钟，钟声一响，人们便从教堂里把本堂的圣像抬到我家来。现在离那个时刻还很远，但是孩子们的心按捺不住，满以为教堂附近已经忙着做准备工作了。
　　第二，他们以为“好姑姑好姐姐”（仆人管她们叫“小姐”）马上便要来了。她俩一向在基督变容节前夕到红果庄来做客，过了冬，四月底才回到她们自己的庄园拐角村去，这庄园离我们三十五俄里。三辆大车载着两位姑姑的行李：箱筐、鸭绒褥子、枕头等等，昨天已由侍女李普卡押运来了。李普卡替她俩准备好一个房间，布置了两个供圣像的神龛，烫干净了床上的臭虫，铺好了床。
　　果然，四点半钟，在伊宁卡村村口的栅栏边出现了一辆黄色的四座轿式马车，由四匹纯白的老马拉着，缓缓地走下山岗。接着，马车驶上垫板路，慢慢地向教堂驶去。
　　“姑姑！姑姑！”露台上发出一片叫喊声。
　　“小姐来了！”女仆室和走廊里也有人叫嚷。
　　斯杰班哥哥举着望远镜一边观察马车，一边向大家报告：
　　“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姑姑脱了风帽，换上包发帽……你们看！你们看：她掏出了胭脂……她在搽胭脂！车上装了好多蜜糖饼干、黑李子干、葡萄干……多极啦！明天她们给我们每人一个五戈比的铜币买蜜糖饼干……要是她们忽然大方起来，兴许给我们每个人十戈比的银币……她们给每个人十戈比，妈妈再给十戈比……我们可以在集市上买蜜糖饼干和甜角豆！看！好象是西兰吉老头儿坐在驾驶台上……他还没死：你看老太太们①那个慢劲儿！喂，抽它一鞭呀，老家伙，右边那拉边套儿的！你看，它根本没使劲！”
　　①指拉车的几匹老马。
　　斯杰班说话照例东扯西拉，没头没尾，当马车在垫板路上缓缓滚动的时候，他一直喋喋不休，净说废话。最后，马车在教堂旁向右转个弯，一溜小跑向我们家驶来。孩子们划着十字，急忙向大门前的台阶跑去。
　　老父亲已经站在那里等候他的好姐姐。母亲没有出来，她在仆役室敞开的门口迎接老姑子。这种迎接仪式是当家权由姑姑们手里完全落到母亲手里时建立起来的。
　　“好姑姑好姐姐”已经老了。她们俩只差一岁：一个六十二，另一个六十三。两人都是小个儿。大姑姑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的长相还年青。她经常涂脂抹粉，画眉毛，戴雪白的包发帽，下面露出一圈圈生丝做的假发，脱落的牙齿镶了蜡黄的假牙。她走路时蹦蹦跳跳，祈祷时对圣像搔首弄姿，送飞吻，不断向左边吐气，驱逐邪魔。总之，她是个好恶作剧的老姑娘，她给她妹妹添了不少麻烦，她在家里以头脑简单出名。她妹妹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仪态端庄，天资聪慧。她不爱打扮，然而几乎满口全是蜡黄的假牙，她怎样用假牙吃东西——谁也弄不清楚。她祈祷时毕恭毕敬，一副老姑娘应有的端庄样儿；虽然明知魔鬼守在她的左边，她也只是在估计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才向魔鬼吐一口气，避开它的诱惑。此外，当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还一字不识的时候，她已经会看书写字了。我们管她们叫“好姑姑”，父亲和母亲管她们叫“好姐姐”；她俩共有的外号——“好姑姑好姐姐”就是从这里来的。
　　马车终于停在台阶前。好姑姑下了车，向父亲深深鞠躬，手一直触到地面，这时父亲便为她们划十字祝福。然后，她们抓住他的手，他也抓住她们的手，因为互相抓住对方的手，便没法行正规的亲吻礼，只能彼此碰碰鼻尖儿，我们孩子们觉得这很可笑。接着，好姑姑亲吻我们大家，并且匆忙地塞给我们每个人一块蜜糖饼干。
　　“吃点东西吧！一路上也该饿啦！”父亲说，虽然他很清楚，饭菜早拾掇好，送到地窖里去了。
　　“不用啦，好弟弟！肚子饱着呢！在圣诞村喂马的时候，我们也在车马店里喝过一点普通菜汤啦！”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答道，她很了解（这种礼节每年照例重演一次），即使她接受好弟弟的邀请，也不会有吃的东西到嘴。
　　父亲陪着两位好姐姐登上台阶；她们一想到马上要和母亲见面，脸色刷地发白了。果然，我们跑在前头，相当清楚地听见母亲咬牙切齿然而毫不含糊地说：
　　“又来了……吃闲饭的家伙！”
　　行亲吻礼，其实不过是彼此默默地凑上去换一挨面颊罢了。
　　礼毕，母亲退到一旁，让开道儿，好姑姑便登上又陡又暗的楼梯到顶楼上去，那里给她们预备了一个房间。她们身后跟着她们忠实的女伴安努什卡，她是个年迈的老处女，姑姑从小就是由她服侍的。
　　姑姑们的房间是一间所谓耳房，象一条狭长的走廊，只有一扇窗户。即便在夏天，这里也永远是半明半暗。窗户两旁各有一个安放圣像的神龛，前面挂着一盏神灯。稍远，靠墙摆着两张床，床头挨着床头；再过去一点，有一只瓷砖面的大火炉；火炉后面，在一俄尺①半的空地上，紧靠着房门旁，是安努什卡栖身的地方，那里摆着她的一口箱子、一张睡觉用的毡子，一只落饼般扁平的、油腻得发亮的麻布枕头。
　　①一俄尺约等于我国两市尺多。
