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徐世昌宣布辞职出京后,11年6月2日北京国务院也发表一道院令云:
“本日徐大总统宣告辞职,由国务院依法摄行职务,所有各官署公务,均仍照常进行。京师地方,治安关系重要,应由京畿卫戍总司令督同步军统领、京兆尹、警察总监妥慎办理,此令。”
同时又由全体国务员联名发表通电,由周自齐领衔:
“自齐等遭逢世变,权领部曹,谨举此权奉还国会,用尊法统,暂以国民资格维持一切,听候接收”。
由于总统已是非法产生,因此内阁地位也是非法的,所以不敢以内阁摄行总统职权,而以“国民”资格摄行职权。
6月2日湖北督军萧耀南发表通电称:
“……六年解散之国会一经恢复,东海地位在法律上失所依据,谅能敝屣尊荣,为斯民造福。中山护法曾有宣言,国会一日恢复即行引退,求仁得仁,当亦不致再事争执。继续统绪,舍黄陂(黎元洪)莫属。”
吴佩孚通电云:
“……我徐大总统敝屣十余月之尊荣,克偿二十二行省之统一,奉身而退,亦属初衷。我黎大总统遭非常之变,延垂绝之统,以公意为进退,法所当然。……”
齐燮元等15省督军联名通电:
“……南北之争,实以法律问题为争持之焦点,法统既定,一切葛藤从此立解。”
这一片迎黎的声浪,把那位息隐天津的黎元洪说成是非出山不可的人物。其实这也是一种手法,所谓恢复法统,不过是直系军阀一石两鸟之计,他们左手推翻了徐世昌,右手打倒了孙中山的护法政府,然后捧出一个傀儡,建立一个直系可以一手控制的政府以达到“全国的统一”。也就是6月2日,吴景濂、王家襄同赴天津黎宅去谒黎,敦请黎复任大总统,黎说:“你们选举曹锟为总统,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同日曹、吴领衔通电“恭迎”黎大总统复职。曹的参谋长熊炳琦和吴的参谋长李倬章,以及北京国务院的代表高恩洪,都到天津来迎黎。
6月3日吴景濂、王家襄通电各省军民长官:“国会正式开会尚须时日,国家行政机关不可一日间断,行政职权亦不便由国会兼摄,当此青黄不接之际,应如何接收职权,应候公意商榷施行。”吴佩孚立即复电:“元首未到京以前,当然由国务院摄行职权,职责所关,不得拘牵文义。”
黎元洪在一片敦促声中,私心暗暗欣喜,正准备动身入京,重掌政权之时,6月3日突然接到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反对通电,卢电云:
“接奉徐总统冬电,获悉元首离职赴津,无任惶惑。大总统对内为国民公仆,对外为政府代表,决不能因少数爱憎为进退,亦不容以个人便利卸责。虽《约法》上代理摄行各有规定,而按诸政治现状,均有未合,即追溯民意往事,亦苦无先例可援。项城身故,黄陂辞职,河间代任期满,系在国会解散复辟乱平之后,故新旧递嬗,匕鬯不惊。今则南北分驰,四郊多垒,中枢尤破碎不完,既无副座,复无合法之国务院,则《约法》四十二条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代摄行之规定,自不适用。仅以假借《约法》之命令,付诸现内阁,内阁复任意还诸国会,不惟无以对国民,试问此种儿戏行动,何以见重于友邦?此不得不望我国民慎重考虑者一也。
传闻有人建议以恢复法统为言,并请黄陂复任。国人善忘,竟有率尔附和者,永祥等反复思维,殊不得其解。盖既主张法统,则宜持有系统之法律见解,断不容随感情为选择,二三武人议论固不足变更法律,二三议员之通电更不足代表国会,此理既明,则《约法》之解释援用,自无聚讼之余地。《约法》上只有‘因故去职及不能视事’二语,并无辞职条文,则当然黄陂辞职自不发生法律问题。河间为旧国会选举之合法总统,则依法代理,应至本任期满为止,毫无疑义。大总统选举法规定任期五年,河间代理期满,即是黄陂法定任期终了,在法律上成为公民,早已无任可复。强而行之,则第一步须认河间代理为不法。试问此代理期内之行为,是否有效?想国人决不忍为此一大翻案,再增益国家纠纷。如此,则黄陂复位之说,适陷于非法。以黄陂之德望,若将来依法被选,吾侪所馨香祷祝。若此时矫法以梏之,诉诸天良,实有所不忍。此不得不望吾国民慎重考虑者又一也。
