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是纳粹党每年举行年会之处，现在成为 
　　庄严的军事法庭。戈林在信中说：我随身带了三颗 
　　毒丸。 
　　话说世界反法西斯的硝烟尚未消散，而要求严惩、审判法西斯的呼声就日益高涨起来。 
　　１９４５年２月的雅尔塔会议上，苏、美、英三大国首脑一致同意，要在战后解除德国的武装力量，解散德国的总参谋部，拆除德国的军事设备和军事工业，扫灭纳粹党、纳粹的法律、组织和制度，在一切领域中清除纳粹和军国主义的影响，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惩治战犯。雅尔塔会议根据同盟国领导人历次会议所达成的协议，决定于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５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大会。 
　　４月２５日，在旧金山歌剧院院内，５０个国家计２８２名代表和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外交家、记者等共五千多人，出席了历史上最庄严的大会。中国作为五个发起国之一，派出了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会议，代表团成员中还有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 
　　大会开幕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在首都华盛顿通过广播向大会致词。然后，首届联合大会主席，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致词说：“和平必须世界之合作力量，在此无折衷之余地。我们必须负起世界合作之责任，否则，我们势必将负起另一次世界大战之责任。人类最深切的希望、最崇高的目的——持久的世界和平——现在正在此间托付于我们之手。我们亦为新道路之开拓者，将来必有许多障碍与危险，我们必须以谦虚而坚决之态度从事我们的工作。” 
　　经过两个月既有矛盾，又始终没有丧失友好气氛的争辩和讨论之后，大会结束前通过了《联合国宪章》。６月２６日晨，代表依次在《宪章》上签字，由于国家很多，这一仪式共进行了八个小时。同年１０月２４日，《宪章》生效。这一天便定为"联合国日。” 
　　就在联合国制宪会议上，各国代表就一系列审判战犯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由于各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在６月２２日举行的伦敦会议上，英国、美国、法国和苏联于８月８日正式缔结关于对欧洲轴心国首要战犯起诉和惩处的协定，简称《伦敦协定》。其后不到两个月，有二十多个国家陆续加入这项协定。 
　　此协定共列出如下七项条款： 
　　第一条依照德国管制委员会的决定，应建立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进行审判。 
　　第二条本协定所述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权限和任务均规定于所附的国际军事法庭条例之中，条例为本协定的基本组成部分。 
　　第三条各签字国均应采取必要步骤，以对掌握在其手中而应交付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首要战犯进行起诉理由的调查，并为审判作好准备。 
　　第四条在莫斯科宣言中所规定的，关于解送战犯至其犯下罪行所在地的国家的决定，不受本协定影响。 
　　第五条联合国各成员同政府得以通过外交途径向联合王国政府递交声明参加本协定。 
　　第六条为审判战犯而已经设置或即将设置在任何一个盟国领土上的，或设在德国的国家法庭，或占领区法庭的权限和审判权的规章均不受本协定影响。 
　　第七条本协定自签字之日有效，有效期应为一年。 
　　另外，协定还附有著名的《国际军事法庭条例》，条例共有起章三十条，对设置法庭的目的、任务、法庭的职能、机构、管辖权乃至经费等一系列问题都作了明确详尽的阐述，使即将进行的审判首先有了公正、客观的法律基础。 
　　在某些人看来，这场审判也许根本多此一举，战争的胜利者审判战争的失败者，无疑不可能败诉，而法西斯罪人对世界人民犯下的罪行实在罄竹难书，对他们处以任何刑罚也不为过，何必要费此周折？其实不然，如果真的只由战胜国自行对少数人加以惩罚，或是以"战争乃国家行为"为理由将战争责任者赦免，都很难起到警世作用。回首历史上每次战争，每当结束时，总是强制战败国赔款和割地，没有分清战争的责任，对战争罪行未进行应有的惩罚。战争一结束，战败国立即又后厉兵秣马，伺机再起，洗去失败之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希特勒就是利用德国人民对凡尔赛和约的不满，煽动民族复仇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在日耳曼人争取"生存空间"的口号下，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这场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了一场亘古未有的大灾祸。法西斯国家对这场战争负有完全的责任。因此，联合国决心进行公开的审判，控诉首要战争罪犯。主要目的是：儆戒后人，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悍然发动侵略战争，破坏和平，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审判条例就对战犯起诉的理由，也就是战犯的主要罪行，归纳为以下三条： 
