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不能揭示其中明显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对这一实验室境况的某种人为简化，在完全不同并且遥远的社会实践领域中发现强烈的相似之处甚至相应关系的话，所有这些将不过是围绕着一个非常专门（或“高雅”）领域的冗长的题外话。我们现在在第三世界60年代的革命实践和理论这类完全不同的现实中看到的正是对一种共有历时节奏或“遗传密码”的复制。
　　从一开始，古巴革命就申明自己的独创性，声称它完全不同于传统形式的革命实践，是一种全新的革命理论。实际上，与切·格瓦拉密切相关并在里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g）那本极有影响的小册子《革命内部的革命？》中得以系统地理论化的“游击中心”理论就声称自己（如书名所说的那样）既反对那种更传统的列宁主义政党实践观，又不赞成中国革命第一步主要是夺取政权的经验（后来这被命名为“毛主义”，而中国自己“革命内部的革命”，或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直到古巴策略的命运被决定以后，才为外边的世界所瞩目）。
　　德布雷的书告诉我们，这种以游击队的移动性据点或革命的“休息厅”为中心的“游击中心”策略，还可被视为第三项，既不同于阶级斗争的传统模式（本质上乃“城市”无产者起来反抗当权的资产阶级），也不同于中国农村的农民群众运动的经验（而且与法农那种争取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互相认可的斗争理论也极少相似之处）。“游击中心”或游击行动，在概念上既不“在”也不是“关于”乡村和城市：当然从地理上说，它是以乡村为阵地，但却不像延安那样是片永久性的“解放区”，不论蒋介石军队还是日本占领军都鞭长莫及。它实际上并非位于农耕地带，而是在梅斯特拉群岭的荒野这种第三项或无名地，既非城市又非乡村，而是游击队在其中不断迁徙移动的全新环境。
　　古巴策略与其空间对应物的奇特构思对革命运动中的阶级因素的理论说明方式有直接影响。既非城市也非乡村：令人费解的是，由于同样原因，游击队本身也被理解为既非工人也非农民（更不是知识阶层），而是某种全新的东西：革命前的阶级社会当然对此并无任何（现成的）范畴来描述：他们是一些新的革命主体，是在与农民、工人、知识分子这些社会材料毫不相关的游击斗争中铸成的，现在却基本上超越于这些阶级范畴之上（正像这一古巴理论阶段大张旗鼓地声称要超越基于阶级范畴的旧革命观念一样，不管是托洛茨基工人主义也好，还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及农民意识，或者是列宁的知识分子先锋队思想）。
　　德布雷的书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些游击“中心”——其运动性使其不再局限于静态的地理观——本身就是那个即将到来的改造过的革命社会的一个比喻形象。它的革命战士并非仅仅是些“士兵”，除其特定的角色和功能之外，还需要“添加”革命工作分工中像政治委员和先锋队式的政党等辅助角色。这两种角色在这里都被排除。相反，那些革命前的分工和范畴都弃而不用。这样一种新出现的革命“空间”观念——处于“真实”的政治、社会和地理概念上的乡村、城市及历史社会阶级（所构成的）世界之外，但同时又作为一个比喻或小比例尺的形象，以及对现实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一种预示——可被称为一种实际上的乌托邦空间，一个黑格尔所说的“倒置的世界”，一个自律性的革命领域，其中那个作为背景的现实世界被扳正并改造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尽管有各种实际用处，这一强大的模式甚至在切·格瓦拉1967年悲壮地牺牲在玻利维亚之前，就随着1966年秘鲁和委内瑞拉游击战争的失败而耗尽了活力。很偶然的是，这次失败将伴随第一世界左派人士中的某种革命“力比多”和革命痴情的衰退，而回到了（带有毛泽东思想色彩的）“自身境况”，即美国的反战运动和1968年的五月革命。而在拉美，那种有效地取代“游击中心”论的是由乌拉圭的图帕马洛斯（Tupamares）发起的所谓的“城市游击战争”，可见，当时旧游击中心乌托邦空间的崩溃，以及政治以一种不同形式的政治实践方式重新回到世界这点——这次是力图强调国家政权本身的特点，而不是像传统革命运动那样为最终与（现政权）对抗而发展——在这里将被解释为某种与上文描述的符号最后阶段具有结构一致性。
　　但这里必须作些限定说明。首先，这种新型的政治活动显然将获得某种类似于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那样的悲剧意义和影响力；后者现在的影响力正是1967年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及西岸地区的结果，它将成为60年代后期革命实践的一个最主要的世界性象征。同样明显的是，这个拼死抗争又不断受难的民族所进行的斗争不应为世界别处那些采取同样策略的极端分子负责。极端分子的普遍结果（不管在拉美、美国的“反谍计划”，还是新近在德国和意大利），只能使国家政权这一（阶级）压迫机构日益合法化。