　　几分钟后，“好姑姑好姐姐”已经安顿停当，随即锁好了门。她们需要休息半个钟头，然后收拾收拾，打起精神去迎接圣像。
　　现在暂且放下好姑姑不表，简单讲讲我们庆祝守护神节的情况。
　　孩子们又聚集在露台上，这一次他们相信教堂附近确有动静了。喏，一位神职人员走进教堂，用一把大钥匙打开了大门。接着，教堂执事和教堂主持由几个庄稼汉簇拥着从村子里走来。他们将擎着圣像，来出席在我家“上房”里举行的晚祷式。快到六点钟的时候，神甫来到教堂，于是教堂执事从教堂里跑出来，站在敲钟的绳子旁，绳子一端系在钟锤上。这口钟只有十普特重，无论父亲怎样坚持要买口新钟，母亲总是用种种借口打消他的念头。父亲请求在守护神节日由全体神职人员，或者至少邀请助祭来做弥撒，也没有办到。总之。母亲不喜欢父亲的庄园，她常常希望大夫死后，在自己的某一个田庄上给自己筑一个新窠儿。六点整，根据我们家里发出的指示，我们那口可怜的钟当当地敲响了。人们纷纷来到教堂院墙旁。钟声大作。接着，教堂门口出现了擎着圣像的行列，领头的是穿法衣的神甫。
　　晚祷在“圣像室”里举行，花了一个多钟头。接着又作拔水祭，唱三、四个赞美歌，时间也很长，全部仪式结束，暮色已笼罩大地。主人在圣像室作晚祷，家奴们在隔壁房间、走廊上和女仆室里作晚祷；还有一些人在庭园里听祈祷，这多半是在房里找不到位置的孩子们。大家专心致志地作着祷告，因为明天是整整盼了一年的本堂的主要节日啊。每当唱节日祭祷歌时，父亲便跪下去叩头，参加祈祷的众人也随着他跪下去叩头。
　　祈祷式终于完成。擎着圣像的行列按原来的排列次序回教堂去。房间里香烟缭绕；做完祈祷的人们静悄悄地散去。人们在大节日前夕常有的特别宁静的气氛中喝晚茶，接着吃晚饭。十点左右，灭了各处的灯火，只有主人的卧室和圣像室里的神灯，忽明忽暗地闪烁着阴郁的光。
　　节日那天，太阳一清早就出来了，但是空气中已经感觉得出初秋的气息。宅子里一片节日常有的繁忙景象。人们梳洗得干干净净，打扮得漂漂亮亮。孩子们天刚亮便爬起来，穿上节日的上衣和白裤子，伫立在窗旁。丫环们穿着粗麻布缝的新衣服，女仆室和走廊里充满了她们的喧哗声和衣裙扇起的微风；男仆们穿着藏青色的呢子礼服，系着白领巾，在下房里等候教堂的钟声；两个侍仆穿着有金银边饰的仆役制服，站在门旁恭候主人。这一天，在做弥撒以前，连孩子们也不喝茶，而且因为该发布的命令头一天已经发布，所以今天没有事要做了。
　　父亲穿着英国细呢长襟燕尾服，系着白领巾，登着羊皮长统靴，在走廊上焦躁不安地来回踱着，叫嚷着：“快到马房去一趟！套马！快快！”连母亲也打扮得漂漂亮亮：她身穿滚着家织花边的褐色开司米毛料长袍，头披绣花纱巾。她穿着这身衣服，就是现在这个年纪也挺俏丽。她站在卧室的隔壁房间里等候马车。一边从窗口眺望着教堂前向农民出售各种甜食的白帐篷，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经过我家络绎不绝地向教堂走去的香客们。
　　“阿尔希普好象一清早就喝醉了！”她向随时跟在她身旁听候差遣的女管家说，“你看他那踉踉跄跄的鬼样子！”
　　“准是醉了！”女管家一口咬定说。
　　“嗨，现在他们要一连胡闹三天啦！说不定，他们会放火烧庄子！何必要这些节日啊！你给我留神点，别让家里出事！轮流放他们出去‘玩儿’；先放一批，然后再放一批，剩下的最后再放。每个人玩一天……尽够他们灌饱黄汤啦！还有那些小婊子，决不准她们灌得醉醺醺地跑回来！”
　　母亲动气了，因为在本堂守护神节日里，她感到自己失去了权力。人们要在各个村子里一连游乐三天，连村长费陀特本人也不肯放弃这个机会。他不再每晚来讨指示，虽然母亲每天照例要心不在焉地问起费陀特那醉鬼来了没有，而回答总是：村长“醉得不行了”。可是还有一半燕麦没有收割，留在地里，眼看就要掉粒了；干草也没收完……
　　“真倒霉！”她抱怨道，“你看这天气，好象故意作弄人似的，干燥、晴朗——正是收割的好时候！是谁出的主意，把本堂守护神节日定在基督变容节！为什么不选在圣母诞生节或者圣母节①！要那样该多好。”
　　①圣母诞生节在九月二十五日。圣母节在十月一日；两个节日都在秋收之后。去的乐趣。
　　终于传来教堂的第一声钟响，于是一辆破旧的、摇摇晃晃的长厢马车，由一匹毛色淡黄、老得上嘴唇都发白的小马拉着，驶近台‘阶前。这是父亲的马车，他同他的两位好姐姐乘这辆马车到教堂去“祈祷”。父亲的马车刚开走，便有六匹深褐色烈性子的马拉着四个座位的马车飞驰到了台阶前，钟声再起时，母亲带着孩子们坐进这辆马车，并且让两个穿着仆役制服的侍仆站在车后的踏脚板上。边套马撒腿飞奔，辕马互相咬架、咴咴嘶叫，车夫阿连皮膂力虽大，也只能勉强驾驭它们。母亲吓得要命，连连划着十字，但她又不能放弃在这天由这几匹久已不驾车的公马载着她飞驰到教堂
