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我们坐在两辆车里驶过戛纳。人们闪开。汽车停到路旁。我们闯过红灯。我坐在鲁瑟尔身旁。拉克洛斯坐在司机旁边。我们坐的是第一辆车。第二辆车上坐满了刑警。我们急驶过高贵的瓦勒格城区的宁静街道。到赫尔曼家了，一堵高墙，墙上面有铁钉和铁丝。那是通向公园入口的大门。两部车轮胎吱吱叫着停下来。我已经认识的看门人从他的小屋里走出来。他又是穿着有金属钮扣和金丝级带的白制服。我们的司机鸣响喇叭。
　　看门人给他做了一个下车手势。
　　“他不放任何汽车进去。”我说。
　　“哎呀，不错，”拉克洛斯阴沉沉地说，“等一会儿。”他跳出车子，赶向门口，向看门人出示了他的工作证件，冲他嚷叫。我听不懂他喊些什么，但那一定是颇具威胁性的。当拉克洛斯走回车子，坐回他的坐位时，看门人吓得打开了大门。“蠢狗！”他说。
　　司机又开动起来。第二辆车紧随其后。我们驶过长着棕榈树、杉树、柏树和橄榄树的公园。我们穿过树叶的隧道，隧道有时是由古树的树权组成的。又是那些石凳、天使雕像和破裂的塑像，又是游泳池，池里面没有水。我已经看到入口处那鲜花满园的花圃了，喷水器像从前一样转动着，在骄阳下形成彩虹。
　　我们的车子沙沙地停在石子上。我们快步经过柱子，走向门口。门关着。门上挂着一只沉重的金属环。拉克洛斯用它拍门，不停地拍。几秒钟后，另一位仆人出现了——也是身穿白衣服。
　　“警察！”拉克洛斯嚷道。
　　“看门人打电话了。”那人结巴说，“这……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不许在这儿这样大吵大嚷，我的先生们。夫人身体不好……很不好……”
　　“她在哪儿？”
　　“在床上，在她的房间里……”
　　“您带我们去！”
　　“可我不能这样……会开除我的……”
　　“没有人开除您。快，快，快！”拉克洛斯冲他叫道。
　　后来我们来到了厅里。我看到，刑警们从第二辆车子里跳出来，绕着房子奔跑。只有一个人跟在我们身后。从大厅的各个门后都有员工好奇的脸伸出来张望。
　　“上楼！”拉克洛斯说。我们快步上去，从鲁本斯、波提切利、艾尔·格列柯、弗麦尔·凡·德尔夫特的画像和巨幅织花壁毯旁经过。我又闻到了屋里许多花的氤氲。壁洞里灯光照亮的象牙雕像。我们沿着二楼的过道往前跑，在二楼两次跑上跑下三个台阶，经过许多房间。那个仆人张皇失措，敲响我已经熟悉的客厅的门。一个我还不认识的女佣打开了门。
　　“这些先生……”仆人开口说，但拉克洛斯干脆把他推到了一边。“夫人在哪儿？在她的房间里吗？”他急步赶往她的卧室门。当门打开时，他已快到门口了。钻石伊尔德站在门框里，像是一场白日梦里的一个恐怖的幽灵。她身上套着一件玫瑰色的绣花晨服。她的假发套又有点滑落了，脸孔光滑白皙。这一次钻石伊尔德戴着一根古典的钻石项链，还戴着中央有一枚大钻石的戒指，另一只戒指上有一颗大珍珠和另外两颗较大的钻石。由于她的假发套这一回向前沿，我在伊尔德的耳朵后发觉了色素沉淀的皱缩发黄的皮肤。美容师把脸上的皮绷紧，把多余的皮拉到耳朵后面去，在那里结成疤，它们就是这样形成的。粉红色的晨服配上伊尔德粉红色的眼睛，她怒不可遏地盯着我们。
　　“这是多么厚颜无耻啊！拉克洛斯探长，您今天就会被开除，这您尽可放心！您有您，卢卡斯先生，我马上给杜塞尔多夫打电话！”
　　“我以为要我为您找出杀害您哥哥的凶手呢。”我说。
　　“啊哈，您闭嘴，您这个笨蛋！”她嚷道，然后对着高大的鲁瑟尔说，“还有您，先生，我将让您……”
　　“您什么也干不成。”鲁瑟尔说，“您得停止这样大声叱责。我们不是平白无故地来的。夫人，您身体不好吗？”
　　“这您可以看得见。”钻石伊尔德摇摇摆摆。我无法判断这是真的还是假装的。“我难受得很。”
　　“那您的护士在哪儿呢？”
　　“安娜？”
　　“对，安娜。她在哪儿？”
　　“我不懂。”
　　“这话什么意思？”