　　在左翼战士们（主要是那些急于通过自愿行动强行创造一种革命局面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状况所做的错误评价与国家对这类挑衅行为的主动利用之间的客观一致性表明，我们通称为“恐怖主义”的东面必须经过复杂而严格的辩证分析。一位洁身自好的左翼战士远离这类策略的行为诚然明智（而且马克思主义者们早在19世纪就确立了这一古老的反恐怖主义传统），我们还应记住“恐怖主义”作为一个“概念”，也是右翼分子的一种意识形态素（ideologene），因此必须予以抵制。随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灾难片的泛滥，大众文化本身表明“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者”的形象——是一个无历史的社会对剧烈社会变革的主要想像方式；同时，现代惊险小说和探险故事的内容还表明，恐怖主义身上的“恐怖主义者形象”已开始代替刑事犯罪中的“疯狂”行为这一旧形象来作为构筑情节时的一种未经检验而看似“自然”的动力——也标志着这一伪概念的意识形态实质。如此理解，“恐怖主义”便成为一种集体情结，是美国政治无意识的一种症候式幻想，这本身就需要进行解码和分析。
　　至于事情本身，尽管有种种实用目的，但当1973年智利政变及几乎所有拉美国家沦为不同形式的军事独裁政体时，就已宣告终结。后来这类政治运动在德国和意大利的重新出现肯定至少要归根于这两国的法西斯过去，归根于战后历史清算的失败，以及6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批青年人和知识分子对此的强烈道德反感。7重返“最终决定性实例”
　　前一章中的两破“断裂”——一次大致在1967年左右，另一次则靠近1973年——现在将作为一个框架，来帮助我们对整个60年代的分期作一大致假设。从第二次断裂开始，在1972－1974年这一大致时间段内的其他一系列似无关联的事件已表明这一阶段不仅在相对特殊的第三世界或拉美激进政治层面上具决定意义，更标志着既年代在全球意义上的正式终结。譬如在第一世界，美国停止征兵并从越南撤军（1973年）意味着反战运动这种群众政治的结束（新左派本身的危机——这可大致认1969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解体算起——似乎与我们提到的另一次断裂相关，这在下文另有论述）。而在法国，共产党和新社会主义党签署的“共同纲领”（以及当时与“欧洲共产主义”有关的各种口号的走俏）似乎标志着对1968年的五月革命及随后的这类政治行动的一种策略性反拨。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随着“赎罪日战争”的结束，石油武器出现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以及日常生活习惯开始实行另一种打击。与此同时，在更宽泛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上，那些与官方过往甚密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美国）也开始从他们在过去的十年中所受的惊吓和自卫姿态中回过神来，并重新开始对60年代文化和政治（甚至在60年代还没结束对）进行一系列大肆攻击。列昂纳尔·屈瑞林的《诚实与真实》（1972）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文章之一。在文中，他以一种阿诺德姿态来号召大家奋力逆转幼年代那种反文化的“野蛮主义”（当然，随后他从“自恋主义文化”角度来分析诊断60年代关于“真实性”的某些概念的文章同样影响很大）。同时，在1973年？月，某些代表各种具体形式的政治经济权力的“知识分子”却与众不同，开始反思越战的失败，以便从美国及第一世界的利益出发来提出新的全球战略。他们建立的“三边委员会”至少将象征性地成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我们所说的“统治阶级”重新得势。同时广为流行的一个新术语“多国公司”则是另一种症候；正如《全球通》的作者所提醒我们的，这一概念表明私有企业已意识到必须在公众眼里成为醒目的“历史主体”及世界舞台上看得见的一员——试想一下“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在智利扮演的角色——其时美国政府由于插手越南而被严重烧伤了手指，一般是不情愿再冒这类风险了。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60年代的明确终结点似乎应该放在1972—1974年这个大致时间段内。