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做梦也想不到这件刺宋案只是三四天就被破获。
　　宋死后的当天，黄兴和陈其美就联名致电上海的闸北警局和上海租界总巡捕，请其加紧侦探，缉捕凶手。当时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是奉陈的命令担任情报工作的同志，陈令吴详查各方来往电报，发现了不少线索。同时有一个买卖古董字画的河南人王阿发前往四马路中央捕房报案，遂使这一骇人的政治谋杀案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王在捕房说：
　　“十天前我在文元坊应桂馨的家里兜卖古董，因为应是我的老主顾，平素很熟，应这天拿了一张照片叫我在某时某地把这个人暗杀掉，许以事成之后给我一千元作报酬，我因为只懂得作买卖，从没杀过人，因此不肯承担这件事。当时我并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今天我在报上看见宋先生的照片，正是应桂馨叫我去暗杀的人，我相信如果找到了应，便可找到凶手。”
　　上海捕房根据王阿发提供的线索，于3月1日派侦探到湖北路迎春坊228号妓女胡翡云（原名李桂红）的家中捉到了应桂馨。第二天继续搜查文元坊的应宅，又在宅内捉到了正凶武士英，就是他在车站开枪狙击宋的，同时又搜出应桂馨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往来的密电本及函电多起，五响手枪一支，还有其他证据多件。从这些证件中证明：
　　杀人的主使者是大总统袁世凯，同谋犯是国务总理赵秉钧，担任联络的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布置行凶的是上海大流氓应桂馨，直接行凶的是失业军痞武士英。
　　根据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后来制版公布的刺宋凶手铁证，有以下各种，足以证明上面几个人与宋案有关：
　　一、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赵秉钧致应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外附密码一本，上面注明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
　　二、应寄赵的“应密冬电”内有：民党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三、民国元年二月一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函：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二月二日洪致应函：弟须于事前迳电老赵索一数目。
　　四、洪称应为弟，应称洪为荫之老伯。
　　五、二月四日洪致应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洪自称）手，面呈总统，阅后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
　　六、二月廿二日洪致应函：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称赵秉钧）已将密本交来，统归兄一人经理。
　　七、三月十三日洪致应电：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八、三月十四日应致洪“应密”寒电：梁山匪魁四出扰乱（按此系指宋在各大城市演说指责袁世凯），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
　　九、三月廿一日应致洪“川密”个电：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