　　“我早饭过后又睡着了。你们现在吵醒了我。早晨我看到了安娜。她去她的房间了。我通常是七点醒来。现在才三点。”
　　拉克洛斯问那位女佣：“护士的房间在哪儿？”
　　“在三楼，先生……”
　　“请您带我们上去。”
　　“您不能这样做！”钻石伊尔德哑声说，“您有搜查令吗？”
　　“没有，”拉克洛斯平静地说，“我们不在乎。快，请您照探长对您说的做，不然您会有麻烦。”他对那个女佣说。她仍在迟疑，求助地望着钻石伊尔德。
　　“好吧，您前面走。”那个充满仇恨的声音说，“不过，我一起去。”
　　“我以为您难受得很呢。”我说。
　　“您知不知道，卢卡斯先生？”她说话声突然像个渔妇，“请您别管闲事！走，请您扶着我！”她挽住我的胳臂。我们从过道出去，来到一个大理石楼梯上，它通往三楼。这上面的过道矮一些，房门没那么高。
　　“这里就是。”女佣说。
　　鲁瑟尔敲门。
　　“安娜夫人！”
　　没回音。
　　“安娜夫人，请您打开门！我们是警察！”
　　没有声息。
　　“她会不会逃出去了？”我对拉克洛斯耳语说。
　　“整座房子被包围了。如果我们来时她还在，那么她现在也还在。于勒！”
　　那个跟我们一起上来的警官走上前，转动门把手。
　　“锁住了，”他说，躬下身，通过钥匙孔观看，“可里面没插着钥匙。”
　　“砸开！”拉克洛斯说。
　　“真可怕！”钻石伊尔德叫道。
　　“你给我闭嘴！”拉克洛斯说。这个小个子，曾经是那么害怕大人物和富人们，现在似乎一点也不怕了。
　　那位警官身强力壮，高大魁梧，他用身体撞门——一次，两次。第三次时门弹开了，警官收不住脚，撞进了房间里。我们紧随其后。那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大房间，有半圆形的落地窗。钻石伊尔德只跨进房间一只脚，就发出一声惊叫，仰身后跌。我跃上前，刚好还来得及接住她。她晕厥了，如果她不是晕过去了，那就是她表演得完美无缺。她沉重地吊在我的胳臂上。我把她放到地上。
　　“该死的！”拉克洛斯说。
　　来自米兰的那个护士安娜，那个健壮、高大同时又显得颇有母性感的女人，躺在一张大床上。她穿着她的白色工作服，但那服装已不再是白的，安娜看上去也不再像个母亲了。她的头歪在一侧，眼睛盯着天花板，嘴大张着。白色工作服上部浸满了血。一把匕首的柄从她的胸膛里竖出来，在心脏一侧。
　　　
62
　　半小时后凶杀科的专家们赶到了。和他们一起来的有矮个子法医韦农大夫和缉税官克斯勒。克斯勒给“卡尔顿”酒店打了电话，问有没有给他的留言。中心分局的人告诉他，他应该来这儿。克斯勒望着那位死去的护士，打了个寒噤。
　　“这是谁干的？”
　　拉克洛斯向他简短地介绍了这天上午的事情，现在回答说：“某个在她有可能开口之前想让她闭嘴的人，因为现在那个阿尔及利亚人已经讲话了。”
　　“可凶手怎么会知道，阿尔及利亚人开口了呢？”
　　“这他可以推测。他可能看到了那场大搜捕。我们那里还要审讯。他因此有足够的时间。”我说。
　　“那个阿尔及利亚人，”缉税官沉思着说，“我一上午跟马尔科姆·托威尔在网球场上，把他像个橙子似的榨尽了，询问他跟基尔伍德的生意往来，询问所有这些人的生意往来——我们也讲到了基尔伍德喊的那个博卡的阿尔及利亚人。托威尔说，这纯粹是醉话，生活中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一个阿尔及利亚人。慈悲的上帝，现在还是有他。基尔伍德那个醉鬼，他讲的是真话。”
　　“当然是真话，”拉克洛斯不高兴地说，“因此他才被害了。因为有人害怕他会公布出更多的实情来。正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这位护士现在也被害了。”
　　凶杀组的人员来回走动，给尸体拍照，将石墨灰洒在家具上，寻找痕迹。他们处理完了尸体，这会儿是那个韦农大夫在检查它。