　　早上过得很沉闷。首先是举行祝贺仪式。男仆和最得宠的家奴群集在下房里。父亲一手拿着半升装的酒瓶，一手端着高脚酒杯，接受人们的祝贺；挨次赏给每人一杯伏特加酒。这是祖传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母亲早想废除它，但是没有成功。女仆室里摆着茶炊，让丫环们也喝喝茶。然后是主人一家喝茶（包括姑姑在内；平时她们喝茶是给她们“送到楼上去”的），同时分钱给孩子们，母亲给每个孩子十戈比，两个姑姑各给每个孩子一个亮晃晃的五戈比铜币。晌午时分，“神甫们”来了，于是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便端出专供神甫们享用的食物，它的内容我在前面已经介绍了。间或也有人从邻村赶来祝贺本堂的节日，但是母亲本来就不好客，这一天更不用说，她简直恨透了这些客人，总是这样说他们：“来得不是时候的客人比鞑靼人还坏”。
　　特别感到苦闷的是孩子们。他们甚至看腻了教堂前的那些白闪闪的帐篷，以及在帐篷附近逛来逛去的乡村小伙子和姑娘们。午饭前，他们到园子里去，但是穿着节日的衣裳不能蹦蹦跳跳，因为万一跌个交，会弄脏“好”衣裳。因此，他们规规矩矩地迈着脚步，尽量不发出声响，免得一不小心，引起密切监视着他们的家庭教师的愤怒，以至剥夺饭后的散步权利。不过，这种事并不常见，因为在如此盛大的节日里，家庭教师自己也觉得应该宽宏大量一点。
　　终于吃完了午饭。这一天午饭很丰盛，而且全是新鲜食物；虽然照例由母亲亲自给孩子们分菜，但这一次大家分得同样一份，因此孩子们都吃饱了。吃完饭，孩子们喧闹着从饭桌旁站起来，巴不得立刻跑到集市去，花掉大人给他们的节钱，但是他们不得不等待好妈妈的允许，而她有时却好久都想不起该让他们出去玩儿的事。
　　渴望着的时刻终于到来，但孩子们规规矩矩地向教堂走去，不敢加快脚步，好妈妈冲着他们背影教训道：
　　“当心，别弄脏衣裳！六点以前一定要回来！”
　　帐篷里挤满了人。其中，两个帐篷里摆着各种好吃的零食，第三个帐篷里卖花布、缎带、针线等等。我们径直向阿凯依老头的帐篷走去。这位阿凯依向来是逢节必到，他知道家里不太娇惯我们，所以情愿少算我们几文。
　　主要的零食有：皱巴巴的发潮的黑李子干，同样皱巴巴、湿漉漉的白葡萄干，做成牛马或公鸡形状、贴着点点金箔的蜜糖饼干，甜角豆，蛀孔斑斑的核桃，咬上去毕剥作响的小醋栗，等等。我们贪馋地扑到这些好吃的东西跟前。因为我们是五个人，我们的钱加在一起，数目相当可观，所以五分钟内，我们手里就捧着各种各样的零食了。我们是多么贪馋地吞食着这些杂七杂八的零食啊！——不过现在，每当我回想起在这个大节日里吞进我胃里去的东西时，我便会感到很不好受。
　　这一天不让我们到村子里去玩，因为怕庄稼汉的放荡作乐会损害我们幼小的心灵。但是歌声传到了我们的耳里，我们也远远地看到了盛装的少男少女们在街上跳环舞，以及男孩们玩羊拐子游戏的情景。我们把我们的不自由的生活同那些欢度节日的老百姓的短暂的自由加以比较，心里很羡慕他们。我们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不让我们到村子里去。自然，我们并不是想跑到那边去参加农民的联欢（上帝保佑，别让札特拉别兹雷家的人参预到这种活动中去！），只是想看看热闹。
　　然而，真正的联欢并不在街头，而是在农民家里。农舍里，桌上摆着各种款待客人的食物，还有伏特加和家酿啤酒。人们特别殷勤款待费陀特村长，他醉得象团烂泥，由人扶着，从一家吃到另一家。总之，大家醉得稀里胡徐，放牛的竟让村子里的牲口闯进了主人的大院，喂马的把牛牵进了马厩。
　　晚上，母亲闩上门，坐在房里。嘈杂的人声从村子里传到她耳里，她不敢出去看看，因为她知道，她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放出去过节的丫环们先后回来了……一个个春风满面、兴高采烈。但她们立刻被人拉到各个小贮藏室里去，让她们在那里睡觉。母亲凭她敏锐的感觉猜到了这种举动的含义，因此，哦唷，哦唷，她那颗权力无边的地主的心象给扎了一刀似地难受！
　　临了，快到深夜十一点，嘈杂声渐渐平息，于是母亲派人到村子里去，察看各处的灯火是否熄灭。回报说平安无事，虽然有几起殴斗，但是谁也没打成残废，她这才疲惫不堪地倒在床上。
　　节期的第一天结束了；明天，狂欢还将继续，但已经移到各个村庄去了。眼不见为净，主人的心至少可以减轻一点痛楚。
　　请读者原谅我讲了许多题外话，现在回过头来讲“好姑姑好姐姐”。
　　她们俩比我父亲年长，在他娶亲以前一直跟他生活在一起，在红果庄享有全权主人的权力。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虽然有她自己的庄园拐角村，离我们的庄园三十五俄里，但是那里的宅子破旧而且不舒服，特别是在冬天，简直没法居住。那时，父亲和两个姐姐的庄地没有分开，象祖父波尔菲利·格里果里奇①在世时一样，统一管理。父亲从全部庄地的收入（非常有限）中，分给好姐姐少许的钱，供她们必不可少的花销。弟弟和姐姐相处得很和睦；姐姐甚至非常崇拜弟弟，向他问好时，总是深深地鞠躬，还亲吻他的手。
　　①按：祖父的父称，这里是格里果里奇，但后面提到他时，用的父称都是瓦西里依奇。谢德林写这本书时患着重病，全书完稿后不到三个月便逝世了，没来得及从头到尾检视一遍，以致未能改正这类疏漏。