　　第一，破坏和平罪：系指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条约、协定或保证的战争，或参与实施上述任何罪行的共同计划或密谋。 
　　第二，战争罪：系指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此罪行包括但不限于虐待等或杀害俘虏、人质，奴隶劳工及掠夺财产、破坏城镇等。 
　　第三，违反人道罪：系指战争发生前或战争期间对任何平民的杀害、灭绝、奴役及其他不人道的行动。 
　　这三款条文看起来很简单，却是苏、美、英、法四大国法律界代表经过反复磋商的结果。这三项罪行在东京审判时沿用于日本战犯，并被联合国通过为国际法准则，因此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 
　　至于审判机构，则由四大国各派遣一名审判官、一名代理审判官主持审讯、判刑事项。签约国首席起诉代表组成起诉委员会，负责准备起诉书，递交给法庭各种文件和确定首要战犯名单，并将提出起诉。 
　　委员会成员们自是呕心沥血，慎重仔细地鉴别各个战犯。要知道，在押的战犯中有重大罪行的何止十个二十个，可以说个个都是血债累累，但作为"首要"战犯，被告必得在纳粹政权中有显赫地位，对侵略罪行负有重大责任。因此，甄别工作花去了大量时间。但工作人员惩罚罪犯心切，领导工作亦得力，于是，所有工作人员不分国别，一概废寝忘食，认真严谨。因此在开庭之前，委员会不仅为法庭准备了长达六十六页、经各国首席起诉代表共同签字后发出的起诉书，还将起诉书副本交给各被告人手一份。 
　　但在选择审判地点时，颇费了一番踌躇。最初，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必须设在一个德国城市，否则无法体现对德国战犯的审判。最后，一致通过就在德国著名城市纽伦堡。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过程中，这座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被希特勒法西斯匪徒肆意践踏，成为纳粹党的巢穴。 
　　自从有了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时候起，每年的年会都在纽伦堡举行。希特勒因此得意洋洋地宣称，纽伦堡是帝国党代会之城。在昔日第三帝国盛极一时的日子里，经常会看到纳粹党的头面人物出入该城，他们在大小集会上，发表歇斯底里的演说，或煽动对犹太人的屠杀，或攻击德国的进步势力，或鼓吹民族复仇主义。 
　　１９３５年，纳粹在这里举行了称作以"血统和种族"为中心议题的"自由的党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次大会期间，通过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依据这项法律，犹太人被从他们世代生活的土地上赶走，也就从此开始，德国一步一步走向深渊。 
　　在这以后的几年里，为减少纽伦堡法对犹太人的"宽大"，又补充了十三项法令，使犹太人在德国无法正常生存。 
　　纽伦堡作为这样一座被纳粹党玷污过，有着复杂经历的城市，被选为审判地点自是寓意深刻。在纳粹党的巢穴清算纳粹暴行，是再恰当不过了。况且，这座城市还有高大、宽敞的纽伦堡法院，有进行国际审判的良好条件。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０日上午１０时０３分，庄严肃穆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纽伦堡法院的正义宫开庭了。 
　　只见那宽敞的大厅正面悬挂着苏、美、英、法四大同盟国国旗，国旗前是法官席，对面是辩护律师席，被告的位置则在律师身后，大厅的左、右两侧分别是检查官席和证人席。厅内专设数排座位供各国特邀记者使用。旁听席设在楼上，此时坐满了黑压压的听众。 
　　１０时０３分，法庭内的嘈杂声突然停止，只见侧门一开，几名威风凛凛的美国军人在前开道，随后，四国法官带着威严的表情走进法庭大厅。苏联检查官和法官穿着笔挺的军服，美英法三国检查官和法官身着黑色法衣。等法官们在法庭上坐定，二十一名在押被告在美国军人的押解下，神情沮丧地进入大厅，分两排坐在被告座上。士兵们严肃地站在被告座位后面，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审判长是英国的杰弗里·劳伦斯大法官。劳伦斯身材魁梧，年逾花甲，头发花白，在英国法学界享有盛誉。只听得他起凝丹田，一字一顿将声音送进大厅的每一个角落：“欧洲国际军事法庭现在开庭！” 
　　顿时，排山倒海般的掌声响彻全厅。 
　　紧接着，苏联的鲁登科中将、美国的杰克逊法官、英国的肖克罗斯爵士、法国的德芝东分别作为四国首席代表起诉。 
　　首先讲话的是杰克逊法官。 
　　杰克逊法官以他卓越的才智和优秀的品德在美国颇孚众望，这次审判正是在他和一些法官大力促成的。原来依照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等首脑人物的意见，惩治罪犯采用政治手段便可，但杰克逊法官却晓以大义，游说诸领导要依法惩办战犯，好给后世留下一个典范，让世人永远记住：地球乃文明乾坤，谁也休想胜者为王。最终，他的意见被采纳，四大国均同意共同审判战犯。 
　　杰克逊说道： 
　　“尊严的法庭！” 
　　“像今日这般，在历史上第一次进行的对破坏世界和平的罪行开始法庭审理。这一业绩显示了严肃的责任感。我们力求对之进行判决和惩处的种种罪行是经过了如此精心的策划，是如此之恶劣，又具有如此巨大的破坏性后果。人类文明无法对此容忍，无法对此置之不顾，否则将会不可避免地使这种灾难重复出现。取得了胜利并由于这种曾经出现的不法行为而备受痛苦折磨的四大国并非进行报复，而是自愿把他们所俘获的敌人交付法庭审判。这是一种最为伟大的容忍克制的精神，这种容忍在任何时候都会使理性产生影响……” 
　　杰克逊的发言字字铿锵，他指出了审讯的权利、军事法庭的责任等，表现得冷静克制。 