　　“我无论如何不想催您，大夫，”拉克洛斯说，“可您是不是有了差不多的想象，这会是何时发生的呢？”
　　“当然没有，乖乖。”韦农说，低笑一声。
　　“大概？”
　　“尸体已开始发硬了。现在是几点？十六点三十分。那好吧，乖乖，因为是您问，我就随便说说：这个女人不是在十点以前，也不是在十二点以后被杀的。”
　　“您瞧，时间足够。”拉克洛斯对克斯勒说。
　　我说：“可她的房门锁着。我们没能找到钥匙。”
　　“那就是凶手带走了它。或者是女凶手。在这个案子里，我料想什么都有可能。”鲁瑟尔说。
　　“好极了。凶手怎么进到屋里来的呢？恰恰是在这么一座房子里？”我问。
　　“这我不知道，”鲁瑟尔说，“也许他原本就在这屋子里。”
　　“一位员工？”克斯勒问。
　　“比如说，或者是钻石伊尔德。”
　　“为什么……”我刚开口又打住了。
　　“对呀，”拉克洛斯说，沉思地点点头，“您刚刚也问过：为什么不可能是钻石伊尔德呢？对不对？您瞧。为什么她就不可能是女凶手呢？她能跑，这我们已看到了，她没病得那么重，匕首也是屋子里的，这我们现在知道了。”
　　警官们发现，凶器插在楼梯间墙上一把精制的古典刀鞘里。
　　“指纹怎么样？”鲁瑟尔问鉴定科的一个人。
　　他耸耸肩。
　　“当然有很多死者的，以及一大堆别人的。有可能是女佣、仆人或屋子里其他什么人的。我们先得一一查验。”
　　“该死，”拉克洛斯说，“我感觉到，这又是一桩基尔伍德式的案子。”
　　放我们进屋来的那个仆人走进来。
　　“对不起，我的先生们，夫人感觉非常不舒服，让我问问，警医先生可不可以给她看看。她自己的医生半小时后才能来。”
　　“当然，小家伙，当然，”韦农开心地说，“善良的大夫叔叔来了。我马上就回来，先生们。”他向门口走去。
　　“也请卢卡斯先生一起去夫人那儿。”仆人说。
　　“我？”我吃惊地问。
　　“夫人亲口要求的。”
　　我们俩下楼去钻石伊尔德那儿。她躺在洛可可式的床上，不停地摇摆着头。她的手指不停地摩挲被子。这里也摆放着许多花，气味令人迷醉。当韦农给钻石伊尔德检查时，我透过放下的百叶窗的缝隙俯瞰花圃，回想起我头一次来这房子后离开时的情形。泽贝格一直把我送到那辆奇怪的吉普车那儿，我转过身来，抬头望墙上。那时我看到了一扇窗户，一定是那一扇，在那扇窗户的窗玻璃上贴着两张脸——钻石伊尔德的脸和护士安娜的脸。当她们感觉到被人观察时，她们将原先撩起的窗帘马上放下了。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从两张人脸上看到过如此赤裸裸的害怕。钻石伊尔德害怕什么？我揣测。护士害怕什么？钻石伊尔德现在也有生命危险吗？如果她分担了这一恐惧，那么她就是有生命危险，我想。不，这不对。这恐惧也可能只对两个人当中的一个是致命的。可我对此肯定吗？
　　我听到韦农讲话，向床上望过去。
　　“……一切正常，只是惊吓。我的尊敬的同事给您开了非常好的镇静药丸。我要求您在他来之前服两粒……”他扶起伊尔德的头，将那杯水端到她的唇边。她从杯子里喝水，好不容易才咽下他给她的药。“好了，这下您会看到，您在几分钟后就会好些了，夫人。”
　　“安娜为什么被害？”钻石伊尔德低声问。躺在床上的她又在长睡衣外面套了一件针织小外套。还有首饰。
　　“这我们还不知道。您有怀疑对象吗？”韦农问。
　　她摇摇头。
　　“我又得上楼去了。”
　　“让卢卡斯先生留下来。只要一会儿。”她恳求地望着韦农。
　　“那好吧。但您不要讲得太多。”韦农走向门口，同时对我讲，“五分钟。”
　　当只剩下我们俩时，钻石伊尔德招手叫我过去。她耳语道：“两百万。”
　　“什么？”
　　“马克。两百万马克。”她抓牢我的一只衬衫纽扣，“如果您将那帮人置于死地的话，我付。”
　　这下又来了。
　　“是的，赫尔曼夫人。”我说。
　　“您瞧，我说得对吧！那些人无所畏惧。我的哥哥。基尔伍德。安娜。明天我……我害怕！害怕！”她拽着我的纽扣。我用力挣脱她。