　　刺宋案破获得如此迅速，绝非袁世凯所想得到，主要原因由于案子发生在上海，不是在袁势力下。袁在此以前也使用过好多次政治暗杀，都得心应手，死无对证，除了辛亥年吴禄贞被刺一案前面已经提过而外，泄露在外的还有这么两则：
　　一是在南北和议成立后，革命志士罗明典、吴定安联名发表告国人书，揭破袁的政治阴谋，不久有人到旅馆去拜访他们，表示敬意，以后便经常请他们吃酒看戏，一连有一星期之久。有一天那人又约了另一个人来，请他们在齐化门外二闸观水，他们四人分别乘两部马车前往，走到城外荒僻地点，那两个人抽出刀子把罗、吴二人杀害后抛尸而去。吴定安的朋友帅根坤找到了两人的尸体，即向法院控告，法院置之不理。
　　另一则是清末年，河南人曾广福兄弟四人，因为上书摄政王载沣被递解回籍，民国成立后又因反袁再被递解回籍，途中遭人暗杀，尸体没有下落。
　　上述这类暗杀，因为被杀的人没有背景和社会地位，所以死了不为人所关心。宋教仁不同了，他是赫赫有名的革命领袖，又是国民党的领导人，他遭暗杀当然被全国甚至国际上所注意的。
　　依照前述的刺宋证据看来，袁刺宋不仅事先知道，且与赵秉钧共同制定了暗杀计划，通过洪述祖物色到应桂馨。应是个流氓头子，洪于1月14日发给应一本密码电本“应密”，令应直接和国务院通电联系，后来因为赵太忙，乃派洪述祖到上海和应接头。洪赴上海接洽毕回到北京，把经过报告袁和赵，袁答应“毁宋酬勋位”，洪电应以后电报由洪转，不要直接向国务院联系，怕国务院人多嘴杂，容易把机密文件泄漏。洪给应电报中要他作一篇“激烈文章”，就是催应提前动手的隐语。
　　应桂馨和武士英被捕后，在捕房中口供是：
　　应桂馨又名应夔丞，是“中国共进会的会长”，据应自称共进会有会员一万万人。
　　武士英山西人，年22岁，曾在云南当过营长，被裁后流浪来上海。他的供词中说：“宋案是我一人下手，与应夔丞无关。”
　　应夔丞在辛亥革命前是青红帮头目，武昌起义时，帮会颇有贡献，其组织改名共进会，自以有功，骄恣跋扈，为害地方，浙督朱瑞要拿办他，黎元洪为之缓颊。应到湖北后又勾结军队，所行不法，黎亦通缉他，他乃投奔苏督程德全，又曾赴北京商榷改组共进会，遂与洪述祖互相勾结。
　　洪述祖早年在台湾胡作非为，台湾巡抚刘铭传拟将其正法，辛亥革命时在上海和应夔丞一块，据说他小有文才，唐绍仪组阁时本有意任命他为内阁秘书长，后来发觉他不正派，才改派魏宸组，洪于是被赵秉钧延揽为内务部秘书。
　　由于宋案急转直下，不仅凶手被捕，而且铁证如山，足以证明袁世凯、赵秉钧都是主谋杀宋的人，使得袁、赵非常难堪，不得不做一篇遮盖文章。这篇文章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篇倒乱千秋的手笔，据说由“智多星”赵秉钧想出“移尸嫁祸”的妙计。这篇文章是于3月26日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各省，内称：“据应夔丞23日函称，上海发现一种监督政府裁判机关，其宣告文内列有宋教仁、梁启超、袁世凯、赵秉钧、汪荣宝等罪状，特先判处宋以死刑，即时执行”云云。赵想以此转移国人视线，把梁启超、汪荣宝等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列为陪客，并且把杀人主使犯也摆在一起，以为这样就能混淆事实，就能使人相信上海真有这样一个暗杀组织，这个组织不但要暗杀国民党领袖，也要暗杀其他政党领袖，甚至还要暗杀北京政府的首脑。
　　袁为了表示“坏我栋梁”，乃命工商总长刘揆一以吊丧为名，到上海来疏通黄兴。他杀了一个湖南人，却请出一个湖南人到上海来疏通另一位湖南人。刘揆一也是国民党，竟为了一个总长地位，不惜替袁作说客，黄兴对刘毫不客气，他弄得很没趣，回到北京后便向袁称病辞职。
　　上海地方检察厅公然宣布要票传赵秉钧出庭，这一来可把袁和赵搞得很头痛，他们也妙，只好横了心黑了脸，宣布在北京破了一个暗杀组织，名叫“血光团”，黄兴是团长，北京法院也要票传黄兴。袁的嫡系报纸《北京国报》公然用大字标题“伟人造反”，说湖北季雨霖谋反，是黄兴主使。而国民党的报纸则大字标题“总统杀人”以做报复。
　　应、武两犯是于4月16日由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堂移交给上海地方检查厅看管的。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亲自从南京到上海来，会同上海地方检查厅长陈英，在上海交涉员署内执行检查手续。