迩者民智大进,今非昔比,方寸稍有偏私,肺肝早已共见,伪造民意者,已覆辙相寻,执法自便者,亦屡试不爽。孙帅传芳删电谓:以一人爱恶为取舍,更张不以其道,前者既失,后乱渐纷云云,诚属惩前毖后之论。顾曲形终无直影,收获焉问耕耘,设明知陷阱而故蹈之,于卫国则不仁,于自卫则不智。永祥等怵目横流,积忧成疾,夙抱栋折榱崩之痛,敢有推枰敛手之心。临崖勒马,犹有坦途,倘陷深渊,驷追曷及。伏祈海内贤达,准法平情,各纾谠论,本悲悯之素怀,定救亡之大计,宁使多数负一人,勿使一人负多数!永祥等当视力之所及,以尽国民自卫之天职,决不忍坐视四万万人民共有之国家,作少数人之孤注也。”
黎看见这通电报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大为扫兴,当天即回复各省疆吏通电。电曰:
“接冬电并曹省长,赵镇守使,吴督办代表来寓,猥以复位相属,具征力求统一之心,钦感何既!第元洪自引咎辞职,执处数年,思过不遑,敢有他念,以速官谤。果使摩顶放踵,可利天下,犹可解说,乃才轻力薄,自觉勿胜,诸公又何爱焉!前车已覆,来日大难,大位之推,如临冰谷。”
卢永祥的江电,代表皖系的态度,因此福建督军李厚基,上海护军使何丰林都附和卢的主张。皖系认为迎黎复职是吴佩孚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个人打算,对皖系是极不利的,所以大为反对。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则赞成恢复法统,不过又主张在上海开会以免受到武人的干涉。至于广州非常国会则斥责黎元洪是民国6年解散国会的罪人,任期已满,无位可复。而王家襄则久未到会,业已除名,且已由人递补,何能再以议长身份出现。
所谓的旧国会,还有“六年的国会”和“八年的国会”之争。吴景濂、王家襄等在天津所召集的,是民国6年被北京政府解散的国会,简称为“六年国会”。孙中山在广州所号召的国会议员,因为当时有不少议员改任官吏,所以不肯前来参加,国会人数因之不足,遂于民国8年将不到会的议员一律除名,由各省候选人遴补,这个国会被简称为“八年国会”。
广州方面认为召集“六年国会”就是一种非法行为。其实当时国会实际情况,众议院议员任期只有三年,他们都是在民国2年选出,到民国11年已有9年,所以无论“民六”议员或者“民八”议员都是超过任期的。至于总统任期为五年,袁世凯于民国2年10月10日就职,其任期应至民国7年10月10日止。袁死于5年6月,由副总统黎元洪代理总统,黎又于民国6年7月被逐下台,由新选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至民国7年10月10日为止。黎、冯两人的副总统都是由旧国会选出来的,按照当时法律专家的解释,他们代理总统都是合法的,现在已经事隔多年,又把黎元洪抬出来补足所谓的总统任期,纯从法的解释也是说不通的。
在天津的黎元洪,陷于四面八方的包围中,奔走黎宅的,有大军阀的代表,有政客,有议员。黎元洪身边则分为两派:一派是急进派,有哈汉章、饶汉祥、金永炎等,他们原来就在进行抬黎出山,现在赶上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怎可放过,所以主张立即进京复职。一派是缓进派,以陈宦为首,他认为孙中山和皖奉两系军阀都别有怀抱,在这种情势下登台,不过是直系的傀儡,不如在上台前先针对全国人民的趋向,发表一个大政方针,也试探一下直系的态度;如果直系反对,黎本人也可以获得全国各方面的同情,为将来创造更有利的机会。
6月3日,黎分别接见了曹锟和吴佩孚的代表,以及国务院的代表,黎暗示拟请吴佩孚担任陆军总长,大力进行裁兵,必须取得“废督裁兵”的保障才能复职。吴佩孚的儿女亲家张绍曾也是奔走恢复法统的主要人物,他听了黎要废督裁兵,很生气地说:“你自己要上台,四处找门路,现在有了机会,你却又提出条件,真是莫名其妙!”陈宦把黎拉在一边,悄悄地说:“是不是,我们还没有上台,他们的威风就如此了!”