　　从来没有人向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求婚，而且一般的说，也没有任何风流韵事能算在她的帐上。她长相丑陋，从小便很严谨，好象她早预料到自己要永远守住童贞似的。至于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她比妹妹生得标致，看来，她的青春决不是象妹妹那样风平浪静地度过的。至少，母亲就常常当着众人的面提到某个龙骑兵军官的事儿，借此刺痛好姐姐。这时，两个老姑娘面色苍白，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还小声地连连呼着：呸！呸！——仿佛在否认一件莫须有的事情。连老父亲也忍无可忍，对母亲说：
　　“太太，你怎么没羞役臊！”
　　现在，当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已经过了六十五岁大寿的时候，当然谈不到什么龙骑兵军官了，但是，连我们做孩子的都知道，这位老姑娘的床头上挂着约瑟夫·普列克拉斯内依的画像，她特别诚心地为他祷告，在他的忌日，三月三十一号那天，她穿上白布长袍，而且比平时更加细心地把生丝做的假鬈发梳得蓬蓬松松的。
　　正当两位好姑姑在红果庄度着既平静又有权势的岁月时，年已四十的父亲，忽然想起要成亲了。从那时候起，两个姐姐在家庭中的地位便开始迅速下降。母亲出嫁的时候虽然只有十五岁，但少女的稚气却不知为什么异常迅速地从她身上消失了。家里流行着一种传说：她起初本来是个快乐活泼的少妇，她管侍女们叫伙伴儿，她爱跟她们一起唱歌，玩捉人游戏，成群结队、有说有笑地到树林里去采浆果。那时候，她常常出门作客，也请客人到自己家里来玩，总之，她决不放过寻欢作乐的机会。如果没有姑子们，她很可能象这样无忧无虑过一辈子。她刚嫁过来，她们便存心拿她当作一件家里的玩物来逗乐，想方设法挖苦她，特别是在没有如约付足陪嫁这件事上大做文章。父亲尽管性格软弱，对她们的做法也不以为然。最初一个时期，他甚至站在年轻的妻子一边，不让姑子们欺负她。尽管他们俩的和睦的夫妇生活为时甚短，但父亲这种态度也足以使母亲下定决心，要给姑子们以狠狠的回击。
　　大约在结婚四年后，她的生活发生了急遽的转变。她由少妇一变而为“女主人”，她不再管贴身丫头叫伙伴儿，从她的嘴里说出“小贱货”这样的脏话，而且说得那么自以为是、威严、坚决。
　　不用说，对姑子们的斗争，是从鸡毛蒜皮的小事开始的。委琐的家庭生活中，这种小事俯拾皆是。一天早上，母亲把厨子叫到她房里，亲自吩咐他做什么菜饭，待好姐姐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知道这件事时，已经生米煮成了熟饭。开饭的时候，母亲亲自动手分菜，而这件工作一向也是属于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掌管的大权范围之内的。好姐姐看到这副光景，心里明白，这不过是第一着，麻烦还在后头。果然，到了晚上，母亲第一次接见村长，听取他的报告，发布命令。
　　“你怎么啦，我亲爱的，你疯了还是怎么的！”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再也忍受不住了。
　　可是大姑姑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不明白家里出了大事，竟然哈哈大笑，风言风语地说道：
　　“哟，商人女儿：哟，女财主！把你从莫斯科运陪嫁来的箱子打开来看看吧！”
　　“也许是别人疯了，”母亲平静地回答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我只知道，我是这里的主人，可不是吃闲饭的食客。您有拐角村，您可以到那里去当家作主。我不是在你们府上做客，没吃你们一块面包。你们呢，我慈悲为怀，你们才能在这里一年到头都吃得饱饱的。因此，如果你们还想在弟弟家里住下去，就请你们放老实一点。至于您说的话，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我是不会忘记的……。
　　旧秩序便这样迅速地瓦解了。好姑姑和她们的好弟弟耳朵边嘀咕了一阵，也无可奈何。家奴们全都感觉出，压在他们头上的不再是往日的那种忙乱，而是一只真正的主人的手，虽然暂时还显得稚嫩，没有经验，但已经看得出它将来要建立起新的秩序和权力。虽然年轻的“女主人”仍旧跟丫头们一起唱歌玩儿，可是这种娱乐越来越少，最后，女仆室终于一片肃静，整日价的刺绣和编织花边的活儿代替了快乐的游戏。
　　两位好姑姑受到了莫大的委屈，第二天便派人送信到拐角村去，吩咐那边准备迎接女主人的归来。一个礼拜后，她们已经不在我们家里了。
　　不用说，分手时行了最亲密的好亲属常有的告别礼。全家大小走到台阶上，好姐姐依礼吻遍所有的人，好弟弟为离去的好姐姐划十字祝福，说：“何必要走呢！”而对好姐姐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他甚至用威胁的口吻说：“这全是你，害人精！”最后，黄色大马车开走了。