　　待他坐定，英国首席起诉人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也走上台来，他操一口标准的牛津口音，一头银灰色卷发丝丝不乱，面容清癯严肃，端着架子，摆出一副英国绅士的尊严和高贵之态，他声音稳健地说：“虽然希特勒一伙人强调：'败者应该遭殃'，但历经磨难的英国政府却反对此观点。法庭正是想让全世界意识到，公理并不始终处于强者的营垒一方。进行侵略战争不仅是危险的行动，更是令人憎恨的犯罪行为"。 
　　肖克罗斯爵士还讲述了他作为英国政府代表在审判中的任务乃是说明起诉理由之二所列的犯罪事实。他说，他将遵从法庭条例，公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第三位首席起诉人是法国的弗朗索瓦·德芒东，他讲话的声调与前两人不同，若说杰克逊法官体现了美国人的"老大"风范，肖克罗斯爵士固守大英帝国的稳重严谨，德芒东的发言则充满了法兰西民族对纳粹法西斯的仇恨。他说： 
　　“法国遭到了有计划的掠夺并濒临毁灭，法国人民有很大一部分在盖世太保的牢房里和在放逐营里遭受折磨和被杀害，法国被迫在德国恶魔似的野蛮统治下忍受了极为骇人听闻的道德败坏和社会倒退的实验。就为这个法国向诸位要求，特别以抵抗运动的英勇烈士——我国历史上最纯洁无疵的英雄名义向诸位要求，认真执法！ 
　　“法国在世界历史上曾不止一次担任了人类自由、人类道德和人类进步的代言人和先锋战士，今日，也将通过我的声明再次成为西欧——亦即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遭受牺牲的各国人民的发言人！…… 
　　德芒东先生的讲话，在审判厅内掀起了又一个高潮，听众无不为之感动。法国在二战中沦为德国占领地，国家丧失独立，经济遭受掠夺，文明受到践踏，人民备受奴役和蹂躏。法兰西民族损失巨大，德芒东这一席开庭致词，引起大家共鸣。 
　　最后登上讲坛的乃是苏联首席起诉人鲁登科中将。鲁登科中将不改往日雄风，中等微胖的身上套着崭新的挺括的黄呢军装，胸前挂满了闪闪的奖章和功勋章，花白的眉毛下，一双犀利、机智的灰眼睛有神地环顾四周。他说： 
　　“诸位法官先生： 
　　我充分相信这次审判所具有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并以这种信心开始我的开庭致词，这同时也是首席起诉代表开庭致词的结束。 
　　“对具有如此规模和具有如此严重后果的罪行行使审判权，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这些曾经攫取了整个国家的权力，并且亲自把这个国家变成他们进行令人难以置信的犯罪活动工具的罪犯站在法官面前接受审判，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鲁登科中将一句比一句更有力的话传遍全场，引起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此刻，二十一名战犯目光呆滞地坐在被告席上。在开庭前五天，不知是因为恐惧还是什么原因，战犯克虏伯竟卧病在床不能动弹。经医务人员仔细检查后宣布，允许他暂时不出庭，待他身体条件允许后再行审判。另外，马丁·鲍曼——纳粹元首临终前最宠幸的纳粹党副领袖，自柏林失陷后下落不明，因不能断其生死，法庭将对他进行缺席审判。所以，只有二十一名被告出庭受审。 
　　这些家伙，个个衣衫破烂，心神不宁，脸上全无往日的神彩，看起来像一群碌碌庸才，让人难以置信，正是这群人，统治德国十二年，并指挥着军队横扫大半个欧洲。 
　　坐在被告席上第一排第一号的是戈林，一度肥胖得像头大象的戈林，因在狱中担惊受怕，加上疾病折磨，体重减轻了八十磅。他穿着一套褪色的德国空军制服，时不时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似乎是对坐在被告席首位上感到快慰，这大概是希特勒死后对戈林在纳粹政权中的地位的最大承认吧。他作为纳粹政权第二号人物，１９２２年便加入纳粹党，历任国会议员、议长、不管部部长、航空总监、普鲁士总理、陆军将军、警察总监等等。 
　　鲁道夫·赫斯，木呆呆地坐在戈林身旁，他是刚从伦敦被押解至此的。若不是１９４１年驾机逃到英国，他很有可能比戈林更有权势。当时，他已是纳粹党副领袖，且深得希特勒的信任。此刻，却是形容枯槁，双目凹陷。从伦敦到这儿后，他就作出一副健忘之态，企图逃避审判。但医生却认断他只患有间歇性歇斯底里健忘症，而非完全不清醒。因此，赫斯只得老老实实坐在这里受审。 
　　约翰·里宾特洛甫，纳粹党的"天才"外交家，战争期间担任德国外交部长。他的所作所为是纳粹党一连串背信弃义的记录。当处长的他，过去无论何时都是一副傲慢自大的神气。但现在却不免缩头缩尾，掩饰不住内心的沮丧。据说，他因恐惧，已患上轻度的精神分裂症。 
　　威廉·凯特尔，德国陆军元帅，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长官，他紧挨着宾特洛甫而坐，正是他实施了吞并奥地利的计划，为希特勒的侵略立下了"赫赫战功"。在陆军中，凯特尔元帅最受希特勒喜爱，后者时不时地给他加点薪、评点功，他便死心塌地地为主子卖力。 
　　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也在被告席上。他１９２１年加入了纳粹党，曾参加慕尼黑啤酒馆暴动，被公认为"天字第一号犹太迫害狂"。１９２３年开始，他成为反犹刊物《前锋报》的主编，操纵宣传工具，诬蔑犹太人是"细菌"、"寄生虫"和“瘟疫"，积极鼓吹１９３５年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对“最后解决"犹太人的暴行推波助澜。失去昔日天堂的施特莱歇尔看来像个颓丧衰弱的老者，满头大汗地坐在凳子上，心里揣测着审判桌前的法官一定都是该死的犹太人，现在正聚在一起合计着报复他。 
