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地铁车站不远的一个拐角处，一个老妇人在卖紫罗兰。她脸对着太阳，很有耐心地坐在一张帆布小凳上。我从她那里买了一束花，多给了她不少钱，没拿找头就离开了。我用戴在身上的胸外把花别在了外衣的前领上。不到晚上这些花就会枯死的，但我不在乎，它们至少现在是湿润的，鲜艳的，散发着甜甜的香味。它使我想起了斜坡上的那片林子，还有那条流经斜坡和花园的小溪，它两侧的堤岸幽深凉爽。
　　我又走在下午炎热、耀眼的大街上，但我直想跳，想跑，想不停地打转，拦下过路的行人告诉他们我的快乐，让他们和我一起跳。
　　“还有什么事让你焦虑的？”他问我。他的声音此刻又在我的耳边响起，很友好，很随意，也很实在。“除了还没有怀孕这一点，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不，”我说。“丝毫没有。”
　　因为确实没有什么让人焦虑的，有吗，确实没有吗？花圈带来的烦恼，低低的耳语声，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当那天晚上迈克西姆递给我弗兰克写来的关于科贝特林苑的那封信时，我就把那些微不足道的小插曲，那些我过于当真的幻觉从脑子里打发走了，我似乎看着它们从船舷旁掉进了黑沉沉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沉入了海底，从此以后再也不曾想起过。
　　“没有忧虑。”
　　“你饮食好吗——睡得怎么样——生活中的乐趣多不多——诸如此类的？”
　　“哦，是的。”我告诉了他科贝特林苑，还有花园，以及它们给我带来的快乐。他显得很高兴，点点头作了些笔记。我觉得他在称许我，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好像只要他觉得满意，他就会作出充满希望的判决，好像他的赞许能对我产生奇迹般的影响似的。
　　我很紧张，倒不是由于检查或那些提问——我对这种事情一直是很坦然的，我有一个非常开明的母亲——我紧张是因为这件事对我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我的命运好像被一根纤巧的细绳悬荡在这间暗淡、宁静的房间里，房间的天花板上已经长出了霉斑，窗户上挂着长长的窗帘，房间里还有一张煞有介事的办公桌。他一点也不心急，不时地思考着我说的话或作些笔记，这个时候房间里就寂静无声。
　　当我沿着宽敞的人行道经过装饰华丽的博物馆和布朗普顿奥拉托利会时，我一遍遍地回想着刚才的情形，像是看电影里一幕幕重放的画面，再多我也不会觉得厌倦，我要确确实实地让它留在我的记忆里。我知道自己是在街上，但我视而不见地听任自己去回想。
　　他靠在椅子背上，指尖抵着指尖。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很整洁，指甲也修剪得干干净净的，这是一双漂亮、招人喜欢的手。“当然，”他对我说，“什么事情都不能绝对肯定，这你也明白。那是人体内最精密、最敏感的组织结构——我常在想，它是不是也像其它器官一样，有时纯粹是运气在起作用。但你必须记住一点：自然力在庇护着你，那是一种十分强大的力量。她庇护着人类的生命——她要你有孩子——这是她所关注的。她要所有的人都能繁衍后代——这是她存在的理由。”
　　我想也许他以前也这么说过——也许他几乎每天都在这么说。然而我还是一字一句地听着，像是在静听神圣的判决，并且相信它是绝无谬误的。
　　“我想明白无误地告诉你：我发现你一切都很正常——真的，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在其它方面都不存在怀不上一个孩子的理由，或许还能怀上好多个呢。当然，有些事情光凭这样一次随访还无法确定，如果过了一段时间事情仍不顺利的话，我可以给你作进一步的诊断；但我觉得根本没有这个必要。我要你除了乐观还是乐观，别为它发愁就行了。香来你现在很幸福，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一切都会走上正轨的——用不了多久你会再来找我，到那个时候我就能证实你的好消息了，我敢肯定。”
　　我也这么想，真的，就是这么想的。他是那么的确信无疑，这一定是事实。
　　我突然感到又热又累，口也渴了起来。我走得太快了。我拦下一辆出租车，要它送我去皮卡迪利大街附近的一条大街，我知道那儿有一家清静的旅馆可以吃午茶的。我坐在汽车后排的座位上，闻着紫罗兰幽幽的清香。这香味将永远和今天这个日子连在一起，和这份自信和新的开端连在一起。
　　在大街的尽头，一辆装啤酒的货车把路堵住了，司机只好停了下来。这儿离那家旅馆没有几步路。现在正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人行道被烈日烤得滚烫滚烫，柏油碎石路面有好几处都被晒化了，黏乎乎的，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我本来还想多走一段路，去皮卡迪利街的商店逛逛，要不去特拉法尔加广场的喷水池坐一会儿，但现在我只想能马上坐下来，要杯茶，然后去火车站，回家。我渴望看到披着最后一道晚霞的花园，闻到玫瑰的芳香，手浸在清凉的水池里和迈克西姆坐着聊天。