　　“我尽力而为。警方也是。”
　　“警方！他们什么也不干！他们什么也不能做！您，卢卡斯先生，您是惟一能做点什么的人。您做吧，趁着还不太晚，我恳求您。您想马上要这笔钱吗？您想要一张支票吗？”
　　“我回头再来，”我说，“很快就来。我得跟您的全权总代表谈谈。”
　　“跟泽贝格？”
　　“对。他在哪儿？”
　　“他今天早晨飞去法兰克福了。银行里有急事需要他。警方许可他离开戛纳。过几天他就回来。您找泽贝格干什么？”
　　“这我会对他讲。”我说。
　　“行。行。您帮助我，是吗？您能将那帮坏蛋置于死地吗？您想办法除掉他们——全部，全部，全部？”
　　“当然，赫尔曼夫人。”我说。花儿太多，那味道令我非常恶心个人怎么能够睡在这么一间房子里呢？
　　　
63
　　鲁瑟尔和拉克洛斯现在开始调查这一新谋杀案的例行工作。我跟他们约定，我每三小时联系一次。其余时间在黛尔菲娅夫人家可以找到我。我是轻声对拉克洛斯讲的，他只是点点头，神色一点没变。警车把我送到了“庄严”酒店。我给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发去两封长长的密码电报。在一封里我汇报了护士安娜·加丽娜之死。在另一封里我请求立即确认，泽贝格是否真在法兰克福，他有没有去过银行，或者仍然在那里，他是坐哪一架飞机到达的，然后我要求打听他何时返回。古斯塔夫可是自吹过，他能贿赂许多的人。现在轮到他证明的时候了！我将电报作为加急件交发了。我在我的房间里换衣服，给昂热拉打电话。但接电话的不是她，而是阿尔奉欣·佩蒂，那位矮个子清洁女工，她很喜欢我。
　　“夫人等您的电话等了很长时间，先生。现在她走了。大约十分钟之前。”
　　“去哪儿了？”
　　“如果您打电话来的话，她要我说是去教堂。”阿尔奉欣回答。
　　“谢谢。”我说。当我挂上时，我的左胸侧突然掠过一阵意料之外的疼痛。我佝偻成一团。然后一切又都过去了。
　　　
64
　　那座小小的俄罗斯教堂幽暗凉爽。许多圣像亮闪闪的。当我的眼睛习惯了朦胧光线后，我看到了昂热拉。她坐在那尊黑色大圣母像前，像前有许多烛台。她显然已经把一根新蜡烛插在了烛台上，点燃了，因为她望着烛光，双手合十，像个孩子。
　　我走向她，坐到她的身旁，吻她的头发。她纹丝不动。她的嘴唇无声地祷告着。我没有合起双手，但我凝视着蜡烛、它的光芒和那后面的黑色圣母，我也祈祷。这回行了。我请求上帝，帮助我们，巧作安排，让卡琳同意离婚，我能娶昂热拉。
　　祈祷完以后，我静静地坐在昂热拉身旁。她现在合上了眼睛，完全沉醉了。我听到我后面的脚步声，但是我不转身。我等，直到昂热拉又睁开眼来，抓住我的手，站起来。教堂门口，一位年轻的牧师正把公告用图钉钉到一块黑牌子上。我们向他走去。他微笑着点点头。
　　昂热拉停下脚步，良久地盯视他。
　　“我能帮您什么忙吗，夫人？”那位年轻的牧师客气地问。他穿着一件长僧袍，头发松散地直拖到肩上。他的眼睛灰色、漂亮，他的声音平静，充满无穷的力量和善良。
　　“神父，”昂热拉低声说，“是您。我又认出您的声音了。对，肯定是您。”
　　“我肯定是谁？”孩子们在外面的荒园里玩耍。他们愉快的高喊声径直传进宁静的教堂来。
　　“您不会想得起来，”昂热拉说，“如今已经过去三年了。确切地说，那是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一日的夜里。那时有一个女人打来电话，说她想自杀。不，您肯定想不起来。”
　　年轻的牧师笑吟吟的。
　　“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说，“那位夫人非常绝望，非常孤独。她跟一个男人有一场可怕的经历。她说，因为职业的缘故，她不得不参加很多的社交活动，出席所有的宴会。她必须始终愉快、美丽，永远不可以露出她的忧伤和她的苦闷。我期待您的来访很久了，夫人。”
　　“您真的记得？”