　　弗里茨·冯克尔，一名老资格的纳粹党党员，曾佩戴冲锋队和党卫队将军军衔，并有冲锋队和党卫队副总指挥的头衔。１９４２年，被希特勒任命为劳动力调配全权总代表，凭着一贯信奉的"用最低费用达到最高限度的剥削"的信条，不知榨取了多少占领区奴隶劳工的血汗。他依靠暴力有组织地利用被占领区的劳工资源，强制运到德国的劳工达几百万人。此刻，他如坐针毡般在凳子上扭来扭去，眯缝着一双小眼，活像一只仍然伺机咬人的恶狼。 
　　挨着绍克尔的是巴尔杜·冯。席腊赫，长期任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和德国全国青年领袖，向青年灌输纳粹思想。由于干得卖力，１９４０年被任命为维也纳总督，替希特勒管理德国“东部地区。"他并非纯日耳曼人种，血管中流着四分之三的美国血液，看起来还很年轻。 
　　恩斯特·卡尔滕布龙纳，党龄不很长，直到１９３２年才加入奥地利纳粹党，但因冷酷无情、忠诚于纳粹大业而很快升迁。当那个刽子手海德里希一命归天后，卡尔滕布龙纳便坐上了德国保安局局长交椅，继续完成海德里希遗留下来的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对犹太人和进步人士的血腥屠杀计划。即便坐在被告席上，他的双目还是射出逼人的凶光。 
　　阿尔弗霍德·罗森堡，相貌稀松，神情木然。他曾是纳粹最有名的"理论家"。就是他，主宰着纳粹党报刊，撰写了《二十世纪的神话》一书，使许多青年相信了纳粹党人的鬼话。从１９３０年起当选为国会议员，充当纳粹的外交代表。１９３３年４月，他成为纳粹党的全国领袖和外交事务局局长，他和雷德尔一起，是策划进攻挪威的主谋之一。从１９４１年其他担任德国东部占领区部长，忠实执行希特勒对被占领区的种种政策，对被占领区的公私财物进行有组织的掠夺。制定实行日耳曼化、剥削和奴役劳工的政策，以及灭绝犹太人和消灭敌对者的计划。 
　　汉斯·弗兰克，皮肤黝黑，五短身材，在被告席上始终低着头，似乎对自己的罪过还有些幡然醒悟之意。他是纳粹老党员，还是纳粹法律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才思敏捷，精力充沛，不仅精通法律，一般知识也相当渊博。纳粹同伙们都称他为：做事利落、残忍成性、嗜血冷酷的人。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弗兰克就任波兰总督辖区总督。就职第二天气，看起来和善而有教养的弗兰克便下令：“波兰人应该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奴隶！"那时弗兰克肆无忌惮地掠夺波兰的经济资源，先后竟向德国输送了一百多万名波兰劳工，还有无数波兰人惨死在他的命令之下。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牢牢地坐稳波兰总督的宝座。 
　　威廉·弗立克，曾任德国内政部长，内阁国防委员会成员。１９４３年８月起作为波希米米和摩拉维西地区所谓"保护长官"，宣布"犹太人不受保护"，取缔所有非纳粹组织；最残忍的莫过于将他辖区内的老、弱、病、残及精神失常者成批杀害。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陆军中将，战争期间任德军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处处长，上可直接向希特勒汇报战事，下可向三军传达希特勒的指令。亲手策划了对许多欧洲国家的侵略行动。最终却也正是他，签署了纳粹德国的投降书。 
　　赛斯——英夸特，党卫队将军。他本是位口才颇佳的维也纳青年律师，却野心十足，在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过程中，他里应外合，扮演了可耻的角色。他到处宣讲"日耳曼人的奥地利是德意志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奥地利被吞并后，英夸特历任德国驻奥地利总督、德国不管部部长、德国驻荷兰总督等等。奥地利人民痛斥其为"奥地利卖国贼。"他罪行累累，任奥地利总督时，迫害犹太人，掠夺他们的财产，把政敌关进集中营进行虐待和杀害，任波兰副总督和荷兰总督期间，除掠夺财富外，还大肆虐杀抵抗战士，强制向德国遣送奴隶劳工，其中仅荷兰劳工就有五十万人。在他统治期间，荷兰的十四万名犹太人中有十二万人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解决。” 
　　埃里希·雷德尔，海军元帅，１９３５年起任海军总司令，指挥纳粹海军在大西洋海域横冲直撞，其势汹汹，之后被希特勒赶下台来。 
　　瓦尔特·冯克，在希特勒未上台以前，这个油光满面，大腹便便的矮胖子预言：“我们企业界相信，在近期一伟大的希特勒即将掌权！"说出此话不久，他便辞去职务，投效希特勒，充当纳粹和平业界之间的牵线人。希特勒自然也对他感激不已。因此冯克得已于１９３９年底开始接替银行家沙赫特就任德国经济部长、战争经济全权代表、国家银行总裁，从此冯克更加积极地参与其害犹太人，卖力地为侵略战争进行经济准备，战争中对占领区横征暴敛，是一个贪婪的掠夺者。 
　　耶马尔·沙赫特，在１９４４年以前曾深得希特勒宠幸，后因与希特勒和戈林发生矛盾而失宠并进了监狱。因此，他觉得自己是纳粹受害者而非战犯。可实际上，沙赫特身为国家银行总裁、经济部长、战争经济全权总代表、不管部部长，曾协助希特勒筹集大量资金，也换取了显赫的地位，并非最后失宠就能将罪行一笔勾销。 
　　冯·巴本，１９３２年６月１日到１２月２日任德国总理，１９３３年任希特阁内阁副总理，在促使希特勒篡夺政权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以后曾先后任萨尔区全权总代表，驻维也纳公使，驻土耳其大使等职。他任驻奥公使时，极力巩固纳粹党在奥地利的地位，目的是促使奥并入德国。他是被告中最年迈的一个，瘦小枯干，脸上布满雕刻般的皱纹，头发稀疏，一双小眼睛藏在眉毛下，目光游移不定，像老狐狸似的精明狡诈。 