　　唉！好姐姐们也太没有先见之明。她们离去的时候，正是盛夏时节，因此忘了在秋冬两季里，拐角村的庄园很难抵御严寒和风雨的侵袭。
　　果然，还不到九月，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便给父亲写信表示后悔，恳求让她们来红果庄过冬。这时节，母亲在家里已经大权在握，不得到她的同意，父亲是不敢作主的。
　　“你让她们来吗，太太？”他畏葸地问道。
　　“让她们来好啦！把楼上那间耳房腾给她们，让她们在那儿过冬，”母亲答道。“不过有个条件，她们不得过问我们家里的事，一到五月，就得回她们拐角村去过夏天。我不愿意在夏季里看见她们——碍手碍脚，讨人嫌。她们就会跳来跳去，脚不停手不住，正经事一窍不通。我可要把我们家里的事办得井井有条。你那两位好姐姐管家的时候，我们得过什么好处？——屁的好处！我可要把……。
　　母亲开始沉入幻想中。她那缺乏经验的脑袋里装了许多经营计划，为此必须把红果庄的经济地位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上。加上这时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也得为他们想想。不用说，她的这些计划，也象邻里们经营产业的办法一样，完全建立在陈规旧习的基础上，因为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供她效法。她希望至少做到：家里的东西都有个重量、尺寸或者数目。
　　红果庄的经济在这方面可说是糟糕透顶。谷物从场上送来没有数量，倒进仓去，也没有数量。
　　“谁也不会偷粮食！大家吃得饱饱的！”好姐姐说，并且报告好弟弟，打谷期已经结束，谢天谢地，仓里装满了粮食。
　　很可能真的没有发生过盗窃的事，但是取粮食的时候，谁都是需要多少就拿多少，或者说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没有账目。尤其麻烦的，是家奴们象雨后蘑菇一般大量繁殖起来，除了单身人之外，全都是靠月粮过日子的仆人。到了年底，仓里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卖给当地的粮食贩子，挣不到几个钱，因此，家里是没有什么现钱的。
　　马厩、羊圈、牛栏的管理同样是一团糟。草场虽多，干草却总是不够用，因此，初春时分把牲畜赶到野外去时，它们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奶制品根本谈不上。每天早上派人到牛栏去为主人取牛奶，只要一年四季不缺奶油吃，大家便心满意足。这是一段使仆婢们后来久久不能忘怀的幸福时刻。
　　母亲对她自已经营的一切产业都有重量、尺寸或者数目。
　　在打场期间，她整天呆在场上，亲自监工，要人当着她的面量好扬净的谷物，然后当着她的面把量好的谷物倒进粮仓。她还设立了收支帐簿，每年要盘点两、三次库存。她已经不是笼统地说她的粮仓里装满了粮食，而是直接的说打了多少担①粮食，她打算卖掉多少担。
　　①原文为俄石。一俄石约台我国两百多。
　　其次，她注意到月粮制度。她不敢立刻取消它，因为这个老规矩到处还在通行，但是她将这一办法大大加以缩减。最主要的缩减办法是：有几家家奴原来用主人的饲料喂养两、三头母牛和几只绵羊，她一下子把牛减为一头，羊减到两只，超过这个数目的牛羊，她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没收，把它们赶到主人的牲口棚里去。
　　总之，事事都订立了前所未闻的新规矩。家奴们惊慌万状，以至在头两、三天里简直可以感觉出在他们中间起了骚动。父亲本人不赞成这些新办法。他过惯了平静的生活，习惯于大家相安无事，没有人怨天尤人，没有人牢骚满腹，可是现在，每天要进行审判、侦讯、清算。他特别不满的，是母亲撤换了从前的村长和女管家。他甚至试图替他们说情，但是象往常一样，他一开口便犹犹豫豫、有气无力，因此，年青的女主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坚持住了自己的意见。
　　经过这些努力，一两年后红果庄已经开始有了现款收入。
　　但是，久而久之，我们家里的人口也一年年增多起来。
　　结婚十二年以后，二十年代下半期，她已经有了八个孩子（那时我刚刚出世），她开始认真地考虑，该怎样安顿这一大群小把戏。家里请了几个女家庭教师；大姐已经满十一岁，大哥十岁；得送他们到莫斯科去住收费的官立学堂。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为了使收支平衡，母亲便年复一年地扩大着红果庄的经营范围，开垦荒地，增辟草场，一句话，她从农奴劳动中榨取它所能提供的一切油水。但是农奴劳动不可能漫无止境地加强，父亲原有的三百六十名农奴，无论怎样压榨，终归还只是三百六十名农奴。