　　4月26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发表通电把有关宋案的证件全部发表。袁命令北京的司法部通电否认地方长官有宣布宋案证据之权，认为这样是干涉了司法独立。
　　宋案发生牵连到赵秉钧后，赵很没趣，袁也很光火，于是赵乃避嫌辞职，袁在赵辞呈上批为准予请假暂时休息。4月3日赵在北京《新纪元报》发表了一段谈话，把他自己说成是宋教仁的最好朋友，他说：“我和钝初一任内务一任农林，以同僚而为至友，他住西直门外农事试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来不及出城，他总住到我家中，我们感情甚洽，无话不谈。他离北京南下时，欠了五千余元的债，都是我替他偿还的。”
　　当孙中山把中华民国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时，革命党对袁修筑了三道围墙：一是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二是袁必须到南京就职，三是袁发誓必须遵守《临时约法》。
　　可是袁在宣布要南下时，在北京制造了兵变事件，于是临时政府设在南京的计划为之粉碎，袁也不需南下就职。其后唐绍仪辞职和军警威胁临时参议院，把遵守《约法》的规定也粉碎了。孙中山和黄兴到北京参加巨头会议，本想用至诚感人的方法，使袁改邪归正，为了委曲求全，在“四巨头宣言”中，连迁都南京和贯彻责任内阁主张都没有提出来。在袁看来，不是革命领袖宽宏忍让，而是认为他可以用花拳绣腿的手段来对付革命党，因之鼓励了袁的予智自雄的野心。自唐绍仪被迫辞职后，责任内阁的路袁是绝对不走的，即使宋教仁组阁，袁也不会放松。张振武案不了了之，使袁胆子大了，认为可以用血案来解决政治问题，宋案就在这时发生。
　　3月25日，孙中山自日返抵上海，距离他2月11日赴日考察，前后不过一个半月。孙登岸后即邀集在上海的国民党领袖在上海同孚路廿一号黄兴寓邸会商宋案应付办法，安徽都督柏文蔚也托词到上海省亲，参加了这个会议。这时袁向五国银行团进行大借款的消息也传到上海，国民党认为这是袁恃以发动内战的军费来源，更加愤慨。孙和戴传贤主张用兵。孙中山有“联日速战”的讨袁方略，主张国民党应该先发制人，通电各国阻止大借款，并由国民党控制下各省区组成讨袁军。黄兴对这个计划不赞成，他认为在国际方面中华民国还没有被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边疆形势日益险恶，如果国内再发生战事，中国岂不成为朝鲜第二；至于在国内的形势对比，国民党不敌北洋派，因为革命阵营中许多意志薄弱只想做官的人，都已经投向北洋派了，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仅只有江西、湖南、安徽、广东四省，而这四省的内部也并不统一，国民党必需量力而行，知彼知己。
　　由于国民党多数领袖主张避免使用武力而采循法律途径，因此经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建议袁成立一个特别法庭，推黄郛为主裁，王宠惠、伍廷芳为承审官，以避免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全权处理宋案。袁表面上接受，却由司法总长许世英以“不合编制”为借口而反对成立这个法庭。
　　黄兴主张不用兵可于他致袁的秘书长梁士诒一电中看出。3月27日黄电梁：“宋案连日经英廨审讯，闻发现证据颇多，外间疑团实非无关。兴以钝初已死，不可复救，而民国要基未固，美国又将承认，甚不愿此事传播扩大，使外交横生障碍。日来正为钝初谋置身后事宜，亟思一面维持，而措词匪易，其苦更甚于死者，公有何法以解之？乞密示。”梁对黄这通电报未予答复。
　　上海租界捕房在4月16日把刺宋案凶手应桂馨和武士英移交给上海地方检察厅，4月24日武士英忽然在狱中暴毙，死得不明不白。