　　冯·牛赖特，一个老派的职业外交官，既无信仰，又缺乏原则的大骗子。他阴沉地坐在椅子上，不知是回味"辉煌"的过去，还是思忖眼前的困境。他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２年曾任德国驻英大使，１９３２年６月任巴本政府外交部长，一直到１９３８年２月。他担任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狡猾地迷惑了欧洲如此多国家，对德国退出国际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重占莱因兰和侵略奥地利等重大事件负有责任。他还和英法绥靖分子合作，炮制出臭名远扬的《慕尼黑协定》，使希特勒的闪电计划一举得逞。 
　　卡尔·邓尼茨，希特勒指定的继承人，海军元帅，被盟军潜艇舰队称为"海底魔王"，自然曾威风一时，现在却身着一套瘦小的蹩脚西服，活像一个鞋店小店员。 
　　阿尔伯特·斯佩尔，希特勒的优秀建筑师和亲信，虽年仅四十岁，却是德国国会议员，德国军需军备及军火部部长，年轻气盛，偶尔还敢和骄横无比的希特勒顶上两句。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唯有他敢向希特勒直言"德国已经战败，"并反对希特勒的焦土政策。 
　　汉斯·弗里切，谣言家戈培尔的忠实弟子，人们纷纷议论他的声音也酷似戈培尔。从１９３２年起，弗里切就成为知名的电视时事政治节目主持人。后任居宣传部国内新闻司司长，宣传部部务委员，宣传部广播司司长和大德意志广播电台政治组织全权委员。每日制定和发布新闻宣传口径，为纳粹党的领袖原则，反犹太"理论"、生存空间问题和侵略行径大造舆论，特别热衷于煽动反对犹太人的各种措施。巧妙掩饰纳粹分子对占领区进行的肆无忌惮的掠夺。 
　　在坐的二十一名战犯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在纳粹党争夺政权和统治德国的年代，他们都曾充当希特勒的左膀右臂，竭尽全力为其效劳。 
　　这些人信奉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在人民之间散播种族仇恨的种子，疯狂地实行侵略和掠夺政策，妄图称霸全世界。他们平视和残害犹太人，肆意掠夺和残害被占领国的无辜人民。整个德国在他们的蛊惑之下，变得越来越堕落，越来越没有人性。而这，正是他们这群人的目标。 
　　侵略战争失败之后，这群人中大多数本已做好掉脑袋的准备，没想到要面对一场由胜利者主持的审判。于是，其中许多人尽管仍沮丧万分，却开始在心中酝酿新的脱身之计。检察官们早已做好对付被告负隅顽抗的思想准备，大家都欲在法庭上使出自己的全部本事。 
　　１１月２０日的开庭时间不太长。就在鲁登科中将的开庭致词完毕后，庭长宣读了法庭的权利和审判程序。根据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法庭有五项权利： 
　　（一）为正式审讯传唤证人，要求证人出席作证，向证人提出问题； 
　　（二）对被告进行审问； 
　　（三）要求提出文件或其他证明材料； 
　　（四）要求证人宣誓； 
　　（五）委派代表执行法庭所赋予的任务，包括根据委托而对证据进行调查。 
　　法庭的审理则按如下程序进行： 
　　（一）宣读起诉。 
　　（二）法庭询问每一被告本人是否承认有罪或否认有罪。 
　　（三）起诉当局提出初步说明。 
　　（四）法庭询问起诉当局和辩护方面，是否希望向法庭提供证据和提供何种证据，并裁定任何证据的可接受性。 
　　（五）听取起诉当局的作证。在此以后听取辩护方面的作证。然后调查为法庭所接受而由起诉当局或辩护方面提出的反证。 
　　（六）法庭可以在任何时候向证人或被告提出问题。 
　　（七）起诉当局和辩护人应对任何作证的证人和被告严加诘问，并有权听取对证人和被告的盘问。 
　　（八）然后由辩护方面发言。 
　　（九）起诉当局在辩护人之后发言。 
　　（十）被告作最后发言。 
　　（十一）法庭宣布判决和刑罚。 
　　在个人被迫诉的同时，还有六个犯罪集团和组织也被起诉。他们是：德国内阁、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政治领袖集团、党卫队、盖世太保和保安勤务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冲锋队、参谋总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２１日，法庭接着进行庭审。 
　　开庭后，由首席检查官，美国的杰克逊大法官首先宣读总起诉书。他走到话筒前，严正指出：“被告正是把《我的奋斗》的梦想变为现实的魔术家。'是'狂妄的，罪恶冒险行为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者。他们是扑灭自由火焰的帮凶，是织成铺盖欧洲大陆的黑色丧服的经和纬，是一伙无所顾忌的歹徒……” 
　　紧接着，苏英法等国旗诉代表陆续发言，强烈谴责了纳粹被告窃取政权，压制民主，进行独裁统治，杀害犹太人、欺骗和驱使几百万德国人民进行侵略战争的可耻罪行。许多旁听席上的不少德国人听到纳粹党人所做的一切，也为之震惊。 
　　起诉完毕，依照程序，劳伦期大法官叫起每一位被告，让他们据实回答自己是否有罪。第一个被叫起的自然是被告中的"一号人物"戈林，他扭动着胖墩墩的身子行至麦克风前，手里拿着一份材料，观众急等着他说出服罪不服罪的话来，戈林却这样开了头： 
　　“在我回答之前……” 
　　劳伦斯大法官赶紧打断了被告的妄语，但戈林装着没听明白，固执地继续念下去，劳伦斯爵士于是厉声警告他：“被告，请你回答是否服罪！” 
　　“不服罪，"戈林立刻嘟哝一句，但马上又补充说：“就起诉书而言。"他的那份材料终究没读成。 
　　其他罪犯不像戈林那么善于表演，却都异口同声地否认自己的罪行。法庭旁听席上不禁嘘声阵阵。劳伦斯庭长多次敲打惊堂木，下令保持"肃静。” 
　　就这样，一连数天，一直由检察官和证人对战犯罪行进行检举。 
　　１１月２９日，法庭安排了一场特殊的电影。只见银幕上一幕幕放出的俱是纳粹党人精心经营的集中营实况。其中有纳粹党的内部秘密，在波兰犯下的杀人罪行，希姆莱的特别行动队在苏联屠杀平民与战俘的惨无人道的罪行，有纳粹进行侵略战争准备的详细情况等。 