　　从这时起，一种拼命省衣缩食的狂热浸透了母亲的身心，甚至后来，我们家已经可以称得上富裕人家的时候，这种狂热也没有消退。在这种狂热的支配之下，每一块面包都要精打细算，每一张吃闲饭的嘴都是可恨的嘴。她特别憎恨“好姑姑好姐姐”，把她们看做一种败家的慢性瘟疫。
　　姑姑们完全服帖了。根据已经形成的惯例，她们在基督变容节前夕来到红果庄，到四月底，河里刚刚开始涨水、有了勉强可以通行的道路的时候，便回拐角村去。但无论是在那边还是在这里，她们的日子都过得非常可怜。
　　在拐角村，主人住的宅子几乎快要倒塌，要修又没有钱。屋顶漏雨；房间里的墙壁上满是一条条漏水的痕迹，地板金松动了；风从窗户甚至从墙缝里钻进来。两位女主人以前从没有管过这个庄园；她们压根儿不曾想到，有朝一日倒了楣，还得来住这种破房子。
　　拐角村的产业，象她们当权时的红果庄一样，经营得也是乱七八糟，而在她们归来以后，越发弄得一塌糊涂。
　　她们不仅没有任何经营产业的打算，而且还性格乖戾，刁钻古怪，连最忠心的仆人都给弄得忍无可忍。拐角村庄园是属于特别乖张的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名下的。
　　她回来过夏天的时候，觉得自己得到了自由，便急于设法补偿自己在冬季里受到的委屈。她成天净想些淘气的把戏。时而用嚼碎的面包在墙壁和窗户上画十字；时而挑块最不牢实的地板，冒着摔坏身子的危险，在上面跳来跳去；时而在房间当中摆个读经台，端着点燃的蜡烛，围着读经台绕圈子，把自己想象成新娘子，向约瑟夫·普列克拉斯内依送飞吻。有一回，她甚至用煤炭绪贤妻奥列加大公夫人①的像画上胡子，给圣涅斯托尔画像的额头上画了一只角②。妹妹和仆人寸步不离地跟着她，生怕她放火烧掉庄园，或者她自己有个三长两短。
　　①奥列加，基辅大公伊戈尔之妻。
　　②圣涅斯托尔，基辅山洞修道院的高僧。西俗，说某人头上长角，意即其妻不贞，与我国“戴绿帽子”意同。
　　领地很小，总共只有四十名农奴，但是姐妹俩却满不在乎地使这有限的经济力量几乎打了个对折。在农忙季节里，她们派农民徒步给各处教堂和修道院送蜜粥①和追荐亡人的名册②去，或者打发农民赶着满载食品的大车，把食品施舍给她们所崇敬的各种朝圣香客。有时，听说某城或某村（即使远在一百俄里以外）要举行宗教游行或者迎神会，她们也要亲自去朝拜一番。全区闻名的那辆黄马车准备停当，姐妹俩便登车启程，在外面奔跑一两个礼拜，一处朝拜完了又赶到另一处去朝拜。这些旅行，从经济上来看，倒也是件好事，因为她们不在家里，农奴们反而可以安心干点活儿，但是，这两位与众不同的老姑娘即使出门在外，也不肯安静，她们不断要家里派马车送食品去，因此，她们表面上虽不残酷，实际上却在短期内把农奴们折磨得精疲力竭，使他们成为全县最不幸的人。
　　①葬礼之后，酬谢客人的食物。
　　②神甫在祈祷时朗读名册内的亡人姓名，以示追荐。
　　无论是父亲或是母亲，十多年来从没有看过拐角村一眼。母亲喜欢到别人家串门，吃吃喝喝，可是好姐姐没有什么款待她。因为产业经营得极不得法，她们自己也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只有牛奶、浆果和面包吃，倘若不是可以在红果庄过冬，真不知她们怎样解除冻馁之忧。幸亏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在远处有两个小庄子，三十来个农奴，他们缴给她为数不多的代役金。这笔可怜的进款，虽说全是二十戈比和十五戈比的零钱，倒也救了她们的急。
　　她们象名副其实的隐居修女一样在红果庄过冬。她们一经住进“耳房”，除了吃午饭和做节日弥撒，便不再离开那里。住在我们家阁楼上的只有两位好姐姐和几个孩子；孩子们到了夜间才到楼上儿童卧室里去睡觉。其余的房间全空着，被一条长长的黑暗的甬道隔成两半，楼下有一道又陡又黑的楼梯通到甬道上。白天里，各人有各人的事，忙得不可开交，很少有人上楼，所以甬道里不但黑咕隆洞，而且寂静得可怕。一点极其轻微的索索声都会使好姐姐吓得浑身发抖，不由得派安努什卡去看看是否有人来了。但是特别使她们害怕的，是甬道两头的顶间，大家知道，那里是妖魔鬼怪最喜欢藏身的地方。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在顶间的门上涂了个十字架，借以镇邪避魔，但是母亲知道这件事后，立即下令擦掉十字架，并且威吓两位好姐姐，说是要把她们撵出红果庄去。
　　她们俩从早到晚关在屋子里。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多少还有点事可做。她会刺绣，会用彩色的箔纸做圣像的框饰。可是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百事不会，却老是在狭长的房间里跑来跑去，扇起一阵阵阴风，存心不让妹妹好好做活。
　　供给好姑姑的饮食更是十分简慢的。早上，给她们送上楼去两杯没有放糖的冷茶，外加两片薄薄的白面包。吃午饭的时候，把、菜先端到她们面前，让她们优先挑最坏的食物。我现在还记得，为了不让别人等候自己，她们怎样在开饭前一刻钟便畏畏缩编走进餐室，伫立在窗前的情景。母亲进去的时候，她们向她迎上去，但母亲几乎总是用冷酷的口吻回答她们说：