　　刺宋案的另一凶手应桂馨在狱中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他有阿芙蓉的嗜好，开始时还用手帕涂上吗啡浆过瘾，随后竟公然要求抽鸦片烟，而法院方面怕他又来一个“死无对证”，也只好特准他在狱中公开抽烟。
　　至于洪述祖呢？宋案破获后，他不敢在北京公开活动，乃从容不迫地“逃”到青岛。德国派在青岛的胶州总督因为他是闻名全国的杀人凶犯同谋者，所以把他扣押起来，袁世凯竟公然派内务部次长言敦源到青岛交涉，要求引渡。德国总督同意引渡后，洪就等于获释。5月3日洪公然在青岛发表通电，极力吹嘘他协助唐绍仪完成南京议和，建立共和的功劳，痛骂宋教仁：“借政党内容之名以遂其植党营私之计”。并且用一种荒谬绝伦的理由为他自己狡辩说：“毁宋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
　　赵秉钧在对记者谈话中谈到洪述祖，表示洪和他毫无关系，更不是他的私人，而是少川（唐绍仪的字）介绍到内务部来的。袁看到宋案闹得很厉害，自己陷于极不利地步，乃想设法解释一下，恰遇北京各界举行“宋教仁先生追悼大会”，袁乃授意京兆尹王治馨参加大会时相机为他解释。不料这个京兆尹是个糊涂鬼，他自作聪明地在大会上编造一段故事，他说：“去年应桂馨到了北京，向赵总理自告奋勇，要动手杀害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总理曾向总统请示过，总统认为政见虽有不同，暗杀决不是个手段，所以不予同意，由此可见宋案与总统和总理都无关，完全是应桂馨和洪述祖搞的。”他的这番解释，简直是欲盖弥彰，气得袁世凯跺脚，赵秉钧扔茶碗。
　　赵秉钧过分想远离刺宋案，这使到袁世凯很不高兴，赵辞职后被袁改为给假养疴，其意思就是“你越想避，我就越不答应”。
　　赵秉钧除了对报馆记者解释外，还给了上海地方检察厅一封公开信为自己辩护。赵函如下：
　　……宋案一端，语涉秉钧，为秉钧一人之关系，虽不容借词掩饰，逆拒忠言，亦岂能含冤不伸，致同默认，兹特详细解答如左：原电内称宋案词连政府，洪犯固宜速求引渡归案讯办，赵总理亦应出庭受质，方能表白等语。查政府云者，乃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合同构成之有机体之谓也。此种有机体之政府，上负政治上之责任，此次宋案，纯然法律关系，而非政治关系，即云责任，何关政府，故谓词连秉钧则可，若谓词连政府则不可。不过秉钧以个人名义负责，决非以国务总理负责，揆之法理，皎然易明，浑称之曰政府，将与政治上连带责任有相混之处，未免失辞，此不可不辩者一也。宋之被刺，正犯为武士英，嫌疑犯为应夔丞，与洪述祖容有如何干系，尚未判定，出庭受质与谁对勘，此不可不辩者二也。程都督、应民政长宣布宋案证据，其涉及秉钧者，惟手书两件，然一为发给密码，一为请领津贴，均属因公，已于勘电声明，原函可查，岂肯谋刺。若必以此影射，锻炼成狱，则程都督等所送全案证据中，又有应致洪函，内称“近往同孚路黄克强家，又为克强介绍，将私存公债六十万，皆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计五十万元，昨被拨去二万，专任苏浙两处，暨运动徐皖军队之需，夔因势利用，欲擒故纵，不得不勉为许可，直陈于内以免受谗”等语。足见黄克强君亦与应关系密切，书信往来与银钱往来孰轻孰重，彼此俱立于嫌疑地位，而潜投巨赀煽惑徐皖军队，阴谋内乱，比之秉钧，岂不更多一重罪案，何以克强获免于诉追，而秉钧必须质讯，事同一律，办法两歧，此不可不辩者三也。以上三端，言之有故，敢陈衷曲，用质高明，抑更有说者。自武汉举义，彷徨受任，出领民部，又统一政府成立，始厕内务之席，猎总理之位，首尾年余，奉职无状，而于维持秩序，赞助共和，虽不敢告劳，亦幸免于罪。不图野心枭桀，攘夺政权，借端发难，含血喷人，而盲从附和者，误信流言，愈滋疑窦，其实秉钧与应、洪手函，业经印刷流播，万目俱瞻，与杀害是一是二，自无须辩护也。总之秉钧如果系谋杀共犯，供证确凿，自应束身司宪，无所逃刑，将来洪述祖到案，不难详加研讯，此时何凭与此案毫不相涉之二纸手书，便欲赴沪逮质，自蹈危机，区区之愚，殊难索解，知我罪我，惟命是听。