　　战犯们看到后，不禁大惊失色，这些身居高位的党徒，兢兢业业制订侵略计划，却有很多人并未亲自杀人放火。现在亲眼看到他们一手策划的恐怖场面，怎不心惊胆颤？ 
　　面色苍白的弗里切看到德军把俘虏关在仓库内活活烧死时，不禁双手掩面不敢再看。凯特尔则取下身上的译意风，僵硬地擦拭着满头的汗水。形容憔悴的赫斯双眼直瞪着银幕，双腿忍不住颤抖。再看自诩"正直无私"的斯佩尔，也是大汗淋漓，神情狼狈。 
　　猛地，被告席上传来一阵呜呜咽咽的哭声。众人定睛一瞧，却是纳粹德国国家银行总裁冯克，肩膀一耸一耸的。他仿佛到现在才知道战争是如此地残忍。 
　　检察官对战犯起诉完毕后，法庭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底到１９４６年３月进行了错综复杂的审理工作。 
　　按照法律程序，起诉后，当由起诉当局对起诉内容作出详细说明，再由辩控双方提供证据和反证。这一阶段，法庭共开庭审判四百零三次，起诉当局指定的三十三名证人口头提出了对各被告的证言，辩护方除被告中十九人的供词外，还有六十一名证人提出证言。辩护方有一百四十三名证人以书面答问题的方式提出证言。另外对各被告和犯罪组织提出了数以十万计的宣誓证书。 
　　审讯过程中，法庭始终体现了公正、人道、民主的精神，向被告及全世界人民展示了法律的尊严。 
　　审讯自始至终，辩、控两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因为要在法庭上彻底战胜纳粹被告，并依据法律定下历史的铁案，就必须让被告在大量确凿的人证物证面前理屈词穷，从根本上服罪。 
　　但是，法庭并不剥夺被告的权利。专门为被告配备了辩护律师，这样的律师有二十二位，系被告本人从盟国提出的一张可靠的德国律师名单中挑出来的。辩护律师们向法庭提交了共有三十万条的书面证明材料，试图为自己的辩护对象减轻罪责。 
　　尽管辩方律师巧言令色，在大量事实面前，许多战犯还是哑口无言。邓尼茨老实地承认：“被你们当成战犯押来受审，开始我非常生气，可是现在听了这些控诉，我也觉得应该把事实的真相搞个水落石出。” 
　　从１９４６年３月８日开始，让被告行使答辩权，战犯们登台为自己辩护。除了赫斯和里宾特洛甫不愿出庭为自己辩护外，每个战犯都提出种种陈词，推卸罪责。 
　　凯特尔为自己辩护说，他只是奉希特勒之命办事，是执行命令的下级人员，不应负责。 
　　卡尔滕布龙纳等人则试图否认自己与杀害犹太人有关。但在法庭的再三追问下，终于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低头认罪。 
　　巴本、牛赖特、赛斯——英夸特、沙赫特和冯克，则始终拒绝承认有罪。 
　　所有的罪犯中，戈林在诡辩中表现得最为狡黠、蛮横。从法庭询问每位罪犯是否承认犯罪时期，他就表现得与众不同。他本想拉拢其他被告一起订立攻守同盟，但一来多数战犯只想尽力减轻自己的罪责，不想和责任最大的戈林发生瓜葛，像沙赫特和斯佩尔，已认识到法西斯的罪恶，更不屑于理会戈林；二来戈林做得过于明目张胆，监狱长安德鲁斯将军便不允许他和别人一起进餐，让他在一间屋子里单独吃饭。 
　　戈林向监狱中的一位心理学家盖博特博士抱怨：“我是这批纳粹党人的头头，但这绝不意味着我是最危险的。此外，安德鲁斯还应考虑到，他现在是在与历史人物打交道。不论谁是谁非，我们在这里都是历史人物，而他——安德鲁斯，却不过是个无名小卒。” 
　　可惜戈林也只能口头抱怨，他仍旧得一个人吃饭，为了改善自己的境遇，他甚至想起贿赂的花招。他时常向美国看守军人赠送贵重纪念品，如金肩章、金烟盒、金笔等等，以求改善自己的待遇，通过他们给狱外的妻儿送信。 
　　戈林还向这些看守们灌输法西斯思想。一次，他大声说：“我宁愿做一位烈士，而不是叛徒！”“别忘了，历史上著名的征服者并不被看成是谋杀者——成吉思汗、彼得大帝、腓特烈大帝！"他对看守预言，五年后，希特勒会再次成为德国的偶像。 
　　１９４６年１月８日，戈林静听了对他的起诉。起诉词中叙述了他在希特勒手下如何青云直上，如何公然致力于第三帝国的侵略备战活动，指出戈林曾长时间是"德国为军事侵略进行准备的核心人物。"起诉书还谴责了戈林对吞并奥地利、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对波兰和苏联发动战争，对这两国进行经济掠夺以及使用奴隶劳工等负有责任。 
　　由戈林亲自签署的许多文件被拿出来作为证据。筹建第一批集中营，用集中营犯人充当劳工，迫害犹太人，剥夺犹太人的财产，这一切都被证实是由戈林指使的。戈林对起诉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坐在被告席上，或抓耳挠腮，或趴在前面椅背上假寐，或者因为无数闪光灯对准了他，摆出一副最好的摄影姿态。 
　　戈林作为第一号被告，辩护从３月８日就开始了，一共进行了十三天。 
　　戈林选择的辩护律师名叫奥托·斯塔默尔，是位法学博士，斯塔默尔为戈林辩护说，后者并未参与战争犯罪，而且对他的职权范围以外的事一无所知，何况１９４３年后，戈林逐渐失宠，更不知道纳粹的核心机密。 
　　斯塔默尔选择的辩方证人，是空军将领博登萨茨、米尔希等人。这些证人颠倒黑白地说：戈林和他们本人一样，根本不了解屠杀犹太人的内幕，那些事只有希姆莱的党卫军才干出来。集中营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只有党卫军一清二楚。另外，戈林也根本无法抵制希特勒，他只能听命于专横的元首。若听信辩方证人的话，你也许会认为，戈林也是个可怜的受害者。 
　　但杰克逊把博登萨茨和米尔希批驳的体无完肤。法官指出，他身为纳粹政权第二号人物，对下属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不可能一无所知，也不能把一切责任推给希特勒一个人，没有政府和军队主要领袖人物的合作，希特勒不可能吞并大半个欧洲，把一切推给上司和下属纯属无理狡辩。戈林听着自己的同伙一心一意为自己遮掩事实，不禁感动，他低声对自己的律师说：“现在我赞成他们，尽管我们过去关系不太好。” 