　　“哟，你们还想亲吻吧！天知道我们有多久没见面啦！”
　　整个午饭时间，她们低眉顺眼地盯着盘子，一言不发的坐着。她们只喝点汤，吃几块甜点心，因为别的食物她们的牙齿对付不了。
　　母亲在场，她们不敢随便动弹。在饭桌上，无论别人讲到什么，还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她们都不敢插嘴。她们默默地坐着吃饭，吃完饭默默地走到父亲和母亲身边，行礼致谢，然后回到楼上，直到第二天吃午饭时才下楼来。
　　她们靠什么填饱肚皮，这是一个谜，谁也没想到去揭晓它。连父亲对这个问题也不感兴趣，显然，只要没有人打扰他，他就很满足了。安努什卡有时在女仆室里跟女仆们一块吃早饭和午饭，她将下人吃的菜汤、燕麦粥或者黑麦糊糊倒进一只小碗里，藏在围裙下，偷偷拿去给“小姐”吃。但是有一天，这件事给母亲知道了，她十分严厉地禁止了这种行为：
　　“人家是贵族小姐，”她挖苦说，“贵族小姐不应当喝奴隶喝的汤。我是商人女儿——连我也不喝那种玩意儿。”
　　总之，好姐姐成了两具类似木乃伊的生物；她们被遗忘、被抛弃在空气污浊的陋室里，甚至不再意识到自己的孤苦伶仃，象装在棺材里似地呆在这间命定的避难所中，无声无息、糊里糊涂地打发着日子。然而，她们不得不用自己瘦骨嶙峋的双手紧紧抓住这个可怜的避难所。住在这里，至少是暖和的……倘若好妹妹安娜·巴甫洛夫娜生了气，说：除了你们，靠我养活的人还有的是呢！那么，她们到哪里去藏身呢？
　　连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也安静了，当别人提醒她可能发生这种变故时，她便吓得缩做一团。总之，她怕母亲怕到了极点，一听人提到母亲的名字便扑到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
　　唉！好姐姐的预感果然很灵验。当红果庄庄园的大门永远将她们关在外面时，她们的大限之期便到了。
　　这时候，母亲已经能够自命为财主了。三十年代初，她成功地弄到了一片相当大的庄地，它离开红果庄四十来俄里，距拐角村不过五里之遥。这是一个大商镇，名叫后沼镇，它包括好几个小庄子，一共有三千多名农奴。后沼镇本来属于三个地主所有，其中一位把自己的产业，连同一千二百名农奴委托监护院代为拍卖。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拿自己那笔为数不多的嫁资去冒一下险，便上莫斯科去了。成就远远超过了最大胆的期望。拍卖场上，除了一位事先买通的对手外，再没有别人参加竞买，于是，这份产业便以“转移债务”的方式为主，以支付少量现款的方式为辅，成交下来，落人母亲手中。
　　这份产业包括的土地不多，但从农奴手里收的代役金却很可观。就当时的情形而论，这倒正合需要。这笔买卖赚头很大，除去支付利息和偿还债款，一下子给母亲提供了一年一万五千多卢布的纯收入。此外，夏季里，后沼镇的农奴要到红果庄“应差”，花三、四天功夫拾掇全部麦茬，收割相当大一部份草场。这样一来，红果庄的出息也扶摇直上了。家境的兴旺有了牢靠的基础。
　　但是对两位好姐姐来说，这却正是一件万分可悲的事。母亲一向不喜欢红果庄，买了新庄地之后，她更感到住在父亲祖传的老窝里十分气问了。在后沼镇也有一幢地主住的宅子，虽说房子小，设备差，但母亲并不嫌弃。她喜欢镇上热闹的街道，老是开着店门的铺子，用她的话来说，铺子里除了买不到鸟奶，要什么有什么。镇上每星期还有一次集市，四乡的人成群结队来赶集。她喜欢后沼镇那座有五个圆屋顶的教堂，里面有一口五百普特重的大钟。她喜欢代役制庄地上的新的、繁忙的活动。收到的代役金都是零钱，因此得一笔笔仔细清点，得一笔笔仔细记账。难道只有代役金好收吗？这样好的庄地，只要肯下功夫，其它的进项是不会少的。可以向买卖人征税，自己开铺子，开骡马店，开客栈……。只有一桩不好：田庄上的土地很分散，和另外两个地主的庄地，大齿交错，人家的庄稼汉们，由于缺乏管理，散漫惯了，恐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他们才能适应新来的女地主的要求。不过，这倒给她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于是进行谈话，协商；有的事得心应手，有的事得上法院解决。事事都得考虑，都得费口舌。母亲也开始并不怎么恐惧地想到要进行诉讼了。
　　头三年，她只是抽空到后沼镇走走。在那边住个把两个月，又回红果庄。但是她心里越来越想把后沼镇变成过冬的驻地。冬季里，红果庄根本无事可干。这时只需打打谷子（有时一直打到谢肉节前夕），但这件活儿交给村长费陀特顺便管管就成。主人家的事是可以绝对信任他的。再说，主人住的宅予也过于宽敞、空旷（差不多所有的孩子都到莫斯科上公立学校去了），要烧暖这偌大的宅第需要费许多木柴。剩下的事是说服父亲，但母亲已经习惯于家庭的争吵，对此也就满不在乎。老头子准会大吵大闹，可是只要她坚持己见，准能成功。至于象老鼠似的躲在楼上耳房里窸窸窣窣的两位好姐姐，她根本没把她们放在心上。
