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上车离开这块无人居住的地方，思绪翻滚，思索其中的奥妙。电话号码或许记错了，再不就是把地址写错了，但不可能两个都错。安娜在故意扯谎。既然她谎报身份和地址，那她还会说些什么假话呢？他强迫自己公正客观地回顾检查他所知道的一切有关她的情况，结果一无所获。她不声不响地走进他的办公室，坚持要请他看病，一连来了四个星期，却千方百计地回避自己的麻烦或困难所在，然后又突然声称病好了，就要离开此地了。每次就诊，她都以现金付账，不留支票，让人无法知道她的来路去踪。可是，为什么她要扮成一个病人，然后又突然消失呢？答案只能有一个。这真是出乎意料的一击，贾德感到浑身不舒服。
　　如果有人计划谋杀他，就得派人了解他每天在办公室的活动规律，熟悉办公室内的情况。这种情报，只有病人最容易获得。这就是她来看病的目的。唐·文顿派她来的。等到获悉所需的一切之后，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装腔作势，藉以骗人，而他竟然心甘情愿，傻乎乎地上了当。当她回去向唐·文顿汇报情况，谈到那个痴呆呆的多情郎中竟然以心理分析专家自居，还装着懂得一切人间世故的时候，该会多么得意洋洋地哈哈作笑呵！他陷入情网，恋上了一个女人，而此人唯一的目的是设计杀害他。判断一个人的性格该从何着手呵？真可以给全美精神病医师学会交一篇绝妙的论文了！
　　然而，如若事实并非如此，又会怎样呢？比强，安娜来访，会不全有法律上的难言苦衷，申报假名，以免他人受扰不安？最后，苦衷麻烦自行消失，她不再需要心理分析学家的帮助了。不过，贾德知道这种推测过于简单，安娜其人其事其庐山真面目还是一个未知数，还得下一番功夫。他确信，只要发现此人的真面目，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他想，也许安娜正被迫干违心的事，不过这想法也许太天真，是一厢情愿的推测。他竭力把她想象成一位遭灾遇难的闺秀淑女，而自己则是一名骑士，身披盔甲，金晃晃，亮堂堂。难道她真要置他于死地吗？他必须查明事实的真相。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从街对面的一间房子走出来，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宽便服，盯着他打量。贾德转过方向盘，朝乔治·华盛顿大桥驶去。
　　他的车后跟着一长串汽车，其中任何一辆都可能是在跟踪。可是，有什么必要盯梢呢？他的仇敌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决不能消极被动，坐以待毙，必须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让唐·文顿去暴跳如雷，激他犯错误，走错棋子，然后一步将死他。而且，他必须在麦克锐佛抓住他，把他投入监狱之前，干完这一切。
　　贾德把车开向曼哈顿区。解开那一把把鬼锁的唯一钥匙就是安娜，可她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后天就要离开美国了。
　　突然，贾德想起还有一个机会可以找到安娜。
　　正值圣诞前夜，泛美航空公司办公室挤满了游客和打算外出旅行的人。
　　贾德挤过排队买票的长龙，凑到柜台跟前，要求见公司经理。柜台里面穿制服的女售票员对他机械地笑一笑，请他稍等片刻，因为经理正在听电话。
　　贾德站在柜台边等候，耳朵里灌进一串串喋喋不休的喧叫声。
　　“我想年初五离开印度。”
　　“巴黎天气会不会冷？”
　　“到里斯本后，我需要一辆车来接我。”
　　绝望之中，他真巴不得登上一架飞机，一飞了事。他刹那间感觉到无论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已经疲惫不堪。唐·文顿似乎拥有一支大军，任其调配，而自己则是孤军奋战，真是生死未卜，厄运难料。
　　“有何贵干？”
　　贾德转过身，只见柜台里站着一个面色苍白的高个男子。