　　“宛如昨天。经过了这么多年，我总是想起您。我肯定您有一天会来。这下您来了。我觉得，您现在很幸福。”
　　“幸福得不能再幸福了，神父。”昂热拉说，“这我要感谢您。我一直没来，感到羞愧。后来我对自己说，我要等到我真正幸福了才来，等到我不再孤独时。”
　　“现在就是这样。”
　　“对，”昂热拉说，“现在我不再孤独了。现在，我找到了我真正爱的男人。”
　　“我确实爱这个女人，神父。”我说。
　　“我叫伊尔亚。您就叫我伊尔亚兄弟吧——我还很年轻。”
　　我们也报了我们的名字，他伸手和我握了握。
　　“我真高兴，您找到了幸福和安宁，黛尔菲娅夫人。”伊尔亚兄弟说。他流利地讲着一口带俄罗斯口音的法语。“您瞧，所有的痛苦都会过去。上帝爱人类，也需要人类。没有他们上帝干什么？”
　　“我们找到了幸福，伊尔亚兄弟，”昂热拉说，“但是还没有安宁。卢卡斯先生结过婚了。”
　　“噢。”牧师说。
　　“我跟我妻子分手了，但我仍是有妇之夫。”我说。
　　“我理解。”伊尔亚兄弟说。他看着他的双手，然后望着我们俩。“请你再给我多讲一点——您是想要我说出我的看法，对吗？”
　　“那当然了。”昂热拉说。
　　“那我得将情况了解得更清楚一些。卢卡斯先生，您讲也许容易些……”
　　我讲，伊尔亚默默地听着。最后他说：“您对您妻子有一种负疚感吗？”
　　“不，”我说，“不，伊尔亚兄弟。我感到负疚——在我向我妻子讲出实情之前。那之后就不再有了。”
　　“您呢，夫人？”
　　“我也一样……”昂热拉讲起她的故事。她最后说：“您看，当我获悉实情时，我们分手了。我永远也不能跟罗伯特一道欺骗他的妻子，做他的情妇。但现在他讲实话了。现在我坚信，他的婚姻已经死去多年，只是依据法律还存在着。现在，我也感觉不到负疚了。这很无耻吗？”伊尔亚兄弟微微地笑了。
　　“我不得不放弃对您的行为做任何普通的道德评判。您也不能要求我这样做。我只能作为一个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存在的人来回答您。”
　　“那么答案如何呢？”
　　伊尔亚兄弟说：“您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生活内容，夫人。您有爱，您幸福。您的生活又有了意义和美丽……”
　　“对。”昂热拉说。
　　“而您，卢卡斯先生，您多年来生活在一场已死亡的婚姻关系中。您肯定不幸。可是现在您不再不幸了。您跟您的妻子没生孩子。如果您现在离开她，您毫无疑问将一直照顾她，不让她陷入困境。”
　　“肯定的。”我说。
　　我们手拉手站在牧师面前，像两个孩子。
　　“那么从神学的观点看——我是这么年轻和自由，我可以这么说，也许另一位牧师会对您讲得完全不一样——那么从神学的观点看，诅咒、禁止这种把你们重新带回生活的关系，称之为罪孽，那纯粹是形而上学的，是错误的。不，”伊尔亚兄弟沉思着说，“这我做不到。我说过，作为有感觉的人，而不是根据教会的戒条——我看不到什么罪恶。你们曾经是三个不幸的人。现在有两个幸福了。您，先生，如果我看得不错，您永远也不会再有和睦的婚姻关系，让您的妻子幸福了。”
　　“您看得对。”
　　“那么您只是结束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处境——一种对您妻子肯定也是难以忍受的处境。冒着受最严厉批评的风险，我为你们俩高兴。你们以心相许，完全信赖你们的感情。我支持你们，我这么讲是因为我相信，作为基督徒首先是有人性——当然是指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我们永远也不可以忽视，教会的戒条——不仅仅是我们的宗教，也包括其它许多宗教——只有当人们注意人类整体时，其内容才适用于上帝喜欢的一种幸福生活。但是，对个体有罪或无罪的判决掌握在上帝手里，不必为人类所知。根据这个或那个派系来最终断定戒条，这纯粹是亵渎神灵。”