　　“好姑姑好姐姐”的命运就此宣告完结。主意已定：过了圣母节，根据头一批打好的谷子数量便可确定秋播与春播作物的总产量，立即阖家迁往后沼镇。家奴们，一部分带过去，一部分安顿在红果庄庄园的侧屋里，然后把主人住宅的大门钉上木条子封起来。
　　出人意外，父亲并不怎么反对便接受了这个决定。后沼镇的教堂有三位神甫和两位助祭，那边每天做弥撒，节日里甚至一天做两次，一次早弥撒，一次晚弥撒，而且晚弥撒是全体神职人员参加的大弥撒，这一切迷住了父亲。
　　母亲亲自写信把这个决定通知两位好姐姐。“为了管理我们的庄地，我们必须这样办，”她写道，“你们也不要认为，离开了骨肉之亲你们便没法过冬。只要在你们的房子上加一层麦秸，用树枝压住，你们便可以住得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了。如果你们觉得寂寞，请赏光到后沼镇舍下喝茶。不过五里之遥——坐上马车，一眨眼就到了……”
　　十二月中，拐角村的村长奥西普来后沼镇求见母亲。
　　“我们的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小姐不好了，”他向她报告。
　　“她怎么样？”
　　“她屋子里冷得要命……兴许是得了感冒。”
　　“我不是写信告诉过她，叫她把房屋外头加一层麦秸吗……”
　　“麦秸顶啥事：木头墙全烂了……屋里头比露天还冷。”
　　“这关我什么事？你干吗找我？难道是我叫你们的房子烂掉的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来报告一声……兔得日后怪我不负责任……”
　　“她病倒了吗？”
　　“眼下还能走动……咳得要命。老干咳，老干咳，那声音真是怎么也说不来……还喊腰疼……”
　　“我有什么办法？……上帝是仁慈的，会好的。要是实在不行，就请个大夫给她瞧瞧吧。”
　　村长带着这个答复走了。不过母亲曾好几次心血来潮，吩咐套车去探望好姐姐，但临了总是挥挥手又算了。
　　圣诞节期间，村长又跑来报告说，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快断气了。那时我在莫斯科上学，每逢寒假便把我接回后沼镇。母亲匆匆收拾一番，同父亲一起带着我奔拐角村而去。
　　姑姑家的住房的确破烂不堪。它建立在光秃秃的高地上，四周包着结了冰的麦秸，宅旁连一丛挡风的小树也没有。我们下了有篷的雪橇，跨进前室，一股寒气立刻向我们袭来。好姑姑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出来迎接我们，她裹着厚厚的棉袍，戴着风帽，穿着毡靴。她憔悴了，一脸荏弱无力的呆滞表情。她见到我们，机械地挥着手，好象在说：轻点儿！轻点儿！年迈的安努什卡站在她背后哭泣。
　　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已经断气了，但还没来得及把她抬下床。她那颗小小的头颅，那张皱巴巴的尖削的面孔，那双闭着的眼睛，在一堆为了御寒而胡乱地堆在身上的破布堆里可怜巴巴地露在外面。床头椅子上放着一杯还没有喝的覆盆子汁。一个穿旧法衣的神甫在屋角圣像前为死者做追悼祈祷。
　　母亲哭了。穿着短皮袄和大毛皮靴于的父亲用手捂着嘴巴和鼻子，挡住寒气的侵袭。
　　追悼完毕，母亲塞给神甫半卢布的银币，说：“神甫，辛苦您啦！”然后，大家静坐了一会儿，给安努什卡和村长下了必要的指示，向死者行了礼，便开始忙着准备回家。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也被带回了后沼镇。
　　三天后，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被埋葬在拐角村教区教堂的简陋的墓地里。不过丧事例办得体体面面的。母亲从城里买来一口花钱不多却很有气派的棺材，一张同样花钱不多却很有气派的棺材罩，又从后沼镇请来一位老神甫，为死者举行了盛大的慰灵祭。此外，她又订了双份四旬祭①的法事，捐给本教区的教堂一百卢布，为圣女奥尔加的已故奴隶②超度灵魂，使它永保安宁。
　　①为死者举行的四十天的追荐仪式。
　　②“已故奴隶”指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圣女奥尔加”则是她的守护神。
　　一个月后，好姑姑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挪，连同安努什卡一齐给送进了附近一所修女院。母亲亲自上修女院张罗这件事，在那里买了一间单身净室，让老姑娘过得舒舒服服，暖暖和和。
　　总之，这件事办得十分完满：死者在天之灵得到了慰藉，生者在众人面前也没有半点过意不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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