6月6日,天津黎宅举行谈话会,参加者有旧国会的两院议长,曹吴等重要军人的代表,各省团体代表多人。黎元洪亲切地招待他们,略致寒暄之辞后,就拿出一张电稿请大家传阅。他还补充说:“这个电稿上所写的,办得到我就复职,办不到就请你们另选高明。”说完他就叫幕僚们代为招待来宾,自己则摇着肥硕的身驱退入内室。
这就是黎元洪著名的鱼电,由饶汉祥主笔,滔滔三千言,主张废督裁兵:
“前读第一届国会参议院王议长,众议院吴议长等宣言,由合法总统依法组织政府,并承曹、吴两巡阅使等十省区冬电,请依法复位,以维国本,曾经复电辞谢。顷复奉齐督军(燮元)等十五省区冬电,及海军萨上将(镇冰)各总司令等江电,京省各议会教育会、商会等来电,均请旋京复职。又承两位议长暨各省区各团体代表敦促,佥以回复法统,责无旁贷,众意所趋,情词迫至,人非木石,能无动怀?第念元洪对于国会,负疚已深。当时恐京畿喋血,曲徇众请,国会改选,以救地方,所以纾一时之难;总统辞职,以谢国会,所以严万世之防。亦既引咎避位,昭告国人,方殷思过之心,敢重食言之罪?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我独不愧于心欤?
抑诸公所以推元洪者,谓其能统一也。十年以还,兵祸不绝,积骸齐阜,流血成川。断手削足之惨状,孤儿寡妇之哭声,扶吊未终,死伤又至。必谓恢复法统,便可立消兵氛,永杜争端,虽三尺童子,未敢妄信,毋亦为医者入手之方,而症结必有在乎?症结惟何?督军制之召乱而已!民军崛兴,首置都督,北方因之,遂成定制。名号屡易,权力未移,千夫所指,久为诟病,举其大害,厥有五端:
练兵定额,基于国防。欧战既终,皆缩军备,亦实见军国主义,自促危亡。独我国积贫,甲于世界,兵额之众,竟骇听闻。友邦之劝告不闻,人民之呼吁弗恤。强者拥以益地,弱者倚以负嵎。虽连年以来,或请裁兵,或被缴械,卒之前省后增,此损彼益,一遣一招,糜费更多。遣之则兵散为匪,招之则匪聚为兵,势必至无人不兵,无兵不匪,谁实为之?至于此极。一也。
度支原则,出入相权,自拥兵为雄,日事聚敛,始挪省税,终截国赋。中央以外债为天源,而典质皆绝。官吏以横征为上选,而罗掘俱穷。弁髦定章,蹂躏预算,预征至及于数载,重纳又艰于崇朝。以言节流,则校署空虚;以言开源,则市廛萧索。卖女鬻儿,祸延数世,怨气所积,天怒人恫。二也。
军位既尊,争端遂起,下放其上,时有所闻。婚媾凶终,师友义绝,翻云覆雨,人道荡然!或乃……宰制一省,复冀兼圻,……扼据要塞,侵夺邻封。猜忌既生,杀机愈烈,始则强与弱争,继则强与强争,终则合众弱以与一强争,均可泄其私仇,宁以国为孤注。下民何辜,供其荼毒。三也。
共和精神,首重民治。……自督军制兴,滥用威权,干涉政治,囊括赋税,变更官吏。有利于私者,弊政必留;有害于私者,善政必阻。省长皆其姻娅,议员皆有重儓。官治已难,遑问民治?忧时之士,创为省宪,冀制狂澜。……顾按其实际,以为积重难返之势。……易汤沿药,根本不除,虽有省宪,将焉用之?假联省自治之名,行藩镇剽分之实,鱼肉我民,而重欺之,孑遗几何,抑胡太忍。四也。
立宪必有政党,政党必有政争,果由轨道,则政争愈烈,真义愈明,亦复何害。顾大权所集,既在督军,政党争权,遂思凭借。二年之役,则政党拥督军为后盾,六年之役,则政党倚督军为中心。自是厥后,南与南争,北与北争,一省之内,分数区焉!一人之下,分数系焉!政客借实力以自雄,军人假名流以为重。纵横捭阖,各戴一尊。……卒至树倒狲散,城崩狐迁,军人身徇,政客他适。受其害者,又有别人。斩艾无遗,终于自杀,怒潮推演,可为寒心。五也。
其余祸害,尚有不胜枚举者。……今日国家危亡,已迫眉睫,非即行废督,无以图存。若犹观望徘徊,国民以生死所关,亦必起而自救,恐督军身受之祸,将不忍言。为大局求解决,为个人策安全,莫甚于此。……