他注视着昂热拉，“我已经说过，我非常年轻。也许我对您讲的是错误的，但我得说出我的想法、我的感觉以及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法庭将如何判决，您妻子将如何反应，先生，这一切我都不知道。未来，它存在于黑暗之中。但是，夫人，我利用作为牧师的这一自由，告诉你们，我为你们俩高兴。你们俩一起开始了某种新鲜的、有生命力的、美丽的生活。教会、基督教应该站在人性的一边，而不是站在法律的一边。这也是耶稣基督说的，只是用词不同而已。”他微笑着，客客气气，又有些难为情。出现了一阵长长的沉默。后来昂热拉低声地说：“谢谢您，伊尔亚兄弟，谢谢您。”
　　“我也是。”我说。我伸手到我的皮包里寻找。他注意到了，马上说：“不，不，请不要。现在不要。”
　　“可您需要钱啊。”
　　“我们急需钱，但请您现在什么也别给我们，先生。别在这一番谈话之后。您看教堂门旁的那个箱子。您可以把钱投进那里面，随您什么时候投。只是现在不行。这您会理解的。”
　　“当然，”我羞愧地说，“请您原谅我。”
　　“欢迎您再来。”伊尔亚兄弟说，“如果您伤心，如果您有忧愁，欢迎您随时来。我在这里。”
　　我们告辞。我们手拉手走向昂热拉的车。它停在古树下面，又满是花絮了。我们上车，车子滑向大门。伊尔亚兄弟站在教堂门里。我们向他挥手。他挥手回答我们。昂热拉开上了路。
　　“我现在多高兴啊，罗伯特。”昂热拉说。
　　“我也一样。”
　　“他理解我们。我早就知道，他理解我们。他说，如果我们有忧愁或伤心，我们可以再来。你想到过还会有这种人吗？”
　　“没有。”
　　“你现在得工作吗？”
　　“暂时不。只是打电话。”
　　“出什么事了？”
　　“咱们去‘庄严’酒店里‘我们的’那个角落吧。咱们喝点东西。我会全都讲给你听。”我说。
　　我们又一次驶上十字架路，昂热拉坐在方向盘后，我坐在她旁边，置身于其它汽车的洪流里。跟往常一样，伴随着傍晚的到来，空气凉爽宜人。泽尔热，“庄严”酒店里昂热拉的那个朋友和泊车师傅，接过梅塞德斯车，把它开进了地下车库。平台上“我们的”角落空着。我们就座，“我们的”侍者来了，我叫了一瓶香槟。然后我走进大厅。古斯塔夫的回电还没到。我给中心分局打电话，找到了鲁瑟尔。还在调查，他说，至今没有什么依据能怀疑某个特定的人。要我三小时后再打电话。依他看，早晨之前估计不会有什么重要的新发现。我走回平台，现在平台上满是人，全都在喝着他们的餐前酒。我坐在昂热拉旁边，我们喝香槟。我吃了几粒橄榄和咸杏仁，一边给昂热拉讲博卡的大搜捕以及对护士安娜·加丽娜的谋杀。
　　“这越来越严重了。”她说。
　　“是的，”我说，“我感觉这还远远不是结束。”
　　她把她的右手放在桌上我的左手上。我打了一个冷战。哪来这种事，我想，这不可能，不可能。
　　“罗伯特！”我听到昂热拉说，“罗伯特，你怎么了？”
　　我讲不出话来。
　　她看到我望向哪里，发出一声喊叫。
　　“不！不，这不可能！罗伯特，这不可能！”
　　一阵无穷的甜蜜感让我晕乎乎的。
　　“这是可能的。咱们俩都看到了。我对你说过，有一天会这样的。现在就是这样了。”
　　“噢，罗伯特，罗伯特！”昂热拉说。她的声音低成了耳语。她让胳臂贴着我的胳臂。我们一动不动地坐在我们的桌旁，看着她的右手的手背，它就放在我的手上。如我所知，在她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右手手背上，昂热拉从童年起就有一块浅斑。它跟其它的皮肤不一样，从来晒不黑。现在，我们俩盯着这只手背。它滑润，到处都被太阳晒得黑黑的。那块非常亮的斑已经彻底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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