　　我绕过那辆货车，搬运啤酒桶的男人给我让了路，他们一边欢快地俯喝着一边把一只只巨大的箍着铁环的酒桶从木板上滚进人行道下面黑乎乎的地窖里。这时，我听见了另一个声音，一种异样的喊叫声。
　　路边有一只电话亭，里面的人背靠在门上，所以门是隙开着的。他的一只手提箱也抵在门上，大半截露在门外。箱子的中间包着一张软不啦叽、又旧又脏的卡纸板，用一根磨损的棕色皮带捆着，里面的东西都露了出来：几件脏衣服，一些看上去像是发黄的报纸一样的东西。
　　那人攥着电话在声嘶力竭地叫喊，还不停地挥舞着听筒，让我觉得他手里握的是一件武器。他语无伦次，指语连篇，我不禁暗忖他会不会是个疯子，如今在伦敦的街头到处能见到战争遗留下来的流浪汉，这些人行为古怪，生活在他们自己那个可怕、封闭的世界里。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生怕他会从电话亭里冲出来撞到我。但我仍禁不住看了他一眼。他身穿一件雨衣，又长又乱的头发盖在后颈上，下面穿一条破旧的棕色裤子。
　　他没有从电话亭里退出来，但就在我经过隙开的门时，他转身盯着我看。他充满野性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我认识这双眼睛。
　　我跑了起来，只想在他认出我、跟上我之前远远地避开他。但一天走下来，那双鞋子突然变得又硬又不舒服，开始在挤痛我的脚。我跌跌撞撞地跑进旅馆，惊恐地推开旋转大门，来到了门厅里。
　　这时我觉得安全了，门厅里井然有序，在淡淡的灯光下显得十分宁挣。台前小姐抬头冲我笑了笑。
　　“下午好，夫人。”
　　我不由得松了口气，走上前说我想要杯茶。
　　“好的——服务员会领你去蓝厅的，那里既凉快又安静，你一定会感到很舒适。”
　　“谢谢，哦——我可以用一下电话吗——我把东西放在刚才来的地方了。”上午，我突来灵感地买了一条丝绸巾，准备送给邦蒂·伯特利。问到了诊所后却发现忘在商店的柜台上了——它没有和我其它的东西放在一块。
　　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商店的有关部门，并讲明了我的情况。丝绸巾最后终于找到了，我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告诉了对方，好让他们把东西寄给我；同时又为耽搁了时间而有点懊丧——我想见邦蒂，我对她充满了深情，因为我可以跟她谈心里话，可以信赖她；是她那么及时地为我找到了大夫。“能否麻烦你们今天就寄出——那是一件礼物，我不想让它耽搁了，”我在电话里说，接着又很慢地把地址重复了一遍。但她让我放心，说这事不会耽误的，商店马上派一个职员包装好寄出，我明天早上就能收到。
　　“谢谢，”我说。“太感谢了。”我搁下电话，转身看见了杰克·费弗尔，那个拎手提箱的男人；他就站在电话亭旁，所以我一走出电话亭就无路可逃了，无法再避开他。
　　我最先认出的是他的眼睛，我第一次看见它是那天下午在曼陀丽庄园的起居室里，但现在我面前却是一双疯癫、狂乱的眼睛，泛黄的眼白布满了血丝，眼神迷离恍惚，令人不寒而栗。我禁不住朝它望去——是他迫使我那么做的，他站得离我很近，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嘿，”他开口了。“嘿嘿——德温特夫人，”语调里带着几分讥讽，但还有别的，那是一种得意的口吻。“在这儿撞见你太令人感到奇怪了。”
　　“是吗？”我紧张得连声音都变了。“是的，是很奇怪。”
　　我打算从他身边走过去，回到人来人往的门厅里。但他没让我这么做。他身穿一件长雨衣，拎着手提箱，笨重的躯体仍挡在我的面前。我觉得他在把我往后逼，使我陷入绝境。我害怕极了。
　　“挺奇怪的——刚才你经过那儿时，我看了你一眼，嗯？你也认出了我；我当时一愣：上帝啊，那不是小女人吗——从未想过会有这份运气。”
　　“运气？”
　　“哦没错。”他瞪视着我，嘴巴半张着，我能看见他那副变得愈加不可收拾的牙齿。他的脸向里凹陷，颊颚处堆满了皱纹，长胡子地方的皮肉很松弛，泛着青光。他以前很帅，招摇得很——尽管从未吸引过我；但如今他变了，变得令人厌恶，人也老了不少，浑身上下脏兮兮的；和一个疯子差不多。我很不情愿地又看了看他的眼睛，突然冒出了这样的念头；在电话亭里他没有跟谁在说话，他只是对着空听筒在叫喊，在满足他的某件偏执狂的幻想癖。
　　“对不起，”我看见他还没有挪动身子，有点急了。“我有事要找旅馆接待处的服务员。”
　　他迟疑了一下，然后稍稍倒了一下身子，但等我一走过去，他马上跟在了我的身后。当我来到服务台时，他也紧跟着来到了我的身边。
　　“事情都办妥了，夫人？”
　　“是的，谢谢，都办妥了。”
　　“现在该喝茶了吧，服务员会领你去大厅的。”