　　上海地方检查厅要票传赵秉钧，是5月8日的事，赵已于5月1日请准病假，国务总理是由段祺瑞代理。赵既然抗传不到案，袁复命北京总检察厅长罗文干，令其宣称刺宋凶手为黄兴和陈其美。5月16日有一个自称“女子暗杀团团长”的周予儆，向北京地方检察厅自首，说是奉了“血光团团长”黄兴的命令，到北京来进行政治暗杀。第二天，北京军政执法处逮捕了参议院议员谢持，指控谢是血光团团员，于是“血光团”三字便不胫而走，人人争相传说，说这个“团”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秘密机关，绘声绘影，一若雍正的血滴子。北京地方检察厅便根据这个捏造的故事，票传黄兴到案对质。这样一来，使得本已复杂动荡的局面，增加戏剧性。同时使一般不明底蕴的人民如坠五里雾中。
　　6月11日，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堂根据北京地方检察厅的来文，票传黄兴，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黄一传就到，并且保证以后随传随到。《国民》杂志社曾有一篇访黄的通讯稿，报导黄被票传后的光明磊落态度：
　　“本社驻沪通讯员一日特访黄克强先生，谈及某党报纸诬蔑事，黄先生不禁唏嘘感慨而谓曰：邪说横行，甚于洪水猛兽，今之谓也。但诬蔑我个人之不足惜，为害中华民国则大足惜。通讯员又问及法庭召唤事，先生谓曰，是非自有公论，余辩亦无益，总期望大众常把中华民国四字放在心中，则幸甚矣。言毕，唏嘘不置，忧国忧民亦云至矣。”
　　北京国务院还发表了这么一个荒谬声明：
　　“宋在南方主张袁为总统，而己任内阁，陈其美一派深忌之，黄亦恶其不举己为总统，且疑其为亲袁派也，亦欲排而去之。陈于是乘其隙，日嗾其徒，倡为举黄之说，以离间黄、宋之交，而使他日内阁总理之庶归之于己。宋、陈之间暗潮已极激烈，应本陈旧部，武又黄之私人，适洪述祖因宋争内阁，恐赵不能安于其位，欲败宋之名誉，以全赵之位置，托应求宋之劣迹，应以之告陈，陈乃利用此时机，假应、武之手以杀宋，而归其罪于中央。其用心之狠毒，实为意料所不及。其破案之速，亦由于陈者。盖应、武初不料主使之人忽为反陷之举，遂毫不设备，亦不遁逃。而陈事前既为间接唆使之人，故一索即得也。既获之后，武士英在法公堂已经供出。陈以廿余万之巨款贿通法公堂，将供词全数抽改，复以威吓应谓能诬赵、洪则其罪决不至死，且能以巨资相赠，若直供不讳必置之死地而后已。及移交检察厅后，陈虑武仍如前供，乃毒杀之以灭口，而以巨金贿西医剖验以为病死，于是应益有所惮而不敢言。此皆应亲告其所延之律师，且谓非转移他处不在若辈范围以内，则此案真象，必不可得。渠在监内日夜防护，以巨金赂典狱者，每食必与人共座，俟人先尝，然后下箸，否则不食，其危险之状已可想见。黄克强前此主张组织特别法庭，实欲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也。既为法部所扼，计不得售，则以暗杀之说要挟厅长，必欲其入赵以罪。日前竟有要求审判官下缺席裁判，宣布赵、洪死刑之请。幸厅长尚未允诺，然闻若辈之意，非办到此层不可。裁判所移转之事，不知是否为法律所许，若能办到，但移至湖北，则此案不难水落石出矣。”
　　宋教仁被刺后，凡牵连宋案的人都在后来不得善终，如：
　　武士英在监中糊里糊涂死去。
　　应桂馨在民国2年7月25日被一群流氓劫狱救出来，逃到青岛躲避风声。国民党讨袁战争（所谓二次革命）失败后，应认为是个出头的机会了，于是公开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第一通电报说：“叛变削平，宋实祸首，武士英杀贼受祸，功罪难平，请速颁明令平反冤狱。”第二通电报说：“宋为主谋内乱之人，而竟死有余荣；武有为民除害之功，而竟冤沉海底。彼国民党不过实行宋策，而种种戏剧实由宋所编制，当时若无武之一击，恐今日之域中，未必有具体之民国矣。桂馨栖身穷岛，骨肉分离，旧部星散，自念因奔走革命而已破其家，复因维持共和而几丧其身，伏求迅颁明令，平反斯狱，朝闻夕死，亦所欣慰。”10月20日他公然由青岛到北京，住在李铁拐斜街同和旅馆，他的旧相识胡翡云此时也搬到北京，在松翠班搭班，两人往来如旧。他写信要求袁实践“毁宋酬勋”的诺言，并且张开狮子大口要求给他“勋二位”和现金50万元。