　　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３日，五个月的强制性沉默结束了。戈林将亲自出庭辩护。公众得知这个消息，纽伦堡法庭立刻又坐无虚席。这一天，审判厅里灯火通明，照明灯的强光照得人们睁不开眼，摄影机嚓嚓作响，这场面使人很容易感到置身于电影拍摄场面而不是审判厅，而戈林则将出任这出戏的主角。 
　　为了这一天，戈林已准备了很长时间。当他走到麦克风前时，几乎控制不住双手颤抖，只得长吸了一口气，强作镇定，眼睛直视着黑洞洞的摄像机，准备开始表演。杰克逊法官威严地盯住面前这个胖家伙，他知道，他们之间将有一场恶战，民主与专制，真理与谎言，会进行一番你死我活的厮杀。 
　　果然，戈林以追溯许多细节的杰出记忆力使人们感到惊奇。杰克逊要想把戈林逼入窘境很难。后者狡猾、机灵。他敏感地观察着，如果自己稍得同情，就故意显得十分坦率，如果他感到对方抛过来的问题可能使他处困境，他就来个避重就轻。 
　　例如，为了激起听众再次同情纳粹，他在法庭上长篇大论地说教，公开声明他信仰纳粹主义和领袖独裁原则，他说： 
　　“我曾坚持这一原则，并将自觉地继续坚持下去……。德国在长达几个世纪之久向封建王朝中始终是确认领袖原则的、在德国，只有当国家罹难或几乎濒临灭亡之时才会出现民主。” 
　　“我坚信，对德国说来，唯一的可能是实行领袖原则，这就是说，来自上面的权威性和来自下面的责任心。例如天主教会的地位今天乃至有史以来都是建立在其等级制的领袖原则基础上的。我认为也可以这样说：俄国如果没有领袖原则是不可能经受住这场战争的重担的。” 
　　戈林顺着某个话题说开去，往往会漫无边际地东拉西扯。法庭不得不时常提醒这个"表演家"，不断命令他： 
　　“戈林，回到主题上来！” 
　　在许多问题上，面对检查官们的尖锐提问，戈林都面不改色地说：“我还是这么认为。正因为这样才说明这些事是对我保密的。这也说明，希姆莱对这些事是绝对保密的，他在这方面从来没有向我们提供过数字或其他什么情况。” 
　　戈林就这样顽固地为自己辩解，他对他的律师助手称：“宁愿像一只雄狮那样死去，也不愿像只兔子那样逃命。” 
　　但德国反希特勒抵抗运动成员汉斯·贝尔思德·吉泽维乌斯博士的证词狠狠打击了戈林，他的证词证明，戈林与“血洗罗姆"事件和"勃洛姆堡事件"有关系，还指出正是戈林一手制造了国会纵火案。戈林又气又怕，便让斯塔默尔律师给证人施加压力，使之保持缄默，但他的企图不但未实现，反而被法庭拆穿，丢尽了脸面。 
　　沙赫特和斯佩尔的证词也揭露了戈林曾于下了许多犯罪勾当。戈林最初的优势消失殆尽。他那张故意向人们微笑的脸开始绷得紧梆梆的。戈林也发现，听众已习惯了自己的高谈阔论，时常无动于衷，他这样老是处在审讯中心地位也就十分无聊。于是，戈林时常在法庭上提出，坐骨神经痛，在几次审讯中缺席，他向盖伯特博士诉苦说：他在为领袖遗忘孤军奋战，其他的人却和他作对。 
　　被告答辩最后期限是６月２６日，斯塔默尔律师在他的总结发言里又不遗余力地为被告辩护了一番。最后总结道：“他对希特勒的忠诚毁了他自己。” 
　　杰克逊法官毫不留情地勾画了戈林的可憎形象：“戈林所起的巨大的、多方面的作用在于他既是军人，又是强盗。他到处插手。他利用他的冲锋队的彪形大汉使这帮人夺取了政权。为了巩固这一政权，他又阴谋策划，烧毁了国会大厦。他建立了盖世太保的集中营。如果需要干掉对手或制造丑闻，以摆脱桀岂不驯的将领时，那么戈林的手脚就相当利落了。他建立了空军，用来对付不设防的邻国，在驱逐犹太人出境方面，他出谋划策，积极效力。他竭尽全力，把德国的经济用于战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这场战争的策划活动。他是仅次于希特勒而集全体被告罪恶活动之大成的人物。” 
　　１９４６年９月３０日，长达二百四十八天的审判进入最高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读了长达二百五十页的判决书。 
　　判决书历数了德国纳粹党产生、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重整军备、共同密谋和策划侵略战争、侵占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对波兰的侵略、入侵丹麦和挪威、入侵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侵略战争、对苏联的侵略、对美国的战争、违反国际条约、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杀害和虐待战俘及平民、掠夺公私财产、强制劳动的政策、对犹太人的迫害等罪行及犯罪组织的罪行，然后是各个被告的罪行。 
　　法庭根据国际军事法条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宣布对各战犯的判决。判刑情况如下： 
　　判处绞刑者十二名，他们是：戈林、里宾特洛甫、罗森堡、凯特尔、施特莱歇尔、约德尔、冯克尔、弗兰克、弗立克、卡尔滕布龙纳、赛斯——英夸特、鲍曼（缺席审判）。 
　　判处无期徒刑者三名，他们是：赫斯、冯克、雷德尔。 
　　判处二十年徒刑者两名：席腊赫、斯佩尔。 
　　判处十五年徒刑者一名：中赖特。 
　　判处十年徒刑者一名：邓尼茨。 
　　被告巴本、沙赫特、弗里切被宣判无罪，予以释放。 
　　以下各组织被宣判为犯罪组织：德国政治领袖集团、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务处、党卫队。德国内阁、参谋总部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冲锋队则被宣告无罪。 
　　戈林换上了他最好的衣服出席宣判仪式，他以为他能够被判处枪决。劳伦斯大法官先宣读了对戈林罪状的判决： 