但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忽略了进行分期或“加标点”的一个决定因素，而这一新材料将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层面”和“实例”这两个概念上来；意味深长的是，它们在我们讨论经济时一直缺席。因为1973—1974年间正好经济危机袭击世界，其冲击力一直影响到今天，并且给整个战后阶段尤其60年代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划上一个决定性的句号。当我们在这上面再加上另一主要的经济标记——1966年德国的经济衰退及一年后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同样命运——我们也许将能更好地、更正规地用概念来把1967－1968年左右已经开始在哲学、文化、政治等层面上（如在上文中所分析或“叙述”的那样）显现的这第二次断裂的意义明确化。
　　由于经济“层面”本身确认了来自60年代其他社会生活层面和实例抽样的这种分期式阅读，我们便可以更好地回答本文开始时提出的两个理论问题了。第一个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效性是否适应于现阶段，尤其当活跃的政治范畴似乎不再与社会阶级有关，而传统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似乎总体上已陷入“危机”时。第二个则涉及某种“统一的场理论”问题，从这个角度看，那些诸如第三世界农民运动及第一世界大众文化（或实际上更抽象些的如一般哲学、文化这种思想和上层建筑层面，以及群众性抵抗运动和政治实践层面）这些遥远的现实也许能以某种条理的方式在概念上联系起来。
　　恩斯特·曼德尔在其《晚期资本主义》一书所做的开拓性综合将为这两个问题同时提供一种假定性答案。这本书特别描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循环的一种复杂体系，而其最为人熟知的那个由经济繁荣、生产过剩、经济衰退及复苏构成的7－10年周期已足以解释上文提到的60年代的中期断裂。
　　但曼德尔对1974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叙述来自（经济危机是一个）三十到五十年不等的更大周期这一更具争议性的观点。由于这一周期超越了个人的生理节奏和限度，显然人们更难以亲身经历或现象学式地理解它们。这种“孔德拉梯耶夫波浪”（以提出这一假说的苏联经济学家命名），在曼德尔看来，从18世纪迄今已历四个轮回，具体特征是生产技术的量子式飞跃带来了总体利润率的决定性提高，直到新生产过程的优势被充分发挥并耗尽，这一循环才归于结束。最新一次“孔德拉梯耶夫波浪”式循环是以计算机技术、核技术以及农业的机械化（尤其在食品及原材料生产方面）为标志的：曼德尔是从1940年的北美、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则从战后算起。他还认为，随着1973－1974年间的世界性经济衰退，这最近一次长波的动力业已告罄。而在我们目前的讨论中，这才是最关键的一点。
　　然而，这一假说的扭力不仅在于它对确认我们的分期方案具有一种理论用途，还在于它对这最新一次资本主义扩张浪潮所作的切实分析，以及曼德尔对整个发展系列所作的一种真正马克思式的阐释。人们一般认为这种发展表明了马克思理论中的“古典”资本主义已届末日，因此需要这种或那种话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变革理论（譬如消费社会理论及后工业社会理论之类）。
　　我们已经描述了新殖民主义是如何以彻底的新技术为其（理论）特征（农业中所谓的绿色革命：新机械，新耕作方法，新型化学肥料及植物杂交等方面基因工程实验），而资本主义正是以此来改变它与殖民地间的关系：从旧式的帝国主义控制到（现今的）市场渗透，摧毁了古老的乡村社区，从而产生出一个完整的新劳工备用库和流氓无产者阶层。这些新型社会力量的战斗性既是农民从他们古老自给自足的乡村中获得“解放”的结果，又通常源自某一特定第三世界国家的那些更稳定但更闭塞的地区开展的自卫运动：他们已正确认识到这种比原先殖民军队更彻底的渗透和殖民方式，从而奋起反抗。
　　现在正是在“机械化”进程这方面，曼德尔将把60年代新殖民主义者对第三世界的改造和第一世界中出现的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诸如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媒体社会之类的称呼联系起来：
　　晚期资本主义并非代表了一个后工业社会，而是历史上第一次构成一种“广义的普遍工业化”。机械化，标准化，劳动力的过度专门化和分工化，这些过去只是决定了实际工业中的商品制造领域，现在却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所有部门。晚期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就是农业一步步被工业化，流通领域（诸如信用卡之类）就像生产领域一样；娱乐休闲行业如同工作组织一样，都被工业化了。