袁本想赏他一笔钱叫他离开北京，但他仍坚持他所提出的两大条件，少一条都不成。有人提醒他说：“老袁不是好惹的，你莫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他指着鼻子狂傲地说：“我应桂馨是什么人？他敢拿我怎样。”这些话当然都传到袁的耳朵里。由于应经常住在樱桃街胡翡云的班子里，民国3年1月18日晚上，有四个彪形大汉以搜查烟土为名爬墙进来，刚巧这天晚上，应不住在这儿，四个大汉搜了一会儿便失望而去。经此一搜，应才知道老袁真不是好惹的，第二天便匆匆地离开了北京。他虽然走得快，袁下手得更急，就在他所乘的京津铁路头等客车中，他便被军政执法处的侦探长郝占一和另一个侦探王双喜杀死。
　　至于洪述祖一直避居青岛，到民国6年，大家对宋案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时，他认为没有问题了，才化名张皎安回到上海，却因为债务关系，被一个德国商人扭送到巡捕房。当他偿清债务，请求原告撤消诉讼，从捕房里跑出来刚要上汽车时，就被年仅15岁的宋振吕（宋教仁的儿子）和刘白（宋的秘书）死死扭住，扭到上海法院，后来转解到北京，以主使杀人罪名于民国8年4月5日被处绞刑。他在狱中作词以自挽，挽联是：“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作；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向例绞刑是全尸，而洪受刑时绞机忽把他的头切了下来，实在是件怪事。洪受审时，初仅判无期徒刑，上诉后改判绞刑。
　　赵秉钧因宋案引嫌辞职，不久调任为直隶都督。应桂馨在火车中被杀时，他正在直督任上，他当然有兔死狐悲的感慨，因此当他一获应死讯时，不请示袁就发出缉捕凶手的命令，并在长途电话中向袁发出哀鸣：“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呢！”袁听了更感厌憎，不过却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承认缉凶。不到一个月，民国3年2月27日，这位袁的第一号亲信，北洋系的智多星，清末民初政坛怪角赵秉钧，竟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而亡。他死时才51岁。
　　继他出任天津都督的是朱家宝。
　　赵死后袁表面上装出非常悼惜的样子，送了一幅祭幛，写“怆怀良佐”四字，上款题“智庵上将千古”。另外还送有挽联一副是：
　　弼时盛业追皋益；
　　匡夏殊勋懋管萧。
　　逊清皇帝博仪也给赵赐谥“文恭”，这位赵秉钧当年是代袁逼宫的，“文恭”二字似讽其不“文”不“恭”！
　　前面曾经提过那位京兆尹王治馨，袁命他相机解释，以图撇清，不料他在北京各界追悼宋教仁大会上，却说了许多欲盖弥彰的话，他以为就是替袁洗刷了。袁闻后大为光火，对王印象恶劣万分。原来王治馨也是参加刺宋案阴谋要角之一，民国3年6月，他为了500元贪赃被逮，袁立即发交步军统领看管。10月21日北京大理院宣判王死刑，并于22日执行枪毙。当时贪污横行，贿赂猖獗，区区500元实在不算一件什么事，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呢？其实乃是袁借题发挥，杀王灭口而已。
　　至于在火车上杀应桂馨的两个凶手郝占一和王双喜也都不得善终，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督陕时，袁命郝赴陕听候任用，就命陆杀郝。王双喜听到郝被杀，惊悸哀痛，住在北京旅馆中发了疯，一会儿见宋向之怒目而视，一会儿又见应血淋淋的一身向他追魂索命，不久便死了。
　　陆建章也是刺宋案的主角，后来被徐树铮所杀。
　　宋教仁被刺，举国哀悼，上海老百姓怀念他，于是编了“宋教仁显圣”和“阴曹调卷会审”的神话。谈因果的就说宋为一世之雄，含冤而死，死而为神，上海的许多人更凭吊宋墓以求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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