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存在于西班牙和西藏那样的僧侣制度，对文化来说，那是一种痨病。它干脆扼杀生命。简单地说，它削减人口。进修院，等于受宫刑。那已在欧洲成了灾害。此外，还得添上经常加在信仰上的粗暴手段，言不由衷的志愿，以修院为支柱的封建势力，使人口过多家庭的子女出家的宗子制，我们刚才谈过的那些横蛮作风——“地下室”，闭住的嘴，封锁的头脑，多少终身在地牢里受折磨的智慧，服装的改变，灵魂的活埋。除了民族的堕落以外，还得加上个人所受的苦难，无论你是谁，你在僧衣和面纱——人类发明的两种装殓死人的服饰——面前，你总会不寒而栗。
　　可是，在某些角落和某些地方，出家修道的风气竟无视哲学，无视进步，继续盛行在十九世纪光天化日之下，更奇怪的是苦修习气目前竟有再接再厉的趋势，使文明的世界为之震惊。一些过了时的团体还想永远存在下去，那种倔强的想法，就象要人把哈喇了的头油往头发上抹的那种固执，把发臭的鱼吃到肚里的那种妄想，要大人穿孩子衣服的那种蛮劲，象回到家的僵尸要和活人捆抱的那种慈爱。
　　衣服说：“你这忘恩负义的人！我在风雨中保护过你。现在你为什么就不要我了呢？”鱼说：“我出身于大海。”头油说：“我是从玫瑰花里来的。”僵尸说：“我爱过你们。”修院说：“我教养过你们。”
　　对那一切，我们只有一个回答：那是过去的事。
　　梦想死亡的东西无尽期地存在下去，并采用以香料防止尸体腐烂的方法来管理人群，修整腐朽的教条，在法宝箱上重行涂上金漆，把修院修缮一新，重行净化圣器匣，补缀迷信上面的破绽，鼓动信仰狂的劲头，替圣水瓶和马刀重行装柄，重行建立僧侣制度和军事制度，坚信社会的幸福系于寄生虫的繁殖，把过去强加于现在，那一切，这好象很奇怪。可是确有支持那些理论的理论家。那些理论家，而且还都是些有才智的人，他们有一套极简单的办法，他们替过去涂上一层色彩，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社会秩序、神权、道德、家庭、敬老、古代法度、神圣传统、合法地位、宗教，于是逢人便喊：“瞧啊！接受这些东西吧，诚实的人们。”那种逻辑是古人早知道了的。罗马的祭司们便能运用那种逻辑。他们替一头小黑牛抹上石膏粉，便说：
　　“你已经白了。”
　　至于我们，我们处处都心存敬意，也随时随地避免和过去发生接触，只要过去肯承认它是死了。假使它要表示它还活着，我们便打它，并且要把它打死。
　　迷信、过分虔诚、口信心不信、成见，那些魑魅魍魉，尽管全是鬼物，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它们的鬼影全有爪有牙，必须和它们肉搏，和它们战斗，不停地和它们战斗，因为和鬼魅进行永久性的斗争是人类必然的听天由命的思想之一。要扼住鬼影的咽喉，把它制伏在地上，那是不容易的事。
　　法国的修院，在十九世纪太阳当顶时，是些阳光下枭鸟的窝。修院在一七八九、一八三○和一八四八年革命发祥地的中心鼓吹出家修行，让罗马的幽灵横行在巴黎，那是种违反时代的现象。在正常的年代，如果要制止一种过时的事物，使它消亡，我们只须让它念念公元年代的数字便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在绝不是在正常的年代。
　　我们必须斗争。
　　我们必须斗争，也必须有所区别。真理的要旨是从不过分。真理还需要矫枉过正吗？有些东西是必须毁灭的，有些东西却只需要拿到阳光下看清就是了。严肃而与人为善的检查，那是种多么强的力量！阳光充足的地方一点不需要我们点起火炬。
　　因此，现在既是十九世纪，那么，无论是在亚洲或欧洲，无论是在印度或土耳其，一般说，我们都反对那种出家修行的制度。修院等于污池。那些地方的腐臭是明显的，淤滞是有害的，发酵作用能使里面的生物得热病，并促使衰亡。它们的增长成了埃及的祸根，我们想到那些国家里的托钵僧、比丘、苦行僧、圣巴西勒会修士、隐修士、和尚、行脚僧都在蠕蠕攒动，如蚁如蛆，不禁毛骨悚然。
　　说了那些后宗教问题仍然存在。这问题在某些方面是神秘的，也几乎是骇人的，希望能让我们细心观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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