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五十左右的人，神色忧虑而性情和好。我们能说的只是这一点。
　　由于那种工业经过他的巧妙改造，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滨海蒙特勒伊便成了一个重要的企业中心。销售大量烧料细工品的西班牙每年都到这里来定购大宗产品。滨海蒙特勒伊在这种贸易上几乎和伦敦、柏林处于竞争地位。马德兰伯伯获得了大宗利润，因而能在第二年建造一幢高大的厂房，厂里分两个大车间，一个男车间，一个女车间。任何一个无衣食的人都可以到那里去报名，准有工作和面包。马德兰伯伯要求男工应有毅力，女工应有好作风，无论男女都应当贞洁。他把男女工人分在两个车间，目的是要让姑娘们和妇女们都能安心工作。在这一点上他的态度是一点不动摇的。这是他唯一无可通融的地方。正因为滨海蒙特勒伊是一个驻扎军队的城市，腐化堕落的机会多，他有足够的理由提出这种要求。况且他的来到是件好事，他的出现也是种天意。在马德兰伯伯来到这里以前，地方上的各种事业都是萧条的，现在呢，大家都靠健康的劳动生活。欣欣向荣的气象广被一乡，渗透一切。失业和苦难都已消灭。在这一乡已没有一个空到一文钱也没有的衣袋，也没有一个苦到一点欢乐也没有的人家。
　　马德兰伯伯雇用所有的人，他只坚持一点：做诚实的男子！做诚实的姑娘！
　　我们已经说过，马德兰伯伯是这种活动的动力和中枢，他在这一活动中获得他的财富，但是，这仿佛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一个简单的商人能这样，是件相当奇特的事。仿佛他为别人想的地方多，为自己想的地方少。一八二○年，大家知道他有一笔六十三万法郎的款子用他个人名义存放在拉菲特①银行里；但是在他为自己留下这六十三万法郎以前，他已为这座城市和穷人用去了一百多万。
　　①拉菲特（Laffitte，1767—1844），法国大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金融资产阶级代表，政府首脑（1830—1831）。他所开设的银行叫拉菲特银行。
　　医院的经费原是不充裕的，他在那里设了十个床位。滨海蒙特勒伊分上下两城，他住的下城只有一个小学校，校舍已经破败，他起造了两幢，一幢为男孩，一幢为女孩。他拿出自己的钱，津贴两个教员，这项津贴竟比他们微薄的薪金多出两倍；一天，他对一个对这件事表示惊讶的人说：“政府最重要的两种公务员，便是乳母和小学教师。”他又用自己的钱创设了一所贫儿院，这种措施当时在法国还几乎是创举，他又为年老和残废的工人创办了救济金。他的工厂成了一个中心，在厂址附近原有许多一贫如洗的人家，到后来，在那一带却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区域。他在那里开设了一所免费药房。
　　最初，他开始那样做时，有些头脑单纯的人都说：“这是个财迷。”过后，别人看见他在替自己找钱以前却先繁荣地方，那几个头脑单纯的人又说：“这是个野心家。”那种看法好象很对头，因为他信宗教，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遵守教规，这在当时是很受人尊敬的。每逢礼拜日，他必按时去参加一次普通弥撒。当地的那位议员，平日一向随时随地留意是否有人和他竞争，因而他立刻对那种宗教信仰起了戒心。那议员在帝国时代当过立法院的成员，他的宗教思想，和一个叫富歇①的经堂神甫（奥特朗托公爵）的思想是一样的。他是那神甫提拔的人，也是他的朋友。他常在人后偷偷嘲笑上帝。但是当他看见这位有钱的工厂主马德兰去做七点钟的普通弥撒时，就仿佛见了一个可能做议员候选人的人，便下定决心要赛过他，于是他供奉一个耶稣会教士做他的忏悔教士，还去做大弥撒和晚祷。野心在当时完全是一种钟楼赛跑②。穷人和慈悲的上帝都受到他们那种恐慌的实惠，因为那位光荣的议员也设了两个床位，一共成了十二个。
　　①富歇（Fouché，1759—1820），国民公会代表，曾参与颠覆罗伯斯庇尔，继又帮助拿破仑政变，任帝国政府的警务大臣，受封为公爵。拿破仑失败后投降复辟王朝。
　　②钟楼赛跑是一种以钟楼为目标的越野赛跑。
　　但是在一八一九年的一天早晨，城里忽然有人说马德兰伯伯由于省长先生的保荐和他在地方上所起的积极作用，不久就会由国王任命为滨海蒙特勒伊市长了。从前说过这新来的人是“野心家”的那些人听到这个符合大家愿望的消息时，也抓住机会，得意洋洋地喊道：“是吧！我们曾说过什么的吧？”整个滨海蒙特勒伊都轰动了。这消息原来是真的。几天过后，委任令在《通报》上刊出来了。第二天，马德兰伯伯推辞不受。
　　还是在这一八一九年，用马德兰发明的方法制造出来的产品在工业展览会里陈列出来了，通过评奖委员的报告，国王以荣誉勋章授予这位发明家。在那小城里又有过一番新的轰动。“呵！他要的原来是十字勋章！”马德兰伯伯又推辞了十字勋章。
　　这人真是个谜。头脑单纯的人，无可奈何，只得说：“总而言之，这是个想往上爬的家伙。”
　　我们把这人看清楚了，地方受到他许多好处，穷人更是完全依靠他；他是一个那样有用的人，结果大家非尊敬他不可；他又是一个那样和蔼可亲的人，结果大家非爱他不可；尤其是他的那些工人特别爱他，他却用一种郁郁寡欢的庄重态度接受那种敬爱。当他被证实是富翁时，一般“社会贤达”都向他致敬，在城里，大家还称他为马德兰先生，他的那些工人和一般孩子却仍叫他马德兰伯伯，那是一件使他最高兴的事。他的地位越来越高，请帖也就雨一般地落在他的头上了。“社会”要他。滨海蒙特勒伊的那些装腔作势的小客厅的门，当初在他还是个手艺工人时，当然是对他关着的，现在对这位百万富翁，却大开特开了。他们千方百计地笼络他。但他却不为所动。
　　但这样仍堵不住那些头脑单纯的人的嘴。“那是个无知识的人，一个没受过高尚教育的人。大家都还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呢。他不知道在交际场中应当怎么办。他究竟识字不识字，也还没有证明。”
　　当初别人看见他赚了钱，就说他是“商人”；看见他施舍他的钱，又说他是“野心家”；看见他推谢光荣，说他是个“投机的家伙”；现在，他谢绝社交，大家说：“那是个莽汉。”
　　一八二○年，是他到滨海蒙特勒伊的第五年，他在那地方所起的积极作用是那样显著，当地人民的期望是那样一致，以致国王又派他做那地方的市长。他仍旧推辞，但是省长不许他推辞，所有的重要人物也都来劝驾，人民群集街头向他请愿，敦促的情况太热烈了，他只好接受。有人注意到当时使他作出决定的最大力量，是人民中一个老妇人所说的一句气愤话。她当时立在他门口，几乎怒不可遏，对他喊道：“一个好市长，就是一个有用的人。在能办好事时难道可以退却吗？”
　　这是他上升的第三阶段。马德兰伯伯早已变成马德兰先生。马德兰先生现在又成为市长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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