　　“喝茶！”费弗尔说，“我说这主意不错——我可以来一盘像样的烤面包，再来几块三明治——是的，我陪你喝茶，我们有许多事要谈。”
　　“实际上，”我伸手取过手提包说，“我想时间来不及了，我想叫一辆出租车去火车站——迈克西姆在等我。”
　　“不。”他拎起那只破烂的箱子说。“我想这么做。你一定也很想喝茶的，难道你不想听听一个多年没见的朋友的近况？”
　　“如果你想知道实情的话，我没有这份兴趣！”
　　“哈。”他在通往大厅的过道里停住了脚步。“实情。是啊，我们都还记得一两件实情的，是不是？”
　　我感到脸上一阵发热。
　　“我想你会去的，”他说，“是吗？”他径直走了过去，来到大厅一角的几张椅子旁。那里坐着几对神情木讷的老夫老妻，还有几个进来避暑的女士；他们前面的桌子上放着银制的茶壶和茶杯，以及装有司康①的白瓷盘。和他在一起我觉得是莫大的羞耻。人们抬头在看我们，然后又匆匆地移开了目光。我真想转身飞快地逃出旅馆，跑到大街上。但他拽着我的肘部，侍者也走了过来为我放好了椅子，我没有其它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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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司康（scone），一种源出英国、用大麦或燕麦面粉加苏打、糖、盐等烤制而成的西式茶点。
　　“茶，”我说。“中国茶——”
　　“配三明治和蛋糕，夫人？”
　　“我——我不想——”
　　“哦，对，多来点，”费弗尔说，然后恶声恶气、令人窘迫地大笑起来，我觉得人们的眼光又如这边扫过来。“要整套的——松饼、司康——我不要茶，来一杯威士忌加苏打，你可以先上酒。”
　　“对不起，先生，这个时候是不供应酒的。”
　　“不供应？见鬼，这叫什么服务，这么热的天？”
　　“非常抱歉，先生。”
　　“嗯——你不能——那个？”他朝侍者眨眨眼睛，做了个手势，使劲地搓着手掌。我羞愧、难堪得真想找个洞钻钻，要是在从前我早就这么做了。但我现在成熟多了，知道该怎么去应付各种局面，而且我没有忘记我现在的生活：我很幸福，一切都充满了希望，杰克·费弗尔更不能伤害我。
　　“谢谢，”我镇静地对侍者说。“就茶好了，再来一点吃的。”
　　“我说，你不能不给人一点机会吧，我一天没吃东西了。”
　　“那就来点三明治，一份就行了。”我想笑得妩媚些，使侍者改变他的看法，但我没有成功。他绷着脸，竭力掩饰着厌恶和不满的情绪。我并不责怪他。费弗尔简直像个乞丐，那条裤子又旧又不合身，皮鞋的包头部分已经磨破了，鞋尖开了口子；他衣服的领子油腻腻的，头发又乱又脏。我害怕地想，也许他真的是流浪街头，或住在某个肮脏不堪、临时性的招待所里，他唯一的财产就是那只卡纸板的手提箱。
　　“是的，”他说，他眼睛里冒着火和青光，狂怒地盯视着我。“仔细瞧瞧。当你和迈克西姆在国外逍遥自在的时候，我们中的一些人却遇上了倒楣的日子。他要补偿我们的东西太多了，你可以告诉他这是我说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
　　“哦你懂的，别用那种天真幼稚的眼光看我。”
　　“你怎么敢如此无礼——？我们到底怎么得罪你了？”
　　“你们？唔，我得承认你并没有得罪——那个时候你还没来呢，甚至还不认识他，是吗？你可以觉得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当然啦，你很聪明，又有心计——绝不是那种拘谨古板的女人，也不会像你装出的那样永远天真无邪下去。你还是发现了事情的真相；他告诉你了，是不是？于是你也成了有罪的一员，成了帮凶。”他提高了嗓门。
　　“费弗尔先生——”
　　“在过去的十年里——自从那场该死的战争结束以来，我花去了所有的时间想把这次弄个水落石出。没有欢乐，没有机遇，什么也没有。直到今天，真是机遇，我所有的努力终于得到了补偿。”
　　“轻点声行吗——别人都在看呢。”
　　“哼，我可不在乎，别管他们。”他身子凑了过来，腿叉开着，手撑在膝盖上：那是一双肿鼓鼓的手，关节处隆起着一条条细痕，指甲污秽不堪。
　　“有烟吗？”
　　“没有，我不抽烟。”
　　“哈，当然不抽啦。我记起来了，你任何事都不沾边的。没关系。”他在椅子上转了个身，目光在大厅里扫来扫去。“我敢肯定能从哪个老家伙那里讨到一支的——我可是身无分文。”
　　“请别这样，请——我说，”我打开了自己的包，“去买几包——钱花我的——别去向别人要。”
　　他咧开嘴笑了，松弛、淡红色的口腔里又一次露出了污迹斑斑、参差不齐的牙齿。他伸手拿了张一英镑票面的钞票。
　　“谢了，”他漫不经心地说，然后起身准备离去，但又收住了脚步望着我。
　　“别走开，”他说，“我们还有事要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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