　　“戈林是推动侵略战争的元凶之一，他经常，几乎是一贯起了推动作用，而且一贯紧跟着希特勒行事，所以不存在减刑的可能。他既是政治的，也是军事的首脑。他是奴隶劳工计划负责人，也是制定在国内外镇压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元凶。所有这些罪行他已供认不讳。他本人的证词足以证实他的罪行。这种种罪行是骇人听闻的，根据全部材料，对这样的人根本不能宽宥。” 
　　而后，戈林作为第一名被告被叫到审判大厅听取对他的宣判。劳伦斯法官刚要张口，工作人员附耳告诉他：同声翻译装置出现故障，正在修理。等待加强了大厅里原本就肃静紧张的气氛。戈林的脸部肌肉微微颤抖着，忽然间，他的耳朵里传来庭长劳伦斯缓慢清晰有力的声音：“被告赫尔曼·戈林，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戈林似乎懵了，他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直愣愣望着鸦雀无声的法庭，脸色灰白。然后，他把耳机摘下来掼到桌上，转过身去，最后一次离开了法庭。回到囚室，一个人躺在铺上，双眼淌出了泪水。 
　　其他战犯在听取判决时，有的人故作镇静，有的人惊恐万状，有的人目瞪口呆，至于被无罪释放的三人，则又惊又喜。沙赫特自己便供认：“余涤惧德国民众……实是无处容身。"要求"准予留狱"；巴本欲往法国，但法国拒绝为其办理入境手续。 
　　法庭宣判完毕后说明，不服判决者可在四天之内向盟国的和德国管制委员会提出上诉。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日下午，纽伦堡法庭正式闭庭。 
　　退庭之后，里宾特甫、弗兰克、赛斯——英夸特、席腊赫、斯佩尔、邓尼茨六人先后上诉，请求减刑。雷德尔、约德尔和戈林则上诉改绞刑为枪决。但上述请求均被驳回，法庭一律维持原判。 
　　行刑日期定在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６日。 
　　安德鲁斯监狱长又忙碌起来，有十二个人已定为死囚，他必须加强保安措施，做到万无一失。他将每个死囚屋内可藏匿物品的草垫子换掉，命令在死囚会客时，必须将死囚用手铐与一位看守铐在一起；不允许死囚再到户外锻炼。 
　　戈林是被看守得最严密的，自从宣判时期，他的情绪就极不稳定，有时歇斯底里地发作。 
　　行刑日期日益临近，１０月１３日至１４日，的夜里，死囚听见重型卡车开进了不到一百米远的监狱大院——绞刑架已经运到。罪犯有的惊恐万状，绍克尔甚至时常爆发出尖声大叫。 
　　１０月１５日晚，监狱区灯光通明，显而易见，将有大事发生，牧师晚上７点来看望每一位死囚，问他们是否要忏悔，大部分人都向牧师忏悔了。但戈林拒绝。 
　　晚上８点３０分，看守换岗。新来的看守不停地走来走去，从窥视孔看每个被告有无任何可疑举动。 
　　戈林几乎一直躺在铁床上，看一会儿书，休息一会儿，似乎彻底平静了。８点获准参观绞刑的新闻记者最后观察死囚时，看到戈林缩在床上，宽肩膀懒洋洋地抵靠在粉白的墙上，在读一本关于非洲鸟的破书，看守像猫看老鼠一般盯着戈林，因此戈林决不可能像莱伊博士那样吊死。 
　　晚上１０点４４分，新换班的看守突然发现戈林的情况不对，全身扭动紧缩，显然是吞服了剧毒药氰化钾。当牢房门“咣当"一声打开，看守、狱医冲进来时，戈林已经死去。戈林怎样躲过各种搜查，成功地把毒药胶囊一直藏到死前呢？所有的人都大惑不解，又形成了一个难解的谜。 
　　１９６７年９月，安德鲁斯将军公布了戈林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１日写的诀别信，谜底才真相大白于世人。 
　　信是写给安德鲁斯监狱长的。由于安德鲁斯一向克尽职守，对戈林毫不留情地严加看管，戈林便想在离别人世时嘲笑美国军人一番。 
　　“监狱长： 
　　自我被俘以来，我一直把毒剂胶囊带在身边，在我被押解到蒙道尔夫监狱时，我身上共有三粒胶囊。我把第一粒留在我的衣服里，以便让它在搜查时被发现。第二粒在我每次脱衣帽时放在衣帽里，穿衣服时再随身带上。我在蒙道尔夫和这里的单身牢房里巧妙地把这粒胶囊隐藏起来，所以，它虽经反复彻底搜查也未能被发现。在出庭时我把它藏在我的高统马鞋里随身带着。第三粒胶囊现在藏在我的手提箱中，那个圆形护肤霜盒的护肤膏里。对受命检查的人却不应为此受到指责，因为事实上是不可能找到这粒胶囊的。这也许是事出偶然吧。赫尔曼·戈林 
　　写于盖伯特博士通知我监察委员会拒绝我要求把绞刑改判为枪决的申请之后的片刻。” 
　　戈林侥幸逃脱了被送上绞架的一刻，里宾特洛甫只好充当了候死队的排头兵。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６日凌晨１时１１分，里宾特洛甫迈着晃晃悠悠的脚步第一个被送上绞刑架。随后，罗森堡、凯特尔，施特莱歇尔、约德尔、约克尔、弗兰克、弗立克卡尔滕龙纳、赛斯——英夸特也依次走上绞刑架。 
　　到２时许，十一名死囚全部结束了罪恶的生命。绞死者的尸体与戈林的尸体一起被送去火化，骨灰随风飘扬。 
　　纽伦堡审判就这样结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国际组织给予侵略战争的密谋者、组织者、执行者以公开的、公正的处分，在全世界为五千万惨遭屠戮的无辜人民，为满目疮痍的受害国家伸张了正义。这是世界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对法西斯主义的残渣余孽又一次火力强猛的打击。经此打击，法西斯主义及其追随者们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架上，作为遗臭万年的角色而永远作为反面教材昭示历史，昭示后人。 
　　几个月后，在日本东京，另一场惩处法西斯罪行的审判也拉开了帷幕。 
　　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注】
　　豆豆网VIP作品，所有作品均已完结。将不定期进行免费连载（部分情节刪除）。
　　需完整完结请点这里咨询客服>>>
中国平安股票走势预测和K线图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