　　在最后一句中，曼德尔提到了他在别处称之为上层建筑的机械化这一点，也即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文化工业渗透文化本身；媒体就是此文化工业的一部分。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概括他的描述：从总体上说（尤其是60年代）晚期资本主义构成的是这样一个进程：其中前资本主义最后所残存的内、外地带——即先进世界的内部、外部那些没有商品化的或传统空间的最后遗迹——现在最终也被侵占和殖民化了。晚期资本主义因此可被描述为一个在古典资本主义中仍幸存的那些自然痕迹，即第三世界和无意识域最终被消灭的阶段。于是，60年代便成了重要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全球范围的体制重构。
　　有了这样一种叙述，我们关于60年代的“统一场理论”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发现在第一、第二世界，在全球经济、意识及文化领域，都是单一进程在起作用，或更准确地说，是一个“解放”和“控制”极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辩证”进程。我们现在可以最后完整地描绘一下这一阶段的特征了。
　　最简单也是最具普遍性的表述无疑仍是大家的一种共同感受，即60年代有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这个阶段是一个普遍解放、全球能量释放的时期。在这方面，毛泽东的形象对（理解）这一进程是最有启发意义的：“我们的民族像一个原子，……当这原子的核被击碎时，（积聚的）热能将释放出惊人的力量！”这一形象唤起了一种真正的平民民主从旧的封建乡村结构的废墟上，从这些结构特征在文化革命中的有益性解体中崛起。但裂变的效果，分子能量的释放，“物质性能指”的解放会是一幅确实可怕的景象；而现在我们知道，毛泽东自己也曾在他自己发动的这一进程的终极后果前退缩了：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时刻，正当“上海公社”建立时，他便下令中止摧毁党委机构这类行动，从而有效地逆转了这场集体试验的总方向（现在看后果更加明显），西方也是如此。60年代的巨大爆炸效果导致了世界经济危机时期社会秩序的强有力恢复和各类政权机构压迫性力量的复兴。
　　但现在所要面对、遏制和控制的是些新的（社会）力量，旧的方法对它记不再起必然作用。我们已把60年代描述成一个全球规模的资本主义的扩展，同时带来社会能量的巨大解放，带来未经理论化的新力量大量释放的阶段：其中有黑人及“少数族裔”构成的种族力量，或者普遍的第三世界（解放）运动，有地区主义、学生、妇女运动中一批新的具有“剩余价值意识”的斗士，以及其他形式的斗争力量。这些新被释放出的力量似乎不应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二分模式，而且似乎提供了一个自由和唯意志的可能性之域，它能超越经济结构这一古典制约因素。但这种意义上的自由和可能性——相对于整个60年代来说，它仅是瞬间的客观现实和（从80年代的高度来看）历史幻象——也许最好从资本主义制度由一种基础结构向另一种的转换所促成的上层建筑运动和游戏这方面来解释。60年代在这种意义上便是在以一种通货膨胀的规模发行着上层建筑的信用票据，是对黄金这一指涉标准的普遍放弃，是对不断贬值的能指的大量印制。随着60年代的结束，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来临，所有那些旧的基础结构帐单就慢慢地又一次到期了。而肥年代的特征将是努力通过阶级斗争的延伸形式来使那些曾赋予60年代以无穷活力的解放力量成为无产者，换言之，（新型阶级斗争）将延伸至世界的边远角落及各地方结构的最细微形态（譬如各个高等院校）。这里的统一性力量就是今后的全球性资本主义这一新使命，人们甚至期望它会把那些抗拒这一进程的不平衡的、分散的局部性力量也一体化。最终这也是对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以及对其阶级分析形式与60年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新政会现实不相适应这一事实的解决办法：如果“传统”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新的历史主体仅增的阶段不再“正确”，那么当由剥削、榨取剩余价值、强迫变成无产者以及阶级斗争抵抗形式构成的这些黯淡现实，全都在一个新扩展的世界规模上慢慢重获自己的存在时——目前它们似乎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传统”马克思主义一定会重新成为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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