督军诸公,如果力求统一,即请俯听刍言,立释兵柄,上至巡阅,下至护军,皆克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国会及地方团体,如必欲敦促元洪,亦请先以诚恳之心,为民请命,劝告各督,先令实行。果能各省一致,迅行结束,通告国人,元洪当不避艰险,不计期间,从督军之后,慨然入都,且愿请国会诸公绳以从前解散之罪,以为异日违法者戒。奴隶牛马,万劫不复,元洪虽求为平民,且不可得,总统云乎哉?……若众必欲留国家障碍之官,而以坐视不救之罪,责退职五年之前总统,不其惑欤?诸公公忠谋国,当鉴此心,如以实权为难舍,以虚号为可娱,则解释法律,正复多端,亦各行其志而已。”
这通电报发表后,胡适曾在北京出版的努力周报上撰文批评说:“有话何不老实说,何必绕大弯子,何必做滥调文章,何必糟蹋许多电报生与读者,饶汉祥可以歇歇了。”
黎元洪的鱼电发表后,吴佩孚于7日有虞电赞同,电略云:“誓以至诚赞助大计,愿奉命为前驱,作各省之先导……”。吴佩孚原决定亲身赴天津迎黎出山,因接到鱼电而中止。
废督裁兵是当时人民愿望最迫切者,黎元洪抓住了这个题目,老实说谁敢反对,所以曹锟、吴佩孚还有联合通电响应,电略云:“废督裁兵,锟、孚愿为首倡。”黎收到曹、吴联电后再补发一个电报云:“救国大计,非可徒作空言。若公等无切实表示,不即日全体解去兵柄,则元洪不能冒昧来京。”于是直系军人一致发出赞同之声,江西督军陈光远愿意首先解职:“一面收束军署各事,一面暂以个人名义维系军心。”接着陕西督军刘镇华、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四川督军刘湘、山东督军田中玉、安徽督军张文生、江苏督军齐燮元、海军林葆怿、杜锡珪、萨镇冰等均纷纷通电赞成。
曹、吴之间对于迎黎复任大总统并不是真心一致的,曹的左右所谓保定派一心要拥曹登上总统宝座,吴则认为事机还没有成熟。曹锟虽然一再表示:“子玉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可是“子玉虽亲,不如自己亲。”自己的野心正是保定派的愿望,就是总统自为。但是吴却要迎黎,曹当然不便反对,心里是老大的不愿意。当他听到黎提出条件要裁兵废督后才肯上台时,他就拍着桌子跳了起来,骂道:“吓,还要提条件,这是什么话,捧他做现成总统,他却要整垮我们,真是岂有此理。”
保定派的人不断向曹诉说黎忘恩负义,说迎黎复职不过是吴佩孚不愿捧老帅做总统的挡箭牌。因此主张由曹自己到北京做临时大总统,或者组织一个“行政委员会”来作为选举总统前的过渡机关。
吴佩孚知道曹的左右反对他的计划,所以他一再向曹表示,迎黎是一种政治手段,为了对付广东,是拆广东政府的台,因为旧国会恢复了,广东护法就失去了根据。将来要怎样做就容易了。吴的这番话最后终于被曹锟所接受。
黎元洪日夕盼望复任总统,现在全是一种做作,他曾派金永炎到湖南请赵恒惕说服西南“联治派”一致赞成恢复旧国会,从而促进全面统一。金回到天津后,6月8日黎又派他到保定去找吴佩孚。吴直截了当地告诉金永炎:“现在情势复杂,黄陂如再装腔作势,我就无能为力了。请你即返天津,问他一言而决。”金即拍胸说:“黄陂方面我可以负责,保定方面请你坚持到底。”
6月10日金永炎由保定回到天津,向黎报告情况紧急,因为吴佩孚虽坚主迎黎,可是曹锟的保定派却在积极反对,时机紧迫,随时会有变化。于是黎元洪就不再等待各省督军“先行解职”,也不坚持裁兵废督,而于当天连发两电:
一电:
“……接曹、吴两巡阅使,齐、冯、阎、萧各督军等先后函电,均表赞成(指废督裁兵问题),曹、吴两使且于阳日通电首愿施行,为各省倡;并齐督军庚电,具见体国公忠。……元洪忧患余生,得闻福音,喜极以泣。谨于本月十一日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议员陆续入京之日,即为督军从容解职之时。”
二电云:
“……法律问题,应由国会解释。……俟国会开会,听候解决。……”
关于黎复职的任期问题,按照民国2年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为五年。袁世凯于2年10月10日就任首届总统,任期应于7年10月届满,但因袁称帝,5年6月失败身死,黎元洪以副总统依法继任,6年7月又因张勋复辟之变辞职,由冯国璋以副总统依法代理。至7年10月冯代理期满,才由徐世昌以安福国会之推选而继任,照此解释黎之任期已满,根本无复职的法律根据。卢永祥6月3日的通电即持此反对黎复职。
但也有说冯国璋的代理为事实上之代理,而非法律上之代理。
徐世昌去职和黎元洪酝酿复职期间,一些热中权位的人,由于政局在变动中,所以奔走营谋,极尽能事。第一等人自然是活动国务总理,总理呼声最高的,就是前司法总长张绍曾,张也是老北洋派,又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这次策划黎元洪复任总统,张力也居最多,因此大家都看好张绍曾。
这时候,谁做总统,谁做国务总理,当然都要吴佩孚点头,他如果不点头,谁也做不成。张绍曾既然有这么好的支持力量,自然大家都把他看做最热门人物。
可是,就在他呼声最高时,6月4日吴佩孚有一封电报给吴景濂、王家襄、边守靖、张绍曾等,电云:
“佩孚等为统一民国,敦请黄陂依法复位,凡有人心当一致敦促,早定国本。内阁问题乃元首特权,某何人斯,敢行过问,公等请勿以此相询。周少仆、孙伯兰等才堪组阁,将来自有实现之日,乌用他人代为运动,令国人齿冷。敬舆(张绍曾字)以避迹远嫌为是,不宜瓜田李下,自取热中之诮。国事至此,政客军人尚营营只鹜私利,真可痛也。幼山(王家襄字)、莲伯(吴景濂字)两兄应即代表议员,负责敦请元首克日还京,以巩固中枢,再由元首提出总理,以南北众望允孚者为宜,内幕私图者,均非有心肝之人也。……”
吴佩孚这通电报是答复吴景濂公开推荐张绍曾组阁,请吴佩孚支持。可是这封复电则把所有热中做官的人都痛骂了一顿。
黎元洪于6月11日由王家襄、吴景濂以及直系各省代表陪同下,乘坐专车自天津赴北京,北京火车站上盛大欢迎,和他当年狼狈离京时情况判若天壤。
黎抵京的当天,即宣布复职,同时拟任伍廷芳为国务总理,伍未到职前,由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为什么黎要任命伍廷芳呢?原来黎元洪的意思是一切恢复他未下台前的原状,旧的国会、旧的总统、旧的国务总理。伍廷芳是解散国会前的最后一任总理,同时南方护法政府成立后,伍在广州为孙中山所倚重,黎上台后自然想凭自己的力量达成南北统一。所以提名伍廷芳为国务总理,以示好于南方。他的命令写好还未发出,有人提醒黎说:伍廷芳脾气十分古怪,在北方政府中人缘最差,现在总统所发布的人事命令,还需要徐世昌留下的代理国务总理周自齐副署,而周自齐绝对不肯副署这道命令,最好不要在复职的第一天就闹出不愉快的事件。
黎一想也对,不能不对现实低头,因此乃把已经写好的命令收了回来,同时决定改派颜惠庆署国务总理,通知周自齐副署这道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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