　　“我叫查理斯·富兰克林。有什么事吗？”
　　“我是史蒂文斯医生，来找我的一位病人，她订了一张明天去欧洲的飞机票。”
　　“姓名？”
　　“安娜·勃雷克。”他犹豫了一会儿，又说：“也许是以安东尼·勃雷克夫妇的名义买的票。”
　　“飞往什么城市？”
　　“这，这不太清楚。”
　　“是早上还是下午的班机？”
　　“是不是坐你们公司的客机，我还说不准。”
　　友好的目光从经理眼中消失。“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贾德慌了手脚，说：“事情确确实实非常紧迫，我必须在她离开之前找到她。”
　　“医生，泛美航空公司每天都有一班或者几班客机飞往阿姆斯特丹，巴塞罗那，柏林，布鲁塞尔，哥本哈根，都柏林，杜塞尔都夫，法兰克福，汉堡，里斯本，伦敦，慕尼黑，巴黎，罗马，司徒加，还有维也纳，大部分其他的国际航空公司也是如此，你得一个一个去接头联系，没有飞机离开的时间和飞往的目的地，恐怕谁也帮不了你的忙。”经理脸上现出不耐烦的神情，说了声“对不起”，扭头就走了。
　　“等一等！”贾德喊道。如何才能解释清楚这是他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呢？飞走了此人，就无法找出杀人凶手了。
　　富兰克林打量一下贾德，厌烦的情绪溢于言表。“怎么了？”
　　虽不愿意，但贾德还是强装出一脸笑容，说：“你们不是有一种电子计算机系统中心吗？从那里，旅客的姓名是不是可以，呃……？”
　　“除非你知道是哪一班飞机。”富兰克林说。然后，他转身离开了柜台。
　　贾德垂头丧气地呆在柜台旁。他被将了一军，一步便将死了，真是无路可逃，全盘皆输。
　　一帮意大利神父叽叽喳喳地走进来，身披飘抖抖的黑长袍，头戴大黑帽，一副中世纪的打扮，气喘吁吁地拎着各种廉价硬纸箱、手提箱和水果袋。他们大声说着意大利语，显然在拿最年轻的一个开玩笑。这位年轻的神父约十八、九岁出头的样子。听他们喋喋不休的话声，贾德寻思这帮人是度完了假，正要返回罗马去。罗马……安娜去的地方……又是安娜。
　　神父们朝柜台这边走来。
　　他们把飞机票都交给那位最年轻的神父。他接过票，羞答答地朝柜台边的姑娘走去。贾德朝出口处瞟了一眼，一条大汉身穿灰色的外衣，正懒洋洋地靠在那里。
　　那位年轻的神父对柜台边的姑娘说：“Dieci,Dieci。”
　　她莫名其妙地瞅着他，没反应。神父搜索枯肠，总算凑合起几句英语，一板一眼地说：“十张。票。”他一边说，一边递过去飞机票。
　　姑娘愉快地笑了，开始检票。神父们高兴得哇哇叫，拍拍那个小神父的肩膀，对他的语言天才表示赞赏。
　　呆在此处已经没任何意义了。是死是活，是凶是吉，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罢了，在劫难逃。他慢慢地转过身来，从神父身边擦过。
　　“Guardat che ha fatto il 唐·文顿。”
　　贾德煞住步，全身血都快冲上脸颊，他扭过身子，一把抓住那位矮胖神父的胳臂。“对不起，”贾德说，声音嘶哑颤抖，“你刚才讲‘唐·文顿’了？”
　　神父莫名其妙地看了他一眼，在他脖子上拍了一下，想走开。
　　贾德死死抓住他不放，说：“等等！”
　　神父不安地打量他。贾德抑制住激动的心情，心平气和地讲：“唐·文顿。他是什么人？领我去见他。”
　　全体神父都盯住贾德。小神父对同伴们投去一瞥，说：“E un americano matto。”
　　神父们情绪昂然，意大利语响成一片。贾德看见经理正站在柜台后面注视着他。这时，经理掀开柜台门，朝他走来。贾德强忍住惊慌，放开小神父的胳臂，凑过身子，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唐·文顿。”
　　经理很快就走到跟前，态度充满敌意。贾德对神父点点头，请他继续说下去。小神父指着经理说：“唐·文顿——‘大老板’。”
　　谜，豁然解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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